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雙胞胎般的陌生人
20世紀60年代是革命浪潮席卷全球的10年,在這十年裏,非洲大多數國家獲得了民族獨立,格瓦拉和毛的理論在亞非拉許多地方盛行,反戰、反美、反殖民主義的浪潮在世界各國風起雲湧,嬉皮士、披頭士樂隊和形形色色的新思維開始為人所熟知。不論讚成還是反對革命的人都承認,在60年代末有兩個“革命的中心”,一個是北京,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另一個是巴黎,在1968年爆發了震撼世界的“五月風暴”,被許多人稱之為“西方的文化革命”。
這 兩個文化革命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淵源:在中國,紅衛兵小將們高唱著法國舶來的《國際歌》,高呼著巴黎公社的口號,造反派們甚至一度把砸爛舊黨政班子後建立 的行政機構也稱為“公社”;而在法國,毛主義和紅寶書成了許多激進青年的精神武裝,中國紅衛兵和造反派們的“四大”、“串連”等方式也成為他們組織和發動 社會力量的不二法門。1968年5月,當“五月風暴”發展到最高潮時,中國《人民日報》幾乎每天都有相關報道,整個“紅五月”內竟多達60餘篇報道、評論、社論和40餘幅照片、宣傳畫和運動示意圖,高度讚揚法國學生、工人的鬥爭是“巴黎公社革命的繼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偉大的人民運動”,5 月21日至25日,除台灣和西藏外,全國二十多個省、自治區省會首府、直轄市都舉行了20萬至100萬人的遊行示威和集會,北京群眾的遊行隊伍在三天內經 過天安門廣場的就有2000萬人次,一直波及到地、縣級市鎮;而在遙遠的巴黎,頭戴綠軍帽、身穿綠軍裝、臂戴紅袖標的“洋紅衛兵”成為巴黎街壘上醒目的一 群,毛澤東的巨幅畫像赫然高舉在一眼望不到盡頭的遊行行列中,3M(馬克思、毛澤東、馬爾庫賽)成為巴黎學生們的思想旗幟。
這兩場同時進行、卻又相距萬裏的文化革命的主體都是年輕學生,他們舉著相同的旗幟,穿著雷同的服裝,彼此呼應,互相聲援,看上去便如雙胞胎一般相似。但法國社會運動研究中心負責人阿蘭. 杜蘭卻毫不含糊地指出,這二者完全不是一回事,事實上,五月風暴的一些組織者雖然胸前戴著毛澤東像章,嘴裏高呼“沿著毛澤東指引的道路前進”的口號,卻對 毛、對“文革”和紅衛兵並沒有太多了解,在他們中許多人眼裏,“文革”是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的,是人民自發起來反抗寡頭政治的鬥爭,正如他們中許多人後來回 憶的那樣,他們頭腦裏“造反”的概念,就跟法國大革命攻打巴士底獄差不多;而北京街頭那些高呼“支持巴黎學生革命行動”的造反派和紅衛兵們也根本不了解巴 黎街頭所發生的一切,他們不會想到,這場“法國的文化革命”起因竟然和反對女生宿舍嚴禁男生進入的禁令有關,他們更不會想到,五月風暴的支持者既有他們視 為“修正主義”的法共成員,更有托派的“第四國際”和無政府主義者的影子,當然,他們絕對無法想象,“要做愛不要作戰”的口號,居然會被“外國革命戰友” 們以無比高亢的熱情一次又一次在巴黎街頭喊出。
“五月風暴就是這樣的運動:以舊的形式,表達出新的東西,正如《聖經》所言,是舊瓶裝新酒。他們之所以向往中國的紅衛兵,與其說是出於對這一運動的了解,毋寧說是出於對它的無知。”阿蘭.杜蘭這樣概括道。這便如同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論述:巴黎公社的新意是工人運動的產生,但他的口號卻是法國大革命的話語。
