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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劉少奇拉開毀滅自己的文革正幕

(2015-04-27 11:21:33) 下一個
王光美:劉少奇拉開毀滅自己的文革正幕
2015-03-19 23:45:41
 
多維曆史
 
文革文革的第一主攻對象——劉少奇自己拉開了正幕。可是,王光美堅持說:直到19668月,毛澤東印發《炮打司令部》之前,劉少奇一直不能確定,中國赫魯曉夫的帽子會真正落實到他頭上。雖然劉早已覺察毛對他不滿。本文摘自《領導者》雜誌,作者高建國,原題為《零距離采訪王光美:文革爆發與毛、劉分歧》。
 
 
劉少奇與王光美
 
王光美取消了不見麵的決定
 
八年前(1998年),一個泛著涼意的夏日,我在北京一家內部招待所,撥通了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夫人王光美住宅的電話。未等我開口,一位操著京腔的年輕女性已在發問:喂,請問找哪一位?”“我找王光美同誌……”我說明了身份與來意,希望予以通報。然而,令我驚異的是,這位年輕的接聽者,就是年已七十七歲的王光美本人!
 
王光美委婉而堅決地表示,她隻能在電話裏接受簡單采訪,因為她患肺炎,尚未出院,今天隻是回家來取些東西。於是,我便在電話裏匆匆展開訪談。
 
由於劉主席非常喜歡別人稱呼他少奇同誌,請允許我也使用這個稱謂,並稱呼您為光美同誌我這樣開了頭。
 
好啊。多少年沒聽到這樣親切的稱呼了。王光美高興地說,你想問什麽呢?
 
我想請您扼要地談談,少奇同誌冤案的形成和平反,以及您的有關感受……”這是聘我為特約撰稿人的報社,預定的采訪題目。
 
原來你想談這方麵的事兒。王光美的聲音明顯地低沉下去,她似乎想回避這個話題,你的題目太大了,我需要準備一個月。
 
那麽,請允許我請教一個文革史至今沒能說清的問題。我臨時放棄了采訪提綱,想解開一些曆史之謎。少奇同誌究竟是什麽時候知道,文革浩劫要在中國爆發了?
 
這個……”王光美猶豫著,沒有回答。
 
當毛主席1962年秋在八屆十中全會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這個口號時,少奇同誌是否意識到,鬥爭風暴不久將在黨內刮起?我追問了一句,搞專訪隻能這樣抓機會。
 
你對黨史很熟悉嘛,還能說出這是在那次全會提出的。王光美巧妙地繞著彎子,仍然不作回答。
 
我專程從上海來采訪您,當然做了充分準備。不管怎樣,來自王光美的誇獎使我相當愜意。
 
誰知,她馬上提出了批評:不過,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這個口號,並不是毛主席提出的,這隻是一種概括性提法。主席的原話是階級鬥爭從現在就講起,年年講,月月講……’”
 
您的嚴謹使我知道,您當年擔任少奇同誌的秘書,是怎樣一種工作狀態了。這倒不是恭維話,是我感慨之餘的由衷之言。
 
你寫給我的那封信,為什麽不用計算機打字呢?王光美跳換了話題。
 
手寫顯得鄭重一點吧。您能看清楚嗎?我難以判斷她對我那封有些潦草的求見信,是什麽反應。
 
我已經很久沒有接到記者手寫的信件了。你這封信,寫得很認真,在措辭上也比較嚴謹。
 
這是因為,我想認認真真地對您進行一次采訪。我覺得,我們任何人都無法回避文革,和它留給後人的永久教訓……”
 
……你說得對。我接受你當麵采訪。王光美改變了決定,我提前出院吧。我在北京醫院已經住了半個月了。我的肺炎其實已經大好了。過兩天,就在我家裏談……”
 
王光美與我約定了見麵時間。她並在電話中,又興致勃勃地談了一些對劉少奇研究的看法。
 
王光美接受采訪有交換條件
 
兩日後,一個風和日煦的下午,我來到複興門外一幢公寓樓內。王秘書給我開了門,小保姆給我送來茶水。不大的客廳朝南,布置得整潔樸素。不久,身穿淺灰色豎條棉布便裝的王光美便含笑而至。
 
王光美雖然已是黑白參半的頭發,仍然洋溢著活力和熱情,眼神中露出和善、也透出機警。
 
我看窗外日光角度頗佳,便請她站在擺設著插花與盆景的窗台前,讓我拍一張照片。她半開玩笑地說:你得寸進尺啊,這可不在約定的訪談範圍內。結果卻是我給她拍了照片,她又讓秘書給我們拍了合影。
 
