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孫曆生的故事
孫曆生，女，1934年生，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教員。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1966年夏天遭到該校紅衛兵的野蠻毆打和折磨。1968年她被關在學校中“隔離審查”，7月12日吊死在校中，時年34歲。
１，小說《蝴蝶》中的人物
1996年，在調查中，一位被訪者告訴筆者，她在1950年代初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學讀書，有一位老師名叫孫曆生。在文革後，她聽說，孫曆生老師在文革中自殺了。她為孫老師很難過。但是，她不知道孫曆生老師是哪一年死的，也不清楚死在什麽地方。她至今清楚記得孫老師教學生唱歌的樣子。她說孫曆生是一個很美的人。另外，她還聽說，作家王蒙的小說《蝴蝶》中的一個女性人物，就是以孫曆生為藍本寫的，孫是王蒙妹妹的同學。
《蝴蝶》是1980年代初的“傷痕文學”中很出名的一個中篇小說。這篇小說的重要人物是一個在文革中被“鬥爭”而在文革後再次身居高位的共產黨老幹部，圍繞以三個女性角色。女性人物之一名叫海雲，1949年時是女中學生，單純熱情，向往革命，在共產黨進入北京掌權後，和這個共產黨高級幹部結了婚。他們有了一個孩子。1957年海雲因言論被劃為“右派份子”後，她的高幹丈夫和她離了婚，和另一個女人結婚。在1966年開始的文革中，海雲自殺，她的高幹前夫遭到殘酷“鬥爭”並失去了官位。在文革結束後，他恢複了原先的高職位。
小說題為《蝴蝶》，取義於著名的莊子夢蝶的故事。莊子夢見自己變成了蝴蝶，夢醒之後，不知道是胡蝶存在於莊子的夢中，還是莊子存在於蝴蝶的夢中。對小說的主人公共產黨高級幹部來說，則是對在文革中被“鬥爭”的經曆和眼前的恢複了高地位之間對比的感觸。對海雲在文革中的遭遇，沒有作具體的描寫，隻是簡單提到她自殺了，因為被打。小說沒有提到在哪一年自殺，也沒有提到在哪裏死亡。所以，無法從小說中了解她的原型孫曆生在文革中的具體遭遇。
這也是那一時期發表的作品的共同特點。在毛澤東死去兩年後，肆虐十年的文革終於被權力當局否定了，但是同時被權力當局硬性解釋為是林彪和四人幫兩個“反黨集團”的罪惡，而不是文革的發動者和領導人毛澤東的罪惡。雖然文革被否定了，但是當局禁止發表任何越出他們的解釋的別的對文革發生原因的討論。
很明顯，如果要推行對文革性質的這種解釋，必須少提或者不提文革的具體事實，尤其是不能提千千萬萬普通人中的受難者的悲慘遭遇。報刊雜誌上發表的平反文章，都有級別限製，都必須是《蝴蝶》主人公的“副部級”或者更高。孫曆生這樣的中學老師是被忽略的。小說是虛構文學，應該有比較活泛的表現餘地，但是實際上，綜合觀察那個時代的所有小說，可以看到在虛構領域內，也仍然是被權力當局關於文革的權威結論緊緊束縛的。
文革才一結束，文革的曆史已經被有意無意地模糊了。王蒙在《蝴蝶》之後發表的另一中篇小說《相見時難》（1982）裏，提到文革重大事件的時候，在時間上與事實相差數月。１１年以後，在1993年這個小說收入裝訂精美的多卷本《王蒙文集》的時候，仍然沒有糾正。這也許並不奇怪。既然清清楚楚的文革罪責可以從文革發動者和領導者身上推開，把文革曆史事實的時間弄錯幾個月，不會被重視。
我那時已經了解到，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的校長沙坪女士，在經過了紅衛兵學生三天的毒打和折磨後，在1966年8月22日在校園中死去。但是，我還不了解這個學校中別的被迫害致死的人。我曾經跟這個學校的一個人談話，但是沒有談完，這個人就在激動之中掛斷了電話。
後來，我從別的學校的老師那裏了解到，文革中女三中還有三位老師被迫害而死。三位老師中，數學教師張岩梅是在1966年夏天被抄家和毆打後，上吊自殺的。另外兩位老師，名叫方婷芝和孫曆生，是在1968年被關押“審查”的時候自殺的。方婷芝在學校門外撞死在公共汽車上。孫曆生上吊而死。
