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都生於1907年,隻有月份的細微差別。
一個生於洞庭湖以南,是“無湘不成軍”的“南蠻”;一個生於洞庭湖以北,是“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的“楚才”。他們的老家,隔八百裏洞庭遙遙相望,兩千年前就是一家,都是“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楚國。
他們都不夠“帥”,個頭也不高,“狀若婦人女子”,與漢代貌不驚人的張良有得一比。久聞其名不見其人的老部下見到他們,幾乎都會徹底摧毀早先高大威猛的想象,放下幾許敬畏之心。
他們不隻麵相文弱,而且多半時間裏也都病歪歪的。
林彪曾偶然雅興,戰後穿著繳獲的日軍軍服遛馬,被閻錫山的小兵蛋子當做日寇誤傷,留下了一輩子的後遺症,怕風、怕光、怕聲音。頭疼的時候,頭直晃,隻好用一條小毛巾捂著頭使勁揉。
粟裕更是負傷六次,兩次傷在頭部(三塊彈片終身留在頭顱內)。頭疼的時候,頭發都不能碰,也不能摸。他的臉總是異常通紅,經常說腦袋發脹。後來還不能左右環視,吃飯時,要把飯菜擺在正麵一條直線上。
他倆的怪病還都曾差點耽誤毛澤東的軍國大事。1950年9月3日,國難思良將之際,毛澤東不無遺憾地電告急盼東北邊防軍統帥盡快到位的高崗:“林粟均有病 暫時均不能來。”
國內戰爭創造了最好戰績,蔣介石的五大主力各自“包幹”了兩個的林彪、粟裕,“臥龍鳳雛左右得一”,隨便哪一個不病,毛澤東的心就不用那麽提到嗓子眼上。可他們偏偏都上不了朝鮮戰場,毛澤東隻好讓他們先後前往蘇聯治病,另請老將彭德懷出馬。
他倆早年都加入葉挺的“鐵軍”,參加了南昌起義,一個是連長,一個是班長。因為級別低,都沒做成人民軍隊的創建者。朱德帶他們走上井岡山,一同吃紅米飯,喝南瓜湯。他們也一起跟著朱德,在井岡山彎彎繞繞的小路上,用扁擔一次又一次挑糧食。
後來,他倆奔赴抗日戰場,奇兵設伏,痛擊日寇。雖然斬獲均有限,卻各自為中共僅有的兩支軍隊來了個漂亮的開門紅,振奮了中國人抗敵的決心。
一個“平型關大捷”,為主力紅軍改編的八路軍露了臉,威名天下揚。名義上的最高統帥蔣介石不得不發來賀電:“有日(9月25日)一戰,殲敵如麻,足證官兵用命,指揮得宜。捷報南來,良深嘉慰。”
一個打了韋崗處女戰,大長南方遊擊隊改編的新四軍誌氣,威震大江南北。蔣委員長又隻好字斟句酌,馳電嘉獎:“所屬粟部,襲擊衛(韋)崗,斬獲頗多,殊堪嘉尚。”
再後來,他倆一南一北砥柱中流,橫掃千軍如卷席,都是毛澤東最倚重的愛將,掌管兩支最大的野戰軍。關鍵時刻,毛澤東總想到他們。
他倆也都讓毛澤東打破了不迎送黨內訪客的“潛規則”,樂顛顛地親自迎出門外,給足了麵子。
蔣介石也將曾親自嘉獎過的他倆看成勁敵,卻又徒喚奈何,無計可施。他說關內的粟裕“詭計最多,肅清最困難”;關外的林彪則是“戰爭魔鬼”。
真可謂“幾家歡喜幾家愁”,有他們倆,毛澤東的覺自然睡得安穩踏實多了;而沒有他們,蔣介石的頭上大概也會少不少白發。
他們兩人職務雖有差異,卻其實都主要隻管打仗。
一個雖然是東北局書記、野戰軍司令員,卻對與軍事無關的大小之事,一概不予過問,被老搭檔羅榮桓稱為“林總的重點主義”;一個雖然隻是野戰軍副司令員、代司令員兼代政委,卻被毛澤東明令負責戰役指揮,掌管全軍征戰事宜,被老搭檔陳毅稱為“華東軍事主要靠他”。
他們還都吃過“豹子膽”,敢於直犯“龍顏”,向毛澤東“鬥膽”進諫,甚至和他老人家來來回回“掰手腕”。
林彪情急之時,會說:“請主席頭腦清醒考慮之。”
粟裕雖不這麽直白“無禮”,但也一身“牛”脾氣,“強”得很。毛澤東屢次三番叫他過江南下,他情知不妥,便一而再,再而三的“鬥膽直陳”,不到黃河心不死。
