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時空
學習曆史，學習哲學，學習宗教，認清時事，感悟真理，與時俱進，定位人生，追求健康，淨化心靈，高尚道德，養生長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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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寧坤：【燕京末日——1952年教會學校的突然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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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寧坤】翻譯家、英美文學研究專家。1920年生於江蘇揚州。1939至1941年就讀於西南聯大外文係，師從沈從文、卞之琳等人。1943年赴美擔任中國在美受訓空軍師的翻譯，後入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1951年放棄博士學位回國任教。1957年被劃為右派，1962年“保外就醫”。1979年回京。1991年定居美國。翻譯作品有《了不起的蓋茨比》《德萊塞短篇小說選》《白求恩傳》等，著有英文回憶錄A Single Tear(《一滴淚》)。
燕 京 末 日
一
一九五一年初，我正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忽然接到燕京大學電聘。兩年來，國內親友不斷來信，對新中國的新生事物讚不絕口，令人心向往之。於是，我決定丟下寫了一半的英國文學博士論文，兼程回國任教。七月中旬，在舊金山登上駛往香港的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有芝大同學伯頓夫婦和李政道博士前來話別。
照相留念之後，我愣頭愣腦地問政道：“你為什麽不回去為新中國工作？”他笑笑說：“我不願讓人洗腦子。”我不明白腦子怎麽洗法，並不覺得怎麽可怕，也就一 笑了之，乘風破浪回歸一別八年的故土了。
八月中旬，從廣州乘火車經上海抵達北京，西語係係主任趙蘿蕤博士來前門車站接我。她是英語界的前輩，兩年多以前從芝大學成歸國，回母校任教。朝鮮戰事爆發後，燕大美籍教授紛紛回國，她出任係主任。由於師資不足，她除了在國內延聘了俞大絪和胡稼胎兩位前輩外，又不遠萬裏約我來共事。別後不過兩年多，我不 無好奇地看到，她的衣著起了很大變化。當年在芝大，她總愛穿一身樸實無華的西服，顯得落落大方。眼前她身上套的卻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皺皺巴巴，不倫不類，猛一看人顯得蒼老多了。
她為我雇了一輛馬車，車頂上放著我的七、八件行李，駛往青年會搭乘校車。這是我初次來到北京，從車窗看出去，滿目紅色的宮牆，陽光下金光閃閃的琉璃瓦，身穿草綠色製服的軍人熙來攘往，我仿佛闖入了這座既是古城又是新都的陌生世界，而不是回到久別的故國。上了年紀的校車，一路顛顛簸簸，足足走了個把小 時，終於到達西北郊的燕大校園。燕園門口有兩頭大石獅子守衛，兩扇朱紅色大門敞開著，一眼望去隻見樹木成蔭，掩映著一幢幢宮殿式的樓房，引人入勝，而我即將在這座洞天學府裏開始我的教學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慶幸。
由於我新來乍到，住房尚未分配，便先在蘿蕤家作客。蘿蕤是燕大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的女兒，從小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能詩能文，而且彈一手好鋼琴。燕大西語係畢業後不久，她就將當時以晦澀聞名的艾略特長詩《荒原》譯成中文。在芝大攻讀博士學位時，她研究的專題是亨利·詹姆斯的小說。她的丈夫陳夢家教 授，當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詩人，後來又以考古學的成就蜚聲中外，當時在鄰近的清華大學中文係任教。他倆住在朗潤園內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撲鼻。室內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陳先生親手搜集的精品，客廳裏安放著蘿蕤的“斯坦威”鋼琴。陳先生不過四十多歲，但又瘦又黑，經常皺著眉頭，走起路來弓著背，仿佛 背負著甚麽無形的重載，看上去有點未老先衰了。有一天，從廣播大喇叭裏傳來一個通知，要求全體師生參加集體工間操，陳先生一聽就發火了：“這是‘一九八四 ’來了，這麽快！”
不久之後，住房調整，他們搬到燕東園一座兩層小樓的樓上，樓下住的是係裏另一位英語副教授吳興華，也是個單身漢。我倆一見如故，我就搬去和他同住了。據說我們倆是燕大有史以來最年青的副教授，興華比我還小一歲。他身材瘦長，麵有病容，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終日手不釋卷。見麵後不久，他就把過去發表過的 幾首新詩拿給我看，和幾十年來中國流傳的新詩大不一樣。真是相逢恨晚。
興華從不自我標榜，秋末老友周煦良教授從上海來北京開會，便道來燕園探親訪友，我才聽他說起當年他在上海主編一個文學刊物，最先發表了興華的詩作。當時詩人年方十六，而主編卻在編者按裏說：這是中國新詩的轉折點。後來他又發表了不少新作，我又找到一些讀過。可惜“解放”後他就決定不寫了。興華為家傳的肺結核所苦，在本校畢業後錯過了到美國深造的機會，而他在英美語言文學方麵的造詣卻是有口皆碑的。他還精通意大利文，當時已開始用詩體翻譯但丁的《神曲》。
我們的客廳裏有一座壁爐，初冬寒夜，我倆常在壁爐火前席地而坐，喝一杯咖啡，或本地產的“蓮花白”酒。不論他背幾首古詩，或讀幾首他的舊作，都讓我感 到滿心的喜悅。
周末，陸誌韋校長有時來串門兒，聊聊天兒，打打橋牌。陸先生是芝加哥大學三十年代的心理學博士，對語言學又很有研究，國學方麵也有極深的造詣。他們兩位都是橋牌高手，談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橫生。怎料到，這樣的日子不久就一去不複返了。
到校後兩周，我就上課了。蘿蕤安排我教“英國文學史”和“高級作文”，都是四年級的課程。我從未教過書，隻有兩周時間備課，而且沒有課本可用。蘿蕤鼓 勵我試用馬列主義觀點講授英國文學史，而我對馬列一竅不通。我帶回的幾百本書中，有《資本論》的英譯本，有英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科德威爾研究英國文學史的理論著作《幻覺與現實》，有美國“進步作家”德萊塞和法斯特的小說，還有法斯特抨擊西方現代派文學的論文《文學與現實》。我隻得臨時抱佛腳，每天在我帶回的手提打字機上寫講稿，用生吞活剝的“階級鬥爭”之類的新概念、新名詞裝扮英國文學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驢頭不對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幾個男女學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於談戀愛，有的忙於搞政治活動。也有幾個真正熱愛文學的男生找上門來，談論darkness at noon（《正午的黑暗》）和《一九八四》之類的作品，或是借閱我從美國帶回來的小說。那些“思想進步”的學生也找上門來，問我的個人經曆，問我對新中國的印象。盡管蘿蕤和興華都提醒過我，跟學生談話要小心，我還是無拘無束地和他們交往，怎麽想的就怎麽說，因為我還沒學會講假話，也沒料到實話實說會有什麽後患。
