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為什麽沒有被打成右派？

主題：錢鍾書

 

為什麽沒有被打成右派？   發布時間:2013-02-20 18:36 作者:錢之俊   　　1949年，麵對改朝換代的變革，錢鍾書夫婦最終選擇留在國內。楊絳說：“解放前，我們是讀過大量反蘇小說的。但我們不願遠走他鄉去當二等公民，仰洋人鼻息。我們愛祖國的語言文化，也不願用外文創作，所以在世局嬗變之際選擇留下。謠言傳說共產黨要‘殺四十五歲以上的知識分子’，憑常情可以否定，或隻算我們‘短命死矣’，不願離開父母之邦。這是實話實說。”“我們發現新中國並不像反蘇小說中所說的。我們既然隻求‘坐冷板’，端上‘金銀飯碗’生活無憂，有書可讀，還要求什麽呢？”（吳學昭《錢鍾書為什麽沒有被劃成右派》，《大公報》2010年11月7日）“我們如要逃跑，不是無路可走。”（《我們仨》，第122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其實早在1948年，香港大學就曾約錢鍾書去任文學院院長，1949年，教育部長杭立武邀他去台灣大學任教授，朱家驊許給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職位，牛津大學也約他去任Reader。但他們寧死都不願離開大陸這片故土，以最壞的打算留在國內，以最低的要求求生於新中國，所以結果往往使他們有“始願不及此”之感。 　　“有驚無險”的1957 　　1957年的春天，天氣異常。《顧頡剛日記》4月9日記：“今日仍大雪，北風頗厲，以清明後四日而有此，為我生所未見。氣候又降至零度下，如此倏寒倏暖，不知又病倒幾人！”（《顧頡剛日記》第八卷，第229頁，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京城裏病毒肆意，流感流行。 　　楊絳說，就在這個早春時節，錢鍾書被請到中南海，親耳聽到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他可能參加了3月份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當時多數知識分子都認為毛決定發動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號召鳴放是真心誠意的，感到很興奮。錢鍾書的好友傅雷參加完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後，在給國外的兒子傅聰的信中寫道：“此次會議，是黨內會議，黨外人一起參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我們黨外人士都暢所欲言，毫無顧忌，倒是黨內人還有些膽小”，“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速度恰當，間以適當的Pause，筆記無法傳達。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講話的邏輯都是隱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我的感覺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確是數十年的教育事業，我們既要耐心等待，又要友好鬥爭；自己也要時時刻刻求進步--所謂自我改造。”（《錢鍾書：20世紀的人文悲歌》，第552頁，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他的興奮、激動、虔誠溢於紙麵。毛的一席話就讓他對其頂禮膜拜，可見講話多麽具有煽動效應。即使如此，像錢鍾書這類知識分子，對形勢的認識仍保持了足夠的冷靜和保留。費孝通在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報》上發表《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寫出了當時這一部分知識分子的顧慮：“對百家爭鳴的方針不明白的人當然還有，怕是個圈套，搜集些思想情況，等又來個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明哲保身’‘不吃眼前虧’的思想還沒有全消的知識分子，想到了不鳴無妨，鳴了吃不定自討麻煩，結果是何必開口。”