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和李福景交往的一些細節 ——原標題：尋找李福景

2010年9月間，大學新學期開學不久，我接到了一封電郵，來自北京中國科協的王翠玉老師。王老師幫助我們安排大學生每年暑期到北京實習有好幾年了，我們常用電郵來往。不過暑期剛結束接到的這封電郵，就有點意外了。原來她有事相求。

她寫道：有位國內知名的研究恒星物理和銀河係的天文學家，叫李競，已是81歲了，今年暑期還接待了貴校在北京實習的學生到家做客。他的父親曾在香港大學土木工程係就讀，英文名 F.C.Lee，中文名李福景，入學年份1919年至1920年。這位科學家希望能查找其父當年在港大讀書時的資料。

要找90年前的學生檔案，真不知還有沒有，因為香港大學校舍在第二次世界戰爭時期，曾經被日本軍隊占據，學校也停辦了幾年，主樓最後還被大火燒了個通頂。我一方麵回郵王翠玉，我盡力而為；另一方麵與係主任關國雄教授一拍即合，他即發信給大學教務長和檔案中心求助，請求打開學校的檔案庫，讓我翻查裏麵的陳年資料。

大學檔案中心主管 Stacy Belcher Gould女士很快就回信，表示無任歡迎，雖然不肯定檔案庫裏，有多少對我們有用的資料，但非常樂意提供協助去翻查，隻是希望我們如有所獲，也給一份他們保存。她請我與她的助手 Cheung Mo Ching張慕貞女士聯係。

檔案中心在大學主圖書館二樓（1/F），麵積不大，約150平方米，被一組可走軌移動的鐵皮檔櫃占據了大半空間。正如 Stacy信中說的，中心內不設閱覽室，隻有沿通道靠牆邊擺放一列書桌，供查閱人使用。我有一段時間，每天都耗在那裏兩三個小時。張慕貞很熱情也很細心，一見麵就知道，是那類最樂意助人的人。

張慕貞告訴我，她查過工學院早年的學生登記卡，可惜缺了不少的年份，包括1919年入學的；也查過離校的學生登記卡，沒有發現有叫 F.C.Lee的。學生登記卡是學生入學注冊後填寫的一份記錄，包括學生姓名、年齡、注冊號、父母或監護人姓名、入學考試年份和入學注冊年份，卡的右上方還有一個方框供粘貼學生的相片。卡的下半部份是學位頒授年份和學生參加實驗、實習和學生會組織的記錄，背麵（準確地說，這麵才是學生登記卡的正麵，因為上麵印有大學的校徽和校名）則是學生的曆年考試結果。

離校的學生登記卡，都收藏在一個白紙盒裏，按學生姓氏的英文字母順序排放。我不死心，又逐一地把離校的學生登記卡中所有以 L開頭的姓名重新翻查了一遍，依然沒有發現。我隻得相信，檔案庫保存的離校的學生登記卡並不齊全。張慕貞提醒我，不少學生戰後改了名，李福景會不會還有其他的名字呢？

第二天，張慕貞一早給我電郵，字行間充滿喜悅。她說從大學錄取委員會（ Matriculation Board）在1918年10月10日及1919年1月4日與8日的會議記錄中，發現兩處提到了 Li Fu Ching這個名字，很可能就是你要尋找的人了！

《大學錄取委員會會議記錄》（ Matriculation Board Minutes），是一本用硬皮裝訂好的當年檔，收集了錄取委員會從1913年10月8日第一次會議到1941年期間的會議記錄。在1918年10月10日的第53次會議，是關於一次特別入學考試的結果，其中在複考英文（ Referred in English）欄下有 Li Fu Ching的名字，其考試號是17。複考生被允許入讀，但同時要上入學試的英文課，並須通過在12月舉行的英文考試。在1919年1月4日與8日的第55次與56次會議（用了同一份會議記錄），跟進了12月的考試結果，在通過英文複考的名單下，又出現了 Li Fu Ching的名子，其考試號是63。

