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國著名報告文學作家蘇曉康，曾以電視片《河殤》蜚聲中外，也是六四中被中共重點通緝的流亡者。2009年香港《開放》雜誌編輯金鍾對蘇曉康先生進行了專訪，在其撰寫的《告別中國二十年》中詳細記錄了蘇曉康在訪問中回顧八九年經曆的文學與政治的衝突、逃亡的經過和來到西方後的不幸遭遇。有不為人知的內幕，坦誠的內心自白，情理交融，娓娓道來。是追求自由的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命運的一份真實記錄。全文如下。
問：在“六四”二十周年之際，很高興有機會訪問你。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共有一個七名知識份子的通緝名單：嚴家祺、包遵信、陳一谘、萬潤南、蘇曉康、王軍濤、陳子明。你居第五，也是唯一的被通緝作家，究竟你是憑甚麽“晉升”到這個名單之中？
蘇曉康：這個名單是當時政治局常委所定，“八老”有幾位出席會議。這是繼通緝方勵之夫婦、二十一名學生、三名工人之後的一份秘密通緝名單，發到縣級公安、機場、碼頭等地。我是王震點名而上名單的。八八年九月，王震讓他的大秘書唐玉向人民日報老總譚文瑞傳達對電視片《河殤》的批評，其中有一句“他與共產黨有殺父之仇！”譚即以內參發政治局。廣電部找我和夏駿傳達王震的批評。我聽後馬上調查《河殤》劇組，是否有人父親被鎮壓？一個也沒有。後來，到了海外，我才知道，王震指的是趙紫陽。趙父是否被殺？我不清楚，反正是死在共產黨手裏。
問：最近公布的趙紫陽錄音回憶錄中，有提到趙與《河殤》。在八八年十月三中全會上，王震突然攻擊《河殤》，要求中共正式批判，趙沒有理會。李先念說“鮑彤是支持《河殤》的無賴”。趙說“王震沒說的比說了的更多。李先念提及鮑彤實際上在說我，暗示我支持《河殤》。”趙和鮑彤是不是支持你拍《河殤》？
蘇曉康：這是我們從來不知道的一個新細節。過去我們一直以為王震罵《河殤》是受秘書唐玉的挑撥，趙在中央全會上打斷王震發言，說今天不討論《河殤》，王震的意見隻代表個人不代表中央，當眾掃了王震的麵子，王震恨趙。中央台八七年第一次播《河殤》時，四個中央領導趙紫陽、李鵬、楊尚昆、李先念來調片子看。中央台得到的反饋是：趙說“幹嗎罵老祖宗呢？”楊尚昆大加讚賞，說“全體幹部、戰士都要看，解放思想嘛”，李鵬、李先念沒有回音。趙的態度是不欣賞《河殤》，鮑彤的態度，我不知道。但從和《新觀察》戈揚的接觸中可以感到他們是保護我和《河殤》的。（但）正如趙紫陽錄音所說，說他和鮑彤下令製作，發到全國，“完全是虛構”。從趙紫陽與宗鳳鳴談話中也可以看到，趙要撇清和《河殤 》的關係，他不同意批判傳統。這甚至使我吃驚。
蘇曉康：戈揚（新觀察主編）告訴我一事。在《河殤》之後，我寫了《烏托邦祭》，是關於廬山會議的，二十五萬字。江西出版後不準發行，全部封存，打成紙漿。戈揚知道後，要我給她一個十萬字的書稿，在《新觀察》上一次發表。我給了，戈揚在發排前一分鍾，給鮑彤打電話，鮑說，《河殤》已使他們焦頭爛額了，還要發《烏托邦祭》，我們就保護不了他了。還有一件事，趙紫陽在當眾抵擋王震後，見新加坡李光耀時，送了一套《河殤》給他。趙說，“聽說你們弘揚傳統文化，我們這裏出了一個電視片批判傳統，送給你看看。”此事上了“動態清樣”，給政治局委員看的，大新聞單位有，我看到了這一段。傳說是趙對王震的反駁。
問：《河殤》引起巨大轟動，又被政治化，當時我們在香港也很關注，緣由何在？