“早春天氣”，說出了許多人對形勢的看法，傳達了他們複雜的心緒，從一個側麵“標示當時一部分知識分子在社會政治潮流中所處的‘夾縫’位置，以及他們難以把握自身命運所必然產生的複雜的思慮。”（洪子誠《1956：百花時代》，第23-24頁，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初春時節，天寒料峭，錢鍾書心裏惦記著父親錢基博的病。這時冒著嚴寒，他來到武昌。對當時的社會政治情勢，他似有預料，在這一年寫下的《赴鄂道中》詩五首最後兩首中，他寫道： 　　奕棋轉燭事多端，飲水差知等暖寒。 　　如膜妄心應褪淨，夜來無夢過邯鄲。 　　駐車清曠小徘徊，隱隱遙空碾懣雷。 　　脫葉猶飛風不定，啼鳩忽噤雨將來。 　　楊絳說後兩首詩寄寓了錢鍾書對當時情形的感受。許景淵解讀後兩首詩說：“‘反右’之大潮即將到來，山雨欲來，風滿高樓，一時人心惴惴，詩中‘脫葉’‘啼鳩’句喻知識分子之心態也。‘邯鄲無夢’‘妄膜盡褪’則言先生胸懷高曠，超然物外，妄念全消，自不致再墮塵劫矣。足徵詩人穎悟，見微知著，故能擺脫塵煩，得非所謂機動心應者乎？”（許景淵《從錢鍾書先生學詩散記》，《記錢鍾書先生》第9頁）“脫葉”二句尤其形象地表現了“放”而將“收”前夕知識分子的惶惑心理。脫葉猶飛，風向未定；古人過此，尚有黃粱美夢可作，而他夜過邯鄲，正是入夢之時，卻早已妄心全息，如膜褪淨，連夢都沒有了……（吳忠匡《記錢鍾書先生》，《隨筆》1988年第4期）錢鍾書曾在1986年4月把這兩首詩寫贈與錢基博的學生吳忠匡，以紀念吳在“反右運動”裏的遭遇（1957年吳被補劃成右派）。 　　錢基博在1949年後，也選擇留在大陸，一直在武漢華中師範學院（即華中師範大學）就職。這位著作等身、深受尊重的國學大師，對新中國充滿了熱情和期望。1953年（67歲）開始，他身體轉差，說話有困難，不再去教室上課，而是在家幫助指導青年教師。1957年春，兒子錢鍾書再次來探望他時，他已病勢沉重。此前，錢鍾書每年寒暑假都會來武漢探望雙親。誰也沒料到，此番一別，父子竟成永訣。 　　4月，中共中央正式號召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文學所內立即組織號召鳴放。但錢鍾書並不“買賬”，依舊“咬緊牙關”。“我們認為號召的事，就是政治運動。我們對政治運動一貫地不理解。”（《我們仨》第135頁）“風和日暖，鳥語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經號召，我們就警惕了。上麵一再號召鳴放，四麵八方不斷動員催促，請客吃飯座談，鼓動鳴放。其中有我們的老相識，也有人是我們心目中的政客。幾位老相識還親自登門來敦勸我們鳴放；當初號召知識分子改造是他們，這會兒號召鳴放罵黨也是他們。我們兩個不鳴也不放，說話都正確。錢鍾書說：‘難得有一次運動不用隨聲附和。’”（吳學昭《錢鍾書為什麽沒有被劃成右派》，《大公報》2010年11月7日） 　　5月，他的叔叔錢孫卿正參加全國人大會議。當時有部分民主人士代表的座談會，錢孫卿十分猶豫是否要提意見，就召集在京親戚商議。大家意見紛紜，錢鍾書夫婦卻一言不發，隻是靜靜聽著。但在最後，錢鍾書很堅決地說：“根本就不要說。”（許大雄《我與〈圍城〉中的趙辛楣》，《文匯報》2010年9月11日） 　　就在“反右”開始之前，有出版社編輯來京向他組稿。他說，這幾年自己專注於翻譯，沒有創作，拿不出東西來支持出版社。即使被要求再版《圍城》，他也婉言拒絕。編輯對他說了一些“百花齊放”一類的話，“他呢，好像早拿定了注意，隻是微笑，總不點頭”。（劉金《已到春暖花開時》，《記錢鍾書先生》第206頁，大連出版社1995年） 　　錢鍾書從武漢回京後，“隻愁爹爹亂發議論”。（《我們仨》第136頁）沒想到擔心什麽來什麽。重病之中的錢基博被成功“引蛇出洞”。這一年，年屆古稀、身已患疾、擔任政協委員的錢基博，響應中共“鳴放”號召，抱著切實幫助執政黨整風的態度，“本著愛國愛黨愛民族的良好願望”，給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寫了一封後被人稱為“萬言書”的信。