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十周年係列報道：消失的“毒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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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的一個深夜，省中醫院把一名"非典"患者緊急送往ICU（重症監護室）檢查，又一輪日夜不分的搶救，和死神爭分奪秒。 （資料圖）黃偉江/攝

 

　　■救治"毒王"被感染，鄧練賢烈士成為廣東抗"非典"戰鬥中第一位因公殉職的醫生。 （資料圖）鄧勃/攝

 

　　■接到"非典"疑似患者，醫院如臨大敵。圖為2004年1月12日，一位醫生在市八醫院發熱門診值班。 （資料圖）新華社發

 

　　■廣醫一院玻璃房ICU監護區內，醫護人員給病人做內窺鏡--肺部檢查。

　　
　　他先後傳染了130多人，為了救他兩醫護人員殉職10年來，他隻有不斷地逃，逃到你找不到……
　　【開欄語】“非典”是因事件而眾所周知的名詞，有的人難以忘懷，有的人卻不願記起。它就像個分岔路口，那些名字曾為大家熟悉的人們，在不同的選擇中走向了不同的命運；而一座城市的變化，也在時間的沉澱中，漸漸明晰。
　　■采寫：新快報記者楊林
　　在“非典”十年之際，新快報陸續推出“非常典故”專題報道，講述那些被“非典”改變命運的人生，被“非典”所啟發完善的機製。這對於親曆者而言，是為了忘卻的紀念；對於旁觀者而言，可做他山之石之鑒。
　　海鮮鋪老板周作芬消失了，他換掉手機號碼，搬離原來住的小區，換掉了幹了多年的海鮮檔口。10年來，很少有人見過他長什麽樣，記者手上唯一一張關於他的照片是曾經收治過他的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簡稱“市八醫院”）提供的，照片上，他的表情有點疲憊，笑得很僵硬，他局促地拿著錦旗，想躲在幾個醫生身後。
　　當時，年過不惑的他剛剛從生死線上回來。出院後，作為商人，他提出給救治他的醫生護士們送一些錢作為謝禮，但是被拒絕了。最後，他請人做了一麵錦旗，現在，那麵印有“起死回生，再世華佗”的錦旗依然懸掛在市八醫院的老院區門診樓內。送完錦旗，“非典”（即SARS，非典型肺炎的簡稱）痊愈者周作芬似乎完成了人生中一項重要的任務，之後迅速消失，他躲避著任何一個試圖尋訪他的人。
　　他先後傳染130多人，21名親屬因他染病，包括他的妻子、兩個兒子、母親和嶽父嶽母。嶽父母在他病愈前去世。廣東省在抗擊“非典”中最初追認的三位烈士中，兩人是因搶救他被感染殉職的。有人這樣形容——他一聲咳嗽足以引起人們對死亡的恐懼……
　　他拒絕露麵：“上電視的話就全世界都知道我了，我到商場買趟貨，商場的人認出我就會歧視我；我到酒家喝茶，酒家的人就會歧視我；我打車，司機肯定不載。”
　　麵對過去的10年，麵對那段記憶，他想做、能做、唯一做的就是逃，不斷地逃，他試圖躲避著任何一個試圖尋訪他的人，無論是曾經救過他的醫生，抑或是麵對世界衛生組織的官員，更不用說是記者……

　　
 

■"非典"時期,人們更注意自我防護，街頭上到處可見帥哥靚妹戴著形形色色、五彩繽紛的口罩。 （資料圖）吳萬生/攝

 

