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路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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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從下文可以略知中國何以被稱為CHINA!
中國外銷瓷：東方全球化的樣板
2013年01月21日 10:42 中華遺產雜誌 我有話說
用騎兵換瓷器。薩克森選帝侯兼波蘭國王奧古斯都二世，是個瘋狂的“瓷器熱病”患者，他擁有20個房間的瓷器收藏，根據1720年的統計結果，他個人收藏總量多達57000件。當得知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手中有不少中國瓷器時，奧古斯都二世開出了驚人的價碼——用600個全副武裝的薩克森龍騎兵，交換127件中國瓷。圖中表現的就是他用騎兵換瓷器的場麵。
“山寨”中國瓷。瓷器昂貴又不易獲得，在本土製造無疑是節省成本的最佳辦法。1710年，德國東部德累斯頓附近的邁森，成立了第一家生產硬質瓷的歐洲工廠，所製瓷器從形製到紋飾均效仿中國，圖中描繪的就是在同年舉辦的萊比錫複活節博覽會上，邁森瓷器首次亮相的情景。
美國政治家亨利·基辛格在《論中國》一書中寫道：“直至1820年，中國在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仍大於30%，超過了西歐、東歐和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總和。”正是這樣一個強大的東方古國，在17-18世紀掀起了一股席卷歐洲的“中國風”。貴族紳士們毫不吝惜地將真金白銀撒向東方，隻為一睹中國瓷器的芳容……
“是哪個情敵近在眼前？
原來是一個中國花瓶。”
“我沒有任何疾病，如果硬要說有，那隻有一種，就是太愛瓷器。”1726年5月22日，“太愛瓷器”的薩克森選帝侯(編者注：“選帝侯”指擁有選舉羅馬人民的國王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權利的諸侯)兼波蘭國王奧古斯都二世，寫信給首相坎特·弗萊明，說自己陷入了對“中國瓷器的狂熱追求”，“正毫無節製、不諳世事地進行購買和收藏。”
“毫無節製”這個詞一點也不誇張。就在這封信發出前的1717年，為了得到普魯士帝國腓特烈·威廉一世的127件中國瓷器，他竟然以600名全副武裝的薩克森近衛騎兵交換，那些瓷器的價值相當於27000塔裏爾(德國舊銀幣)，在當時幾乎是一個天文數字。
不過，奧古斯都二世並非形單影隻，和他一樣對瓷器朝思暮想的“病友”不在少數。比如法王路易十四。為取悅情婦蒙特斯潘，1670年，路易十四在凡爾賽宮修建了一座瓷宮，不惜重金收購在景德鎮訂燒的青花、五彩瓷。
還有路易十五，他大力提倡使用中國瓷器，下令將宮廷所用的金銀器全部熔化另作他用，而他的寵姬龐帕多夫人則“創造”了法國皇家瓷廠，讓他們生產特定器型的瓷器，並親自指定某種特殊的圖案，比如瓷器的蓋和上部要描繪具有中國特色的五彩鮮豔的大花，而下部的法國式花卉圖案中還要特意加入金魚。
龐帕多夫人對中國金魚的癡迷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凡是有金魚圖案的中國瓷器，她都買下來，甚至提出要在莊嚴的王室紋章上也畫上金魚。
