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草兒的樂園
隨意的生活記錄
正文
中美君說：
如何中肯、客觀地分析《穹頂之下》？什麽樣的討論更有益處？我們如何進行公共討論？柴靜的霧霾調查的意義是什麽？
放下成見，意味著冷靜客觀，意味著中肯理性。我們把對《穹頂之下》的討論分成了幾個彼此關聯但又相對獨立的主題，為你呈現本次中美對話“眾口謂”特約評論員們的激烈討論。
如何中肯、客觀地分析《穹頂之下》？什麽樣的討論更有益處？我們如何進行公共討論？柴靜的霧霾調查的意義是什麽？
放下成見，意味著冷靜客觀，意味著中肯理性。我們把對《穹頂之下》的討論分成了幾個彼此關聯但又相對獨立的主題，為你呈現本次中美對話“眾口謂”特約評論員們的激烈討論。
一、如何中肯、客觀地分析這部紀錄片的不足之處？
木遙
（你木有看錯！就是那個木遙！）
0. 這是劃時代的好作品。
1. 以下隻談我覺得是缺點的部分，不談優點。優點是顯而易見的。
2. 柴靜用自己的孩子的腫瘤開篇，無疑是最具爭議性的部分。柴靜很注意避免直接談論霧霾和孩子腫瘤的因果關係（我不確定她本人是否真的相信有這層因果關係），但邏輯上，如果沒有這層因果關係，這個開篇就明顯煽情過於說理，因而讓人在第一反應的震動之後，意識到這一點反而削弱了立論的力量。
3. 正如很多人已經指出的那樣，肺癌高發率恐怕和中國高吸煙率的相關性還要大於和霧霾的相關性。全片對控煙一字不提，雖然不是錯誤（控煙並不是主題），但是這反映了這類宣傳片共同的困境：大自然的因果關係往往是多重因素交織的，而人類的思考方式更偏好簡單明確的因果鏈條。
因此，幾乎任何強調特定主題的有效宣傳在學術上都有誇大一種因素掩蓋另一種因素的嫌疑，因而會受到技術層麵的指責。
戈爾的《難以忽視的真相》也飽受此詬病。當然，這裏有度的區別，柴靜並沒有把本來幾乎不存在的關聯性硬說成是有，也不構成根本性的缺陷。
4. 片中借采訪對象之口提到了河北有幾十萬職工事實上依賴於高汙染的工廠而生活，但這一點隻是浮光掠影，並未深入討論。
事實上這是汙染治理最本質的問題：如何強行落實環保法律要求，而置其背後的政治和社會風險於不顧？片子並未回答這問題，甚至連試圖回答也沒有，仿佛答案不言自明。但答案並非不言自明。
5. 片子後半段用英國的經驗對此問題做出了簡短的回應：一個產業沒落了，另一個產業會興起。人們不做礦工了，可以去做別的。
但是這話近同兒戲：在統計上新行業當然提供新就業，但新的就業員工如何可能恰巧等同於沒落行業淘汰的那一群員工？它們所需要的專業訓練、地理分布、資源配置都全然不同。就業率不是抽象的數字，而是一個個活生生的家庭。美國汽車產業沒落的同時信息產業也在興起，但是底特律的汽車工程師並不能直接搬到矽穀去開始寫代碼。河北的幾千萬人要如何承受產業換代的衝擊？
6. 這也是片子最令人詬病的地方之一：它幾乎全然反映了城市中產階級的視角和利益。對城市中產階級而言，霧霾是一個隻有缺點沒有優點的敵人。但如果她去采訪一個鋼鐵廠工人，對方也許會說：我寧可要霧霾，也不願失業重新找工作。這個利益訴求在片中是完全被忽略的。
7. 片子對企業的態度是令人玩味的。中石化幾乎完全作為反麵角色出現，邏輯上的指向是放開能源領域的壟斷，促進競爭和創新。在抽象意義上說，這是對的。
但中國環保問題的一個人人皆知的現實是：大企業事實上比中小企業在環保上做的好的多。中小企業由於利潤微薄，監管難度高，競爭激烈，反而更傾向於破壞環境。2005年至2010年那一輪國進民退，導致大量山西中小煤礦關停並轉，既促進大型國企的壟斷，也事實上有利於環保。
如果要在能源領域打破壟斷，如何在操作層麵上既促進競爭和創新，又防止過度競爭導致的急功近利破壞環境，並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片子對此未置一詞。
8. 更進一步，現代能源問題的解決方案強烈依賴於現代化工技術和能源技術，但城市中產階級（也是本片的主要訴求對象）真的做好準備了麽？
要節能減排，就必須推動大型化工基地的建設和核電廠的建設，以大工業取代小工業。如果輿論上沒有相應的準備，人們仍舊談化工、核能、大型水電站而色變，以「加強監管，打破壟斷」把治理環境問題的策略一語帶過，任何方案都是緣木求魚。
環境保護無可避免地包含巨大的代價和成本，把這個代價和成本攤開來計算，告知公眾他們未必樂意接受的事實，應當是任何關於環保問題的討論的基本義務，而本片做的非常不夠。
9. 一個城市居民理想中的世界，是身邊既沒有化工廠，也沒有核電站，長江上沒有三峽工程，郊區沒有煙囪，城市裏不堵車，出門有藍天，但同時自己又能用上便宜清潔的油電水和現代工業產品的世界。這世界是不存在的，和監管是否到位，法治是否昌明並無關係。
當然，在一個事實上監管並不到位，法治並不昌明的國家裏，首先要求立法、執法和行政部門的有效做為是理所應當的事，這也是本片的主要意義。但與此同時，它也必須承受把問題過度簡化的指責。
10. 從本質上來說，任何有效的宣傳都是某種過度簡化，而分寸感極難拿捏。我並不認為柴靜拿捏的完美，但這是求全責備。即使有以上這些批評，她的貢獻也比所有批評她的人所做的貢獻所加起來要大得多。謝謝她。
二、作品本身信息稀薄？過度煽情？如何對作品進行客觀評價？
方可成
賓西法尼亞大學博士生，原南方周末記者
第一次打開這部作品的時候，隻看了十分鍾就關掉了，因為發現它很長、信息太稀薄，用無法證明因果關係的女兒患病故事開頭，似乎又墮入了文科傻妞煽情的老路。
不過當我第二次打開它，將它看完之後，確實深感佩服。
從形式上說，它有著很好的敘事結構和節奏：視頻的插入、笑點的設計，故意講一些符合直覺的錯誤判斷、製造一些看似矛盾的對比，用第一人稱說故事、用第三人稱講道理，在哪個時間點上做簡短總結和回顧，怎麽前後呼應，燈光、音樂、服裝等等，都是經過精心考量的。
我一開始所認為的“信息稀薄”，其實也是為了達到最大的傳播效果而刻意為之的。
從內容上說，可以看出柴靜及其團隊為了這部作品確實投入了很多。從此前對環保議題毫無了解，到現在能夠對台下觀眾娓娓道來這些頗為專業的內容，她的努力是值得尊敬的。她此前在北大新聞學院課堂上反複提起的一句話是：好東西是聰明人下笨功夫做出來的。我相信她這一次又下了很多笨功夫，甚至可能比之前在央視時的任何一部作品下的笨功夫都多。
不過，這部作品在內容上並沒有稱得上“卓越”的東西。就像財新常務副主編張進所說，片子內容大部分都能在財新的環境報道中找到。南方周末綠版記者汪韜在片尾的特別致謝名單中，我相信她也並沒有從柴靜的調查中獲取太多新鮮的東西。
