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人的形成——漢代中國人的邊疆異族意象 （好文！）

漢人的形成——漢代中國人的邊疆異族意象

 

       春秋時期，處於華夏邊緣的秦、楚、吳、越等人群，逐漸在華夏的曆史記憶中找到了自己的祖源，這種“溯源”也得到華夏的認可。華夏間密切的交往，終於造成政治上的統一，這就是秦漢帝國的出現。秦雖然不及百年就亡了，漢帝國卻延續了四百多年。在這四百多年中，愈來愈多的邊緣人群遺忘他們原來的祖先，而華夏也逐漸遺忘這些邊緣人群的“異族”身份。於是，華夏心目中的異族概念便持續地向西方、西南、南方與東南漂移。

　　但是，華夏邊緣的漂移、擴張不是沒有止境的。有些地區的人群，因生態與社會結構因素無法成為華夏。有些地區的人群，則因資源分配、分享的原因而不願成為華夏。到了漢代末年，這個華夏“邊緣”逐漸明確化、固定化。在本章中，我將從漢代人如何描述四方“異族”的生活、道德習俗，特別是他們的族源，來探討漢代華夏對邊緣人群的“異族意象”與其“自我意象”，以及在此異族意象與自我意象下，華夏如何與不同的邊緣人群展開往來互動，而產生不同性質的華夏邊緣。

　　漢代是“中國人”在本章中，我將普遍使用“中國人”來指稱構成漢帝國的人群，也就是所謂的華夏。這個用法，隻是反映當時華夏在麵對四裔族群時的自稱，而無其他現實含意。漢代文獻中，漢人以“中國人”自稱的例子不勝枚舉。如，《史記》南越列傳中記載，南海尉任囂勸趙佗據地自雄時，他提到在這南方“頗有中國人相輔”；又，當南越貴族鼓動群眾反對來自漢帝國的皇後時，他們也說“太後中國人”。的異族意象與自我意象形成的關鍵時代。主要原因是：（1）漢帝國是華夏形成後第一個維持較久的統一帝國，這時中國與四裔族群的關係，是形成中國人異族意象與自我意象的關鍵；（2）漢帝國勢力在東亞的擴張，達到其移民所能生存的生態地理極限，以及帝國行政力量所能控製的政治地理極限；（3）漢代是中國有係統的“正史”記載之始，文字曆史記憶，使得在漢代形成的華夏自我意象與異族意象延續下去，深深影響後世的中國人。因此，研究漢代中國人的異族意象，也就是探討“中國人”自我意象形成初期的情形在本章中除了部分輔助文獻外，主要以《史記》、《漢書》、《後漢書》等“正史”記載為主。這是因為，在漢代文學家與訓詁學者的作品中，雖偶見有關邊疆異族的零散記載，但其中所提及的，常與現實世界的邊疆民族有些差距。因此對於這部分材料，可能需要另外為文處理。相反的，《史記》、《漢書》等史書中對於四裔民族的族源、生活方式，以及與中國關係的記載，都是基於官方檔案，與地方官員、將領的報告，以及史學家親身的采訪。以此寫成的、有係統而又完整的記載，無論是否確實它都代表一種典範觀點。當我們在探討“漢代中國人”的異族意象時，事實上不同地區、不同社會階層的漢代中國人的異族意象可能皆有些差距。但是，在文獻不足以讓我們作這樣細微的探討時，“正史”所表現的典範觀點，可提供我們研究“漢代中國人”自我意象與異族意象的基點。

 

　　漢代中國的邊疆民族意象

　　在漢代中國人的觀念中，他們受四方異族環繞（圖11）。漢代中國的北疆，主要是匈奴、鮮卑與烏桓，這些是草原遊牧或森林草原遊牧人群。在中國的東北有高句麗、濊、貊等，他們是定居於村落行農業的人群。在中國的西疆，這時有許多不同的部落人群，被泛稱為“羌人”或“西羌”，他們是居於高山及穀地的遊牧或半遊牧人群。

　　在南疆與西南疆方麵，住著許多被稱為蠻及西南夷的人群，他們是定居程度不同的農牧混合經濟或遊耕人群。東南方麵，則是被稱做越人（或粵人）以稻作農業為主的定居人群。因為人類經濟生態、社會組織的不同，漢代中國人對這些人群有不同的異族意象。也就是說，他們為了不同的原因，或不同程度地被華夏排除在“中國人”之外。

 

　　北方邊緣：匈奴

　　自春秋晚期以來，北邊華夏諸國就在建城垣，以防禦北方部族的南下。秦統一中國後，將各國舊長城連接起來，於是“長城”代表了統一的華夏帝國北方邊緣，也是華夏民族的北方邊界。被排除在此邊界外的人群，早在戰國時已完全遊牧化了。原先，他們凝聚成一個個的遊牧部落。自匈奴部落的冒頓單於崛起，大部分的草原遊牧部落都統於匈奴遊牧“國家”之下。

　　匈奴遊牧國家結合定居社會的中央化領袖威權（單於），以及遊牧社會的分裂性結構（左右賢王、二十四長與其下的各級部落首領），成為相對於南方漢帝國的一大政治勢力。靠著分裂性結構下機動的軍事力量 遊牧盛行的地區不隻是缺乏農業資源，更重要的是這些資源不穩定，譬如：不穩定的雨量，突來的高溫或低溫，無法測知的大風雪等。在這樣的地區，遊牧的移動性使得牧民得以在適當的時候，以適當的人群組合來利用自然資源或逃避災難。為了隨時以適當的人群組合來適應環境的變化，遊牧社會的結構需要有彈性，而且每一基本遊牧單位對於本身的遊牧事宜需有相當的決定權。基於這些原則，最常在一個遊牧社會中見到的便是所謂的分裂性（親屬或社會）結構 (segmentary structure)。，匈奴不斷地侵擾漢帝國邊境，以此從漢帝國得到一些物質上的利益。單於與各部落首領將此利益層層分配下去，以此鞏固他們的地位Thomas J? Barfield,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ss?: Basil Blackwell, 1989), 32~80? 。就在如此的政治結構上，北方遊牧人群與南方漢帝國展開數百年的往來互動。

　　漢代中國人對包含在匈奴之下的北方民族的描述與評價，顯示華夏對非華夏的一種詮釋，也就是詮釋他們為何不是“華夏”。司馬遷在《史記》中對匈奴的描述，即可代表這種漢代中國人觀點。首先，在經濟生業上，《史記》中稱匈奴人跟隨牲畜到處遷移，沒有城郭，也沒有定居農業《史記》卷一百十《匈奴列傳》。《史記》中還記載了一封漢文帝給匈奴單於的書信，其中說：

