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弟
是富哥的弟弟
轉載▼1.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投機倒把、個體戶，被主流國營經濟拒之門外的人，掀起袖子走上個體經濟的道路——代表人物傻子瓜子。(這個機遇當時可是冒政治風險的，估計抓住的人不多，這一次機遇轉型的人生活最為艱辛，雖然後來大多無果而終，但在那個時代，確是敢為天下先，率先走上了以財富確立幸福的道路)——現在我們還有這樣的機會麽?
2.85年開始到80年代末：鄉鎮經濟，鄉鎮企業家，依托村或者集體社，利用自身在原有社會團體內(村內)的聲望或者職務(村長，支部書記)，集資辦起了村裏加工廠，其中以蘇南模式最為典型——代表人物：華西村。
3.80年代末，你去海南炒房子了嗎?經濟特區的建設和海南的劃省，讓無數人賺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然而你又全身而退了嗎?
4.90左右，你開遊戲廳了嗎?你第一時間把特區的新鮮事物帶回家鄉了嗎?如果有，那麽你想必早可以退休了。
5.90年代初：股票認購證——你當時通宵排隊了?你收購了多少?代表人物——德隆唐家兄弟，第一桶金就是這樣來的。
6.90年開始到90年代中期：價格雙軌製——你當時有權利麽?你有關係麽?你有額度麽?代表人物——我不想說。
7.90年代中期：期貨。盡管很雛形，盡管“很黃很暴利”，但不可否認，當初炒期貨，不知聚集了多少豪強，也不知聚集了多少血淚，以致於當時的期貨大鱷住酒店，甚至連最親近的人都不知道他住那個房間，不少黑社會順道生意大發。代表人物，我的老板，碩果僅存的幾個經曆327事件後的大鱷，第1桶金就是7億人民幣純利，當時他才29歲。
(以下為我自己添加，另一知名的代表人物中財係魏東。當年我一些朋友還隻是懷揣這幾百元錢的窮小子，一夜之間，變成百萬富豪，又有人從百萬富豪一夜間又變成窮光蛋;老家江浙的很多大戶雖然沒什麽學曆，可在327中堅定的站在中經開一方，成了最後盛宴的分享者;黑社會老大為了讓我一個大哥幫忙炒期貨，拍出了100萬的現金，找來了十幾個沒開過苞的小美女當見麵禮，十幾年過去了，他們再提起那段歲月的時候依然認為那是他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時光。)
8.97年亞洲金融危機，十年的輪回，相同的道路，索羅斯一心以為自己可以把香港打到，他不就是管金生的翻版麽? 朱總理一句不惜一切代價保衛香港，無數嗅覺靈敏的江浙炒家蜂擁到香港市場，不到半年時間，恒指從6000點回到10000點，幾倍的無風險收益落袋了。
9.90年代後期：國退民進。龐大的國有資本變賣，郎鹹平一句“民營資本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道出了當時的實質。俄羅斯休克療法在一夜間做的事情，我們從97年開始用3年做完，不知道多少個人利用種種渠道，抓住了這樣的廉價買賣的機會，為自己奠定了後續發展的產業基礎。代表人物——太多了，您知道的肯定不比我少。
10.90年代你開始投資輔助產業了麽?當別人出國聰明人開始培訓出國，當別人考研聰明人開始培訓考研，當性病，未婚先孕越來越多，你想過開設男性醫院，女性醫院，性病醫院麽?當家家戶戶開始普及家電，你想過進入流通領域麽?當新的零售模式已經興起，你想過嚐試麽?
11.90年代末期：股票以519為開端，大幅度的上漲，你參加了麽?
12.90年代末期到2002年：網絡時代的到來。你投資個網絡公司麽?你開設了這樣的企業麽?你拿著這樣的融資計劃書找過風投了麽?哪怕你是第一家開網吧的，賺個一千萬也不是什麽難事情啊。
13.90年代末期到2008年。樓市上漲。你買房了麽，你投資了幾套?炒房團你參加了麽?
14.2000年開始到2005年。世貿的加入給外貿出口加工業帶來的機遇，你是否在這個行業?你是否做貨代?你是做紡織品出口?
15.2003年的非典，你第一時間囤積消毒液了麽?你能想象你能想象一瓶消毒液一夜之間價格翻十幾倍的瘋狂麽?
16.2003年到2007年。你有沒有參與投資非流通股?想不到隨後幾年開始全流通了吧?
17.04年到06年，你參與期貨市場了麽?你知道10萬元兩年間就可以讓一個人財務自由麽?還有比單邊行情賺錢更簡單的麽?你隻需要不斷用浮贏加倉。
18.2004年到2008年。你開礦了麽?你是不是礦老板?隨便什麽礦，後麵幾年的商品大牛市在等你。
19.2007年。股票大牛市。不要告訴我你沒參加，或者你是2008年春天才進股市的。
20.08年，金融危機中你看到機會了麽?你還在討論失業，害怕裁員麽?你沒有看到期銅的單邊走勢麽?你不知道06年商品期貨的大牛市重新回歸了麽?
