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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鐵是這樣煉成的嗎？” －程乃珊寫的最後一篇文章
一聲歎息。。。
小星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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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鐵是這樣煉成的嗎？
（此文刊登於《上海文學》2013年1月號）
程乃珊
一.
有時候姓名已不單單是一個符號，而是猶如家族遺傳基因一樣，深深鏤刻在我們血肉之軀上。
中國傳統姓名中承載著太多祖輩的期望，對家族的責任，個人的發奮圖強……諸如此類種種沉重的因素，反正四個字“榮宗耀祖”；中國名字還講究排行，這是一種最簡捷最有效的檔案歸納法，隻要根據你的籍貫、姓氏和名字排行，無須現今的身份證、任何電腦信息和DNA等現代科技幫忙，就可準確無誤核查到是否有血緣關係。
我們程家祖籍浙江桐鄉梧桐鎮, 追溯更早應是安徽休寧人,好像曾任過當地的鹽公道, 大約也算一個公務員吧, 太平天國時移民至浙江桐鄉"桐鄉程家祠堂曾有家譜詳細記錄, 可惜曆經風雲,這本家譜早已不知去向。對於程家的姓名排行輩分 “汝、樹、傳、家、寶”, 卻是雷打不動地傳流下來。中國傳統五代為一服,以此計算,我的曾祖父政權公,就是“汝”字輩,祖父字樹湧,為“樹”字輩,名 “慕灝”, 我父親叔伯都為“傳”字輩,哥哥自然就是“家”字輩。
哥哥1944年農曆正月初九出生於上海宏恩醫院(今華東醫院),由著名婦產科專家黃淑貞接生。說起黃淑貞,上了年紀的都知道,中國兩大著名婦產科專家“南黃(黃淑貞)北林(林巧稚)”。哥哥出生的那天說是玉皇大帝的生日, 都說是個良辰吉日, 此時正是抗戰最艱難的歲月,上海已全麵淪陷,祖父奉中國銀行總裁宋漢章之命,留守上海中國銀行,與敵偽周旋鬥爭心力交瘁,作為長房長孫,我哥哥的出世,多少令祖父添幾分喜氣。
父親在德資拜耳藥廠做工程師,收入頗豐,當時我們的老宅就在福煦路(今延安中路)931號,那是一棟仿岩石貼麵的三層德國式小洋房,解放後為政府某機關,直到上世紀90年代造延安路高架時才拆除。不管當時形勢多艱難,在外人眼中, 哥哥的出世都被視為含著銀匙出生的。
得了孫子,首先當然要取名, 哥哥是“家”字輩，祖父為其取了個“濓”。身為銀行家的祖父,希望自己的大孫子一生清廉守法,規規矩矩做人。當時父母這代的教會大學畢業生很流行以英文名字為小孩取小名,哥哥的大名已有了程家濓,英文名呢?父親從來是那個留著小胡子、叉著一雙八字腿的查理-卓別林的粉絲,家濓——查理,皆音相近,父親眼睛一亮,“就叫查理吧”。
作為長房長孫,哥哥的出世著實轟動了一時,祖父人脈廣,朋友多,各方賀客賀禮不斷。按舊俗,收了禮要請眾賓客吃滿月酒, 1944年正是抗戰最慘烈之時,作為中行留守上海的高層,向來行事謹慎周到的祖父考慮到國難當頭,為了個人得孫如此大擺滿月酒,影響不好。但是收了人家的賀禮,總得還對方一個情, 正好此時中國銀行在福煦路955弄內要修一個網球場供中行員工休閑娛樂,祖父將收到的禮金全部捐出, 資助這個網球場,滿月酒就不辦了。
四十幾年以後.托鄧小平改革之福，這個舊上海銀行家的洋名叫查理的孫子,出任北方某市副市長,這個城市是著名的煤都。煤一直被譽為黑金子, 多少人在黑金子的誘惑前犯事落馬。哥哥恰恰是管工業的副市長,80年代, 也正是無數港商開始到內地來掘金的時候,不少人托關係走人情來找哥哥,但查理悟守住祖父當年對他的期望——清廉。人說, “常在河邊走, 哪能不濕鞋”,偏偏哥哥就是清清白白，兩袖清風。
二.
