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中國現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毛澤東曾說過他一生中隻幹了兩件大事 --- 建國和文革。毛澤東為什麽發動文革？這個問題至今仍然具有十分現實的意義。
可是詭異的是就連中共的最高層都對此不甚清楚，劉源回憶說，楊尚昆和彭真都曾認真地問過他毛主席為什麽要發動文革打倒他爸爸，胡耀邦也曾問過其下屬同樣的問題。
有人說文革是權力鬥爭，但老毛在整倒劉少奇之後依然繼續搞文化革命多年，而且權力鬥爭並不需要自下而上的大規模群眾運動，故權力鬥爭之說不能成立。比較流行的說法是反修防修，中共的正式文件也是這樣講的，但如果說是反修，既使以最左的觀點看當時的中國也不是修正主義，如果說是防修，那為什麽在如此深入，持久的防修運動之後，中國馬上就變修了呢？（左派認為鄧小平是搞修正主義）這完全說不通。
一，文革的原因和方式
老毛關注黨內當權者是否蛻化變質的作法是由來以久的。早在建國之前，毛澤東曾經提醒過全黨，共產黨人不能做李自成，不能在勝利麵前驕傲；更不能忘本，決不能脫離群眾，做官當老爺；決不能搞特權，甚至腐化墮落，蛻化變質, 要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進攻。
1945年黃炎培和毛澤東有過一次著名的‘周期律’對話，黃借評論曆史上政權的興亡，蜿轉地問毛是否有辦法避免重蹈舊政權的覆轍，他其實是擔心土共掌權後搞獨裁，而老毛的回答則是直接了當，一針見血：“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 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 就是民主。”。
毛的回答使黃炎培心悅誠服，但需要指出的是，老毛所講的‘民主’除了名稱以外，從形式到內容都與黃炎培所理解的民主完全不是一回事。這個對話倒是表明老毛對獨裁專製的弊端有著相當清醒的認識。
1949年，老毛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 老毛直言不諱地說出了他的政權是獨裁的。
1951年老毛說：“殺劉青山、張子善時，我講過，殺了他們就是救了二百個、二千個、二萬個啊! 我們共產黨不是明朝的崇禎，我們不會腐敗到那種程度。誰要搞腐敗那一套，我毛澤東就割誰的腦袋。”
1956年，毛在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說：“要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示威。遊行示威 在憲法上是有根據的。以後修改憲法，我主張加一個罷工自由，要允許工人罷工。這樣有利於解決國家、廠長同群眾的矛盾。縣委以上的幹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 就掌握在他們手裏。如果搞不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鬥，那麽，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讚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1964年12月26日，毛澤東搞過一次生日宴請，他曾特別談到他對中國社會城鄉階級鬥爭形勢的看法：“現在用幾盒香煙就可以把一個黨支部書記給賄賂了。如果把女兒嫁給一個幹部，那就要什麽有什麽。他們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5月、6 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認為，全國基層有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裏，我還擔心黨中央出修正主義！修正主義的出現標誌著資產階級在政治舞台上的興起。這些 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絕不能依靠他們”。