但是，這部作品的重點並不在信息增量，而在於傳播普及（或用一個更專業的說法，“設置議程和框架”），在於促進行動。它激發的巨大關注，若能促成一場環保運動，則善莫大焉。
柴靜在回答人民網記者的一個（很爛的）提問“遇到最大困難是什麽”時說：“應該是自己認識的局限吧。大氣汙染是個非常複雜的係統工程。我剛做的時候，有人說這個問題跨領域太多，不容易弄清楚。我深深感覺到了這點，擔心如果說得不準確，對現實會有妨害，找了很多專家審校，但也無法保證精準，隻能盡力而為。錯了的地方，修正就好。不足的地方，會有更多人做得更好。”
她當然有自己的局限，她並不比環保記者專業。不過，她也很清楚自己的局限，她的態度真誠低調，有人注意到：整個片子全程沒有剪進去任何現場的掌聲，隻有笑聲。
這部幾乎無法歸類的作品，得益於柴靜脫離體製束縛，也得益於互聯網視頻產業的發展。
我的一個期待是：這部屬於互聯網的作品，能夠將互聯網的本質特征——動態、開放參與、不斷更新容納進來。它不是一部封閉的、已完成的作品，而應邀請整個社會參與進來，不僅僅是修正片子中的錯誤，更應一起共商良策，乃至促進參與式民主。
順便說一句，有人從人民網和環球時報微博挺柴靜就判斷這部作品是與官方合謀，甚至是一場所謂“國家公關”，這樣的陰謀論是在蔑視媒體人（不管是體製內還是體製外）的主體性。
田禾
現居紐約的化學生物學研究生，“我不切大腦！”
看了大家精彩的討論，我也來補充幾句。
1. 《穹頂之下》不是學術研討，不是政策分析，它的主要功用在於設置公共議程（agenda setting）。Charles Tilly 寫過一本書《為什麽》（感謝譯者李鈞鵬），這本書從社會學的角度解釋了人如何為社會現象尋找理由。Tilly 將理由分為四種：慣例、準則、故事、專業表述。其中故事的作用在於為普通受眾提供了簡化版的因果表述，而專業表述的使用應當限製在特定的群體內。《穹頂之下》如果過分地借助專業表述，恐怕才是做錯了選擇題。
2. 為了達到良好的傳播效果，柴靜團隊需要保證故事主線的清晰、完整、流暢，而且要訴諸觀眾的感性而不是理性，這是無數傳播學的研究證明了的道理。把《穹頂之下》當學術論文來審視的人根本就是搞錯了語境。
《穹頂之下》能把醫療健康、政府監管、產業轉型、城市化、能源安全、公民行動這麽多的議題組織成一個扣人心弦的故事，難能可貴，而且我們也能看到柴靜為平衡不同視角作出了一定的努力，比如她提及河北鋼鐵行業牽涉到的就業問題，環保部門不作為與法律沒有充分賦權有關等等。
當然對這麽複雜的一個問題，怎麽努力都可以不夠。這個視頻的受眾是受過一定教育的城市中產階級，因此也正如木遙所說，最大的局限性是僅僅反映了城市中產階級的視角和訴求。
但以中國內部不同階層的巨大差異，恐怕也沒有辦法在一百分鍾內充分代表不同階層的訴求。如果要求一個視頻麵麵俱到，最後會比韓劇更加冗長，倒掉所有人的胃口。
至於說《穹頂之下》提出的解決方案不夠縝密，可柴靜也沒有宣稱她的解決方案就是最優解，她隻是要傳遞“霧霾問題有解”這個信息。以中國國情之複雜，內部博弈之激烈，對擔心柴靜一人足以誤導國家政策的人，我想說：您多慮了。
3. 柴靜團隊的敘事策略讓我一本關於人類與癌症抗爭的書《眾病之王》。這本書告訴我們一個道理：重大的社會問題需要專業人士、慈善家、NGO、媒體等不同背景的人攜手合作。專業知識提供了解決問題的方法，媒體和社會活動家的作用在於調動社會資源，後者的作用不是錦上添花，而是絕對必要的。
我相信二十年後如果有一本書回顧中國治理霧霾的曆史，一定會《穹頂之下》的意義給出公允的評價。
4. 很多自詡“理性”的批判其實非常不理性。誅心之論是最不”理客中“的一種論調。此外還有些批評，比如方舟子說“吸煙的危害比霧霾還大，為什麽不探討吸煙”雲雲。
方舟子經常跳出來代表理科生鄙視文科生，那他應該知道大部分學術論文都是這麽寫的：先定義一個問題A，再分析怎麽解決這個問題。別人可以爭論A是偽命題，也可以說A不是一個真正重要的問題（霧霾顯然不是偽命題，也不是無關痛癢的問題），但不能指責說為什麽隻去討論A，沒有去討論B, C, D...這根本不是嚴肅的批評。如果是寫學術論文，隻須一句話即可回應這類批評: it is beyond the scope of this study（超出了此研究的探討範圍）.
5. 關於柴靜以女兒生病一事開頭的爭議。對嫻於思辨的人來說，這種做法會讓他們懷疑視頻的邏輯性。但是對大部分的受眾，柴靜女兒的背影無疑會加強視頻“共情”的力量而增強傳播的效果。
柴靜作為資深媒體人，當然會知道這個手法會變成一個噱頭。但我寧可相信柴靜確實在自述心曲。這個視頻前後耗時一年，難道柴靜會不樂意留在家裏照料生病的女兒嗎，非要飛來飛去？
柴靜不可能預料到這一年來的高層政治動向，說她政治投機也太陰謀論了。我相信支持她完成這個視頻的一個重要動力是為了自己孩子的未來。寫個學術專著還可以題辭說“獻給XXX”，何況這個視頻是柴靜自費拍攝，沒花中國納稅人一分錢，她要給自己孩子送份禮物，不可以嗎？
叢妍
哥大新聞學碩士
做紀錄片的朋友曾經告訴我，如今，如果你作為電影人和你拍攝的題材沒有什麽瓜葛，是很難打動觀看者的。比如剛剛拿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的CITIZENFOUR，斯諾登手握NSA的機密信息主動找到導演Laura Poitras和記者Glen Greenwald，他在香港躲避風頭、申請避難期間，Poitras 和Greenwald 既是記錄者又是參與者，最終成就了這部影片。
《穹頂之下》中穿插了很多早年柴靜《新聞調查》時期報道環保題材的采訪片段，那時的她是記者。但現在，她是和霧霾有“私人恩怨”的母親。完成了從“記者”到“當事人”的轉變，她和那些在街上抗議PX的抗議者站在了同樣的出發點上，發聲也更有力了。
劉冉
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學博士生
看完了，很了不起。當然仍有很多問題和可能改進的空間，但我希望看到的批評能夠更加善意和專業。
目前的爭議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麵：其一，在無法更加鋒利地直指問題核心的情況下，是否有避重就輕、為體製增磚添瓦和販賣虛假希望的嫌疑；其二，是否在科學性上不夠嚴謹，特別是以個人經曆來暗示因果性是否有失專業。
對於第一點，基本上已經是意識形態的分歧，再多爭論恐怕也無法讓雙方互相認可。我個人覺得目前的狀態看得出是在多方妥協之後盡可能保留了鋒芒的結果，我並不認為這種妥協是一種惡；在短時間內無法顛覆整個體製的情況下，對一個媒體人來說這已經是最好的辦法。
