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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上海寫作組

(2014-08-12 11:46:10) 下一個
朱永嘉講述"文革"上海寫作組
[導讀]王洪文能力不行,選擇他,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這個選擇,對毛澤東來講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選這樣一個人,可以緩衝一下張春橋跟老人們的矛盾,因為這個矛盾已經是很難挽回了。
朱永嘉近照。2008年10月,在老友徐景賢逝世周年之際攝於思賢公園
鬥室之間,塵埃盡染。堆滿書籍的兩張架子床上,蛛絲斜掛。3月上海,正值雨季,天陰沉沉,破舊的書房裏寒意猶深。午後,一隻白貓悄悄走進來,一縱身,跳上了朱永嘉的膝頭。
貓的主人坐在兩張架子床間的局促空地裏,一盞燈打亮他的背麵,整個麵孔卻為屋內的陰暗籠罩。
“我的編製還在複旦,也不算複旦的人,基本上就在家裏。他們給我生活費,給我圖書館借書證,有這些條件我就夠了……我出來的時候已經59歲了,退體金200塊錢一個月……”
34年前,運動需要,朱永嘉因“寫作組”而興,由複旦大學一名普通教員一躍而起,成為上海政治舞台上的一個重要人物。“文革”期間,他直接領導著上海市委寫作組,專供張春橋、姚文元及當時的上海市官方“禦用”,被張、姚等人倚為腹心。
身為通曉曆史的知識分子,朱永嘉手眼雖能通天,但是機關覽盡,內心始終處於一種履冰臨淵的彷徨狀態。權力機器一旦開動,不幸卷入的知識分子,其命運實際上早已無從自主。
“四人幫”垮台未幾,朱永嘉成為全上海第一個被捉拿的高官。根據事先安排,他本可借出訪機會逃亡,但沒有選擇這樣做。回國時,飛機甫一落地,就被送進了隔離室。
“我又不會跑,我走的時候就跟寫作組的人講,你們放心好了,我的事情是我的啊,”朱永嘉說,“我不想跑,一人做事一人當,做人這一點骨氣總要有的吧?”
風雨來時
《南風窗》:“四人幫”倒台時,您是什麽感受?
朱永嘉:“四人幫”倒了,我就感覺麻煩了。我講了那麽多話,怎麽可能沒事?在上海市常委會上我主張對抗,我說打嘛,幹嘛,打他個巴黎公社,雖敗猶榮。雖然沒有對抗的資本,但當時思想上是這樣的。
決策權不在我手上,在馬天水、徐景賢和王秀珍手上。馬天水後來妥協投降了,那我也沒辦法可想了。我的意見,在下麵寫作班裏支持的人占多數。但在領導層裏麵,他們權衡利弊,最後妥協,免得血肉拚殺。
《南風窗》:妥協的人後來怎麽樣?
朱永嘉:也判刑,比我判得還重一點。躺下來,橫過去,跟不跟他鬥,都是一刀。這一刀免不了。所以後來判刑,我心裏是很坦然的,就像幼兒園裏麵排排坐吃果果,按照次序來。
這樣一排,免不了要吃官司了。怎麽辦呢?我就跟我老母親講,看樣子要關一段時間了,不會太短,你給我送點書來吧,給我買一套《二十四史》、《資治通鑒》什麽的,讓我帶到裏麵讀書去吧。殺也不可能殺,黨內沒有砍頭的傳統。
《南風窗》:據說您自己在監獄裏讀了不少書,悟出不少道理,都悟出什麽來了?
朱永嘉:交接班啊。這裏麵有一句老話,叫做“君老不事太子”。早一點跟太子走,你是要倒黴的。如果老皇帝跟太子吵翻了怎麽辦?太子總是要接班的,你不跟太子,要是老皇帝死了怎麽辦?這是兩難。
我是跟著老皇帝走的,我不該死啊?這是跑不了的。就算後來我不講那幾句對抗的話,什麽會議也不參加,為了個人利益一律回避,還是要判10年,一樣的。
寫作組的人,都卷進去了,而且清查完了,我們寫作組的3個人都判了刑,我14年、王知常12年、肖木9年,別的就開除黨籍,放到基層勞動。還有很多年輕人,清查後辦了學習班。
《南風窗》:您事先對這種風險有沒有預感?