蘇曉康：說說由來，可以看到沒有政治背景。事情和當時的“河流片熱”有關。《話說長江》一片收視率奇高，使中央台大賺。那時日本NHK要買黃河的拍攝權，出一百萬美金，沒人敢拍板，最後由鄧樸方拍板，賣了。但由中央台與NHK合作，從河源到河口各拍一套。電視片的靈魂人物是劇作者，解說詞很重要。中央台的黃河片由負責紀錄片的副台長陳漢元負責，他認為拍得失敗，沒有競爭力。後期製作下遊解說詞由我寫，我建議從文化角度切入，導演害怕太敏感。在我們爭論時，年輕的夏駿支持我，他看出我的心意。陳同意讓我出六集的方案，於是我編劇，夏駿導演的《河殤》就這樣出籠了，放在五十集《黃河》之後推出。可見《河殤》製作，純為票房，與趙紫陽完全無關。
問：那麽，《河殤》究竟有甚麽敏感之處？蘇曉康：我的構思是，要找到黃河在中國文化中的符號與象征意義。黃河和長江並列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可是她更具中國文化的性格，雖滋潤中國幾千年，但又暴烈、任性、泛濫成災。我形容她是“狂暴的巨龍”、“母親變成暴君”，猶如“東方專製主義”。這些意念要從黃河的具象中提煉出來，而又要和改革形勢相配合，提出黃河走向大海……片子出來，各省電視台都轉播，總共有上億的觀眾，反應熱烈。各大報都登了《河殤》解說詞。不幸片子的成功竟和高層權力鬥爭掛上了?恰Ｖ韝芤饈緞翁?的胡啟立由《河殤》事件發出指示：“中央以後不評定一部文藝作品是香花還是毒草，由文藝和評論部門自己去討論。”
問：我當年讀過《河殤》劇本後，感覺這是一部“政論片”，論述氣勢磅礴，含有很深的批判性，和對西方文明（藍色文明）的向往，引起麻煩，勢在難免。
蘇曉康：爭議是正常的。但被老人幫拿來攻擊趙紫陽支持自由化，那是沒有根據的羅織罪名。趙回憶錄指《河殤》成為倒趙運動的借口。因此《河殤》事件是一個文化迫害事件。和文革中借文藝批判來打倒政敵的做法沒有區別。我隻是一個寫作者，和政界也沒關係，不說趙紫陽，連鮑彤、陳一谘都沒有見過。
蘇曉康：我介入八九學運，可以說是有自由派知識份子的代表性。胡耀邦去世那天（四月十五日），我正在包柏漪官邸的一個派對上。見到劉心武，他對我說：“大事不好，胡耀邦去世了。”我怔了一下，預感有大事發生。出來晚上車子還特地在天安門繞了一圈，沒事。可第二天，學生們鬧起來了。我決定不介入。十九日晚，有北大青年教師來敲門，說新華門打死了學生，你們知識界為何還不站出來？說學生們都是看你們的書受啟蒙才起來的。我深感內疚。覺得知識份子應該站出來，第二天包遵信發起聲明，我簽了名。當時我在搞《河殤》續集，這事兒是金觀濤八九年春節在北京約我吃飯而起，說一定要拍。中央電視台台長黃惠群叫我去，決定搞第二部。一天劉小燕來電話，說鄭義、趙瑜搞天安門遊行，要我一定來。 太太不要我去，我去了。見一大車人，都沒街頭運動經驗，正好那位台灣人黃順興來了，教我們做肩帶，我披上“河殤作者蘇曉康”的帶子，就上陣了，還有劉再複、嚴家其等。
蘇曉康：是。五月十三日，戴晴邀我去光明日報座談會，十三人，有李澤厚、溫元凱、嚴家祺、李洪林等。會議主持說奉閻明複統戰部部長指示請各位來。原來是閻明複和戴晴商量要請我們這批溫和派出麵調停學運。那天也請了學生領袖王超華來，她哭著說，“請諸位老師說服學生，廣場已失控了。”我很感動。大家同意發一個聲明，由我當場寫就，主張政府與學生對話。接著我們這一群在夜色中，去到廣場，一排地站在那裏，我看到有人發抖，有人語無倫次，隻有溫元凱講得好。我也講了，拍學生馬屁，說他們教我們搞民主，也勸他們不能傻，占著廣場不走。完了又回統戰部，閻明複、李鐵映接見。坐閻明複的車，和戴晴一道回家，記得戴晴在車上和我說過一句話：“如果勸不了學生，咱倆都得蹲監獄。”
問：五月十三日，可是學運一個大日子：在廣場絕食。從此一發不可收拾，運動滑向六四。絕食首先衝擊了戈爾巴喬夫十五日的來訪。十九日中共宣布戒嚴。這幾天，你在哪裏？