21.08年末到現在，溫總理的4萬億讓你看到機會了麽?你參與到了十年難遇的國民財富分配當中來了麽 ?
30年間，無數次機遇(或者更多的我不知道，或者有些可能大家以為不算)，多少人的財富起起落落，社會階層的演進更替一層接著一層。
暫且不論社會道德，暫且不討論資本原罪——我不是一個空洞的理想主義者，我知道很多人都想讓自己過的好點，讓自己的父母家人過的好點，我也知道他們都不是壞人或者冷血的人，這種追求財富的願望很單純很樸素很簡單——我隻是回顧下過去，想看看將來還有什麽機會，屬於你，屬於我，屬於不含金鑰匙出生的草根大眾。
中國改革開放時期以來，致富爆發的幾個重要時期
第一個暴富時期：個體戶爆發期
七十年代末和整個八十年代，當時中國剛剛改革開放，大部分人追求的隻是考大學，進國家機關、國營企業，而個體戶大都是些生活在社會底層，文化素質較低的人，但他們搶占了機會，成了中國社會的第一批富翁。
第二個暴富時期：炒股暴發期
1986--1992年，中國絕跡三十多年的股票重新出現時，幾乎所有的股票一上市就瘋漲，最先投資於股票市場的，很多人一夜之間，就莫名奇妙的成了百萬甚至千萬富翁。92年以後除了少數莊家、大戶、其他人就很難賺錢了。
第三個暴富時期：房地產爆發時期
1992-1993年間，全國以海南、廣西的一部分地區為中心，刮起了一股房地產熱，很多人大搞錢權交易，迅速暴富，成為百萬、千萬、億萬富豪！後因國家幹預，才涼下來，現在就不是一般人可涉及的了。
第四個暴富時期：捷足先登互聯網
這前三次機會早已一去不複返了。但是，我們麵臨的第四次發財致富的大好時期已經到來！那就是互聯網創業。
第五個暴富的機會是資本運作。
資本運作就是一種以無生有、以小變大的訣竅和手段。
中國人暴富的幾個時段，你把握了嗎？
----誰能把握這個機遇，誰才是我們社會的富人
文/汪華斌
今天一個網友問我，中國人的致富途徑到底在哪裏；又如何能快速成為百萬富翁。這個問題本來沒有統一性，因為任何百萬富翁都有其特定的內因與外因。但我國改革開放前的確出現過不同時段的暴富，於是把握機遇的人就成為先富起來的人。下麵把我們改革開放後暴富的過程歸納如下，供感興趣的朋友共同探討。
一、經商暴富的時期
剛改革開放的時候，我們到處是供不應求；所以經商成為當時暴的唯一途徑。正因為如此，所以連我們的政府官員都眼紅而要下海。在商海的搏擊中，所有堅持的人全部成了富翁；這是我國改革開放中第一批富起來的人，而且是沒有任何背景都能致富的時期。所以這些富人中有勞改施放人員，有下海的政府官員；當然也有原先就是經商的商業人員。因為當時改革衝擊的主要是商業，而自己經商的商業人員自然也就成了富翁。然而這些先富起來的人充其量隻是當時的萬元戶而已，遠沒有後來的百萬富翁有錢。
二、倒買倒賣而暴富的時期
由於當時經商能暴富，再加上我們社會的物質實在有限；因此緊跟著的是我們社會倒買倒賣的時期。它有的是倒買倒賣指標，有的是倒買倒賣假冒偽劣；反正無論盜賣什麽，這個時期成就了這些人的快速暴富。當然這時暴富的人群很明顯，要麽是官員的子弟；要麽是老紅軍的後代。而老百姓隻有膽大包天或敢倒買倒賣假冒偽劣的人，這時才能與這些人同步暴富。所以這時官商勾結是相當猖獗的時期，也是倒買倒賣最猖狂之時。在這倒買倒賣暴富的時期，我們社會出現了一次十萬元以上的收入；所以這個時期的富翁差異很大。有的是上百萬，有的也隻有萬元而已。
三、民營企業暴富的時期
經曆倒買倒賣之後，我們的國有企業開始了前所未有的改製；於是民營企業應運而生。在這個時期，有的實際是一夜之間成為了民營企業的大老板；有的是原先經商發財而收購國有企業。別看這時是民營企業的起步，但也是民營老板最得意之時。因為全社會的物質匱乏，隨便搞什麽實業都能發財。看我們幾口破缸起家的酒廠，竟然也能產生月銷售額上億的夢想。正因為如此，一方麵是民營企業的如火如荼；另一方麵卻是國有企業的加大改製。結果國有企業下崗人員越來越多，而民營企業的招工達到了最高峰。當然這時的這些老板們資產並不大，幾千萬的應該是大老板；有很多實際就是幾萬元的本錢，但的確是民企的暴富時期。
四、外資企業暴富的時期
在民營企業快速發展之時，外資企業全麵進入我們社會；由於外資企業有外國人的高薪，結果國人進入外資企業也有高薪。由於國有企業跳槽的人越來越多，結果國有企業更加萎靡不振。所以這時是我們國有下崗的高峰，也是我們社會到處人滿為患的時候。當然這應該是我們社會最先出現高薪的經理人時期，因為月薪萬元收入的總經理竟然不在少數。
五、谘詢認證暴富的時期
在民營與外資企業膨脹發展的時期，我國認證進入到普及期；這時商檢和質量監督係統的人開始了發財之路。看當時一人注冊多個公司的比比皆是，而成為百萬富翁的也是比比皆是。雖然當時我也是知名的質量專家，但因為沒有社會資源而失去了這個發財的時機。在我們社會多如牛毛的谘詢認證過程中，我們的ISO9000徹底失效了。但這並沒有喚醒靠谘詢認證發財人的良心，結果後來的TS16949同樣也是以失效而告終。