對於第二點，在科學性上來說也許不是百分之百嚴謹，但並沒有像某些批評者聲稱的那樣漏洞百出；最多有一點點暗示因果性，但並沒有扭曲事實，也強調了“懷疑”“推測”“相關”等詞，甚至在嚴謹性上並不比《難以忽視的真相》差。
二者的出發點是一樣的，都是要在傳播效果和科學嚴謹性之間尋找一個平衡。從媒體界朋友透露的製作過程來看，他們的確一直在探索這個平衡點。最後的選擇必然無法讓不同教育背景和知識體係的人同時滿意，但哪怕不嚴謹之處也並不至於造成誤導和散布錯誤信息的效果。
更重要的是，它讓無數人真正係統地認識到了已存在多年的現象，並在一定程度上剖析了此前大眾並不知曉的成因和製度問題。在崔永元這個逗比瞎搞一氣之後，我們還是很需要一部這樣的作品來重新將新聞紀錄片的科學素養撿回來的。
總體來說，我非常佩服柴靜的努力，也希望看到更多類似的作品。最後，對於影片的批評，決不應該夾雜對她的人身攻擊。
董連賽
環境健康碩士在讀，前環保NGO從業者
1. 科學水平上來說我認為是過得去的。
看到有些人提出一些科學事實上的質疑，比如洗煤水的汙染問題，比如氣和油產業能不能代替媒產業等等。
我倒是願意替柴靜辯解一下，科學家在很多時候頭疼的問題還包括了自己研究的領域沒有人關注。
柴靜的這個紀錄片從各種維度介紹了霧霾這個問題。PM2.5的源頭談到了燃油，燃煤，餐飲。時間跨度上找到了北京10年前的報道，橫向對比上談到了曆史上兩個著名的類似案例即倫敦和洛杉磯，Stakeholders 找到了環保部的立法人員，執法人員，石化產業的領軍人物，企業主，環境風險的受害者，以及從事一線研究的科學家。整個紀錄片用樸實的語言，在一個時長100分鍾主要麵向公眾（而不是從業者）的紀錄片裏，能講到這麽全麵，我認為在科學上對應的深度和準確度要求太高對柴靜團隊來說是不公平的。
2. 這部作品避重就輕了嗎？
首先，關於柴靜團隊的紀錄片可以這麽順利發布，我的判斷是肯定柴靜先得到了體製內部相關人員的示意，才進行的實際拍攝和製作。再加上人民和環球的聲援，更印證了這一點。所以柴靜的聲音應該也就是體製想發出的聲音。
陰謀論的討論我覺得到這一步就可以停止了，因為無論是否有陰謀，這部紀錄片是真誠的製作，提出的解決方案也是基於現實的。自然之友的公益訴訟，公眾環境研究中心的汙染地圖，以及12396熱線，在我看來是公眾參與解決空氣汙染最直接、有效以及現實可行的幾種途徑了。我仍然堅持這是一部由體製示意（或曰默許）帶給公眾的紀錄片，而基於“政府VS 企業”之外的第三方監督也確實要落在公眾的手裏。
3. 柴靜的紀錄片的take home message是什麽？
我真的很喜歡環境監察大隊的那句“百分之百會去”。勿以善小而不為——一個舉報電話也許連讓空氣質量指數（AQI）下降0.01的功效都沒有，但仍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如果我們連這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麽能期望別人在體製內部做扭轉乾坤的大事呢？
4. 體製怎麽了？
談兩個觀點，當作拋磚引玉了吧。
之前工作的時候了解過我國環保部門的職能歸屬。地方的環保廳按理說是應該遵循國家環保部的要求完成環境監察等任務，但實際上地方環保機構仍然要向地方政府述職，因此就會出現要麽是省級環保廳與地方政府班子利益一致而不作為，要麽是環保部門因忌憚地方政府而隻有監沒有管。柴靜談到了這一點，但是沒有多談。
在列舉了一堆用過0次的法案之後，柴靜還談到了洛杉磯的環境執法部門如何開罰單等例子來說明美國的環境監管更嚴格。
但這裏有一個明確的區別：美國的環保部EPA 是一個權力非常大的機構，有獨立的監管和執法能力，在美國也是一個很受重視的政府部門。而相比之下中國的環保部較年輕，從一出生就不受歡迎，而在早期經濟發展為優先目標時，環保部的權利隻能說非常有限。其在體製內部的重要性也是直到近年來才有所提高。
第二個要說的是利益綁架體製的事。石化行業的利潤大家都是知道的，從柴靜紀錄片中提升油品時伴隨而出的在價格問題上扯皮，石化行業與體製的博弈能力也可見一斑。
因此如果民眾不能充分意識到這件事的嚴重性，很有可能高層沒有“民意”這一張牌來與利益團體抗衡。而不幸的是，縱觀曆史上幾個裏程碑式的法案，都是在環境災難已經發生之後才出台的，因為災難之後的應對性法案都背負著道義的責任而一般不會受到企業的阻撓。因此，在大規模的肺癌到來之前，我不知道體製打算撼動石化行業的決心到底有多少。
沙漠遊客
現居美國南部，正在翻越一座座博士山...
很多觀眾認為柴靜將她女兒的腫瘤和霧霾聯係起來的做法不科學，但我覺得這種批評本身就不公平。
這讓我想起一個美國侵權法的教科書案例 Stubbs v. City of Rochester，就發生在紐約州的環保悲劇。因為市政府的疏失，羅切斯特的下水道被汙染，原告 Stubbs 在水被汙染期間得了熱病，起訴政府索賠。但他在第一次庭審輸了，因為他沒辦法證明水汙染是他得熱病的“事實上的原因”。所謂“事實上的原因”就是引發事件的特殊原因，沒有這個原因事情就不會發生。
可環保問題沒有辦法建立起這種強因果關係。本案中的原告在事發期間沒有離開過該市，該水道是他們區唯一的水源，排除了他喝非本地水的一切可能；原告所在區有大量熱病案例，所住的小區多達58人得了熱病；原告提供證據證明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居住環境；甚至請了證人去喝那個被汙染的水，然後那人馬上就得了熱病......可這些證據從當時法律的角度來看遠遠不夠。同樣的，柴靜的女兒得了腫瘤，原因可能千千萬萬，霧霾僅僅是其中一種，甚至可能還不是關聯最緊密的那一種。
但我們就任由事態發展嗎？就任由受害者失去救濟途徑嗎？看似理中客的“摳邏輯”模糊了問題的本質，並讓我對某些群體缺少共情能力非常無語。
如果柴靜有弱點，那麽她唯一的弱點是數量。在這場對霧霾的控訴中她形單影隻，是一場“私人恩怨”。
而Stubbs卻得到了小區58名患者中48人聯名加入訴訟，才成功的通過不懈的上訴最後說服了包括紐約最高院作出一個裏程碑式的判決。本案最初發生1910年，百餘年後的今天，我們有理由在法律上輸掉對抗霧霾的戰爭嗎？也許當更多家長站在柴靜身後的時候，就是批評者閉嘴的那天，就是對抗霧霾勝利的那天。
三、什麽樣的討論更有益處？我們如何進行公共討論？
劉修遠
前公共政策研究生，現待業閑散人員