這樣，我知道了孫曆生老師是死在女三中的，死在1968年。但是，我也沒能找到“關係”在女三中的檔案中查找她的死亡日期。她的死亡日期應該記錄在學校的檔案裏，但是查閱檔案記錄是不被允許的，除非有特殊“關係”可以找到人幫忙。
2000年，筆者發表了關於女三中的校長沙坪怎麽被打死的文章。有讀者讀了那篇文章後說，“令人發指”“不忍卒讀”。其實，筆者所了解到的隻會是暴行的很小的一部分。死者知道他們身受的全部酷行，但是已經永遠無法說出事實。
在那篇文章中，我也寫到這所女子中學在文革中，除了校長被打死，還有三名教師在遭到暴力迫害後自殺。其中有孫曆生老師。我在文中寫到：
一個在五十年代上過孫曆生課的學生說，孫曆生老師是一個外形和氣質都很美的人，後來成為作家王蒙在八十年代初所寫的小說《蝴蝶》中的一個人物的原型。那個人物有和孫曆生相似的經曆：一個參加了共產黨革命的年輕的知識女性，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和丈夫離了婚，在文革中自殺了。小說描寫了那個人物的單純和善良，但是對那個人物的死隻是含糊地提了一下。小說當然屬於虛構文學，作者可以編排自己喜歡的情節。問題在於，在文革中這樣的眾多的死亡不是虛構的，是真實的。然而，沙坪、張岩梅、孫曆生、方婷芝和其他老師在文革中的死亡，三十年來從來沒有被允許清楚地記錄下來或報告出來。於是，孫曆生、沙坪們的死亡，以及這種死亡的異乎尋常的恐怖性，被掩蓋被忘卻了。在王蒙同時期發表的另一小說《布禮》中寫道，共產黨象是母親，母親有時會錯打了孩子，但是孩子決不記恨母親。這一比喻也多次出現在當時的官方報紙上。這一比喻被官方用來解釋和定性文革中普通人身受的迫害，並指示普通人應該如何對待他們身受的迫害。這是一個什麽文學化的比喻？孫曆生和沙坪們的慘死，以及北京的中小學教育工作者在文革中受到的殘酷迫害，可以作如是比喻嗎？這個比喻意味著對生命的輕蔑還是對權力的迷狂？
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關於文革的文學描述，也就是後來被稱作“傷痕文學”者，在當時起的作用以及影響，是後人難以想象的：讀者們排隊購買文學雜誌，含淚閱讀文學作品。在長達12年的壓迫之後，在這些作品裏，文革的暴虐終於第一次被描寫和否定了。然而，“傷痕文學”實際上淺嚐輒止，沒有被允許深入和發展。《蝴蝶》一類作品就此成為《傷痕文學》的頂峰。對文革的揭示不但沒有能再往前進，很快就被這種“父母打孩子”的說法壓倒淹沒了。非常明顯，這種說法要求人們不要追究文革的罪責，特別是毛澤東和他的文革理論的罪責。同時，為了防止追究罪責，就要淡化文革的罪惡。要淡化文革的罪惡，就要禁止紀錄文革曆史，特別是關於受害者的遭遇。
筆者常常想要從檔案資料中發現關於文革受難者的死亡日期和個人資料，但是從來未能作過。這些材料似乎已經成為“國家機密”。
２ 1957：劃成右派、離婚和強迫勞動
筆者繼續設法尋找認識孫曆生的人。多方探尋，筆者找到了孫曆生的女兒，作了很長的談話。
從不同的人們的敘述中，在筆者所了解的文革和文革前的曆史背景上，一個已經被害死三十多年的中學教員孫曆生的人生，漸漸地從迷霧中顯現出來。
孫曆生在1934年5月24日出生。她的父親是個中學校長，母親是家庭婦女。孫家住在西四三條小絨線胡同，是自己的房子，一個雖然不大但是整潔舒適的小院。王蒙家和孫曆生家是鄰居。王蒙的妹妹和孫曆生從小是同班同學。因為這種關係，王蒙了解孫曆生的故事並將其寫進了小說《蝴蝶》。
