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層次說說中蘇關係，共產主義

淺層次說說中蘇關係，共產主義

剛剛看了-ouyanghui-轉貼的《看了以下這段文字，對於當年的蘇聯三十年代的很多政策和中國五十年代末期的很多做法有了深層次的理解》

我回了他一個《我跟你說個淺層次的蘇聯三十年代的很多政策和中國五十年代末期的很多做法吧》，這裏把我的回帖整理一下寫帖子主貼。

我說的是淺層次，因為我說的是生存、是利益，不是宗教信仰，更不是主義信仰，因為對人類來說，主義信仰還不如宗教信仰信仰呢，宗教信仰多抽象啊，天堂，看不見，摸不著，主義信仰就具體了，特別是土共的主義信仰，那就是老百姓都有口包飯，當然也有想解放全人類的土共。

宗教信仰是忽悠，還不如宗教信仰的主義信仰就更是忽悠了，特別是從生存和利益的淺層次看，我剛剛寫了個帖子，有興趣的網友可以點擊：《清楚是沒法活的，西方的糊塗比中國更絕》

也許有人會問，既然宗教和主義都是忽悠，那為什麽還有宗教和主義呢？

因為，人是各種各樣的，所有人都有精神（因為沒有更合適的詞兒）需求，人類的生存需要精神需求，有的人的精神需要比較高，甚至特別高，人類的生存也是需要這些人的，宗教和主義是人類生存所需要的，中國文明用“道德”。

總之，無論是宗教還是主義，還是道德，都是人創造出來的，它們都是為人服務的，而不是反過來。

俄國文化和思維是東西不靠，東西方的特點各有一些，比西方東方，比如說西方就認為俄國是東方，至少俄國以前是耕種或種植農業國家，比東方西方，比如說俄國人也信基督教，隻不過俄國人也要獨立性，俄國的基督教叫東正教，東正教如此獨立以至於就連耶穌的生日，也就是聖誕節，都跟西方不一樣，1月7日是東正教聖誕節，關於東正教我就不在這裏說了，大家有興趣可以上網搜。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嘛，因此，俄國有時對西方有優勢，但是石畢竟是石，有時也有劣勢，對中國也是一樣，有時有優勢，有時也有劣勢。
-ouyanghui-轉貼的從這篇文章可以看出，作者還是想找出一個跨越時間和地域甚至文化的公式或理論或主義來解釋問題，這就比較西方思維，我來給一個東方思維的解釋，沒別的，純利益。

三十年代前，甚至四十年代，由於中國是百年積弱，中蘇關係是蘇聯主導，中國逐漸抬頭，到五十年代，中國的頭就逐漸抬的高了一些，到了五十年代末，中國跟蘇聯就要平起平坐了，特別是在政治上，當然是毛主席要跟蘇聯平起平坐了。

其實呢，毛主席早就要跟蘇聯平起平坐了，或者說叫獨立性，當年三十年代就要跟共產國際的獨立性了，這在毛主席是一貫的，隻不過中共那時的政策和戰略不是毛主席的，共產國際也許不感覺，或者感覺到了也不太當回事，因為中共的力量就那麽點大，像個嬰兒，再鬧也不過那麽點能量。

 即便是到了後來，中共黨的政策和戰略是毛主席的了，長征後期和延安時期還有解放戰爭時期，中共的力量大一些了，相比蘇聯也就那麽點大，像個兒童，再鬧也不過那麽點能量。

解放戰爭時期，蘇聯跟常揩身的關係，中共顯然不滿，這時已經不隻是獨立性的問題了，而是中國的國家利益，由於力量對比，蘇聯也許不感覺，或者感覺到了也不太當回事，比如說解放軍過江在即，蘇聯在南京的大使館就隨民國政府搬到廣州去了，當然還有蘇聯跟常揩身的友好條約，等等等等。

國家利益第一，主義是忽悠，這一點在斯大林是清楚的，但是，蘇聯共產黨並不都清楚，任何組織都是金字塔形的，普通蘇共黨員，也就是大部分蘇共黨員還是信仰共產主義的，或者說是機械的按照共產主義理論辦事的，這是蘇共的現實，其實呢，也是中共的現實。