信中，他本著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敞開胸襟，提出了很多事關黨和國家建設大計的真知灼見。 　　6月，“反右”開始。錢鍾書的眾多師友和親屬紛紛落網。文學界的馮雪峰、周勃、陳湧、何直等相繼落馬。家人中錢孫卿、許景淵、錢鍾漢、錢鍾毅都被劃為“右派”，錢基博受到批判。 　　錢基博的“上書”震驚湖北省委。省委當即將這封信轉交中共華中師範學院黨委，要求學校組織對其批判。1957年夏，華師校園內開始出現揭發與批判錢基博的大字報。7月初，錢鍾書有“突擊任務外調工作”，未能請假探親。（羅厚《錢鍾書書劄書鈔續一》，《記錢鍾書先生》第329頁）在父親因言獲罪後，組織上派人來京就此事“征詢”他的意見，他回話說：“他年歲大了，你們認為該怎麽處理就怎麽處理吧。”（王武子《關於六“不”說之說》，《文匯讀書周報》2009年11月27日）雖不說饒其一劫，隻是提醒人家自己父親年事已高，何必追究；也深知大勢所在，難左右大局，露出不盡無奈。9月26日至29日，曆史係和中文係組織教師連續幾次對錢基博進行了批判。夏天過後，錢基博的病情急轉直下。1957年11月31日，在病痛的折磨下，在極度的壓抑與憂鬱中，錢基博溘然長逝。在這個批鬥的過程中，以及去世後，他是否被打成“右派”，在學者之間一直存在爭議。 　　文學研究所內形勢複雜，人心浮動，此時已展開了激烈的鳴放、辯論和批判，如從12月10日至27日，曆時17日，文學所內大小辯論會開了無數次，在所內形成了三大派別：係統派、當前派和並重派。這時錢鍾書的《宋詩選注》已脫稿，並在這一年發表了其中的十篇《宋代詩人短論》和《序言》，雖然他在1957年6月寫的《序言》中引用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該書照樣受到批判。後來他在香港版《宋詩選注》前言中說：“在當時學術界的大氣壓力下，我企圖識時務，守規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聰明，稍微別出心裁。結果就像在兩個凳子的間隙裏坐了個落空，或宋代常語所謂‘半間不架’。”餘英時認為“他不能不引幾句‘語錄’作擋箭牌。而他的征引的方式也實在輕描淡寫到了最大限度”。（《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文化昆侖》第207頁）其實這本書出版後受到很多人的好評，如上層胡喬木和周揚當時都有稱讚的話。好在小川環樹的評論，很快扭轉了批評的方向。          對於反右派運動，錢鍾書夫婦本以為是“人民內部矛盾”，不足為奇，直到運動結束，才知道右派的嚴重。據楊絳說，運動總結時，他們“很正確很誠實地”說，“對右派言論有共鳴”。（《我們仨》第136頁）不知此話對何人總結？在當時的特殊氣候下，以他兩人的個性，敢對組織承認右派言論嗎？ 　　總的來說，錢鍾書有驚無險的度過了1957年，並沒有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錢鍾書何以能逃過此劫 　　錢鍾書為什麽沒有被打成右派，與晚年楊絳關係密切的吳學昭曾撰有《錢鍾書為什麽沒有被劃成右派》一文，大量引述楊先生的文字（實際上就是轉達楊的觀點）。楊絳說： 　　“錢鍾書憑什麽應該是右派分子呀？1957年大鳴大放，他沒說一句錯話，說的全都正確，卻也不是違心之談，憑什麽該是右派呢？無非憑那份黑材料，認定他是‘全國最反動的知識分子’，還有別的理由嗎？”“我們也見到共產黨確為人民辦了好事。經過三反、思想改造運動，直以為人都變得沒有人性了，心上害怕。看了大字報，原來一點沒變。隻要知道人性未改，我們就很稱心。”“我們從未參加過‘大合唱’，鳴放也是‘大合唱’，這回是大合唱罵共產黨。我們不參與‘大合唱’，完全是自然的。”（類似表述亦見《我們仨》） 　　錢鍾書能避過“右派”的帽子，是不是對時事的認知有先見之明呢？楊絳也回答說：“哪有什麽先見之明。錢鍾書和我都‘脫離政治’，曆次運動都不積極。”“我們隻是‘不靠攏’，從來未表示過入黨之求。不愛開會，勉強應景。對一切運動存戒心。我們覺得政治運動總愛走極端，一切運動都運動過頭。”“多年後看到各種記載，聽到各種論說，才知道‘引蛇出洞’是經過長期策劃的手段，使我們想起來都後怕，對‘政治’更加悚然畏懼。所幸我們當時雖對右派言論思想上有種共鳴，卻沒有發表一言半語的右派言論，逃過了厄運。”（《錢鍾書為什麽沒有被劃成右派》） 　　在當時的大環境下，錢鍾書的不說確實保護了自己。