我真佩服張慕貞，這麽快就在茫茫的檔案文海中，撈到了 Li Fu Ching這根針。我也欣賞當年錄取委員會，用 Referred這個字眼的心思，我也得小心翼翼地翻譯為複考。我想，如果不是要複考英文， Li Fu Ching這個大名恐怕不會一而再地留在這麽重要的會議記錄中呢。我馬上把這個發現寫給王翠玉，請她詢問李競老師， Li Fu Ching是否是他父親用過的英文名字。

王老師很快就回郵。她寫道：“李競老師已經確認 Li Fu Ching即是其父的英文名。李競老師通過我們轉達對貴校及你的謝意。李老師知此即可”。

我也很高興，因為還了這位老人的一個心願。不過，我沒有“知此即可”。這件事挑起了我的極大興趣，去追尋工程學院早年校友的蹤跡。

南開“三劍客”之周李吳

從李競老師處獲知，李福景先生在港大讀了一年，第二年即1920年，就遠赴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繼續求學。當時是甚麽原因驅使李福景轉校的呢？

一天，張慕貞給我看一份影本，題目是〈周恩來、李福景關於留法勤工儉學之境遇致嚴修信〉，信的抬頭是“嚴翁老先生大人”，落款是“學生周恩來李福景同啟十年（即1921年）一月二十五日寄自倫敦”。我一看就認得是周恩來的筆跡，精神為之一振：李福景與周恩來一起去歐洲的嗎？信中確實寫道：“恩來福景離國之期為去歲十一月七號，海行三十六日抵法之馬賽。”“福景在法停留一星期便渡海來英，恩來因患小恙延至本月五號始抵倫敦。”李福景果真與周恩來在1920年深秋同船赴歐的。此李福景是彼李福景嗎？我一方麵又發電郵給王翠玉向李競老師求證，另一方麵立即上網尋查。這一查，查出了當年天津南開人津津樂道的“三劍客”的一段往事。

說的是1914年至1917年間，在天津南開學校求學時的三個最要好的同窗諍友，他們是周恩來、李福景和吳國禎。其中吳的年紀最小，1914年入學時才11歲；周比吳大5歲，高一年級，而李居中，比周少兩歲。三個少年誌趣相投，課餘談天說地，經常出入成三。周恩來在南開學校開始搞學生運動，1914年與張瑞峰、常策歐等組織了“敬業樂群會”，首任智育部長，續任會長；1915年在會內增設童子部，特別吸收15歲以下同學參加，先後由李福景和吳國禎任部長。

辛亥革命剛過幾年，開明的南開學校校長張伯苓宣導學生排演話劇來訓練口才，學生也熱衷於演出新劇宣導新文化。周恩來是其中的表表者。他在南開新劇團，男扮女裝飾演新劇《一元錢》的女主角，成為當時京津戲台的一時佳話。1916年袁世凱複辟稱帝，不足百日即亡，周又自編自演了另一台諷刺時弊的街頭活報劇《一元錢》，不但飾演了劇中的村婦，還拉上李福景扮演劇中的政客。旁人笑稱他們為“三劍客”，他們彼此也惺惺相惜。且看周恩來在1916年10月，在他主編的會刊《敬業》第五期上登載吳國禎日記時，親自寫的一段按語，足見周對兩位兄弟的器重。

他寫道：“既入南開，處稠人廣眾中，所交益多……相勉以道德，相交以天真，相待如兄弟者，僅得二人焉。一曰李新慧（福景），一曰吳峙之（國禎）。新慧年長峙之三齡，聰敏異人，非同凡俗。峙之年十有三，入南開方十一齡耳。彼時吾一見即許為異才。逮相識既久，始知峙之之才，純由功夫中得來。蓋幼秉異資，複得家庭教育，鍛煉琢磨，方成良玉。讀峙之家訓，閱峙之日記，知峙之修養之純，將來之成就不可限量，蓋歎世之子弟不可不有良好家庭教育作基礎於先也。不僅此也，吾之處新慧、峙之，既一秉誠心矣。而吾每睹新慧，輒令餘化愁作喜，推心置腹，有願作竟日談，何可一日無此君之慨。及晤峙之，則促膝論道，抵掌論文，歡愉快樂中寓莊嚴之氣象，心神為之清朗。故二君雖幼齡於餘，而實餘之益友、諍友。”