秘書告退後,我拿出筆記本。王光美微笑著連連擺手,打斷了我的發問。她說:我知道,你著急地要和我談少奇的事。可我還是要先和你談談中國貧困母親的事。你得答應我,在文章裏包含這個內容,讓大上海的讀者也知道貧困地區的狀況。
 
我一邊應諾,一邊半開玩笑地說:這是您支持我們工作的交換條件吧。她笑而不答,徑自拿出一份材料,讓我仔仔細細摘錄
 
原來,時任全國政協常委的王光美,自1995年起,便擔任救助貧困母親的幸福工程組委會主任。為貧困母親治病、掃盲、脫貧,並藉此讓貧困地區的孩子們,也能順利參加到各項改革偉業中去,是她餘生最大的心願。
 
雖然王光美的健康被文革鐵窗生涯嚴重損害,數年來她卻親自帶隊,奔走在陝西、雲南、福建、四川等省泥濘的小道上、濕冷的山區中。許多昏暗破舊的茅屋,出現過她親切的身影。許多久病絕望的母親,曾從她伸出的雙手中,得到溫暖與救援。無數貧困地區的孩子,記住了北京王奶奶盈含淚花的慈祥麵容……
 
王光美唯恐我摘錄不詳,又把重要數字複述了一遍:全國至少有六千萬貧困人口,一千萬貧困母親,溫飽難保!而這些貧困地區,曾在中國曆史上起過重要作用。譬如,設立幸福工程項目點的陝西省大荔縣,就是二十萬年前大荔人頭骨的出土地,還誕生過不少中外知曉的曆史名人(筆者注:晚清同光中興時期,以理財著稱的救時宰相閻敬銘,就是大荔人)……
 
王光美說:中國人本來是最有惻隱之心的。咱們今天既應提倡市場競爭,也要弘揚同情心,這是弘揚人性善麽。何況咱們中國這麽大,不走好全國一盤棋怎麽行?廣大弱勢群體、貧困母親的生活狀況,是關係當前國泰民安、關係今後中國社會構成的大問題啊。
 
我後來獲知,王光美不辭勞苦地領導幸福工程,真正如她所言,是個義務打工者,從未領取分文報酬。她還為幸福工程,拍賣了娘家祖傳的宋代耀州窯刻花碗、清康熙青花釉裏紅纏枝蓮碗等珍貴古董,五十六萬元拍賣所得悉數捐贈。在她帶動下,連她的孫子、秘書的女兒,也為幸福工程捐款。
 
我並且獲知,王光美接受我采訪那天,病體並未完全康複,其後便又為幸福工程日夜操勞。三個月後,當她帶病飛赴昆明,出席幸福工程義演晚會時,竟病得不能開口。而這,不是她為幸福工程累倒的僅有一次。
 
就這樣,幸福工程不依靠國家任何撥款,至今七年來,累計投資三億元,以讚助發展副業的方式,救助貧困母親十三萬人(家),培訓三十多萬人次,項目點遍布全國316個縣(市、區)。
 
作為前國家元首夫人,王光美在官場與名利場的關係可謂多矣。但她晚年卻像普通人一般生活,像先鋒隊那樣奉獻,直至2005年,八十四歲高齡,才辭去幸福工程義務職務。她這種老而彌真的獻身精神,足令今天那一大撮以權謀私、欲壑難填的貪官汙吏,和巧借慈善活動中飽私囊的偽慈善家無地自容。正因為中國還有王光美這樣的楷模,老百姓才對中國改革的良性發展,懷著不滅的信心。
 
王光美和江青的奇特關係
 
回到共和國第一大冤案——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國家主席劉少奇冤案,我的切入點依然是:劉少奇究竟什麽時候才知道,文革要在中國爆發?這個耐人尋味的問題中,既隱藏著塵封的曆史之謎,也蘊含著深刻的曆史教訓。
 
王光美回答這個問題時,激動的情緒難以掩飾:“‘文革要爆發,少奇他事先完全不知道。
 
王光美的這一說法使我十分驚異。須知,自1953年起,中共中央便分為一線、二線,由劉少奇在一線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雖然不少重要決策,仍由身居二線的毛澤東主持作出,但在決策程序上,特別是1960年代,一線實權大大擴大的局麵下,毛進行全局性布置,已很難繞過劉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會議和政治局會議。
 
1960年代的格局,具體說來是,劉少奇在總書記鄧小平協助下主持黨中央工作,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周也要向劉請示。劉隻有重大問題才向毛澤東報告,請毛發表意見或作決斷。倘若毛不在京,除極其重大的問題外,劉可與在京常委商議後,對任何問題當場拍板(情況緊急時,可相機進行終結決斷)。
 
王光美對我說:從延安到北京,中共中央就形成了這樣的慣例,主席不在,少奇代。主席、少奇都不在,總理代。……總得有人坐鎮麽。
 
那麽,毛澤東是怎樣發動文革的呢?或者說,毛澤東是怎樣越過中央一線,掀起對黨內走資派的大規模階級鬥爭的呢?
 