解放後，他最明智之處也就在於，很多事他看在眼裏，思在心裏，絕不說、不寫，因為他知道，“禍從口出”。這和解放前比變化很大。吳學昭認為：“對政治誇誇其談，不是錢鍾書的風格。以錢先生對社會政治的極度清醒，對人間世態的深悉洞察，不論會上會下，談話絕不直接涉及政治。即使是學術討論，一旦牽入政治，錢先生即三緘其口，絕不發言。”“他說過：If we don‘t have freedom of speech，at least we have freedom of silience.多少年來，他保持沉默，不做頌聖詩，不做歌德式表態，但也謹言慎行，從不貿然就政治發表意見。”（吳學昭《聽楊絳談往事》，第276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 　　錢鍾書不說不代表沒有看法，也不是完全銷聲匿跡。文人士子，以文字筆墨曲筆含沙者並不少見，錢鍾書也不例外。李慎之回憶說，他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讀到《宋詩選注》時，曾為書中注語裏“偶爾爆發的狂言大語”而捏一把汗，還說喬冠華認為《宋詩選注》是“那年頭惟一可看的有個性的書”。（鄧紹基《斯世當以同懷視之--記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前輩學者之間的情誼》，《光明日報》2003年10月15日）這種曲筆言誌的寫法，在文革後推出的《管錐編》中更為常見。今者有人批評錢鍾書的“默默無言”，缺少“知識分子在現實生活中的道義和責任”，“沒看到與他地位相稱的擔當”。（蔣寅《在學術的邊緣上》，《錢鍾書評說七十年》第154頁，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年版）這是缺乏曆史體驗、嘩眾取寵、標新立異的無知妄語，他們恨不得所有人都像儲安平那樣，言人所不敢言。錢鍾書的不說，在當時的大氣候下是大智慧的表現，沒有洞悉政治本質的遠見，沒有堅守個人獨立人格的決心，是不可能做到的。其實錢鍾書“黑材料”中“汙蔑領袖著作”等言論，我想不是毫無來由的，它符合錢氏說話的風格。 　　錢鍾書自己分析，他能輕易逃過關，主要是他非共產黨員，從未出過風頭，罵過什麽人，捧過什麽人，所以也沒有什麽“劣跡”給人抓住。（夏誌清《重會錢鍾書紀實》，《記錢鍾書先生》第183頁）這顯然是書生看法。其實“反右”中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是無辜的，都沒有說錯什麽話，都沒有理由被劃為“右派”。僅僅因為自己的謹言慎行就能免於浩劫，這是天真的認識。在當時的大氣候下，已被傳聞說過“反動言論”的錢鍾書，能免於被劃為“右派”，應該不僅僅像楊絳說的這麽簡單。 　　除了謹言慎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錢鍾書的“毛選翻譯”、“外事翻譯”等身份，使其身罩保護傘。在1957年之前，“毛選翻譯”，“外事翻譯”，這些經曆一度讓海外盛傳他是毛澤東的英文秘書。錢鍾書曾對夏誌清苦笑著說，他非共產黨員，怎麽會有資格去當毛的秘書？（夏誌清《重會錢鍾書紀實》，《記錢鍾書先生》第180頁）海外之所以會有他擔任過毛的秘書的傳聞，據周恩來的秘書回憶，毛澤東、周恩來和胡喬木等中央高層都曾因外事顧問過錢鍾書。（陸緯《清華狂才子當代一鴻儒》，《文化昆侖》第256頁）有人說，錢鍾書翻譯毛選，“此事具有明顯而光榮的政治意義。不論錢、楊主觀上是否有不問政治、甚至有意疏遠政治、清高超脫的傾向，但這件事卻使得他們實際上進入了比較高層的政治領域”。（柳鳴九《君子之澤，潤物無聲--心目中的錢鍾書、楊絳》，《“翰林院”內外》第88頁，長江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 　　不僅如此，高層中的“二喬”（胡喬木、喬冠華）都是他的同學。夏誌清猜測說：“在大陸，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無福享受到’沉默的自由‘，錢自稱多少享受’沉默的自由‘，我想情形並不這樣簡單。很可能上麵有人包庇他，不讓當代第一博學鴻儒卷入無謂的鬥爭之中。”