個人覺得關於“穹頂之下”有益的討論集中在兩個方麵：
一、傳播學方麵。希望有高手總結一下這次傳播方麵的啟示，為以後的擔當行動提供更多的經驗和教益。
二、霧霾治理方麵，即由此片繼續探討治理的方案和可行性。
個人覺得，這個片子是個“造時勢”的片子，不是個“論英雄”的事情。如果能見霧霾、不見柴靜可能是最好的討論方式，也能讓片子的正麵作用傳播的更大一些。
社會進步需要鏈條的不同環節齊心參與，有環境專家，也有傳播推動者，不同行業側重不同。個人能力終歸有限沒法麵麵俱到，如果能擺脫“上遊指責下遊邏輯不完美，下遊指責上遊實際不作為”的情況，齊心協力將更有助於社會重大問題的改善。
此外，想起的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從“公眾輿論”到“公眾監督“這一渠道的缺失，會不會部分助長了網民對推動社會進步行動的負麵評價？——缺少了一個”輿論倒逼政府實質性改善”的路徑，由於路徑不清而逐漸犬儒，由犬儒而再逐步邁入嘲諷。似乎也可以是一個有趣的觀察。
王浙鑫
金融民工，現居北京
看完許多人對柴靜紀錄片的批評，發現他們之所以抱有濃重的敵意，是出於對於“絕對正義”概念的堅持。
正如之前大家討論過的，這部紀錄片的出台，必然是與體製相博弈、妥協的結果。而批評人士希望紀錄片是真正“第三方”的，不僅要完全獨立製作，如果能被相關部分圍追堵截，還更能凸顯出“正義性”，柴靜滿足不了這樣的要求。
因此，部分批評者出於對於體製徹底的不信任，認為合作乃是與虎謀皮，因此從根本上對該片的動機（將責任推給普通人）和導向（暗示環保部門是“有心殺賊，無力回天”）進行否定。
也有人對於妥協過程的非公開性抱有疑慮，因為他們不知道在這個過程中哪些原則被保留下來，哪些被刪減了，而觀眾們處於一個被“操縱”的位置上，這是讓人非常不安的。
這樣的不安並非全無道理。人們當然會不滿於紀錄片不敢觸及龐大的政治商業汙染巨頭而隻能去欺負小商販的結論。的確無數的小善舉未必能匯聚成大善行，如果紀錄片倡導的方案無法改進這個鬱結的惡圈，那麽每個人的努力可能起到的作用比自己期望的更小。
但反對的人們的問題在於，他們難以看到自己心中“絕對正義”實現的困難性。不與相關利益者進行妥協，第一可能無法取得足夠數據資料，導致紀錄片腹死胎中。第二也必然讓紀錄片在發布路上困難重重。政治是妥協的藝術，沒有妥協，也許就不存在這部影片，反對派的討論聲音也會因此消失。
而擺在柴靜麵前的選擇很少：如果以體製內的身份出現，無疑會受到更多約束，更加言不由衷；而以對抗者的身份，則不會有“出現”的機會，霧霾話題的影響力也就無從談起。
柴靜與體製博弈、妥協的過程是個黑箱，大眾看不見這個黑箱，所以不信任和懷疑是自然的。這種懷疑與會督促以後其他的“柴靜們”保有更多的原則。
絕對的正義雖不可欲，相對正義卻是可求的。專業人士仍然可以指出紀錄片的分析內容是否真實可靠，紀錄片在傳播學上的價值也讓反對者對體製的詰問更多地浮上了水麵。
最重要的一點是，在沉默和行動之間，還是行動——哪怕是束縛了手腳的行動，更給人以希望。
王韜
康奈爾大學研究生，網名清木遠
大致看完了，幾點感受。
1.我覺得柴靜壓根沒把它當成嚴格意義上的新聞作品，她在演講中把自己稱為“曾經的記者”，這體現出自我身份的轉變。這次更像是一次超越記者身份的公益傳播，或許這個角色更適合她。她情感本可以更濃烈一些，個人色彩也可以更重，但事實上她做得還不錯。所以針對她新聞專業主義的批評起點就錯了。
2.專業技術層麵的討論和動機和價值層麵的評價是兩碼事，在一端的人會強調事情的價值意義，隻要願望是善意的就值得尊敬，喚起情感共鳴要更重要；而在另一端的人，則覺得煽情沒用，動機善意本身沒有任何意義，複雜問題靠感情解決不了。我個人是前者，但不覺得兩種觀點一定要彼此說服。真正可悲的是在兩端討論之外的誅心之論甚至人身攻擊。
3. 一個人在參與公眾討論時，是把自己的身份放在前麵，先畫個圈子，分個你我，還是放下成見，就事論事，體現了格局。人們習慣性地選擇前一種做法，學者嘲笑記者不專業，活動家嘲笑理論家紙上談兵。
目前的公共討論，類似的戾氣太重。我覺得社會角色有分工，要是真為了說事兒，都為了一個良善的目標，就可以坐下來好好說話。
4. 我們每個人，都或多或少有些私心，所以拷問別人良心的事兒，意義不大。
四、《穹頂之下》的意義何在？
宿亮
通訊社駐外記者
第一，同一行業，柴靜前輩新聞產品的質量、特別是製作新聞的態度的確很讚。我相信不少同行看完後不管是否有商榷之處，都希望通過類似的途徑幹活。
第二，我的疑問是：中國是否已經形成了一個環保利益集團，無論是環保部門、環保概念企業、NGO，還是媒體，這一環保利益集團的影響力有多大，在中國政府體製下，這樣的利益集團有沒有力量改變現狀？
王亞秋
網民Araby，資深下流社會人士
關於那些人生攻擊柴靜的人：haters gonna hate, 各個國家都有，沒辦法。
我本著為了爭論而爭論的精神，說一個dissenting opinion 吧：
我上個月去聽講座，《槍炮、病菌與鋼鐵》的作者 Larry Diamond 有點懊惱地說：“不要總琢磨著美國能怎麽改變世界，現實就這樣，美國對他國的民主轉型基本沒影響。”
因為柴靜的視頻引起的一次中產的網絡大討論、一次中產的環保意識大提升、一次中產的靈魂大覺醒，但是在給定的政治環境下，我感覺其實對改變當下的困境意義都不大（當然，在長遠來說是有意義的，比如促進公共意識、公民意識等）。
不說柴的視頻真的能激發多少人去實踐她倡導的行為，就算真的去實踐了，我們又會再一次直麵殘酷的現實，比如舉報汙染企業，是否更多的是導致了企業要多向環保局進貢了呢？當我們普通老百姓一次又一次，獨自或者一起，去尋求自救的方式的時候，常常會被迎麵而來的製度現實打得個落花流水。
當然，我不是提倡現實意義不大的事情就不應該去做了，盡自己所能，做一個正直的人、說誠實的話，在這點上，柴靜比她的hater們加起來都高不知道多少倍。我所不讚同的是那種“你光明，中國就不黑暗”的幻覺，和由網絡議題的火熱度而感到的 false sense of empowerment (虛假的賦權感)。
洪浩
賓州州立大學經濟學博士生
1）印象裏，霧霾成為公共討論的焦點已經好幾年了。科普文章很熱門，網友調侃天天見，空氣淨化器賣的很火。但柴靜紀錄片掀起的大規模討論，還是第一次見到。紀錄片本身的質量，柴靜積累的人脈與公共形象，新生女兒得癌症之令人同情，都是原因。但柴靜片子的傳播效應，關鍵還在於官方的許可甚至推廣（當然這可以討論）。
我覺得亞秋所說的“去除幻覺”很有道理。今天允許討論霧霾了，要利用好這個機會，盡可能爭取權益。但也不要指望這樣的傳播模式能輕易被模仿。政治是妥協的藝術，但並非是你想要妥協，就能妥協。
