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時空
學習曆史，學習哲學，學習宗教，認清時事，感悟真理，與時俱進，定位人生，追求健康，淨化心靈，高尚道德，養生長壽
正文
一、無所事事愁容滿麵
文化革命顛倒了黑白和是非，對龍誌一個最大的挑戰是他教育三個兒子的正確性和權威性。文革之前，鑒於他自己成長的曆史教訓，龍誌對孩子們的學習成長關懷備至，抓的非常之緊。常常用自己的“個人奮鬥，成名成家”的故事來教育他們牢記“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的儒家成才思想，以及牢固樹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抱負。
那些傳統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和“學而優則仕”的教育方式正是文革針鋒相對，嚴肅批判的所謂“隻專不紅”的白專道路。從1966年夏天開始，全國所有大中小學都開始陸陸續續“停課鬧革命”。除了小學生之外，大部分在校的大、中學生都再也沒有機會回到課堂中上課。個別幸運的中學生後來有機會成了“工農兵”學員，還有的直到1977年恢複高考後才回到課堂。對於絕大部分學生來講，他們的那次失學造成了終生遺憾，因為那一刻就是與學校課堂教育的永別。
那時整個社會都在文革初期流行 “革命造反”和“紅衛兵”，到文革中後期崇尚“解放軍”和“工人階級”，非常鄙視批判“文化知識”和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甚至被冠以“臭老九”的惡名，其實，我國曆史上僅僅有元朝這個外來民族在統治漢族後廢除了科舉製，而且依具職業的性質，把臣民劃分為十個等級：
一、官（政府官員）
二、吏（不能擢升為官員的政府雇員）
三、僧（佛教僧侶）
四、道（道教道士）
五、醫（醫生）
六、工（工程技術人員）
七、匠（低級手工技術人員）
八、娼（妓女）
九、儒（知識分子）
十、丐（乞丐）。
一、官（政府官員）
二、吏（不能擢升為官員的政府雇員）
三、僧（佛教僧侶）
四、道（道教道士）
五、醫（醫生）
六、工（工程技術人員）
七、匠（低級手工技術人員）
八、娼（妓女）
九、儒（知識分子）
十、丐（乞丐）。
為了在精神上和文化上統治漢人，一向在中國傳統社會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識分子，在元朝竟然被劃分到社會的最底層，比儒家所最卑視的娼妓都不如，僅隻稍稍勝過乞丐。然而，知識分子在文革中的境遇，甚至比元朝時期還低，因為在前麵還有一個“臭”字。何況龍誌作為留美歸國的“反動學術權威”，是學校裏“臭老九”的代表，更是“罪加一等，臭不可聞”了。
當龍誌看到自己的三個孩子在文化革命中經年累月無心向學，荒廢學業，參加運動，無所事事，日複一日，年複一年，白白浪費“一寸光陰一寸金”求知學習的黃金歲月和大好年華。聯想到自己年輕時曾經被迫失學三年，走過類似彎路，但也沒有達到如此荒謬，如此規模，如此漫長。他心急如焚，痛心疾首，經常在勞改回家後勸阻孩子們，要他們學習知識本領，哪怕學些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長。勞動之餘，疲憊不堪的龍誌常常半坐在躺椅子上一言不發，愁容滿麵，痛苦地凝視著兒子們整天不務正業，無所事事，進進出出，意思說你們這樣下去“咋個辦耶？”（怎麽辦）。當時他的兒子們並不十分理解父親的勸告，也不以為然。心想您老讀了一輩子的書，甚至到美國留學，得到如此被批判下場，而且株連到我們。為什麽要求我們和您那樣去讀書呢? 難道希望我們將來得到和你同樣的下場？所以對龍誌的教誨熟視無睹，置若罔聞。可憐的龍誌，在外麵受到批判，受盡了侮辱和歧視，在家裏也不能將他的見解點破，多次欲言而止，沒有話語權。