王光美告訴我,劉少奇察覺政壇上有一些異常動態,是江青1963年突然重新關注文藝工作。
 
而這一特別信息,來自江青與王光美這兩位主席夫人,討論服裝穿戴的一次談話。
 
1963年春,王光美將陪同劉少奇出訪印度尼西亞等四國。由於外交部禮賓司的俞沛文司長堅持,劉少奇便批準王光美到上海定製一些出國服裝。那時,江青恰巧在上海。江青便用內行人的口氣指導王光美:服裝穿戴嘛,要像安娜·卡列尼娜一般高雅,不要搞得珠光寶氣(筆者注:從未以第一夫人身份正式出訪的江青,在文革中帶著哭音咒罵王光美:我叫她出訪四國不要戴項鏈,她偏要戴項鏈,一點不聽我的!其實,江青那次在上海,隻是勸告王光美不要別胸針,並未提及戴珍珠項鏈的事)。王光美向來敬重第一夫人,便謙虛地表示,她將尊重江青的寶貴意見。
 
江青對王光美說完她對出國服飾的見解,便一個勁指責中國文藝界搞封資修,情況已經如何嚴重;甚至胡說文化部副部長、著名左翼作家夏衍,曆史上是個叛徒”……王光美返回北京後,便向劉少奇一五一十匯報了江青的可怕言論。但是,劉少奇並不認同江青的奇談怪論,對江青也顯得滿不在乎。
 
王光美告訴我:劉少奇和其他中央主要領導對江青,一貫都是既關心尊重,也不在乎。王光美對此具體解釋:因為有明確規定,她是秘書她以前是不怎麽出麵的毛主席一直是管她很嚴的,不是隨便的。她有時隨便地對我說什麽,主席馬上給我打電話說:不該說,說得不對。
 
王光美用一句話概括了江青的性格,我如實說,她是個聽了風就是雨的人。
 
對於江青這種聽了風就是雨來事兒性格,王光美給我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
 
這得從毛澤東1961年寫的詩詞《七絕·為女民兵題照》說起。
 
1961年,國民經濟因大躍進失敗而陷入困境,為了防備外敵趁機入侵,各地加強民兵訓練。這年2月的一天,毛澤東身邊的女機要員小李,到菊香書屋去給毛送文件。小李將離去時,毛澤東問她是否已參加民兵。小李便把自己持槍而立的操練照片拿給毛看。毛看後十分高興,便在地理書的空白處揮就一首七絕:颯爽英姿五尺槍,曙光初照演兵場。中華兒女多奇誌,不愛紅裝愛武裝。毛澤東把詩送給小李時說:年輕人不要學林黛玉,要學花木蘭、穆桂英哪!
 
王光美說,江青她是夫人,當然看見這詩了。我是少奇夫人,她就跟我也說了。當時,江青對王光美就是這麽友好。然而,令王光美和中南海諸位夫人瞠目的是,江青從此就不穿從前的裙子了。而她過去……衣服很講究的
 
江青不穿裙子隻是第一步,接著在服裝上又出了新花樣。王光美告訴我:你以後看到她穿軍裝的相片了。她這不是從文革開始的,從1964年就穿了。毛主席在十三陵看三軍大比武時,她已經穿軍裝了。
 
以後,江青便經常穿著嶄新的軍裝出入中南海,並參加各種活動。不過,軍裝上沒有帽徽和領章——總參謀長羅瑞卿作了限製。
 
第一夫人換穿軍裝參加活動,紅牆內其他夫人怎麽辦?王光美隻好去問劉少奇。劉少奇的回答既簡單又明了:你們這些人又沒有參軍,穿軍裝做什麽?江青她要穿軍裝,隨她去好了。
 
江青換穿軍裝,僅僅由於聽了風就是雨的性格使然麽?王光美講述的這個曆史小故事,使我生出一些疑惑:這後麵還有什麽政治隱情?因為,毛澤東曾對外賓說,1964年夏天(正是江青換穿軍裝觀看大比武的那個夏天),他同劉少奇的鬥爭開始了。總之,毛澤東這次大力支持江青對文藝界的指責。而國防部長林彪也在江青要求下,於文革前夕介入對文藝和意識形態的大批判。
 
時至19668月,文革風起雲湧之際,建國後首次穿上軍裝的毛澤東,登上天安門檢閱百萬紅衛兵。
 
劉少奇不留情麵批評江青
 
王光美接著向我講述了江青以文藝哨兵的名義,登上中國政治舞台的曲折經過。
 
為了理解王光美作為曆史親曆者的簡要敘述,必須對曆史背景作些介紹。
 
史料證明,自19621月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與中央一線領導集體,對文藝與意識形態領域實行何種政策,出現了鮮明而深刻的分歧。
 