2）想促進集體行動，除了要讓更多人知道“該做點什麽不可了”，還要讓他們同時知道，“別人也知道該做點什麽不可了“。公共討論的規模和深度，與集體行動間是非線性的關係。柴靜紀錄片確如許多人說的，在環保運動上有裏程碑的意義。
編輯：張瀟冉
木遙
（你木有看錯！就是那個木遙！）
0. 這是劃時代的好作品。
1. 以下隻談我覺得是缺點的部分，不談優點。優點是顯而易見的。
2. 柴靜用自己的孩子的腫瘤開篇，無疑是最具爭議性的部分。柴靜很注意避免直接談論霧霾和孩子腫瘤的因果關係（我不確定她本人是否真的相信有這層因果關係），但邏輯上，如果沒有這層因果關係，這個開篇就明顯煽情過於說理，因而讓人在第一反應的震動之後，意識到這一點反而削弱了立論的力量。
3. 正如很多人已經指出的那樣，肺癌高發率恐怕和中國高吸煙率的相關性還要大於和霧霾的相關性。全片對控煙一字不提，雖然不是錯誤（控煙並不是主題），但是這反映了這類宣傳片共同的困境：大自然的因果關係往往是多重因素交織的，而人類的思考方式更偏好簡單明確的因果鏈條。
因此，幾乎任何強調特定主題的有效宣傳在學術上都有誇大一種因素掩蓋另一種因素的嫌疑，因而會受到技術層麵的指責。
戈爾的《難以忽視的真相》也飽受此詬病。當然，這裏有度的區別，柴靜並沒有把本來幾乎不存在的關聯性硬說成是有，也不構成根本性的缺陷。
4. 片中借采訪對象之口提到了河北有幾十萬職工事實上依賴於高汙染的工廠而生活，但這一點隻是浮光掠影，並未深入討論。
事實上這是汙染治理最本質的問題：如何強行落實環保法律要求，而置其背後的政治和社會風險於不顧？片子並未回答這問題，甚至連試圖回答也沒有，仿佛答案不言自明。但答案並非不言自明。
5. 片子後半段用英國的經驗對此問題做出了簡短的回應：一個產業沒落了，另一個產業會興起。人們不做礦工了，可以去做別的。
但是這話近同兒戲：在統計上新行業當然提供新就業，但新的就業員工如何可能恰巧等同於沒落行業淘汰的那一群員工？它們所需要的專業訓練、地理分布、資源配置都全然不同。就業率不是抽象的數字，而是一個個活生生的家庭。美國汽車產業沒落的同時信息產業也在興起，但是底特律的汽車工程師並不能直接搬到矽穀去開始寫代碼。河北的幾千萬人要如何承受產業換代的衝擊？
6. 這也是片子最令人詬病的地方之一：它幾乎全然反映了城市中產階級的視角和利益。對城市中產階級而言，霧霾是一個隻有缺點沒有優點的敵人。但如果她去采訪一個鋼鐵廠工人，對方也許會說：我寧可要霧霾，也不願失業重新找工作。這個利益訴求在片中是完全被忽略的。
7. 片子對企業的態度是令人玩味的。中石化幾乎完全作為反麵角色出現，邏輯上的指向是放開能源領域的壟斷，促進競爭和創新。在抽象意義上說，這是對的。
但中國環保問題的一個人人皆知的現實是：大企業事實上比中小企業在環保上做的好的多。中小企業由於利潤微薄，監管難度高，競爭激烈，反而更傾向於破壞環境。2005年至2010年那一輪國進民退，導致大量山西中小煤礦關停並轉，既促進大型國企的壟斷，也事實上有利於環保。
如果要在能源領域打破壟斷，如何在操作層麵上既促進競爭和創新，又防止過度競爭導致的急功近利破壞環境，並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片子對此未置一詞。
8. 更進一步，現代能源問題的解決方案強烈依賴於現代化工技術和能源技術，但城市中產階級（也是本片的主要訴求對象）真的做好準備了麽？
要節能減排，就必須推動大型化工基地的建設和核電廠的建設，以大工業取代小工業。如果輿論上沒有相應的準備，人們仍舊談化工、核能、大型水電站而色變，以「加強監管，打破壟斷」把治理環境問題的策略一語帶過，任何方案都是緣木求魚。
環境保護無可避免地包含巨大的代價和成本，把這個代價和成本攤開來計算，告知公眾他們未必樂意接受的事實，應當是任何關於環保問題的討論的基本義務，而本片做的非常不夠。
9. 一個城市居民理想中的世界，是身邊既沒有化工廠，也沒有核電站，長江上沒有三峽工程，郊區沒有煙囪，城市裏不堵車，出門有藍天，但同時自己又能用上便宜清潔的油電水和現代工業產品的世界。這世界是不存在的，和監管是否到位，法治是否昌明並無關係。
當然，在一個事實上監管並不到位，法治並不昌明的國家裏，首先要求立法、執法和行政部門的有效做為是理所應當的事，這也是本片的主要意義。但與此同時，它也必須承受把問題過度簡化的指責。
10. 從本質上來說，任何有效的宣傳都是某種過度簡化，而分寸感極難拿捏。我並不認為柴靜拿捏的完美，但這是求全責備。即使有以上這些批評，她的貢獻也比所有批評她的人所做的貢獻所加起來要大得多。謝謝她。
二、作品本身信息稀薄？過度煽情？如何對作品進行客觀評價？
方可成
賓西法尼亞大學博士生，原南方周末記者
第一次打開這部作品的時候，隻看了十分鍾就關掉了，因為發現它很長、信息太稀薄，用無法證明因果關係的女兒患病故事開頭，似乎又墮入了文科傻妞煽情的老路。
不過當我第二次打開它，將它看完之後，確實深感佩服。
從形式上說，它有著很好的敘事結構和節奏：視頻的插入、笑點的設計，故意講一些符合直覺的錯誤判斷、製造一些看似矛盾的對比，用第一人稱說故事、用第三人稱講道理，在哪個時間點上做簡短總結和回顧，怎麽前後呼應，燈光、音樂、服裝等等，都是經過精心考量的。
我一開始所認為的“信息稀薄”，其實也是為了達到最大的傳播效果而刻意為之的。
從內容上說，可以看出柴靜及其團隊為了這部作品確實投入了很多。從此前對環保議題毫無了解，到現在能夠對台下觀眾娓娓道來這些頗為專業的內容，她的努力是值得尊敬的。她此前在北大新聞學院課堂上反複提起的一句話是：好東西是聰明人下笨功夫做出來的。我相信她這一次又下了很多笨功夫，甚至可能比之前在央視時的任何一部作品下的笨功夫都多。
不過，這部作品在內容上並沒有稱得上“卓越”的東西。就像財新常務副主編張進所說，片子內容大部分都能在財新的環境報道中找到。南方周末綠版記者汪韜在片尾的特別致謝名單中，我相信她也並沒有從柴靜的調查中獲取太多新鮮的東西。
但是，這部作品的重點並不在信息增量，而在於傳播普及（或用一個更專業的說法，“設置議程和框架”），在於促進行動。它激發的巨大關注，若能促成一場環保運動，則善莫大焉。
柴靜在回答人民網記者的一個（很爛的）提問“遇到最大困難是什麽”時說：“應該是自己認識的局限吧。大氣汙染是個非常複雜的係統工程。我剛做的時候，有人說這個問題跨領域太多，不容易弄清楚。我深深感覺到了這點，擔心如果說得不準確，對現實會有妨害，找了很多專家審校，但也無法保證精準，隻能盡力而為。錯了的地方，修正就好。不足的地方，會有更多人做得更好。”