（《重會錢鍾書紀實》，《記錢鍾書先生》第183頁）尤其作為毛的秘書的胡喬木，從“文革”後他主動為錢鍾書分配房子一事，就能看出他對錢的重視。胡喬木直接負責了1950年和1951年的整風，毛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也是通過他的筆第一次公布於世的。1957年的運動前後，胡喬木都是緊緊迎合毛的思想，為運動推波助瀾的，他還不清楚這場運動的走向嗎？“文革”中曾與錢鍾書夫婦大打出手的林非、肖鳳夫婦撰文稱，在他們兩家打架之後的第二天，單位的領導就找他談話，“訓斥他怎麽敢跟大有後台的錢鍾書吵架，說是他已將我們告到他的一位聲勢顯赫的同學，當時是炙手可熱的一位高官那裏”；“這對夫婦用心真是凶狠，竟要搬動這麽大的後台來壓垮和摧毀我們”；“幸虧那位當時的高官與我們素不相識，無仇無怨，所以並未聽信一麵之詞，將林非置於死地”。（肖鳳《林非被打真相》，《作品與爭鳴》2000年第4期）但是楊絳似乎有意撇清他們與胡喬木的關係。《聽楊絳談往事》：“’文革‘前，胡喬木對錢鍾書比較冷淡，而’文革‘後卻十分親厚，關心照顧，先後判若兩人。錢鍾書也不明白什麽緣故。”（《聽楊絳談往事》第314頁）揣測“二喬”在錢鍾書1957年命運中的影響，這種世俗的眼光，也許是對他的不敬，但很多事在特殊環境下是撇不了關係的。 　　“反右”從開始到尾聲，錢鍾書目睹了知識分子之間相互揭發、甚至詆毀的醜態，看清了人與人之間的提防、冷漠。可他對在“反右”中受傷害的人與迫害他人的人態度非常鮮明，是非分辨得很清楚，從未失卻自己一貫做人的本心。鄭朝宗1957年因言獲咎，困頓三年。錢鍾書聽到他“歸隊”的消息後，第一個寫信給他表示關懷，囑咐他要讀書養氣，勿因受挫而從此消沉。（鄭朝宗《懷舊》，《不一樣的記憶》第115頁）蕭乾1958年被錯劃為“右派”，被送到柏各莊農場勞動。一次回京，路遇錢鍾書，錢熱情地和他打招呼，並在熙熙攘攘的北京街頭與之交談一刻鍾。文潔若說，那年月要是讓哪個急於立功的“積極分子”撞見了，馬上就會給匯報到人事部門去，成為日後挨整的資料，然而錢鍾書先生好像什麽事也沒發生。（文潔若《與錢鍾書先生邂逅街頭》，《北京晚報》1999年1月5日）同樣是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的吳興華，那時也是有意回避親友，以免連累別人，但錢鍾書見麵還是主動和他打招呼，態度一如既往，並無敬鬼神而遠之的意思。（謝蔚英《和錢鍾書做鄰居的日子》，《北京晚報》1999年2月26日）而在1979年出訪美國時，有人談起吳晗一家的悲慘遭遇，錢鍾書忽然對著費孝通說：“你記得嗎？吳晗在1957年’反右‘時期整起別人來不也一樣地無情得很嗎？”（餘英時《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文化昆侖》第208頁）他對知識分子之間的相互傾軋深惡痛絕，這一點與乃父錢基博有相似之處。胡誌德分析說：“錢氏認為，就文人打破社會等級和背叛自己階級地位所達到的程度而言，他們知識分子間的互相斥責，甚於國家在他們的不利處境中起的作用。依錢氏看來，最大的罪過就是trahhison des clercs，即知識分子互相出賣。”（《錢鍾書》第14頁） 　　1957年過去了，顧頡剛在年終日記中寫道：“1957年逝矣。此一年中，蘇聯貢獻最多，有人造衛星，有星際火箭，有北極破冰船，又有利用太陽能之發現。中國方麵，以完成長江大橋為最顯著之成功，而發動反右派鬥爭，使人知物質建設必須賴思想改造，不能站在中間路線，亦促進覺悟之大事，有劃時代之意義者也。”（《顧頡剛日記》第八卷，第359頁）言語間依然無覺醒之意。如果說意義，這一年在中共執政以後的政治轉型過程中無疑具有標誌意義，讓中國知識分子實實在在經曆了一次心靈與肉體的考驗。但對於錢鍾書以及中國多數知識分子來說，“反右”還隻是一場悲劇的開始，還有一場更大的文化浩劫在不遠的前方。

來源: 《中華讀書報》 | 來源日期：2013年01月16日 | 責任編輯：西尼

 

[偶燈斯陋]

錢應該早就領教過紅色檄文的滋味，楊絳的三姑母楊蔭榆任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時因反對學生參與政治，遭到魯迅等人的筆墨殺伐，所以錢的身上有了抗病的疫苗，不會輕易的爆發小資狂熱，參與鳴放，成為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