這就是為什麽毛主席的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實行起來那麽困難，甚至必須要付出多少生命和鮮血的代價才能最後意識到。

 到了五十年代末，也可說是抗美援朝以後，中國跟蘇聯就要平起平坐了。

原因是在政治上，赫魯曉夫犯了一個錯誤，他的錯誤給了毛主席一個機會。

赫魯曉夫的錯誤就是他很清楚國家利益第一，主義是忽悠，他批斯大林，對內，他要搞土豆燒牛肉經濟改革，也就是關心民生，叫蘇聯式的奔小康也行，對外，他要與美國和平共處，也可以叫開放吧，無疑的，他這樣做在他看來是符合蘇聯利益的，但是，廣大普通蘇共黨員不知道主義是忽悠，也就是說赫魯曉夫搞改革開放的條件不具備，至少政治條件不成熟，大部分蘇共黨員還是信仰共產主義的，或者說是機械的按照共產主義理論辦事的，因此，也可以說赫魯曉夫搞改革開放的基礎不具備。

不僅，大部分蘇共黨員還是信仰共產主義的，或者說是機械的按照共產主義理論辦事的，東歐的共產黨也是一樣這樣一來，中共經過“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就要成熟很多，也就是說對“主義”不那麽迷信，因此，赫魯曉夫搞改革開放的基礎不僅在蘇聯不具備，在整個蘇聯陣營也不具備。

在這種條件下，赫魯曉夫批斯大林然後搞改革開放就自然而然的在整個蘇聯陣營造成混亂，至少是政治上的思想混亂，他的處境有點像毛主席在江西蘇區後來的處境，廣大土共黨員信仰共產主義，要機械的按照共產主義理論辦事的，他們聽共產國際的，毛主席也沒辦法。

斯大林死後，蘇聯的情況也差不多，毛主席就要用這個機會跟蘇聯平起平坐了。

一方麵，毛主席要幫赫魯曉夫，毛主席親自執筆寫了好幾篇文章，幫助赫魯曉夫平息了整個蘇聯陣營政治上的思想混亂，赫魯曉夫也知恩圖報，蘇聯那時援助中國特慷慨，這就是政治的價值，也可說是忽悠的價值，關鍵是有人信，價值最大的忽悠就是信仰了。

另一方麵，毛主席要打赫魯曉夫，就像當年博古等人取代毛主席一樣，毛主席也要使蘇共內部信仰共產主義的廣大黨員，蘇共內部要機械的按照共產主義理論辦事的各級黨員，打倒赫魯曉夫，當然了，毛主席沒有共產國際的力量可以用，毛主席就給赫魯曉夫一個修正主義的帽子，開始批判修正主義，就跟當年共產國際說毛主席“右傾”差不多。

當時中共搞了一個“九評”批赫魯曉夫，雖然，中國的赫魯曉夫有“白貓黑貓”理論，但是，那時鄧小平是中共黨中央總書記，他主持了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批判，那就是著名的“九評”。

這九篇評論分別如下：
•一評發表於1963年9月6日：《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
•二評發表於1963年9月13日：《關於斯大林問題》
•三評發表於1963年9月26日：《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
•四評發表於1963年10月22日：《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
•五評發表於1963年11月19日：《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
•六評發表於1963年12月12日：《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
•七評發表於1964年2月29日：《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
•八評發表於1964年3月31日：《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
•九評發表於1964年7月14日：《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曆史上的教訓》
 雖然《十評》也有定稿，但後來由於10月14日赫魯曉夫下台，沒有發表。

 大家看見沒有，“雖然《十評》也有定稿，但後來由於10月14日赫魯曉夫下台，沒有發表”？

所以嘛，都是忽悠，忽悠的目的達到了，就不需要繼續忽悠了，已經準備好了的忽悠就不用忽悠了，好比仗打完了以後的子彈。

 斯大林死了，赫魯曉夫改革，毛主席反赫魯曉夫，因此有中蘇關係問­題，土共裏真心親蘇的還是有不少，劉少奇應該還是親蘇的，據說劉­後來要訪問蘇聯修複中蘇關係，最終導致被毛主席打倒。