孩子們當時的最大願望就是能夠當個工人，做一個光榮的“領導一切”的工人階級一員，改變自己的家庭成份。因為那時糧食限量供應（成人一月28斤，其中隻有6-7斤白麵，其餘都是玉米麵，紅麵，小米等粗糧），副食品豬肉（每月半斤）、蛋（每月半斤）、油都（每月3兩），白糖（每月半斤）憑票，非常緊俏，物資非常匱乏。因為所有的年輕人常常餓肚子，除了過年，甚至沒有吃過一頓饅頭豬肉飽飯，龍誌的三兒子文燦甚至產生了找個餐館做飯的“大師傅”的工作的強烈願望，至少可以“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當然，當時整個社會並不知道吃到“腦滿腸肥”是一件不好的事，反而非常羨慕當年為數不多的“胖人”和他們所從事的那個“隨便吃饅頭，隨便吃豬頭肉、過油肉”的職業。
由於父親屬於政治曆史問題未定案（美國特務嫌疑），受到株連，多次招兵招工，甚至煤礦，磚廠，建築公司都與他們無緣。在太穀上山下鄉插隊之前，臨汾建築公司當時在太穀縣招工還有20個名額沒有完成。招工代表童師傅看到文煥文燦兩兄弟身強力壯，很願意要他們，但是因為政治審查無法通過。童師傅甚至要求到農學院政工組去查看他們父親龍誌的檔案，遭到拒絕。
童師傅最後對文煥講：“你父親若是現行反革命，昨天槍斃定了案，我今天都要你們。看農學院給你們兄弟出的政審材料：其父XXX，美國嫌疑特務；其母XXX，曆史不清。你父親的問題永遠搞不清。但是如果能讓我看看你父親的檔案，就可以要你倆。”
那時文煥和文燦覺得世界如此之大竟然沒有他們兩個20多歲，身強力壯的年輕人的立足之地，不勝沮喪。文煥與招工師傅談完話後，回到家裏對天哀歎：“老天爺，給我們一條活路吧！” 不巧被隔壁的父親龍誌聽見了，龍誌告訴文煥，聽見他的話刺得心痛。文燦甚至想到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還有科舉製，普通百姓還可以通過“十年寒窗”達到自己改變地位的目的，至少還有出頭的盼望和個人奮鬥的途徑。偉大毛主席之能夠寫出氣勢磅礴的詩篇和五卷雄文，也是和他在長沙湘鄉駐省中學和湖南省立師範學校所接受的正規教育有關。而現在做為“黑五類”子女，受到“無產階級專政”株連，搞得走投無路，處處碰壁，在家閑置，不僅沒有上學讀書的權利，甚至連當個工人的權利也沒有。也不知道曆史是進步了，還是倒退了。
當然他也萬萬不敢“反抗”，隻是自己剃了個光頭，甚至幻想自己能夠休克上幾年，等那段窒息的政治壓力過去後再蘇醒過來，能夠和其他人一樣找個工人的工作，過上正常年輕人的生活。
他們兄弟和其他“牛鬼蛇神”子女一樣，等到後來，隻能集體上山下鄉插隊。太穀縣於1970年9月開始動員那些沒有找到工作的“待業青年”到農村插隊。學校一共有30多位子弟被發送到50裏外的範村公社插隊，範村公社在太穀縣屬於比較偏遠落後的地區。因為農學院是“臭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那時代大學不招生，教授在社會上也沒有地位，他們的子女也在太穀縣受到“特殊照顧”，被分配到比較艱苦的地方勞動鍛煉。
文煥和文燦插隊那天，1970年10月7日，龍誌在繁忙勞動改造之中還不辭勞苦，步行到5裏外的太穀縣燈光球場歡送會場，默默送行，兒子們竟然渾然不知，是多年後看了他的日記才知道的[2]。處於龍誌當時的地位，他這樣低調也可以理解。龍誌知道兒子們受他的株連，但真誠希望他們改變成份，成為勞動人民的一員，不要世世代代株連下去。