和法國人的出手闊綽相比，奧地利人對瓷器的愛則摻雜了幾分無奈。維也納美泉宮，曾是神聖羅馬帝國、奧地利帝國、奧匈帝國和哈布斯堡王朝家族的皇宮，其中的藍色沙龍原本因中國青花而得名，但陶瓷大廳卻見不到瓷器，珍貴的中國瓷在當時就連皇帝都無法隨心所欲的獲得，似乎是為了“解饞”，瑪利亞·特雷西亞女皇讓孩子們模仿瓷器，畫了很多白底藍花的圖案掛在牆上。
有一首詩是這樣寫的：
“是什麽激起她心中的熱情？
她的眼睛因欲火而憔悴！
她纏綿的目光如果落在我的身上，
我會多麽幸福快樂！
我心中掀起新的疑慮和恐懼：
是哪個情敵近在眼前？
原來是一個中國花瓶。
中國便是她的激情所在，
一隻茶杯，一個盤子，一隻碟子，一個碗，
能燃起她心中的欲望，
能給她無窮樂趣，
能打亂她心中的寧靜。”
這是17世紀英國詩人兼劇作家約翰·蓋伊的作品《致一位迷戀古中國的女士》。近在眼前的中國花瓶，隨意左右著“她”的思緒，而麵對“情敵”的挑釁，約翰除了羨慕嫉妒以外別無他法。17、18世紀間，瓷器，以及它背後的古老的中國，可謂令整個歐洲為之神魂顛倒，以至於形成了一股泛中國崇拜的思潮，俗曰“中國風”。
“中國風”既指一般意義上西方人對中國事物的熱情，也特指藝術生活中對所謂“中國風格”的追慕與模仿。廈門大學的周寧先生在《世紀中國潮》中說：“它開始於1650年前後，延續至1750年左右。一個世紀間，幾乎蔓延至物質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麵，從高深的哲學、嚴肅的政治到輕鬆的藝術與娛樂。孔子的道德哲學、中華帝國的悠久曆史、漢語的普世意義、瓷器、絲織品、茶葉、漆器、中國工藝的裝飾風格、園林藝術、詩與戲劇……一時都進入了西方人的生活，成為他們談論的話題、模仿的對象與創造的靈魂。”
有人說，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我想，這句話套在“中國風”身上，也同樣適用。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為何對中國如此鍾情？
遠東，塵世生活的“理想國”
讓我們把視線拉回到1287年。這一年，出身於汗八裏(即今天的北京)一戶突厥族富庶人家的景教徒列班·掃馬出使歐洲。列班走過的那些地方，除了君士坦丁堡之外，在他看來不過是一些不起眼的異域小城。熱那亞、那不勒斯、羅馬、波爾多之類當時歐洲著名的城市，人口最多也隻有五六萬，西歐最大的城市巴黎，至多也不過10萬人罷了。在敘利亞文版的《教長馬兒·雅八·阿羅訶和巡視總監列班·掃馬傳》裏，歐洲呈現出了與今天決然兩樣的麵貌：城市街道狹窄，路麵凹凸不平。市場上除了昂貴奢華的東方舶來品，就是本地粗糙的麵包、醃肉、羊毛衣。日用品供應單調，酒肆茶亭、青樓楚館更是無處可尋。清晨走在街頭，得時刻提防某個洞開的窗口會突然潑出一盆尿。街角到處是垃圾，汙濁的河麵上飄著死貓死狗的屍體。
而在1290年的東方，來自意大利的馬可·波羅即將要結束他在中國杭州的旅程。這是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世俗城市，全城至少有100萬人。南宋的皇宮還在，石塊鋪成的禦道長3英裏，寬55米。運河流經城市，西湖周圍是富人區，紅牆綠樹，雕梁畫棟。城裏至少有15個日用消費品市場，沿街飯鋪、客棧、酒店、茶肆、青樓歌館連綿。運河連接長江，南北西東貨物薈萃於此。杭州灣的碼頭停泊著遠洋蕃舶，它們往來於馬來亞、印度、阿拉伯沿海。卸下南海的犀角、象牙、珍珠瑪瑙、香料沒藥(即藥用香料)、沉香樟腦之類的奢侈品，裝上絲綿和陶瓷器。杭州的商人比威尼斯商人更豪富。馬可·波羅與列班·掃馬，這兩個互不相識的旅行家，在東西世界之間的徜徉，可以算的上是一次富饒與貧困的比較之旅。