朱永嘉:我隻知道風險很大,至於結果到底怎麽樣,我說不上來。我就是擔憂,不知道他們(張、姚)自己的命運將來怎麽樣。上麵的情況是說變就變的。你不要以為張春橋在北京地位那麽高,實際上他在那裏是非常孤立的,他能指揮的就是我們這支隊伍。我心裏不是完全沒有數。
參加寫作組
《南風窗》:當年是怎麽加入寫作組的?又是怎麽成為總負責人的?
朱永嘉:蘇聯一個曆史學家認為中國曆來就是以長城為界,長城以外就不是中國領土,上麵希望我們寫篇文章,說明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不是長城為界的問題。這是曆史文章,就找到我了,我過去寫過一點文章,又是複旦大學曆史係的老師。
剛進寫作組的時候,寫了文章就準備回家,回學校的,根本沒有想到人家會把我們留下來不放。文章完成後,走不了了,事情一個接一個來。還要我們去組織文章。
那時候寫作班下麵有文學組、哲學組、經濟組、曆史組。文學組組長是姚文元,曆史組是金衝及,我是曆史組的副組長。金後來和石西民去了北京,我就頂替他。
1968年,毛澤東叫姚文元去奪陳伯達的權,去管《紅旗》。姚文元又沒有人,開始想把我們調到北京去,寫了3個人的名字,我一個,王知常一個,還有一個是肖木,報到毛澤東那裏,他也圈了。但把我們調到北京,上海就沒人了,這樣我們就專門在上海為他們組織稿件。
他需要的題材我可以在上海找,名稱就叫《紅旗》組稿小組,屬於中央管的,工作就是配合中央鬥批改,抓典型,我們在上海搞一些調查研究和大批判。我們這個組以後就有個排位次序,3個人,朱、王、肖,我排第一位。
《南風窗》:上海市委寫作組是什麽時候成立的?
朱永嘉:《紅旗》組稿小組做起來以後,1970年市委正式成立寫作組,我就成了組長了。我本來想過把寫作組編入社科院的,張、姚不讚成。這是他們一手抓起來的,他們抓這個攤子比較得心應手,要做的事情我們盡努力去做,跟市裏別的機關比,辦事效率高,反應快。對他們來講,運用上比較自如。
《南風窗》:你們這個班子對張春橋、姚文元來說意味著什麽?
朱永嘉:有我們這個班子,至少工作方便,要了解上海各方麵的情況,要掌握班子內部的情況,這跟他有一個秘書不一樣。想做什麽事情、搞什麽調查研究,要寫文章搞輿論也方便了。但是他也沒有用我們這個班子搞關係網,因為上海他基本上都掌握了。如果我們這個班子在北京的話,還要擔負另外的任務,就是做公關,不跟方方麵麵聯係,你想站住腳跟,是不可能的。
對姚文元來講,他在上海也是有了一個工作班子,毛澤東布置什麽任務,他馬上下達到我們這裏,就能夠比較快地完成,如果有什麽重點宣傳任務和重點調研任務要我們做,我們也可以竭盡全力配合。
《南風窗》:張春橋、姚文元搞寫作組是一把好手,你們對於他們政治資本上的積累,起到多大的推力?
朱永嘉:實際上是毛澤東把他們推到政治前台的,但也需要有人來做實際工作。我們是他們下麵的基石,是具體幫他們做事情的。他們隻會掌握大局,當當演員。我們是幕後工作者。沒有我們,他們也演不好這場戲。
張春橋、姚文元1967年1月4日到上海之前,打電話跟我們說,他們到上海來,以寫作組作為工作班底行不行?到上海,他所有對外聯係就是在這個寫作組裏麵進行,召開各種各樣的會議,討論各種各樣的問題,最初幾天都在寫作組裏麵。
他們來召開會議,我們幫他們布置,通知開會,起草文件,都是我們來做。
寫作組搞事務性的工作隻是開頭一段,我們過渡一下。以後他們的辦公室係統建立起來,我們就退出,專職搞意識形態了。
高處不勝寒
《南風窗》:您自己那時候是一個什麽狀態?