插隊後，龍誌多次去信鼓勵兒子們嚴格要求自己，要向貧下中農學習，艱苦樸素，吃苦耐勞。在他看來，年輕人不吃點苦，就不知道什麽是甜。但是，他內心深處真正的希望還是他們能夠繼續讀書，走他過去走過的道路，鼓勵他們“自己為自己創造前途”，掌握知識本領，將來為國家所用。這個思想在當時“讀書無用”，甚至“知識越多越反動”的主流意識形態下不僅是“膽大妄為”，甚至是“冒天下之大不韙”。雖然文化革命讓他這個讀書人因為自己選擇的“科教救國”的道路而遭受批判，甚至飽受肉體和精神的摧殘和迫害，他對年輕人求知讀書的教誨的初衷卻還是那樣地執著，一如既往，他的信心和智慧的確是高瞻遠矚，不同凡響。為當時走投無路，一籌莫展的兒子們指出了一條自強不息的自救道路。但是，他的兒子們並沒有馬上理解，立刻接受龍誌的勸告。
文煥和文燦插隊後基本上沒有受到農民兄弟的特別歧視，反而受到同情和憐憫。因為他們積極肯幹，在插隊後不久，文燦便在知青點第一個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而8個月後，文燦便被推薦到了太穀油刷社當學徒工。雖然工作理想，卻是一份離家近，有技術的工作。不久文煥也在離家50裏的太穀範村電機廠當了翻砂學徒工，工資都是18元，同屬太穀縣手管局下屬的單位。雖然都找到了工人的工作，但是屬於地位低下的集體所有製“手工業單位”，和全民所有製的“國營單位”還有本質的區別。不僅工資低，待遇差，而且工作時間長，工作條件、規模、技術、設備都是二、三流的，一般人都不願意去。但對於饑不擇食的“牛鬼蛇神”的子女來說，人家不嫌棄你就不錯了。當然，也確實有政治條件更差的青年未被錄取。
平心而論，應該感恩那些單位不嫌棄他們的“家庭出身”，使他們能有那樣的機會脫離了農村，回到了父母身邊。也正是在勉強當了手工業工人後，作為“工人階級”的一員，兒子們才對父親龍誌苦苦勸學有了更加切身感受和深入理解，才有了後來發奮自學成才的條件和機會。
不到20歲的文燦1971年一開始工作是在太穀縣油刷社學徒工，不久被派到位於太穀縣東門外的農學院工地工作。他每天穿一身渾身油漆的衣服，在自己長大的校園裏，手提油漆桶，在校園裏東家進，西家出，油漆粉刷，家喻戶曉，以至多年之後，人們還記得“張龍誌的三兒子是個油刷工”，文燦覺得抬不起頭來。
曆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此時的文燦竟然和當年在銘賢中學打工時的龍誌同齡，又在同一個校園裏，不過中間隔了40年時間。所不同的是龍誌當年雖然打工，但工作和學習目標明確。而文燦則是一片茫然，一頭霧水，還需要在工作中慢慢感悟，定位人生目標，尋找人生道路。
“磨難可勵誌”。作為油漆工在社會底層掙紮，又加上“狗崽子”的家庭身份，文燦慢慢開始領悟到自己不學無術，無力服務社會。因地位低下，甚至在到了談戀愛的年齡，沒有一個女孩子正眼看他一眼。才逐步理解父親龍誌苦苦勸學的一片苦心和美意。雖然父親被批判走“白專道路”，人家好歹還是“留美教授”。四十年之前，在父親20歲時，人家步行千裏到銘賢學校，就在同一個校園裏，做過掃地工，後來在發電廠加油，人家打工的目的是為了求學。自己打工的目的是什麽？他想到自己初中還沒有畢業就被迫失學，無法立足社會，隻能出賣勞力，實際上連“白專”也不是，如何才能在手工業單位熬出頭呢？如果不求知上學，一輩子的最高目標就是一個普通“匠人師傅”，也不會有什麽大的出息。左思右想，文燦借用《水滸》中梁山好漢常說的一句話，自歎道：“今生今世終不成隻這般休了！”