赫魯曉夫其實就是對美國搞資本主義改革開放，赫魯曉夫對美國要和平共處，對內關心老百姓生活，土豆燒牛肉什麽的，相當於搞資本主義經濟改革，蘇聯式的老百姓奔小康吧？

毛主席批劉少奇和鄧小平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其實那時中國搞對美國搞資本主義改革開放條件不成熟，如果搞了得利的是蘇聯，中國隻能當跟班，因為那時的中國在任何方麵都幫不了美國，那時，中國對美國沒什麽價值，特別是在蘇聯對美國要和平共處和搞資本主義經濟改革的條件下。

所以，還是批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比較好，把蘇聯拉回共產主義，蘇聯共產主義了，才有中國對美國搞資本主義改革開放跟美國聯手對付蘇聯的可能性。

否則，如果中國支持赫魯曉夫的改革，自己也搞資本主義改革跟美國改革開放，那中國就隻能當蘇聯的跟班，赫魯曉夫的改革就很可能成功了，如果赫魯曉夫的改革成功了，那麽世界就真是2G了，沒中國什麽事了，所以，中國不需要美蘇和平共處，中國需要美蘇相爭，真沒什麽主義對錯的事兒，主義真是忽悠。

既然主義是忽悠，那麽共產主義在中國近代史扮演了一個什麽角色呢？

滿清時的中國就已經落後了，到蘇聯出現的時候，中國近代史發展到“百年積弱”，如果說“百年積弱”是一條河，那麽，中國人需要一座過這條河的橋，簡單的說，共產主義就扮演了這個橋的角色。

首先，必須認識到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是過不了“百年積弱”這條河的，“一個好漢三個幫”嘛，共產主義讓中國人借到了蘇聯的力，因為共產主義是借力給別人的價值觀，至少共產主義是這樣忽悠的。

其次，必須認識到中國人借不到資本主義的力，不僅事實是“百年積弱”這條河是資本主義國家給中國挖的，事實還是資本主義本來就不是借力給別人的價值觀，資本主義連這樣忽悠都不忽悠，所謂“普世價值”那時候還沒有，今天有了也是因為中國強大了，硬的一手不好玩兒了，不得不玩軟的一手“黃鼠狼給雞拜年”而已。

美蘇相爭了，才能有中國幫那一個的問題和價值，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相爭也是政治的繼續，在兩強相爭中幫人家的價值還是很大滴，中國對美國的價值就創造出了了，中國可以幫美國對付蘇聯了，中國對美國有價值了，所以才有了後來的鄧小平對美國搞資本主義改革開放跟美國聯手對付蘇聯的成功，因為符合中美兩國的利益。

也就是說，中國的改革開放最好不是中國自已的事情，而是中美共同的事情，因為這樣一來，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眾望所歸的事情了。

毛主席說：“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

”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共產主義這座橋也不例外。

即便是真理也不是絕對的，真理的正確性也是在一定的範圍和條件下，一旦條件變化了，真理就需要修改，或發現新的真理，共產主義這座橋也不例外，過河改橋和過河拆橋都不是不可以的。

最後，我從我的帖子《說不盡的抗美援朝，博望燒屯白河用水》裏抄幾段結束這個帖子。

過河拆橋是可以滴，“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嘛，但是過河拆橋也要頭腦清楚，橋可以不要了，可橋起過的作用還是要看到滴，不是不需要橋也照樣能過河滴。

 中國文明是無神的，中國也有天下江山社稷的概念，皇帝隻是個管理者，其實中國也是類似公有製的，隻不過這個公由天子管理，所以，共產主義在中國是有土壤的，在蘇聯都沒有，因為俄國是有神的，基督教的一支，東正教。

雖然，過河拆橋是可以滴，但是，中國過的是“百年積弱”的河，看看這條河就可以想象過這條河的橋的偉大，拆的是讓無數先烈拋頭顱灑熱血前赴後繼的共產信仰的橋，誰以為拆這座橋容易？
 