毛澤東雖然起初頗為惱火,說:“林彪不南下,粟裕不過江,我們這個大戲難唱嘍!”但他最後還是聽了他們的話,成就了他們的美名,也成就了自己的美名。
他們的愛好也是一個模子。都不抽煙,不喝酒,不打牌,不下棋,不跳舞,沒半點世人最津津樂道、喋喋不休的“儒將風度”;又都沉靜好思,不喜歡拋頭露麵,誇誇其談。每天的必修課就是看地圖,一坐一站就是老半天,動作神情都像一母所生的雙胞胎。
粟裕的特型演員謝偉才,為拍攝影片《淮海戰役》,登門造訪他的夫人楚青,“打探”粟裕生前的“特殊動作”,以便讓觀眾過目不忘。
楚青說沒有。一位秘書說,粟司令員有時候把椅子倒過來騎坐,雙手趴在椅背上。
這當然是開國將帥群裏一個極為難得的“特殊動作”,但影片《遼沈戰役》拍攝在先,早把它用在林彪身上了。雖然粟裕實有其事,但藝術上雷同卻不可取,謝偉才隻好忍痛放棄,嗟歎不已。
林彪與粟裕,盡管像複製或者克隆出來的人,軍事上的他們,卻從不忌恨爭寵,有些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惺惺相惜。
終林彪一生,隻與粟裕及老部下陶鑄兩個人談得來,尤其和粟裕談軍事時,話匣子就如同擰開的自來水龍頭,滔滔不絕,欲罷不能。
吳法憲回憶說:“林彪這個人自視甚高,但他非常看重粟裕,很重視粟裕的意見和建議。” 林彪之女林立衡也回憶說,林彪在高級別的軍事幹部中,與粟裕來往最多。
他們的相識,應該是大庾整編的1927年10月,朱德將南昌起義餘部編為七個步兵連,林彪、粟裕都是連級幹部,一個是連長,一個是連指導員。
不過,粟裕是才連跳兩級上來的新手,到底有些稚嫩。林彪則是“老”資格的連長了,而且他還有兩個過硬的條件,一是懷裏揣了張黃埔軍校文憑;二是有兩位中共黨內資曆不淺,比他大十歲的“老革命”堂兄:林育英與林育南(林彪原名林育蓉)。他能順利進入黃埔軍校,就是這兩位老兄引導、支持的結果。
林育英更是了不起的人中龍鳳,後來作為共產國際的代表回國,解決長征路上毛澤東與張國燾之爭,“腰斬”了張國燾的最高領袖夢,迫使他取消了“第二中央”,不得不帶部隊北上,與毛澤東再度會師握手。
毛澤東對林育英的感念是不言而喻的,不僅任命他為八路軍一二九師政委(即後來鄧小平接替的職務),而且在林育英病故後,他與朱德等人一起親自為他抬柩送葬,還極為罕見地親筆題寫了墓碑之名。
林彪有這些得天獨厚的外因,再加上自己“九頭鳥”的因素,能比粟裕早一步脫穎而出,少年得誌,“官”運亨通,也就不難理解了。
這時候,既然都是連級幹部,才二十來歲的青年人,難免有與戰友比拚戰功的心思。林彪總隨身帶著一個神秘的小本子,常常獨自寫寫畫畫。聶榮臻回憶說,他曾看到本子上盡是曆次戰鬥殲敵和繳獲的數字。
多年後,林彪對自己與粟裕的這一段經曆還記憶猶新,也很服氣。他回憶說:“南昌起義之後,從南征路上開始,及至井岡山時期,就數我們兩個打得好。”
但林彪很快就從小小連長“高升”而去,營長、團長、縱隊司令員、軍長、軍團長,一路高歌猛進,成了毛澤東的第一幹將,也成為粟裕的上級。
這除了上述外因,還有兩個內因,也都與他“九頭鳥”的精明強幹有關。
一個是他的確肯動腦,會打仗。
但井岡山上會打仗的人不能說少,正如天下從來不缺千裏馬,隻是缺少相馬的伯樂一樣,別的將領就沒有林彪這麽幸運,有一個接一個的上好平台展示自己。
這就牽涉到他的第二個內因:會來事。
毛澤東第一次見到林彪,是在1928年5月。當時,紅四軍在井岡山的茨坪開會,軍政首腦濟濟一堂。
林彪主動在會上發言,慷慨激昂地說:“敵人來進攻,紅軍集中打敵人;敵人打走了,消滅了,紅軍就分散做群眾工作,打土豪分田地,組織赤衛隊,建立蘇維埃。”
這幾乎都是毛澤東常說的話,也是他秋收起義後不斷思索的建軍經驗。見這個年輕幹部領會得這麽透徹,毛澤東很興奮,忙問身邊的陳毅,這是哪個?