　　先帝製，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於；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製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君臣相安，俱無暴逆。

　　因此對當時的中國人而言，人群經濟生態上的差別，也就是匈奴與漢政權所轄人民的分野。同時，在《史記》中，司馬遷也模仿匈奴人的觀點，記載匈奴皇後所說的話：“今得漢地，而單於終非能居之也。”同注①。這個觀點，也表露在《史記》所載一位投降匈奴的漢人所說的話中：為了強調匈奴與漢為敵體的地位，他以匈奴的衣、食、生活習慣與漢不同，來勸匈奴單於勿貪漢人的物品。這些都顯示，漢代中國人認為這樣的經濟生態差別，使得草原與漢帝國成為兩個不同的世界，匈奴人也應意識到這一點。

　　其次，司馬遷認為匈奴人都貪狠好侵奪：“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同注①。班固在《漢書》中對匈奴的總結印象也是，“夷狄之人，貪而好利，披發左衽，人麵獸心。”《漢書》卷九十四下《匈奴傳》。最後，司馬遷及其同時代的人對於北方人群“野蠻性”的鄙視，主要是在道德文化上。他們認為北方夷狄“茍利所在不知禮義”，“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娶其妻妻之”。這些，在漢代中國人眼中都是野蠻得難以想像的風俗。

　　至於匈奴的族源，《史記》中記載：匈奴，其先祖夏後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

　　夏後氏在戰國至漢代中國文獻中，至少有兩種象征意義。其一，當夏後氏與黃帝、堯、舜等並列時，他象征中國一線傳承的祖源之一如《國語·魯語上》：“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後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 其二，漢代人也經常以夏後氏與商人、周人共舉，來描述文化的世代演變，或說明不同地域人群文化上的差異，夏後氏在此經常指文化比較原始質樸的時代或人群如《禮記·檀弓上》：“有虞氏瓦棺，夏後氏塈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翣。”。因此，將匈奴視為夏後氏的後代，一方麵是將匈奴視為與華夏同源的人群，另一方麵似乎認為他們比較野蠻落後。由匈奴為夏後氏之後的說法看來，漢代中國人將北方匈奴視為與華夏經濟生態不同的敵對人群，除了認為他們在某些道德文化上比較野蠻外，基本上對他們並無鄙視之意。

 

　　西方邊緣：西羌

　　對東漢時的中國人來說，西方異族羌人比起北方異族要野蠻得多。這些西方羌人分布在青海河湟地區，以及沿今日西藏高原東方邊緣的地區。這些人群大多也是遊牧、半遊牧人群。他們分成許多大大小小的部落，種族繁雜，中國人甚至無法以其各自的自稱族號來稱呼他們，因此隻有以“羌”這樣的泛稱族號來將他們都包括在內。有時在泛稱族名“羌”之上加上一些專稱詞，如旄牛羌、白狗羌、越雟羌等等。然而，這些加上專稱的人群是否為一建立在彼此認同上的人群單位，都是值得懷疑的。

　　這些人被排除在華夏之外的原因，與北方人群相同，主要也是與漢人在文化生態上的差異——漢人將所有不定居的人群都當作是非我族類。但是由於西方人群的部落組織，使他們在漢人眼中比北方遊牧人群更野蠻。成書於戰國時的《呂氏春秋》中，就已提及西方有些“無君”的人群，以此強調文明的特色之一就是統於君主《呂氏春秋·恃君》所載：“氐羌呼唐，離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筰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 。到了漢代，在長期儒家君父觀念的教化下，當時中國人更認為“無君”是野蠻中的野蠻了。

　　漢代的河湟羌族，就由許多“無君”的部落組成。他們是兼營農業的半遊牧人群。《後漢書·西羌傳》中記載，羌人沒有一定的居所，以畜牧為主要生業，逐水源、草場而遷移。同書中說，他們很少種植穀類，但也記錄了一些有關羌人種麥的事《後漢書》卷八七《西羌傳》；關於羌人的遊牧及農業，見於 Ming?ke Wang, 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Ecological Frontiers and Ethnic Boundary? Ph?D? di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1992)?。對漢人來說，羌人與匈奴相同，也是父兄死後娶其後母寡嫂的野蠻人。羌人與統於單於的匈奴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分成一個個的部落。

　　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為雄。《後漢書》卷八七《西羌傳》。

　　這正說明了羌人是在分裂性社會結構下的遊牧人群。在這樣的遊牧人群中，聚散有彈性的社會結構是他們生態適應的一部分，各分支群體間的敵對（segmentary opposition）是此社會特性之一有關羌人的分裂性社會結構，見Ming?ke Wang, 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Ecological Frontiers and Ethnic Boundary, 80~94；關於遊牧社會的分裂性結構，在人類學的遊牧社會研究中有許多探討，如：Fredrik Barth, “Segmentary Opposition and the Theory of Games: A Study of Pathan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89 (1959): 5~21；E E EvansPritchard, The Nu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0, 1969), 142~158。但這些都是漢代中國人不能理解的。譬如，漢代將領常認為羌人“無君”，而且經常反複不定。事實上這是因為在這種社會中，沒有任何一個“上級領袖”能為各下級部落人群決定與漢帝國的和戰關係。漢代中國將領趙充國在給皇帝的報告中說，羌人之所以容易製服，是因為他們每一族群都有自己的首領，彼此互相攻擊，不能團結統一《漢書》卷六九《趙充國辛慶忌傳》。然而，在分裂性結構的部落社會中，各分支群體間的對抗，是各社會群體間的一種凝聚機製。而且，漢帝國為“羌亂”付出的代價，證明羌人並不如趙充國所說的容易製服。

　　《後漢書·西羌傳》中有一段關於“羌人來源”的記載：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薑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嶽，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後漢書》卷八七《西羌傳》。

　　三苗在中國古代傳說中是凶人的化身。因此，將羌人視為三苗之後，也就是華夏借著“羌人的族源”來詮釋這些異族的邪惡本質。

　　《後漢書·西羌傳》中又記錄另一則有關羌人來源的傳說。

　　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為秦所拘執，以為奴隸，不知爰劍何戎之別也。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急，藏於岩穴中得免。羌人雲，爰劍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與劓女遇於野，遂成夫婦。女恥其狀，被發覆麵，羌人因以為俗，遂俱亡入三河間。諸羌見爰劍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為豪。河湟間少五穀，多禽獸，以射獵為事。爰劍教之田畜，遂見敬信。同注①。