1949年時孫曆生是第三女子中學的學生，接觸了共產黨員，很快成為第三女子中學的第一個共產黨員。1952年孫曆生高中畢業，留校工作。有一個共產黨高級幹部來這所中學宣傳講話，認識了孫曆生。孫曆生18歲那年和這個比她年長二十多歲的高級幹部結婚，很快有了兩個女兒。1956年，她被保送到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學習。1957年“反右派運動”時，她正在黨校學習。去黨校學習本來是要給她地位提升的機會。但是，在毛澤東後來自稱的“引蛇出洞”鼓勵人們批評共產黨的時候，她說了一些批評上級領導的話。那時候她的丈夫在蘇聯訪問，因此她被蒙在鼓裏，沒能了解中共中央的計劃——由鼓勵“提意見”突然轉向，把提出批評的人統統劃成“右派分子”。由於她說的批評上級領導的話，她被劃為“右派分子”，被開除出共產黨。
孫曆生被劃為“右派分子”後，她的高級幹部丈夫按照共產黨組織的決定和她離婚。在決定離婚到正式簽字期間，她懷孕了。她是大著肚子去簽離婚證書的。離婚後，她的前夫在“組織”的安排下和另一個女人結了婚。
王蒙在《蝴蝶》裏描寫的是“海雲”在成為“右派分子”後自己要求離婚，沒有說是“組織”強迫他們離婚的，也沒有說是身為高級幹部丈夫要離婚。顯然這樣可以避免觸及“組織”締造的無情的製度和無情的理念，這樣也把“海雲”的不幸在某種程度上轉變為她自己的選擇而不是“組織”所強迫造成。當然，這是小說，作家不必一定按照模特兒的事情來寫。但是，他寫的不是平常年代的家庭婚姻，而是在一個真實的曆史事件中的人的遭遇，往哪一個方向改變原型人物，包含有作者對那一段曆史的認識在內。
孫曆生被送到“天堂河”農場“強迫勞動”。這是北京遠郊區的一個勞改農場。“反右派運動”後，大批“右派份子”被強迫離開工作單位到這類農場。一位在“天堂河”附近的另一農場“勞動教養”的“右派分子”告訴筆者，在“天堂河”集中了一批女性“右派分子”。文革後，中共中央組織部的前部長在文章中承認，1957年把55萬人劃成了“右派分子”。有學者認為數字遠遠大於55萬。但是55萬就已經是一個天文數字。孫曆生的第三個女兒出生在1959年1月，是在“勞改”時出生的。那時候她已經離婚，這個孩子也就一直沒有父親。她的三個女兒，包括沒有父親承認的最小的女兒，都被送到孫的母親家裏，以後就一直由她的母親帶大。
孫曆生的大女兒曾經到孫曆生所在的勞改農場去過一次。她記得媽媽住的大棚子很黑很髒，到處有蜘蛛網，媽媽睡的床是一根一根沒有刨過的木棍釘起來的。有一個人躺在床上，身上裹著紗布，是被卷進機器絞傷了。那個人顯然傷勢很重。孫曆生在喂飯給這個人吃。
孫曆生在勞改農場得了心包炎。兩年以後她被允許回到女三中。1961年是大饑餓時代最嚴重的一年。非常明顯，這個大饑餓是1958年的“大躍進”直接造成的。但是在1957年的如此大規模的如此嚴厲的對一切敢於發出不同聲音的人的鎮壓，不但使得瘋狂荒謬的“大躍進”無人反對，連隨之來到的大饑餓也無人調查和記錄事實。
人們在挨餓，即使在相對得到種種優待的首都北京，很多人因為嚴重缺乏營養得了浮腫病。孫曆生回到學校也沒有被允許當老師。她在學校的地窖裏種蘑菇。當時饑餓如此嚴重，學校必須設法生產食品以自救，就把“右派份子”分派做這樣的勞動。她在“摘帽”以後，才到學校的資料室工作，直到文革。
在勞改農場，孫曆生認識了一個和她一樣被送去勞改的男“右派份子”。那個人和孫曆生同歲，也是個中學教員。他們結了婚。孫曆生第二次結婚後，又生了一個女兒。孫曆生回到女三中工作後，和她的丈夫以及第四個女兒住在一起，離她母親的家不遠。她的丈夫名叫聶寶珣，在北京第３１中學工作。
３ 1966：脖子上掛著磚頭在玻璃渣上爬
1966年文革開始。8月，毛澤東支持紅衛兵運動興起。短短幾個星期內，紅衛兵由零星暴力攻擊發展到大批打死人。
毛澤東給予全國紅衛兵免費交通和食宿到北京來“革命大串連”。北京的市民被動員招待外地來的紅衛兵。1966年8月12日，佳木斯第六中學吃了孫曆生母親蒸的菜肉包子以後，抄了孫曆生母親的家。他們搜出孫家的房子的房契，說這是“變天賬”。他們把孫曆生母親的頭發全剪掉了，又打她，還把孫曆生從女三中揪來一起打。紅衛兵說要搜查私藏的黃金。他們砸碎了孫家的家具，又把天花板全部捅破了，接著又掘地三尺。孫曆生的前三個女兒隨姥姥住。最小的女兒看到紅衛兵挖的坑快有她的身高那麽深，以為紅衛兵掘坑是要活埋他們，害怕極了。