陳毅告訴說,這是二十八團一營營長林彪,樹林子裏三隻虎。
毛澤東對這隻“虎”留下了極好的印象。不久就了解到了林彪的黃埔軍校以及他竟然是自己舊相識林育英、林育南堂弟的背景。
三個月後,紅四軍參謀長兼二十八團團長王爾琢馬失前蹄,不幸殉職。毛澤東就提議林彪繼任團長,使其成為僅有的四個團之一又是絕對主力團的一把手。
林彪由此跳過“資曆”的束縛,步入紅軍高級將領的行列,按實際作用來說,軍中也就隻有毛澤東、朱德在他之上了。
此前,毛澤東就有過林彪擔任這一職務的提議,因為朱德的反對,認為二十八團是主力團,團長必須是得力的人,最後隻好折衷,由紅四軍參謀長王爾琢兼任。如今終於得以“天遂人願”,心想事成。
毛澤東沒有看走眼。
八個月後的紅四軍七大前後,他與朱德、劉安恭等人圍繞建軍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甚至賭氣提出請辭前委書記。
林彪表現了異乎尋常的主動。
他不但在多次會上言辭激烈,明確支持毛澤東,還給毛澤東寫信,說朱德“領袖欲望非常高漲,虛榮心極端發展” 。
他甚至找到毛澤東,當麵懇切地說:“你今天提出的你個人要離開前委的意見,我非常不讚成”,“你不應離開前委,我希望你以後應該有決心來糾正一切同誌的錯誤思想” 。
可以想見,毛澤東這個上井岡山不到兩年,尚未確立絕對權威,對全國其他地區而言,“紅太陽”也還未曾冉冉升起的人,耳聞目睹林彪這一番真情對白,是怎樣的深深感動。
更令他難忘的是,隨之而來的紅四軍七大上,他的請辭之舉竟然一讖成真。不過,是大家選舉之後的落選。黯然離別之際,林彪不但上門安慰,還湊了二百塊大洋送給“山窮水盡”的他(但他沒有接受這金燦燦的光洋)。
毛澤東後來多次說:“有幾次,遭到內部同誌不諒解,把我趕出紅軍。當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在福建。”
他十分感慨地提起林彪:“那時,林彪同誌和我一道,讚成我。他在朱德領導的隊伍裏,他的隊伍擁護我。我自己秋收起義的隊伍,卻撤換了我。同我有長久關係的撤換了我,同我不大認識的擁護我。”
有這份感慨,要林彪的仕途不暢達也難。
一年後,林彪就接替升為紅一軍團軍團長的朱德,成為紅四軍軍長。從此,他跟著朱德的腳印,開始亦步亦趨的升遷之路:
朱德成為紅一方麵軍總司令,他就接替為紅一軍團長;朱德成為不再兼職紅一方麵軍的全軍總司令(八路軍總司令),他就接替為一一五師師長(也就是紅一方麵軍總司令)。
當然,林彪也越發爭氣,沒令毛澤東失望。他打了不少蕩氣回腸的漂亮仗,成為紅軍裏除四方麵軍總指揮徐向前之外的赫赫名將。
粟裕也參加了紅四軍七大的全過程,親眼目睹了毛澤東的窘境,卻顯得木訥多了,也就隻好繼續等待被毛澤東發現的眼睛。
1932年10月寧都會議後,毛澤東又碰到王明這個“克星”,再度“下崗”。
這次比前一次更慘,他後來回憶說:“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
這個門可羅雀的情形不假,但也有些誇張。林彪盡管前線戰事吃緊,還是在1934年9月長征前夕,與搭檔聶榮臻一起“擔著天大的幹係”,到梅坑雲石山的住所看望了他。
林彪的分量自然又增加了一份。
這隻“九頭鳥”,的確是一個善於把握機會的人。這些或許是他人生經驗的意外收獲,並非早年的他刻意的追求。