六、房地產泡沫而暴富的時期
在我國私營經濟騰飛之時，住房改革全麵進行了；當時最大的好處是政府賺錢了。正因為如此，在政府主導下的房地產如火如荼；結果在房價快速上漲之時，我國首次出現了靠房地產而發財的億萬富翁。這是我們社會富翁升級的時期，也是我們社會首次出現世界級富翁的階段；因為以前的富翁都是中國式的富翁，而如今卻首次出現了資產能與世界富翁不相上下的中國富翁。這得益於我們的房地產泡沫，它成了我們社會造就世界之富的道路。
七、在政府補貼下的國企高管暴富的時期
由於政府有錢了，所以政府開始對國有企業進行財政補貼了；正因為如此，國企首次出現了泡沫效益。在效益的衝動下，國企的年薪開始與國際接軌了；這是我們社會國企負責人首次出現百萬年薪的時期。由於我們社會是收入水平不能降低的社會，所以在隨後幾年的泡沫效益中；國企負責人竟然出現了千萬年薪的世界紀錄。然而我們社會相當奇怪，當國企全麵飄紅之時竟然是民營萎縮之時。在這樣的背景下，國企高管成了全社會羨慕的對象。
八、在政府扶持下個體或產業項目暴富的時期
當國企全麵泡沫效益之時，政府又開始扶持農業與養殖等其它產業；結果一些在城裏經商富起來的農民回鄉搞養殖或種植，從而又產生了一批新的農民百萬富翁。因為當時的政府扶持力度相當大，如修建一樣萬頭豬場的固定資產補貼費就是150萬；再加上對每頭豬的補貼，結果這個時期是這些人快速致富的時期。我有個朋友僅僅投入10萬元搞養豬業，結果在政府扶持與社會環境的影響下；三年竟然資產過億。
九、依托政府主管項目而暴富的時期
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我們的政府直接投資項目了；看現在我們的政府投資，全部是上百億以上的項目。這時如果能接到一個項目，就是億萬富翁；因為我們社會現在基本形成了全社會的百分之十回扣概念，所以分包也是這個原則。這就是隻要接到任何一個項目，轉手就是億萬富翁。
這些暴富階段有的是一去不複返了，如經商如今就難致富；而有的還依然存在，如國企高管暴富依舊。當然我們也看到，這裏麵惟獨沒有知識和勤勞暴富；更沒有絕大多數人暴富的時段。所以我們社會今天還是多數人貧窮的社會，同時更是兩極分化的社會。這不是我們不努力，而是因為這些暴富時段實際是針對特定對象的具體發財途徑；所以我們想發財還沒有夢想的舞台。
中國人三十年創富故事
2008年03月03日 14:14:41 浙江在線新聞網站
這不是一個崇拜英雄的年代，哪怕你是億萬富翁富婆。轟轟烈烈或平平凡凡，那是你個人對生活方式的選擇，關鍵是你快樂嗎？
“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這句話在30年前遭到過相當的批判。其實，那時候大家哪裏談得上“財”？城裏人不過拿點工資，鄉下人掙些工分罷了。
除了工資，政府還悄悄地給某地人民一些好處。比如北京，每年過國慶都要供應一點帶魚，但1986年帶魚的調入價漲到每斤3.80元，比前一年高出整整1元。為此市府開了5次會，要麽不吃，要麽財政補貼。全市吃一次帶魚少說要1000萬公斤，加上過去的補貼，這要財政掏2000萬元，正好是1座立交橋的造價。
七次暴富浪潮技術含量越來越高
大家顯然不滿足一點點地啃立交橋，誰還沒點追求呢。從大的方麵說，這30年來,中國人的暴富浪潮至少有七八次。
第一次是價格雙軌製。在物價轉軌過程中，為減少社會震動，自1984年起中國實行了獨一無二的物價雙軌製：生產同一種產品，計劃內是國家統一定的平價，計劃外是議價，也就是市場價。兩種價格之間相差懸殊，比如鋼材，國家定價不到700元一噸，而市場上能鬧到小2000元，隻要搞一筆，立馬就成百萬富翁。於是權力腐敗日甚，條子滿天飛，文言曰：把體製內資源搬到體製外。類似的還有進出口配額。
第二次是利率差。在通貨膨脹明顯高於銀行利率的年頭，用戶很少能用真正的銀行掛牌利率貸出款來，這樣，銀行得到的利息與貸款者支付的利息之間就形成了一個很大的利率差。這中間能生出多少富翁富婆？相似的還有匯率差，炒美元、炒黃金啊。
第三次是房地產，這是一個相當長的發財時期，古老而又現代，引無數英雄競折腰，至今仍未有窮期。
第四次是股市、期市、匯市、郵市，技術含量越來越高。
接下來還有IT、國際化、能源和原材料資源經營、國有壟斷行業等等。
在所有的暴富中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行政權力與市場的結合、混合、融合。
吃飯是個現實問題。1977年，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裏問一個農家青年，你有什麽要求？小夥子說，吃飽肚子。萬裏問，還有呢？答，把地瓜幹換成糧食。於是，萬裏弄了個文件，很樸素的：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糧食分配要兼顧個人的利益，允許和鼓勵社員經營正當的家庭副業，已經收回的自留地如數歸還社員……