　　這一則傳說的原型，很可能采自當時被稱為羌的某一部落之口傳。在漢代中國人的族群歧視下，添加了一些如秦厲公與戎等的“曆史背景”，與強調羌人低劣本質的枝節，如他們領導家族的父係祖先是奴隸，母係祖先為受割鼻刑罰的女子。這個記載最重要的含意是：羌人能夠種田畜牧，還歸功於從漢帝國去的人——雖然這個人是被漢帝國驅逐的戎人。這樣的“文明起源傳說”或“化夷傳說”，也見於當時華夏對滇、句吳與朝鮮等地人群的記載中。

 

　　東北邊疆：朝鮮

　　朝鮮半島北部與遼東地區，原來就居住著許多人群。他們有些居於山區，有些居於平原，也因此在經濟生態與人群組織上有很大的區別。基本上，這兒較大的族群如高句麗、沃沮、濊等，都是以定居農業為主的人群。在此之北的夫餘與挹婁，除行農業外也依賴在林中狩獵與畜牧。由於地宜農業，至少由秦末開始，許多中國移民與流亡者就進入此地。漢初，燕人衛滿糾集大批移民在這兒建立一個政權，將當地土著與早先到此開發的中國北方移民都置於他的管轄之下，這就是中國文獻記載中的朝鮮。

　　漢代中國人眼中的朝鮮是一個禮儀之邦，並將之歸功於一個“從中國去的人”——箕子。《漢書》記載：

　　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誌》。

　　根據此記載，不僅是朝鮮人的禮儀教化，甚至他們能種田、養蠶都是箕子的功勞。這是一種與前述“羌無弋爰劍傳說”相似的“化夷傳說”。不同的是，前者的主角是戎人奴隸，後者的主角是殷商的王子。這兩個傳說的差別，也表現了在漢代中國人心目中，不同異族與中國人之間有不同的文化或族群親緣距離。在這兩方麵，朝鮮人都遠比羌人親近中國人。

　　成書於南朝的《後漢書》，取材主要根據漢晉史籍。在該書的《東夷列傳》中，起首有一段對該地人民特質的概述：

　　王製雲：“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禦，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後漢書》卷八五《東夷列傳》。

　　這個記載也顯示由前漢到魏晉南朝，當時中國人一直認為朝鮮人是謹守禮教的民族。

　　後漢時的夫餘是兼營農業、狩獵與畜牧的人群。據中國文獻記載，這兒“土宜五穀，出名馬、赤玉、貂豽，大珠如酸棗”。漢人也注意到他們有代表中央化威權的城池、宮室與牢獄，並且有代表商業活動的倉庫。關於這些人的道德習俗，《後漢書》中的描述是：這些人強壯勇敢而又謹厚，不會到處掠奪。他們在飲食、社交上，注重禮儀與上下尊卑之別。另外，住在高山深穀之中較不注重務田的高句麗，在當時中國人眼中則是風俗敗壞，人民好勇鬥狠，喜好到處掠奪。濊人，前漢時朝鮮管轄下的人群之一，他們也是行農業的人群。《後漢書》作者對這些人的描述則是：他們不會盜竊，可以不用閉戶，婦人都能守貞節《後漢書》卷八五《東夷列傳》。總之，直到東漢魏晉，除了高句麗因屢次寇邊而被嫌惡外，基本上當時中國人還是認為這些住在東北方的人群謹守禮教、風俗敦厚。

　　在箕子傳說之外，東漢以來，中國史家采錄了另一則有關當地人群起源的傳說：

　　北方有高離之國者，其王者侍婢有身，王欲殺之。婢雲：“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王捐之於溷中，豬以喙噓之，徙至馬閑，馬以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為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三國誌集解·魏書·東夷傳》，注引《魏略》；《後漢書》卷八五《東夷列傳》。

　　這個傳說，可能是當地族群起源的本土版。後來事實證明，無論從前有多少中國人進入朝鮮，他們都融入當地社會體係之中（這體係中包括許多國家、部落與村落群）。在這體係中，他們或遺忘箕子傳說，或相信箕子傳說，但也強調本土的起源傳說，來抗拒當時中國人將他們內地化的努力。漢代以後，這兒的人大多奉東明或檀君為始祖《三國誌集解·魏書·東夷傳》，注及盧弼集解；釋一然：《三國遺事》，韓國漢籍民俗業書，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71。 。於是，在這經濟生態與文化並不造成民族邊界的地方，“族源”成為一群人建立族群邊界的主要工具。

 

　　南方邊緣：南蠻

　　南方被華夏稱為蠻的人群，分為許許多多的族群，其中最主要的有武陵蠻、巴郡南郡蠻以及板楯蠻。他們聚居在山間村落中，以種植、狩獵為生。漢代中國人以“蠻”這樣的泛稱來稱呼他們，是因為他們沒有如匈奴、朝鮮等人群的集中化政治組織。

　　漢代時住在今日湖南省西南的是武陵蠻。《後漢書》中記載了一個傳說，稱他們是古帝王高辛氏的女兒，與一隻退敵有功的狗“盤瓠”所生的後代。因此，他們以自己的父係祖先對中國有功，母係祖先又是帝王之女，因此無論種田或做生意都不需繳關稅或田稅。事實上，漢初在此地“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口二丈”以為稅賦《後漢書》卷八六《南蠻西南夷列傳》。東漢時，武陵蠻及附近諸蠻夷經常“反叛”，原因不詳。但是，順帝永和元年（公元136年），東漢政府接受武陵太守的建議，以當地蠻夷都已經很順服了，應比照漢人增加他們的賦稅。結果造成連年的蠻夷“反叛”。武陵蠻的族源曆史、傳說，一方麵強調他們與中國的長遠關係，另一方麵也詮釋他們為何可以減免賦稅。而在實際的民族關係中，他們與漢人政府間的緊張主要也是因賦稅問題。

　　在長江中遊，約當湖北省西部的地方有一支人群，自稱是廩君的後代。當時中國人稱他們為“廩君蠻”。秦時，因巴氏為蠻夷君長，而且他們又代代娶秦女為妻，所以秦王朝賜給他們爵稱，有罪時可以用爵稱相抵。並要他們的君長每年出賦兩千一十六錢，三年出義賦千八百錢；一般百姓每年出嫁布、雞羽作為賦稅同注①。漢代沿襲這辦法。東漢時，他們經常聚眾反叛，其原因也是漢王朝對他們征賦稅的問題同注①。而且，在此“過去”也被用來合理化為何他們應適用較優惠的賦稅。