1946年,我來了。說起我的出生,十分險乎。媽媽是鐵了心,早在建國前就堅決執行獨生子女政策。在我和哥哥之間, 我應該還有一個哥哥或姐姐,但媽媽堅決把“它”拿掉了。可沒過多久, 我又不識相地來了。媽媽同樣也要把我拿走,主治醫生還是黃淑貞,合該老天爺要讓我在人世間走一遭,約定做手術那一天,媽媽莫名其妙地發燒了。
那時做人流手術,可是件人命關天的大事，黃淑貞立時決定停止手術,要等熱度退盡了才可做。豈知,媽媽的熱度就是不退盡,大約過了三個禮拜才好,但這時,黃淑貞覺得胎兒已過了最佳做人流時期,她反過來勸媽媽“再生一個給兒子找個伴也不錯, 說不定是個女兒呢”。如是,我才有機會來到這個人世。
“文革”中, 聽到黃淑貞備受摧殘,我心裏一直很難過。我曾有個傻傻的念頭,向她當麵鞠個躬,“謝謝你當時沒有將我刮掉”。
爸媽就我和哥哥這一對兒女,我們程家的家風就是重女輕男,在福煦路931號四代同堂的日子裏,哥哥從小就被教育成處處維護我、愛護我。現在想起來,大約從一出生開始,他就無形中受到“男兒當自強”的祖訓熏陶。雖為長房長孫,但家裏對他不寵不嬌。
我和哥哥這一對兄妹,似從一出生開始就已顯示出截然的不同。首先是長相上,哥哥集爸爸的線條清晰分明的輪廓和媽媽的明亮水靈的雙眼於一身,而我是一隻扁平沒有起伏的大餅麵孔、塌鼻梁和一雙“天不亮”的眼睛,與俊朗、俏麗的父母一點都不像,以致親友們都一口咬定我是在醫院裏給搞錯了,他們甚至不無惋惜地說“兩兄妹的麵孔要是調一下,那該多好”。言下之意,我長得不夠漂亮。
直到我們都長大成人了,親友們還老拿我們兄妹的長相開玩笑:“要在以前,你這個漂亮的哥哥可要讓人上當了!”以前媒人上門說媒,女孩子家是養在深閨的,不能隨便走出來給人家看,那時又沒有照片,男方如果要想知道女方的模樣長相,怎麽辦呢? 很簡單,隻需請女方的兄弟出來應酬一下,如若眉清目秀,舉止斯文得體,那他的姐妹一定也差不離。說到這裏,他們就會對著我哈哈大笑:“如果遇上你的哥哥,娶回來的妹妹,卻和哥哥一點也不像,那人家不是要上大當了嗎? ”
其實,對福煦路931號的那段時光,我根本已沒記憶了。現在所得到的記憶,完全是從父母和七大姑八大姨的老話中剪輯出來的,所以我從小就喜歡聽老話,那是堪屬可貴的我們生命的補白。
我家姑姑多,自然來串門的小夥子也多。四五歲時的哥哥,已很會觀察哪位小夥子來是找哪位姑媽的,他十分清楚,很起勁地去通風報信,一點也不會搞錯。很快,叔叔們發現了這個機靈的“小交通”大可幫忙,來我家必先找這個“小交通”,用糖果餅幹塞滿他的口袋,讓他把相關的姑姑叫下來,如是不必驚動太大,就可與心儀之人約會了。