不過，這種手足情誼僅存於少年懵懂之時。當三人走出南開學校時，已各自有主見，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周恩來、吳國禎投身政治，一個追尋共產主義，一個信奉三民主義；而李福景不再沾指政治，一心求學工程技術，以技術立身效國，所以他1918年報讀了香港大學工學院。為何他後來又轉到英國去呢？這還是與周恩來有關。

左起：1921年周恩來、李福景與常策歐合影於倫敦。李福景家人提供圖片

周恩來1917年畢業南開後，東渡日本，報考大學不成，至1919年春，得知南開學校創辦大學部後回到天津，碰上了“五四運動”。

原來，第一次世界大戰在1918年以德國戰敗而結束，中國作為參戰協約國之一，也算是戰勝國了，有份出席1919年1月18日的巴黎“和平會議”。可是，那積弱已久的舊中國，被人欺負到直剃眼眉，不但未能“乘勝”爭取廢除外國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反而被列強眾國強迫，要把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4月30日巴黎和會，商訂了那份欺壓中國的《協約國和參戰各國對德和約》，即《凡爾賽和約》。5月1日，中國談判代表外交總長陸征祥從巴黎發回電報，謂外交已失敗，如不簽約，連庚子賠款也得不到。5月2日，北京政府密電中國代表可以簽約。外交委員會事務長林長民在《晨報》和《國民公報》上撰文呼籲：“山東亡矣，國將不國矣，願合四萬萬眾誓死圖之。”5月3日，下午以林長民為首的北京國民外交協會開會，企圖阻止政府簽約。身為國民外交協會理事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將外交失敗的消息轉報學生。北大學生當晚在法科禮堂召開了學生大會，發動5月4日天安門學界大示威。

是日星期天，北京三間大學三千學生齊集天安門，高懸“還我青島”的血書，喊出“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要求懲辦交通總長曹汝霖、前駐日公使陸宗輿和時任駐日公使章宗祥，三人均曾留學日本，媚日求利。學生派出代表要求會見四國公使，除美國使館接受了學生的陳詞書，英法意使館均拒絕接受。於是爆發了學生示威遊行。遊行至趙家樓胡同曹宅，學生遍尋不獲曹汝霖，痛打了正在回國述職寄居曹宅的章宗祥，並火燒了曹宅，史稱“火燒趙家樓”事件。

話說曹汝霖當天躲過了入屋尋他的學生，在北京東躲西藏了一陣子，最後避到了天津租界當寓公。曹的兒子也隨之進了南開學校讀書。為免兒子受奚落，他找到校長張伯苓，表示願捐一萬大元給南開。當時南開正籌建大學部，張伯苓因資金短缺而處於窘困之中。正如校董嚴修說的，南開是私校，得不到政府的錢，隻能靠募捐。張見曹捐款，不免心動，要聘請曹為南開校董作答謝。

這件事給回到天津的周恩來捉了個正著。他回到母校，先找他的恩師嚴修，續找校長張伯苓，力勸他們拒絕曹的捐款，並發動南開同學開展拒款運動。張伯苓順從了民意，不再接受曹的捐款，還收了周恩來入讀南開大學。周恩來名義上是大學生，實際上投身社會運動，先是主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繼而擔任天津學生報社聯合會的主要負責人，最後與一群誌同道合的青年男女（包括後來成為他終生夫人的鄧穎超）創立了“覺悟社”。

1920年1月29日，為抗議天津警廳查封學生聯合會，周恩來和三位學運領袖走進省公署轅門去請願，反被扣押至7月17日達半年。在羈押期間，周恩來被南開大學開除，他倒不在乎失學。出獄後，周恩來與部份“覺悟社”成員到北京找李大釗先生，請教青年運動的出路。李大釗建議周恩來到歐洲去學習。時逢蔡元培任會長的留法華法教育會，正物色學生赴法勤工儉學，南開大學校董嚴修當即推薦了周恩來和李福景（李的父親李金藻也是南開學校的校董，與嚴修和張伯苓相交甚深），獲得了張伯苓的讚同，為他倆爭得了赴歐留學的名額。嚴修還以“範孫獎學金”的名義資助了他們出國的費用。