此舉立刻受到攻擊。1979年6月，在五屆人大二次會議期間，鄧小平對萬裏說：“不要爭論，你就這麽幹下去就行了，就實事求是幹下去。”
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央召開了各省區市黨委第一書記會議，討論農村生產責任製問題。但會上並沒有出現一呼百應的局麵，眾書記或各持己見，或模棱兩可，隻有安徽和四川明確表示在落後地區可以搞包產到戶。會後，中央發了一個很謹慎的文件：包產到戶是“依存於社會主義經濟，而不是脫離社會主義軌道，沒有什麽複辟資本主義的危險”。這話說得客氣！
雇工是另一個敏感話題。為什麽雇7個人就算個體戶，而7人以上就是私營企業？誰說得清？1983年12月9日鄧小平收到鄧力群、王任重分別送來的涉及雇工問題的材料。鄧說：我在政治局會議上講過，聽其自然，看兩年再說。
市場經濟這個名詞不是一開始就有的。改革開放前是計劃經濟，1982年9月，中共中央提的是有計劃商品經濟，198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才用到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直到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登上中共中央正式文件。
在入黨問題上，更是在2001年才有了更大的寬度。當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大會上，總書記江澤民說：同時也應該把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自覺為黨的路線和綱領而奮鬥、經過長期考驗、符合黨員條件的社會其他方麵的優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來。
個體戶被定位在拾遺補缺鄉鎮企業一舉占據半壁江山
改革開放之初，在廣東深圳，逃港風複起。1979年6月，廣東省革命委員會發文號召全省人民與之作鬥爭，對有功人員將給予獎勵。1年後的8月26日，深圳經濟特區正式成立。除去事先設想的4個窗口作用，深圳特區的超高速發展，也最大可能地縮小了與香港的經濟勢差，形成一個緩衝帶。
一邊是有人往外跑，另一邊是上千萬下鄉知青回到城裏找不到活兒，1979年，城鎮待業率為5.4%。國家一下子安排不了，當時的口號是廣開門路，三扇門(國家、集體、個體)就業。國務院文件裏有句大實話：個體戶也是勞動者。至此，主動的或被迫的，非國有經濟開始大發展。
1952年，中國的個體戶有750萬人。經過20多年“興無滅資”的改造，到1978年，個體戶隻剩下15萬人。1981年底，個體戶增長到101萬人。但是，當時私營和民營企業仍不被承認，個體戶也被限製在拾遺補缺的範圍，“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慢慢補充著，百萬富翁們也開始從倒服裝、開飯館、賣大碗茶的人中生出了。
到1983年，非國有的鄉鎮企業一舉占據中國工業的半壁江山，當年鄉鎮企業的工業產值突破2萬億元，占中國工業的二分之一，鄉企職工數已達1.02億人，超過國企。
而在理論上說，1994年初，中國居民財產已超過國有資產。當年居民資產總數已達46000億元，與之對應，到1993年底，中國國有資產總量為34950億元。
到2002年6月底，中國百姓越發富了，城市居民家庭財產戶均總值達22.83萬元。從1984年到2002年戶均金融資產增長速度為25.5%。在城市居民家庭財產中，房產比重最高，為10.94萬元，占家庭財產的47.9%。
百富榜門檻一年提升3.5億
為調查偷漏稅情況，1991年5月國家工商局確認中國有百萬富翁490人。但這個數字值得懷疑，如果官方有辦法查清人們的收入，就有辦法查堵偷漏稅。到1993年中，據說百萬富翁已達百萬。
如今大家比較認同的是洋人的調查。2004年10月12日，“2004胡潤百富榜”在上海揭曉，35歲的鵬潤投資董事長黃光裕擁財105億元，成為2004年的中國內地新首富。
接下來還有盛大網絡陳天橋、中信泰富集團榮智健、世茂集團許榮茂、萬向集團魯冠球、天獅集團李金元、網易公司丁磊、香港富華集團陳麗華、合生創展朱孟依、新希望集團劉永好、仲盛集團葉立培等。