老家有兩條寵物狗,一條是牧羊狗Bobby,一條是獅子狗Lily,我和哥哥從小就與這兩條狗混在一起,這也奠定了我們愛狗的遺傳基因。後來允許養寵物了,早在80年代, “寵物熱”還沒興起時,我和哥哥已不約而同地養起了寵物狗,而且名字都叫Bobby和Lily。
而今我與哥哥都已向古稀之年逼近,我們真正在一起朝夕相處的日子其實隻有十九年。自從哥哥十九歲那年市西中學畢業考上北京大學, 我們兄妹倆就很少長期相聚。
說過了,我們程家的門風是重女輕男。從祖父開始,就對幾個姑媽千寵百嬌還嫌不夠, 但對僅有的兩個兒子,父親和我叔叔,卻是不苟言笑,要求嚴厲。長大一點了才明白, 祖父自小單槍匹馬從底層打拚出來,深知人生的艱辛和險惡,也目睹了太多的敗家子將祖業家業付之東流的真實個案,他實在害怕自己兩個兒子生活過得太安逸而喪失了自強自立的男人氣概。
好像我爸爸媽媽也受其影響,從小對我寵愛有加,將我打扮得花蝴蝶一樣,對哥哥卻時時提點他要愛護妹妹、謙讓妹妹,因為他是哥哥。哥哥從小就是一個禮貌、用功的好孩子典範, 也是我們家中出名的乖孩子。直到讀初中時,我還記得他到樓下信箱拿份報紙都要穿好鞋襪而不肯拖著拖鞋下樓。他雖然隻比我大兩歲,但我從小就覺得哥哥比我大好多,是我可以依靠的。
猶記得小時候穿馬路,他也不過隻是個小學生,卻已懂得緊緊抓住我的手。他教我下鬥獸棋、下陸軍棋,還有打撲克“克那斯打”,不記得英文怎麽拚了,但知道英語名稱叫塔牌。童年時我一直是哥哥的小尾巴,跟著他玩集郵、去小書攤租小人書(為此沒少挨爸媽的罵,因為爸媽嫌小人書不幹淨,但挨罵的總是哥哥,不是我) 。
記得那時放學後回家,哥哥就會帶著我先洗手,然後在一隻我們熟悉的小糖果盒裏, 摸出爸爸媽媽預先為我們準備的幾塊餅幹和幾粒糖果,那是我們的點心。作為哥哥,他從來與我公平分享,不會仗勢欺人。現在回憶起來,真叫歲月神偷,那歡快無優的童年時光散落在哪裏了?
記得1962年夏天,全家上北火車站送哥哥去北京大學報到, 在月台上,我再也止不住嚎陶大哭, 可能我已預感到十九年朝夕相處的親密時光從此不再。車窗裏的哥哥滿臉憋得通紅,想必他也想哭, 但從小的教育令他覺得他不能哭, 做一個男子漢, 什麽都得忍。哥哥這一表情,從此永遠定格在我的記憶中。
其實從哥哥北上這一刻起,命運已注定哥哥將離我們這個家越來越遠, 這不是物理空間的遠, 而是化學概念上的“遠”,是一種物質轉化成另一種完全不同物質的無法逆轉、無法複原的“遠”。不過, 世界縱然千變萬化, 總也有永恒不變的, 比如哥哥如今已兩鬢斑白了,但我還是一直叫他的小名“查理”, 還有我們兄妹倆那份誠摯的愛。媽媽一直責怪那時祖父給他取名取壞了——程家濓, “家濓”在上海話中與“家離”發音很像。
三.
