煙鬥狼
老煙記事
【探親假結束了。2月27日上午，我登上了回揚州的長途車。雖然我沒什麽行李，大哥還是堅持送我去車站，手裏拎著幾包“采芝齋”買來的點心。我從16日出發，到今天不過走了11天，卻好像走了半輩子的路。8年來，我一直把參軍當成生命中的分水嶺。在我的視覺記憶中，1949年6月8日之前的歲月總是黑白的，之後的歲月才是彩色的。然而這次故鄉之行，卻讓我找回了過去的色彩，讓我明白那段生命不能被埋葬——無論它多麽不見容於“新社會”。既然怎樣改造都做不到通體純淨，那就讓我就帶著肮髒走向未來吧！
回到速中已是下午6點，馬上去幹部處銷假。從辦公樓出來後，才發現校園裏安靜了許多。通往宿舍的路邊立著個宣傳欄，往常總會有一小群人圍在那裏觀看，如今隻見到一隻麻雀在地上啄食。真是不可思議！過年前打死那麽多麻雀，怎麽這麽快又來了？不過現在誰也不會再對它感興趣。速中已經走了不少人，大都是就地轉業的幸運兒。如果我沒在“反右”當中衝鋒陷陣，現在多半已經成了王家的上門女婿。命運弄人，就這麽個弄法。
其後兩天，無所事事，每日上午到辦公樓集中兩個小時，由蔡處長組織學習文件。中央軍委已經發出《動員十萬轉業官兵參加生產建設》的命令，劍指北大荒。報紙上也連篇累牘地刊登宣傳文章，把氣氛搞得熱火朝天。不過對我們這些已經煮熟的青蛙來說，實在沒必要再加一把火。蔡處長此舉，無非是防止眾人變得過於散漫——似乎離了政治學習，大家身上的小資產階級劣根性就要發作。對他自己而言，則是站好最後一班崗。由於“反右”成績突出，蔡處長即將上調軍宣傳部任副主任。
學習完畢，其餘時間倒是歸自己支配。多數人選擇出遊，在赴北國之前最後領略一下揚州的細膩溫柔。但我剛逛了一圈回來，不想再動彈。王露婷已到上海上學，王家自然也沒有必要再去。我一個人呆在宿舍裏，仿佛又回到了大哥的高家洋房，空氣中彌漫著一種令人倦怠的靜謐。行李已經拉走托運，同屋的老劉眼下正坐在民政局的辦公室裏上班。他比我大十來歲，解放前在江蘇的一所縣城中學教曆史。此人頗通世故，見誰都笑嗬嗬的，但也不跟誰走得特別近。他雖與我同住半年，卻從不摻和我出的各種風頭，因此終於修成正果。由於氣味不相投，我平常在宿舍很少跟他談論文學政治。現在回想起來，這個朝夕相處的室友在我腦中竟沒留下什麽印象。
琢磨來琢磨去，隻能靠寫信來打發時間。先給母親兄姐寫，其實他們都知道我即將北上。寫這些信並沒有什麽實質意義，更像是給自己舉行一個告別儀式，如同當年參軍報平安一樣。畢竟我就要離開部隊了，離開這個8年來讓我當成“家”的組織。在幾個人當中，唯有給二哥的信讓我頗費躊躇，因為從大哥那裏得知，這回他也受到衝擊，並且比我還慘，戴上了正式右派的帽子。
在我們六個兄弟姐妹當中，二哥是學習最好，也最不善機變的一個。母親本想讓他讀完大學去做個工程師，沒想到他卻步我的後塵參了軍。二哥曾經跟我說，他其實很早就在政治上要求進步。抗戰開始那會兒我還不懂事，他已經小學六年級了，跟著景天、景瀾在鄰縣讀書，關係親密。兩位堂兄都痛恨日本人，景瀾曾經幫他畫畫，是打日本鬼子的。景瀾得肺結核死後，景天便去西安報考軍校，走了一個多月才到。他學的是炮兵，抗戰勝利時已官至少校。