但嚐到甜頭的他,後來逐漸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崇尚起“勿講真理而重迎合” 來,成為了軍事以外的“政治林彪”。
他的仕途也開始超過朱德,成為再也無法超越,僅次於毛澤東之下的副統帥與接班人。
林彪擔任紅四軍軍長的時候,粟裕曾做過他的參謀長,同在一個司令部共事,雖然時間很短,但一個鍋裏吃飯的情誼,無疑為後來的惺惺相惜打下了基礎。
抗戰期間,林彪一一五師師長的“交椅”還沒坐熱,打了平型關、廣陽兩仗之後,就因一次誤傷離開了前線。
大概伏擊的是日軍的輜重部隊,自己損失又大,他似乎並不以平型關之戰為榮,說“平型關吃了虧,頭腦發熱,是弼時作的決定” 。將主要的責任推給了八路軍總政治部主任任弼時。反過來,如果這一戰役的確有“驚天動地”之功,似乎也隻能是任弼時領銜。
粟裕則一直待在前線,不斷積澱,準備厚積薄發。除與搞摩擦的國民黨軍作戰的黃橋、天目山之戰成為戰役經典外,打日本鬼子的車橋、南坎等其他戰役,也都可圈可點,令後世兵家歎為觀止。
不過,因為八路軍與新四軍都在執行毛澤東“基本的是遊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戰略方針,又由於新四軍一師實力不足,本錢實在不夠,粟裕與別的中共將領一樣,也不曾打後來那種令人炫目的大規模運動戰。
因此,林彪對粟裕還未到引以為知音同好之時,少年得誌、無與倫比的“仕途”與過去的輝煌,使他依然有良好的“天馬行空”之感,從不誇讚友鄰。
但國共全麵內戰一開端,他就打破了先例。
粟裕蘇中首戰之後,毛澤東將他的戰例通報給各戰區,東北的林彪當然也收到了一份。
他其實一直在關注其他戰區的戰況。晉察冀戰區一些戰役失利的資料就擺在他的辦公桌上,敵我優勢在我卻反遭嚴重失利,他百思不得其解。
而粟裕以三萬劣勢之兵敢於迎戰十二萬美械國軍,還能一口氣快刀切豆腐,酣暢淋漓,七戰七捷,他對這個經典戰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他叫來了自己的參謀長劉亞樓,命他收集蘇中戰役更多的資料。劉亞樓勞神費力弄來後,他把自己一個人關在屋裏,仔仔細細琢磨了兩天。
劉亞樓有事再進去時,林彪忽然感慨地說:“粟裕盡打神仙仗。”
突兀的一句話,劉亞樓摸不著頭腦,沒能聽懂,林彪便接著解釋說:“粟裕打仗真行,他打的仗我都不敢下決心。”
雖然誇讚裏還有些許自矜,但他內心的折服也是顯而易見的。粟裕已非吳下阿蒙,自當刮目相看,他從此格外關注起來,鄭重交代劉亞樓說,多留心收集粟裕作戰的資料。
粟裕還在繼續創造經典。
在林彪的遼沈戰役前,他的宿北、魯南、萊蕪、孟良崮、豫東、濟南之戰,有如錢塘江潮,一浪高過一浪,無不令世人震驚,也令行家裏手的林彪喝彩。
到粟裕淮海戰役收官時,林彪的欽佩越發溢於言表。
蔣介石用以“救火”的統帥級別愛將杜聿明,曾重返東北巧施妙計,接走了國軍萬餘勁旅,轉運其他戰場,使遼沈戰役美中不足,留下了不小的遺憾,林彪還叫毛澤東給狠批了一頓。
淮海戰役中,杜聿明又企圖故技重施,準備在粟裕麵前“耍耍”大刀,但麾下三十萬蔣校長最後的嫡係精銳,卻被粟裕圍成了甕中之鱉,絲毫動彈不得,最後他本人也乖乖成了階下之囚。
林彪向劉亞樓索要淮海戰役的資料,劉亞樓卻還沒來得及全麵收集,他便一臉不快地責備起來。
劉亞樓很有些不解,笑著問道:“林總,你對華野的作戰情況,特別感興趣,是不是想與粟裕同誌比個高低?”
