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也是文革急先鋒

劉少奇也是文革急先鋒

作者:郝吉林

1964年文革小組就已經成立，那時的組長是彭真。成立的背景是“批判資產階級”和“掃除一切害人蟲”的戰略日益成熟和趨於白熱化之際。到1966年5月新的文革小組成立、到1968年10月31日八屆十二中全會法定確認新的中央文革小組地位，這四年來發生了哪些事？身處一線的劉少奇在這四年裏是如何組織、發動和實施文革的？本文盡量依時間順序粗略做一些統計，留待繼續研讀和分析。1963年12月毛澤東在給彭真的信中寫道：“各種藝術形式一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於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著手，認真地抓起來。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

1964年1月3日，劉少奇召集中宣部和文藝界30餘人舉行座談會，周揚在會上傳達了毛的上述批示。當周揚說到停演鬼戲時，劉少奇插話說：“我看過《李慧娘》這個戲的劇本，他是寫鬼，要鼓勵今天的人來反對賈似道這樣的人，賈似道是誰呢?就是共產黨。《李慧娘》是有反黨動機的，不隻是一個演鬼戲的問題”。
他又指出田漢編寫的京劇《謝瑤環》有問題：“我在昆明看了那個戲，恐怕也是影射反對我們的。武三思的兒子瞎胡鬧，替武則天修別墅，也是影射的。”

劉少奇還點了畫家陳半丁的名：“最近在《宣教動態》上， 同誌批了陳半丁畫的一些畫，他是用很隱晦的形式，就是用那些詩，用那些畫，來反對共產黨的。現在用戲劇、詩歌、圖畫、小說來反黨的相當不少。那些右派言論他不敢公開講了，他寫鬼來講。我們的宣傳部，文化領導機關，各方麵，要拿這個六條來判斷香花毒草。而六條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跟共產黨領導兩條。”

1964年4月，劉少奇與外國文化代表團談話時指出：“中國文學藝術在最近十多年來有些成績，但缺點還不少;就是根本方向性的缺點，現在還大量地存在。如果政治上是反動的，可是藝術水平高，那麽起的壞作用就越大。十八、十九世紀的小說是有藝術水平的了，所以中國年青人看的入了迷，看完了就苦悶，影響很壞。十八、十九世紀的小說，是反對封建的資本主義文學，拿到現在來看就有害處。在1964年6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認為“中央可能出赫魯曉夫”;主張如果出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中央”，“一個省可以造反，可以獨立”;他說，“朝中有人”、“危險在上麵”，“公社有嚴重問題，一定是縣委、地委有人保護。地委有問題，一定是省裏、中央有人”。
1964年6月11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康生指出小說《劉誌丹》“利用小說反黨”，當時劉少奇明確表示讚同康生的說法，劉還提出要把這部小說作為“反麵材料”，“印給黨內看看”。

1966年1月23日劉少奇向全國批轉了中宣部主持領導下起草的文化部黨委的“匯報提綱”。在“中央批轉文化部黨委《關於當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幹問題向中央的匯報提綱》”這一文件裏，有如下批語：“中央同意文化部黨委《關於當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幹問題向中央的匯報提綱》。當前文化戰線上的形勢很好。事實證明，隻要按照毛澤東同誌所指出的文藝方向去做，整個麵貌就會改變。文藝戰線是一條重要的戰線，社會主義文化革命是一個長期的鬥爭，希望各級黨委認真把這條戰線的工作管起來。當前主要是組織文化藝術工作者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切實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深入工農兵群眾，克服文化隊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缺點;同時認真抓創作和領導好整個文化工作。這樣堅持下去，幾年之後，社會主義文化藝術事業一定會取得顯著的成果。”這個《提綱》後來被毛澤東指斥為“修正主義綱領”。幾乎與此同時，毛澤東早在1965年就私下派江青到上海組織張春橋、姚文元等撰寫《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並用極隱秘的方式將文章初稿傳送到北京反複修改。1966年3月下旬，康生藉向毛澤東匯報的機會對毛談及：彭真曾質問上海發表姚的文章為甚麽不向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黨性到哪去了？這話觸怒了文章的幕後組織者毛澤東，康生說：“這是整到毛主席頭上了。”