忙於流連輾轉於不同的油漆工地，每天爬上爬下的文燦才終於感悟到，如果每天不用上班，能夠在學校一心一意，專心致誌讀書學習，那是多麽一件不可奢求的幸福和愉快的機會。而自己在文革初期“停課鬧革命”時，曾經與其他同學一起歡呼雀躍，那是多麽愚昧無知。他甚至有了辭職不幹，返回去重新上高中的想法。但是那時實際上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高中。太穀縣正規重點高中也縮短了學製，把過去3年的學製縮短為2年，還增加了許多學工和學農的內容。農學院子弟學校本來是間小學，那時縮短學製，文化革命中間順便上馬，就變成了個“戴帽高中”。教師，教材和設備也達不到文革以前高中水平。在當時“讀書無用”的形勢下，學製短，教材差，師資水平低。學生無心學習，教師無心上課，學生們都在混日子，等待畢業後找個工作或者插隊。自己也沒有必要丟掉工作去插班比自己小3-4歲的小孩堆裏去重新學習高中數理化。其實，此時文燦麵臨的是求學無門的形勢。
“求人不如求己”，文燦痛定思痛，耳邊響起了父親常常教導的一句話“努力學習，自己為自己創造前途！”。他突然感悟，決心自學，不顧同學的諷刺挖苦和大形勢的宣傳和批判，開始反叛。
說幹就幹，他偷偷把家裏文化革命以前的初中，高中的幾何，三角，函數，代數，解析幾何，物理，化學，英語書籍找出來自學。反反複複一章一節地學習課文，學習例題，一道道地解作業題，一個個地背誦英語單詞。溫故而知新，那些書本知識讓他感到仿佛回到了久違的中學課堂，回到了可愛的老師身邊。感到了抓住青春時機的黃金歲月，學習知識，自身提高的充實和欣慰。
1972年，通過龍誌老同事冀一倫先生太太王雅芬的關係，認識了太穀手工業局局長陳有福，他愛人羅玉珍是母親桂琴的四川老鄉，終於把老二文煥從50華裏外的範村電機廠調回太穀農機廠。文煥回到太穀不久之後，文燦告訴文煥 “我們隻有走父親安排的‘窮則思變’一條路，別無選擇”，文煥心領神會，也加入了自學行列。文煥腦子聰明靈活，解題方法簡便，兩個“打虎親兄弟”從文革插隊起就同命相連，相依為命，現在又互相鼓勵自學，互相幫助，共同進步，其樂融融。
父親龍誌多年愁容滿麵的臉上開始有了點笑容，他老人家看在眼裏，喜在心頭。一向勤儉節約，膽小怕事的他破例為孩子們買了半導體收音機，甚至暗暗大膽鼓勵他們收聽《美國之音》，學習“英語900句”，那在當時屬於”偷聽敵台”罪。一天龍誌從豬場回來時手抱三本老版《簡明英漢詞典》送給三個兒子，樂嗬嗬地說這書解禁了。龍誌千方百計為孩子們創造學習條件。一再和他的老朋友陸智良、冀一倫、陳經綱、郭定成、江家成先生打招呼，幫助孩子們學習數理化和英文。幾年之後，他們基本上靠自學學完了高中數理化課程，甚至學習了大學的《微積分》，英文的口語和閱讀也取得了進步。
雖然表麵上看，龍誌的孩子們當時找到的幾乎是同代人中最差的工作。但是他們卻在青春金華歲月裏有意外收獲：
1）得到了父親自學成才的“指點迷津”，鼓勵、鞭策、監督和鼎力相助
2）得到了社會這個大課堂的無私教育，在社會最底層學習磨練，待人待物變得謙虛謹慎，畢恭畢敬
3）得到了自學成才的學習動力 ，及時利用了“一寸光陰一寸金”的大好年華
4）得到了山西農學院得天獨厚的學習環境。
不能不說他們當時得到了上蒼“天時，地利，人和”最大的“恩賜”，實際上在同代人中屬於最大的幸運。因為幾年之後，形勢變化，恢複高考，他們都如願以償地上了大學。
所以，“磨難是恩典，是財富”，吃苦未嚐不是一件好事，事物自然有其“相反相成”和“置於死地而後生”的屬性。
原銘賢學院司庫，工商管理係教授劉惠之先生的夫人，太原五中名師 洛敘英在“緬懷龍誌”中回憶道:“他不僅善於幫助朋友，更善於教育晚輩。當四人幫的“讀書無用論”汙染著人們的靈魂的時候，他卻始終堅信“知識就是力量”，堅信科學在建設祖國中的重要作用。他用了一個巧妙的教育方法激勵孩子們認真讀書。記得他親口告訴我這樣一件事：一天，他把他所有的書放在平車上對孩子們說：“這些書對我沒有什麽用了，我要把它們賣掉。如果你們覺得可惜，覺得還想看看，那我就留下。”孩子們領悟了他的意思，堅決要求爸爸留下這些寶貴的財富，並從此認真自學起來（那時高考未恢複）。”