林彪回答說:“你這個人說話欠考慮。首先,我對打了大勝仗的兄弟部隊都很感興趣;第二,我對粟裕同誌的了解,比你們要全麵和深刻。南昌起義之後,從南征路上開始,及至井岡山時期,就數我們兩個打得好。後來,由於經曆不同,而形成了不同風格。我因為長期以來,肩負保衛黨中央的重任,又是毛主席直接指揮的主力,我的擔子很重,打仗較為慎重。一般情況下,有了七成把握才打,隻有五六成把握,風險太大,不能打,等到有了八九成把握,又會失去戰機,無仗可打!而粟裕同誌呢,長期遠離中央,長期孤軍作戰,一般情況都是在敵人包圍的態勢下打的仗,不冒險就無法生存,養成了他敢於冒險的特點。如豫東戰役,我看最多隻有五成把握。拿這次淮海戰役來說,沒讓杜聿明跑掉,就值得研究、探討和借鑒。”
林彪的這些分析,可謂知己知彼,無疑是切中肯綮的。
如果粟裕當時聽到了林彪的這番宏論,大概也有一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的感慨了。
事實上,他對林彪也是欽佩的。
毛澤東將台灣戰役交給他之後,粟裕考慮到參戰部隊不僅是三野全軍,還有其他野戰軍四個軍的部隊,又將影響到太平洋和東南亞局勢,因此向毛澤東建議,派劉伯承或者林彪來主持戰役,自己則作為華東戰區的軍事主官全力協助。
盡管毛澤東未曾答應,繼續要他全權負責,但也能看出在他心裏,林彪與劉伯承一道,是全黨之內他最為敬重的兩位軍事大家。
辛棄疾有寫孫權的一句詞:“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說普天之下,孫權的對手隻有曹操與劉備。粟裕似乎也可以說“天下英雄誰敵手?林劉”了。
1958年粟裕落難後,林彪參加了幾個批判的會議,但他沒有落井下石,或者“明批暗保”,更不曾無中生有說粟裕一句不是,甚至還與葉劍英、蕭勁光、陳賡等人一起,幫粟裕說了難得的公道話。
不久,林彪專門找到粟裕這位盡打神仙仗的人,兩人相見甚歡,談了很久。
他先寬慰粟裕,然後說他“缺少黨內鬥爭經驗”。
粟裕老老實實地說,自己不僅缺少,而且沒有黨內鬥爭的經驗。
這一點,比粟裕進入中央要早,洞悉許多內情的林彪也是相當清楚的。
粟裕還向林彪解釋說,自從1932年離開紅一軍團後,在贛東北、福建、浙江工作,對中央蘇區情況不了解。抗日戰爭中在蘇中、浙江工作,對延安情況不了解。
在總參工作中確實有錯誤,最大的錯誤是任總參謀長時,主席找我談話,要我經常去匯報,十天半月一次,也可隨時去談,以後由於彭德懷說我驕傲自滿,自己患得患失,便隻向彭德懷匯報,不敢向主席匯報了。
當總參謀長是毛主席堅持才確定的,主席當時還講,牡丹雖好還要綠葉扶持,是要大家扶持我的工作,主席對我是非常愛護的。
這個時候,粟裕也和當年毛澤東一樣,“鬼都不上門”,頭上戴著“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與“裏通外國”兩頂高帽子,“權傾一時”的總參謀長一職被解除,中央書記處主要負責人還找他談話,不許他接觸部隊了。
患難見知己。林彪能冒著莫大的風險找粟裕,而且說些忌諱的話,的確有上古俠義之風,與當年登門拜訪門前寥落的毛澤東是一脈相承的。
粟裕也視之為可以交心的人,說了許多平日裏從不提及的話。