19624月,劉少奇根據周恩來的建議,以中央的名義批發中宣部文藝八條,提倡文藝題材和風格多樣化,反對黨包辦文藝。文藝界眾人歡呼,要把這八條刻在石碑上。
 
196212月,毛澤東根據江青的提醒,對文藝界發出警告: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多起來了。有點西風壓倒東風。
 
19639月,毛澤東再次發出警告:唱戲,淨是老的,帝王將相,家院丫頭,……那個東西不行要推陳出新
 
可是,劉少奇等一線領導人在鼓勵現代戲的同時,並未封殺傳統劇目。文化領域的多樣化政策,和一線領導人製定的政治、經濟寬鬆政策一樣,繼續在全國靜悄悄地推行著。
 
正是在毛澤東越來越感覺失落的1963年,江青以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闖入文壇,開始向中央一線領導發難。江青曾在上海向王光美挑明:主席不好說的話,由我來說。說對了是主席的,說錯了是我江青的。如果把政治玄機說穿了,毛澤東推出江青去插手文藝,既是一種可進可退的黨內鬥爭手段,也可涉及價值觀念等大問題。
 
王光美一邊回憶,一邊對我說:江青從此以後抓文藝,抓什麽對封資修的批判,搞現代樣板戲。把上海來的滬劇《蘆蕩火種》,改為京劇。主席把它叫作《沙家浜》。……《紅燈記》原來是東北的《自有後來人》,也給改了(筆者注:王光美這樣講,大概由於劉少奇1963年曾應周恩來之請,對哈爾濱根據長春電影廠影片《自有後來人》改編的京劇,提過史實修改意見。而江青移植的主要依據,則是上海根據該影片改編的滬劇《紅燈記》)……改成京劇《紅燈記》。江青隻不過是看了,聽了,她就把這個作為她的本錢江青也許改了一兩個字,因為她會京戲啊。
 
王光美告訴我,由於江青在抓樣板戲時,對文藝界批評既多且厲,中央就聽了江青的匯報。少奇找她談了,問她究竟有什麽意見?因為,文藝是很複雜的事。但她沒怎麽說話。後來,中央在懷仁堂開會,請江青出席
 
劉少奇與江青單獨談了些什麽?由於沒有留下記錄,如今已無案可查。王光美隻知道,劉少奇批評了江青,在上海與王光美談文藝界各種問題是不負責任,以後要注意。而江青在文革中的批劉發言,也透露了端倪:我對劉少奇的認識也有個過程。……我向他匯報文藝界的那些汙七八糟的事,他卻不表態。
 
劉少奇於19641月主持的那次中央文藝工作會議,留有不少史料。
 
雖然這19631212日,毛澤東又根據江青提供的材料,對文藝界作了異常嚴厲的批示(史稱第一個文藝批示),指責文藝界的社會主義改造成效甚微,並怒聲質問: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文藝,……豈非咄咄怪事。但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非但大事化小,把毛急於解決的主義之爭,降格表述為:就是頌古非今的問題,還有頌洋非中的問題,並再三讚揚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周揚的意見好。周揚的意見是什麽呢?周揚強調:文藝界的問題大多數是認識問題;大躍進時期領導文藝的方法簡單粗暴,現在不能仿效。江青在會上當即反駁:資產階級對我們的東西更粗暴!可是,幾乎沒有人理睬江青。鄧小平在發言中明確表態:我完全同意少奇、周揚的講話。這樣一來,文藝界就隻需
改進工作,而沒有掀起批判風暴。
 
更有甚者。中宣部長陸定一與周揚,對江青已數次要求批判、並說明毛澤東也認為很壞的劇本——吳晗編寫的京劇《海瑞罷官》(被江青指控與七千人大會後的單幹風等有關),依然采取頂著不辦、欠債不還的態度。而毛澤東對江青去中宣部管文藝,召集部領導開會,早已對周揚發過話:江青看問題很尖銳哩。江青也曾向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當麵說明,我不是以主席夫人的身份來管文藝,而是主席讓我來管文藝的。中宣部一再表現出的強硬,使毛澤東產生了中宣部有恃無恐的感覺。
 
不僅如此。王光美還曾根據劉少奇對毛澤東第一個文藝批示的反應,在個別場合議論:據說在這個問題上,不少人還沒有取得一致的看法,有不同的意見。來自中央一線最高主持者辦公室的這一說法,也不見得未被毛澤東獲知。
 