1966年4月19日劉少奇出國回來後立刻去杭州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李雪峰回憶：“劉少奇主持，總理講話，因為奇從3月16日就不在國內，對這段情況根本不了解，所以會議實際是總理主持。在會上少奇點了兩個人的名。”劉少奇點名“反黨分子”就包括彭真。1966年5月劉少奇會見越共主席胡誌明時講彭真“反毛主席，他是中國黨內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

隨後，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被定性，中央成立了以陳伯達為組長的文革小組。
李雪峰回憶，1966年5月4日到26日期間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是劉少奇主持的：“5月16日上午9時，在人大會堂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會議仍由少奇主持。小平講話，介紹 五 一六通知 內容。討論通知時，大家都是讚成的，沒有提出不同意見。因為是擴大會，少奇說所有參加會的人都有權舉手。全體舉手通過，一字未改。這就是毛主席審改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因為是5月16日通過的，又叫 五 一六通知 ”。
朱德對批判彭、羅、陸、楊反黨集團不積極，因而被中央責令檢討，1966年5月23日劉少奇主持了對朱德的批判會。

1966年6月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關於“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講話中說：“最近，在我們黨內鬥爭中，揭露了幾個負責人的問題，從性質上講，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是嚴重的事件。這個事件，不僅影響到我們黨內，而且影響到黨外，影響到我們的國家、我國的人民，可以說就是我們黨和國家的重大事件。這就是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事件，進行地下活動、陰謀活動、反黨活動的事件。”“彭、羅、陸、楊事件是有發生政變的可能的，這是激烈的國際、國內階級鬥爭在我們黨內領導機關的反映。如果他們政變成功，我們的國家就要變顏色。主席前幾年同羅瑞卿、賀龍同誌講，我們國家是否會變顏色，如果發生政變，會不會把我們也抓起來?賀龍同誌當時聽了傻了。不要以為政變是沒有可能的，是有這種可能的。當然如果他們搞政變是不可能成功的，特別是毛主席還健在的時候。”

於是，各地黨委批判鬥爭了數百名中央與地方的文藝、宣傳和教育係統的幹部，揪出了一批所謂的“黑幫”、“三家村”。被批鬥者當中有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長兼文聯副主席夏衍等當時文化界的主要負責人，有中央高級黨校校長林楓、副校長範若愚等人;此外還有各省市負責文教宣傳的負責人，如遼寧省委書記周恒等人......

1966年5月21日至7月25日，劉少奇參加華北局“前門飯店會議”。“連續鬥垮北京的彭真、劉仁，天津的萬曉塘、張淮三，河北的林鐵，山西的衛恒，從而為 文革 大地震掃清華北地區的障礙”。
7月2日，烏蘭夫被指斥指斥不搞階級鬥爭，犯了地方民族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嚴重錯誤。烏蘭夫被打成繼彭真之後的又一個省委書記級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義分子，內蒙古最大的走資派，埋在黨內的一顆定時炸彈”。1966年7月2日，中共中央下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中發[66]336號文件)。該文件提到：“正在進行 四清 的單位，要在工作隊的領導下，把文化大革命插進去進行。” ......

王光美參與清華大學工作組，撤銷時任高教部長、清華大學領導人的蔣南翔的職務。劉少奇1966年6月20日和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一中學的工作組成員的講話中說：劉超，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是可以肯定的了。劉超是北京師範大學第一附屬中學的校長及黨支部書記。這個階段，全國大部分學校的老師校長都受到了衝擊。
劉少奇在“中央轉發中南局 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 ”中批示：“大學生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即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揪出來，但應放在運動後期進行;打擊應當小些，一般控製在百分之一以內，高中應屆畢業生，是打擊個別最壞的，經過市委批準，可以批判鬥爭和戴帽子。高中二年級以下和初中學生中，一律不進行反右派鬥爭，不劃右派分子，如發現行反革命或壞分子，可依法處理。”

據統計，僅在首都24所高等學校裏，工作組把10,211個革命小將打成右派，把2,591個教師打成反革命。
毛主席1966年夏回到北京，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麵尖銳地批評劉少奇派工作組“在北京專政”。8月4日，毛主席又批評“鎮壓群眾運動”，8月5日，毛主席寫了“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張大字報”。
八廟十一中全會後提出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單，林彪定為接班人，劉少奇則從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從此，劉少奇離開了中央一線的領導文革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