而這種差距，即便在200年之後，也尚未拉開。哈佛大學教授尼爾·佛格森在《文明》一書中，對15世紀的中歐有過類似的結論：與長江相比，泰晤士河所經之處還隻是名符其實的窮鄉僻壤。較之紫禁城的層層廳堂，倫敦塔顯得寒酸粗糙，倫敦大橋也不過是用支柱撐起的難看的雜貨店罷了。再拿南京和倫敦一對照，後者幾乎還不能稱得上是一個“城鎮”。
不過，令馬可·波羅們傾慕已久的還不止是中國的富庶，還有中國人對享受世俗生活的自由。因為從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沒落，到十五世紀文藝複興肇始，歐洲曆史上經曆了漫長、黑暗、禁欲的中世紀。
德國詩人海涅講過一個關於巴塞爾夜鶯的故事：在1433年巴塞爾宗教會議期間，一群學識淵博、信仰虔誠的主教和修道士們被一隻夜鶯的美妙啼聲深深打動，其中道行最深的一個修道士突然意識到這隻惑人耳目的夜鶯其實是魔鬼的化身，於是他念起了當時流行的驅鬼咒語。果不其然，咒語剛一出口，這隻夜鶯就大笑著說道：“不錯，我就是邪惡的精靈！”隨即飛走。所有聽到它優美歌聲的人第二天都病倒了，不久便紛紛死去。
故事的寓意是什麽——一切可能引起感官快樂的東西都是魔鬼的誘惑。
東西之間的差異已難以視而不見。尤其是從13世紀中葉到15世紀中葉，也即元、明時期，至少有100位像馬可·波羅這樣的歐洲人——傳教士、旅行家、探險家——到過中國。有關中國的報道、遊記、書信、小說與詩歌，逐一增多，歐洲人的心無法不被它們帶到東方。對於中世紀晚期歐洲正欲萌芽的世俗精神來說，東方的中國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都堪稱是人間天堂。中國繁華的市井形象，既是他者的現實，又是自己的烏托邦。他們終於在遠東找到了塵世生活的“理想國”。對此，葡萄牙傳教士克羅茲的見聞，可以佐證。
1556年(明嘉靖三十五年)，克羅茲在廣州逗留了幾個星期，有一天，一位葡萄牙貴族帶他到一個富商家裏參加宴會。他在回憶錄中寫道：他的住宅建造得如同神話傳說中一般美麗，餐桌上鋪設布或雲錦，以免食物汙染。(除了美味的菜肴外)水果和小吃也都放在瓷盤裏，比如糖炒栗子、核桃、荔枝、切成段的甘蔗等，它們都堆成美麗的小堆，像西方的炮台一樣。中國人在吃米飯時，使用一雙美麗的金筷，但卻能不掉落任何飯粒。還有飲酒用的極小的描金瓷杯，因為中國人每吃一口食物，就習慣啜飲一口酒，所以描金的酒杯也是很小的。”種種前所未見的人和事，顯然令克羅茲心生豔羨。中國式情調為他和他們展示了“夢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
不難想象，當這個隻有在書裏才能見到的神秘東方，沿著新開辟的航線，用一艘艘滿載“中國製造”的遠洋貨輪，漂洋過海踏上歐洲的土地，從幻象變成手中實實在在的商品時，會給歐洲帶來怎樣的衝擊。
當然，有實力盡情享受它們的，必然最先是王公貴族、達官顯貴，他們一則有錢，一則有雅興，追逐異國情調的勁頭無與倫比。在英國，自東印度公司於1660年前後開始販售茶葉起，莎士比亞的鄉親們就慢慢地迷上了這種中國飲料。詩人沃勒聽一位從中國回來的傳教士說，在一品脫茶裏打上兩個雞蛋，是“勞累一天後最好的營養，喝下去馬上就有飽餐一頓的感覺。”盡管很多茶迷願意現身說法，證明茶可包治百病，但大多數人喝茶隻是為了追逐時髦——一種昂貴的、奢侈的時髦。1磅茶葉的售價是10英鎊，而在18世紀，10英鎊幾乎是一個英國普通工匠半年的生活費。