她當然有自己的局限，她並不比環保記者專業。不過，她也很清楚自己的局限，她的態度真誠低調，有人注意到：整個片子全程沒有剪進去任何現場的掌聲，隻有笑聲。
這部幾乎無法歸類的作品，得益於柴靜脫離體製束縛，也得益於互聯網視頻產業的發展。
我的一個期待是：這部屬於互聯網的作品，能夠將互聯網的本質特征——動態、開放參與、不斷更新容納進來。它不是一部封閉的、已完成的作品，而應邀請整個社會參與進來，不僅僅是修正片子中的錯誤，更應一起共商良策，乃至促進參與式民主。
順便說一句，有人從人民網和環球時報微博挺柴靜就判斷這部作品是與官方合謀，甚至是一場所謂“國家公關”，這樣的陰謀論是在蔑視媒體人（不管是體製內還是體製外）的主體性。
田禾
現居紐約的化學生物學研究生，“我不切大腦！”
看了大家精彩的討論，我也來補充幾句。
1. 《穹頂之下》不是學術研討，不是政策分析，它的主要功用在於設置公共議程（agenda setting）。Charles Tilly 寫過一本書《為什麽》（感謝譯者李鈞鵬），這本書從社會學的角度解釋了人如何為社會現象尋找理由。Tilly 將理由分為四種：慣例、準則、故事、專業表述。其中故事的作用在於為普通受眾提供了簡化版的因果表述，而專業表述的使用應當限製在特定的群體內。《穹頂之下》如果過分地借助專業表述，恐怕才是做錯了選擇題。
2. 為了達到良好的傳播效果，柴靜團隊需要保證故事主線的清晰、完整、流暢，而且要訴諸觀眾的感性而不是理性，這是無數傳播學的研究證明了的道理。把《穹頂之下》當學術論文來審視的人根本就是搞錯了語境。
《穹頂之下》能把醫療健康、政府監管、產業轉型、城市化、能源安全、公民行動這麽多的議題組織成一個扣人心弦的故事，難能可貴，而且我們也能看到柴靜為平衡不同視角作出了一定的努力，比如她提及河北鋼鐵行業牽涉到的就業問題，環保部門不作為與法律沒有充分賦權有關等等。
當然對這麽複雜的一個問題，怎麽努力都可以不夠。這個視頻的受眾是受過一定教育的城市中產階級，因此也正如木遙所說，最大的局限性是僅僅反映了城市中產階級的視角和訴求。
但以中國內部不同階層的巨大差異，恐怕也沒有辦法在一百分鍾內充分代表不同階層的訴求。如果要求一個視頻麵麵俱到，最後會比韓劇更加冗長，倒掉所有人的胃口。
至於說《穹頂之下》提出的解決方案不夠縝密，可柴靜也沒有宣稱她的解決方案就是最優解，她隻是要傳遞“霧霾問題有解”這個信息。以中國國情之複雜，內部博弈之激烈，對擔心柴靜一人足以誤導國家政策的人，我想說：您多慮了。
3. 柴靜團隊的敘事策略讓我一本關於人類與癌症抗爭的書《眾病之王》。這本書告訴我們一個道理：重大的社會問題需要專業人士、慈善家、NGO、媒體等不同背景的人攜手合作。專業知識提供了解決問題的方法，媒體和社會活動家的作用在於調動社會資源，後者的作用不是錦上添花，而是絕對必要的。
我相信二十年後如果有一本書回顧中國治理霧霾的曆史，一定會《穹頂之下》的意義給出公允的評價。
4. 很多自詡“理性”的批判其實非常不理性。誅心之論是最不”理客中“的一種論調。此外還有些批評，比如方舟子說“吸煙的危害比霧霾還大，為什麽不探討吸煙”雲雲。
方舟子經常跳出來代表理科生鄙視文科生，那他應該知道大部分學術論文都是這麽寫的：先定義一個問題A，再分析怎麽解決這個問題。別人可以爭論A是偽命題，也可以說A不是一個真正重要的問題（霧霾顯然不是偽命題，也不是無關痛癢的問題），但不能指責說為什麽隻去討論A，沒有去討論B, C, D...這根本不是嚴肅的批評。如果是寫學術論文，隻須一句話即可回應這類批評: it is beyond the scope of this study（超出了此研究的探討範圍）.
5. 關於柴靜以女兒生病一事開頭的爭議。對嫻於思辨的人來說，這種做法會讓他們懷疑視頻的邏輯性。但是對大部分的受眾，柴靜女兒的背影無疑會加強視頻“共情”的力量而增強傳播的效果。
柴靜作為資深媒體人，當然會知道這個手法會變成一個噱頭。但我寧可相信柴靜確實在自述心曲。這個視頻前後耗時一年，難道柴靜會不樂意留在家裏照料生病的女兒嗎，非要飛來飛去？
柴靜不可能預料到這一年來的高層政治動向，說她政治投機也太陰謀論了。我相信支持她完成這個視頻的一個重要動力是為了自己孩子的未來。寫個學術專著還可以題辭說“獻給XXX”，何況這個視頻是柴靜自費拍攝，沒花中國納稅人一分錢，她要給自己孩子送份禮物，不可以嗎？
叢妍
哥大新聞學碩士
做紀錄片的朋友曾經告訴我，如今，如果你作為電影人和你拍攝的題材沒有什麽瓜葛，是很難打動觀看者的。比如剛剛拿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的CITIZENFOUR，斯諾登手握NSA的機密信息主動找到導演Laura Poitras和記者Glen Greenwald，他在香港躲避風頭、申請避難期間，Poitras 和Greenwald 既是記錄者又是參與者，最終成就了這部影片。
《穹頂之下》中穿插了很多早年柴靜《新聞調查》時期報道環保題材的采訪片段，那時的她是記者。但現在，她是和霧霾有“私人恩怨”的母親。完成了從“記者”到“當事人”的轉變，她和那些在街上抗議PX的抗議者站在了同樣的出發點上，發聲也更有力了。
劉冉
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學博士生
看完了，很了不起。當然仍有很多問題和可能改進的空間，但我希望看到的批評能夠更加善意和專業。
目前的爭議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麵：其一，在無法更加鋒利地直指問題核心的情況下，是否有避重就輕、為體製增磚添瓦和販賣虛假希望的嫌疑；其二，是否在科學性上不夠嚴謹，特別是以個人經曆來暗示因果性是否有失專業。
對於第一點，基本上已經是意識形態的分歧，再多爭論恐怕也無法讓雙方互相認可。我個人覺得目前的狀態看得出是在多方妥協之後盡可能保留了鋒芒的結果，我並不認為這種妥協是一種惡；在短時間內無法顛覆整個體製的情況下，對一個媒體人來說這已經是最好的辦法。
對於第二點，在科學性上來說也許不是百分之百嚴謹，但並沒有像某些批評者聲稱的那樣漏洞百出；最多有一點點暗示因果性，但並沒有扭曲事實，也強調了“懷疑”“推測”“相關”等詞，甚至在嚴謹性上並不比《難以忽視的真相》差。