孫曆生的母親是個家庭婦女，一個和善的老太太，照顧著離婚了的女兒的三個小孩子。隻是因為她有自己的房子，她被打得不能走路。抄家過後，他們的家具都被打碎了，房子裏挖了很多坑。他們隻好把木板架在坑上睡覺。
這並不是孫家特別的遭遇。在離孫家不遠的小絨線胡同25號，有一個叫梅梅的十來歲的女孩子，她的父母都被紅衛兵打死了。這是一個不長的胡同，在1966年夏天有近十人被打死。1966年8月，北京有自己的住房的人，幾乎都遭到類似的遭遇。還有相當數量的房產主被活活打死。在紅衛兵的暴力攻擊之後，他們交出了自己的房契。隨著紅衛兵的行動，中共中央在1966年9月24日發出“中發1966－507號文件”，把私人住房收為國有。在這裏，可以清楚地看到紅衛兵行動和政府行動的關係。
這個行動的結果，是北京有５２萬間私人房屋被“收歸國有”。沒收這些房屋是否需要毆打甚至殘殺孫曆生母親這樣的老人，是需要提出的另一個問題。也就是說，對根本沒有反抗的人民，權力當局實行這樣的迫害，是另一層犯罪。這種由當權者組織的大型犯罪行為，需要有特別的稱呼，以區別於一般的由個別人或者小型犯罪集團實行的犯罪。
女三中校長沙坪在8月22日被打死。沙坪在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之後，連續三天被關押在學校中遭到毒打和殘酷折磨，直到被打死。在沙坪被打死的過程中，孫曆生一直是“陪鬥”的人之一，因為她是老師，而且是“右派分子”。“地富反壞右”，所謂“五類分子”，文革前就是打擊對象，到了文革，有新的“敵人”也被加進了革命鐵錘下的鐵砧之上，對舊有的“五類分子”來說，發生的是所受壓迫的升級。
女三中雖然是女校，隻有女學生，但是該校紅衛兵打人非常凶猛殘酷。沙坪被打死，還有校外的“牛鬼蛇神”也被抓進學校裏打死。（關於沙坪之死，請見她的條目。）
在1966年夏天，紅衛兵曾經把一根細鐵絲兩頭都拴上兩塊磚頭，掛在孫曆生的脖子上。這還不夠。他們還打碎玻璃瓶，把玻璃碴鋪在地上，強迫脖子上掛著四塊磚頭的孫曆生和別的一些老師在玻璃碴上爬行。碎玻璃紮進他們的膝蓋和手掌，鮮血淋漓。——這樣的殘酷的細節，一直是在關於文革曆史的文字記載中被回避被忽略被隱瞞的。以致當筆者在1995年發表文章公布這樣的校園暴力和殺戮的時候，一些長期研究文革曆史的西方學者大為吃驚。其中一個教授問筆者，他也作過調查，卻從未聽說這樣的事情。還有一個教授質問我到底訪談了多少人，寫出的這些故事是否可信。實際上，他們的疑問清楚地表明，文革的基本事實――人民所經受的迫害，在文革當時和文革後的許多年裏，一直沒有被報告。正因為此，西方的一些學者便想當然地認為紅衛兵運動類似西方1960年代的學生運動。
也有幾個當年打人行凶的人，在1998年則毫無羞容地指責筆者對校園暴行的記錄“誹謗”了紅衛兵。他們這樣指責，把說出事實叫做“誹謗”，把記錄罪惡稱作犯罪，顯然是賊喊捉賊的手法。但是敢用這樣的說法，顯然也因為他們覺得僅僅筆者一個人的記錄不成氣候，沒有很多人相信，所以他們可以輕易地否認，而且還能倒打一耙。
文革的血腥殘忍的曆史記載的缺失，使得關於文革的評價和有關爭論失去了基礎平台，因而懸空，模糊，似是而非。
孫曆生被“鬥爭”，被剃“陰陽頭”，頭頸上掛了四塊磚頭在玻璃渣上爬。真的很難想象孫曆生和她的母親是怎麽熬過1966年夏天的“紅色恐怖”的。在1966年夏天，在北京，經曆過這樣的折磨的人，不是一個兩個，而是在每一條胡同，每一所學校都有。在全國，當然更多。
４ 1968，吊死在“牛棚”窗上
然而孫曆生沒有能活過文革的第二輪迫害高峰。1968年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是文革中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迫害人的高峰時期。毛澤東親自批發了一係列的文件，指導在各個單位整人。那個時候，各單位已經成立了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革命委員會”組織領導“揪出”和“鬥爭”所謂“隱藏得很深的階級敵人”。孫曆生再次成為重點對象。她被關在學校裏，不準回家。