　　同樣的，以族源傳說詮釋賦稅問題，也見於四川東部的一些被稱為板楯蠻的人群中。他們以善戰出名，漢人認為他們是曾助武王伐紂的巴人之後。另一種說法是，秦時曾有板楯蠻夷為民除虎害，秦昭王因此與他們刻石盟要，減免他們的田租與丁口稅。漢高祖劉邦（當時還是漢王）與項羽相爭時，也曾利用他們北伐關中。因此，漢朝政府減免他們中一些領導家族的租稅，其他百姓則仍要每年出丁口錢。東漢時，漢朝廷還是經常用板楯蠻出征。東漢桓帝時，他們屢次反叛，究其原因，據當時地方官吏稱，仍是“愁苦賦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同注①。

　　以上三支“南方蠻夷”在中國文獻中的族源傳說或曆史，糅合本土傳說與華夏因素，可說是土著觀點與華夏觀點的融合。這些曆史與傳說將“南蠻”與中國人聯係在一起，同時也顯示存在此民族關係中的一個緊張因素——賦稅問題。對於這些邊緣族群而言，賦稅是被納入王朝統治內的痛苦代價，也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這些例子顯示，人們對現實的關懷如何表現在他們對“過去”（族源曆史與傳說）的記憶、重組與詮釋之中。
 

　　西南邊緣：西南夷

　　漢代的西南夷，是指分布在甘陜南部沿青藏高原的東緣，南下直到雲南、貴州一帶的人群。在秦統一中國時，即已開路到這地區，並設官經營。漢初，官方曾放棄在此活動，但漢人移民早與當地人群有貿易來往，有些人還因此致富。後來為了要開辟一條通往南越，或是大夏、天竺的新路，漢代中國大規模築路進入這地區。這時大約是在公元前135~120年之間。

　　通往西南夷地區的道路再度打通之後，史學家司馬遷曾到此地考察。他在《史記·西南夷列傳》中對當地人群作了簡單的描述與分類：（1）夜郎、滇、邛都，這些是將頭發椎結起來，耕田並住在村落中的人群；（2）雟、昆明，這些是頭發結辮，隨畜遷徙的人群；（3）徙、筰都、冉駹，這些或是定居種田，或是隨畜移徙的人群；（4）在冉駹之北的氐人，是行定居農業的人群《史記》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傳》。司馬遷也注意到，以上各人群都有大大小小的“君長”，隻有遊牧的雟與昆明是“無君長”的人群同注①。

　　漢人對西南夷中農業定居人群的政策，是直接置郡縣管理他們。打敗南越後，漢帝國借著兵威在這兒建立越雟、沈黎、汶山、武都等郡，並將滇國、夜郎變成漢帝國的益州郡。在這些人群中，夜郎與滇原有中央化的政治結構，也就是說，他們原是統於“王”的人群。因此，漢政府頒授王印給當地的王，等於是任命他們來管理當地的人民。此後，西南土著首領經常起兵反抗。漢王朝派兵前往清剿，卻因漢軍水土不服，軍需轉運不易，成效很差。西漢時，甚至有官員認為此地為“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民”《漢書》卷九十五《西南夷兩粵朝鮮傳》。東漢初，益州地方土著領袖仍常反叛，都被漢王朝壓服。同時西漢以來，夜郎與滇的上層階級愈來愈“中國化”。桓帝時，夜郎人尹珍跟隨許慎等知名漢人學者讀書，後來還鄉教學。肅宗時，益州太守王追在滇國地區開始興辦學校，當地上層人士逐漸接受華夏的文化習俗《後漢書》卷八十六《南蠻西南夷列傳》。在西南夷地區，滇、夜郎因有與華夏類似的層化社會結構《後漢書》卷八十六《南蠻西南夷列傳》，文中稱滇國“人俗毫忕，居官者皆富及累世。”另外，根據《史記》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傳》 ， 巴蜀地方的中國商人偷偷到西南夷地區經商，帶回來筰馬、僰僮、髦牛。其中“僰僮”即為土著奴婢。在漢代沒有中國商人擄異族為奴的例子，因此“僰僮”應為中國商人自土著貴族處購得的奴隸。這個史料說明，在20世紀初仍流行在西南地區許多族群中的奴婢製，可能有更早的曆史淵源。，他們的上層階級很容易“中國化”，而借此保持他們在當地社會中的政治、經濟優勢。

　　《史記》與《漢書》中都提到，楚威王在位時（公元前339~329年），楚國將領莊蹻往南方征伐直到滇池。當他要回楚國時，秦國伐楚，他的退路被截斷。莊蹻因此留下來建立滇國，成了當地的王。他與屬下們變更服飾，順從土著習俗以治理當地人民。《後漢書》中則稱楚頃襄王時（公元前298~263年），“莊豪”伐夜郎而留在滇池當王，他的後代世世為滇王。秦昭襄王伐楚取得楚國的巫與黔中兩郡（因此可能阻斷莊蹻歸路）是在公元前277年，這時到楚威王的時代中間至少隔了52年。因此《後漢書》似乎有意將這個事件往後修正到楚頃襄王的時代，以使其更合理，但這反而顯示這段曆史的不明確性《史記》與《漢書》中對莊蹻王滇的記載，在年代上有許多矛盾之處，從前考釋史、漢的學者早有發現。見王先謙《後漢書集解》， 引鄭樵《通誌》。無論如何，這一段曆史（或傳說）合理化滇國王室的中國根源，有助於滇國由上而下的華夏化。

除了滇、夜郎以外的西南夷地區，雖在西漢時已置郡，但當地土著的漢化遠不如滇與夜郎。屬越雟郡的邛都夷，“豪帥放縱，難得製禦”。諸部落對漢帝國時而歸附，時而反叛。主要原因也是因為郡縣的賦稅既煩且多。以筰都夷為主的沈黎郡，後來分為兩個都尉官：一個治理漢人，一個治理土著。這也顯示漢人與土著在這兒涇渭分明。汶山郡地區，據中國文獻記載，山上住有“六夷、七羌、九氐”。可見當時中國人了解當地族群的複雜狀況。置郡後，土著也抱怨賦稅重，因此漢朝政府將它們省並為蜀郡北部都尉。好大喜功的中國地方官，又常招引更遠的部落“歸義內屬”。這些外邦酋長帶來黃金、旄牛眊等奇珍土產。漢政府則給予這些內屬的部落首長“金印、紫綬、錢帛”。但他們仍然經常攻擊漢王朝據點，殺害漢王朝官吏《後漢書》卷八十六《南蠻西南夷列傳》。

