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納百川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
長久以來，於親曆者及研究者而言，文革都是一段充斥著無休止的權力之爭與暴力傷害的不堪記憶。於親曆者，不論當年曾經被劃入“地、富、反、壞、右”中的哪一類，在“撥亂反正”後，都對文革持譴責與批判之聲。研究者也始終聚焦於從政治層麵，考察非常時期高層的派係衝突、權力結構等問題，探究強大的國家機器如何在一次次動員民眾的過程中走向失控和癱瘓。
然而，再虔誠的革命者也無法不食人間煙火，不麵對“食、色”這兩大老祖宗兩千年前就看透的人性內容。肩負革命教化任務的政權，麵對青年人的本能欲望與生理機能時，選擇了回避和抑製。由此帶來十年浩劫時期被最高領袖動員起來的一代青年人，在性與婚姻的人生大事上缺乏正麵引導，或“無師自通”，或“自生自滅”。
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的李秉奎副教授的新作《狂瀾與潛流：中國青年的性戀與婚姻（1966-1976）》一書，集中考察了“毛主席的孩子們”在那段非正常時期的性戀與婚姻狀況，向我們展示了一幅政治高壓下不易被覺察的向人性與本能回歸的過程。
從“性純潔”到“拍婆子”
現代中國的民族救亡是壓倒一切的革命任務，由此注定，戀愛與婚姻自由、個性解放、思想啟蒙等話語，在非常時期隻能讓位於“救亡”。文革初期，革命理想空前高漲。因得到最高領袖的授意，而自視為將要引領曆史潮流的紅衛兵一代，盡管其年齡多是十幾歲到二十來歲的中學生和大學生，但他們視革命為崇高理想，視正常的生理欲念為“下流”與“汙穢”。他們不僅相互之間拒絕提“性”，還將追求“性純潔”的理想波及整個社會，充滿激情地介入他人的私人生活，強迫社會“性純潔”。
女性紅衛兵不僅追求男性化的裝扮與社會身份，在各種暴力活動中，她們中的部分人，甚至變本加厲地對被害者采取比男性更激烈的殘暴行為。由此導致在文革的武鬥中，發生了大量當眾暴露甚至猥褻女性身體的暴力與傷害行為。盡管紅衛兵旨在以抹平男女性別差異的方式，實現“性別革命”和“社會革命”，但事實上，女性在觀念層麵仍然無法衝破作為男性附屬品的網羅。凡是有女性出現或被卷入的派係武鬥，往往都以失敗一方的女性受到獲勝一方的男性成員施加的性侵害和淩辱而告終。從這個層麵，強調男女平等的文革，仍然是男性占據主角的“勇敢者的遊戲”。
1967年初，文革初期的武鬥進入由“放”轉向“收”的階段。最高領袖從寄希望於“八九點鍾的太陽”轉而依仗軍隊的力量控製局麵，軍代表開始控製各級革委會的主要權力。失去最高領袖授意的權力手杖，紅衛兵與造反派開始在政治舞台上逐漸邊緣化。而此時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尚未到來。在這個相對平靜的時期，革命理想由激進轉入幻滅，欲望開始逐漸抬頭。“無革命可幹”、“無學可上”並“精力旺盛、欲望充沛”的北京、上海等地的城市青年，熱衷於吃喝玩樂、談情說愛的“不良風氣”。
在北京，出現了男青年在公共場合搭訕、調戲素不相識的女青年的“拍婆子”現象。在上海，閱讀《曼娜生活錄》以及《少女之心》等帶有性器官、性生活等細節描寫的“黃色”小說與手抄本的人數大幅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在“拍婆子”等青年男女交往中，存在著涇渭分明的單位與階層的區隔。工人、平民出身的“平房”子女，極少同軍隊、機關、事業單位出身的“大院”子女建立交往關係。
擇偶標準：家庭出身與經濟理性
文革時期，城鄉青年的擇偶標準，也反映出革命意識形態與理性計算的雙重影響。一方麵，家庭出身、政治麵目等因素仍然十分重要。貧下中農的“紅色”身份與“地富反壞右”的“黑色”身份之間涇渭分明，直接導致青年的擇偶行為體現出“紅”與“黑”界限分明的特征。工人、貧下中農、革命軍人、革命烈士等“紅五類”的子女是青年擇偶時的首選。“黑五類”家庭出身者不僅受到嚴格的政治壓製，在婚姻市場上也處於劣勢。
然而，家庭成分也並非青年擇偶時考慮的唯一標準。在廣州市四個老城區的文革時期婚姻家庭狀況的調查中，“身體健康”、“人品”、“性格”等因素仍然被列入最重要的標準範圍內，並且，青年擇偶也體現出農村向城市的單向流動特點。部分農村女青年能夠通過婚姻加入軍人、工人等家庭，既印證了婚姻市場上的“資源交換”原則，也說明文革時期仍然存在“男高女低”的“擇偶梯度”。