1986年，黃光裕跟他20歲的哥哥黃俊欽北上做生意時，他連初中都沒有畢業。半年後，兩兄弟轉戰北京，在北京珠市口盤下一個100平方米的門麵。初時賣服裝，後改賣進口電器。國美電器在1990年代後期經曆了裂變式的增長壯大，店鋪開始遍及各大城市。同時，黃光裕也進入房地產業，鵬潤大廈寫字樓讓他賺到了錢。2001年1月，黃光裕成立鵬泰投資，以前完全不懂資本運作的黃光裕與資本較上了勁，終於在2004年將資本運作玩得爐火純青。
以黃光裕這等學曆，以零售業房地產這等傳統生意，黃光裕一鳴驚人，令MBA、EMBA們慚愧，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中國社會依舊是發展中的戰國時期。
在過去的1年中，網絡遊戲業的春天讓陳天橋躊躇滿誌。和前輩丁磊不同，陳正在用另外的方法介入IT的最大盈利空間之一，他用5年時間打造了一個市值140億元的公司。
2004年百富榜的門檻從上一年的9億元提高到12.5億元，榜上100人的平均財富是25億元，增長29%。行業仍集中在房地產業，有45位主營房地產業。
年輕的新生代富翁越來越多，前10名富豪中有3人在35歲以下。40歲以下的富豪占到26%。其中最年輕的是2003年繼承財富的李兆會，隻有23歲。廣東依然是產生最多富豪的地方，榜上19個企業總部設在那裏，17個企業家是廣東人。
工程師兼職被判刑腦體倒掛有了改變
以黃光裕的文化水平，搏得中國首富，確實令大家慚愧。但從總體來看，中國知識分子的致富能力大大增強了。
1982年3月23日，國務院科技幹部局專門發文：對兼職的科技幹部，要在精神鼓勵的同時，給予一定的物質鼓勵。1988年1月18日，國務院文件稱“允許科技幹部兼職”。上層的文不是瞎發的。1985年前後就出過這樣的事：原上海太平洋被單廠助理工程師鄭鴻堅業餘兼職被判刑，後平反。時至今日，上層再不會發此類文件了，甚至管科技人員的專門機構都沒有了。今天，不僅是科技人員，任何人，隻要有一技之長，就滿中國滿世界發財，自己就給自己許多許多物質獎勵。
腦體倒掛曾廣受詬病。1985年初，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陶大鏞說，有些經濟發達的地方文化反而大大落後了，大家都去賺錢了，出現了新的讀書無用論。有人對陶說，他三個孩子，大兒子大學畢業留校每月掙90元錢，二兒子高中畢業進工廠每月有100多元錢，小女兒初中程度在飯店當服務員每月拿200多元。過去是知識越多越反動，如今是知識越多越不值錢？
1985年，北京市年人均工資建築業最高為1827元，接下來是公用服務業1426元，商業1375元，金融業1368元，工業1333元，科研1330元，交通1316元，機關文教1240元。10年後情況有了改變，1995年，中國大陸最富裕者是以下階層中的成功者：股市人士，個體戶，私營企業家，歌星影星舞星，公司經理，洋買辦，科技成果開發人士，出租車司機，金融業職員。
珠海市勞動局2000年製定的該市85個職位的勞動力市場工資指導價為：管理人員中，總經理年薪為110800元，月薪為9233元，最低的統計人員年薪為7800元，月薪為650元；新畢業人員中，博士年薪為80000元，月薪為6667元，最低的高中及以下人員年薪為5400元，月薪為450元。
據報，1992年走紅歌星的出場費是：韋唯6000元，毛阿敏5500元，杭天琪5500元，劉歡5000元，李玲玉5000元，張行4500元，範琳琳3500元，解曉東3000元，蔡國慶3000元。和現在比比吧。
股民康柏華自縊身亡“不托市”成為流行詞
中國股市讓一些人賺到了錢。它的建立和發展的過程，就是一個說服股民國家不能保證賺錢，以及自我約束國企上市圈錢欲望的過程。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近一年後，1991年7月13日，深圳證券交易所掛牌。1992年8月9日，深圳發行1992年度新股5億股，在百萬股民瘋狂搶購新股認購表的同時，一些金融證券從業人員及公安、武警、保安人員竟也利令智昏，在眾目睽睽之下公然營私舞弊。8月10日傍晚，一些人要求見市長並上街遊行請願，與公安幹警發生衝突，其間多輛警車及民用車輛被砸壞燒毀，警方動用了高壓水槍及催淚彈。後查實，在300個發售點中，有95個點受到群眾舉報，到12月10日，經查內部截留私買的抽簽表達105399張。
與深股暴市同創中國第一的是康柏華，他住在上海浦東陸家嘴地區，因忍受不了炒股虧損6449.55元，於1992年5月12日自縊身亡。
1995年2月23日，滬市國債期貨突掀大風暴，一瞬間盈虧翻覆令人目瞪口呆，損失數以億計，這就是著名的“327”國債期貨違規事件，被稱為“建國以來金融界最大醜聞”。
5月17日，中國暫停期貨交易試點。“327”之禍首上海萬國證券公司總裁管金生辭職，後以受賄29.4萬元和挪用公款240萬元被判17年徒刑。