蘇曉康：十三號的廣場之行，我感到這場狂熱運動已經不可能控製了，心裏涼了半截。我躲起來寫《河殤》續集，做二千分鍾前期拍攝資料的後期合成。劇組在翠微路的炮兵司令部內。我當時的職稱是“廣播學院新聞係講師”。劇組的後勤由中央電視台軍事部負責。我在劇組一直搞到五二○戒嚴。那天淩晨，我和夏駿上街，嘩，人山人海。那晚的黨政軍戒嚴大會，就在炮兵司令部隔壁的總後大院禮堂召開。廣播在播李鵬惡狠狠的講話。我對夏駿說，我要走了。他送我到地鐵口，我囑他好好保存那二千分鍾資料。我進入地鐵，從此在中國消失了。
問：那是五月二十一日。（蘇：對）離六四還有十多天，你那樣早就開始了逃亡？
蘇曉康：沒錯。我比他們都走得早。為甚麽？這裏有原因。五月二十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到香港，一百天，這是我的空白。不能說。我先說說前因：一九八八年公安部內部就有一份知識界十種人的名單，第一種是方勵之，我是第六種，叫“以蘇曉康為代表的文化政治勢力”，其他還有王軍濤、陳子明一種，金觀濤《走向未來》叢書也是一種。我看到這份文件，簡直脊梁冒汗。我相信隻要有風波，就會照單抓人。四月中，我去上海領獎曾躲了一星期，後趙回國，世銀講話，以為學潮平息了。“四二七”大遊行，我回到北京。方勵之那樣謹慎，我估計他也知道這名單，他去山西躲過一陣子。
問：你逃亡一百天，有沒有可以透露一點的故事？畢竟過了二十年。
蘇曉康：我也是“黃雀行動”救出來的。得到過許多無名的好人幫助。在外麵的人可以露麵，但大陸人不能。幫我的人，有的從來不認識，至今不知道他們的姓名。有一位陪我時間最長的人，他身份證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當然可能是假的，給我親切感。他曾是一個師的偵察科長。這一百天，讓我知道中國沒有神話，幫我們的，都是人，但不是普通老百姓。我會永遠感謝他們，無論他們是甚麽人。我可以告訴你，有一股看不見的勢力，很強大，沒有這股勢力，我們一個也逃不出來！
問：謝謝。那場驚天動地的運動過去二十年，你今天對八九民運性質的看法如何？
蘇曉康：八九年運動，學生，知識份子，高層權力鬥爭，曆史傳統……想了很多，說法也不少。我覺得一個重要的背景被人忘掉了。那就是接班人爭奪戰。這不是一般爭權奪利問題，而是共產黨傳統與家天下之爭。列寧主義這個正統使毛不敢直接指定江青接班，鄧小平也要挑紅軍時代的胡耀邦和抗日時代的趙紫陽接班，主持改革大政，但中國封建傳統太深，落在一幫老人身上，如李先念、王震、陳雲、鄧穎超，他們就是要子女接班。八十年代，他們把李鵬捧上台，已是先兆。六四又是一個機會，要把趙紫陽搞下去。鄧用胡趙，老人幫一直抵製，這就是趙錄音中強調的“反自由化老人勁頭很大”，李鵬六四的勁頭也來源於此。
蘇曉康：是鄧在決策。但李鵬的作用大，因為他知道隻有挑撥鄧趙關係才能得手，便假報軍情，說“學生要推翻共產黨”。迫使老鄧發“四二六”社論，沒耐心讓趙平息學潮，學生又不撤出廣場，鄧最終放棄趙紫陽而求助於八老支持，下令開槍。這是鄧最大的失敗。但鄧又有不甘，看到江太子上台，隔代指定了胡錦濤作為補償。但鄧一死，江又照樣隔代指定習近平太子接棒。所以六四以來，顯示中共毛鄧的個人魅力型、強人統治，還是輸給了劉少奇周恩來式的法理型統治，今天的中共，是他們的政治遺產，理性冰冷，完全不講個人魅力。
問：六四民運的失敗，有人說是知識份子沒有盡到責任，教訓究竟在哪裏？