我們這一代都有過在日記本首頁寫上奧斯特洛夫斯基“人最寶貴的是生命, 生命屬於人隻有一次……”的名言,從小懶散、嬌生慣養的我也不例外, 但哥哥整個青少年時期, 是真的把這段話作為他的座右銘, 用一種類似苦行僧的精神真心要將自己打煉成一塊社會、國家需要的優良鋼鐵。
或許我和哥哥的命運之路早在哥哥北上之前我們中學時代就已埋下種子, 到底是兩兄妹, 我與哥哥有很多習性很近, 比如都很靜, 喜歡閱讀。我們的嬸嬸是少兒出版社的英語翻譯, 社裏常有打三折四折的少兒讀物, 優先給內部職工供應, 因此我和哥哥從小就在《格林童話》、《安徒生童話》中泡大, 再後來是前蘇聯兒童讀物《鐵木耳和他的夥伴》, 然後是《古麗雅的道路》、《卓婭和舒拉的故事》……
直到《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好像分歧就來了。這本書是我們這代人必讀之書, 但我不太喜歡這本書, 我也不喜歡保爾,覺得他就像一片幹麵包。我更喜歡讀《簡愛》。不過,我太喜歡《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裏麵的冬妮亞了。因為冬妮亞我也喜歡保爾, 特別青年保爾在監獄裏時, 一位同監的女難友, 明知自己逃不了獄警的強暴, 而主動願以處女之身獻給保爾時, 為了冬妮亞, 保爾拒絕了。當時我隻有十三四歲, 對愛情、對性還是朦朦朧朧, 但那段情節令我熱淚滿眶。整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就這一段感動我, 而不是那段最有名的“人最寶貴的是生命, 生命屬於人隻有一次……”
我至今不知道哥哥是怎麽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我們從來也沒就這本書進行過任何交流, 但我下意識感到哥哥十分喜愛這本書, 看得出書已翻閱得很舊了, 但邊邊角角十分整齊, 到處可見用鋼筆畫出的條條杠杠,還小心地包著封皮……
我覺得自從哥哥過了變聲期以後, 開始變得越來越革命, 不過當時的用詞是“進步”, 而且越來越激進。
那時媽媽還年輕, 打扮時髦。我從來是媽媽的小尾巴, 但哥哥已開始回避與媽媽一起上街,一方麵可能因為是男孩子, 更主要是因為他怕跟著這樣一個時髦的媽媽上街, 遇上同學會很尷尬, 因為那個時代“時髦”就是資產階級的表現。但有時媽媽必須要他跟著一起上街, 比如做衣服、買鞋子,他就會跟媽媽講條件, “你不許穿尖頭皮鞋”或者“你不要抹唇膏”, 而且講明幾點鍾在哪個鋪麵,他在那裏等著媽媽。
三年自然災害時, 為了去餐館吃一頓飯, 全家必須要早上一早去等開門搶桌子, 以致我常常要把功課帶到餐館的餐桌上去做。哥哥對此十分不屑, 覺得國家困難時期, 我們應當與國家共進退, 而不應當有這樣的行為。他從來不參與我們這種“小市民”行為, 倒是父母經常於心不忍,用飯盒給他帶點吃的回去。
我們這樣的家庭, 父母長輩都是知識分子, 凡事當然都有自己的分析能力, 對當時社會種種現象難免會在家裏發發牢騷,如若給哥哥聽見了, 他一定會據理力爭, 極力為新生事物辯解。
爸爸是個音樂發燒友, 收藏的老唱片不計其數, 多是英語老歌和西洋古典音樂, 如《As time
