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麵對改朝換代的變革,錢鍾書夫婦最終選擇留在國內。楊絳說:“解放前,我們是讀過大量反蘇小說的。但我們不願遠走他鄉去當二等公民,仰洋人鼻息。我們愛祖國的語言文化,也不願用外文創作,所以在世局嬗變之際選擇留下。謠言傳說共產黨要‘殺四十五歲以上的知識分子’,憑常情可以否定,或隻算我們‘短命死矣’,不願離開父母之邦。這是實話實說。”“我們發現新中國並不像反蘇小說中所說的。我們既然隻求‘坐冷板’,端上‘金銀飯碗’生活無憂,有書可讀,還要求什麽呢?”(吳學昭《錢鍾書為什麽沒有被劃成右派》,《大公報》2010年11月7日)“我們如要逃跑,不是無路可走。”(《我們仨》,第122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其實早在1948年,香港大學就曾約錢鍾書去任文學院院長,1949年,教育部長杭立武邀他去台灣大學任教授,朱家驊許給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職位,牛津大學也約他去任Reader。但他們寧死都不願離開大陸這片故土,以最壞的打算留在國內,以最低的要求求生於新中國,所以結果往往使他們有“始願不及此”之感。 “有驚無險”的1957 1957年的春天,天氣異常。《顧頡剛日記》4月9日記:“今日仍大雪,北風頗厲,以清明後四日而有此,為我生所未見。氣候又降至零度下,如此倏寒倏暖,不知又病倒幾人!”(《顧頡剛日記》第八卷,第229頁,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京城裏病毒肆意,流感流行。 楊絳說,就在這個早春時節,錢鍾書被請到中南海,親耳聽到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他可能參加了3月份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當時多數知識分子都認為毛決定發動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號召鳴放是真心誠意的,感到很興奮。錢鍾書的好友傅雷參加完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後,在給國外的兒子傅聰的信中寫道:“此次會議,是黨內會議,黨外人一起參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我們黨外人士都暢所欲言,毫無顧忌,倒是黨內人還有些膽小”,“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速度恰當,間以適當的Pause,筆記無法傳達。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講話的邏輯都是隱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我的感覺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確是數十年的教育事業,我們既要耐心等待,又要友好鬥爭;自己也要時時刻刻求進步--所謂自我改造。”(《錢鍾書:20世紀的人文悲歌》,第552頁,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他的興奮、激動、虔誠溢於紙麵。毛的一席話就讓他對其頂禮膜拜,可見講話多麽具有煽動效應。即使如此,像錢鍾書這類知識分子,對形勢的認識仍保持了足夠的冷靜和保留。費孝通在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報》上發表《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寫出了當時這一部分知識分子的顧慮:“對百家爭鳴的方針不明白的人當然還有,怕是個圈套,搜集些思想情況,等又來個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明哲保身’‘不吃眼前虧’的思想還沒有全消的知識分子,想到了不鳴無妨,鳴了吃不定自討麻煩,結果是何必開口。”“早春天氣”,說出了許多人對形勢的看法,傳達了他們複雜的心緒,從一個側麵“標示當時一部分知識分子在社會政治潮流中所處的‘夾縫’位置,以及他們難以把握自身命運所必然產生的複雜的思慮。”(洪子誠《1956:百花時代》,第23-24頁,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初春時節,天寒料峭,錢鍾書心裏惦記著父親錢基博的病。這時冒著嚴寒,他來到武昌。對當時的社會政治情勢,他似有預料,在這一年寫下的《赴鄂道中》詩五首最後兩首中,他寫道: 奕棋轉燭事多端,飲水差知等暖寒。 如膜妄心應褪淨,夜來無夢過邯鄲。 駐車清曠小徘徊,隱隱遙空碾懣雷。 脫葉猶飛風不定,啼鳩忽噤雨將來。 楊絳說後兩首詩寄寓了錢鍾書對當時情形的感受。許景淵解讀後兩首詩說:“‘反右’之大潮即將到來,山雨欲來,風滿高樓,一時人心惴惴,詩中‘脫葉’‘啼鳩’句喻知識分子之心態也。‘邯鄲無夢’‘妄膜盡褪’則言先生胸懷高曠,超然物外,妄念全消,自不致再墮塵劫矣。足徵詩人穎悟,見微知著,故能擺脫塵煩,得非所謂機動心應者乎?”