朱永嘉:入了黨,當然要服從組織了,這也是自覺自願的。我們當時取筆名叫螺絲釘(羅思鼎),心甘情願做螺絲釘,是主動的,組織叫我怎麽幹,就怎麽幹。
憑著良心幹,這一點還是有的。盡可能不傷人,這不是完全做不到。至少我不傷害別人。比如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要市委來討論這個問題,要張春橋出麵組織這個工作,由姚文元來寫,這就不是一般的事情了。那時候我覺得風頭不對,來頭太大,總歸有一點政治關係吧?
市裏要就這個文章開座談會,我知道背景,是不能亂講的,我就跟我的導師打招呼,我的導師中跟我關係比較密切的譚其驤,我叫他不要亂講。他就沒有問題。我是怕他們對姚文元的文章轟隆轟隆放一通,這要闖禍的。能打招呼的都打,找不到的我就沒有辦法了,就是力所能及。
《南風窗》:那時候還是複旦大學的人?
朱永嘉:我的工作關係、組織關係都在複旦,還是複旦的黨委常委,人家把我罵成“太上皇”。我在市裏麵,上麵的消息都比較靈通。我下來可以告訴他們該怎麽辦,可以走在人家前麵。
也不是說我做了太上皇就什麽都聽我的,他們有時候感到為難。你一旦管事,他們上麵有一條線,個人也有打算,我打亂這個東西了。他們自己也有一些想法,走到哪裏他們老是跟在你屁股後邊轉,他們也不滿意的。
很多事情不好辦,不是想象中那麽容易。工宣隊接管學校後,很多人告狀說我手伸得太長。張春橋說,手伸得長,是因為他要做事情,沒有別的。那麽就給他一個黨委常委吧。這樣我就當常委了。
我離不開學校,因為要有自己的隊伍,就是教師隊伍和學生隊伍。上麵的工作布置下來,不找學校我就沒辦法,我一個人也挑不起來。複旦大學的文科,當時基本上抓在我手上,社科院也抓在我手上,這是我做工作的基本隊伍。
《南風窗》:在寫作組裏做事,麵對的問題是不是也很複雜?
朱永嘉:你要做工作,總要涉及方方麵麵的關係,對你就會有各種各樣的議論。上麵也並不是完全一致的,比如市委裏麵馬、徐、王3個書記,就不完全一致,工總司係統和寫作組係統,他們也都是兩條心。
我那時是聽張春橋的。張春橋當時是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後來隻在北京不回上海;王洪文是第二書記,後來也去了北京。上海實際主持工作的是馬天水、徐景賢和王秀珍。張春橋當然可以通過正常渠道來了解馬徐王的情況,但是他還需要有一條渠道來了解下麵的情況,不是通過一般的簡報,而是根據他的需要來了解情況。有了寫作組,某種意義上他就多了一副耳目。
上麵有什麽事情,馬、徐、王有的時候還不知道,反過來得到我這兒來了解情況。因為他們得到的情況是通過正常渠道,從辦公廳係統下來的。而毛澤東有什麽事情到了張春橋那裏,張就直接下達到我這裏來了。這樣一來,有工作方便的一麵,也有犯忌的一麵,討厭嘛,對他們來講,旁邊多了雙眼睛。
《南風窗》:當時上海的工總司和寫作組兩支隊伍一直存有芥蒂,特別是《朝霞》刊登的兩篇小說,差點弄得兩派擦槍走火。
朱永嘉:這件事我心裏有數,原來上海培養了一批工人作者,他們都在工總司的工人文化宮係統,沒有發表陣地,看到《朝霞》辦得紅紅火火,想把這個陣地搶過去。然後找借口說小說裏攻擊了王洪文,因為當年工總司要搞半周年紀念(一月奪權),被張春橋批了一頓,沒有辦成。小說裏麵也有一個半周年紀念,多少有點造反派自我批評的精神。工總司那樣進攻是不對的。
那邊沒辦法通融了,管我們工作的又不是別人,是張春橋、姚文元,他們還沒有表態,我就把每天的情況報給張春橋,他看了一下刊物,打電話叫我們不要檢討,那就不檢討了。我一個字也沒有寫。
這件事在王洪文那裏留下一個心結,如果將來他真的上台了,張春橋在還好辦,張死了怎麽辦?我壓力很大,就打了辭職報告,要張春橋另請高明。結果他硬是給我官升一級,反而把我提到市委列席常委。
這不是什麽高興的事情,臨危受命。頂著就是,想退又退不下來,隻好順其自然。
評說上海幫”
《南風窗》:您進寫作組的時候,第一個見到的是張春橋,還是姚文元?
