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之下無新事
Life is short, play hard.
位於“慎思堂”東南的鍾樓，也就是“同懷堂”可以說是之江校區的標誌性建築，但是它比“慎思堂”建造晚了25年。
（10）從“慎思堂”門口看到的鍾樓，“同懷堂”
（11）鍾樓麵對“慎思堂”牆上的字，‘經濟學館‘
鍾樓一樓有傳達室、郵局等，樓上有醫務室、工會、閱覽室等。
（12）從不同角度看鍾樓
從我最初的記憶中，媽媽就在鍾樓二樓的醫務室上班。後來我知道，媽媽是在生我那年開始在那裏工作的。當時媽媽有個同事，瘦小的個子，非常和藹可親。在我們麵前，她總是有著慈祥笑容。我們稱她為C媽媽。我偶然去媽媽那裏，C媽媽看到我時，總是會親切地拉著我的手，“弟弟，弟弟”地喊我。我當我慢慢懂事時，我就知道，C伯伯去了美國。在那個時代，美國是一個神秘而忌諱的名詞。
在後來3年自然災害的年代，各種物品都是如此地缺乏。有一次，媽媽帶回一些據說是僑匯商店買的好吃的給我們吃。她告訴我們，這是C媽媽一定要給你們這些孩子們吃，媽媽當時實在推脫不掉才收下的。C媽媽當年對那些校工的孩子也都有饋贈，其實很多校工的孩子都是她親手接生。在文化革命時，造反派鼓動工友批鬥毆打她，那些工友沒有一個下得了手打她，C媽媽因此躲過一劫。
除了知道C伯伯從美國定期寄錢來接濟家人，文化革命的時候，從鋪天蓋地的大字報裏我終於知道，他曾經擔任之江大學的教務長。可是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從各種各樣的大字報看，也沒有人說得出C伯伯怎麽去的美國。而且學校的人們，對他一直接濟國內的親人，也覺得不可思議。因為，當年去美國的不少人，因為當時在國際政治的大環境裏，中美之間聯係中斷而在短期裏沒有解凍的可能，當時去美國的人在美國重新娶妻生子的也很普遍。
直到1999年，我才有機會在美國親自問C伯伯本人。那是我和媽媽去亞利桑那鳳凰城看望他們，在那裏住了兩天。閑談中，也問到那些幾十年來一直在心中的疑惑。原來在兵荒馬亂的當時，C伯伯正有事要回到浙江沿海的家鄉，恰遇上敗退的國民黨兵，被當成共產黨間諜抓了起來，他的命懸一線。情急之中C伯伯想起當年他在之江大學時當地國民黨駐軍軍官時有請他去講經濟學方麵的課，因此他知道有些軍官的名字。經過核對無誤，他僥幸保住性命，後來到美國念了博士學位，在美國大學做教授直到退休。那時，中美之間的郵路已斷，C伯伯一到美國，就開始委托香港的友人寄錢給杭州的家人。直到1972年尼克鬆訪華，中美開始交流，他得知可以回中國了，就在當年稍後回杭見到分開十幾年的家人，並立即著手辦理家人移民美國的手續。一九八零年代後，中國逐漸開放，有海外關係的人家一下子從人見人躲的，變成人見人求的了。後來，盡管已經把全家移民到了美國、C伯伯幫助不少C媽媽朋友的孩子們做過到美國留學簽證的經濟擔保，盡管C伯伯本身並不認識那些人。那些孩子們因此得到了一個機會。如今，這對令人尊敬的老人雖然已經走完了人生的道路，他們的故事卻被那些受過他們幫助的人們銘記。
在改革開放之前，西方宗教在中國一直被當作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就如Severance Hall的英文字曾經被水泥蓋掉，現在終於恢複原來麵目，整個校區又被立為全國文物保護單位。
（13）“東齋”由美國俄亥俄州D.B.Gamble夫婦捐款建造的學生宿舍，如今刻在大石頭上紀念。
（15）這是鍾樓的朝向錢塘江的那一麵。從幾個角度的鍾樓看，可知四口大鍾如今已經停擺。
（待續）
欣賞了繼集，特別被C媽媽和C伯伯感動！
西方宗教與浙江大學的關係不禁使我想起美國傳教士、教育家、外交官與燕京大學的關係，他安眠在杭州市郊一個陵園的墓碑上隻簡單地寫了“燕京大學首任校長”。當年上海聖約翰大學的建立也與西方傳教士有關。他們對中國的高等教育建立起了重要作用。真高興浙大的Severance Hall“恢複原來麵目，整個校區又被立為全國文物保護單位。”
謝謝分享。問好！
感慨鍾樓前麵那片綠，我上大學的原有很多樹,現在都是樓了,很少見到綠，沒有綠哪還有學府的深沉。
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