(許景淵《從錢鍾書先生學詩散記》,《記錢鍾書先生》第9頁)“脫葉”二句尤其形象地表現了“放”而將“收”前夕知識分子的惶惑心理。脫葉猶飛,風向未定;古人過此,尚有黃粱美夢可作,而他夜過邯鄲,正是入夢之時,卻早已妄心全息,如膜褪淨,連夢都沒有了……(吳忠匡《記錢鍾書先生》,《隨筆》1988年第4期)錢鍾書曾在1986年4月把這兩首詩寫贈與錢基博的學生吳忠匡,以紀念吳在“反右運動”裏的遭遇(1957年吳被補劃成右派)。 錢基博在1949年後,也選擇留在大陸,一直在武漢華中師範學院(即華中師範大學)就職。這位著作等身、深受尊重的國學大師,對新中國充滿了熱情和期望。1953年(67歲)開始,他身體轉差,說話有困難,不再去教室上課,而是在家幫助指導青年教師。1957年春,兒子錢鍾書再次來探望他時,他已病勢沉重。此前,錢鍾書每年寒暑假都會來武漢探望雙親。誰也沒料到,此番一別,父子竟成永訣。 4月,中共中央正式號召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文學所內立即組織號召鳴放。但錢鍾書並不“買賬”,依舊“咬緊牙關”。“我們認為號召的事,就是政治運動。我們對政治運動一貫地不理解。”(《我們仨》第135頁)“風和日暖,鳥語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經號召,我們就警惕了。上麵一再號召鳴放,四麵八方不斷動員催促,請客吃飯座談,鼓動鳴放。其中有我們的老相識,也有人是我們心目中的政客。幾位老相識還親自登門來敦勸我們鳴放;當初號召知識分子改造是他們,這會兒號召鳴放罵黨也是他們。我們兩個不鳴也不放,說話都正確。錢鍾書說:‘難得有一次運動不用隨聲附和。’”(吳學昭《錢鍾書為什麽沒有被劃成右派》,《大公報》2010年11月7日) 5月,他的叔叔錢孫卿正參加全國人大會議。當時有部分民主人士代表的座談會,錢孫卿十分猶豫是否要提意見,就召集在京親戚商議。大家意見紛紜,錢鍾書夫婦卻一言不發,隻是靜靜聽著。但在最後,錢鍾書很堅決地說:“根本就不要說。”(許大雄《我與〈圍城〉中的趙辛楣》,《文匯報》2010年9月11日) 就在“反右”開始之前,有出版社編輯來京向他組稿。他說,這幾年自己專注於翻譯,沒有創作,拿不出東西來支持出版社。即使被要求再版《圍城》,他也婉言拒絕。編輯對他說了一些“百花齊放”一類的話,“他呢,好像早拿定了注意,隻是微笑,總不點頭”。(劉金《已到春暖花開時》,《記錢鍾書先生》第206頁,大連出版社1995年) 錢鍾書從武漢回京後,“隻愁爹爹亂發議論”。(《我們仨》第136頁)沒想到擔心什麽來什麽。重病之中的錢基博被成功“引蛇出洞”。這一年,年屆古稀、身已患疾、擔任政協委員的錢基博,響應中共“鳴放”號召,抱著切實幫助執政黨整風的態度,“本著愛國愛黨愛民族的良好願望”,給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寫了一封後被人稱為“萬言書”的信。信中,他本著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敞開胸襟,提出了很多事關黨和國家建設大計的真知灼見。 6月,“反右”開始。錢鍾書的眾多師友和親屬紛紛落網。文學界的馮雪峰、周勃、陳湧、何直等相繼落馬。家人中錢孫卿、許景淵、錢鍾漢、錢鍾毅都被劃為“右派”,錢基博受到批判。 錢基博的“上書”震驚湖北省委。省委當即將這封信轉交中共華中師範學院黨委,要求學校組織對其批判。1957年夏,華師校園內開始出現揭發與批判錢基博的大字報。7月初,錢鍾書有“突擊任務外調工作”,未能請假探親。(羅厚《錢鍾書書劄書鈔續一》,《記錢鍾書先生》第329頁)在父親因言獲罪後,組織上派人來京就此事“征詢”他的意見,他回話說:“他年歲大了,你們認為該怎麽處理就怎麽處理吧。”(王武子《關於六“不”說之說》,《文匯讀書周報》2009年11月27日)雖不說饒其一劫,隻是提醒人家自己父親年事已高,何必追究;也深知大勢所在,難左右大局,露出不盡無奈。9月26日至29日,曆史係和中文係組織教師連續幾次對錢基博進行了批判。夏天過後,錢基博的病情急轉直下。1957年11月31日,在病痛的折磨下,在極度的壓抑與憂鬱中,錢基博溘然長逝。在這個批鬥的過程中,以及去世後,他是否被打成“右派”,在學者之間一直存在爭議。 文學研究所內形勢複雜,人心浮動,此時已展開了激烈的鳴放、辯論和批判,如從12月10日至27日,曆時17日,文學所內大小辯論會開了無數次,在所內形成了三大派別:係統派、當前派和並重派。這時錢鍾書的《宋詩選注》已脫稿,並在這一年發表了其中的十篇《宋代詩人短論》和《序言》,雖然他在1957年6月寫的《序言》中引用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該書照樣受到批判。後來他在香港版《宋詩選注》前言中說:“在當時學術界的大氣壓力下,我企圖識時務,守規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聰明,稍微別出心裁。結果就像在兩個凳子的間隙裏坐了個落空,或宋代常語所謂‘半間不架’。”餘英時認為“他不能不引幾句‘語錄’作擋箭牌。而他的征引的方式也實在輕描淡寫到了最大限度”。(《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文化昆侖》第207頁)其實這本書出版後受到很多人的好評,如上層胡喬木和周揚當時都有稱讚的話。好在小川環樹的評論,很快扭轉了批評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