　　以上這些人群，大致沿川藏邊界南北分布，往南分布到雲貴地區。在這高山縱穀與盆地交錯的地方，漢人沿著大河占領河穀、盆地，侵入土著的生態區。漢人城鎮、聚落與官府的政治經濟力量，對接近城鎮的土著產生很大的影響。許多土著因失憶而成為華夏；另一些在漢人城鎮、聚落中出售土產或勞力，漢人的地方官府則對他們征賦稅。因此，漢人移入在此形成麵狀的、由漢與各土著人群交錯組成的族群體係，而非地理上線狀的、截然劃分的族群邊界。

 

　　東南邊緣：南越與東越

　　秦時已在今日兩廣地區設郡，並將有罪的人遷來這兒與當地的土著（漢人稱之為越人）相混。秦末世亂，當地龍川縣的縣令趙佗（據稱是一位中國人）自立為南越王。漢帝國成立後，南越與中國交惡，趙佗稱帝，並聯絡其他越人國家。漢文帝改變策略，對他示好。因此趙佗謝罪，願為中國藩臣，按時進貢，接受漢王朝的封職。但他的後代與漢王朝愈來愈疏遠，到了太子興即位時，國內形成兩種勢力：一為親漢的太後黨（太後為中國人），一為以宰相呂嘉為首的本土派。太後希望南越能“內屬”漢王朝，比照國內諸侯，三年一朝貢，去除邊關；而宰相呂嘉則希望南越與漢王朝保持距離。此時，漢王朝介入南越內部政爭，結果呂嘉殺了王與太後，因此導致漢王朝派遣大軍討伐南越。平定南越後，漢政府將此地分為九個郡來治理《史記》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傳》。

　　約當今日福建地區，秦漢時這兒的土著也被稱做越人。在楚漢相爭時，越人中的兩位領袖——無諸與搖，就曾帥眾助漢。因此在漢帝國成立後，無諸被立為閩越王，搖為東甌王（或稱東海王）。兩國經常打來打去。有一回東甌向漢王朝求援，漢太尉田蚡說：越人互相攻擊，這是常有的事，而且他們又反反複複地，不值得出兵去救。中大夫莊助則以為，不救小國之困，中國將不能“子萬國”，因此他力主出兵。最後皇帝責備太尉，並令莊助發會稽郡的兵去救東甌。東甌解圍後，要求遷到內地去。漢政府因此將當地的人民（可能隻是貴戚家族）全移到江淮之間《史記》卷一百一十四《東越列傳》 。

　　後來閩越又擊南越，南越守著漢政府禁令，不敢發兵拒敵，而向漢政府報告。於是漢政府出兵伐閩越，閩越貴族殺其王結束此一觸即發之戰。此後閩越又分裂為二，由越繇王（閩越）、東越王分別統治；兩個王都受中國冊封。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與漢帝國發生戰爭。西漢政府以東越不助漢征南越為理由，引兵擊東越。這一次，越人又殺他們的國君來避免兵災。不久，漢政府認為東越地狹多山阻，閩越又強悍反複不定，因此將東越、閩越的人民都遷徙到江淮間去《史記》》卷一百一十四《東越列傳》。

　　在漢王朝與越人國家的往來中，可以看出當時的中國人非常關心這些越人國家對漢王朝的忠誠。因為這些越人國家的統治者，有些是中國化的土著，有些則原為中國人。對漢王朝而言，如果一地的統治者是中國人，或是有華夏祖源的漢化土著，則當地的人民很快就能向風慕化了。因此漢王朝所有的努力，無論是懷柔、征伐、遷徙其民，目的都在將他們“內地化”。雖然在如《淮南子》之類的書中，漢代思想家們還對南方越人有刻板的印象如《淮南子·齊俗篇》中所言越人之風俗。但在《史記》的《南越列傳》、《東越列傳》，到《漢書》的《西南夷兩粵朝鮮傳》中，都沒有關於越人的“奇風異俗”的描述。並且在“起源”上，都強調他們與華夏的關係，如，“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趙氏”；“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粵）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文身斷發，以避蛟龍之害，後二十世，至句踐稱王”《史記》卷一百一十四《東越列傳》、《史記》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傳》；《漢書》卷二十八上《地理誌》。由此可見，在西漢之後越人逐漸已被視為華夏的一部分。

 

　　漢代華夏邊緣的形成與維持

　　漢代中國人對四方異族的意象，也就是以“哪些人不是中國人”來定義“誰是中國人”。由漢代中國人“排除異己”的方式，我們知道他們將自己當作是一些定居重遷，以農為本，統於皇帝，知禮尚義的人群。更重要的是，他們宣稱有共同的祖先，並經常強調共同的曆史記憶。在華夏邊緣，圍繞著許多“異族”。中國人根據自己的觀點來記載這些異族的族源或“曆史”，以及描述他們的生活習慣，借此表現這些異族與中國人之間的文化與族群距離。由這些描述中我們知道，不同的“異族”在漢代華夏的心目中有不同的“異族意象”，因此所謂的華夏邊緣，事實上包括幾種性質不同的邊緣。

　　這些華夏邊緣性質上的差異，主要由兩種華夏的主觀標準造成。首先，當時中國人注意到不同人群間經濟生態上的差別。對於匈奴、烏桓、西羌等人群的遊牧經濟，中國史書中都有許多描述。在《史記·西南夷列傳》中，司馬遷更把經濟生業作為劃分中國西南土著人群的標準之一。對於遊牧盛行的地區，中國人明白那是不適於他們活動的地方。因此，中國人除了與匈奴爭奪河南地，與西羌爭奪河湟穀地，並將勢力伸入川西北的河穀地帶外以上這些都是可行灌溉農業的山間河穀地區。，基本上不會侵占遊牧地區，也不想將這些地區的人群變成中國人。中國人對遊牧人群的基本政策便是軟硬兼施，以堅持、固守兩個世界間的分隔線。相反的，對於灌溉農業盛行的地區如滇國、朝鮮、南越等地，中國人則認為他們是知禮尚義的國度，因而對他們的民族政策便是努力將其內地化。