我對新環境的印象有好的，也有不怎麽好的。八年前我去國時，全國戰禍連年，政治腐敗，民不聊生。如今，人民顯然安居樂業。外國租界都收回了，乞丐娼妓、大煙鬼都改造好了。土改運動解放了農民，從根本上改變了社會結構（當時我還不知道成千上萬的地主慘遭殺害。）無數仁人誌士為之前赴後繼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國仿佛已經出現在地平在線了。另一方麵，人人都要穿灰布的毛裝，喊同樣的口號，重複同樣的套話，絕對服從各級黨組織，這和自由民主有什麽相似之處呢？我開始感到惶惑不安了。
二
我回國不到六個星期，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給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三千名教師做報告。風度翩翩的總理滔滔不絕講了七個小時，號召全國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帶頭進行思想改造。他說：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過去是為舊社會服務的，腦子裏充滿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無產階級是新社會的領導階級，知識分子必須學習批判錯誤的舊思想，“建立工人階級的正確立場、觀點、方法”，才能“為人民服務”。總理告誡大家：思想改造是一個艱巨的、甚至痛苦的過程，但卻是勢在必行的。我聽了一個小時之後，思想就不斷開小差，筆記也沒認真記。
散會出來，天色已晚，我疼痛的腦袋想起一個多月以前李政道在分手前說 的“洗腦筋”的前景，難道這麽快前景就要成為現實嗎？也許不會吧，我還心存僥幸。
怎料到，這位以關心知識分子聞名的總理已經發出了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人格宣戰的檄文！
“十一”一過，思想改造就成為教師的中心任務。我們先分成小組學習周總理的報告，又聽其他領導人做報告，然後就開始用共產黨提倡的“批評和自我批評 ”的“法寶”檢討各自過去的所作所為和資產階級思想。我所在的小組有兩位鼎鼎大名的“進步教授”，聽了他們熱烈擁護“思想改造”的高論，我隻有自認落後。
時隔不久，全國開展反對貪汙、浪費、和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書生氣十足的教授們，大多以為學校是清水衙門，教書匠兩袖清風，這個運動和我們掛不上鉤。哪知道，掌握“辯證法”的共產黨卻認為這三種罪行的根源都是資產階級思想，而舊大學又正是資產階級思想的溫床和堡壘，因此我們不但不能置身事外，而且要大張旗鼓地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在“美帝文化侵略堡壘”的燕京，“三反”就是要大反特反“親美、崇美、恐美”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的罪行。於是，校長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們當上了“文化侵略的工具”。
十二月，中共北京市委派一個工作組進駐燕園，領導運動，校長靠邊站，全校停課搞運動。千把人的學生隊伍中湧現出一批積極分子，追查美帝以及學校領導人和教授們犯下的罪行。校長辦公室被查抄，全部檔案被搬到圖書館大閱覽室，亂七八糟堆在一張張大閱覽桌上，聽任積極分子搜尋文化侵略、甚至特務活動的罪證。
忙亂了幾天，一無所獲。終於有一名積極分子發現一位美國教授試用一種新方法進行英語教學的報告，其中提到實驗對象時用的是“guinea pigs”（豚鼠），如獲至寶。美帝國主義分子竟敢拿中國學生當實驗品，還辱罵中國學生是“pigs”（豬）！這被抓住作為文化侵略的鐵證，又拿到全校大會上大張撻伐。我如墜五裏霧中，更感到落後了。蘿蕤經常出席各種會議，在工作組和本係積極分子的“幫助”下檢討西語係的問題。興華在積極分子帶動下，在運動中活躍起來，“進步很快”。我四顧蒼茫，仿佛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上漂流的一葉孤舟。
在一片“反美”的歇斯底裏聲中，陸誌韋校長在一次又一次的小型、中型、大型會議上檢討交代，接受全校師生的揭發批判，罪名是“忠實執行美帝國主義文化 侵略的罪惡政策”，本人也就是“美帝國主義分子”。
我對這一套逐漸麻木不仁了，可是在最後一次全校批判大會上，吳興華也登台作了“大義凜然”的發言，卻使我感到震動。興華是陸校長最器重的學貫中西的典範，又是他談天說地、玩橋牌的忘年之交，這是燕園裏的一段佳話。怎麽也沒料到，這位有知遇之恩、溫文爾雅的大才子竟然一反常態，在全校師生麵前，滿口批判八股，不僅痛訴自己如何長期為陸某的學者麵貌所欺騙，而且譏刺老人家在玩橋牌時好勝的童心。
我羞愧得抬不起頭來。更加令我震動的是陸校長唯一的愛女隨後也慷慨激昂作了“大義滅親”的發言。曾幾何時，享譽海內外的陸誌韋校長成了“眾叛親離”的 “美帝國主義分子”！
不過，事情也有出乎某些人意料的。陸家有一位多年相處、年近六旬的女傭，工作組也不放過，三番五次動員教育站出來，控訴陸家對她的“ 殘酷剝削”。老人家被逼急了，在廚房操起一把菜刀來就抹脖子，差點兒鬧出人命來。有人說，這也算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吧？！
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也是重點批判對象。他的一大罪名是他在不久前當選為世界基督教理事會六主席之一，足以證明他和國際宗教界反動勢力相勾結。另一大罪名是，五年前他和艾森豪威爾威爾總統等人同台接受普林斯頓大學頒發的榮譽博士學位。批判者振振有詞地問道：“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誰不知道，艾森豪威爾威爾是一個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戰爭販子，那麽和他沆瀣一氣的趙紫宸難道不是名副其實的美帝國主義分子嗎？”
另一位重點批判對象是哲學係係主任張東蓀教授。他的主要罪名是在政治上為美帝效勞，盡管由於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斡旋有功當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這三位國內外知名的學者當年都冒著風險公開支持過共產黨，曾幾何時又都被打入了另冊，無異於階下囚。
誰會料到，“三反運動”竟開始敲響了燕京末日的喪鍾！
三
下一輪批判對象是各係的教授。在文學院的一次批判會上，曆史係和中文係的十位教授和講師被指控組織“十人團”。原來他們不時聚餐清談，三杯下肚不免發 發牢騷，譏刺時政。他們必須在會上從實交代，互相檢舉。有中文係學生揭發，其中一位講師出過一個作文題目：“從猿到人，從人到？”這個學生憤怒地質問他是 何居心？這位講師嚇得麵無人色，撲通一聲跪在地上，磕頭求饒。主持會議的黨員又指責他斯文掃地。曆史係著名的聶教授“態度惡劣，對抗運動”，立即“隔離反 省，交代問題”。後來我在校園裏踫見過他的家屬，手裏提著飯盒去禁閉室給他送飯。“十人團”兩名重要成員、曆史係係主任齊教授和政治係女係主任陳教授當時 在南方參加土改，奉召火速返校，交代問題。兩位教授風塵仆仆趕回燕園，經工作組“啟發”之後，便在文學院師生大會上沉痛檢討，聲淚俱下。