　　■"非典"發生後，廣東加強防控力度。圖為2004年1月9日，中山一院發熱門診內，醫護人員對發熱病人進行認真檢查。 新華社發

　　
　　典型生意人染上“非典”，住院後他還在數錢
　　關於他的信息寥寥無幾：廣東湛江人，到廣州闖蕩多年，好不容易闖下一片海鮮批發生意，每天都在海鮮批發市場上忙進忙出。那年，生意特別紅火。除夕那天，他感到渾身上下酸痛，已經連續5天咳嗽、發熱的症狀加劇，呼吸急促，體溫也升高了，說話都有點接不上氣來。
　　他是一個典型的生意人，卻染上了“非典”。被送至醫院時，他的腰間仍然係著一個錢包，像是從生意場上直接送到醫院的。
　　當時，誰都沒有把病情想得那麽嚴重，包括周作芬自己。他生病很少去醫院，所以他依然沒有把這次生病當回事。當他住進病房後，還在和老婆一起數上午賣海鮮賺來的錢。
　　他在中山二院停留了24個小時。4天之後，所有接觸過他的醫護人員，包括放射科主任、副主任，呼吸科醫生、護士、實習醫生、護理員、配餐員，擔架工人、救護車司機，共30餘人相繼患上“非典”。救護車司機範信德病情最重，搶救無效身亡之後被追認為“非典”烈士。
　　後來他被轉至中山三院，又感染了20多名醫護人員。“毒王”的稱號來源於此。他染病50天，先後傳染130多人，21名親屬因他染病，傳染的至親包括他的妻子、兩個兒子、母親和嶽父嶽母。
　　嶽父母在他病愈前去世。廣東省最初在抗擊“非典”中被追認的三位烈士中，有兩人是因為搶救他而被感染殉職的。有人這樣形容他身上所攜帶的致命傳染性病菌——他的一聲咳嗽足以引起人們對死亡的恐懼。
　　整個中山三院傳染病區因為他而陷入癱瘓，整個醫院甚至找不到一個還能醫治他的健康醫護人員。於是他又被送到了市八醫院。
　　得知嶽母因他而死，他的淚水打濕了枕頭，從此開始躲避人們
　　當年周作芬的主治醫生陳燕清還記得：“那時候還沒有‘毒王’的稱謂，甚至都沒有‘非典’這樣的說法，但是周作芬的到來，依然讓全院如臨大敵一般進入一級備戰狀態。”
　　當時，位於三樓傳染病區的2號病房被專門騰了出來，原本三張床被撤掉了兩張，隔成了一個單間，當時最好的醫療器材也都被搬了進去，整個病房被劃上了重點隔離區，除了一個護士和三個治療醫生之外，不許任何人靠近。
　　第二天上午陳燕清查房的時候，一直處於昏迷狀態的周作芬終於醒了過來。因為戴著呼吸機，周無法言語，但是眼珠隨著自己的走動轉來轉去，眼神裏充滿了詢問和恐懼。意識清醒之後，周作芬最關心的問題是：這些天來到底花了多少錢？醫生半開玩笑地告訴他，你已經毒倒了50多名醫護人員，20多名親朋好友，80多人的醫療費應該超過100萬了。
　　僅僅兩天後，他的妻子、嶽父母和兒子等十幾個親屬因為被他傳染，陸續住進醫院，離他隻有一牆之隔。
　　當這個內向的男人被告知嶽母去世的時候，他像小孩子一樣哭了起來，用一種近乎撒嬌的方式，掙紮著要過去再看嶽母一眼，但是因為身體原因被醫護人員勸住。
　　當晚熄燈之後，陳燕清查房時發現，周作芬的枕頭被淚水打得濕透了。也是從那時起，他開始躲避所有媒體和前來探望的人。
　　逃離死亡線後，無論是下館子還是娛樂，一被發現都會被請走
　　逃離死亡線後一個多月，他突然提出要請陳燕清吃頓飯，地點就選在了周家的附近，位於廣州荔灣區的一家海鮮酒樓裏。過去，周一直為這家酒樓提供海鮮。
　　那頓飯的海鮮依舊來自周作芬經營的檔口，不過和以往不同的是，他們吃的海鮮是被偷偷運進去的。周作芬解釋說：“現在我和這家酒樓都是地下交易，如果被客人知道從我這裏進貨，估計就沒人來了。”
　　不僅是酒樓，周作芬下館子吃飯或者消遣娛樂，如果被人發現，都會被客氣地勸出去，甚至他住的小區裏還有人因為他專門搬了家。
　　在這樣的氛圍裏，那頓“感恩”飯吃得並不熱鬧，場麵甚至有點尷尬。周作芬話不多，飯局的尾聲，周作芬舉了一杯酒敬陳燕清，有點磕巴地說：“沒有你，就沒有我的命，感謝……”
　　那是陳燕清和周作芬吃的唯一一頓飯，也是兩人至今最後一次見麵。
　　本來，之前他們還有一次吃飯的機會。周作芬剛出院時，央視記者王誌希望通過陳燕清將周約出來做個訪談。飯局已經安排好，來的卻是周作芬的老婆。就是在那個飯桌上，周妻向王誌索要5萬元的采訪費。這件事被王誌寫進一篇訪談錄中，也成為周作芬被輿論抨擊的主要話題之一。
　　主治醫生：他隻是一個被命運戲耍的普通人，有權選擇消失
　　不管怎樣，此後的十年，他希望徹底消失在公眾的視線內。他不再主動聯係與“非典”時期有關的任何人。很多記者尋到他的家，但無一例外地吃了“閉門羹”。
　　就連“非典”後曾多次去周家消毒的原芳村疾控中心站長也無法追尋到他的蹤影。“再後來去他家，永遠都是黑燈瞎火的，房子應該是沒人住了，聽說他已經搬家，原先的房子又租不出去。”
　　十年裏，他最想做的事情大概就是徹底消失在人們的記憶中，擺脫“毒王”的稱號，不過，他似乎並沒有成功。
　　不久前，記者給曾經收治過他四天的中山三院打電話，醫生一聽到他的名字，立刻用略帶誇張的玩笑語氣說：“不可能的，怎麽聯係得上他，這個人把我們那麽多醫生護士都傳染了，他好壞的。”他的同事、傳染病科黨支部書記鄧練賢就因為被傳染，成為廣東抗“非典”戰鬥中第一位因公殉職的醫生。
　　廣州芳村老城區的一些住民，也依然沒有忘掉他。當地的出租車司機還記得周作芬，“哦，就是那個‘毒王’，就是因為他當年在做海鮮生意，搞得我心裏有陰影，後來一直都不願去他待過的海鮮市場買東西。”
　　周作芬刻意躲起來的身影並非無跡可尋。2011年，他在當地一家報紙的角落刊登了一則遺失聲明，“荔灣區周作芬先生，遺失營業執照兩本，現登報作廢申明”，根據他刊出的營業號，證實是他本人。他應該還在荔灣區做生意。
　　在與媒體為數不多的一次電話接觸中，他拒絕露麵：“上電視的話就全世界都知道我了，我到商場買趟貨，商場的人認出我就會歧視我；我到酒家喝茶，酒家的人就會歧視我；我打車，司機肯定不載。”
　　在陳燕清看來，他不是“毒王”，也不是某些人言語鞭撻中的“惡人”。他隻是一個被命運戲耍的普通人，因而有權利選擇消失在人們的視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