二者的出發點是一樣的，都是要在傳播效果和科學嚴謹性之間尋找一個平衡。從媒體界朋友透露的製作過程來看，他們的確一直在探索這個平衡點。最後的選擇必然無法讓不同教育背景和知識體係的人同時滿意，但哪怕不嚴謹之處也並不至於造成誤導和散布錯誤信息的效果。
更重要的是，它讓無數人真正係統地認識到了已存在多年的現象，並在一定程度上剖析了此前大眾並不知曉的成因和製度問題。在崔永元這個逗比瞎搞一氣之後，我們還是很需要一部這樣的作品來重新將新聞紀錄片的科學素養撿回來的。
總體來說，我非常佩服柴靜的努力，也希望看到更多類似的作品。最後，對於影片的批評，決不應該夾雜對她的人身攻擊。
董連賽
環境健康碩士在讀，前環保NGO從業者
1. 科學水平上來說我認為是過得去的。
看到有些人提出一些科學事實上的質疑，比如洗煤水的汙染問題，比如氣和油產業能不能代替媒產業等等。
我倒是願意替柴靜辯解一下，科學家在很多時候頭疼的問題還包括了自己研究的領域沒有人關注。
柴靜的這個紀錄片從各種維度介紹了霧霾這個問題。PM2.5的源頭談到了燃油，燃煤，餐飲。時間跨度上找到了北京10年前的報道，橫向對比上談到了曆史上兩個著名的類似案例即倫敦和洛杉磯，Stakeholders 找到了環保部的立法人員，執法人員，石化產業的領軍人物，企業主，環境風險的受害者，以及從事一線研究的科學家。整個紀錄片用樸實的語言，在一個時長100分鍾主要麵向公眾（而不是從業者）的紀錄片裏，能講到這麽全麵，我認為在科學上對應的深度和準確度要求太高對柴靜團隊來說是不公平的。
2. 這部作品避重就輕了嗎？
首先，關於柴靜團隊的紀錄片可以這麽順利發布，我的判斷是肯定柴靜先得到了體製內部相關人員的示意，才進行的實際拍攝和製作。再加上人民和環球的聲援，更印證了這一點。所以柴靜的聲音應該也就是體製想發出的聲音。
陰謀論的討論我覺得到這一步就可以停止了，因為無論是否有陰謀，這部紀錄片是真誠的製作，提出的解決方案也是基於現實的。自然之友的公益訴訟，公眾環境研究中心的汙染地圖，以及12396熱線，在我看來是公眾參與解決空氣汙染最直接、有效以及現實可行的幾種途徑了。我仍然堅持這是一部由體製示意（或曰默許）帶給公眾的紀錄片，而基於“政府VS 企業”之外的第三方監督也確實要落在公眾的手裏。
3. 柴靜的紀錄片的take home message是什麽？
我真的很喜歡環境監察大隊的那句“百分之百會去”。勿以善小而不為——一個舉報電話也許連讓空氣質量指數（AQI）下降0.01的功效都沒有，但仍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如果我們連這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麽能期望別人在體製內部做扭轉乾坤的大事呢？
4. 體製怎麽了？
談兩個觀點，當作拋磚引玉了吧。
之前工作的時候了解過我國環保部門的職能歸屬。地方的環保廳按理說是應該遵循國家環保部的要求完成環境監察等任務，但實際上地方環保機構仍然要向地方政府述職，因此就會出現要麽是省級環保廳與地方政府班子利益一致而不作為，要麽是環保部門因忌憚地方政府而隻有監沒有管。柴靜談到了這一點，但是沒有多談。
在列舉了一堆用過0次的法案之後，柴靜還談到了洛杉磯的環境執法部門如何開罰單等例子來說明美國的環境監管更嚴格。
但這裏有一個明確的區別：美國的環保部EPA 是一個權力非常大的機構，有獨立的監管和執法能力，在美國也是一個很受重視的政府部門。而相比之下中國的環保部較年輕，從一出生就不受歡迎，而在早期經濟發展為優先目標時，環保部的權利隻能說非常有限。其在體製內部的重要性也是直到近年來才有所提高。
第二個要說的是利益綁架體製的事。石化行業的利潤大家都是知道的，從柴靜紀錄片中提升油品時伴隨而出的在價格問題上扯皮，石化行業與體製的博弈能力也可見一斑。
因此如果民眾不能充分意識到這件事的嚴重性，很有可能高層沒有“民意”這一張牌來與利益團體抗衡。而不幸的是，縱觀曆史上幾個裏程碑式的法案，都是在環境災難已經發生之後才出台的，因為災難之後的應對性法案都背負著道義的責任而一般不會受到企業的阻撓。因此，在大規模的肺癌到來之前，我不知道體製打算撼動石化行業的決心到底有多少。
沙漠遊客
現居美國南部，正在翻越一座座博士山...
很多觀眾認為柴靜將她女兒的腫瘤和霧霾聯係起來的做法不科學，但我覺得這種批評本身就不公平。
這讓我想起一個美國侵權法的教科書案例 Stubbs v. City of Rochester，就發生在紐約州的環保悲劇。因為市政府的疏失，羅切斯特的下水道被汙染，原告 Stubbs 在水被汙染期間得了熱病，起訴政府索賠。但他在第一次庭審輸了，因為他沒辦法證明水汙染是他得熱病的“事實上的原因”。所謂“事實上的原因”就是引發事件的特殊原因，沒有這個原因事情就不會發生。
可環保問題沒有辦法建立起這種強因果關係。本案中的原告在事發期間沒有離開過該市，該水道是他們區唯一的水源，排除了他喝非本地水的一切可能；原告所在區有大量熱病案例，所住的小區多達58人得了熱病；原告提供證據證明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居住環境；甚至請了證人去喝那個被汙染的水，然後那人馬上就得了熱病......可這些證據從當時法律的角度來看遠遠不夠。同樣的，柴靜的女兒得了腫瘤，原因可能千千萬萬，霧霾僅僅是其中一種，甚至可能還不是關聯最緊密的那一種。
但我們就任由事態發展嗎？就任由受害者失去救濟途徑嗎？看似理中客的“摳邏輯”模糊了問題的本質，並讓我對某些群體缺少共情能力非常無語。
如果柴靜有弱點，那麽她唯一的弱點是數量。在這場對霧霾的控訴中她形單影隻，是一場“私人恩怨”。
而Stubbs卻得到了小區58名患者中48人聯名加入訴訟，才成功的通過不懈的上訴最後說服了包括紐約最高院作出一個裏程碑式的判決。本案最初發生1910年，百餘年後的今天，我們有理由在法律上輸掉對抗霧霾的戰爭嗎？也許當更多家長站在柴靜身後的時候，就是批評者閉嘴的那天，就是對抗霧霾勝利的那天。
三、什麽樣的討論更有益處？我們如何進行公共討論？
劉修遠
前公共政策研究生，現待業閑散人員
個人覺得關於“穹頂之下”有益的討論集中在兩個方麵：
一、傳播學方麵。希望有高手總結一下這次傳播方麵的啟示，為以後的擔當行動提供更多的經驗和教益。
二、霧霾治理方麵，即由此片繼續探討治理的方案和可行性。
個人覺得，這個片子是個“造時勢”的片子，不是個“論英雄”的事情。如果能見霧霾、不見柴靜可能是最好的討論方式，也能讓片子的正麵作用傳播的更大一些。