兩年後,也就是1960年2月的軍委擴大會議上,粟裕多次侃侃而談,全麵論述了自己在敵情的估計、戰略方針、戰爭準備和加強戰略偵察、軍隊建設、民兵、義務兵役製以及工作作風和總參工作等方麵的獨到見解。
今非昔比,因為林彪是軍委第一副主席,是這次擴大會議的主持人,粟裕將這些他過去雖然擔任總參謀長要職,卻不能盡興盡言的思想和看法,一鼓作氣做了完整的表述。
林彪聽後很是讚賞。休息期間,他又主動找到粟裕,寒暄之後,鄭重地說,軍事科學院研究要自己出題目,多提問題研究,“軍科應成為總參謀部的參謀部” 。
粟裕被批判的“罪名”,有一條是“爭奪軍隊權限”。
起因是粟裕任總參謀長後,為應付突然事變,提出抽出六個軍作為統帥部的戰略預備隊,配置在便於機動的地區,平時由各軍區領導,但不編入各軍區戰鬥序列,戰時由統帥部統一機動。
當時主持軍委工作的彭德懷不但說沒有必要,還認為粟裕別有用心,“有爭奪這幾個軍的陰謀” 。
1962年6月,粟裕又將自己這個思路重新提出來,請葉劍英轉給林彪與中央軍委。
林彪從戰備需要出發,很讚許粟裕的觀點,因此很快就建立了這種部隊。
粟裕到軍事科學院以後,擔任的實際是可有可無的閑職,沒多少事可做,身心很有些壓抑。極少舞文弄墨的他,閑極無聊,也開始“附庸風雅”起來。他在1964年寫了一首詩:
半世生涯戎馬間,征騎倥傯未下鞍。
爆炸轟鳴如擊鼓,槍彈呼嘯若琴彈。
疆場縱橫任馳騁,殲敵何計百萬千。
遍體傷疤堪自勉,此生聊可慰諸先。
詩風沉悶抑鬱,有當年辛棄疾“醉裏挑燈看劍”的影子,透著一個統帥多年置於無用武之地的悲涼。
一年後的10月,林彪在上海見到粟裕。兩人又清茶一杯,暢談了許久。
林彪叮囑他多到部隊去跑跑,發現什麽問題或者有什麽意見,可以直接向他反映,麵談、打電話、寫信都可以。
他還反複征詢粟裕對部隊以及國防建設的意見。
1958年以來,粟裕被限製接觸部隊已有八年,這時又得到了可以代表軍委的林彪給予能下部隊的明確指令,自然異常振奮。
他也知無不言,根據自己的觀察與思考,向林彪談了四個方麵的意見,特別認為部隊高級幹部英勇善戰重要,但更要有戰略眼光。
林彪聽得很入神,不住點頭,說他的話很有見地。
談話結束後,粟裕鬱悶的心情為之一掃,將自己後兩句詩改為:“對鏡不須歎白發,白發猶能再揮鞭”,表達了隨時準備再上疆場的豪邁之情。
但“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
不久“文革”爆發,林彪走上了新的高位,成為了一人之下,億萬人之上的“政治林彪”,卻又很快流星一般掃過天際,墮入穀底,橫屍異域。
這位難得的軍事天才,又一次以他“天馬行空”的方式,與粟裕這位“談得來”的同好告別了。
(文章摘自《名將粟裕珍聞錄》;作者:張雄文;出版社:北嶽文藝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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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劉,徐堪當大任,陳賡可獨擋一麵,但能力林,粟並不在劉徐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