誰知道這座橋是怎麽拆的？

在我給出我的答案之前，我先說說我對西方哲學的看法。

西方哲學都是基督教的分支，因為它們不可以反對基督徒，也就是說西方哲學都是有神的哲學，或者說不是無神的哲學，因此，西方哲學對西方社會和西方人的生活基本上沒有任何影響，相比之下，中國的老子、莊子和孔子等等等等對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的生活的影響就是無處不在的，對應的對西方社會和西方人的生活的影響無處不在的是耶穌，他說處女和神的兒子，其實是個亞洲中東的猶太人。

因此，從對社會和人的生活來說，也就是在實踐意義上，西方沒有哲學，舉一個例子，那就是美國的民主，美國人看不出美國的兩黨的實質一樣，都是資本黨，因為兩黨的價值觀和理念都是相同的，都是資本主義，選舉隻是形式，候選人許諾忽悠選民，選民沒腦子不思考，也就談不上獨立思考，就是莊子講的“朝三暮四”故事的重複上演，每四年就上演一次。

而且比莊子講的“朝三暮四”故事的重複上演還有更糟，因為候選人許諾忽悠選民，候選人競選成功以後回回食言，選民回回上當，我以為莊子的故事裏的猴子都有可能不上當，如果那人騙了猴子的話。

所以，把在兩個相同的東西裏選一個當作有選擇，這就是西方民主，這一點都看不出來，幾百年循環往複樂此不疲，而且還興致極高，還談什麽有哲學呢？

馬克思是西方哲學家裏最接近哲學家的西方哲學家，因為他是個無神論者，也就是說他不是基督教的分支。

連西方科學都是基督教的分支，這個我以前討論過，就不在這裏羅嗦了。

下麵說說中國人用馬列主義這座橋過了“百年積弱”的河以後是怎麽拆的這座橋。

人，按照馬列主義分類是階級，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在短期範圍內是正確的，因為短期利益是經濟利益，經濟利益也是短期利益。

但是，人，不隻是經濟屬性，人還有長遠利益，那是人的社會性，比如說中國文明的家庭觀念，造福後代，青史留名，等等等等，中國文明的這些價值是可以高到超過生命的。

因此，人有兩方麵的追求，個人性的追求和社會性的追求，前者比較經濟比較短期比較利己比較自私，後者比較精神比較長期比較利他比較無私。

所以，人，可以按照他的個人性的追求和社會性的追求的比例來分類，個人性的追求比例高的人比較自私自利，他們損人利己，，也可以說他們比較右，相比之下，社會性的追求比例高的人比較無私，他們大公無私，也可以說他們比較左。

在中國人過“百年積弱”的河的時候，中國人需要大公無私的人，一旦中國人過了“百年積弱”的河，中國人不僅要拆馬列主義的橋，中國人還要說大公無私的人傻，還是那句話，“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嘛。

但是，所謂在中國人過“百年積弱”的河的時候，中國人需要大公無私的左的人，就是說中國的政治舞台是大公無私的左的人們的舞台，因為一般人幹不了前赴後繼拋頭顱灑熱血這樣的事兒！就更不要說比較自私自利的右的人了。

可是，一旦中國人過了“百年積弱”的河，中國人不僅要拆馬列主義的橋，中國人還要說大公無私的左的人傻，也就是說，自私自利的右的人們也要走上中國的政治舞台了。

究竟是什麽使得大公無私的左的人的傻顯現出來了呢？

將大公無私推向極端，也就是將左推向極端，讓左的人上台，好比是中共曆史上的“第五次反圍剿”，左的人們在搞，毛主席下台了，結果呢，左的人們搞砸了，毛主席又上台了。

其實呢，當年左的中共上台也是必然的，因為幾次反圍剿都勝利了，自然是理想主義和信仰放光輝的時候。

那麽，建國以後，究竟是什麽將大公無私推向極端，也就是將左推向極端，讓左的人上台了呢？

文革！

感謝毛主席吧，別以為鄧小平聰明就能上台，右的人們一般來說不是左的人們的對手，因為左的人們的犧牲精神強，比如說鄧小平體係就不是林彪體係的對手，如果沒有文革，或者說毛主席建國後就徹底退了，別以為中共黨內右的人可以壓住左的人，因為劉少奇也隻會壓服人，據說是要共產黨員成為黨的“馴服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