凡此種種都使我這個新近還鄉的遊子感到無所適從，我意識到我落後於這個新時代。但是我畢竟還年青，我的教學生涯剛剛起步，我不甘心自暴自棄。我也願意學習新事物，可是又感到不得其門而入。我任課的四年級班上三位女生積極分子找上門來“幫助”我，給我“送禮”。這些“禮物”原來是我平日跟一些學生閑談時 講過的三言兩語，現在送來幫助我檢查思想。
譬如說，有一天有一位女生問我：中國的報紙和美國的有什麽不同。她當時正在由我指導寫畢業論文，題目是分析亨利·詹姆斯的小說the wings of the dove（《鴿翼》）。我回答說：我覺得《人民日報》和美國的報紙大不一樣，“十一”前幾天，頭版看不到大標題新聞，半個版麵都是慶祝口號，諸如“中國 共產黨萬歲！”之類的老套，這也能算新聞嗎？三位送禮的客人還算客氣地問我：這種言論是否表明我不僅敵視社會主義新聞事業，而且意圖腐蝕天真幼稚的學生？我一驚，一時說不上話來，主要倒不是因為她們小題大做，而是沒料到我這張沒遮攔的嘴巴的閑談竟然也被記錄在案！
西語係以“資產階級思想”泛濫聞名，趙蘿蕤教授帶頭在全大會上當著一百多名師生做檢討。她首先批評自己如何畢生醉心文學，不問政治。繼而批評自己在西 語係教學工作中，也是重學術、輕政治，在全係師生中造成不良影響。再按照當時流行的公式，挖出家庭影響、西方教育、資產階級思想等三大根源，最後表示決心改造思想。
俞大絪教授著重檢討自己解放前追隨國民黨大員、胞兄俞大維，而疏遠了自己“追求進步”的丈夫、曾昭掄教授，如今痛定思痛，泣不成聲。
胡稼胎教授著重自己醉心佛典，思想落後。
興華檢討自己自十六歲考上燕大，踏進燕園以來，一直埋頭做學問，不問政治，自命清高，實際上成了資產階級思想的俘虜，幸而通過這場運動認識了自己的錯誤，“覺今是而昨非”。積極分子紛紛發言，讚揚他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是知識分子改造的“典型”。
我雖然想不出自己在回國後短短幾個月內犯過什麽錯誤，眼看著一個個我平日敬重的前輩們的榜樣，也知道在劫難逃。輪到我上場那天，我也如法炮製，把自己痛罵了一番，無非是家庭出身不好、長期在美國受資產階級教育、迷戀西方文學等等，滿以為可以過關。
不料我的話音剛落，一個英語〔係〕二年級姓李的男生跳了 起來，一開口就給我當頭一棒，罵我的檢討“浮皮潦草，避重就輕，談遠不談近”，聲勢洶洶，如臨大敵。接著，他一手舉起一本小書，一手指著書的封皮，義正辭嚴地質問我：“你從美帝帶回這種下流壞書，腐蝕新中國青年，平日在談話中經常散布資產階級思想，居心何在？”
我嚇壞了，伸頭仔細一看，書皮上畫著一隻手， 指甲塗得猩紅，手裏舉著一杯香檳。原來是一本破舊的普及本the great gatsby（《了不起的蓋茨比》），是我班上一個男生借去的。我倒抽了一口涼氣，心裏想：“我承認我思想落後，但是要我把菲茨傑拉德的傑作扔進垃圾堆， 那還辦不到呢。”我的檢討自然沒通過，又做了一次才勉強過關。
思想改造的下一階段是“忠誠老實運動”。全校教職員人人都要寫一份自傳，詳細陳述從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經曆，重點是交代本人的政治曆史問題和各方麵與美 國的關係。工作組宣布：黨的政策是“自覺自願，不追不逼”，有問題就講清楚，不要有任何顧慮。我在學習會上表態時說我毫無顧慮，平生事無不可以告人言，這次不遠萬裏來歸為新中國工作，足以證明我的心跡。可是我照樣得先在三人小組會上交代曆史，再到文學院教授會上交代，接受大家的“啟發幫助”，最後寫出一份自傳。我自以為寫得既忠實又詳盡，無可挑剔。
誰料到，自傳交上去沒幾天，人稱“新燕京攝政王”的曆史係翦伯讚教授、馬克思主義曆史學家，約我到他府上談話。他也住在燕東園，別的教授這時都是兩家合住一座小樓，他卻是獨占一座，而且因為他藏書豐富，學校正在為他擴建。我走進他的書房，果然四壁書架上擺滿了線裝書，足見主人學識淵博。翦教授坐在一張紅木大書桌後麵，招呼我在書桌前麵一張椅子上坐下。
他一開口就是居高臨下的口吻：“找你來有點公事，黨組織委托我找你談一談你的自傳。你交代了你本人曆史的輪廓，看你年紀不大，生活經曆可不簡單。我們黨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要補充還來得及，特別是重大的遺漏。這是對你利害攸關的，我希望你不要錯過這個機會。……”他點了一支香煙，對著我噴雲吐霧。
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個同仁竟然如此不客氣，而且公然威脅，一下就把我惹毛了。我憋著氣簡慢地回答：“我沒什麽好補充的。”
“別著急嘛，別感情用事。我們每人都有一部曆史，不管你是否願意正視它。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相信正視事實，放下包袱，向黨交代一切問題。你一定可以回憶你出國後的重大經曆，特別是最近發生的事。譬如說，你從美國回來，這本身當然是件好事，但是到底為什麽回國，又是怎樣回來的呢？還有真正的動機呢？”
“我已經在自傳裏講得一清二楚。”
“你是談了一些。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拿回去再看一看，有沒有什麽重大的遺漏需要補充。我對自己的曆史著作就不斷進行補充。”
“我沒什麽好補充的。”
“悉聽尊便。你可以補充，也可以不補充。我已經說過，黨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還來得及，嗯，……”
“坦白？我沒什麽好坦白的，我回國來不是搞什麽‘坦白交代’的。翦教授，我失陪了。”
冬去春來，學校終於複課。可是，文科的教學計劃改動了不少。課程有增有減，教師試用馬列觀點自編自寫教材。我教的“英國文學史”停開，因為“無用”。
改開一門“美國進步小說”選修課，教材是我帶回的法斯特和德萊塞小說，選課的學生也寥寥無幾。興華從五月起就被調去“亞洲太平洋地區和平會議”擔任翻 譯工作，他教的三年級閱讀課也由我兼任。畢業班學生關心的是為期不遠的畢業分配，班上有不少同學論文還沒寫就已提前調到外事部門工作，教師自然也心不在焉。
教師們一麵忙於思想改造，一麵忙於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研究教學改革。教育部發下一套蘇聯某師範學院的英美文學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的小冊子，蘿蕤帶領我們學習，沒完沒了地討論如何虛心借鑒。不久，上級宣布全國高等學校向“老大哥”學習，進行“院係調整”。教會大學一律停辦，燕京和輔仁按科係分別並入調整後的北大、清華、北師大，人員聽候分配。於是，蘿蕤又帶領我們學習院係調整方案，最後人人表態，服從分配。這時已是暑假，上級又決定把五所大學的全體 教師都送到青島去休假一周，既可放鬆一下繃得太緊的神經，又可避免幹擾分配工作。這是我初遊這片避暑勝地，雖然不會遊泳，倒也能把幾個月來擾人的記憶暫付海濤。