　　漢代中國人又將邊疆人群分成“統於一君”的與“無君”的人群，以現代詞匯來說，就是統於國家（state）或酋邦（chiefdom）的，及處於部落（tribe）結構中的人群。其實，這也和“移動”與“定居”人群之別有關。無論是遊牧、遊耕或是遊獵的人群，都不適於受製於國家或酋邦，而傾向於結成聚散較有彈性的獵團或部落。基本上漢代中國人尊重“統於一君”的人群，而認為“無君”是相當野蠻而落後的。因此，對於遊牧人群，漢代中國人尊重匈奴為“敵國”，經常以和親、開關市、歲賜財物來安撫他們。而對於造成帝國更大損害的西羌，則經常誘殺、暗殺其首領，濫殺其人民，或竟施行滅種政策。對於農業人群，中國人較尊重統於國君的滇國、夜郎、南越等，時而對其國君誘以財賄爵位，希望他們能“內屬”。相反的，對於遊耕的邛都、哀牢、武陵蠻等氏族部落人群，漢代中國人給他們的隻是賦稅、勞役與強製出征，或是利刃橫頸、刀梃加身式的嚴酷鎮壓。

　　以此兩種標準，在漢代出現至少四種不同的“華夏邊緣”。第一是定居、行農業並統於國君的人群，如朝鮮、南越、滇等。其次是行混合農業但未統於國君的人群，如南蠻、邛都、筰都等。第三是遊牧且統於中央化權威者，如匈奴。第四為遊牧或半遊牧而處於分裂性部落結構中者，如西羌。對這四種不同的“華夏邊緣”，漢代中國人有不同的民族政策。

 

　　漢代中國人對邊緣人群的政策

　　統於中央化權威的北方遊牧人群，可以匈奴為代表。漢人對匈奴的策略，早期以和親、通關市，饒給財物為主。由漢武帝開始，漢人經常出塞遠征，同時也以通關市來招降匈奴，如此恩威並施。後來，又將歸降的匈奴人移近邊塞，給予生活補助，一方麵就近羈縻，一方麵要他們替漢帝國守邊。有時並借他們的軍隊，來替漢帝國征伐其他邊疆民族。以和親政策來說，雖然漢廷經常受匈奴威逼而嫁宗女予單於，但這些漢人女子並不能視作匈奴的戰利品。和親的主要意義在於，以婚姻關係聯係在一起的兩個人群基本上是對等的人類學家常探討在一社會中，娶妻者（wife?taker）與嫁女者（wife?giver）社會地位的不同。但是在此我所謂的對等地位，是指作為“人”而言婚姻的雙方是對等的。這也就是為何人類婚姻製度與族群分類中的一個普遍現象，即被視為非人的異族人，經常也是不能通婚的對象。以此，匈奴宣稱與漢帝國的對等地位。而漢帝國在和親政策下（無論是否出於自願），等於承認匈奴與中國有對等的地位，承認匈奴人是與中國人有相等地位的“人”在許多世界民族中，其自稱（autonym）經常就是“人”的意思。相反的，他稱（exonym），如中國人稱南方人為蠻，稱西方人為羌，都有“非人類”的意義。雖然在中國文獻中，匈奴有時被稱做北狄、戎狄，反映匈奴人在華夏心目中的“非人”性質，但此種稱法多出現在較文學性的文獻中，或有意以此貶損匈奴人。無論如何，“匈奴”是中國人對他們正式的稱號，而此稱號無疑是該人群自稱的漢語音譯。以一人群的“自稱”來稱呼他們，也等於是將他們當作是“人”來看待。關於他稱的非人性質，類似的看法見於Wolfram Eberhard, The Local Cultures of South and East China, trans? by Alide Eberhard (Leiden: E? J? Brill, 1968), 2。另外，對匈奴每年給賞賜與開邊市貿易，顯示漢人對匈奴的另一種意象——匈奴人是貪婪的，隻要滿足其物欲便能維持邊境的和平。而除了河南地及河西等戰略重地外，漢帝國與匈奴間沒有土地的爭奪。漢帝國不企圖將匈奴的牧地“內地化”。因為當時的中國人理解雙方在經濟生態上的差距。

　　對於西方的羌人，漢帝國的政策便嚴苛多了。由於某些生態因素，羌人對漢帝國原是無害的王明珂：《匈奴的遊牧經濟：兼論遊牧經濟與遊牧社會政治組織的關係》，《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93年第64本第1分。漢羌間的接觸與衝突，主要是因為漢人侵入、奪占羌人的河穀地帶（湟水穀地與黃河上遊穀地）所致。漢人能理解草原是一個漢人無法利用的生態地區，也能尊重單於及其子民在草原的生存權。但是羌人的二元經濟體係這是指他們在河穀種麥與在山地放牧二者兼營的半遊牧生活。中的河穀地帶，也是北中國黃土地帶的延伸，而羌人又沒有受轄於一個“君王”，因此漢人對羌人河穀的侵奪便毫無忌憚了。漢人移民與保護移民的軍隊沿湟水進入河湟地區，奪了羌人的麥田。羌人屢次嚐試回到穀地放牧或種麥，都遭到無情地殺戮與驅逐，因此造成羌人各部落間一次又一次地解除宿仇，交換人質，結盟以對抗漢人的侵奪。

　　羌人“無君”並不表示他們是一盤散沙容易對付。相反的，他們讓漢人感到十分棘手。羌人是極端“平等自主”（egalitarian）的人群，不但沒有任何部落能控製、指揮其他部落，連在部落之內，大大小小的次級群體都各自為主。在曆史記載中，幾次羌人對漢帝國的投降或訂盟，都經常有數百個羌人首領共同參加。羌人首領迷唐，在其勢力盛衰起伏的兩、三年間，他的部落人民在數萬到一、兩千人之間急劇增減。這都顯示每一羌族遊牧群體，都能自行決定加入或離開一個部落，以及自行決定與漢帝國的和戰關係Ming?ke Wang, 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Ecological Frontiers and Ethnic Boundary, 90~92?。漢人對這些“平等自主”的部落人群幾乎是束手無策。在談判時，沒有一個可代表所有羌部落的首領來談判。在戰爭中，殺了一個羌酋又有無數羌酋揭竿而起。而且，羌人從不要求開關市貿易，也不曾要求娶中國公主。漢帝國對他們的策略起初是屠殺不服者，並將歸順的羌部移入塞內。這便是漢將馬援、竇固、馬武等所采的策略。