蘇曉康：知識份子可以做社會的啟蒙者，但他們絕無操縱街頭運動的任何能力，當時，我們隻能做“調停”的角色，但你們看到，調停也是失敗的。因為在一個極權社會裏，知識分子能動員的社會資源是零。民間社會也沒有發育成長，大家都有一種無力感，而擔心趙下台導致“大局崩壞”改革倒退，民眾犧牲。因此，知識份子看似恐懼，其實是一種負責的態度，指責知識份子沒有勇氣，是很幼稚的看法。在廣場方麵，學生領袖缺乏政治智慧，鄒讜教授說，“恐懼造成的激烈，不顧後果，是反對全能主義體製的過度反應。”“那種毫不在乎戰略和政治考慮的自我犧牲和英雄主義，隻會更大地損害運動的目標。”
蘇曉康：鄒讜教授的看法是“雙方長期處於僵持狀態，誰也吃不了誰的狀態。然後，經過反覆討價還價，達成戰略性妥協。”當時，這種思路就是要保住改革形勢，不讓家天下得逞。一句話，不能導致趙紫陽下台。但很多人不這樣想，把上層的鬥爭看成權力鬥爭。你鬥你的，我幹我的。在趙親赴廣場講話中，幾乎是哀求學生撤離廣場，說情況是複雜的，來日方長，問題的解決要一步步來……已經道明了這種戰略。但反應還是對牛彈琴，他們對形勢的嚴峻，無動於衷。而共產黨已經磨刀霍霍，要一舉全勝，讓你“永世不得翻身”。這二十年，他們用經濟起飛來挽回以殘暴的武力鎮壓所造成的道義喪失，付出的代價則是支付中國所有的資源和全民族的未來。八九年那七個星期，走完了動員、激進化、兩極化、流血衝突，回 到高壓社會，改革派失敗的急驟過程，釀成了這個你們叫做“權貴資本主義”的苦果。
問：讓我們再回到你的故事上來。你到香港，我們有所聽聞，十分保密吧？
蘇曉康：在香港躲了兩個星期，和孔捷生、遠誌明及那位偵察科長住在跑馬地一個高層單位。老鬼也住在那座大廈，他擅自跑來找我們，被朱牧師發現，便將我一人轉移到一位女記者家中住了幾天。然後，就把我交給法國駐港副總領事家，住一夜，第二天由港府政治部派員送我上機場，用假護照，走後門，登機飛巴黎，那是九月二十日。在香港期間，規定不見記者，不露麵，為了安全。但有兩次例外，支聯會張文光安排一位美聯社記者湯姆Tom，要在電話上和我說兩句話，因為在大陸認識他，我答應了。湯姆借此發了新聞，說已證實蘇曉康逃出大陸。為此，張文光據說“犯了錯誤”。另一次在法國副總領事家的那晚，和領事兩口子聊天，有一位女士在座也和我聊了一陣。後來到巴黎，和聯合報記者薛曉光談起，才知道那 女士就是中時記者江素惠，可見台灣兩報挖新聞，爭得很激烈。我在港消息走漏，是我短期逗留，提早去法國的原因之一。另外還有專上學聯負責人見過一次，為他們支援我們同行的十萬元偷渡費簽字。
問：《河殤》案涉及到趙紫陽，非同小可，受迫害牽連的親友多不多？那位夏駿呢？
蘇曉康：《河殤》撰稿人還有王魯湘、謝選駿、張鋼、遠誌明等，張鋼本沒寫甚麽，掛了名，害了他，逃到台灣；謝選駿去了美國；遠誌明後來成了傳教士；王魯湘現在是鳳凰衛視的一個主持人。跟我合作較多的年輕人夏駿，先是停了導演職務，後離開CCTV，不知所終。他沒有監牢之災。我的家人，父親沒事，母親受了很大驚嚇，非常怕我被打死，天天哭泣，找人要求放過我。她是光明日報老記者，那時，六十五歲退休，一九九一年在北京大街旁跌倒，腦溢血去世。我太太傅莉在醫院工作，上下對她很客氣。也找她談過話，她真不知道我在哪裏。也抄過家，拿走了一些東西。
蘇曉康：父親二○○三年三月病危，肝癌轉移。我弟要我回去見父一麵，我向紐約中國總領事館申請。等候、拖延好久，回說要父親申請。於是我弟填好申請，讓父親簽字。不幸簽完幾天後，父親走了。我才獲準回國奔喪，有三個條件：一、不見記者；二、不發表言論；三、不接觸敏感人物。我無權拒絕。和太太回北京。遺體告別在八寶山，因父親同僚都來，不能見我，讓我一人在外麵，不參加儀式。那種荒唐的感覺，真是不可形容！人走光了，讓我獨自進去和父親告別。原來想跪下去三叩頭，但在那種受辱的氛圍下，心情不允許。向父親行了三鞠躬。原說可以活三個月，終於沒讓我見到他。喪禮後，本想多留些時間，給傅莉看醫生，卻不獲批準，要我按時離境，又遇非典，五月初，就逃回了美國。這樣，父母先後都 走了，我在中國沒有家了，再沒有甚麽牽掛。