熊了3年的股市，終於在1996年4月份牛了起來。在股市裏，利率是大消息。中國央行在5月1日和8月23日兩次降息，盡管嚴格保密，但股市卻異常——降息前燥熱，降息當日及其後卻大冷——股民漂亮地玩了兩回勝利大逃亡。其後股市盤旋上升，央行及證監會連下令箭，連撤地方行長，卻降溫無效。
終於，中國股市值得記錄的《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12月16日出來了，《正確認識當前股票市場》稱：“他們眾口一辭，說明年香港要回歸，十五大要召開，政府定要把經濟搞好，絕對不會讓股市掉下來。這一種對股市的估計是十分糊塗的看法。政府要把經濟搞好是真，但絕對不會在股市暴跌時去托市，也托不起市。”
當日，股價大跌，幾乎全部跌到10%跌停底線。一時，“不托市”成為流行。
軍警法禁商鄭州立起饅頭辦
經商成為改革開放最熱，“十億人民九億商”。官員也不甘落後，昨天還是局長，今天就變總經理了。行政衙門作靠山，名流官員掛招牌，供產銷運貿無所不搞，我們的關係我們的條子遍天下——這等陣勢，誰可與敵？
顯然，這種官商不分政企不分必將貽害無窮。1984年7月17日，中國上層規定，禁止黨政機關幹部與群眾合辦企業。1985年5月23日發出領導幹部子女配偶經商禁令。1985年7月9日，上層重申黨政機關幹部不得在企業兼職。中央三令五申，可見事態嚴重。
軍轉民曾是改革的一條經驗。1998年7月23日，中央召開軍隊打擊走私會議，在會上除重申軍隊武警不得經商外，又把禁商的範圍擴大到法院、檢察院、公安、司法等部門。此舉看似經濟行為，實為政治決斷。解決原來由軍警法係統辦的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及其龐大資產並非易事，更難的是國家要拿出更多的皇糧來彌補原先由軍警法公司提供的經費。嚴格說，軍警法經商是走了一條彎路，現在要捋直它是要付出代價的。
盡管中央上層在自我削權，但一些地方政府卻舍不得印把子，時常還要揮揮手，威風八麵。
鄭州人民與全體北方人民一樣喜歡饅頭，鄭州市政府還專門鬧起個饅頭辦公室來為饅頭服務。饅頭辦公室各級政府都有，蒸饅頭是要辦許可證的，在市裏辦要交1100元，區裏要交1600元。官員們搶著為饅頭服務，不幸搶急了眼。2001年3月2日，鄭州市場暢銷多年的鄭榮牌饅頭被二七區饅頭辦罰款，3月6日又被管城區罰款，而這鄭榮饅頭偏又是在市饅頭辦掛號的。報複很快來了，3月14日市饅頭辦在金水區正要查處一家饅頭廠，區饅頭辦便趕來爭搶，當街對罵……
還有更強硬的招兒。周餘武曾任湖南嘉禾縣委書記，在嘉禾縣珠泉商貿城項目中強力行政拆遷，拘捕拒拆公民，株連公職人員家屬，抗拒新聞輿論，引起眾怒。嘉禾有一個著名的口號：“誰影響嘉禾發展一陣子，我影響他一輩子。”2004年6月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召開國務院第52次常務會議，同意湖南省對嘉禾珠泉商貿城項目中的違法違紀責任人員的處理意見，周餘武被免職。
如果全國有一半的縣出了周餘武，北京會有多少上訪者？中國社會能夠承受多少地方的政績成本？
另一位官員的反思或許對周餘武有點提示，此人是前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2004年6月15日，劉方仁案開庭。在庭上，劉說，我現在非常後悔，曾經作為一個省委書記，我卻不懂法，這是很大的問題。
劉所說的“懂法”，顯然不應是狹義的精通法條，不是簡單地以法條約束自己不貪汙不受賄，而是以植於內心的法律意識和憲政精神去執政。為官一任，權傾一時，不僅要知道為官要幹什麽，要怎麽幹，更應該知道為官為什麽要幹，什麽不能幹。今日各級官員，其教育程度大大超過以往，博士碩士比比皆是。但其中，多是理工背景，又有多少是學法律或社會科學的？——前者注重的是技術是操作是執行，後者講的是為什麽和不能做什麽。
不與民爭利，這是為官起碼的禁忌。
民工潮一浪接一浪大邱莊號稱中國第一村
很長時間裏，農民是中國的另類。1981年12月30日，國務院通知嚴格控製農村勞動力進城做工，控製農業人口轉為非農業人口。但民工潮一浪高過一浪，後來浪也沒了，竟把城市淹了，農村包圍了城市。
1988年，上海有流動人口140.8萬人，廣州117萬人，北京111.9萬人，天津110萬人。1991年1月21日，當天抵達廣州火車站的旅客達71萬多人，這中間許多是外省民工。
真正把城鄉差別縮小了的是農民自己。民工裏出人才，比如東方集團的張宏偉，當年就是扛著鐵鍬進的城。如今你多大的來頭弄不到錢，但張宏偉行，1998年3月30日一貸就是3000萬，10年期低息，還是美元。
過去農人的悲劇是陳永貴，後來是禹作敏。
1992年12月13日，大邱莊一個公司的一名職員危福和因涉嫌貪汙，被逼供毆打致死。12月15日晚，天津市公安局派員去調查，被村民拘禁13個小時。天津市長聶璧初大怒，親令放人。於是調來武警，遠遠逼視，一時全國矚目。事情鬧到這份上就不好辦了。1993年4月禹作敏被捕，後被判有期徒刑20年，再後死於刑內。