正當毛澤東對劉、鄧等人公然庇護有大問題的文藝界,頗為不悅之時,一個戲劇性的事件發生了。
 
江青搶當新的知名人士
 
196423日,距劉少奇主持中央文藝會議恰好一個月。並未感到形勢十分嚴峻的中國劇協,舉行千人迎春晚會。會前發函希望來賓講究服飾,女賓以裙子為宜。場內不設政治標語。諧趣節目有男演員穿芭蕾舞短裙跳《天鵝湖》,梁、祝擁抱等。舞會裏稱女士們、先生們,還跳美國水手舞、倫巴……《解放軍報》編輯顧工,本著戰士的責任感,向中央揭發了文藝界的糜爛風氣
 
此事頓時激起天威震怒。毛澤東於213日(大年初一)親自發話:把唱戲的、寫詩的、戲劇家、文學家,趕出城,統統轟下鄉,……不下去就不開飯
 
毛澤東並於當年627日,在江青提供的中宣部整風報告草稿上,以他特有的尖刻語言砸下重錘:文聯各協會十五年來,基本上不執行黨的政策,……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毛澤東並以最近幾年積累的感受指出,文藝界如不改造,就要成為吸附知識分子和黨員幹部、發動政變的輿論基地。
 
王光美對毛澤東這個批示(史稱第二個文藝批示),並未多加評論,隻是告訴我,毛澤東那時還有一條在文藝界培養新的知名人士的指示。這樣,就使江青萌生了她自己來當新的知名人士的野心。
 
王光美的敘述主線,依然建立在江青的政治表現上。她說:“1964年夏天,江青聽主席說,要培養一些新的知名人士,她從此就搶著出風頭。她想衝。所以,文革後批她想當女皇。她當然聽到一點什麽新精神了,她就從她個人那裏發揮。
 
王光美說,江青在文藝界的時候,最重要的發揮,不是隨著第二個文藝批示的傳達,夥同康生隨意批判《早春二月》等數十部封資修電影、戲劇,並把茅盾、夏衍等文化部六位正副部長拉下馬,而是這兩件事:一,經康生、張春橋協助,終於在上海搞成了對京劇《海瑞罷官》的影射批判,成為文革第一聲;二,由於批《海瑞罷官》磕磕碰碰,又取得林彪支持,搞出了為文革鳴鑼開道的《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
 
王光美的這一看法非常有見地。正是這兩件事,在曆史上牽出了文革兩大動力集團——江青為首的四人幫集團,林彪為首的軍事集團。而毛澤東以後多次說,江青對文革是有功的,大概首先也是著眼於她開了打破文革前政治僵局的這兩炮。
 
劉少奇不知道《評<海瑞罷官>》的秘密策劃
 
我問王光美:你們(劉少奇和劉辦)完全不知道,江青在上海秘密策劃批判《海瑞罷官》嗎?姚文元在上海寫作《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以下簡稱《評<海罷>》),長達八個月,華東局和上海市委不少領導都知道這事。
 
王光美的回答十分明確:我們這裏完全不知道。
 
我再次提出問題:《評<海罷>》發表後,少奇還是不知道毛主席發表這篇文章是為了發動文革麽?
 
王光美回答得很幹脆:少奇他不知道。豈止他不知道,彭真就講過,他也不知道。
 
王光美對彭真的特殊身份作了說明:彭真那時不僅是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市長,他在總書記休息時,代總書記工作,不是有一句話麽,相當於副總書記。彭真屬於坐鎮中央書記處的一線前沿人物,密切協助劉少奇、鄧小平處理中央常務。
 
彭真不知道《評<海罷>》的策劃與撰寫,就等於中央一線及其前沿機構,都被毛澤東、江青蒙在鼓裏了。這既說明《評<海罷>》的炮製過程十分神秘反常、完全瞞著中央領導集體;也說明劉少奇等一線領導,確實沒有對毛澤東采取安裝竊聽器安插特務等秘密手段,反而習慣於使用既有的製度化程序(雖然這個程序並不完善)。其實,毛澤東也曾在1966年的十月會議承認:劉、鄧二人是搞公開的,不搞秘密的。
 
王光美對我說:出現《海瑞罷官》這出戲,是因為主席曾經親自提倡海瑞精神。”“主席還說過,包公許多故事是傳說的,真正的清官是海瑞,海南島人。主席告訴胡喬木,應該寫明史這一段。”“記得當時在上海或者在杭州,主席提出要看一次周信芳——上海麒麟童的戲。周信芳真排了。我們和主席就在上海的錦江小禮堂,看了周信芳演的京劇《海瑞背纖》。在北京呢,喬木告訴吳晗,主席講了提倡海瑞精神的話。喬木還告訴吳晗應該怎麽寫……這個事就是這麽個周折。
 
王光美說,當吳晗編寫的京劇《海瑞罷官》,1961年在北京上演後,毛澤東曾親自誇獎:馬連良演得好,吳晗寫得好。
 
王光美感慨地對我說:我就不知道為什麽發展到批這個《海瑞罷官》。批判文章是江青在上海組織寫的,主要找了上海市委的張春橋和上海《解放日報》的姚文元。從要批這個戲,到組稿,到刊登,我們都不知道,沒有人來給北京打招呼。彭真也不知道。姚文元批《海瑞罷官》的文章,是在上海《文匯報》刊登的。不光《解放日報》影響大,《文匯報》影響也大啊,《文匯報》相當於北京的《光明日報》。尤其那時已經非常敏感。所以,彭真來問過,來問,這怎麽沒經過中央?這麽大的事!
 