從青島回來後不久，蘿蕤來訪，向我傳達本係教師分配情況，我的去處是天津南開大學。話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聲哭了起來。我明白她的心情，當初是她把我從萬裏之外請回來的，現在卻隻能眼睜睜看著我任人擺布，無可奈何，吉凶莫測，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負疚？當初，她滿懷信心，要壯大燕京英語教授的陣容。如今她以稀有的才華著手構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風暴雨中化為灰燼，美好的夢想成為鏡花水月，她怎能不傷心欲絕？幾個月來，她憔悴了許多。盡管她平日總是鎮靜自若，從容不迫，但不難想象她在工作組的政治壓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
因為她既是趙紫宸的愛女，又是陸誌韋的幹女兒，她又何從劃清界限？長年徜徉於詹姆斯小說中那些女主角的崇高精神世界，她那詹姆斯式的細膩感情與良知怎禁得起如許粗暴的衝擊？同時，陳夢家教授在清華大學也遭受猛烈批判，現在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了。此時此刻，我決不能和這位敬愛的大姐“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而隻能強作歡顏，好言寬慰，讓她不要為我操心，反正我是四海為家的。
論功行賞，陸校長的愛女榮任北京市政協委員，吳興華榮任北大西語係英語教研室主任。他是一年前剛提升副教授的，年方三十一歲，現在就要領導數十位英語教師，其中包括朱光潛、趙蘿蕤、楊周翰、李賦寧等名教授，也算得上少年得誌了。翦伯讚教授榮任曆史係係主任，執曆史界之牛耳。
另一方麵，陸誌韋則貶到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文字改革小組，趙紫宸貶到市內燕京神學院，張東蓀未分配工作，繼續接受審查，三人統統遷出燕園。
十一月，我也離開燕園，一輛卡車連人帶行李把我和老母送到前門火車站。
離開蘿蕤到車站接我不過一年多，燕京大學已經換了人間，“新北大”當上了風光旖旎的燕園的主人。
四
故事並沒到此為止。
翦伯讚官運亨通，又當上了新北大副校長。
興華也一帆風順，兩年後當上了副係主任，五六年破格以副教授評上高教三級職稱，在全國是絕無僅有的。他用詩體翻譯的莎士比亞曆史劇《亨利五世》和《亨利四世》相繼問世，成為文學翻譯的經典。
同年，我從南開調回北京一所外語學院任教，第二年“反右運動”中就被劃為“右派”，流放北大荒。
沒料到，“進步很快”的興華竟然也沒逃此劫，罪名是“反蘇”，因為他主張在英語教學中不必向蘇聯學習。
一向沉默寡言的胡稼胎教授也因“反動言論”戴上了“右派”帽子。
同時，陳夢家在考古所當上了“右派”，蘿蕤因受刺激過度，造成精神分裂。俞大絪平日“追求進步”， 幸免於難，但是她那位官封高教部副部長的丈夫曾昭倫教授卻是全國聞名的“大右派”。這一來，當年燕京西語係三位男教授和兩位女教授的丈夫統統都打成了“右派”，一個不漏。
及至六六年盛夏，新北大校園內“紅色恐怖”肆虐，一夕之間，多少位教授們成為“橫掃”對象。
當年的燕京大學英語教授中，多年來兢兢業業“追求進步”的俞大絪教授不堪淩辱，率先悲憤自盡。
時隔不久，她的丈夫“大右派”曾昭掄教授（1899 05.25 - 1967 12.08），也含恨告別了他曾經熱愛的黨。
我的同齡人、才華蓋世的吳興華在校園烈日下勞改，口幹舌燥，向監工的學生討水喝，從他手裏得到一碗未名湖的汙水。（在同一個湖邊，我初到燕園的那些日子，和他月夜散步，聽他背誦中國古詩或英文詩，如聽天籟。）汙水下肚，繼續勞改，數小時後倒斃。紅頭目一口咬定他是“畏罪自殺，死有餘辜”，要打成“現行反革命”。後經破腹驗屍，證明死於急性病毒性痢疾。他的遺孀和兩個小女兒雖幸而逃脫了“現行反革命家屬”的厄運，卻照樣掃地出門，隻得到海澱鎮上覓得一間民房棲身。興華的骨灰寄存在八寶山公墓，限期兩年。他的遺孀被長期下放，等她返京時，骨灰早已被“處理”了。
年近七旬的胡稼胎教授經不起勞改的折磨也離開紅塵。
趙蘿蕤教授碩果僅存，可是她的丈夫陳夢家 教授不堪紅衛兵的輪番淩辱，第一次自殺未遂，第二次正值蘿蕤精神分裂症發作，他終於得以解脫。
在燕京的領導人中，陸誌韋校長在科學院文字改革小組韜光養晦，仍是當然的“橫掃對象”。後來又以七十高齡發配到河南一所“五七幹校”，孓然一身，精神逐漸失常，一代宗師流離鄉野，儼然裏爾王再世，身心交瘁而溘然長逝。
哲學係係主任張東蓀教授死於獄中，罪名是“為美帝提供政治情報”。
馬克思主義史學權威翦伯讚教授，多年來飛黃騰達，卻被“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親自點名批判，終於不堪“逼、供、信”之煎熬，偕夫人雙雙服毒自盡，“自絕於黨”。
蘿蕤的父親、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教授，幸得善終，於七九年夏以九十高齡在北京寓所逝世。
七九年十一月，我劫後餘生，從安徽返京，到頤和園附近的學院辦理“錯劃右派改正”，順道重訪燕園。那天正趕上寒流侵襲，冷雨淒淒。我沿著似曾相識的未名湖踽踽獨行，欲哭無淚，腦子裏冒出兩句舊詩：
忍看朋輩成新鬼，天陰雨濕聲啾啾！
燕京大學，那個曾經的世界一流名校消失了 | 開卷八分鍾
鳳凰衛視2012年05月21日《開卷八分鍾》文字實錄:
【消逝的燕京，大學的靈魂】
今天還知道燕京大學的人並不多了，但是其實你想知道燕京大學是個什麽樣的學校，你隨時可以發現它，那就很簡單，你到今天的北大，現在北大的校址原來就是燕京大學的校址，是在後來院係調整的時候，北大才搬到這個地方來。而現在我們看到北大未名湖，那些我們大家都很喜歡的漂亮的校園建築，其實那些老東西過去是屬於燕京大學，也就是說燕京大學是在曆史中被吞、消逝掉的一個老大學。
而這樣的一個大學，直到今天，據說在某些北大人跟燕大人心目中，仍然存在著情誼結，就有些過去燕大出來的老師或者學生在北大裏麵，會讓北大人覺得他們有種莫名其妙的優越感，而北大人看了也很不爽，有時候是不大想提燕大的事，你要查燕大的校史檔案，還要經過現在北大的校領導來同意才能夠讓你看。
這到底是怎麽回事兒？怎麽說你都覺得燕京大學是個很神秘的大學，我今天要給大家介紹一本書，叫《消逝的燕京》，是著名的民間史學家陳遠，也是一個資深的傳媒人，他做一係列的口述史研究，做得非常紮實，這是他其中一本非常小的書，但是我覺得非常非常好看。
《消逝的燕京》陳遠著 / 重慶出版社 / 2011-4
在這本書裏麵，他就先講到，燕京大學存在時間隻有短短33年，也就是1919到1952，但卻創造了中國教育史上的兩個奇跡：
奇跡之一是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內，從一個一無所有的“爛攤子”，一躍成為中國乃至國際知名的一流綜合性大學；
奇跡之二是不長的時間內，為中國各領域培育了不少頂尖人物，在兩院院士當中，燕大學生多達52人；1979年，鄧小平訪美，21人的代表團就包含了7個燕京人。
那麽燕京大學到底是個什麽樣的大學，要談它當然不能夠不說它的非常重要的靈魂人物，也就是大概很多中國人都熟悉的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我不知道現在中學教科書怎麽教，小學教科書怎麽教，反正以前大概我這歲數的，在大陸成長的人都會看過毛澤東當年怎麽樣寫信告別司徒雷登，怎麽樣批評他。所以我們印象中的司徒雷登就是一個美國的傳教士，來到中國做最後一任當時的國民政府時期駐華大使，後來轟走了，跑了，這些美國佬、西方的帝國主義的走狗也就該走了。
但是其實他是一個什麽樣的人呢，首先他是1876年出生在中國杭州的，也就是說，他家起碼是兩代的傳教士，他爸那一代就已經是傳教士，他從小就在美國傳教士家庭中長大，後來他又回到美國念過書，又回到中國來繼續傳教士業，同時辦教育，那時候在南京有金陵神學院，那麽辦教育辦得相當起勁的時候，忽然被叫去準備接手燕京大學。
