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中散步
遠離喧囂的塵世，走進密林深處。一邊做著深呼吸，一邊聽著鳥的議論、樹的低語。不期然，與鹿撞個滿懷，從她清澈、純靜的瞳孔裏，猛然地，
我的爸爸是地主出身，雖然他是當時稀有的高中畢業生，長得也是一表人才，但就是幹不上去，沒在辦公室裏幹多長時間就被下放到下麵，打鐵，當工人。地主成分使他憋氣又窩火了大半生。他發誓絕不讓這頂地主的帽子再影響我的一生。我不記得我第一次報家庭成分是哪一年，是文化大革命之前，還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好像應該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不然的話，我不會那麽害怕。爸爸在我的家庭出身那個框框裏寫上，工人。我雖然還小，但聽說過隱瞞家庭出身這個說法，知道些它的利害關係。從那一刻起，隱瞞家庭出身的恐懼就像一塊巨石壓在我年幼的心頭，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的一天，老師說，學校要求每個班級選出一名男同學一名女同學做造反團團長。那位老師大概對這些名堂很反感，說此事時隨隨便便，而且也沒走選舉這個程續，他說出一個男生的名，然後說，同意就舉手。老師隨便，大家也不認真，全班同學都舉起了手。老師又說出一個女生的名，居然是我的名字！在那之前，我最大的官職是一道杠，還沒等混到兩道杠，文革就開始了。不知老師是看我個子大，像個造反團團長，還是看我縮著脖子坐在最後一排，最不像個造反團團長，總之他提到了我的名字。然後又說，同意就舉手。不難想象，我被全班一致同意，成了這個班第一個女造反團團長。我心裏那個怕呀！正在我嚇得眼前直發黑的時候，大喇叭裏鏗鏘有力地發出通知，讓各班新選出來的造反團團長課後去某個教室開會。對我來說，那個通知聽上去像是審判我的判詞，一字一句砸在我的心上。同學們都回家了，我站在走廊裏，等著去開會。那時候我體驗了什麽叫“嚇得快尿褲子了”的感覺。我一個人站在走廊裏，抖成一團，根本控製不住自己。好在那個會因故沒開成，第二天也沒人再提及造反團團長這件事。因此我隻當了5分鍾的造反團團長。可那件事給我帶來的驚嚇卻是無法估量的。從那以後，我盡量不政治上要求進步，唯恐暴露隱瞞家庭出身這件事。
上初中的時候，大家都爭先恐後地當紅衛兵，我卻遲遲不肯提交申請。我雖然政治上不要求進步，但我學習好，會寫小說，還認識繁體字，學校開大會的時候經常讓我寫發言稿，上台發言。上台發言，胳膊上沒有紅衛兵的胳膊箍也不好看呀，於是就有專搞政治的老師找我談話，一套一套的，聽得我心頭直發冷。沒辦法，我交了一份申請書。申請書交上去之後，我的噩夢就開始了。我知道當紅衛兵要過政審這一關，也就是學校派人去我爸爸的單位了解情況、看檔案。爸爸的檔案上肯定清清楚楚地寫著：地主。看來，我這次是在劫難逃了。
一天，我們班的兩個女同學找我，告訴我學校派她們兩個去我爸爸的單位搞我的政審，問我能不能帶她們去，她們不知道怎樣才能找到爸爸的單位。我的心一沉，絕望極了。這兩個女同學根紅苗正，媽媽都是家庭婦女，大字不識一個。她們兩個從一開始就對我這個政治上不要求進步卻討老師喜歡、什麽衣服穿在身上都好看、長相比她們強了好多的人心存妒意。如果能把我的紅衛兵申請書毀在她們手裏，她們會非常開心的。
我提前通知了爸爸這件事，當我們坐公共車來到爸爸的工廠時，爸爸和那個負責檔案的人已等在工廠門口。他們四人走進工廠的辦公樓，我一人去離工廠不遠的道外商業區轉轉。我的心裏像揣了一隻兔子，哪有心思逛商店？等我回到工廠大門時，他們已經出來了，看見我後都轉過臉來。爸爸在看著我微笑，那個管檔案的也對我笑了笑，兩個女生的臉上沒有幸災樂禍的笑容。我的心裏輕鬆了一點兒，但恐懼還是伴隨著我，一直到幾個星期後我領到了紅衛兵袖章。
我不知道為什麽隱瞞家庭出身的事沒敗露，是爸爸做了手腳，還是那個管檔案的人心地善良沒說實情？我問過爸爸，他隻是詭秘地說，告訴過你沒事兒，就是沒事兒。現在，當我真正想知道到底是怎麽回事時，爸爸已經走了，這件事就成了永遠的迷。
打那之後，我就不怕了。但那幾年的恐懼是否給我的心靈帶來了創傷呢？
中國革命是受了馬克思的精神汙染了麽？認定富是因為搶，窮是因為被搶。所以一直都是搶來搶去，不知道財富是創造出來的。政府一不高興，就認定我們要把財富從一部分人手裏搶過來，再分配分配。做的都是打倒強盜做強盜的勾當。
前幾年的蛋糕理論，其實多少也有點創造蛋糕，還是搶蛋糕兩種理論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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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服你爸爸。我爸他們已經是老鼠見了貓，嚇得不敢動了。“獲得性無助感”。
另外一個辦法，你可以遇到自己感覺蹊蹺時，將此時和發生的事做個聯係，有時候可以找出蛛絲馬跡，推算真正真相。
好在我上學那年，毛死了，文革結束了。家庭出身繼續填寫幾年後，就不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