於是就有了曆史的這一幕：1920年11月7日，周恩來和李福景隨第15批赴法學生團共197人，登上了法國郵輪“波爾多斯號”遠航歐洲。

他們到了倫敦後分手，周恩來問李福景何去何從，李再次回答：“到英國學習土木工程”。而周恩來被問及他又有何打算時，周說：“從根本上改造中國社會。本此目標，選擇課目”。從此，周恩來走上了職業革命家的道路。他靠“範孫獎學金”在歐洲遊曆了四年，考察工人運動，組織青年共產主義小組。由於周在歐洲居無定處，他的那份“範孫獎學金”一直由李福景轉交，是嚴修每年兩次把錢先交給李父李金藻，再寄去給李福景的。據說當時有人向嚴修告狀，說周拿了錢不上學。嚴修先生很開通，他用四個字去回應：“士各有誌”。他認為用他的錢去學習馬克思主義也行，不是幹壞事就成了。

李福景入讀曼徹斯特大學後，第三年和第四年都得到了大學的獎學金。他把自己的那份“範孫獎學金”也送給了周恩來，作為對兄長的支持。李福景1925年學成後回國，先後到了津浦鐵路局和北甯鐵路局當工程師，修築鐵路支線。周恩來也在1924年9月回國到了廣州，以共產黨員的身份出任國民黨的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

他們延續著少年摯友之情誼。說來真巧，他們的夫人，即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和李福景的夫人柴誌蘭，也是同校姐妹，都是天津女子師範學校的學生，鄧穎超是高兩個年級的大姐。1927年國共兩黨的合作被蔣介石破壞了，共產黨處於白色恐怖之中。李福景一家掩護著每次到天津的周恩來，周恩來化名王先生住進了他的家。李福景父親李金藻先生是當時的天津圖書館館長，是當地的名人。蔣介石的特務再厲害，也不會想到他家裏出入著一個共產黨的大人物。1928年夏周恩來和鄧穎超要到莫斯科出席中共第六次黨代表大會，也是經過在皇姑屯機務段工作的李福景安排，擺脫了日本特務的跟蹤，順利地通過長春和哈爾濱到達了蘇聯。

1928年，東北軍閥張作霖乘坐專列在皇姑屯被炸死後，東北鐵路一片白色恐怖，人人自危。正在皇姑屯工作的李福景慌忙地逃離了東北鐵路，憑著曾經留學英國的關係，進入了英國公司開辦的林西開灤礦務局當工程師，做煤礦坑道的設計和施工。抗日戰爭勝利後，李福景出任東北撫順礦務局副局長、總工程師，華北煤炭管理委員會主任工程師。他還陰差陽錯地當上了北平美援辦事處主任，專管分發美國援助的軍需品和物資。從不沾政治的李福景為啥竟撈上了這份油水美差的呢？原來是他昔日南開小弟弟吳國楨把他給拉了上來。吳國楨已是權傾一時的國民政府大官。

李福景很快就發現這份美差後麵的危局，因為此時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北平已經被共產黨軍隊圍城了。他正躊躇不安是否買機票跟隨國民黨逃奔台灣時，收到了周恩來派人捎來的親筆信，希望他留下來，保管好手上掌握的物資，等待北平和平解放。李福景作出了人生最大的一次政治選擇，接受了兄長的忠告留了下來，把手上的美援物質轉移保管好，最後交給了人民政府。解放後，李福景在開灤礦務局工作。1956年李福景被調入北京任煤炭工業部科學情報研究所副所長，主任工程師。