從1973年開始，全國的大學在停止召生6年之後，開始在農村和工廠招收推薦的工農兵學員。於是想辦法讓文煥、文燦兩個兒子推薦上大學便是改變孩子們“手工業單位”命運的手段和渠道。而龍誌從孩子們很小開始，多年來最大的願望也是讓他們上大學，因為他教了一輩子大學，所以希望自己的兒子也有些機會上大學。這種想法本來是很正常的，但是在當時許多人認為是白日做夢，異想天開，因為文革本身就是要結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的現象，難道你們這些知識分子子女還妄想“奪回”被無產階級占領的教育陣地？
老大文炳文革前曾經考上榆次經緯紡織技校，龍誌為了讓他將來能夠上大學而與一個願意上技校的農村女生交換，讓他轉到太穀中學讀高中，文革中文炳和全家曾經懊喪不已。後來在父親龍誌的幫助下，文革中間勉勉強強上了個山西畜牧學校中專，並且留校做了教師，這已經是很大的恩典了。因為那時知識分子地位很低，大部分人對於求知上學是比較鄙視的，甚至取笑文炳的選擇。在學校裏工作地位也不高，當一個“臭老九”，也不是什麽令人羨慕的工作。當然龍誌的遠見卓識是當時一般人難以理解的。
鑒於孩子們的就業情況，1973-1974年間，不顧當時的“大氣候”，爭取為文煥，文燦他們兄弟推薦上大學便成了龍誌和全家全力以赴的頭等大事。桂琴聽說太穀縣手工業局局長陳有福愛人羅玉珍希望飼養下蛋來杭母雞，便特意在農學院買了一批種蛋，實驗采用那時最新的“水缸孵小雞”的技術，連續21天，每天幾次不斷給水缸添加熱水換取冷水，保持溫度。竟然成功孵出20多隻活蹦亂跳的來杭雞。那批小雞終於安全出殼了，而桂琴由於日以繼夜，操勞辛苦，人也瘦了許多，幾乎像大病了一場。小雞送到了陳家後沒過多久，便都夭折了。也許不會精心飼養，也許來的太容易了。“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啊！
雖然全家竭盡全力“拉關係”，畢竟知識分子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都很低，作為名牌大學畢業又留學美國的大學教授和科學家，一生清清白白、堂堂正正的龍誌顯然一輩子不曾擅長也不齒於搞請客送禮“拉關係”那一套。所以他的幾個兒子也都一直沒有上成大學。
到1974年招生則完全取消了文化考試，文煥經過全家上上下下努力，總算被農機廠和太穀手工業局推薦到縣招生辦公室，因為與農大的另外一位縣裏後門較硬的子弟發生了競爭，終於由於“政治審查”被卡下來。
發榜那天，龍誌正好在太原參加文革之首次“華北地區養豬會議”。桂琴聽到文煥落榜消息後憤憤不平，連續派老大文炳和老三文燦到太原去找龍誌報告情況，想想辦法。
兄弟們先後到達太原市小店招待所找到父親龍誌。他老人家剛剛被會議軍代表發現“老積極分子”，被破例特殊批準上台做了科學養豬和思想改造的報告。龍誌聽到情況後反應比較平靜，也沒有說什麽，其實他也不知所措。 經過和幾位“有頭腦，有辦法”的學生商量，決定直接找省委領導申訴。這也是我們所知道的龍誌一輩子第一次為個人私事“告狀”。也確實難為了他老人家，不是為了兒子，老實忠厚的他絕對不會向領導開口。第二天他們一行三人到省委大院去找和他有多年交情的老朋友山西省委第一書記王謙。他們已經近10多年沒有見麵，王謙在汽車裏卻一眼認出了劫後餘生，變得非常“蒼老多病”的龍誌，王書記熱情地將他們父子三人迎到家裏，請龍誌抽當時緊缺的1毛8分錢一盒的阿爾巴尼亞煙。