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的庸貓從過“政”,被綁架去的。從1965年八月到1966年六月被迫下鄉搞四清,當了差九個多月的政治工具。
到村子時工作隊已經來了一段時間。他們是從工廠和公安局來的,是在別的地方搞過四清的老隊員,有經驗,也凶得很。當時推廣的是王某人的桃園經驗,走的是紮根串連的路線。和搞地下工作一樣,繞過生產隊的幹部,直接到老鄉中搞調查揭蓋子。我進村時紮根串連已完成了。誰能先揭蓋子呢?老實本分的農民是不行的。工作隊要找勇敢份子,那是一夥遊手好閑的二流子和以前見過世麵的人。我們生產隊的勇敢份子中有前土匪和前老鴇。
為了激起老鄉對新社會的無比熱愛,憶苦思甜大會是少不了的。盡管有工作隊員引導,老鄉還是轉彎抹角地說解放前能吃抱。有一次一位我們的依靠對象突然像“皇帝的新衣”中那孩子一樣喊出“58年可把人餓砸咧”,這下子憶苦思甜成了憶58年的苦和解放前的甜的大會了。工作隊員都經過那饑荒的年代,我們麵麵相覷無話可說。
政治就靠著大大小小的會。晚上我們沒事可做,但老鄉有自留地和喂豬等一大堆的活要做。要趕他們來開會,小年輕就派上用了。他們,主要是不到二十來的大姑娘,高高興興地從東躥到西地叫人開會。農村開會是七點開會八點到,九點聽報告。開會時就該睡覺了。一個生產隊的老少擠在一家的大炕上,說笑打鬧的、抽煙吐痰的、奶孩子把尿的,那叫個熱鬧。會上工作隊講的有多少人聽了我不感興趣,我想知道的是那房東會後怎麽收拾殘局。
有了揭發就要調查。一堆七八年前得分配賬冊和買賣的白條要落實。麵對一張印滿手印的58年分白薯的表格,有人說分到了有的說沒有。為一張多年前在集市上買白薯秧的白條去外調。沒一樣能鐵板釘釘。
下一步就是拍桌子瞪眼睛來詐了。庸貓嚴肅不起來的,一到這場合就想笑。公安局的小陳是拿手,桌子一拍眼一瞪還真唬人。早些年的左一個查賬右一個工作組,這些農村基層幹部早就爐火純青了。蒙不出什麽,後來就拿勇敢份子開刀了。記得最清楚的是一個是前土匪和一個解放前婆媳矛盾鬧得婆婆投水缸了的兒子。工作隊長想把和兩人送監獄。我是派去找那兒子和他老媽投水有牽連的旁證。十幾年前得家庭糾紛,哪查得清?就以莫須有的旁證上報了。文革開始,工作隊倉促撤出,不知那兩人後來怎麽了。
這些隻是大多政治運動慣用的手法,不過這次我看到全過程。
大概想培養我,大學畢業前才被拉入團的庸貓被任命為四清分團的團委書記。這難煞了從沒當過也不想當官的庸貓了。開過一次團委會,忘記了那時的庸貓怎麽下講台的。那些委員對我的評論一定和魏同學一樣“不知這貓在咕嚕些什麽”。好在這團委會開過成立會就沒第二次了。不過庸貓是達到了為官的最高境界“說下屬聽不懂的道理,給他們無限的發揮空間,和最後主控權還在我”。還好,庸從沒用過最後主控權。
庸貓這入團沒幾天的超齡團員給小青年上過團課。那時在學焦裕祿,庸貓還是挺佩服他的。拿張報紙就東拉西扯的講開了。這工作挺好,隻講和大自然鬥沒什麽人鬥人的。另外自己在台上瞎扯不用負責,下麵又有一屋人聆聽,感覺還真不錯。
四清時我最喜歡的是下地幹活。小青年耪地,收莊稼,起圈和送肥下地等我都跟著幹。看看他們推獨輪車送肥下地挺輕鬆,我也跟著推。上手後才知道不那樣容易,一推就翻,到田埂上就更難了。多幹了,後來也可和他們比試了。幹活餓了,他們吃帶來的白薯幹,也分給我。把剛推過糞車的手拍兩下就算幹淨了,接過就吃。真是不幹不淨吃了沒病。據我觀察沒有工作隊員比我下地更多。
離開村子快五十年了,一直想再去看看。今年六月同學開車陪我去了一次。想看看房東大嫂“林大腳”,不幸前些年過世了。看見她當時十幾歲的兒子“石頭”,現是老頭了。當年他爸媽家是土屋三間,中間是灶房,兩邊是有一個屋梁的兩開間住房。兩個房間除了土炕,炕上的簡單被褥和一個木桌就沒設麽了。現在石頭有房有車,還在給兒子蓋新房。進了石頭的客廳,很高很大,家用電器應有盡有。客廳牆上掛著大幅彩照,忘記了是石頭的兒子還是女兒的結婚照。相片上那小夥是在北京工作的醫學博士。還找到當時二十歲上下的生產隊隊長,現在是個強壯的老頭。他也有房有車。我想著變化也就發生在改革開放後這些年,從屋子的新舊看,這房子應不超過十年。想當年我們去四清時已解放16年了,那些當政者都為他的人民幹了些什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