於是在法國的“紅五月”裏,我們看見了與當時的北京街頭完全不同的景象:知識和學術不但沒有被蔑視和砸爛,反倒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學者們作為整體非但沒有受到學生衝擊,薩特、米歇爾. 比托爾、拉康、阿拉貢等文化名流反倒站在學生一邊,甚至親身投入到運動的第一線;年輕人的個性非但沒受到壓抑,反倒在“禁止被禁止”等著名口號的孤立下更 加蓬勃地洋溢著;文化藝術非但沒受到抑製,從行為藝術到新的電影流派反倒在此之後變得色彩紛呈;不同的思潮和哲學流派不但沒有被統一,反倒百花齊放,從結 構主義到解構主義,從馬克思主義到後馬克思主義,從存在主義到無政府主義,每一種哲學思潮,每一個哲學家的思想,都在這次運動中激烈地碰撞著,發展著,無 政府主義者的黑旗和社會主義者的紅旗,在拉丁區的街壘上並排飄揚著。
雖然有暴力,有破壞,有流血,“五月風暴”給法國造成的物質損壞是微不足道的,今天甚至已很難尋覓到痕跡,然而“紅五月”卻給法國乃至西方文化和思想界造成了巨大衝擊和深遠影響,可以說,五月風暴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化革命”。
從戲劇性的開場到喜劇性的失敗
按照法國社會學家洛朗. 若 弗蘭在《五月風暴真相》一書中的概括,五月風暴的爆發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1、出生率激增,大學生人數驟長;2、大學生對大學教育和舊的教學法不滿;3、 兩代人之間的鴻溝加深;4對物質消費無止境進步的憂鬱;5、經濟發展了,但文化還是老樣子,它們之間的差距是爆炸性的。1958年戴高樂上台執政,建立了 法蘭西第五共和國,他雖然德高望重,卻與學生組織一直關係緊張。1959年,法國學生聯合會指責當年預算中高等教育沒有得到重視,戴高樂卻告誡他們莫管閑 事;總統技術顧問雅克·納博納在1963年就曾給戴高樂寫信,預言1968年將要爆發一場風暴,但並未得到應有的重視。
60年代的法國大學生都西服革履打領帶,男女分班,循規蹈矩地學習和生活,1968年,這樣的大學生已有60萬人之多,占法國總人口1.2%,很多大學生對學習的目的感到困惑,對出路的渺茫和不穩定感到憂慮,對他們將來在“消費社會”中的命運憂心忡忡,他們的精神危機比物質危機更為嚴重,而他們的命運又關係到法國的千家萬戶。
正如福柯所言,“1968 年以前,至少在法國,如果要做一個哲學家,你必須是馬克思主義者,或現象學家,或結構學家”,左派思潮的活躍讓學生們有勇氣和依據質疑權威和秩序,而對個 性解放日益強烈的追求讓他們越來越不滿法國大學中的陳規戒律,世界各地蓬勃興起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反對越南戰爭的浪潮令他們激動不已,而從中國傳來的、並 非真實的“文革”信息,又鼓勵著年輕人以中國同齡人為榜樣,用自己的力量去打碎舊的、不合理的統治秩序,建立起屬於他們這個時代的新秩序、新結構。對於戴 高樂他們當然不失敬意,但他們認為,戴已經落後於時代,按照他們自己的話說,“已經十年了,他待得太久了”。一切看來隻需要一個契機,一個小小的火花而 已。
1968 年1月,法國青年和體育部長弗朗索瓦.米索福前往巴黎大學楠泰爾學院為遊泳池落成剪彩。由於不滿大學對於男生訪問女生宿舍的嚴格限製,一些學生圍住部長, 德裔無政府主義者、人稱“紅毛丹尼”的丹尼.科恩-邦迪質問“為何從不談論學生性方麵問題”,部長輕率答複“你可以跳到水中來敗敗火”,科恩-邦迪立即回 應“這是法西斯官員對於學生所作的唯一答複”,被激怒的學生們應聲高呼“打倒性別隔離區”,不知所措的部長匆匆離去,學生們的反抗開始了:他們已經有了明 確的目標——政府,和眾望所歸的領袖——紅毛丹尼。