史料披露,當彭真獲悉,連劉少奇也不知道江青組織撰寫影射文章《評<海罷>》時,以十分驚人的勇氣和持續性抗爭,代表中央一線領導集體,進行了頑強抵製。
 
但是,彭真是否知道《評<海罷>》的幕後總指揮是毛澤東呢?
 
史料記載:1962年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後,江青就要求陸定一等人批判《海瑞罷官》,被陸當場拒絕。1964年,毛澤東親自把《海瑞罷官》,列為可供批判的三十九個《文學藝術數據》,批發至縣團級,卻因中央一線沒有布置批判而作罷。吳晗於1964年應周恩來要求,寫正式報告說明《海瑞罷官》絕無影射意圖。當《評<海罷>》於19651110日發表後,陸定一認為,此文牽強附會聯係七千人大會後的單幹風翻案風,有挑起事端之嫌,支持彭真抵製。彭真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陸為副組長。而吳晗是彭真在北京市的親密下屬。如果彭真對上述背景一無所知,簡直荒唐。
 
何況《評<海罷>》臨近發表,張春橋為了留後路,已向北京市委書記鄧拓透過風。而毛澤東也在19659過彭真:吳晗的問題可不可以批判?更重要的是,毛於《評<海罷>》發表後兩天,即離京赴滬,於1117日抵滬,以坐鎮滬上的姿態,亮明了他對《評<海罷>》的支持態度(毛在滬絲毫不曾批評姚文元)。如果彭真至此仍看不出《評<海罷>》後麵站著偉大領袖,是不能想象的。
 
可以說,由於《評<海罷>》違反中央既有規定,點名批判著名愛國學者、北京市副市長吳晗,以誣陷手法挑起重大政治爭端,而毛又未對此事進行解釋,彭真等人便把《評<海罷>視為與毛無關,進行著合法抵製。
 
如果彭真至此不能明白毛的態度,毛對彭、陸命令中央和北京各大報,不要轉載上海地方的文章,就無必要大發雷霆,指責中宣部、北京市委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獨立王國。毛本人曾多次強調,他的憤怒源於:北京不轉載,我那個時候在上海。
 
如果毛澤東在《評<海罷>》發表後,仍不想讓彭真等人知道他對《評<海罷>》的支持,他就不必在滬觀望中央一線的反應長達兩周,更不會允許江青在上海打電話質問林默涵:看到姚文元的文章沒有?怎麽樣?
 
曆史地看,毛澤東批準發表《評<海罷>》,是企圖挑起一場政治批判,藉此扭轉七千人大會後,劉少奇等人否定三麵紅旗修正主義路線,並杜絕翻廬山會議的案(對彭德懷的批判罷官,導致兩三千萬人餓死,已成毛的心病),以觸動走資派及其社會基礎的大整風,重新確立毛的旗幟與地位。如果中央一線順從,整風就和緩些,否則就激烈些。總之,毛澤東絕非在發表《評<海罷>》時,就已考慮發動驚天動地的、自下而上文革
 
文革來了以後,才有文革的
 
王光美喃喃地說了兩遍:我確實不知道,這個文革是怎麽搞出來的。確實不知道……”
 
王光美並向我強調:少奇他也完全不知道,《評<海瑞罷官>》就是文革的導火線。
 
我冒昧地再次追問:少奇應該多少知道文革要爆發吧?
 
王光美的口氣十分肯定:少奇他不會知道的呀。文革來了以後,才有文革的。王光美的意思也是,文革並非是預先醞釀好的一場運動,而是突然發生的曆史事件。
 
可以說,火山爆發一般的文革,是由很大偶然性與很大必然性碰撞,才形成的特殊事件。
 
對於彭真公開抵製《評<海罷>》,而於1966年製定的《二月提綱》,王光美告訴我:《二月提綱》,是少奇主持中央常委會議通過,彭真又請示主席同意後,由中央批發給全黨執行的。
 