《五一六通知》第一次明確提出“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等文化領域的領導權都不在無產階級手裏，從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區，有一大批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十六條》說：“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還說：“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 毛認為在黨內有一大批資產階級當權派，並把鬥爭的性質提高到敵我鬥爭的高度。
總之，可以看出毛其實心裏十分清楚他建立的政權實質上是一個獨裁政權，他也十分清楚這樣的執政方式會對當權者產生不可避免的腐蝕作用。他一直在關注這個問題，在文革之前他曾試圖多次通過自上而下的政治運動（例如反右和四清）來達到清肅腐敗的目地，但均未達到目的。
老毛搞文革是因為他認識到當時土共的各級幹部有相當大部分已經腐化變質，成了資產階級分子，所以他要用文革的方式把他們除掉。至於腐化變質的原因，老毛曾用列寧的“小生產每日每時地產生資產階級”來作解釋（這也是毛急於從新民主主義革命進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原因），他也非常欣賞張春橋的關於資產階級法權的觀點（張的觀點把腐化變質與權力聯係起來了，顯然比列寧的說法更近一步。 參見張的《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 。
由於時代的局限性，盡管老毛當時正確地認識到了各級幹部腐化變質的事實，但對其產生的原因的解釋在今天看來不是很明確(張春橋有點靠譜），其實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權力導致腐敗。
“ 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英國人阿克頓的這句話儈炙人口，但更準確的說應該是不加約束的權力一定會導致對權力的濫用，腐敗隻是濫用權力的形式之一。
在文革之前，社會上的階層劃分已經很清楚，土共的高幹掌握著權力，享有著各種特權，是社會的最高層，工人，市民等處在中間，而占全國人口80%以上的農民則由於戶口製度被壓在了社會的最底層。由於當時的社會條件，土共各級官員的貪汙並不嚴重，但各級官員對權力的泛用已經達到十分嚴重的程度了，他們在政治上，行政管理上，經濟上都對民眾有極大的權力。在左的形式掩護下，他們有權將人打成右派，他們有權不計代價的胡幹甚至造假，58年大躍進時各級官員的大煉鋼鐵和大放‘衛星’就是明顯的例子。拋開政治上左右的傾向不談，老毛對各級幹部的濫用權力是非常反感的，並且把它和階級鬥爭聯係起來。
毛一再強調黨內存在的是‘資產階級’，而不是資產階級分子，這表明毛認為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片，從中央最高層直到基層的大多數當權者都已經變質。這是老毛和劉少奇之間的重大不同，這也是毛對劉少奇辭職的表態不置可否的原因。毛搞文革的目地不是打倒少數當權派，而是全麵地更換各級政府的當權者。
毛澤東得出結論，他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 由於毛的目標是全麵地更換各級政權的當權者，包括中央最高層的劉少奇等，這顯然不是用從上至下的行政手段可以做到的，所以他在文革中是采用至下而上的群眾運動方式進行的。
二，文革的過程
文革是以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開始的，用毛的話說，“要害問題是罷官”，直接點出了文革的要點是罷官。毛號召‘破四舊’，八次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還用‘造反有理’來鼓動紅衛兵去造各級政府的反，進而成功地在全國掀起了革命造反的狂潮，在狂潮觸及了社會的一切領域，以其驚人的破壞力造成了一場真正的浩劫。當然，在付出極大的代價之下，老毛達到了他的目標 --- 搞垮全國各級政府，老毛曾評說文革的造反運動：“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麵內戰。”
在達到搞垮全國各級政府的目的之後，老毛開始著手收拾爛攤子，由於破壞太大，重建的工作相當不易，毛使用了許多辦法如製止武鬥，派工宣隊，解放軍支左，大聯合，解放一些老幹部等，為其組建新政權作準備。從66年底到68年9月，用了將近兩年的時間才完成了全國各級革委會的建立。
紅衛兵運動紅極一時，但老毛對他們僅僅是利用，在全國的各級革委會都成立以後，毛就把那些不可一世的小將們送到廣闊天地去了，就像丟掉一塊舊抹布。