一番寒暄了解情況之後，龍誌的話不多，僅僅說：“我教了一輩子大學，也希望我的兒子能夠有上大學的機會”。王謙書記打電話把他們介紹給龍誌的銘賢校友，分管文教工作的王大任副書記處理。於是他們一行又走到到了住在附近的王大任家裏。聽完他們匯報，王大任後來親自寫信到晉中招生辦公室處理。招辦於是派人下來到太穀招生辦公室、縣手管局和農機廠開會調查。結果雖然驚動了省委合各級領導，文煥還是因為沒有經過縣裏政審和推薦手續，不但沒有上成大學，而且把縣文教局也得罪了。那位競爭對手也沒有上成，據說還給周總理寫信告狀。雖然文煥的文化水平比那位對手高出很多，但是當時“推薦”的招生製度沒有客觀標準，完全是靠領導“評議”。因為雙方都是知識分子後代，不是當時提倡“工農兵和革命幹部”，最終結局是兩敗俱傷。那是知識分子子女的時代悲劇。
據後來內部了解情況，文煥沒有被推薦的問題還是出在政治審查上。雖然經過清理階級隊伍，龍誌當時已經定案處理，曆史上又沒有參加過任何反動黨團組織，家庭出身也是“自由職業者”（不是剝削階級），可以說本人和家庭都沒有什麽政治曆史問題。問題卻出在母親桂琴的社會關係上，前已述及，她三哥曾朝彬曾經被在1951年鎮反運動 中作為“惡霸”鎮壓。文化革命中更是舊賬重提，成為一個重要家庭“曆史”問題，足以株連九族，造成家人和親戚朋友政治審查無法過關。
這樣，農學院雖然沒有辦法證明龍誌的政治曆史問題，卻拿桂琴的社會關係問題大做文章。雖然龍誌文革中為了在政治上翻身浴血奮戰，但是令人防不勝防的是複雜的社會關係，結果還是在“政治審查”上出了問題，還是在政治上不能翻身。這些社會關係也和家庭出身一樣，如影隨形，是套在他們全家身上的精神枷鎖，永遠也難翻身。
那年頭的招生製度說到底還是政治掛帥，政治審查和“走後門”相結合。對於龍誌孩子們這樣的“複雜”的家庭和社會關係背景，再加上文化革命中知識分子的“臭老九”無權無勢的低下地位，龍誌全家的滿腔希望和努力被證明是一段永遠難以實現的夢想和不能忘卻的痛苦回憶。
經過那件不愉快的經曆，龍誌也沒有說什麽，他並沒有灰心，而是是繼續抓孩子們的學習，他的這些努力畢竟使他們打下了文化基礎，受到了意誌磨練。“天無絕人之路”，三年之後的1977-78年，招生製度發生天翻地覆改革，他的孩子們終於都如願以償地上了大學，那是後話。
有詩為證：
《父母心》
嚴冬雖過春來遲，儒生地位低元時。
孩子求學屢遭挫，父母心焦有誰知？
三子文燦的求學之路更充滿曲折。那年頭，還有一條相對公平的上學途徑是通過考生文藝體育方麵的特長來錄取，而不完全靠“推薦”。因為那些特長有比較客觀的評審標準，政治和後門不好完全代替，那時候叫“一技之長”。文燦在挖掘自己體育方麵的才能沒有少下功夫。生長於大學環境，加上文革中又無所事事，文燦不僅擅長體操、遊泳、滑冰，還在太穀燈光球場正式拜了車氏形意拳傳人張永義做師傅，練了3年多形意拳。
文燦1973高考沒有得到正式推薦名額，但在招生辦公室老師指點下，卻以體育特長得到了文化考試資格。雖然他文化考試成績優異，在12道數學題（選擇6道題）答對了11道題。但因為是用的是不受限製的體育名額報的名，加上後來四人幫抬出了“白卷英雄”張鐵生，考試成績不算。有幾個學校如“太原工學院”和“天津南開大學”等招生老師經過麵試，對文燦的文化水平印象很好。例如南開的老師問文燦一個高中物理裏麵“自由落體運動加速度”的速度問題，一個上拋的物體自由下落，在上升和降落的同一高度瞬間的速度如何。文燦回答“相同”，回答正確，老師滿意，也比較願意幫助他入學。但是因為經過“張鐵生”事件，招生中再次強調“突出政治表現和政治審查”，學校在招生中的決定權旁落，地方招生辦公室掌握實權，那是發生在不正常年代中的奇怪現象。文燦終於因為沒有正式名額和政治審查而名落孫山。