在1968年，一大批人被“隔離審查”。“隔離審查”是當時權力當局用的正式術語。“隔離”的意思就是關起來，失去自由，而且不準和人接觸。
和斯大林迫害人的不同之處之一是，除了動用專業的“專政機關”之外，毛澤東迫害人還大量地在各個單位進行。在各單位對大量的人員進行“隔離審查”，就需要在各單位建立監獄。這種監獄當時權力當局並沒有給予正式名稱，後來就被俗稱為“牛棚”，因為當局把“敵人”稱為“牛鬼蛇神”。
這種“隔離審查”的目的之一是要逼迫人“交代問題”和把人整成各種名目的“專政對象”；同時，這種隔離本身就是一種殘酷的虐待和折磨。以後的人們很難想象這種每個單位建立監獄關押本單位職工的情景，也很難想象為什麽要把大批孫曆生這樣的人“隔離”起來。孫曆生這樣的女教師，能做什麽危害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權威的事情？“隔離”他們能查出什麽秘密的破壞計劃？然而，實際發生的是，在北京，在全國，在每一個學校，都有一批老師被“隔離審查”。大批人死在“隔離”中。把孫曆生這樣的教師們這樣關起來，剝奪自由，長期施行心理的和肉體的折磨。發動和領導這樣的“運動”的人，如果不稱之為“虐待狂”，應該用什麽名稱比較合適？
1968年7月12日，孫曆生吊死在女三中校中。學校當局宣布她是“自殺”。
孫曆生的母親一直對女兒的死懷有疑問。因為在孫曆生死亡的前一天，孫曆生曾經悄悄離開學校，來到母親的家中。她和母親有過一場短促的談話。然後她就匆匆離開，回到她學校中去了。
那天孫曆生告訴母親，她在學校中被整得非常厲害。整她的人是學校裏的同事，以前是她的好朋友，現在這個人很是得勢，在“革命委員會”裏麵，拚命整她，“揭發”她。她是很難逃過去了。她還告訴母親，她的同事方婷芝老師，已經撞在公共汽車上死了。（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方婷芝老師死於孫曆生之前。）
孫曆生從隔離室跑到母親家和母親談話的那天，她的第三個女兒在場，她縮在床上，假裝睡著了，片片斷斷地聽到了母親和姥姥的談話。她記住了方婷芝的名字，另外，她記得媽媽提到她家門口的石榴樹。那時候她9歲。媽媽離開後，她在被子下麵悄悄地哭了。
第二天，孫曆生被報告吊死在學校裏。她在窗戶上吊死。學校當局說她自殺，但是從來沒有說孫曆生留下了自殺遺書。
孫曆生的母親和孩子一直不相信她會自殺。他們說，她在前一天偷偷回到母親家的時候，說的是怎麽對付整她的人，沒有流露任何要自殺的意思。最重要的是，他們說，她是母親，而且，她是一個非常愛孩子的母親。她有四個未成年的孩子，其中最小的一個隻有7歲。她的孩子需要她撫養。她不會丟下四個孩子死去。
另外，他們說，從1957年被劃成“右派分子”到1968年，孫曆生已經經曆了離婚，勞改，以及紅衛兵的殘酷毆打和折磨。她不是一個沒有受過苦的嬌弱的女人。她不會輕易結束自己的生命。他們想要知道，在孫曆生死亡以前，究竟發生了什麽？
孫曆生死亡的時候，已經在學校裏被關押“隔離”了很久。期間曾經有一次被允許回家。可能是回家取糧票。她和第二個丈夫以及他們的女兒住在一起。那也是她最小的女兒最後一次見到她。小女兒記得媽媽回家的時間很短，爸爸為她做了雞蛋炒飯，裝在一個鋁飯盒裏，讓媽媽帶到學校去。
那時候北京一般市民的生活都很苦，孫曆生那個年齡的教員工資很低，加上他們兩個人都是“右派分子”，境況更差。雞蛋炒飯要算是很好的食品。在短促的回家時間中也隻來得及做雞蛋炒飯。
孫曆生的前三個女兒也說，繼父對待母親很好。兩人都是“右派分子”，都受到外界迫害，但是家裏沒有問題。這也是她們不認為她會自殺的一個理由。
然而，盡管有種種懷疑，在1968年，孫曆生的家人不可能調查她的死亡。當時，孫曆生的父親也被“隔離審查”，她的母親是個老年家庭婦女，她的最大的女兒隻有14歲。她的身為共產黨高級幹部的前夫也被關了起來。她的第二次婚姻的丈夫自己也是教員和“右派分子”，也在被整。