被移入塞內的羌人，聚居在村落之中，受到漢人平民、豪強與地方官員的欺淩。並且，他們還要經常為漢人出征，攻打其他的羌部落《後漢書》卷八十七《西羌傳》。更重要的，他們農牧兼營的經濟形態，使他們成為當地漢人在生存資源上的競爭者，由此更受到許多不公平的待遇。在受不了地方豪強、官員的逼迫時，羌人經常“叛逃”。漢朝軍隊前來清剿時，又使得許多歸順的羌部落恐受侵擾而集體相結出塞。這就是東漢時期“羌亂”發生的普遍模式。《後漢書·西羌傳》稱，“羌雖外患，實深內疾。”當時居住在渭水流域的羌人，的確已成漢代中國的心腹之患了。在兩次“羌亂”中及其後，漢將領對付羌人的策略，除了以羌製羌外，便是刺殺其首領或進行滅種屠殺段熲對於平定羌亂的規劃是：“絕其本根，使不能殖。”關於他對羌人的趕盡殺絕作風，見《後漢書》卷六十五《皇甫張段列傳》。在當時，雖有將領張奐持反對意見，說羌人與漢人都是天地之氣所生，不好將他們殺盡，但他的看法不僅未被接受，還被後來的《後漢書·西羌傳》作者視為迂腐《後漢書》卷六十五《皇甫張段列傳》；《後漢書》卷八十七《西羌傳》。

　　行定居農業而統於國君的人群，如朝鮮，在漢代成為另一種華夏邊緣——中國人希望將民族界線消除的邊緣。起初漢帝國對他們的政策是，以朝鮮王衛滿為中國人境外之臣《史記》卷一百一十五《朝鮮列傳》。後來漢與朝鮮的關係惡化，漢派兵打下朝鮮後，便開始在此設郡（真番、臨屯、樂浪、玄菟）直接管轄。但漢要統治這兒並不容易，臨屯、真番郡在昭帝時撤銷，玄菟郡也東移到句麗。即使如此，所謂置郡，可能隻是空有官府與點狀的控製而已，並不擴及全麵。漢朝廷隻要求土著領袖接受漢帝國的冊封，事實上並未直接管轄。如沃沮的首領們一方麵受漢冊封，一方麵又臣屬句麗；句麗甚至在此置官征稅。對於濊人，東漢初漢帝國正式放棄對他們的管轄，隻“封其渠帥為縣侯，皆歲時朝賀”。高句麗（貊人）雖屬玄菟郡，但自有其官製、貴族與部族組織，並以武力臣服附近的小邦。對漢帝國時而遣使朝貢內屬，時而犯邊入寇。對於他們的侵犯，漢代朝廷的反應經常是相當寬容的。漢帝國對於朝鮮這“土宜五穀”的地區及其人民的策略，一直是努力將其變成“中國”的一部分。箕子傳說，與漢人在此立郡縣的努力，以及對高麗諸國所采取的寬柔政策，都顯示中國人希望將朝鮮內地化的企圖。但是，由於漢帝國的政治控製力在此邊遠地區已相當微弱，而且當地人群又自成一資源競爭與分享的族群與政治體係，因此他們不願成為華夏。

　　在南方，行定居農業，統於國君的越、滇、夜郎，也是中國人努力泯滅夷夏族群邊界的地區之一。不同於在朝鮮地區的挫折，漢代中國人在此進行的策略非常成功，以至於在漢末時越、滇與夜郎的大部分地區都已相當中國化了。這些民族策略包括遷移其民，設置郡縣，推行中國式的禮儀教化，設學校推廣經學，以及創造、提供華夏的曆史記憶，讓當地人能找到華夏祖源。這些民族政策有效地使當地上層階級“中國化”。

　　對於住在南方與西南山間，行混合經濟而“無大侯王”的各族群，漢人則深入其間，奪占其河穀、低地。中國商人在這些地區可以低價獲得土產；這兒的中國聚落、城鎮中的人可得到廉價的仆役、勞工。中國地方官員則透過各部族首領對土著征稅。在此，逐漸形成一種族群體係。在此體係中，各土著族群之間，或各土著族群與中國人之間的社會經濟關係，有合作、競爭，也有剝削。

　　漢代中國人對待四方異族的差別政策，雖非由政府明白詔示，然而由於它深深根植於中國人對異族的意象（以及自我意象）之中，因此在漢代形成華夏與其邊緣人群種種的民族關係，也造成“華夏邊緣”的擴張與固定化。華夏的擴張，主要是由爭奪可行定居農業的地區及其人民所造成。漢人移民與軍隊進入這些地區開墾，不順服的土著被遷至內地。許多被遷到內地的異族，在東漢到魏晉時期紛紛宣稱自己是有虞氏之後、夏後氏之後、周人之後由東漢到魏晉南北朝時期，許多遷居內地的氐、羌、匈奴、鮮卑，都宣稱他們是華夏子孫。詳見前章。顯然由於對本部族起源的“失憶”，以及因戰亂遷徙造成有利於失憶的環境，後來他們都成了“炎黃子孫”。對於定居農業地區人群，漢代中國人的民族政策則在將整個地區“華夏化”。一方麵，軟硬兼施地要這些國家“內屬”，進而將其郡縣化，或將其人民遷往內地；另一方麵，華夏以“曆史”證明這些邊緣國家（如朝鮮、南越、閩越、滇等國）的王室原來就與華夏有極深的淵源。如此經過四百餘年的經營，許多原來的“異族”成了華夏。東漢時，華夏的邊緣便擴張至與今日中國“漢族”邊緣大致重疊的地區。
 

　　華夏邊緣的維持

　　或因其生態環境漢人難以利用，或因漢人的政治力對其鞭長莫及，中國北方草原、西方高原以及南方與西南的邊遠山區成了漢代中國人的最後邊緣。對於這些邊緣地區人群，中國人以各種手段維係他們與華夏的關係。這種關係的產生與維持，經常是中國人對他們以兵威相脅，要求他們對朝廷進貢本地奇珍物產，然後朝廷給予超所值的賞賜作回報。在這種不平等的交換關係中，中國人的“慷慨”換得較優越的政治地位。這種中國人的優越地位，表現在要邊緣國家受朝廷冊封，或遣王子貴族入侍（做人質），或要求他們進貢土產，這就是所謂的“封貢製度”。研究“封貢製度”的學者，或由經濟觀點將其視為一種國際貿易關係，或以政治觀點認為借此中國人建立以其為中心的東亞國際“世界秩序”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68)? 。這些看法，都強調此製度的對外功能，而忽略了它對內的功能。