那個時候燕京大學是另外兩家教會學校合起來的，情況非常不妙，又沒有錢，“爛”得一塌糊塗，那怎麽辦呢？我們昨天、前天還介紹過，清華大學當時被認為是比較有錢的學校，對不對？他有庚子賠款做後備，雖然也不能說是太有錢，因為那個錢是按月那麽供給的。燕京大學一開頭就更是不知道該怎麽辦才好，但是我們看看燕京大學初創時期，司徒雷登就請到了很重要的名士了，洪業、劉廷芳。到了後來，又來了一大批人，比如說有顧隨、容庚、郭紹虞、俞平伯、周作人、鄭振鐸、陳垣、鄧文如、顧頡剛、張東蓀、還有雷潔瓊、冰心、費孝通、王鍾翰、侯仁之都是那個時候的學生。
而真正讓燕京大學擠身世界一流大學地位的是哈佛燕京學社的建立，這個學社到現在還存在，中國的學術界對它也熟悉，因為很多人現在去哈佛交流都跟它發生點關係的。這個東西是怎麽來的呢？是美國當年一個鋁業大王霍爾有一筆巨額遺產，捐出來當教育基金，聲明其中一部分研究中國文化，讓一個美國大學和一個中國大學聯合組成機構，這就是所謂哈佛燕京學社。
當時的燕京隻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學校，居然能夠透過司徒雷登種種的操作，辦學理想、計劃得到了他的垂青，能夠跟世界一流的哈佛並肩，哎呀，多高興，他非常高興。他當時說承蒙哈佛當局欣然允諾，將他們那所大學的美好名字同：中國一個小小教會學校聯在一起，實在令人感激。
陳遠就說了，我們可以注意到司徒雷登在哈佛燕京學社成立之後說的那句話，在說那句話的時候，他完全是一個中國人自居，並且為此感到欣喜。事實上正是如此，他不僅把燕京看成自己畢生的事業，更把它看成是中國事業的一部分，認同它是中國人的大學。
他對這個大學的影響實在是太深了，這裏麵，隻講一個小例子大家就能夠了解到。1934年，就我們前兩天也說了，1934年的時候，北京全國各地的學運風起雲湧，為什麽？就抗議那個時候的蔣介石，光顧著跟共產黨打內仗，對日本反而不抵抗，學生們很憤怒。當時北平的學生也紛紛南下請願示威，而燕大這個學校，雖然是個教會辦出來的私立大學，但是在搞學運上麵一向不落人後，事實上它還是北京各個大學裏麵共產黨、地下黨最活躍的大學之一。當時這些學生也來南京，學校無法解決，聯電催促正在美國募捐的司徒雷登返華解決問題。而那個時候，他返校當日，正好碰上了南下請願的學生北上返校，師生在校門口碰上了，學生們不知道如何麵對校長，怕校長責備他們荒廢學業，然後當天就召開了一個學校大會。
這個學校大會司徒雷登上來，看著底下這幫示威回來的學生，不曉得該怎麽挨罵，司徒雷登先沉默了兩三分鍾，然後說，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問來接我的人，我們燕京的學生可來南京示威請願了嗎？他們回答我說燕京學生大部分都來了，是大部分都來了，我聽了之後才放下了心，如果燕京學生沒有來請願，那就說明我教育幾十年就完全失敗了。
【周恩來為何沒保住燕京大學】
1951年到1952年底搞愛國主義教育，尤其在燕京大學這種學校，要針對學校裏崇美、親美、恐美的思想，要搞抗美、反美、蔑視美國。根據陳遠的調查或者口述的記錄，其實一開始周恩來還想到燕京是可以保留的，但是後來抗美援朝一爆發，整個事情就完全不一樣了。
事實上看燕京大學這個學校，很能夠看到從民國轉向共和國之間的那個轉換時期，整個政治社會局麵是怎麽樣的一個局麵，大家又怎麽樣看待知識分子問題。
比如說像燕京大學，實際上它是一個很西化的大學對不對，它的校長是司徒雷登嘛，那麽而且它有那麽強厚的美國背景在後麵，又把那麽多的學生送到美國去留學，那麽所以呢，這麽一個非常西化的學校在當時乃至於到共和國時期，它會經過的振動就完全可以想像的到，那麽我今天繼續給大家介紹這本《消逝的燕京》，作者就是著名的民間學者以及資深的媒體人陳遠。那麽在這本書裏麵，它做了很多當年燕京有關的人物的訪談，比如說訪問了一個燕京的老校友，那就是已經故世的王世襄先生。
今天大家都知道王世襄很愛玩對不對，他太愛玩了，玩到一個程度就是讀書都讀不好，所以我上回都還沒來得及講這一段，就是說當時其實這個哈佛的燕京學社上禮拜跟大家介紹過，每年都會派學生從燕京找人去哈佛念博士，那麽周一良這些都是這麽去的。好，那麽王世襄也很愛去。那麽正好當時燕京的曆史係主任洪業，也就是後來在哈佛赫赫有名的這個中國史學家，他正好是燕京學社負責人，還和王先生他家一家人很熟，那麽於是他就曾經教訓過王世襄，說他太愛玩，不務正業，好好努力過兩年或許會有成就。
那麽於是呢，有一回他就碰到王世襄，就跟他說，學校開會討論去哈佛留學的人員有人提到你，讓我給否了，你想想看這什麽關係，就是王世襄的爸爸是洪業的好朋友對不對，他就跟他自己的這麽一個子侄就說這樣的話，後來他還跑去，不止這樣，他還跑去跟王世襄的爸爸、媽媽說話，那麽他回家之後，就王世襄回家之後告訴自己爸爸、媽媽說你看，你們老朋友洪業先生，把我去哈佛念書的申請給否決掉了，誰知道他父母說洪先生這種做是對的，你這樣貪玩原本不該奢望被送出去，這是那時候的學術的氣氛，跟現在聽起來好像有點不一樣。
那麽同時你還可以看到當時的燕京除了有這些跟美國有聯係，跟西方有聯係的學者之外，還有很多真正的洋學者在這教書。
比如說這位周汝昌先生，現在有沒有紅學大家，他就說道，當時我們西語係最有名的老師是教授莎士比亞的英國老師謝迪克，日本人打進來當時的北平，封鎖燕園的當天，他最後那一課沒能講完。那時候日本人來了嘛，他跑到美國康奈爾大學當教授。後來再後燕大轉其複校的時候，他從美國回來，他就跟他講說，好，各位首先我要講完一課，上回還欠那最後沒講完的那課莎士比亞，你們那時候的楊老師是這樣子來教書。然後周汝昌先生還記得，說當時他第二次回到燕園，就是打完戰，複原之後，他說他那時候耳朵已經壞了，有一個老師叫包貴思女士，她把我安排坐在座位的第一排，把聲音提高了，她跟我講，我平常講課的聲調正常的同學聽起來恐怕會覺得不舒服，但是為了讓你能夠聽清隻好提高了。
有一次包貴思老師給我留了一個作業，針對一個小說寫一個評論，那麽沒想到周先生做得非常好，於是包老師就叫他到她家吃完飯。然後，就跟他好好地聊，所以那時候的學校的師生氣氛也都還是非常融洽的一個環境，那麽可是這樣的一個環境，當然隨著內戰的結束，共和國的建立，慢慢慢慢情況就有點不太一樣了。
當時我們知道後來的燕京大學是沒了對不對，已經被並到北大去，就是因為有一個學校全國性的一個學校的院係的調整。那麽這個調整，你想想看把那麽有名的一個私立大學給並入現存的其他大學裏麵，恐怕會遭到一些反抗。那麽當時的整個過程裏麵到底是怎麽樣發生的呢，那麽陳遠去找到了一個當時的一個關鍵人物張大中，他早就是地下黨的一個支部書記了，那麽所以呢，他就說到當年在燕大的時候，地下黨其實是非常非常活躍。1946年，他回到燕京的時候，擔任黨支部書記領導學院，那麽後來還慢慢參與了就是整個學校的變化過程。
那麽他就說道當時他們，1951年到1952年底要搞愛國主義教育，尤其在燕京這種學校，要針對學校裏崇美、親美、恐美的思想，要搞抗美、反美、蔑視美國，那麽其實根據陳遠的調查或者口述的記錄，其實一開始周恩來還想到燕京是可以保留的，但是後來抗美援朝一爆發，那整個事情就完全不一樣了。
那麽他在裏麵就說道當時的一個老校長陸誌韋校長跟美國人的一個通信被公開。那麽這個信裏麵他寫什麽呢，他居然對當時的美國人說財產還是你們的，你們走了之後，我們負責幫你們把財產保護好，那麽這句你想想看，當時被揭發，那麽問題當然就很嚴重，那麽於是這個張大中帶領著工作隊就動員陸誌韋的女兒去批判校長，這個消息傳到美國之後，在美國華人引起很壞的反應，他現在回顧這樣的做法看起來很粗暴，但是這些人過去都做過的老師，老師的為人我是知道的，但在政治上，我心裏也沒有底，當時很多燕京說我，大中燕京也是你上學的地方，你怎麽不理解這些人呢。