為了獲得夢寐以求上大學的機會，文燦必須采用迂回策略。爭取被推薦，政治上首先要積極表現，靠攏共產黨組織，得到領導的信任。在他當時所在的太穀縣農機五金廠擔任團支部書記，各個方麵表現積極，如工作上不計得失，加班加點，為工廠舉辦牆報，為太穀廣播站投稿等。由於在工廠的新產品“錐式接頭”研製方麵的突出貢獻，以及為年輕人開辦文化學習小組被選為1974年度該廠唯一太穀縣“勞動模範”。
為了被推薦上大學，政治上也必須出人頭地，有出色表現。所以，文燦還在爭取加入共產黨。這個要求對他自己來講，難度和他父親龍誌夢想做英雄，夢想入黨幾乎一樣大。按照家裏的政治條件，一個留學美國教授的兒子，表現再積極，也一定要經過“長期考驗”也未嚐能夠實現理想。要想“先入黨，再上學”猶如白日做夢。雪上加霜的是，由於文革中的兩派鬥爭餘毒和宗派關係，山西省每過一段時間，領導班子就要在上級的幹預下上上下下撤換“奪權”一次，當機會到來時，每派都想方設法把對方打入“十八層地獄”，俗話叫“翻烙餅”。
文燦在工作中加班加點，不計報酬，但是政治上不成熟，甚至為了保護工廠的利益得罪了另一派的人，無形中不幸被卷入了你死我活的派性鬥爭。工作上表現再好，在政治上“站錯隊”卻是致命的傷害，弄不好反會深受其害，甚至鋃鐺入獄，更不用說做夢入黨上大學了。
由於1974年二哥文煥爭取上學不成，到了1975年，縣教育局甚至沒有給手工業局招生名額指標，文燦心灰意冷，也沒有報名參加那年的大學招生選拔。不過，1975年，文燦倒是有幸從頭至尾旁聽了學校數理教授陸智良先生為農學院回爐班開設的“高等數學”課程。陸先生講課基本不看講稿，就拿一支粉筆，黑板上寫的也不多，很簡練，版術也非常考究。他不緊不慢，不慌不忙，層次分明，清晰的思路象徐徐流動的一汪清水。他講課聲音不大，但是邏輯思維嚴密，深入淺出，也沒有一句廢話。課堂上靜悄悄的，同學們都隨著他引導的思路由淺入深，如醉如癡。一些看上去非常複雜的問題被陸先生剖析得如此簡單清晰，覺的頓時豁然開朗。不知不覺下課鈴聲敲響，同學們還覺的餘意未盡，回味無窮，真是一種享受。文燦雖然不是正式學生，但也按期向陸先生交了作業，陸先生沒有當麵說什麽，據他愛人徐琳老師悄悄告訴文燦，說完成的不比那些正規學生差。“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也許命運安排龍誌的孩子們也必須經曆與龍誌相似的磨難能獲得上學的機會。龍誌全家的精誠和努力終於感動了上蒼。1975年底，一次徹底改變文燦一生命運的機會終於不期而至。
有詩為證：
《勸子讀書》
一生追隨孔聖賢，成名成家步步艱。
立業成家育三子，從小培育讀書觀。
悔恨遲婚得子晚，成長惜逢世道亂。
畢生求學學問罪，一世讀書書招難。
遊行集會日複日，罷課休學年複年。
遊行集會日複日，罷課休學年複年。
黃金年華惜荒廢，心急如焚口難言。
不信讀書真無用，以愁洗麵徒枉然。
所幸諸子多磨煉，飽遭歧視受株連。
不甘罷休終勵誌，諸子自學吾開顏。
不甘罷休終勵誌，諸子自學吾開顏。
喜見當年己身影，尊學煥文代代傳。
P_13.1. 龍誌、桂琴（中）、曾桂玉（右）、劉世鈺（後右）文炳（後中）、文燦（後左）宋巧香，張曉慧（1975.6月，文革後期除文煥外全家唯一照片）
P_13.2.準備去雁北分院之前龍誌（左二）、許振英（左五）、鄭丕留（右五）、郭傳甲（右一）、竇蓮生（右三）、陳邦偉（左一）、謝文采（中）等在學院畜牧站參觀（1975）（內容見第十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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