朱永嘉:第一個見到的是張春橋,那時候他在上海,整個寫作組是他管的。張這個人,講話不多,不是很容易親信別人,原則性很強,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沒有太大的可以討價還價的餘地。我們閑聊的機會都沒有,除了工作還是工作,一開會就討論工作,也不談生活,也不談家庭。所以人家講他比較陰,就是這個道理,沒有工作以外的相互交流。
《南風窗》:憑您和張春橋的往來,對他應該是非常了解的吧?
朱永嘉:城府最深的是張春橋。當然,他在前期和後期有變化。前期奪權時,比較張揚,敢於講話。有一次,李先念到上海來檢查財貿係統的工作,那時候剛巧文化廣場開大會,大家就請李先念圍繞廣場走了兩個圈子,我也在場。這本來是件好事,是可以挽回張跟老幹部的關係的。但張春橋在大會上點名批評說,憑什麽讓李先念繞場兩圈,你們幹什麽?從這個批評可以看出,張春橋不知道在適當的時候應該妥協,緩和矛盾。
前期的張揚,我看得出來,是有他個人打算的。在後期,這方麵性格就沒有了,少了,特別是廬山會議以後,他知道得罪人太多了,要收斂。他要主動去改善與別人的關係,但是沒辦法了,結怨已深,沒有群眾基礎。
《南風窗》:您和姚文元的關係也很不錯,外界傳說當年若不是您給他幫忙,他是寫不出《評〈海瑞罷官〉》的。
朱永嘉:姚文元不是搞曆史的,是搞文藝評論的。他找我很簡單,說要臨時寫一篇關於海瑞的文章,問我能不能幫他找一點資料。我就把地方誌、明史裏的相關資料告訴他,關於海瑞這個人,我所知道他的經曆和情況,時代背景、社會矛盾等也告訴他。這一點我是幫了他的忙的。再比如批“三家村”,他不知道從哪裏下手,問我,我就把《燕山夜話》拿給他看。他找不到別人幫他忙啊。
姚文元這個人,也有寡言、沉默的特點,不輕易講話。他對我是很信任的,這一點還可以。姚對我從來沒有批評過任何一句,他給工作我,我就做。我交上去的東西,他說改就改了,有的地方也確實改得很好。
《南風窗》:王洪文怎麽樣?
