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延安開始造神,如我所說,這是中共的馬列主義在中國實踐的必然結果。
如果研究中國的曆史,就會發現人民的苦難、世代的受官府的欺壓和對青天大老爺的期盼。中共對根據地的土改運動,和後來全國的土改工作,適時地把百姓對神的期待和中共的到來聯係到一起,從而產生更加巨大的社會效果,全民擁護中共、毛澤東是大救星。
在毛被推向神壇以後,在中國的道路怎麽走的方麵,中共內部的矛盾和爭論依然激烈,表現在劉和毛在思想上越行越遠。劉為了抵抗毛的左傾,隻能打著紅旗反紅旗,把毛的路線引入邪路,比如,把大躍進引入死胡同、讓毛吃啞巴虧;把社交和四清運動搞成四不像;直到文革,劉依然行之有效地運作全國行政資源,以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為名,繼續號召群眾保衛各級政府。
劉作為國家主席,已經把持了國家的整個行政體係。文化大革命,使得毛尋找到了一個扭轉劉的右傾路線的突破口,而劉為了和毛決戰,煽動起全國的行政機關和毛對抗。毛不得已,重上井岡山,親自領導最基層的群眾,打碎全部國家機器,並重建。
文化大革命,就是毛親自領導全國人民,砸碎以劉少奇為首的一整套的行政機構,因為毛認為這套行政機構完全是聽劉少奇的,而且是右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