史料記載:當《評<海罷>》運用誣陷造謠,把批判之火引向黨內走資派及其重要的社會基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毛澤東又進一步挑明:《海瑞罷官》要害是罷官,是為彭德懷政治翻案時,彭真一邊同意轉載《評<海罷>》,一邊在《二月提綱》中針鋒相對地提出:討論不要局限於政治問題,要把涉及各種學術理論的問題,充分地展開討論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麵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
 
彭真並因吳晗懼怕《評<海罷>》有來頭,當眾發話:什麽來頭不來頭,不用管,隻問真理如何容許反批評的自由。
 
劉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常委會議(劉、周、鄧出席),一致通過《二月提綱》,並明確表態,此次學術討論不要涉及廬山會議。
 
毛澤東在武漢獲知,中央常委已通過《二月提綱》,並認定《海瑞罷官》與廬山會議無關,被迫做出退讓。毛對彭真說:“‘要害是罷官,這是康生的發明權。康生急忙說:是毛主席的發明權。毛再次說:是你康生的發明權。
 
由於毛沒有反對《二月提綱》,劉、周、鄧等在京常委討論或傳閱彭真所擬批語後,立即以中央名義批發此件(劉對彭掌握的《評<海罷>》背景了解多少,現在已難弄清。但由鄧正式簽發《二月提綱》與彭擬批語的212日,劉主持了在京常委會議)。正當姚文元惶惶不可終日之時,彭真認為法定程序已壓住風波、分清是非,輕鬆地對各方麵說:問題解決了,並公然追究:“‘上海市委的黨性哪裏去了!
 
然而,事態的發展大大出乎中央一線的估計。
 
毛澤東決不能讓反對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黨中央的、徹頭徹尾修正主義的《二月提綱》專政。江青在毛支持下,迅速開辟新戰場,再次射出猛炮——與《二月提綱》大唱對台戲的《紀要》,表露了毛發動文革的決心。
 
我請教王光美:是否可以說,是彭真等人對《評<海罷>》的有力抵製,導致毛澤東臨時決定,把一場政治批判與大整風(毛、劉在文革初期都用過整風提法),升級為史無前例的文革運動?
 
王光美的回答具有多重意義:“‘文革是怎麽在1966年突然發動的,你們可以仔細研究。形成人們後來看到的那樣一種文革,確實是多種因素迭加促成的。除了《二月提綱》和《評<海瑞罷官>》的對立,還有聶元梓大字報的問世、派工作組的爭執等等。當然,階級鬥爭學說是個基礎。而七千人大會,也早給文革埋下了伏筆。
 
王光美說:我經曆的這些事,都可以對你說一說。你要利用年輕、對黨史熟,多看一些資料,深入了解那段曆史。這樣,你對我說的這些事,你就能看明白了。
 
采訪王光美之後,我看到一些資料,頗能說明問題,摘錄如下:
 
彭真生前透露:毛主席曾經想用整風的辦法,解決黨內在意識形態、思想領域、政治領域中存在的分歧,但是後來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辦法。彭真說,關於這件事的原因,他不能講。彭真至死也未說出這個曆史秘密。
 
胡喬木也說:如果沒有這篇文章(作者注:指《評<海罷>》),究竟要不要搞全國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一定。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以後,《人民日報》又不登,就把他的火煽起來了。在沒有這件事以前,他頭腦裏並沒有這些東西。
 
毛澤東於1966年夏也說過:關門整風才不行哩!過去《人民日報》不在我們手裏,中宣部不在我們手裏,文化部不在我們手裏,北京市委不在我們手裏……”
 
文革發動於劉少奇出國之際
 
王光美對我說:與彭真起草《二月提綱》同步,19662月,江青在上海,以林彪委托的名義,搞部隊文藝座談會。這個座談會的紀要和題目,是陳伯達修改的。陳伯達是秀才。(筆者注:《紀要》曾經毛澤東及其政治秘書陳伯達多次修改;題目則為毛定。)
 
王光美說:江青搞的這個《紀要》,把全國文藝界都否定了,說建國十六年來,是一條黑線在專政,現在必須徹底搞掉這條黑線,奪回被黑線占領的陣地。這樣,政治上的問題,就比批《海瑞罷官》的時候大多了。批《海瑞罷官》批不下去,就是因為黑線專政。
 
我補充道:毛澤東還針對彭真談黨性,在《紀要》上增寫了一段打破框框的話:其他階級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們的黨性原則的,並且很頑強”……
 
王光美一邊回憶,一邊接著說:後來,就在全黨發《紀要》;又批彭真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但是,我們那時已經出訪了。回國以後,我看到一些簡報,是批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少奇出訪前,主席曾經在杭州對少奇、總理、彭真談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但是沒有處理彭真的跡象。
 