3月21日,一支左翼突擊隊占領了巴黎美國捷運公司大樓,以抗議越戰的持續,警方拘捕了6人,其中一人為楠泰爾學院學生,次日,科恩-邦迪率領學生占領楠泰爾學院行政樓以示抗議,這是法國曆史上第一次學生占領教育行政機關。一時間形形色色的學生組織紛紛雲集楠泰爾學院,並成立了以“紅毛丹尼”為首的“322運動”組織。
騷動起來的不僅僅是學生,2月,文化部長馬爾羅解除了德高望重的法國電影資料館館長朗格魯瓦的職務,憤怒的電影界人士成立了“捍衛電影資料館委員會”,要求馬爾羅辭職。4月21日,馬爾羅恢複朗格魯瓦職務,卻以中斷資料館政府資助作為報複,這一行徑遭到了電影界和知識界的強烈反彈,也促使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紅五月”裏堅定站在了學生的一邊。
5月2日,校方關閉楠泰爾學院,並責令科恩-邦迪等8名學生骨幹到巴黎大學總部紀律委員會接受訓斥,次日,巴黎大學學生到索爾邦大學總部門前集會抗議,教育部長阿蘭.佩雷菲特和校長讓.羅什擔心引起連鎖反應,出麵邀請大批警察入住索邦校區。這是巴黎大學700年曆史上第二次被關閉,上次是因為納粹占領,且根據法國傳統,警察不得進入校園,這些行動不但更加激怒了學生,也使得大多數教授、學者站在了同情學生的立場上。
當天下午,1600名警察包圍校園,逮捕300多名學生;學生們高呼“還我同誌”的口號進行抵抗,結果遭到催淚瓦斯和警棍的鎮壓,學生和圍觀青年隨即在盧森堡廣場壘起了象征革命的第一道街壘,戰鬥開始了。
5月6日,法國全國學生聯合會(UNEF) 和全國中等和高等學校教師工會(SUESUP)號召總罷課和罷教;8日,薩特等一批名人發表聲明,號召“所有勞動者和知識分子在物質和道義上支持學生和教 師們發起的鬥爭”,人們開始揮舞旗幟,高唱《國際歌》,上街遊行,學生和警方在聖日爾曼大街的激烈衝突導致422人被捕,超過900人受傷受傷;9日,薩 特等再聯署“向用一切手段擺脫異化秩序的學生們致敬”宣言,拉丁區爆發更大規模示威抗議,而警方則封鎖塞納河上橋梁,雙方展開激烈衝突,導致數百人的受 傷、被捕,衝突一直持續到次日黎明。電影界的積極介入使得“五月風暴”的消息迅速傳遍法國,裏昂、南特、斯特拉斯堡等地學生紛起響應,拉丁區更成了街壘的 世界,這一夜被稱為“街壘之夜”。
11 日晚,出訪歸來的總理蓬皮杜宣布警方撤出索爾邦校區,13日,總工會(CGF)、法國民主勞工同盟(CFDT)和巴黎學生組織80萬人橫穿巴黎的遊行,社 會黨、共產黨的著名政治家密特朗、孟戴斯—法朗士、羅歇等也出現在行列中;示威者隨即進駐索爾邦,並在此後一周內相繼占領了拉丁區大多數公共建築。
戴高樂總統對五月風暴最初的反應是不屑一顧的,並堅持於14日出訪羅馬尼亞。次日,法國國家劇院、法國作家協會等單位均被示威者控製,戛納電影節也為聲援學生草草中止。一些學生組織開始奔赴工廠和全國串連,號召“工人階級從瘦弱的學生手中接過領導權”,罷工浪潮開始席卷法國。18日,法國公交係統罷工,巴黎徹底癱瘓。
21日,政府下令將科恩-邦迪等驅逐出境,次日,爆發了反驅逐的大遊行。24日,回國後一直保持緘默的戴高樂發表講話,同意改革,建議公民投票,示威者以“再見,戴高樂”的呼聲回應,總統的支持者向示威者發起攻擊,並導致兩人死亡;
25日,政府和公會開始談判,並於27日達成一係列協議,卻遭到大多數工人的拒絕,示威者開始醞釀組織一個包含所有左翼力量的、類似1936年人民陣線的“人民政府”。
29日,五月風暴達到最高峰,這一天僅有5000萬人口的法國全國有1000萬工人罷工,300多個工廠被工人占領,30多所大學被學生占領。就在同一天戴高樂突然失蹤,甚至有傳言他已自殺。