goes by》、《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Home,sweet home》 等, 可以說我和哥哥在繈褓時期, 已對這些老歌耳熟能詳, 那已成為我們童年的一部分。記得很小的時候, 我和哥哥就會纏著爸爸“放老平的歌”。“老平”就是平.克勞斯貝, 好萊塢著名歌星, 他演唱的最著名的歌曲是《白色的聖誕節》。在老上海,每逢聖誕節, 街頭巷尾都可以聽到他這首歌。
爸媽都是平.克勞斯貝的粉絲,直到解放後,還經常會拉上窗簾,在落地收音機的四個腳下,墊上厚厚的橡皮墊子,播放平.克勞斯貝的唱片,隻是不敢提他的名字,怕我們小孩子不懂事傳出去,就叫他“老平”,我們也就跟著叫“老平”。
60年代,“社會主義教育”(社教)運動開始了,不記得哪天哥哥說了“這種老的美國電影音樂,不要放了,給鄰居聽到,影響不好”,爸爸媽媽立時同意了。從此,家裏難得放這些老唱片了,即使放,也是背著哥哥,以致後來父母親講話都要有意識地避著哥哥,有意無意中與哥哥有點疏離了。這種疏離,在當時稱為“劃清界線”,對親情傷害極深。
現在想起來,那是“極左思潮”對青少年很重的傷害。當時流行一種說法,“家庭出身是不能選擇的,但道路是可以自己選擇的”,選擇的首條就是與家庭劃清界線——事實上就是疏離親情。現在想起來,這種教育是有悖人性的,整整幾代人深受其害, 危害甚深。
對這位兒子,用自慚形穢來形容父母的心態,一點不過分。哥哥成績優秀,是年級裏數一數二的,這是當時好孩子標準裏最重要的一條。一個孩子無論怎麽優秀,如果功課不出類拔萃, 似乎就不能稱得上好孩子。哥哥在這一點上是十分過得硬的。
說起他的好成績,也與他著力培養自己鋼鐵般的意誌有關,每天天蒙蒙亮,我就聽見哥哥在陽台上大聲朗讀英文。早在高中時代,他已經訂閱英文《北京周報》。晚上我早早就躺進被窩裏看小說,哥哥還在書桌前溫習功課。他先後出任校學生會主席、團支部書記,社會工作繁多,但這絲毫不影響他的學習成績。
我家父母和一應親友都是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麵對哥哥這樣一位一身正氣、成績優秀、富有上進心的共青團小輩,雖是長輩,卻仍有幾分敬畏,這是“後生可畏”的“畏”。記得有一次,我和爸媽一起去看一部蘇聯電影,名字好像叫《罪與罰》,情節已不大記得了, 主角是一位革命黨人,有一個鏡頭是這位革命黨人難得回家一次,父母又驚又喜,還有點敬畏,母親給他端上一鍋熱乎乎的湯,然後躲在一邊默默地看著兒子喝。這時母親悄悄對父親說:“不知兒子覺得這個湯的鹹淡如何,你去問問他。”父親卻推搡著說:“不,還是你去問問他。”那種對兒子的憐愛加敬畏的感情讓我的爸爸媽媽感觸不已,隻覺得黑黝黝的影院裏,父母親相視一笑。
哥哥是真心要將自己錘煉成一塊鋼鐵,我不敢說,在無情冷酷的淬化過程中, 是否也因此流失了許多可貴的天然秉性?有一件小事,不知哥哥還記得嗎?那是“文革”前他回上海過暑假,那時他已不要我們去北火車站接他了。這次他一進家門, 行李都不及放下,就麵有難色但很堅決地對爸說,他一個北大同學因火車票根找不到了,被困在閘內,必需補了票才能出來。哥哥要求爸給他一點錢補票把同學先贖出來。