所有的發財都應在法律的底線內。1992年經濟熱，物價漲，百姓已不會再像1988年那樣往家背肥皂扛鹹鹽了，而是拽住金融，以錢保值。一個叫沈太福的人看準了這一眼，他創辦北京長城機電科技產業公司，以年息24%且隨時兌取(當時銀行活期儲蓄年利率隻有1.8%)為誘餌，加上傳媒幫忙，僅半年就非法集資人民幣10多億元，波及全國17個城市的10多萬人。1994年4月11日，沈太福因貪汙300萬元和行賄25萬元(當時沒有非法集資罪)被處決。同案原國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時因受賄5.2萬餘元和貪汙2萬元被判有期徒刑20年。
但此後，非法集資卻愈發張狂。從大權在握的金融官員到目不識丁的農村婦女，從堂堂公司到民間標會，都奮勇殺入。其前後金額較大的非法集資案件有，1991年10月的韓玉姬吉林宇全公司案，涉及金額3.6億元；1994年7月的鄧斌無錫新興公司案，32億元，後扯出王寶森陳希同案；1997年8月周明容案，2.8億元；1998年李國法河南三星集團案，5.8億元。
黃鴻年抖擻資本花槍“靚女先嫁”成為時尚口號
開放，全球化，是中國人發財的一條新路。雷宇是較早的一個標誌。他沒往自己兜裏裝錢，但給許多海南人創造了發財機會，末了丟了官。
1983年，那時海南還沒建省，屬於廣東的一個區，窮得很，財政吃補貼。國家給政策，讓海南快些富起來，可以進口洋貨自用。但用著用著，或者還沒來得及用，洋車就跑出島了。自1984年1月1日到1985年3月5日，海南共批準進口汽車89000多輛，已到貨79000多輛，有10000多輛倒出島外。海南區直屬的94個單位，就有88個倒汽車，連學校幼兒園也奮勇當先。此外，海南還進口了大量的電視機、錄像機、摩托車等。
錢從哪來？——海南非法從島外購進外匯5.7億美元，這是國家允許海南提留外匯的10倍。同時，進口洋玩藝兒的貸款累計達42.1億元，比海南1984年工農業總產值還多10億元，至案發時尚有21.1億元未還。
海南出事後，雷宇降級到廣東花縣、增城等地任職，數年後官至廣西自治區副主席。1996年初，61歲的雷宇遞交了辭職報告，他說：我太累了，退下來後不需要給我另行安排任何工作，我將好好讀書，研究問題，並照顧我96歲的老母的起居，盡一點為子之責。
黃鴻年是另一個利用開放發財的人。黃是印尼著名華人財團金光集團董事長黃奕聰之次子，1980年代末，黃脫離家族自立門戶，在港以中策公司為基地，伺機進入中國大陸。1992年，機會來了，中策公司開始大量收購國有企業，步驟大致如下：投入資金與國企合資，通過增資上項目等方式取得合資企業的控股權，將股權納入海外控股公司名下，海外上市套現，實現滾動收購。
比如橡膠輪胎行業。兩年間，中策分別收購了太原雙喜輪胎公司和杭州橡膠廠，注資分別是499.8萬美元和1524.9萬美元，將股權納於在百慕大注冊的中國輪胎控股公司名下。而後以ADR方式增發新股，並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共募資1.37億美元。之後，又用所募資金收購了重慶、大連和銀川等地的三個橡膠廠，資產規模大增，這5家企業有3家是中國輪胎行業的9大定點廠。黃鴻年最有名的是一攬子收購泉州全部37家國企，組建中僑公司。
與黃鴻年的收購相對應，“靚女先嫁”成為時尚口號。但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有不同看法：有些國企為爭取優惠政策，熱衷於搞合資。據對一些省市3萬家合資企業評估，80%的中方企業喪失了90%的應得權益，國有資產流失近百億。
曾昌飆打造平壤一百西班牙燒了中國鞋
黃鴻年要進來，中國人也要出去。在觀察了朝鮮7年後，沈陽中旭集團董事長曾昌飆決定到平壤去。
平壤第一百貨大樓是目前朝鮮國內最大的百貨商場，位於平壤市黃金地段，營業麵積3.6萬平方米。2004年深秋，曾昌飆率領300名以溫州商人為主的供應商，把平壤一百打造成主要以銷售溫州小商品及中國的輕工產品為主的綜合商場。
曾昌飆與朝方簽訂了10年的承包合同，朝方隻征收5%的進口關稅和5%的所得稅。朝鮮勞動力便宜，營業員月工資隻要70元人民幣。另外，中國供應商被允許使用持幣證，可以將人民幣帶出境，也可以使用持幣證購買易貨商品，如換購銅礦石、絲綢等中國市場上的緊俏產品。更大的鼓舞是，朝鮮官方匯率從以前1美元兌換2.15朝元下調到1美元兌換150朝元，這使中國企業能夠以合理的匯率與朝方結算。
但曾昌飆的浙江老鄉陳九鬆就不大幸運。2004年9月14日下午，在西班牙鞋都埃爾切城中國鞋店附近貼滿了煽動遊行示威的大標語：“埃爾切市民們，讓我們團結起來，把埃爾切所有亞洲鞋都趕出去，把運送亞洲鞋子的集裝箱全部燒光!”