孫曆生死後，屍體火化了。對自殺的人，當時稱之為“對抗運動”“死有餘辜”，不準留骨灰。孫曆生的丈夫偷偷抓了一把骨灰帶回家中，保存起來。但是，不久以後，他也去世了。孫曆生的骨灰不知所終。
孫曆生死亡一個月之後，她的妹妹的丈夫也死了。他的名字是高經國，是七機部第二研究院的研究人員。他在被“審查”的時候，從六樓上墜樓，七八個小時後死亡。他的妻子聞訊趕來，卻不準她和丈夫見麵。高經國死時27歲。
高經國在四川農村長大，他的父母生了七個孩子，隻養活了兩個，他上了大學，畢業後在北京工作，和妻子一起住了嶽母家中。1966年嶽母被抄家的時候，他的妻子生了孩子剛剛從醫院回到家中，也被抄家的紅衛兵罰站。1968年掀起又一輪迫害高潮，高經國死亡，他的孩子隻有兩歲。他的父母得到他的死訊，數月後就都因憂傷過度而死亡。
孫曆生死亡的那一時期，是文革最恐怖和殘忍的時期之一。經過兩年的文革，迫害變得越來越組織化了，也更加深入細致了，越來越無法逃遁了。在這個網站上，可以看到一係列的和孫曆生在同一時期悲慘地死去的人們。他們死了，還被詛咒作各種罪名，他們的家屬也受到連累。
５ 誰殺害了孫曆生？
孫曆生是死在“隔離審查”中的。被“隔離”的人在裏麵遭受了什麽，他們的家人和親友不可能看見，也不可能知道。在這種情況下，在“牛棚”裏動用私刑甚至殺害生命，可以有條件進行。從“牛棚”裏活著出來的人，說出來“牛棚”如何運用肉刑，如何進行心理的折磨。但是，死在其中的人，已經不能開口告知他們所遭受的折磨。
孫曆生家人的心裏一直沒有安寧。
孫曆生的母親認識孫曆生所說的那個在學校整她的那個人：他們倆曾經是同學和朋友。孫曆生和高級幹部丈夫結婚時，經濟條件優越，還常常拿出她自己的工資接濟這個朋友。後來兩個人中間有了矛盾。在1968年，那個人進入了“革命委員會”任職，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開始後，狠整孫曆生。孫曆生的母親認為自己的女兒是被這個人整死的。女兒死後多年，聽說這個人病了，病得不輕。這時候孫曆生的大女兒已經長大，酷肖其母。孫母拿出了一件孫曆生生前常常穿的衣服，讓孫曆生的女兒穿上，看起來好像孫曆生又複活現世一般。她說要讓外孫女到那個人家裏去“鬧鬼”，讓那個人看到，以為是孫曆生的冤魂來索命，一定非常害怕。
這件事情實際上並沒有進行。但是，受害者家人的這種心情是容易理解也令人感歎的。不要說文革未結束前，甚至在文革後，即使受害者得到了“平反”，但是，作惡者上至毛澤東，下至各單位打人整人的人，都沒有受到責任追究。受害者的家屬失去了他們的親人，痛心之至，卻完全沒有辦法訴諸司法正義，對害人者做哪怕是很輕微的懲罰。（在這個網站上，可以在“卞仲耘”條目中看到文革後死者家屬長達十年的法律訴求如何全然失敗。）在無可奈何之中，他們隻能作這樣的想象中的報複。
在文革時代，因為個人的怨恨而借機整人的現象，相當普遍。像“清理階級隊伍”這樣的大“運動”，整體上是毛澤東指揮的。但是在每一個單位裏，整誰，整到什麽程度，都是由那裏的掌權的人來具體實行。他們決定“隔離”誰，決定如何“鬥爭”和折磨“被審查”的人。沒有了法律的限製，他們當然可能利用機會來濫施刑罰。文革把法律和法庭這些文明的基本要素打破了，把人性中的惡釋放出來，作為“革命”的動力。
1978年，毛澤東死了兩年以後，壓在受害者頭上的大石板終於開始鬆動了。鄧小平和胡耀邦給1957年的“右派分子”“改正”，給文革中的受難者們“平反”。各個單位為死去的人開了“追悼會”。孫曆生的女兒們想了辦法，在八寶山給母親開了追悼會，雖然按照當時的規矩，孫曆生這樣級別和地位的人是不可能有在八寶山開追悼會的待遇的。在當時的報紙上發表給文革受害者平反的文章，對受害者的級別有嚴格的控製。