我的眼前浮現出這樣一個畫麵：陰風慘雨的夜晚，紳士和貴婦們圍坐在壁爐旁，胡桃木桌上鋪著繪有中國花鳥圖案的緞麵桌布，此時喝上一口熱茶，盈室的茶香，使這隻屬於歐洲上流階層的家庭生活小景，更像是一種儀式，帶有明顯的審美性。表演、觀看、品味、欣賞、陶醉……人們需要以某種方式增進品茗的情趣，以便令此刻的優雅氣氛臻於完美。於是，中國外銷瓷派上了用場。
一條人命=一隻中國瓷甕
所謂“外銷瓷”，簡單的說，就是銷往國外的出口瓷器。中國瓷器的大宗出口大約從唐代開始，早期東銷日本，西銷東南亞、中亞、西亞乃至非洲。而真正大規模、長時間持續出口則始自明代後期。明清兩朝，中國瓷器的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製作技術日趨成熟，周期短，分工細，開始具備根據用戶需要大規模快速生產的能力。
歐洲，正是從明嘉靖年間至清末中國瓷器大宗出口的目的地之一。17世紀前，流行病頻頻光顧歐洲大陸，不少人甚至因此丟了性命。分析原因，食物黴變是一個重要因素。在中國瓷器尚未邁出國門以前，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使用的是木製、錫製、陶製、銀製等器具，從餐具文化上說，還停留在半文明半原始狀態，有些貧困家庭甚至把過期幹裂的麵包片拿來當餐盤。
餐具質量如此低劣，再加上氣候幹濕冷熱多變，食品、調料極易發生變質。15-17世紀新航路的開辟，促使西方又從海外引進了大量的食物新品種，由上至下，迅速改變了歐洲人的飲食結構。他們開始把烹調視作一種藝術，並迫切地需要新興的與之適應的飲食器具。
白如玉、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的中國外銷瓷，無疑是上上之選。不隻因為它外表光鮮，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吸水率低、耐高溫、耐酸堿的特性，接觸食物不起化學反應，便於清洗，容易幹燥，能有效防止病菌的粘附和繁殖，比任何材料製造的器皿更有優越性。
以茶具為例，歐洲原來盛行的玻璃杯，注入開水後，杯身很快就會燙手，水卻比較容易變涼。而瓷的最大特點就是導熱係數低，把它製成壁厚不足毫米的茶杯，既可長時間保溫，用手緊握杯體又無燙手之憂。
此外，這兩種不同茶具泡出來的茶，香氣口味也相差很多：玻璃的吸水率基本為零，根本沒有什麽附著能力，加上導熱係數高，冷卻得快，用玻璃蓋碗泡茶，蓋和杯底的香氣發散得極快，持久度很差。而瓷器則大不相同，泡起茶來氣味持久，湯感也比玻璃器皿軟、厚、粘稠。正因如此，當從中國傳來的飲茶習慣逐漸變成一種時尚，飲茶所用的瓷器自然也就成了“每一位時髦女士的必需之收藏”。1752年(乾隆十七年)，荷蘭貨船“海爾德馬爾森”號在廣州開往阿姆斯特丹的航程中沉沒，在海牙國家檔案館中，保留了這艘船上所載貨物清單的副本，其中帶托盤的茶杯多達63623件，足見需求之旺盛。
不惟飲茶，中世紀末期，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已然成了歐洲效仿的標杆。後者從東方學會了成套使用餐具的習慣，在向中國訂購瓷器時，對配套的要求也開始變得細碎、繁縟，每套餐具通常超過100件，大小不等的盤、碟、碗、杯、油瓶、醋瓶、調味瓶、鹽罐、糖罐、香料罐、燭台、水壺、冷酒器……樣樣俱全，對有身份的家庭而言，如果能用中國瓷器餐具招待客人，就更能得到客人的尊敬。而在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等國，來自中國的瓷器更是王公貴族生活的必需品，無論是清新的早餐還是悠閑的下午茶，或者豪華的晚宴，絕對少不了高貴的中國外銷瓷的裝飾襯托。主人把鬱金香插在巨大的花瓶裏，甚至把觀音、羅漢等瓷塑佛像擺放在文玩架上，主賓之間文雅地談笑與華美的中國外銷瓷，組成了浪漫的奢華。