就在這一天,戴高樂秘密飛赴德國,會見了法國駐軍司令馬索,並取得軍方效忠;胸有成竹的總統當即飛回,並於30日16點30分發表講話,宣布解散議會,舉行大選。次日,組織了支持戴高樂的遊行。
示威者試圖抵製大選,並憤怒高呼“青年人已在街壘上投出了他們的一票”,但政府方麵已奪取了主動權,6月1日,示威和集會被禁止,大批罷工工人被解雇,兩名工人在此後的衝突中死亡。
10日,大選投票開始,就這次選舉一些學者嘲諷道,如果政府不喜歡人民,為何不解散人民,再選另一群人民呢?一些運動組織者仍在做最後努力,但已無濟於事,參與者和支持者都已精疲力竭。
16日,示威組織宣布解散,並撤出索爾邦等公共設施。這一天整個巴黎被裝點成標語、口號、傳單、紅旗的海洋,人們用歡呼、呐喊和歌唱,給“五月風暴”的失敗,畫上了“精神勝利”的喜劇性句號。30日,選舉揭曉,戴高樂派大獲全勝。
這次法國的文化革命造成了1000多萬法國人被卷入,1500萬工作日喪失,直接導致幾十萬法郎的物質損失,一名總理和一名教育部長的下台,5人死亡,而它在法國政治、文化、思想領域的深遠影響,則遠非物質與金錢所能衡量的。
分類: 散文隨筆 |
法國作家埃爾維.阿蒙在其《那一代人》書中把“紅五月”比作一場小型歌劇,種種主義者揮舞著他們的旗幟,上台就是為了謝幕,但那些旗幟在街道上揮舞,在街牆上停留,在記憶裏留下了顏色。現在且讓我們認清這一麵麵在街壘上飛舞的旗幟吧。
雖然中國“文革”和紅衛兵對五月風暴的影響更多是精神而非實際上的,但在運動的早期和關鍵時刻,一些毛派組織起到了舉足輕重的關鍵作用。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UJCML) 是運動中最具“正統毛派”色彩的組織,他們和在中國的“洋紅衛兵”有一定聯係,並定期向中國使館索取最新的宣傳材料,以獲得“來自中國的革命經驗”,早在 運動之初他們就提出,學生要走上街頭,打出旗幟,而一旦工會宣布支持學生,工人開始罷工,學生們就應依照“中國戰友”們的榜樣,進行大串連,深入工廠,擴 大運動的規模和聲勢。和他們站在同一立場的,還有“馬列主義聯盟”、“馬列主義小組”等幾個組織,這些組織的人數都不多,但影響力不容忽視,正是因為他們 的存在和號召,起初茫無方向的學生們幾乎立即學會了“如何革命”:按照中國同誌的方法去做,雖然那不過是這些法國毛派分子們想象中的“中國方法”而已。正 是因為他們的影響,五月風暴中的巴黎街頭,不但可以看到法國傳統的街壘、紅旗和鵝卵石,更可以看到具有典型“中國文革特色”的大字報、大串連、飛行集會, 在他們的影響下,遊行的行列裏出現了穿著打扮和紅衛兵別無二致的法國青年,他們不但喊出了“與工農結合”的口號,而且真的試圖這樣去做了——盡管這樣做的 並不隻是他們,在運動的高潮甚至主要不是他們,因為他們的人數實在太少了。
比毛派組織更活躍、更有號召力的是托派。早在運動伊始,托派“第四國際”領導人曼德爾就敏銳地意識到一場風暴的即將到來, 並連夜從布魯塞爾驅車趕往巴黎,趕在街壘之夜前夕召開了托派學生組織會議,並旋即擴大為全體學生的大會,曼德爾在會上所作《從反對資本主義大學到反對資本 主義社會》的演說,被公認為將五月風暴的重心由校內擴展到整個社會的衝鋒號。會後,曼德爾衝上街壘第一線,直麵警察的警棍和催淚瓦斯。為阻擋警方的進攻, 他指揮學生們點燃汽車作為路障。望著街上熊熊的火光,他不禁豪情萬丈地高呼“多美啊,這就是革命”,全然不顧自己的汽車就在這些被點燃的車中。