他們寄出了100張請帖，來的人卻有好幾百。其中有孫曆生小時候的老師，那時候已經80多歲了，流著眼淚回憶那個熱情漂亮的學生時代的孫曆生。來賓中也有和孫曆生一樣在文革中受到殘酷毆打的中學教育工作者。其中之一是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校長高雲。高雲在1966年8月遭到紅衛兵學生毒打。紅衛兵以為他被打死了，把他送到了火葬場。因為當時被紅衛兵打死的人太多，北京的火葬場的焚屍爐供不應求，火化屍體要排長隊。在等待過程中，高雲在死人堆裏醒了過來，爬了出來。高雲幸運逃過一死，但是他校中的兩個同事，靳正宇和薑培良，都被紅衛兵打死了。高雲在追悼會後還去看望過孫曆生的孩子們。共同的文革悲慘遭遇使他關心孫曆生的家人。孫曆生的第一個丈夫沒有來參加這個追悼會。
許多年來隻有一個人表示過歉意，是陸定一。陸定一在文革前是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1957年孫曆生被劃成“右派分子”，罪狀之一是曾經說過陸定一“作風粗暴”。在她，大概隻是批評一個丈夫的同事，但是在1957年被認為是“反黨”。陸定一為此向孫曆生的女兒道歉。
陸定一的這種道歉，所以應該被報告和記載，是非常難得的事情。陸定一是所謂“彭羅陸楊”，即文革中最早被“打倒”的四個中共高級幹部之一，在文革中長期被關押，吃盡苦頭。但是，即使是在那些受到長期迫害的人中間，能對自己所做過的迫害他人的事表示道歉的人，非常非常少。這是一個應該注意和研究的現象。相當多的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雖然親身經曆了迫害的痛苦，卻並不對他們自己迫害過他人表示悔過。也就是說，他們對迫害本身不作否定。
道歉不能使死者複生，也不能使事實回轉，但是道歉不但表示是非方麵的澄清，也是一種道德上的救贖。顯然，沒有多少在文革中和文革前迫害了人的能夠道歉。這一現象表明，文革毀壞的，不但有人的生命和生活，還有道德水準。因此，應該對少見的懺悔者，尤其應該表示肯定。
沒有任何女三中的人來道歉過。那些在1966年給她頭頸上掛磚塊強迫她在玻璃渣上爬行的人，那些在1968年把她“隔離審查”致死的人，都沒有來向孫曆生的家人道歉過。
最早告訴筆者孫曆生的名字的那位被訪者說，她認識的一些在文革中用殘酷手段迫害他人的人，在文革後居然毫不慚愧地說：“我們當時就是跟著毛主席革命。”那麽，隻要毛澤東的巨幅畫像還高掛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的屍體還在水晶棺材中受人瞻仰，他們仍然可以有恃無恐。
那些人不道歉，雖然正是他們直接傷害了孫曆生和其他受難者。然而，如果沒有“反右派運動”和文革，這些人不可能得到機會來造成這樣的傷害。個人的性惡在得到邪惡的製度的激勵和配合的時候，才有可能造成千千萬萬的中國人的悲慘死亡。孫曆生的死亡有個人的獨特的性質，但也是千千萬萬的受害者的共同命運。
在實質上，害死孫曆生的是“反右派運動”和文革。一個“運動”一個“革命”，把孫曆生和千千萬萬其他受難者變成了“階級敵人”，然後，任意淩辱與虐待，直至把他們整死。
這種長期的大規模的迫害，不但造成了千萬人的悲劇，而且不斷強化和灌輸一種哲學，好像一個政權是可以這樣迫害人的，這樣做是天經地義的，這不過是像父母打孩子。
這個比喻至少錯在三個方麵。第一，政權不像人民的父母。父母供養孩子，政權並不供養人民而是靠人民供養。第二，人民所受到的迫害的殘酷程度，如孫曆生所受，決不是父母打孩子的程度。第三，在現代法律上，父母虐待和殺死孩子，也是要被判罪的。
這個“父母打孩子”的說法的實際意義，就是在文革被記錄和清算以前，就原諒了文革的罪惡。
這個比喻無助於說明文革和“反右派運動”的曆史，但是有助於勸說人民服從於權力當局。提出和宣揚這種說法的一些文人，也就得到權力當局的鼓勵和報答，被授予官位和特權。
時間過去。對於孫曆生的死，她的家人雖然心裏一直不平，但是也沒有辦法找到證據來證明母親是被害死而不是自殺的。2000年，一件新發生的事情又使這創傷被打開了。
北京的銀行處理長期沒有人來認領的存款，其中有一張孫曆生名下的存單。銀行找不到孫曆生也找不到孫曆生的家屬，後來了解到了孫曆生的前夫是很有名的高級幹部，就把關於孫曆生的存款的消息，通過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馬列所（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所），通知了這位高級幹部。