那是一張京滬火車票,哪怕學生票也要十來元錢,不是一筆小錢。爸遲疑了一下——他為什麽不直接打個傳呼電話通知一下他自己家人?哥哥沒有馬上回答,然後輕輕說了一句“他家裏很困難，他不敢跟家裏講。。。”爸不等哥哥講完,就開了抽鬥給了哥哥廿塊錢，哥哥如釋重負拿上轉身去北火車站。這時爸媽無奈地苦笑一下,媽輕輕說一句: “喏, 像煞你的爺! ”他們是明知這張火車票錢是拿不回來的,但還是滿足了兒子的要求。
從那一刻我明白了,這就是我的父母親對我哥哥的愛!他們對我是寵,對哥哥就是這樣一片充滿自豪又敬畏又憐惜的愛。我不知道那個同學有無將車票錢還回來。但是, 那年過寒假,哥哥借口功課忙,沒有回上海。
我這個不求上進的妹妹, 一度也讓我哥哥操透了心。我的成績除英文和作文外,其他都平平且不說,政治上的不求上進更讓這個身為團支部書記的哥哥頭痛。我喜歡看《長城畫報》(當時的香港電影畫報),讀18世紀的外國小說,聽靡靡之音(其實就是古典名曲),喜歡打扮,從來不寫入團報告……說實在的,不是我不求上進,我實在覺得,如果要做一個像哥哥那樣的有上進心的學生,實在太苦了,要放棄那麽多好的東西:美食、好書、好音樂、漂亮的衣服……我做不到。我真佩服我的哥哥, 他能有那樣的意誌,完全將自己改變過來,變成一個我敬畏的但是卻越來越陌生的哥哥。
記得高中時,他用自己的零花錢買了本書《軍隊的女兒》送給我,在扉頁上寫著要我向小海英學習的話, 很遺憾我辜負了哥哥, 這本書我連書皮都沒摸一下,因為我不喜歡這樣的書。不過,在高二那年,我們中學一次《我與祖國》的征文比賽中, 我與高我兩級的一位同學餘秋雨同獲該次征文的二等獎(沒有設一等獎),獎品是一本《紅岩》。
說來好笑,連我的女同學們都十分懼怕哥哥。她們來我家以前必在門口輕聲地問: “你哥哥在嗎? ”如果哥哥在, 她們一般都不敢進來玩,反過來,如果我的爸爸媽媽在,她們倒是敢來的。因為人以群分,我的那幫女同學都是與我一樣的“資產階級思想”十分濃厚, 私下要傳閱《長城畫報》和親友帶進來的外國時裝畫報,講講香港電影明星,如果我哥哥在,她們就覺得很拘束。不過後來我又知道,因為哥哥長得十分俊俏,功課又好,又在重點中學,其實有幾個女同學,對哥哥有種朦朦朧朧的說不清道不明的好感。俱往矣,那青澀純真的學生時代!
那就是十九年間我心目中的哥哥:常年一身藍布學生裝, 一條黃卡其褲, 一雙籃球鞋, 每天早出晚歸,行色匆匆。
1962年,哥哥以全五分(當時成績是五分製)的優秀成績從市西中學畢業,按理說,他的高考應該是毫無問題的,但是眾所周知在那樣的年代,高考成績是從來不公布的,再攤上我們這樣的家庭,真的實在沒有把握。說起專業選擇,我們程家不知什麽時候起就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雖然祖父是個銀行家,但是我的父輩叔伯沒有一個願意繼承他的事業,連我的祖父也不讚成子承父業,而是紛紛繼承我的伯祖——曾被稱為“中國微生物學家第一人”程慕頤公的衣缽(關於他的故事會有另文撰寫),清一色都學的或醫或藥或化學專業,女孩子則是清一色的學外語或藝術類(鋼琴、繪畫和翻譯寫作) 。
哥哥作為長房長孫,是早就鐵定了走這一條路——生物化學之類。當時北大化學係由著名專家周培源教授坐鎮,哥哥堅定以北大化學係(六年製)作高考第一誌願。父母怎麽舍得把兒子放那麽遠,曾小心翼翼地提醒哥哥,複旦化學係也不錯,但哥哥求學心堅,退而一想,男孩子應該誌在四方,以學業事業為重,上幾代的人,哪個不是這樣走過來的?