景天在部隊一直與二哥保持通信往來，他是二哥心中的偶像，威信遠遠勝過大哥。景天希望二哥將來學有所成，也能像他一樣報效黨國，但在後方的二哥卻對國民黨越來越憎惡。我家雖然算得上是個小地主，仍然免不了貪官汙吏的盤剝。有一次母親派二哥送一批桐油去昌化，進城門卻被要求交稅。二哥知道於潛到昌化是不用交稅的，就和稅官評理，竟被打一大嘴巴，貨物全部沒收。正在緊要關頭，二哥遠遠看見林樹藝騎著匹馬過來，趕緊喊“林伯伯”，方才免去一場災厄。
我家那片山林，是大哥出生時母親雇人植種的，一個銅板一棵樹苗。母親本想靠這些樹木供孩子念大學，不料內戰開始以後，國軍為了阻止共軍進攻，把山林全部砍伐下來做柵欄路障，致使二十多年的辛勞毀於一旦。那時二哥放假在家，母親帶著他跑了很多地方想把木材索回，結果政府給了一張獎狀了事。想起文樹清因為偷了二十幾根木頭就坐了一夜的牢，二哥真覺得對不起人家，同時愈發痛恨這個黑暗的社會。
內戰期間，景天升為團長，率部與山東的共軍作戰。二哥在廈門大學參加學生運動，寫信勸他不要跟共產黨打，他反倒回信做二哥的工作，說黨國已到生死存亡的關頭，每個學生都要以大局為重，盡匹夫之責。二哥那時便知道，自己和這個堂兄走不到一起了。
1950年夏，二哥從廈大畢業後，被招入上海防空軍通訊處，由於工作突出，半年後便升任電台負責人。那時於潛搞土改，母親自感危險，從杭州跑到上海來避風頭，住在一位安徽茶商家中。有一天，她突然叫二哥過去，對他說：“昨天我見到黃老板，知道你打算從他那裏訂10台發報機。以後這樣的生意多給他做，他可以讓你拿傭金。”黃老板是九叔介紹給大哥認識的，大哥後來又介紹給了二哥。黃老板開著一家電器行，品種挺齊全，二哥有時會從他那裏訂貨。但是二哥沒想到母親的手會伸得這麽長，居然代他向黃老板索要傭金。
二哥回到單位，立即向組織做了匯報。不久，黨支書戴某發展他入了團。發報機試驗後，效果不佳。二哥的一名手下不知從何處探得消息，向上級舉報，說二哥通過母親拿了好處費，有意購入劣質發報機。組織上作了調查，並無此事。二哥雖僥幸過關，但深恨母親，跑去譴責了她一番。母親感到內疚，便搬回杭州大哥家去住。
不久，“惡霸地主”的帽子從於潛飛了過來，母親遭到逮捕。二哥隨即從機要單位調出，轉入北京高級防空學校任教。他本是搞科研的料，進了防校後如魚得水，沒過幾年便提拔為雷達係主任。二嫂那時也調入北京，在紡織部工作，於是兩人水到渠成地結了婚。
“反右”運動初期，二哥作為防校的代表，出席總政治部召開的高級知識分子座談會。他如實反映了係裏同事們的鳴放意見，並且說這些意見也包括自己的看法。運動快結束時，二哥便被定為右派，撤銷一切行政職務，級別由副營降為正排。眼下他也和我一樣打好行裝，準備離京到湖北地方農場接受勞動改造。領導告訴他這個處分是最輕的，要他好好改造，爭取早日摘帽。
二哥是母親為我從小樹立的學習樣板，但我從不認為我倆能有什麽共同點。沒想到解放後這幾年，我卻和他走過了相似的人生軌跡：參軍——任教——打成右派。不知母親知道後會作何感想？】
2014-9-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