全國各級革委會是按‘老中青三結合’的方針組建起來的，從中可以看出老毛的用心：用一些老幹部比較‘好’的，其實主要是利用他們的工作經驗和能力；中年幹部，毛認為他們還沒有那麽‘腐敗’，且工作經驗和能力要比造反派強；年青的造反派，用來治約老幹部。值得注意的是，在革委會還有相當數量的解放軍支左人員，軍隊的勢力在文革中引人注目地膨脹起來。
在付出極大的代價之下，毛用群眾運動方式的方式推翻了全部舊政權，並建立起新的政權。在九大時毛可謂躊躇滿誌，在政治報告中總結了文革的準備和進程，宣布文革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毛認為他已經找到了解決‘獨裁導致腐敗’的問題，隻要這樣的文革‘隔七八年來一次’，就可以通過全麵更換當權者的辦法來保證其各級政權的純潔性，從而保證其紅色政權千秋萬代永不變色。
三，走向失敗
如前所述，軍隊在文革中地位大增，成為名符其實的中流砥柱，所以對軍隊的控製就變得異常重要，因此老毛讓江青，張春橋插手軍隊，以加強對軍隊的控製。軍隊是土共政權的根基，這點老毛比誰都清楚，在他一生中對軍隊的控製權從來沒有過絲毫的放鬆，四人幫插手軍隊絕不是他們的自作主張，而是老毛的意圖。但當時軍隊是被林彪集團所掌握，但是這種插手遭到了林彪集團強有力的抵製，林的四大金剛黃吳李邱所寫的回憶錄中對此有很多描寫。此外，林彪在文革‘後期’表現出不想‘繼續革命’的苗頭（九大報告之爭），和在九屆二中全會上對張春橋的攻擊，使老毛意識到他再也無法依靠林彪集團來做左派的後盾，這是老毛決心扳倒他們的真正原因。
老毛搞掉林彪集團是他在文革中最大的錯誤，因為在軍隊林的政治理念與老毛是最接近的，如有林彪集團在，左派才有軍隊做自己的後盾，立於不敗之地。可惜林彪和四人幫兩個集團格格不入，根本搞不到一起。在9.13事件之後，為了挽救左派在軍中的弱勢，毛曾提拔陳錫聯，並極力促成許世友和張春橋的和解，但陳許二人並沒有能力統領軍隊支持左派。毛在世的時候軍隊沒有問題，但在毛死後，沒有軍隊支持的四人幫就像無根的浮萍，被輕而易舉的治服了。
搞掉林彪對左派是致命的，但並不是決定性的。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共的獨裁統治，中共的領導層是一個很有限的圈子，毛在文革中把其中絕大部分人都推到了自己的對立麵，給自己創造了一個強大的反對派，這就注定了文革的失敗。為了壯大左派力量，毛一再講要‘吐故納新’，要吸收新鮮血液，並確實提拔了一批工農兵式的幹部進入各級政權，如王洪文等，可惜這些人造反有術，治國無方，完全不堪重任，而且有許多事實表明，這些造反派們在掌權以後腐化的速度很快，文革後期的走後門成風就是例子。
文革後期老毛為了緩和矛盾和發展生產，又重新解放了大部分被打倒的老幹部。但老幹部們的重新解放不可能緩解他們對文革的仇視，他們在文革中曾受到許多屈辱，有些人還家破人亡，既使他們不計較個人得失，他們也看不到文革的必要性，因為那些在文革中掌權的新貴們還不如他們呢。
在老幹部被打倒後，使用什麽樣的新人是個大問題，毛發現他在重新建立新政權時無人可用，那些新上來或者是隻會造反的四人幫，或者是能力，經驗，威信都不足的華國鋒等，為了搞好被文革嚴重破壞的經濟，老毛隻能重新使用有能力有權威的鄧小平，他別無選擇。然而，重新使用鄧小平給文革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老毛的晚年一直在致力於‘保衛和鞏固文革勝利成果’，但諷刺的是他麵臨著一個自己製造的尬尷局麵：他搞文革是因為他認為老幹部們腐敗變質，可新上來的掌權者還不如那些老幹部們，以致他不得不重新使用老幹部。。。 像他自己說的，這正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毛在臨終時曾對他的親信們說：“‘文化大革命’, 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麽交? 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麽辦? 隻有天知道。” ，他很清楚文革使土共的幹部隊伍形成了實力懸殊的兩派，而且他的左派得勝的希望渺茫。
四，文革之後
鄧小平在1981年搞的對林彪集團和四人幫的審判是一場鬧劇，名曰尊重法律，實際上是按照鄧小平訂的調子進行的。林彪集團和四人幫是兩個水火不容的政治集團，鄧出於政治上的需要則硬說他們是一夥的。鄧小平這樣做有他的苦衷，他要維持土共的獨裁統治就必須維護毛澤東的旗幟，所以隻好罔顧事實，把髒水潑到林彪和四人幫的身上。