　　事實上，漢代中國努力維係此製度，將一些漢帝國不可能直接統治的地域及人民約束在她四周，所得到的，除了外邦在儀式上的歸順，邊界的安全，以及部分經濟利益外，還有一些來自外邦的珍怪土產，以及有關他們奇風異俗的知識。這些經常見於中國文獻記載，但其意義常被忽略。由民族邊緣的角度來看，這些有關外邦異族的奇風異俗與珍奇土產，有凝聚中國人（華夏）的功能。這是因為，由春秋戰國到漢代華夏邊緣的形成、擴張中，被包含在“邊緣”中的各地中國人雖然逐漸凝聚許多共同性，然而在文化上仍有相當的差異。他們需要強調“異質化”的邊緣，來強調在此邊緣內人群間的共性。因此，來自域外的“珍怪土產”及異族的“奇風異俗”正是中國人所需要的。中國人用它們來強化華夏邊緣，以突顯邊緣之內人群間的同質性與一體性。春秋至漢代出現或流行的許多作品，如《逸周書·王會》、《淮南子·墜形》、《山海經》，以及史書中的四裔傳等等，都有以此強調他族的異質性，由刻畫“邊緣”來凝聚“中國”的功能。

　　漢代中國人的邊疆民族意象，像是當時中國人的邊緣：一方麵它詮釋在此邊緣之外“為何那些人不是中國人”；另一方麵它也詮釋“中國人”的本質。在不同的華夏邊緣，不同的異族意象造成中國人與這些人群交往時的民族政策。經由這些民族政策如征伐、通商、封貢、和親、移民、立郡縣（內地化）等等，漢代中國人調整、確立其邊緣，也就是不斷調整、強化並確定“中國人”的範圍。在這過程中“族源曆史”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工具，漢代中國人以此界定“他們是誰”，將他們排除在華夏之外，或將他們（或希望將他們）納入華夏之內。對於遷入內地，處於不平等族群關係中的“異族”而言，在華夏的曆史記憶中接受或是找尋一個華夏祖先，可合理化自己的華夏身份，並以“失憶”擺脫不利於己的族群身份，華夏便因此茁長擴大。圖12當代漢族與中國少數民族（部分）分布略圖“中國人”常被視為，也被自己認為，有共同文化、血統、生活習慣的人群。這個看法，難以解釋為何有幾億語言、風俗各異的人群會認為他們是一個民族。事實上，“中國人”並不完全依賴內部的文化一致性來凝聚，凝聚他們最主要的力量來自於華夏邊緣的維持。因此，從漢代華夏邊緣形成後，華夏政權便以通婚、貿易、征伐、封貢、賞賜等各種軟硬手段，來羈縻邊疆各部族與國家以維持這個邊緣。我們若拿東漢帝國疆域（以行郡縣的地區為範圍，見圖11），與現在中國大陸的漢民族主要分布地區（少數民族自治區除外，見圖12）相比，可以看出兩者有驚人的重疊主要差別是在滿洲、套北地區、朝鮮北部與越南北部。東漢疆域內的西南夷地區，至今仍是中國少數民族與漢族共居的地區。清代滿人入關，後來漢人大舉移民滿洲，以及民國後滿人認同流失，都使得漢代不屬中國疆域的滿洲成了當今漢、滿的分布區。套北及鄂爾多斯地區，在曆史上是遊牧人群與中國人進退角逐的地方，現在為蒙古族與漢族的混居地。朝鮮北部人群，如本文所述，中國努力將之納入“中國人”範圍而未能成功。除了這些地區外，可說兩者的邊界大體重合。即使蒙藏地區在民國以後有大量漢人移入，但在政策上中國仍承認這是“少數民族自治地區”。 。這顯示在漢代，“漢人”在亞洲大陸已擴張至其生態地理上的邊緣。此後，除了對蒙藏等地區的政策性移民外，漢人沒有進一步擴張，也沒有讓任何地區脫離中國成為非漢人地區。中國人一直有效地維持著這形成於漢代的族群地理邊緣。因此，至今構成中國的主體民族在麵對中國邊緣民族時仍自稱“漢人”。這種漢人或中國人意象，在當代仍左右著中國本土人群與其邊緣人群間的往來互動，並影響中國對邊緣人群的政策。第四部分華夏邊緣的延續與變遷華夏邊緣形成後，各個朝代的國力或強或弱，政治上或分或合，但是中國人一直在努力維持此邊緣。華夏邊緣的維持，除了以武力驅逐、羈縻，或以婚媾與貿易安定邊緣人群之外，主要便是借著曆史記憶。漢代之後，中國人在曆史記憶上強調華夏抵抗外夷的戰爭，紀念征伐邊緣人群的民族英雄，並特別記得邊緣人群的奇風異俗。凡此種種，無非是以強調這些邊緣人群的“異質性”來忽略華夏內部之歧異，並以共同的受難記憶（對外患的記憶）來凝聚漢族認同。因此，曆代中國正史都在強調北方可汗的南侵必須被阻止，南方與西南蠻夷的叛亂應被撫平，而分裂的中國終須統一。在另一方麵，華夏也為華夏邊緣人群建構許多曆史與神話，以此或表述他們心中邊緣人群劣質、落後的他者形象，或以此將邊緣異族想像為華夏支裔。這樣的“曆史”也在華夏邊緣人群中被爭論、修飾或被接受。華夏邊緣的維持與華夏的統一實為一體兩麵。如果我們將中國人或華夏比喻為一個木桶，華夏邊緣就像是緊緊將所有木片（代表不同地區的華夏）合攏在一起的鐵箍，鐵箍一斷，木桶就散了。這便是為何在曆史上，中國常不惜代價來維持此邊緣的原因。

　　在近代國族主義概念下，以及在近代殖民主義列強企圖瓜分中國及其邊緣之資源利益的刺激下，合傳統華夏與其邊緣人群為一邦的國族藍圖逐漸在中國知識分子心目中形成。作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此時中國需要一個實質的國族邊界（national border），而非一異化的族群邊緣（ethnic frontier）。因華夏邊緣人群一直被華夏認為與自身有長久的血統、文化與曆史關聯，因此他們都被劃入中國而包容於一新的“中華民族”之中。從此，許多華夏邊緣人群由“四裔蠻夷”成為中國境內“少數民族”，也自此華夏與其邊緣合而為一。

摘自《華夏邊緣：曆史記憶與族群認同》，作者王明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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