朱永嘉:王洪文比較淺,畢竟是小幹部出身,他要應付局麵,旁邊也沒有幾個像樣的參謀能幫他。他在北京要想站穩腳跟,周圍一定要有有力的班子,這個智囊團有兩個作用,一個作用是腦庫,了解各方麵情況以後,能夠拿出點子來,告訴他怎麽辦。還有一個就是關係網,比如社交、公關,能夠幫助他把方方麵麵關係聯係好。
在“四人幫”中,文化知識和教養方麵他是最差勁的一個,地位太低。江青說話他不敢不聽,張春橋說話他也不得不聽;姚文元他又不好頂。你叫他怎麽辦?對於那些大人物(葉劍英、李先念)來講,他就更是兒童團,小孩子了,是由不得他作主的。
《南風窗》:您給王洪文講解過《後漢書·劉盆子傳》,從中也可以看出王在當時格局中的狀況。
朱永嘉:他們在學習上碰到問題,我們寫作組有幫助他們做些輔導的任務。毛澤東讓他讀《劉盆子傳》,這是古文方麵的,當然就要找我。
這樣一個題目,我不能多講的。因為劉盆子的結局是不好的。起家也不好。這無非是毛澤東給他敲警鍾——你不要自以為了不起,你不過就是個劉盆子。這種話我不好說。他也不好問我。他已經到中央了,地位那麽高,你不能去掃他的興。我就是告訴他這篇傳記裏講的這個人,是怎麽起來的,怎麽當皇帝的,結果沒辦法指揮局麵,讓他心裏有數。
王洪文能力不行,選擇他,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這個選擇,對毛澤東來講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選這樣一個人,可以緩衝一下張春橋跟老人們的矛盾,因為這個矛盾已經是很難挽回了。毛澤東跟林彪講過,讓小張上來接我們的班,這一下就把張放在火上烤了。他自然就成了大家的目標。
回看向來蕭瑟處
《南風窗》:我看有人罵您是“文革”餘孽,被扣了帽子,會不會覺得傷心?
朱永嘉:他們怎麽看我,是他們的自由。退出來了,倒了黴了,我也並不感覺自己見不得人。就看自己怎麽看自己,摸摸良心,沒做什麽對不起人的事情,自己問心無愧就可以了。
我當常委、委員,都是因為工作需要,我也沒有跑過官,上麵定的什麽就是什麽。我就覺得好像是要我做事,能為毛澤東做事,覺得很光榮。因為當時很多相當重要的事情,都是從毛澤東那裏下來的。
你如果真正在做人,也沒什麽了不得,再大的委屈受了也沒關係。個人得失算不了什麽。在我老師一輩裏,也是這樣的,盡管挨鬥挨批有很多不願意不舒服不開心,但到最後還是從大局出發。比如周予同臨終以前的陳述,他對自己在“文革”中受的委屈一句話都沒有講,沒有計較個人的得失。個人得失在一整個大的運動過程中是微不足道的。擺正自己的位置,向前看,那才行。否則的話,你反而給人家小看了。
《南風窗》:那樣一個時代,知識分子在權力麵前是不是很卑微、很無可奈何?寫作組是實踐你們的抱負的平台嗎?
朱永嘉:寫作組對於知識分子來說,可以做一點工作,但也不能完全符合自己的理想,現實終歸是現實,你要在學問上能夠有所創見、能夠有所成就,這個條件是不行的。人家高興聽你,不高興由人,是別人說了算。你能做什麽事情,能不能做成,環境起很大的作用,怎麽做,這是你個人的事情。行人事聽天命,你不過就是行人事罷了。
不光是知識分子,所有人都是這樣的。在一場大的浪潮中間,知識分子僅僅是一顆泥沙,你不可能改變大的趨勢,你不過是在裏麵扮演了一個角色。
知識分子的光彩不在權力上麵,要是硬往這上麵靠,那就完蛋。恐怕有好結果的人不會很多。這片土壤上,他們沒有辦法生長。權力結構上卑鄙齷齪的事情太多了,你沒辦法在這塊土壤上很好地生長,要麽你就隨波逐流。就看你的要求怎麽樣,你要想拚命往裏麵擠呢,那你就做小人,你不想往裏麵擠,還可以有自己做人的回旋餘地,有的問題可以退出一點。
《南風窗》:經過那段曆史之後,您怎麽看知識分子和政治的關係?
朱永嘉:過去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毛是依附於皮的。在中國的傳統社會裏麵,知識分子除了為權力機構服務以外,獨立謀生的道路並不多。在過去傳統社會裏,知識分子的情況就是做官,參與政治。孔子那時候講儒家思想,是從官僚場合裏被淘汰了,出世一點。總體上來講,他是離不開這張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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