哥哥不負眾望,一張北大錄取通知書寄到我家時,哥哥猶如中了狀元,親友成批成批來祝賀。遠在香港的祖父母欣喜若狂。那時正值三年自然災害,哥哥赴北大的所有行裝和四季衣著,全部是祖父母從香港寄來的,在北大新生中引起一陣大大的轟動,害得哥哥煩惱不已。後來好多衣服他都沒機會穿,因為那時的大學生實在太窮,他不能表現太突出。
北大之大,卻也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課堂也沒坐熱,這批大學生就被拉去四川大涼山搞“四清”。哥哥從大涼山寫了封長長的信給我,還寄了張照片,是他和一群穿得破破爛爛光著腳的涼山孩子合影。哥哥特地在信中和我說:“乃珊,這些小孩子長這麽大,還沒穿過一雙鞋,所以我們應該努力,將來讓他們都能穿上鞋……”現在想起來,大涼山的孩子們應該都能穿上鞋了吧。
哥哥就是這樣, 從小就有憂國憂民的情懷。但事實證明,這份情懷對一個大學生來說,太沉重了。文革前的北大四年,哥哥沒讓爸媽少操過一天心,特別那陣正值自然災害,初時媽媽還隔三岔五地寄點郵包給哥哥,後來哥哥說,他們一個宿舍有八個人,每次哥哥來郵包,全宿舍的人都虎視眺耽,最終郵包都共了產,根本不可能一個人躲在帳子裏獨享。最後哥哥勸媽媽不要再做此無用之功。
當時大學校紀非常嚴格,絕對禁止大學生談戀愛,但青春的火花是捏不滅的。哥哥一次從上海回京,在站台上,他用手肘輕輕碰了碰我,用嘴努一努另一簇送行的家人: “她是我們同係的。”他報了一個女孩子的名字,我瞄過去一看,那是個十分俊俏的標準的上海姑娘,她穿著一件於幹淨淨的風雪大衣,一條火紅的圍巾隨意一圍,皮膚黑黑的,一對大眼睛撲閃撲閃, 臉上一對酒窩時隱時現,正應著上海人說的“黑裏俏”,那時的女孩子的漂亮完全是自然美。送行的女孩子的家人,看上去好像是她姐姐姐夫,也是一派斯斯文文的書卷氣。
這是我見過這個女孩的唯一一次,但這一瞬間, 永遠定格在我的記憶中。火車開走了, 我們這才與女孩的家屬隨意交談了幾句,1962年北大化學係一共在上海錄取了六名學生, 哥哥和這個女孩就是其中的兩名。
我們常說的緣分,是很玄妙的,我們兩家人雖然隻是在月台上簡單地交談了幾句, 但都覺得意猶未盡,未盡在哪裏? 回家的路上,父母親一再談論著女孩和她的家人, 我的母親真偉大,她有著驚人的觀察能力,就那一瞬間,她已從女孩子敞開的風雪大衣的隔裏看到露出的白狐嵌(一種名貴皮草)裏子,因而肯定,女孩子也屬出身不過硬的。但她也能考上北大,可見也是和哥哥一樣十分努力,十分要求上進的。
所謂風雪大衣,類似今天的羽絨大衣,但風雪大衣要笨重多了,作為沒有收人的學生,也隻有家中環境好的才置得起。解放後,一應皮草都被視為資產階級生活的代表,根本不能穿出街。於是聰明的上海人紛紛將它們作為風雪大衣的襯裏,又禦寒又不招搖。
從此,爸媽一直在讚歎著女孩,那種氣質,那種教養,言下之意,很希望她能與哥哥……不過,當著哥哥的麵,他們從沒提過一個字,因為當時是堅決抵製大學生談戀愛的,有好多話不能點明。隻是後來的事實是,這個女孩嫁給了哥哥北大的好朋友,一個北方人。我總是在想,那是因為哥哥不主動出擊,在這方麵太矜持。我相信以女孩子的真心和她家裏人的願望,我哥哥肯定是首選。關於這個問題, 我也從來沒有正麵問過哥哥。
說起這個女孩子的家庭, 也是一個傳奇。她父親是當年上海灘赫赫有名的大律師, 她家一門親戚就住在我們家隔壁弄堂……對一門擦肩而過的姻緣(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說是姻緣),父母是十分惋惜的,我不知道哥哥是怎麽想的,至今我也不敢問他。或許,這就叫人生。