蘇曉康：流亡當初，還有幻覺，以為不久會回去。九三年發生車禍後，就斷了回家的念頭。二○○一年我入籍美國，未來將在海外落葉歸根。餘英時先生說得好：“我在哪裏，中國文化在哪裏。”二十年，看淡了。祖國的觀念，我是沒有了。祖國已被糟踏得一塌糊塗。
問：你爸也算是文化高幹吧？他對你的影響怎樣？父子間的互動如何？
蘇曉康：父親蘇沛，早先是浙江日報編輯，一九六○年調紅旗雜誌，陳伯達手下，文革下五七幹校，七五年起跟鄧力群，文革後到了書記處政治研究室。觀念上是左的，對我在報告文學上的成功還是相當高興、自豪，但我不斷惹麻煩之後，他擔心了。勸我不要太天真，要考慮自己的安全。對於《河殤》的事，他相信與趙紫陽有關，要我不要和趙紫陽搞在一起。他知道高層鬥爭的殘酷與隱秘。似乎他對國家的問題也很清楚，表露“說也沒用”的情緒。對於我流亡在外，他的看法和母親不同，說“回來幹甚麽！”他堅決反對我屈服式地回去。政治上，和父親沒甚麽交集，他在那個圈子裏幾十年，性格已很深沉，不動聲色。一肚子學問，一手好文章，看他在幹校給我們的信，真是一種享受。他一生隻是為他人作嫁衣裳，心裏 麵很看不上胡喬木那些大秀才。
問：曉康，你也在西方消磨了二十年。比起你在中國的八十年代，創作了那麽多出名的作品，會不會感到這二十年的可惜和失落？
蘇曉康：八九年我四十歲，正是創作的高峰時期。八十年代那確是我難忘的十年。在西方這二十年，我和其他人有一點不同，一九九三年七月，我和傅莉在水牛城附近遭遇一場嚴重車禍。在那之前，我的狀況可以說是“飄飄然”。初到巴黎、美國，到處演講、開會，到處是鮮花、掌聲。那吾爾開希、柴玲就更是不得了。沒有失落感，不覺得完了。劉賓雁當時估計五年中共垮台，被人罵盲目樂觀，其實，我們所有人都是這樣看的。和大陸逃亡時在一間屋子裏躲三十多天的困厄相比，我們受到的歡迎，隻是令人陶醉，心裏亂糟糟地，當然寫不了東西。沒想到我在大陸的知名度，比不上在海外。尤其在台灣受到的追捧，使我忘乎所以。普大的中國學社簡直成了一個“流亡渡假村”，周末Party喝酒、唱歌，唱的都是文革歌、大 陸歌，大家都廢了武功，無所事事。傅莉九一年出來，見到我那種浮躁的生活，非常憤怒。她要我去讀書，多家名牌大學都會接收我。我就是不去。一場車禍徹底打碎了我的“飄飄然”，比好多人更早地回到現實中來，考慮個人家庭的前途，麵對嚴酷的命運。
問：那是一個非常悲慘的遭遇。
蘇曉康：車禍後，傅莉癱瘓，我雖早複原，五年中處於昏沉沉的狀態，好像看到了黑洞。太太那種狀況，讓我一年後才哭得出來。醫院當時已判定傅莉是植物人，但沒有告訴我，怕我受不了、垮掉。我醒來後，曾走到高速公路想自殺，一個信念戰勝了我：要盡一切可能救她、治好她。真要感謝餘英時先生的慈悲心腸，讓我在普大多待了幾年，為太太的醫療方便。經過各種各樣的治療，傅莉終於恢複了大部分生活能力。這過程也是自我治療的過程。經過好幾年的耽誤，我開始給台灣兩大報寫專欄，回到我安身立命之地，在寫作的快樂中克服內心的憂鬱症。懂得了許多車禍前不懂的事。我沒有宗教信仰，隻有咬緊牙活下來。
我是六四的幸存者，又是六四後一場災難的幸存者，每想到那些為了我們而付出沉重代價的朋友和不相識的人們，為六四而至今惡夢連連乃至家庭破碎的友人，我覺得很對不起他們。他們有香港人、大陸人、美國人、有的已經長眠，有的還在默默地做抗拒遺忘的工作。
蘇曉康是中國八十年代紀實文學的重要作家，他的文學活動開始於1981年，任中央台駐河南記者，1985年任北京廣播學院講師，央視記者。作品觸及尖銳的社會問題，具廣泛的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