9月16日下午，埃爾切城的中國鞋鋪紛紛提前關門。陳九鬆也早早關了店麵，但他這天剛好有16個貨櫃的貨要進倉庫，此時被堵在了路上。一時間，一個個鞋櫃被遊行的西班牙人踐踏、焚燒、哄搶，大火照亮了埃爾切的天空……
西班牙人的憤怒源於中國鞋的廉價。西班牙企業生產一雙旅遊鞋最低價格為20歐元，但中國人生產同樣的旅遊鞋僅為3到4歐元，甚至2歐元。西班牙報紙報道，由於中國鞋大量進入，西班牙鞋廠工人失業人數劇增，2002年埃爾切有12個西班牙鞋廠破產，2003年增加到14個，2004年頭7個月猛增到26個，1000多工人失業。
記者宋鐵軍說，錢要大家賺，上下遊都要活，這就是生態圈或價值鏈。而眾多中國出口企業追求的是用最低工資雇傭、用最低價格出賣、滿足最低利潤，這無疑是對生態圈的濫砍濫伐。
不僅是陳九鬆，聯想也遇到了麻煩。2005年秋，美國國務院決定向聯想采購1.6萬台電腦，價值1300萬美元。2006年5月4日，美國眾議院撥款委員會主席FrankWolf提出，“聯想是一家被中國政府控製的公司，美國國務院應對此筆交易進行調查。”美國人還表示將改變相應的政府采購流程，這對聯想的殺傷力極大。雖然聯想收購了IBM的一部分，但從IBM繼承過來的政府訂單將泡湯，聯想的海外擴張計劃受阻。
中國鞋出口受阻，電腦受阻，但窩在家裏也不受用。2004年中國用棉量達到867萬噸，占全球棉花消費量的36%，大量棉花進口。中國棉打不過洋棉，不僅輸在質量上，更輸在價格。2004年國產棉比進口棉每噸貴721元，2005年就更貴了1766元。咱能造便宜的鞋子，種不出便宜的棉花？
據說，這主要是由於進口棉花背後巨大的補貼。美國是全球最大的棉花出口國，目前占全球的市場份額約42%，2005年美棉在中國的市場份額為45%。美棉為什麽這麽紅？因為後麵有美元。2004年美國棉花補貼總額達27億美元，占全球棉花補貼總額的67%。據說，幾年間，中國棉農丟了180億元的收入。
類似的情形還有大豆。
HDI中國排名第106位有車了但到處堵車
經過這30多年的辛勤勞作，大家都覺得自己富裕多了。但就怕認真：拿數字來！以人均GDP來說，中國仍排在世界百名之外。不僅如此，聯合國計劃開發署還發明了一種新的核算體係HDI，以此衡量，中國在174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106位。前麵不僅有加拿大、法國、挪威、美國等發達國家，香港第25，泰國59，朝鮮75，印尼96，蒙古101——都比咱靠前。
這個HDI不是單單看掙了多少錢，而是把人均預期壽命、掃盲率、社會福利等因素都加入其中。如此就明白了：也許咱有汽車了，但到處堵車、滿鼻子的汽油味。如此，生活質量提高了嗎？快樂嗎？
人們生活得是否幸福，不僅取決於物質是否充足。近年國際學術界的研究表明，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到5000美元後，快樂效應就開始遞減。一方麵，收入提高，期望值也在提高，相互產生抵消；另一方麵，像環保這樣的公共物品，不是哪個個人能夠改善的，若由個人選擇，幾乎人人都選擇多賺錢、多消費、多汙染，結果誰都不快樂。這就是為什麽一些國家和地區的GDP在增長，但賺了錢的人並不快樂，精神上沒有歸宿，人民的痛苦指數在增長，最後導致社會動蕩的原因。
相對應，一個衡量人的幸福快樂的標準GNH(GrossNationalHappiness，國民幸福總值)出現了。GNH最早是由南亞的不丹王國國王提出的，他認為人生“基本的問題是如何物質生活(包括科學技術的種種好處)和精神生活之間保持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