社會進步需要鏈條的不同環節齊心參與，有環境專家，也有傳播推動者，不同行業側重不同。個人能力終歸有限沒法麵麵俱到，如果能擺脫“上遊指責下遊邏輯不完美，下遊指責上遊實際不作為”的情況，齊心協力將更有助於社會重大問題的改善。
此外，想起的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從“公眾輿論”到“公眾監督“這一渠道的缺失，會不會部分助長了網民對推動社會進步行動的負麵評價？——缺少了一個”輿論倒逼政府實質性改善”的路徑，由於路徑不清而逐漸犬儒，由犬儒而再逐步邁入嘲諷。似乎也可以是一個有趣的觀察。
王浙鑫
金融民工，現居北京
看完許多人對柴靜紀錄片的批評，發現他們之所以抱有濃重的敵意，是出於對於“絕對正義”概念的堅持。
正如之前大家討論過的，這部紀錄片的出台，必然是與體製相博弈、妥協的結果。而批評人士希望紀錄片是真正“第三方”的，不僅要完全獨立製作，如果能被相關部分圍追堵截，還更能凸顯出“正義性”，柴靜滿足不了這樣的要求。
因此，部分批評者出於對於體製徹底的不信任，認為合作乃是與虎謀皮，因此從根本上對該片的動機（將責任推給普通人）和導向（暗示環保部門是“有心殺賊，無力回天”）進行否定。
也有人對於妥協過程的非公開性抱有疑慮，因為他們不知道在這個過程中哪些原則被保留下來，哪些被刪減了，而觀眾們處於一個被“操縱”的位置上，這是讓人非常不安的。
這樣的不安並非全無道理。人們當然會不滿於紀錄片不敢觸及龐大的政治商業汙染巨頭而隻能去欺負小商販的結論。的確無數的小善舉未必能匯聚成大善行，如果紀錄片倡導的方案無法改進這個鬱結的惡圈，那麽每個人的努力可能起到的作用比自己期望的更小。
但反對的人們的問題在於，他們難以看到自己心中“絕對正義”實現的困難性。不與相關利益者進行妥協，第一可能無法取得足夠數據資料，導致紀錄片腹死胎中。第二也必然讓紀錄片在發布路上困難重重。政治是妥協的藝術，沒有妥協，也許就不存在這部影片，反對派的討論聲音也會因此消失。
而擺在柴靜麵前的選擇很少：如果以體製內的身份出現，無疑會受到更多約束，更加言不由衷；而以對抗者的身份，則不會有“出現”的機會，霧霾話題的影響力也就無從談起。
柴靜與體製博弈、妥協的過程是個黑箱，大眾看不見這個黑箱，所以不信任和懷疑是自然的。這種懷疑與會督促以後其他的“柴靜們”保有更多的原則。
絕對的正義雖不可欲，相對正義卻是可求的。專業人士仍然可以指出紀錄片的分析內容是否真實可靠，紀錄片在傳播學上的價值也讓反對者對體製的詰問更多地浮上了水麵。
最重要的一點是，在沉默和行動之間，還是行動——哪怕是束縛了手腳的行動，更給人以希望。
王韜
康奈爾大學研究生，網名清木遠
大致看完了，幾點感受。
1.我覺得柴靜壓根沒把它當成嚴格意義上的新聞作品，她在演講中把自己稱為“曾經的記者”，這體現出自我身份的轉變。這次更像是一次超越記者身份的公益傳播，或許這個角色更適合她。她情感本可以更濃烈一些，個人色彩也可以更重，但事實上她做得還不錯。所以針對她新聞專業主義的批評起點就錯了。
2.專業技術層麵的討論和動機和價值層麵的評價是兩碼事，在一端的人會強調事情的價值意義，隻要願望是善意的就值得尊敬，喚起情感共鳴要更重要；而在另一端的人，則覺得煽情沒用，動機善意本身沒有任何意義，複雜問題靠感情解決不了。我個人是前者，但不覺得兩種觀點一定要彼此說服。真正可悲的是在兩端討論之外的誅心之論甚至人身攻擊。
3. 一個人在參與公眾討論時，是把自己的身份放在前麵，先畫個圈子，分個你我，還是放下成見，就事論事，體現了格局。人們習慣性地選擇前一種做法，學者嘲笑記者不專業，活動家嘲笑理論家紙上談兵。
目前的公共討論，類似的戾氣太重。我覺得社會角色有分工，要是真為了說事兒，都為了一個良善的目標，就可以坐下來好好說話。
4. 我們每個人，都或多或少有些私心，所以拷問別人良心的事兒，意義不大。
四、《穹頂之下》的意義何在？
宿亮
通訊社駐外記者
第一，同一行業，柴靜前輩新聞產品的質量、特別是製作新聞的態度的確很讚。我相信不少同行看完後不管是否有商榷之處，都希望通過類似的途徑幹活。
第二，我的疑問是：中國是否已經形成了一個環保利益集團，無論是環保部門、環保概念企業、NGO，還是媒體，這一環保利益集團的影響力有多大，在中國政府體製下，這樣的利益集團有沒有力量改變現狀？
王亞秋
網民Araby，資深下流社會人士
關於那些人生攻擊柴靜的人：haters gonna hate, 各個國家都有，沒辦法。
我本著為了爭論而爭論的精神，說一個dissenting opinion 吧：
我上個月去聽講座，《槍炮、病菌與鋼鐵》的作者 Larry Diamond 有點懊惱地說：“不要總琢磨著美國能怎麽改變世界，現實就這樣，美國對他國的民主轉型基本沒影響。”
因為柴靜的視頻引起的一次中產的網絡大討論、一次中產的環保意識大提升、一次中產的靈魂大覺醒，但是在給定的政治環境下，我感覺其實對改變當下的困境意義都不大（當然，在長遠來說是有意義的，比如促進公共意識、公民意識等）。
不說柴的視頻真的能激發多少人去實踐她倡導的行為，就算真的去實踐了，我們又會再一次直麵殘酷的現實，比如舉報汙染企業，是否更多的是導致了企業要多向環保局進貢了呢？當我們普通老百姓一次又一次，獨自或者一起，去尋求自救的方式的時候，常常會被迎麵而來的製度現實打得個落花流水。
當然，我不是提倡現實意義不大的事情就不應該去做了，盡自己所能，做一個正直的人、說誠實的話，在這點上，柴靜比她的hater們加起來都高不知道多少倍。我所不讚同的是那種“你光明，中國就不黑暗”的幻覺，和由網絡議題的火熱度而感到的 false sense of empowerment (虛假的賦權感)。
洪浩
賓州州立大學經濟學博士生
1）印象裏，霧霾成為公共討論的焦點已經好幾年了。科普文章很熱門，網友調侃天天見，空氣淨化器賣的很火。但柴靜紀錄片掀起的大規模討論，還是第一次見到。紀錄片本身的質量，柴靜積累的人脈與公共形象，新生女兒得癌症之令人同情，都是原因。但柴靜片子的傳播效應，關鍵還在於官方的許可甚至推廣（當然這可以討論）。
我覺得亞秋所說的“去除幻覺”很有道理。今天允許討論霧霾了，要利用好這個機會，盡可能爭取權益。但也不要指望這樣的傳播模式能輕易被模仿。政治是妥協的藝術，但並非是你想要妥協，就能妥協。
2）想促進集體行動，除了要讓更多人知道“該做點什麽不可了”，還要讓他們同時知道，“別人也知道該做點什麽不可了“。公共討論的規模和深度，與集體行動間是非線性的關係。柴靜紀錄片確如許多人說的，在環保運動上有裏程碑的意義。
編輯：張瀟冉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