文革時期，出於對增加男方經濟負擔將導致其對家庭和個人利益的關注超越對國家與集體利益的關注的顧慮，國家政權大力反對農村中流行的男方家庭向女方家庭支付高額彩禮的習俗。然而，國家立場並未使得當時農村中的“買賣婚姻”有實質上的減少。事實上，男方家庭越貧窮、社會地位越低，越需要支付金額較高的彩禮。而具有一定擇偶優勢的男青年，往往支付的彩禮金額較低，甚至不需要支付彩禮。因此，彩禮可視為男方在擇偶市場上是否具有競爭力的物化考量。
與此同時，傳統職業媒人的社會聲望急劇惡化，甚至受到批判和取締。青年男女“介紹人”的構成，開始呈現從家庭社會關係網絡向個人社會關係網絡的轉變。來自朋友之間的介紹，比來自親戚或家族的介紹更為常見。單位在男女青年的婚禮儀式中的作用得到強化，不僅能夠部分取得青年男女婚姻的決定權，還以主持與參與結婚慶典凸顯組織所具有的權力與權威。
作為回城策略的“婚”與“不婚”
作為“上山下鄉”運動主體的知青群體，盡管他們麵臨各種政策限製，以及與下放地農民締結“紮根”婚姻的政策導向，但他們也在政策中尋找各種可能突破的罅隙。
不少知青為了返城或等待返城的機會而拒絕結婚。當為了情感以及解決眼前的現實困難，他們又會現實地選擇與當地農民結婚。不少知青回城後結束下鄉期間締結的婚姻，也說明他們的主體意識與理性權衡的複蘇與強化。盡管當時國家已經開始提倡晚婚政策，但他們的“不婚”，並不等於直接響應國家號召。巨大的城鄉差別、農村生活的困窘，才是使他們主觀上推遲結婚的主要原因。
為了安撫“上山下鄉”的知青，從1972年開始，國家不僅對知青談戀愛的口子逐漸放開，並且鼓勵知青在農村安家。女知青與當地農民締結的“紮根婚”，便成為知青在農村紮根的象征。《人民日報》等主流媒體大力宣揚“紮根婚”的正麵意義，地方政府也積極樹立“紮根”的典型人物，甚至用專項撥款的方式予以資助。
與此同時，部分女知青為了脫離無法負荷的繁重體力勞動與難以忍受的艱苦生計，選擇與農民結婚。然而文革結束後，隨著大批知青從農村回到城市，也開啟了許多“知青-農民”式婚姻關係的破裂。這一段苦澀的人生經曆，也衍生出李春波創作的歌曲《小芳》以及遇羅錦的自傳體小說《一個冬天的童話》等文藝作品。
在作者看來，盡管1966至1976年的“十年浩劫”時期，一代青年的婚戀之路始終未能掙脫國家權力的控製軌道，但他們也並未被政治所主宰。在革命意識形態的狂瀾之下，暗藏著理性和人性基本欲望的潛流。在“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政治角力中，這股潛流逐漸匯聚，導致最初被最高領袖積極發動起來的一代青年，最終走向了反對這場“革命”的“四五運動”。
由此不僅宣告了一個“神聖”時代的結束，也開啟了一個學者閻雲翔所說的傳統家庭與社會逐漸隱去、個人崛起、個人主義與物質消費空前泛濫的世俗時代。盡管作者在書末的結論稍顯平淡，但作者致力於揭示和分析一個“變態”時代的“常態”現象，可以說很好地體現出社會文化史的研究宗旨。全書綜合運用了檔案、口述訪談、報刊資料及網絡文獻等多種類型的史料，也是該書的亮點之一。
在海內外許多學者看來，1990年代以來的中國，建國一代革命領袖的奇理斯瑪型人格魅力與權威逐漸消退，大批理工科出身的技術官僚進入體製內充任各級官員。在這個時代，推動經濟持續增長成為問責政府績效的評判標準。伴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一個商業社會開始形成，個人主義與消費主義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正當性。
然而，托克維爾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深刻地指出，缺乏健全公民團體與社會組織的商業社會，最終形成的是大量隻知道追名逐利、埋頭於私人事務、對政治與公共生活漠不關心、人與人之間缺乏緊密聯結紐帶的“原子化”個人。
在這樣的社會，新崛起的經濟精英會與傳統政治精英合謀。在此意義上，如果說文革結束後解放飽受壓抑的個人理性和本能欲望是值得肯定的，那麽，當下對旨在無節製放縱本能欲望的炫耀性商品消費的大力倡導，則應當警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