無政府主義者同樣是此次運動的積極參加者,“紅毛邦迪”本人就是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他雖被法國政府驅逐,卻又設法潛回巴黎,意大利詩人誇魯奇更是在街壘中完成了《到底發生了什麽》這部紀實詩篇,被譽為“五月風暴的最佳報道”。
除了少數無政府主義者,這些組織的成員都以“純粹革命者”自居,推崇軍事化的管理、嚴格的道德規範、清教徒般的生活,但五月風暴給當時和後來人的印象卻是 完全相反的:奔放、自由、鬆散、無拘無束甚至縱欲,原因再簡單不過,因為他們隻是運動的參與者,而絕非運動的操縱者和多數,整個運動的發生和發展,都是無 數有著不同傾向、不同主張的青年人自發參加、自覺推動的結果,他們的口號從反對主流社會、反對種族歧視到反對美國擴大越南戰爭、反對美國對華政策;從爭取 男女同班到以“最廣泛的民主”取代資產階級代議製;從女權主義到環保主義;從思想自由到性開放,不一而足,即使同是革命者,他們的偶像也各不相同,切.格瓦拉、胡誌明、毛澤東、魯迅、列寧、托洛茨基……這些來自不同國度和時代,有些觀點大相徑庭甚至針鋒相對的革命領袖的巨幅畫像,被他們的支持者高舉者,肩並肩地走在一起。騎在同伴肩上、高揚越南南方共和旗幟的23歲女子卡羅琳,更是被推崇為“紅五月姑娘”,她的這一造型也成為“紅五月”永恒的象征。如果說他們之間有什麽共同點,那就是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對社會結構的逆反,和對物欲橫流當代社會的反思。
法國學聯(UNEF)和全國中高學校教師工會(SUESUP)在其領導人索瓦捷奧和阿蘭.吉斯梅爾的倡導下積極投入運動,成為罷課運動的組織者;此前曆次工人運動的主力、有濃厚法共背景的法國總工會(CGF)和民主勞工同盟(CFDT)則和學生組織共同發起了5月13日大遊行,並推動了此後的全國罷工潮。
和這些組織、個人相比,傳統左翼政黨、政客反應要慢得多,13日 的大遊行才首次出現了社會黨密特朗、孟戴斯-法朗士和法共總書記羅歇等人的身影。耐人尋味的是,作為“左翼中的右翼”的社會黨此番表現更激進,“紅毛邦 迪”曾高呼“讓我們和孟戴斯站在一邊”,密特朗則幹脆當眾呼籲戴高樂辭職,由法朗士擔任總理,他自己出麵競選總統;而法共則顯得拘謹保守,在整個運動中並 無突出表現,其所影響下的總工會更毫不含糊地拒絕考慮任何以暴力奪權的想法。
絕大多數知名學者、教授站在了學生一邊,如利奧塔、福柯、雅克.拉康、勒佛菲爾、布朗肖、西蒙.波娃以及西班牙社會學家卡斯特爾等,米歇爾.比 托爾為首的一群作家以占領作協辦公室表示了對學生的響應,年逾七旬的著名詩人阿拉貢甚至在“紅毛邦迪”陪同下前往孔特廣場當眾演講。素以“介入政治”的態 度聞名的哲學家薩特更是積極參與,不但多次發起倡議、參加訪談,更以平等的姿態熱情鼓勵、讚揚學生,希望他們通過自己的行動,創造一個“與父輩不一樣的將 來”,他不但呼籲知識分子支持學生,甚至坦誠地自我反省,聲稱“盡管我也反抗了一輩子,最後仍難免受到這個社會的某種牽製”,盡管他坦稱自己並未完全弄懂 學生們的訴求,但仍毫無保留地支持、參與這次運動。
當然並非每個學者都如此,哲學泰鬥阿隆、楠泰爾學院教授萊維納斯、結構主義哲學家羅蘭.巴特等就站在了學生的對立麵。萊維納斯每天夾著皮包按時走進空無一人的教室,又按時下課離開,阿隆更是和昔日同窗好友薩特反目成仇,唇槍舌劍。比較特殊的是哲學家德裏達,他積極參加了最初的集會,但很快選擇了遊離和躲避。
對於學者的不同立場,學生們作出了情緒鮮明的反應。薩特受到了熱烈追捧,他演講時,能容納3000人的會場擠進了7000學生,“寧跟薩特錯,不跟阿隆對”,成了當時最響亮的口號,為了抗議阿隆的親美立場,學生們甚至拒絕他在巴黎高師作學術報告。對於曾去過中國,並向學生們宣揚“中國革命優點”的羅蘭.巴特,他們則辛辣的嘲諷“結構主義沒上街。”