他們之間的故事，在網上流傳的是1958年的一天。作為一國之總理，周恩來與時任副所長的李福景開會後，一同到天津看望了住在雲南路聚英大樓的李母劉琴佩。他沒忘記李家待他如子女，自家縫製的內褲和布襪，李福景有一份，他也有一份；他也沒忘記那天是老人家的生日呢。周恩來帶著花籃去給老人家祝壽，老人家笑嗬嗬：“你送這個太不實惠了，還不如送盒槽子糕呢。”

李福景一生煙鬥不離身，1960年10月3日因肺癌病逝於北京。周恩來親自到嘉興寺殯儀館出席祭儀，獻上花圈，並吩咐秘書用他個人的錢來為李支付從住院到殯喪包括骨灰盒的所有費用，為這位從小玩到大的莫逆之交送最後的一程。

至於，此李福景是否彼李福景的問題，我後來與李競老師見麵了，看到他手上保存著他父親與周恩來當年赴歐的通行證。

至於，“三劍客”之吳國禎，他是另一個傳奇人物：1917年未等南開中學畢業就提前進入了清華大學，1921年大學畢業後留學美國，1926年獲得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回國後進入政界。1932年被蔣介石相中，當了他的私人秘書，同年出任漢口市市長。抗日戰爭時期，1939年出任陪都重慶市市長，1943年出任外交部政務次長，1945年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抗日戰爭結束後，1946年出任上海市市長，1949年出任台灣省省長。追隨蔣介石20年後，終於無法忍受蔣的特務政治，1953年辭職離開台灣到美國定居。

吳國禎離開南開後，與李福景再無見麵，與周恩來重逢在20年後之1937年。網上流傳著他們那次重逢又離別的幾個故事。

話說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再度合作抗日，周恩來作為八路軍聯絡官員來到漢口。身為市長的吳國禎設家宴招待他，辦了一桌值16元的酒菜，隻請了幾位南開同窗好友作陪，大家喝酒敘舊，很是快慰。席畢，周恩來相約大家再聚，他對吳說：“我得還禮。但我的住處不如這裏舒適，可否借你家，由我訂菜，請今天在座的各位再來敘舊”。

到了那天，大家發現周恩來訂的是漢口最好的廚子，銀行公會的廚子，做的最貴的酒席，一桌36元。在座的一位任職外交部的同學好奇地問周：“你每月薪金多少？”周答：“5元。”大家更驚奇了：“你怎麽付得起這頓飯錢？”周笑了：“這頓飯錢由組織出，是組織允許我可以用這筆錢請你們的。”那位同學又問：“那你身上穿的名貴大衣，難道也是組織供給你的？”周答：“是的。”大家追問：“那有甚麽不是組織提供的呢？”周和盤托出地解釋：“我們是共產黨人，共用一切。我甚麽也不占有，組織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

飯後送走了其他同學，周恩來才有機會與吳國禎細談。他問吳：“你對現在的職位滿意嗎？”吳答：“滿意。”周說：“我看你最多能當上一個部的副部長，你的抱負是不是比這還高？”吳聽出了周的弦外之音，忙兜圈地回應：“我的抱負是盡我所能為祖國服務。”“我也一樣。”周明白了，遂告辭離去。

1938年10月日軍兵臨漢口城下，政府機關已基本撤離，身為市長的吳國禎留守到最後。周恩來打電話給吳國楨：“我們一道走好嗎？”吳應：“好呀，你來吧，我有車。”周說：“我的意思是你跟我們走！”吳回：“不行啊，我這裏還有一大幫人。”這兩位昔日好友最終還是分道揚鑣了。

盡管彼此信仰不同，我相信，他們之間仍維係著一重特殊的關聯。君不見周恩來當年在蔣管區出入自如，怕不是處處被吳市長關照。吳國楨著有一本回憶錄叫《夜來臨》，裏麵也許能透露出些許的玄機和秘密呢。

Li Fu Ching，一個在大學陳年檔案中的學生名字，竟活靈活現出了一段中國近百年的風雲人物故事。這已經挑起了我極大的興趣，要從那幾箱工學院戰前檔案中找尋當年的故事

[元亨利]

真的是件很有意義的事，應該作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