此時身處其中的外銷瓷更像是一個符號，一個西方想象中的遙遠、神秘、美麗、輝煌、充滿了各種奇異事物的中國的符號。那是一個鮮花盛開的國度，一個田園牧歌的所在，一個奢華逸樂的世界，總之，“一切與我們這邊如此不同”。
在18世紀歐洲上流社會的遐想中，中國是歡快而享樂的。外銷瓷上的中國傳統紋樣裝飾正好佐證了這樣一種信念：花蝶紋花枝招展、蜂蝶紛飛、欣欣向榮；禽鳥紋百鳥爭鳴，或枝頭細語，或追逐遊戲；走獸紋中動物充滿人情味，或雌雄顧盼，或關愛幼犢；人物紋中各路神仙笑容可掬，為眾人延壽祈福，男女老幼無不衣著華麗、生活富裕、親情和睦、安樂溫馨，公子小姐風度翩翩，溫柔多情；山水風光紋或青鬆臥岩，高山瀑布，或亭台樓閣，小橋流水，高士結伴悠遊其間，如臨仙境……這份詩情畫意，或許並不為西方世界所熟知，但正如德國學者雷德侯所說：“中國外銷瓷的裝飾大多具有超越政治和曆史的特征”，洋人們即便不懂陶潛的詩意，卻也不妨礙他們“欣賞中國陶瓷圖案的實際效果，欣賞花的甜美和寧靜的湖光山色。”
西洋流行“瓷房子”。用大量瓷器裝飾宮殿的作法可能源於17世紀晚期的法國，圖為勃蘭登堡的腓特烈三世在柏林西邊建起的夏洛特堡中的瓷宮，修建時間大約在1701-1713年之間。整個陳列室約有60平方米，除去特別小的瓷器忽略不計，共有2600件瓷器，其中大部分來自中國。
我很好奇，當肯尼亞海邊的漁民把中國青花瓷擺在五六米高的墓碑頂上，瓷器上那些花草、樹木、魚蟲、鳥獸、麒麟圖案，對他們而言究竟意味著什麽？據說，用中國瓷器來裝飾墓碑，已經是東非沿海許多地區的一種世代相襲的民俗。更有意思的是，在蘇門答臘，巴塔克族有一條不成文的法規，如果男人對女人行為不軌，就要用瓷器賠償對方的損失。一旦部落間發生械鬥，一條人命的索賠價格就是一隻中國瓷甕。
英國史學家約翰·霍布斯曾提出過一個經典的概念——東方全球化，他說：“公元500—1800年，作為‘先發地區’的東方，通過東方的全球化發現並主導世界。”所謂的“東方全球化”，就是指東方文明作為先進文明向全球(包括西方)的傳播、擴散，進而影響並推動了世界文明發展的進程。
美國人羅伯特·K·G·坦普爾的著作《中國：發現與發明的國度——中國的100個世界第一》，恰可作為“東方全球化”一詞的注腳。他是這樣描述的：
“如果沒有從中國引進船尾舵、羅盤、多重桅杆等改進航海和導航的技術，歐洲絕不會有導致地理大發現的航行……如果沒有從中國引進馬鐙，使騎手能安然地坐在馬上，歐洲也就不會有騎士時代”“近代農業、近代航運、近代石油工業、近代天文台、近代音樂，還有十進製數字、紙幣、雨傘、釣魚竿上的繞線輪、獨輪車、多級火箭、槍炮、水下魚雷、毒氣、降落傘、熱氣球、載人飛行、白蘭地、威士忌、象棋、印刷術的基本結構，全部源於中國”，羅伯特甚至憂心忡忡地說：“我們要牢記一個令人吃驚和不安的事實：奠定工業革命基礎的歐洲農業，隻是由於引進了中國的思想和發明才得以實現……”
的確，正如霍布斯所言：“在過去數千年的大多數時期，東方才是世界發展的主要推動者。”
而作為一種東方的發明創造向全球傳播，中國外銷瓷無疑是成功的，堪稱東方全球化的典範。
(選自《中華遺產》2013年第1期 撰文/胡雁溪 供圖/Corb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