孫曆生的這筆存款，數額不小。可是，孫曆生死以前，卻沒有把這筆錢交待給她的家人。特別是，她身後留下了四個未成年的女兒，其中最小的年紀隻有七歲。如果她真是自殺的，為什麽不把這筆銀行存款交待給家人，作為小女兒的生活費呢？這僅僅需要寫一個簡短的紙條說明就可以了。即使確實孫曆生當時陷於絕望萬念俱灰不想再活下去，她也不會要剝奪她的小女兒需要的這一筆錢呀。但是，孫曆生沒有寫自殺遺書，也沒有告訴孩子有這樣一筆錢。是她沒有寫？還是她寫下的遺書因為揭露了關押她的人的罪惡而被銷毀了？或者，她本來就不是自殺的？
這筆存款的發現，給孫曆生的女兒們重新帶來了巨大的心理震動，使他們再一次對母親的死亡發問：她真是自殺的嗎？還是在“隔離審查”中被打死了？她會不會是被打死以後再掛在窗戶框子上的？如果她是被人害死的，誰是害死母親的人？
孫曆生的大女兒記得，她小的時候有一次天氣突然變冷，孫曆生一夜沒有睡覺，給她織好了一副毛線手套。她的三女兒聽到過她死亡前一天跟姥姥談話時提到石榴樹，她了解到孫曆生那時候住的地方，確實有一棵石榴樹。母親對他們不是夢，而是有血有肉充滿母愛的活人。他們幼年喪母，三十年後傷疤再次揭開，痛苦之重難以衡量。
在這個網站上，就有文革中打死人後偽造自殺現場的例子。北京第六中學的老校工徐霈田，在1966年10月被該校紅衛兵學生毒打折磨，並用繩子勒死。然後，紅衛兵把屍體拖進設立在學校中的“牛鬼蛇神勞改所”中，在屍體的脖子上套了繩子，掛在高處。當時被關在那裏的10多位老師，見證了他們偽造自殺現場的過程。紅衛兵把徐霈田的屍體掛起來的時候，屍體掉下來，掛了幾次才掛上。掛上以後，又在死者腳下放了一個踢翻的凳子。然後，他們叫來警察收屍。他們在死者腳下放的踢倒的凳子的高度，和懸掛的屍體相距很遠，而且，屍體脖子上的繩子打的是死扣而不是活扣。打死徐霈田的主要是初中學生，他們的偽造手段不高明，或者也並沒有太在乎要偽造得高明。那時正是紅衛兵最為威風的時候，警察一眼就看清了事實，但是什麽也沒有說。在此之前，在那個“牛鬼蛇神勞改所”裏，紅衛兵已經打死過了兩個人。
另一個真實故事也能說明孫曆生的女兒的懷疑有其理由。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副校長、化學老師劉美德，1966年夏天受到該校紅衛兵的殘酷毆打折磨。她當時正懷孕，紅衛兵學生明知如此，仍然剃了她的頭發，押她遊街，逼她吃髒東西。還有一次紅衛兵強迫她跪在桌子上，把腳踩在她的背上，擺好姿勢，由一名報紙記者攝下照片後，把她一腳踢下桌子。然而，劉美德遭遇的不僅僅隻是這些公開的恐怖。
到了1966年底，因為紅衛兵到全國“革命大串連”，學校裏的人很少，比較冷清。劉美德每天在學校裏“勞改”，打掃衛生。有一天，她在樓上擦走廊的窗子。有兩個女紅衛兵走過她身邊，進了廁所。劉美德在他們後麵到廁所裏取水。她進去廁所以後，竟然聽到兩個女紅衛兵在商量：我們可以把她推下去摔死，不會有人知道，然後就說她是自殺的。這兩個女生正在排便，是在廁所的隔板後麵，不會看見劉美德進門，但是劉美德能聽見他們的談話。她聞此大吃一驚，急忙躡手躡腳走出廁所，遠遠避開這兩個人。從此以後，她總是注意要在人多的地方“勞改”，以免被突起殺心的人暗暗害死。
劉美德被“鬥爭”時懷的嬰兒，生下不久就死亡了。但是劉美德活了下來，有機會告訴筆者她的遭遇。如果孫曆生能在地下和我們談話,她會說出什麽呢？
在徐霈田和劉美德的故事裏麵，還隻是一些中學生表現出來的邪惡。文革給了他們這樣的機會實施和展現那些通常被社會常規壓抑的惡念。那些高高在上大權在握控製引導整個文革的人，是怎麽下令殘害千千萬萬的中國人的呢？他們掌握生殺大權，他們看到文革害死無數的人，他們的內心想了什麽？
非常明顯，對文革的殘忍和人性的陰暗，至今其實是了解得太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