作為長房長孫,祖父很以此為榮,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祖父每年都要去北京開會,祖孫倆一年也隻有這一次短暫的團聚。這時祖父總會很自豪地把哥哥介紹給他的朋友。那時我們全家都認定,哥哥前途無量,而這是他完全靠自己苦苦追求來的。
“文革”開始了, 北京大學武鬥猖撅, 一片混亂,哥哥扔下全部行李從北京逃回上海,北大已不複是他當年夢想的那個校園,他很仿徨,很失落。記得“文革”剛開始, 家裏抄家了,他還寫信開導爸爸媽媽“摔破幾個壇壇罐罐沒關係”。或許直到他 從北大狼狽逃回上海時, 他才開始思考,他所孜孜不懈的、對此無限忠誠的革命, 與現實中差異如此巨大。那次我問過他:“你小時候怎麽那麽能忍得住,那麽革命？” 他回答:“你們女孩子怎麽樣都可以,但我是男孩子,我必須要爭取我的前途。”
從搶出來的檔案中,有人告知哥哥,他原定的培養方向是留校。我們都認為,做一個學者才是哥哥最好的出路。但是,哥哥被發配到塞外一片不毛之地,在那裏度過了他最美好的青春年華。關於哥哥這一段經曆,我和爸爸媽媽對此一無所知,因為他的世界與他原來所屬的與我和爸爸媽媽同一個世界相差實在太遠了,所以他從來不說。有時媽媽想試圖了解一下,他隻是對媽媽苦笑: “你不會懂的。”
“四人幫”粉碎了, “春江水暖鴨先知”,上海不愧為上海,70年代後期,最早的“出國熱”已經開始興起。那時出國的人少,光憑個語言學校的入學通知就可以拿到簽證，父母意識到出國是“拯救”哥哥的唯一途徑。遠在西雅圖的舅舅給哥哥辦好了一應人學手續,此時哥哥正任當地一個化肥廠廠長,據他說,他們生產的化肥是列不出化學方程式的,且這也不是他的專業,但不知出於何種原因,哥哥堅決不肯走出國這條路。
他明確地對媽媽說: “你們不要管我了, 全心將我兒子培養好吧。”(我的侄子一直在上海與我父母一起生活。令我們全家欣慰的是,作為程家的第四代,侄子繼承了他曾祖父的金融專業,苦讀到康奈爾的碩士學位,現在是某世界五百強企業亞太區財務總監,這是另一個故事了)。或許,他還是想抓住青春的尾巴,再做一番事業。
80年代,他被批準人黨,又從廠長提到局長到副市長。在上海街頭,他已很明顯地帶著幾分外省人的粗獷和不拘小節, 但不改的是那口標準老上海話和那個洋氣的“查理”外國名, 還是那個從冰箱裏取一個水果都要問過爸爸媽媽的乖兒子。
退休之際, 哥哥曾考慮過是否要葉落歸根,回到少小離家的上海,但哥哥很快就否定了。他的理論是:一個人的社會關係在哪裏,他就必須生活在那裏。確實,自從十九歲那年哥哥離開上海北上後,他在這裏再也沒有朋友、同事等種種社會關係,唯有爸爸媽媽和我這樣一個妹妹。
當春回大地之時,我才發現其實哥哥什麽都沒有變,還是那個從小就小合翼翼牽著我的手過馬路的哥哥；市麵上流行卡式錄音帶時,他要我在上海幫他翻錄平.克勞斯貝的《白色聖誕節》、《綠袖子》、《夏日的最後一朵玫瑰》、《藍色的多瑙河》等我們從小聽到大的名曲；知道我在寫老上海的故事,他要求我把家族的老照片複印了一大套給他,還常常與我一起回憶我們小時候在福煦路、在香港、在他去上北大以前的往事……
這一度令我十分驚訝, 我本來以為哥哥已經把這些從記憶中全部抹掉了, 原來並沒有。他隻是把這一層溫暖的記憶用又冷又硬的凍土硬生生地掩埋了。但每逢夜深人靜之時,這凍土下的那點溫暖, 會不會悄悄地啃咬他那點還沒有被生活磨成硬繭的心靈和那還沒被煉成鋼鐵的血肉之軀? 不過即使至今, 我依然不敢問哥哥任何有關在火車站月台上碰到的那個“黑裏俏”女孩子的事。
這就是我的哥哥。我不敢說他是否已煉成了一塊優質鋼鐵, 但我很欣慰, 他依然是那樣, 永遠維護我、愛護我、疼惜我的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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