據王光美介紹,她陪同劉少奇出訪巴基斯坦等三國,時在1966322日到419日。這段時間,國內發生的許多重大事情,劉少奇一概不知。
 
正是劉少奇出訪的這二十八天,中國曆史進程發生了巨變,以政治清洗為特征的文化大革命(並非彭真曾用語文化革命),被毛澤東初次提出。而劉當時是中央唯一敢於批評、反對毛的人。
 
請看這個時間表:
 
1966322日,國防部長林彪,致信中央軍委各常委,要求通過主席三次親自審閱修改的《紀要》。
 
330日,中央軍委將《紀要》報送毛澤東與中央審批。
 
328日-30日,毛嚴厲批判《二月提綱》,赫然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並首次提出中國要進行文化大革命
 
41日,毛在《紀要》上批示:已閱,同意。
 
410日,《紀要》由中央下發全國。
 
412日,陳伯達起草發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
 
414日-17日,毛三次修改《五一六通知》,並增寫震驚全國的話:《二月提綱》模糊了……對吳晗及其他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批判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要奪取政權,應立即清洗這些人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身旁
 
422日,毛澤東在早已召開一周的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當著劉少奇的麵說:吳晗……朝裏有人,必須發動文革。剛回國的劉,被迫接受既定事實。
 
516日,劉少奇由康生監督,主持僅有在京七十六人(包括非中委;而健在的中委、候補中委約一百六十人)出席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即將失去自由的彭真,抓緊最後機會向劉、周提出,刪除赫魯曉夫……”那句主要是暗指劉的話,但已無可能。劉少奇在郭沫若建議修改語法也被拒絕後(康生表示:主席定的稿一個字不能動),意味深長地說:連幾個字也不讓改,這不是專斷獨行麽?……我原來考慮過改一點。現在大家意見還是不改的好,……那就不改吧。
 
於是,文革文革的第一主攻對象——劉少奇自己拉開了正幕。
 
可是,王光美堅持對我說:直到19668月,毛澤東印發《炮打司令部》之前,劉少奇一直不能確定,中國赫魯曉夫的帽子會真正落實到他頭上。雖然劉早已覺察毛對他不滿(1964年底,毛、劉就有嚴重爭執,毛就說過中央有出修正主義的危險。但毛隨即又對大家說:你們今後還是要聽劉的話喲!)。
 
劉少奇這樣看待他在文革初期的命運,主要是因為《五一六通知》下達後,他仍然以一線決策者身份出現在各處,一線機製仍然在毛澤東許可下照常運轉。劉同時認為,把他定為錯誤路線司令,將很難使全國保持穩定。
 
對主席公開號召炮打司令部,少奇沒有精神準備。因為當時還是毛、劉、周、朱……這樣排名的中央。是主席在退居二線時,讓少奇為首的。少奇做工作時,重大問題還是通過主席的。王光美對我說,少奇一直認為,他在一線為首時那樣決策,那樣處理各種問題,包括後來反對文革大亂,目的是讓中國穩定和繁榮,可以逐步建成現代化強國,他認為,主席應該理解這一點。
 
可是,毛澤東與劉少奇等一線領導人,對中國發展道路的認識非常不同。正如王光美所說,自從1962年七千人大會劉少奇提出務實路線,隨即又提出:“‘了這麽多年,讓我們一下等等以來,毛、劉裂痕日益加深。
 
毛澤東愈來愈不能容忍一線自行其是表麵上是一團和氣,實際上是鬥得很厲害。毛澤東愈來愈痛恨在北京就是沒有人聽我的話講了多少年了但他們還是那麽搞法的失落局麵。所以,他覺得,需要奪權沒有這場文化大革命,我們毫無辦法
 
而黨內對一、二線領導人的權限與決策程序,從來沒有製度化的條文規定。中國又缺乏對兩種不同政治見解合法製衡、合理化解的政治機製。在個人崇拜盛行、憲政民主法治不健全、民眾沒有知情權、極左文化占上風的背景下,一場把中國引向十年重災的文革,就這麽倉倉促促、不可阻擋地出台了。文革浩劫中,數億生靈塗炭。
 
文革結束三十年後,傾聽王光美講述曆史,回顧文革爆發的曲折過程,使人不禁想到,鄧小平說:改革開放道路的主要特點,已經從建國以來正反兩方麵的經驗,特別是從文革的教訓中得到了基本總結。說得多麽深刻與中肯!
 
(嘉崎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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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周老虎 回複 悄悄話 當然,劉也不是好人,讓王光美搞什麽桃園經驗。說起來,就是這兩家人大戰,百姓遭殃。
周老虎 回複 悄悄話 確實證明毛澤東被架空,依靠江青,林彪奪回權力的事實。林彪也沒有好下場。
hola! 回複 悄悄話 也是製度造成的 現在不也類似發生嗎

個人感情色彩偏重 距離太近評論毛主席和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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