那麽看起來後來很多人是怪這個張大中先生，但是問題是當時在那樣的一個政治局麵底下，他自己也覺得好像有很多事情有理說不清，很委屈，事實上在反問裏麵，他也很想搞清楚，當時的情況到底是一個什麽樣的情況。
然後，還有一位謝道淵先生也是後來整個院係調整的時候，做很重要的工作的人，他這裏麵就說道當時院係調整裏麵整個過程到底怎麽做的呢，他還真不記得了，反正領導讓做什麽就做什麽，後來整個自己曾經參與過的學校怎麽樣做的呢，那麽就好像不是一個太被記得清楚的事情，那麽為什麽會這樣子呢？
陳遠說了一番很意思的話，他說他問起謝道淵當時關於北大社教另一個學校的另一場運動，他忽然顯的很激動，我不過是一個馴服工具，馴服工具嘛自然是領導怎麽說，我就怎麽做，到頭來我卻做錯了，看著老人有些傷心，我們沒有問下去。不過，當我理解完這篇，整理完這篇口述就理解了許多的組織安排，讓做什麽就做什麽的含義。鳳凰網讀書頻道：http://book.ifeng.com/
圖片故事 |燕京大學，時光中走失的記憶 | 鳳凰讀書
2014-07-09 鳳凰讀書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A0Mjc0MA==&mid=200737755&idx=4&sn=62380cd0779c62f38f0403e132b35a18&key=47e44c9144a8c833b79ed085e07d814b0866728cc3318b8e6f69557fe1d33e52202f1c71e39fa792ce8665f9d5d721e8&ascene=7&uin=MjA0MjU0OTA4MQ%3D%3D&pass_ticket=laO8G8JBwlNRkcr1Po5HEcqXsOOPVH%2FWJf9l7HDum34lMPyYmbHKjnWwGfGmab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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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於知識分子研究的謝泳認為：
中國在20世紀初和西方接觸時，有三件事的轉型是完成得非常成功的。一是現代大學製度———燕京大學的迅速崛起和學術成就，正是因為它開始就建立在領導人（以校長司徒雷登為首）的先進治校理念和現代大學製度設計上。這些理念包括大學獨立、教授治校、學生自治等，這也正是從13世紀初的巴黎大學以來，西方大學賴以發展的一貫的精神內核。
燕京大學戲劇演出
燕京大學教授許地山
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左一）與1946年入學的燕大新生在一起
1929年6月15日下午4時，冰心和吳文藻在燕京大學臨湖軒舉行婚禮時的合影。
二排左起：劉紀華、吳文藻、冰心、陳意、江尊群；
三排左起：謝為傑，楊子敬夫人（冰心舅母）、司徒雷登、鮑貴思、薩本棟。
洪業（左一）、司徒雷登（左二）、劉廷芳（左四）等在盔甲廠時期的燕京大學
燕京大學學生
燕京大學學生
1936年，王世襄在燕京大學附近的王家園，留下了誌得意滿的瞬間
燕京大學校門
燕京大學舞蹈隊
燕京大學運動會，集體舞
燕京大學女生走出宿舍
趙紫宸先生在家招待學生
女生在宿舍公共活動室內打乒乓球(1941年)
燕大學生北京近郊遊(1931年)
燕大女子學院的學生在餐廳吃晚餐(1941年)
師生情誼永不忘。在學院建築的台階上，
為燕大女子學院校長Luella Miner博士（女）舉行的茶話會（1927年）
巾幗不讓須眉，盡管略帶靦腆。兩位燕大女生在表演武術（1928年）
中國女籃先驅，燕大女生在打籃球（1929年）
颯爽英姿，燕京大學女子棒球隊合影（1932）
四層“疊羅漢”難上加難，體操課上的燕京大學女生。（1941）
寧靜，燕大女子學院四人宿舍裏學生在課桌邊學習（1941年）
溫馨，整潔，燕京大學女生在宿舍裏。那個洋娃絓看起來挺精致的。（1941年）
燕京大學宿舍公共活動室裏的女生在看報紙（1941年）
朝氣蓬勃，步出宿舍的燕大女生。（1941年）
公告欄和郵件欄（1941年）
燕大新入學女生在體育教育係注冊登記（1941年）
兒童教育是社會的未來，燕京大學女學生為貧困兒童提供教育服務（1930年）
英國《泰晤士報》2012-2013年世界大學排名中，香港大學以第35名超過北大（46名）和清華（52名）。
我想到了中國近現代史上一所著名的教會大學———燕京大學。這所1919年建校、1952年消亡的大學，在成立九年之後就成為世界一流大學。1928年，“美國加州大學對亞洲高等院校的學術水平進行調查，燕大被列為全亞洲最好的兩所基督教大學之一，並認定燕大的畢業生可以直接進入美國的研究生院攻讀學位”。這是今天連北大、清華畢業生也享受不到的優遇。也正是在1928年，鼎鼎大名的哈佛-燕京學社成立，燕大雖然消失了61年，哈佛-燕京學社至今仍然是國際漢學重鎮。
專注於知識分子研究的謝泳認為：“中國在20世紀初和西方接觸時，有三件事的轉型是完成得非常成功的。一是現代大學製度———燕京大學的迅速崛起和學術成就，正是因為它開始就建立在領導人（以校長司徒雷登為首）的先進治校理念和現代大學製度設計上。這些理念包括大學獨立、教授治校、學生自治等，這也正是從13世紀初的巴黎大學以來，西方大學賴以發展的一貫的精神內核。
讀《燕京大學1919—1952》，印象最深的是司徒雷登在1939年聖誕節前寫給燕大教職員的孩子們的一封信：“親愛的小朋友們，今年的聖誕節眼看就快要到了，我為了要歡迎你們在聖誕節那天到我家來聚會，特意托我的幾位朋友來幫助我籌備這個盛會。希望你們和爸爸媽媽商量，請他們準許你們那天能夠到會參加。你們如果決定前來，請把你們的名字填在下麵所附的回條上，於12月10日前送交校長辦公室處轉給我。敬祝你們活潑快樂。———你們的朋友司徒雷登”。
難怪冰心在《司徒雷登校務長的愛與同情》一文中親昵地稱呼他為“我們的司徒校務長”。今天連畢業典禮致辭都要秘書代勞的大學校長們，大概是不屑給小朋友們寫這樣一封邀請函的。這正是行政化了的高校校長們的權力傲慢，因這樣的傲慢，他們不自覺地喪失了自己的愛與同情。
1952年，燕京大學消亡在高等院校院係調整，各部相繼並入北大、清華、中央民族大學、中國政法大學。而作為“消亡”一幕的縮影，中國社會學家的搖籃———燕京大學社會學係遭致了分崩離析的命運。布爾迪厄曾說過：“社會科學即便僅僅描述事實與效果，即使僅僅揭示某些機製，它產生的效果也具有批判性。”中國大學的社會學和法學此後一度被取消，直至1978年才恢複。（轉引自謝泳《沒有安排好的道路》）
陳勝偉/文原載於《新快報》，內文有增刪。
燕京大學憑什麽創立九年
便躋身世界一流？ |鳳凰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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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與燕京的聯合，讓名不見經傳的燕京一躍躋身於世界一流大學的行列。聯合之後，連司徒雷登也不免自得，他說：“承蒙哈佛當局欣然允諾，將他們那所大學的美好名字同中國一所小小的教會學校連在一起，實在令人感激。”
雖然在過去的研究中，對於燕京大學“教會大學之首”、“世界一流大學”的地位都作出了肯定，但是到底從哪一年起，燕京大學才可以稱得上是一流大學？這樣的探討有割斷曆史的危險，因為在燕大的發展史上，向一流大學邁進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而非突變。