由於朗格魯瓦事件,電影界積極響應了學生們的運動,特呂弗、戈達爾、路易- 馬勒、羅曼-波蘭斯基等四名戛納電影節評委喊出“要電影更要革命”的口號,迫使電影節中止;《電影手冊》雜誌主編杜比亞納和“真理電影”學派的電影人們也 公開聲援學生。在索爾邦,電影人、影評人、觀眾、影院職工等聚集一堂,平等探討法國電影的種種問題並匯集成冊,被後人稱之為“法國電影史上的三級會議”, 更多電影人直接投身運動,他們所拍攝的“紅五月”膠片據說長達幾公裏,而正如貝特魯齊電影《夢想者》中描述的,讓-皮埃爾-雷奧手中的傳單如烽火般燎動了 索爾邦,最終與學生運動聯合演變成“五月風暴”。
被 五月風暴觸及的還有藝術家們,著名的“情景主義國際”出於他們批判現實和反資本主義的立場,積極投身於學生運動中,並充分發揮他們的藝術才能和想象力,創 造出許多生動形象的、被稱為“塗鴉”的街頭宣傳畫。該組織代表人物德波和範內格姆還創製了整個“紅五月”中絕大多數最著名的標語口號,如“讓想像力奪權”、“拒絕用一個無聊致死的危險去換取免於饑餓的世界”等等,他們甚至主張直接建立民主和自治的工人委員會取代現有的政府,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些藝術家們的頭腦,甚至走到了“革命學生”的前麵,這也充分體現了五月風暴“文化革命”的文化底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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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風暴指1968年春天法國發生的經過
巴黎農泰爾文學院(現為巴黎第十大學)學生於3月22日占領了學校。騷動很快波及巴黎大學。 5月3日警察進駐巴黎大學,驅趕集會學生,封閉學校。5月6日,6000多名學生示威,與警察發生衝突,結果600多人受傷,422人被捕。外省城市也發生騷動。戴高樂總統表示決不容許街頭暴亂。5月10日深夜,學生與向街壘衝鋒的警察又發生大規模衝突,360餘人受傷,500多人被捕,100多輛汽車被焚毀。騷動很快波及外省城市。 5月11日蓬皮杜出訪回國,力主用軟的手法平息運動,宣布赦免令,釋放被捕學生,重新開放巴黎大學。但為時已晚,未能平息事態。各工會組織5月13日舉行總罷工。六七十萬人上街遊行,政治口號是:“十年太長了!”、“戴高樂辭職!”矛頭直指戴高樂。 5月20日以後罷工人數日增,整個法國陷於癱瘓。接著,左翼的政治人物表態支持邉櫻?夠顒又餖u變質,由5月28日左翼聯盟領袖密特朗宣布,如戴高樂下台,將由前總理孟戴斯·弗朗斯任臨時政府總理,他自己將參加總統競選。 法國共產黨和總工會決定5月29日遊行,迫戴高樂下台。在這緊張關頭,戴高樂突然去向不明。原來他為防備法共組織的遊行隊伍包圍愛麗舍宮,決心當天遠離總統府。5月29日中午他先秘密前往聯邦德國的巴登-巴登法軍駐地,找法國駐德武裝力量總司令馬絮將軍。得知軍隊始終效忠於他。 5月30日戴高樂在巴黎向全國發表講話,決意留在自己職位上,解散議會但不撤換總理,並在當晚組織近百萬人的反示威。6月大選中,支持戴高樂的右翼多數派獲得大勝,得法國國民議會3/4的議席,占絕對優勢。領導此示威,促成暴動的左翼則大敗,此後十多年一直處於弱勢。 戴高樂雖然重新控製了局勢,度過了危機,但五月風暴所暴露出來的矛盾和問題並未隨之消失。一年後戴高樂由於公民投票失敗而被迫辭職,但其根源則在於五月風暴。五月風暴部份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