老毛敢發動文革是依靠林彪的軍隊作後盾，依靠周恩來維持經濟，依靠四人幫來衝鋒陷陣的。其中四人幫是老毛最信任和倚重的人，是老毛搞文革的中堅力量，毛認為張春橋在理論上最接近他的思想，毛對江青的指責是出於愛護，是恨鐵不成鋼，說四人幫反毛，破壞文革是真正的笑話。
鄧小平利用了民眾的不滿徹底地否定了文革，開放國門，引進了資本主義方式來搞生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這種作法並沒有新的東西，不過是利用了幾百年來早已證明了的資本主義在發展生產方麵的長處。鄧小平發展生產無疑是正確的，但鄧的‘堅持黨的領導’的作法使他麵臨與老毛同樣的問題 --- 獨裁導致腐敗。而且，由於雙軌製和私有經濟的引進，腐敗的速度和力度都大大地超過了老毛的時代。
89年的‘六四’也是一次短暫的群眾性的反腐運動，但與文革不同，那是一次體製外的運動，是群眾自發的。與老毛對群眾運動的喜愛正相反，鄧小平一不探究64運動的起因，二不顧土共多年經營的‘代表人民’的形象，悍然出動軍隊去鎮壓，寫下了中國現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頁。
盡管鄧小平走的路線與老毛有很大不同，但鄧和毛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堅持共產黨的專製統治是他們共同的目標，為了這個目標毛澤東不惜任何代價去搞文革，鄧小平不惜任何代價去鎮壓六四。
更糟的是，鄧小平對腐敗的認識遠不如老毛，他沒有提出任何有效的辦法來整治腐敗，而是以他一貫的舉重若輕的辦法，把反腐的重任交給了下一任。
江朱時代繼承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對反腐敗也不可謂不盡責，朱熔基說要準備趟地雷陣，準備一百口棺材。他們成立了紀檢委，殺貪官甚至殺到人大副委員長一級。。。可以說他們是盡了最大的能力用體製內的自上而下的手段來整治腐敗，但這是不可能成功的，古今中外有過無數獨裁專製者采用嚴厲手段反腐的先例，從來就沒有成功過。僅舉一例，明朝的朱元璋曾對貪官采用剝皮，抽腸等血腥手段，結果貪腐之風仍是屢禁不止。在江朱時代結束的時候，腐敗已經泛濫成災，積重難返。胡溫則是明白人，他們知道腐敗已經不可遏製，隻能搞維穩以求生存。胡溫時代的反腐隻是權力鬥爭的工具而已。
五，文革的教訓
獨裁必然導致腐敗，而這種腐敗如果不加以清除，它最終將會導致亡黨亡國，這是老毛發動文革的原因，他希望通過周期性的搞文革來清除腐敗，永保其紅色政權千秋萬代。
由於腐敗的普遍性，用體製內自上而下的方法是無法消除的。毛在文革中用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的方式成功地更換了全國政權，這是他的成功之處。但是這種方法的破壞性和副作用極大，使中國經曆了一場真正的浩劫。
文革是人類曆史上絕無僅有的專製者在體製內采用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反腐的嚐試，而且的確達到了更新全國政權的目的。 文革失敗的根本原因是土共的獨裁統治，文革的過程表明在獨裁專製的製度下，當權者是不可能在其體製內解決其腐敗問題的，既使象老毛那樣的‘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林彪語）’式的人物，以其特有的威望，魄力和手段，且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但最後仍以徹底失敗告終。
從文革的經驗看，當今習近平的反腐隻能是一場鬧劇，首先他的方法不對，現在中國的腐敗比文革開始時要廣泛和嚴重的多，僅靠紀檢委等體製內的少數機構和人員是不可能完成反腐重任的，這就好比一個人全身大部分的肉都腐爛了，靠他自己的力量是無法清除的。如果排除民主，要想大麵積地清除腐敗隻能靠群眾運動這種副作用極大的方法。但是，老毛在文革中靠群眾運動更換全國政權的先例是無法複製的，今天的中國沒有第二次文革的土壤，習近平個人也完全無法與老毛比。第二，退一萬步說，既使有奇跡發生，習近平成功地更換了全國政權，那時他就會麵對老毛當年同樣的困難 --- 難以保住他的‘勝利成果’，因為他早已宣布堅持土共的獨裁專製不變，文革的經驗告訴我們這種治標不治本的辦法是必然要失敗的。
民主國家以法律限製議員或官員的任期，到期不能續任，防止一個人長期把持一個位置，同時職位公開競爭，所以現任不能指定接班人，同樣達到更換議員／官員，防止腐敗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