盡管如此，筆者依然謹慎地認為，1928年，可以說是燕京大學確立起世界一流大學地位的一年。其一，是因為之前敘述到的燕大在國民政府教育部所舉行的考試中的表現。其二，是因為在同一年，美國加州大學對亞洲高等院校的學術水平進行調查，結果燕大被列為全亞洲最好的兩所基督教大學之一，並認定燕大的畢業生可以直接進入美國的研究生院攻讀學位。
而最為標誌性的事件，則是至今仍在運行的哈佛燕京學社的建立。哈佛與燕京的結緣，出於偶然，始於競爭。燕大組建不久之後，司徒雷登在為學校募捐的過程中得知美國鋁業大王霍爾（CharlesM·Hall）去世前留下遺囑，其遺產除了留一部分給親屬外，其餘部分一分為三：三分之一捐贈給鋁的發現者所在的奧柏林學院；三分之一捐贈給南部各州的中學；其餘三分之一捐贈給美國人在亞洲和巴爾幹地區創辦的高等學校。當時凡是有資格獲得遺產的學校都提出了申請，甚至連一些不夠資格的學校也在想方設法地試圖碰碰運氣。而該遺囑的執行人之一阿瑟·戴維斯（ArthurV。Davis）恰巧是燕大副校長亨利·盧斯的朋友。燕京大學當然不肯錯過這樣的機會，亨利·盧斯安排司徒雷登和阿瑟·戴維斯在紐約共進午餐。關於那次經曆，司徒雷登在其回憶錄中有極為生動的敘述：
戴維斯先生毫不留情地考問我，我也完全知道他這樣做是為了衡量我。那是一次可怕的經曆，弄得我十分緊張，心裏為自己事業的前途擔憂，連吃的東西也顧不上看一眼。一席話下來，出了一身冷汗。隨後，戴維斯先生說：“今天下午我就動身去巴黎，但是我會同意我同事的意見（約翰遜先生已經答應給五十萬，如果他能使戴維斯先生信服的話）。不過，不要讓你的代理人來打擾我們。你回去，辦一所值得支持的大學，到時候我們會盡我們的責任。再見。”過了一年左右，當我再次見到約翰遜先生時，他說：“我們已經決定給你一百萬-是的，我們一直在觀察你，我們打算把數目增加一倍。”後來，我提出切實理由，要求他們把數目增加到一百五十萬，他們同意了，然而，我卻又因此經曆了一次難堪。
做完亞洲的分配之後，霍爾基金的賬麵上還存有大約450萬。哈佛在此次申請中雖然也極力想分到一杯羹，但是卻因為不符合條件始終沒有成功。關係千萬重，哈佛企業經營管理學院的院長，恰巧是約翰遜律師的大學同班同學，於是約翰遜便打電報給司徒雷登，商量如何處理那些還沒有分配的餘款，並且要求司徒雷登去哈佛，同那裏的人一起商量如何在不違背遺囑意願的情況下製訂出一個也可以讓哈佛參與的方案。
此時，燕京大學與北京大學再一次在曆史的閘口狹路相逢。當時霍爾遺產在中國受益最大的大學並非燕京，而是北大。北大用其獲得的捐贈與哈佛合作開展漢學研究，但後來因為參與研究敦煌石窟的美國人華爾納偷盜千佛洞壁畫而中止。霍爾基金會和哈佛大學在遷怒於華爾納的同時，對於和北大的合作也開始意興闌珊。司徒雷登在了解這一情況之後，1925年秋專程趕往美國做工作，向哈佛提出由燕京與其合作，繼續開展漢學研究。
當時的哈佛是美國第一流的大學，盡管在漢學研究方麵並不突出，學術名聲卻極為響亮，有良好的教學、研究條件，是西方教育模式的典型代表；燕京大學雖然還名不見經傳，但是其學術潛力也已經開始展現出來。經過討論協商，兩校於1925年達成建立“哈佛燕京學社”的協議。
第二年初，霍爾基金會撥款640萬美元作為該學社的研究和活動基金。經過一段時間的籌備，哈佛燕京學社於1928年1月4日正式成立，其目的為“通過哈佛大學與燕京大學以及中國其他研究機構的合作，保證為其學術研究提供便利，資助出版那些經學社董事會讚同的有關中國學方麵的研究成果。它期望學社保證在中國的研究中心裏對從事研究的學生在各方麵有所幫助，並將與中美兩國其他學校的研究所協作”。學社本部設立在哈佛大學。
成立當天，合作雙方選出了一個由9位代表組成的決策委員會。這9個代表分別來自哈佛大學托事部、燕京大學托事部和霍爾基金會。決策委員會是哈佛燕京學社的最高權力機構。
第一任負責哈佛燕京學社日常行政工作的主任是擔任哈佛大學遠東語言係係主任的法籍俄裔東方學家葉理綏（Serge·Elisseeff）。他早年就讀於德國洪堡大學和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精通多國語言，對中文也頗有造詣。葉理綏擔任這一職位長達28年之久，在他的倡議之下，哈佛燕京學社把日本也納入了研究範圍。
美國的哈佛燕京學社成立不久，燕大的哈佛燕京學社國學研究所也於1928年2月10日宣告成立，並特別聘請著名曆史學家陳垣出任所長，後來陳垣成為輔仁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的校長。為加強對學術研究的領導，燕大哈佛燕京學社組成了一個5人學術委員會，除陳垣之外，還包括洪業、博晨光、法國著名漢學家伯希和（Paul·Pelliot），以及葉理綏。
燕大哈佛燕京學社的日常工作，由學社下屬的“北平行政管理委員會”執行幹事負責。這一職位最初由博晨光擔任，10年之後，由於博晨光和葉理綏關係緊張而辭去職位，改由洪業繼任。洪業是位氣魄極大的史學家，在他的倡導下，燕大哈佛燕京學社創立了《引得》編纂處。在近20年的時間裏，學社先後完成出版了64種、81本中國古籍“引得”，內容涉及《十三經》《莊子》《墨子》《荀子》《佛藏》《道藏》《宋詩》《元詩》《遼金元傳記》《容齋隨筆》等中國古代名著，也包含了各代曆史書籍和小說“引得”。這些“引得”至今依然是世界漢學研究者的重要工具書。
從1928年開始，哈佛大學同燕京大學開始相互派遣研究生和訪問學者，洪業和博晨光就是第一批被哈佛大學聘為教授的燕大教師。
當年那些被燕大派往哈佛的學者，在之後的歲月中都成為各領域內的學術重鎮，比如世界古代及中世紀史、先秦史專家齊思和，之後曾擔任燕京大學曆史係主任；蒙元史專家翁獨健，後來成為燕大的最後一任校長，之後又擔任中國社科院民族所副所長；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鄭德坤，人類學和民族學專家林耀華，魏晉南北朝史及日本史專家周一良，宋史、近代史以及古籍學專家聶崇岐、清史專家王鍾翰等。
而被哈佛派往燕京學習深造的洋弟子之後的成就也同樣令人驚羨。
二戰之前美國最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歐文·拉鐵摩爾（Owen·Lattimore），在1930年至1931年間為哈佛燕京學社研究生，1935年，當世人對中共領導下的席卷廣大農村的人民革命一無所知或將其描寫成天方夜譚之際，拉鐵摩爾秘密進入蘇區進行訪問，以了解第一手情況。之後返美從事學術研究，出版《滿洲：衝突的發源地》，引起極大注意。1941年又以羅斯福總統私人代表的名義在重慶擔任蔣介石的政治顧問，但因與蔣氏不合，翌年奉調回國。1944年又隨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問中國，其一生頗為傳奇。
比拉鐵摩爾出道稍晚，但日後聲望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是費正清（JohnK·Fairbank），他於1932年至1933年間接受哈佛燕京學社資助來華研究深造，二戰期間任職於美國駐重慶大使館，返美之後在哈佛任教，其後在福特基金會的支持下建立了東亞研究中心，也就是之後的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
以其不朽學術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享譽中外的李約瑟（Joseph·Needham），也是哈佛燕京學社項目資助的來華學員之一，他於1936年開始專心致力於中國科技史的研究，20世紀50年代曾經參加美國在朝鮮戰場使用細菌戰的調查團。
