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顧30年代大蕭條曆史的時候，有一個細節很值得留意。在羅斯福就任總統前3個月，是德國的希特勒上台。當羅斯福緊鑼密鼓地構想和頒布一係列旨在穩定金融和重振經濟的政策的時候，希特勒則在一步步地構建一種極權主義的體製，製造國會縱火案、通過《授權法》、頒布《國家元首法》。其實，當時的世界上還不僅僅是一個希特勒。
凡是研究法西斯主義的學者，幾乎沒有例外地都承認，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法西斯主義的猖獗與三十年代大蕭條有著直接的關係。在亞洲，“九一八事變”就是發生在1931年，即大蕭條發生的兩年之後，日本由此走上了戰爭和法西斯化的道路;在歐洲和南美，情況也大體類似。有人進行過統計，到1933年10月，在大蕭條的背景下，法西斯運動遍及世界上23個國家，半年後增至30個國家。而1920年時，全世界原本約有35個國家擁有民選的立憲政體，到了1938年，隻剩下17個國家了，到1944年，又減少到了12個。
現在需要提出的一個問題是，麵對大蕭條，為什麽不同的國家采取了不同的應對策略，並因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特別值得追問的是，應當說，美國在這次大蕭條中受到的損失是最大的，對普通民眾生活的衝擊也是最嚴重的，當時的社會矛盾也不能說不尖銳，為什麽受衝擊最大的美國沒有走上法西斯主義的道路，而一些受到衝擊沒有美國嚴重的國家反倒走上了法西斯主義的道路?
危機成為法西斯主義產生的溫床，是不難理解的。在嚴重的危機中，經濟社會生活失控，社會政治矛盾尖銳，許多人處於絕望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期待一種有著絕對權威的權力出來力挽狂瀾，是一種很自然的要求。就此而言，當時的美國不是沒有產生法西斯主義的這種土壤。
1933年初，曾經創造了“柯立芝繁榮”的美國第30任總統柯立芝在死前4天哀歎道：“舉目四望，看不到任何希望。”羅斯福就職之日，卸任的胡佛曾送給新政府一句話：“我們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我們無能為力了。”連一向處世樂觀的羅斯福，眼見馬裏蘭銀行倒閉時也驚呼道：“不知這座用紙板搭的房子會不會倒塌?”在大蕭條發生那年的冬天，美國自殺的人數增加了3倍。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絕望籠罩著美國。
艱難的生活，絕望的情緒，使得當時美國的社會矛盾不斷尖銳起來，社會開始成為一個火藥桶。馬薩諸塞州有一個市長一邊望著2000人的失業隊伍在市政廳周圍轉來轉去，一邊念叨：“隻要來一顆火星，就可以使他們變成暴民。”於是，抗稅運動發生了，有人違法開采公司私有的煤層，有人未經主人許可就在別人的空地上種菜。在俄克拉荷馬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和聖保羅市，成群的人闖進食品雜貨店和肉類市場，把貨架上的東西一搶而空。憤怒的情緒和失控的行為隨處可見。
絕望開始演變為暴力。底特律的救濟事業停頓了，隨之而來的是分散而無目的的暴亂行為;林肯市有4000人占領了州議會大樓，西雅圖市有5000人占據了10層樓的市政府大廈;5000名忍無可忍的芝加哥市教師闖進了市區的銀行。曼徹斯特寫道：曬得黑黝黝的農民甚至手拿幹草杈和霰彈槍幹了起來。艾奧瓦州的農民在一個叫作雷諾的農民協會前任主席的領導下，把通往蘇城那十條公路全部封鎖了，用釘上長釘子的電線杆和圓木橫在路心。過路卡車所載運的牛奶，不是被倒進溝裏，就是拿到市內免費分送。如果警察護送隊來了，同情暴動的電話接線員在一小時前就向農民通風報信。警官們紛紛被解除武裝，手槍和徽章被扔到玉米地裏。
這意味著人們在用武力來進行反抗了。美國農場局聯合會在1933年1月發出警告，12個月內會爆發“農村革命”。在麵對普遍的騷亂的時候，“工商界有些巨頭相信革命就在眼前，有些人還在別墅屋頂上架起了機關槍”。甚至那位把工人日工資從2美元提高到5美元、被人們稱之為“重新定義了工業資本主義”的老福特也在腰帶上別上了手槍。
由社會矛盾導致的是激進的社會思潮和與激進思潮相聯係的暴力行動。在《光榮與夢想》一書中，曼徹斯特收集了大量這方麵的資料。在紐約，3.5萬人擠滿了聯邦廣場，聽共產黨人演說。失業者越來越熟悉《國際歌》的曲調了。有一位42歲名叫布登茲的激進分子率領俄亥俄州的失業者聯盟的成員向哥倫布市議會大樓進軍，他的口號是：“我們必須奪取政權，建立工農共和國。”北卡羅來納州州長加德納提出警告說，眼前已經有發生“暴烈的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危險。