其他如康奈爾大學中國史榮譽講座教授畢乃德（KnightBiggerstaff）、賓夕法尼亞大學中文榮譽講座教授卜德（DerkBodde）、哈佛大學蒙古史及蒙古語教授柯立夫（Francis·Cleaves）、芝加哥大學馬丁·賴爾森（MartinA·Ryerson）、中國史榮譽講座教授顧立雅（HerrleeG·Creel）、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狄百瑞（WilliamT·DeBary）等，無一不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學術成就。
這些經由哈佛燕京學社造就的人才，使得哈佛燕京學社成為世界漢學研究的中心，而哈佛與燕京的這一聯合，讓名不見經傳的燕京一躍躋身於世界一流大學的行列。
聯合之後，連司徒雷登也不免自得，他說：“承蒙哈佛當局欣然允諾，將他們那所大學的美好名字同中國一所小小的教會學校連在一起，實在令人感激。”
摘自《燕京大學1919—1952》作者：陳遠 浙江人民出版社 / 2013-7
【中國已消失的九所世界級大學】
蔡元培 題
來自周刊君的小夥伴，微信公眾號：反觀（ID：dongdianlishi）
嗚呼！中共建政前，中國有許多大學是由基督教或天主教會創辦的，其中有幾所稱得上當時的世界級大學。
在1952年院校大調整中，這些教會大學逐漸融入其他大學，它們的名字也隨之成為時代的記憶和曆史的一頁。它們是——
【燕京大學】
【燕京大學（Yenching University）】是20世紀初由四所美國及英國基督教教會聯合在北京開辦的大學。是近代中國規模最大、質量最好、環境最優美的大學！
創辦於1916年，司徒雷登任校長，曾與哈佛大學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學社，在國內外名聲大噪。在中國高等院校1952年院係調整中，燕京大學被撤消。
中國大陸國民政府遷台後，燕京大學在香港被並入香港中文大學的崇基學院。
在中國大陸，其資產由中國政府接管後被整並，1952年！文科、理科多並入北京大學，工科並入清華大學，法學院、社會學係並入北京政法學院（今中國政法大學）。
1952年！校舍由北京大學接收，現在其建築仍為燕京大學古跡。
【輔仁大學】
【輔仁大學（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1925年由羅馬教廷創辦，20世紀初與北大、清華、燕京並稱北平四大名校，並馳名於海內外華人社會。
創始人之一同為複旦大學的馬相伯先生。
1952年！在中國高校調整過程中被撤銷，其校舍劃入北京師範大學的北校區。
人員與係所編製則分別並入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政法大學、中央財經大學等。
現輔仁大學舊址為北京師範大學繼續教育學院。
【齊魯大學】
【齊魯大學（Cheeloo University）】
正式校名為山東基督教共和大學，為1904年至1952年在中國山東省辦學的一所教會大學，由來自美國、英國以及加拿大的14個基督教教會組織聯合開辦。
鼎盛時號稱“華北第一學府”，與燕京大學齊名，有“南齊北燕”之稱。
大陸許多知名學者如老舍先生、曆史學家顧頡剛、墨學大師欒調甫、戲劇學家馬彥祥等紛紛到此執教。
齊魯大學是當年外國人在中國創辦的十三所教會大學之一。
1952年！的院校大調整中被撤銷，原校址今為山東大學趵突泉校區。其各學科分別被並入山東大學、山東師範大學、山東農業大學、中國藥科大學、南京大學等高校。
【東吳大學】
【東吳大學（Soochow University）】
20世紀初中國第一所民辦大學。於1900年由基督教監理會在中國蘇州創辦，其法學教育在當時飲譽海內外，是中國第一所西製大學。
1951年在台灣複校，也是台灣第一所私立大學。
1952年！中國院係調整時東吳大學與蘇南文化教育學院、江南大學數理係合並為蘇南師範學院，同年定名為江蘇師範學院，在原東吳大學校址辦學。
1982年經國務院批準改辦為蘇州大學。經教育部和江蘇省省政府批準，蘇州蠶桑專科學校、蘇州絲綢工學院、蘇州醫學院先後於1995年、1997年、2000年並入蘇州大學。
東吳大學在上海的法學院，並入華東政法學院（今華東政法大學），會計係並入上海財政經濟學院（今上海財經大學）。
【聖約翰大學】
【聖約翰大學（SaintJohn'sUniversity）】
中國首個全英語授課的大學，以“光與真理”為校訓。有“東方哈佛”和“外交人才養成所”之雅稱，創下了民國教育的多項第一，尤其是在體育教育上遙遙領先。
上海聖約翰大學前身是創建於1879年的聖約翰書院
1905年升格為聖約翰大學，是中國近代最著名的大學之一，
也是在華辦學時間最長的一所教會學校。
1952年！聖約翰大學被分拆至上海各大名校後解散，
聖約翰大學原校址給華東政法大學，一代名校就此消弭於曆史長河。
該校培育了林語堂、張愛玲、鄒韜奮、顧維鈞、宋子文、榮毅仁、劉鴻生、貝聿銘、施肇基等一大批影響中國曆史的傑出人物。
【震旦大學】
【震旦大學（Aurora University）】
是法國天主教耶穌會在中國上海創辦的著名教會大學，是中國近代著名高校。
由中國神父馬相伯於1903年2月27日，在徐家匯天文台舊址創辦。
所設學科有語文、象數、格物、致知四門。
震旦是印度對中國舊稱，英、法文校名分別為Aurora和L'Aurore。
1952年！中國院係調整，將震旦大學各院係分別歸並上海市各有關高等學校（複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等）。
【之江大學】
【之江大學（Hangchow University）】
是基督教美北長老會和美南長老會在中國杭州聯合創辦的一所教會大學，也是中國的十三所基督教大學之一，在中國高校中有一定曆史地位林漢達、金仲華、朱生豪（翻譯家）等知名人士都是之大校友。
1951年被浙江省文教廳接管，美籍教員離校回國。
1952年！——因中國高校院係調整解散，院係拆分至浙江師範學院、浙江大學、複旦大學等，之江大學宣告結束。
【金陵大學】
【金陵大學（University of Nanking）】
是美國基督教會美以美會在南京創辦的教會大學。教育家陶行知、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賽珍珠、哲學家方東美、文學史家程千帆等著名校友均出自於此。
是第一個向中國政府請求立案並獲批準的教會大學。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對外人在華所辦大學編類中，金陵大學是教會大學中唯一的A類，持有金陵大學學位的畢業生有資格直接進入美國大學的研究生院。
是當時社會評價為“中國最好的教會大學”，享有“江東之雄”、“鍾山之英”之美譽。
1952年！中國高校院係調整，金陵大學撤銷建製，主體並入南京大學，其餘院係參與組建南京農學院、南京師範學院等高校。其曆史檔案劃歸南京大學。南京大學將校址從四牌樓舊址遷至金大鼓樓校址。
【嶺南大學】
【嶺南大學（Lingnan University）】
前身為格致書院，開創了中國華僑教育的先河，由美國基督教長老會於1888年在廣州創辦，當時以錢樹芬為首的一批愛國校友倡議接辦學校
同年7月經廣東政府批準，學校收歸中國人自辦，並正式改名私立嶺南大學，逐漸發展成為中國南方著名的大學。
1927年4月學校宣布停辦。
1952年！嶺南大學在院係調整中與國立中山大學及其他院校的文、理科合並，組成現在的華南理工大學，中山大學。
1952年 唱響了中國九所世界級大學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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