一位俄克拉荷馬州人在國會作證時說，一個平時很保守的牧場主對他說：“我們美國也應該來一個像俄國那樣的革命。”他問這位牧場主打算怎麽幹，牧場主回答說：“我們會得到400支機關槍……還有火炮、炮車、彈藥、步槍，一支大軍需要的東西，我們都快有了。如果美國有足夠的人敢像我們這樣幹，我們就要向東進軍，把東部各州和西部切斷。”
與此同時，法西斯主義勢力在明顯抬頭。1932年9月，美國退伍軍人團通過一項決議，宣稱“現在所用的政治手段已不能迅速有效地對付經濟危機了”。一個後備役軍官的秘密組織已經做好準備，如果新總統辦事無能，他們就動手。得過諾貝爾獎金、擁有34個名譽學位、當了30年哥倫比亞大學校長的巴特勒博士對學生們說：極權主義製度培養出來的人，“比民選製度培養出來的人更聰明，更堅強，更勇敢”。堪薩斯州州長蘭登聲稱：“寧可讓獨裁者用鐵腕統治，也不能讓國家癱瘓下來。”一個共和黨參議員甚至說：“如果美國什麽時候會需要一個墨索裏尼的話，那就是今天了。”而路易斯安那州州長朗格則在用實際行動建立獨裁統治，取消州議會選舉，州法院取消對製裁“侵犯公民自由”的憲法保證。
法西斯主義無疑成為當時美國一個現實的選項。當時就有人說，羅斯福如果想搞獨裁，易如反掌。“羅斯福初任總統的百日之中，國會自覺自願授予總統的權力是何等龐大，何等空前，何等的淩駕一切啊。就是德國國會給希特勒的權力，也不過如此。”即使作為反對黨的共和黨，也幾乎心甘情願地打算將等同於獨裁者的大權奉送給羅斯福。
然而，“羅斯福新政”製止了美國社會動蕩和滑向法西斯主義的可能，保住了它的民主與自由。曼徹斯特寫道：假如羅斯福果真是又一個胡佛，美國勢必步拉美七國的後塵，政府將為大蕭條的難民所推翻。在胡佛時期，曾經試圖以強硬的方式處理這些社會矛盾，但結果並不奏效，還曾經釀成臭名昭著的“補償金屠殺”。一戰退伍軍人到華盛頓請願，雖然組織嚴明有序，不讓激進分子參加，但依然遭到了胡佛命令的、麥克阿瑟親自指揮的、巴頓為先鋒的軍隊的鎮壓，數十名饑寒交迫的退伍軍人或其妻兒遭到鎮壓死亡。
但鎮壓能夠解決的隻是對政權的威脅，而不是導致威脅產生的危機本身。 在嚴重的危機和激化的社會矛盾麵前，羅斯福和“羅斯福新政”意味著什麽?有人會說，一個強有力的新政治家上台代表著一種新的希望;也有人會說，羅斯福政府實行的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收到了效果。但問題是，所有這些法西斯主義都能提供，甚至會用更吸引人的方式提供。那麽，是一些什麽因素使當時的美國避開了法西斯主義的道路呢?回答也許不是一篇短文能夠勝任的，但尋找“羅斯福新政”期間那些能製止法西斯主義的直接措施是可能的。
事實上，在大蕭條中，美國沒有走上法西斯主義的道路，與其說是出於必然(這種必然性人們也經常在“為什麽美國沒有社會主義”這樣的題目下進行討論，如著名的經濟學家桑巴特)，不如說是選擇的結果。
而這種選擇最重要的含義，是對社會中利益格局的調整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矛盾的緩解。在大蕭條中受到衝擊的是社會的各個階層，焦慮和不滿也散布在整個社會。但不同階層具體的感受及形成的傾向和主張又各不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法西斯主義的基礎是在社會的兩端，即大資本和社會的底層。大資本需要秩序以免使自己成為社會衝突的靶子，底層則在生存麵臨威脅的時候需要一個提供飯碗的人，哪怕這個人是個惡魔。
這樣我們也許就可以理解“羅斯福新政”期間這樣一種簡單而明確的政策取向：抑製大資本，救濟窮人。意味深長的是，胡佛時期偏向大資本的政策，最後導致的是社會各個方麵的不滿。而羅斯福傾向窮人的新政，卻為各階層的焦慮提供了不同的出口，就連被抑製的大資本也因經濟的穩定和複蘇而燃起了新的希望。複蘇的經濟為大資本帶來的利益，顯然加倍地補償了對大資本的抑製，而窮人則在新政中獲得了以製度為保障的生活底線。在這種情況下，利益關係新的均衡的形成，社會矛盾的逐步緩解，政權基礎的穩固，使得法西斯主義和各種極端思想的市場大為縮小。
美國在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中的變革是一種選擇。當然，這種選擇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骨子裏對自由的熱愛，使美國人哪怕在最壞的情況下都沒有喪失最後的清醒，沒有喪失對失去自由所帶來的惡果的警惕，這一點值得曆史銘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