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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老會：參與各省的武裝起義
三 哥老會：參與各省的武裝起義
1.浙江
辛亥革命前夕，浙江的幫會大多屬於哥老會係統，主要有終南會、伏虎會、雙龍會、龍華會等。革命黨人為了聯絡浙江的幫會黨，做了大量工作，最為突出的是陶成章和魏蘭。1903年冬，陶成章和魏蘭經《白話報》主筆孫翼中介紹，會見了被囚於仁和縣監獄的白布會首領濮振聲。濮振聲為他們出具介紹函數通，名片數十紙，以便於二人聯絡幫會之用。次年正月初四日兩人分頭前往各地“曆探各種秘密會之內狀”，結交各地幫會首領。
革命黨人敖嘉熊在聯絡幫會方麵也作出了重要貢獻。敖嘉熊字夢薑，浙江平湖人，寄居嘉興，於1904年6月建立溫台處會館，聯絡江、浙、皖三省交界處十餘府的幫會。繼敖嘉熊之後有計劃聯絡幫會的是革命黨人徐錫麟。徐錫麟字伯蘇，浙江山陰人，1904年冬在上海與蔡元培、陶成章等組織“光複會”。次年2月，徐錫麟與弟子數人前往諸暨、嵊縣、義烏、東陽四縣，然後由東陽到縉雲，與當地幫會中人結交。又在紹興成立了大通學校，作為聯絡幫會的重要據點，大通學校“遂為草澤英雄聚會之淵藪矣”。
革命黨人秋瑾也在聯絡會黨方麵也非常出色。秋瑾（1875—1907）字璿卿，別號競雄，又號鑒湖女俠，浙江會稽人（祖籍山陰，今紹興）。她不顧家庭和丈夫的反對，自籌旅費隻身赴日本留學，在橫濱參加了革命黨人馮自由等組織的“洪門天地會”，受封為“紙扇”（軍師），並結識了陶成章等浙籍革命黨人，後加入同盟會。回國後聯係幫會首領敖嘉熊、呂熊祥等，運動長江下遊一帶幫會，又與蔣樂山、沈鹿珊、張恭、周華昌等組織浙江幫會舉行武裝起義。1907年3月，秋瑾親曆金華、處州兩次聯絡幫會，並函召各處的幫會分子來紹興大通學校，學習兵操。又邀請王金發、竺紹康、張恭、呂熊祥等幫會首領來到大通學堂，商討在各地起義的具體步驟，議定由金華幫會首先起義，處州幫會響應，將清軍誘至杭州，再由紹興幫會直攻杭州，與徐錫麟會合。秋瑾運動幫會先後在金華、嵊縣、武義等地舉行了起義。
2.兩湖
湖南和湖北兩省的哥老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辛亥革命時期，湖南的哥老會及其分支江湖會，在革命黨人的運動和聯絡下，逐步在組織上聯合為“嶽麓山”和共進會。
（1）維新派激進分子對哥老會的聯絡與自立軍起義
戊戌變法失敗後，維新派中一部分激進分子如唐才常、林圭、沈藎等人，認識到“變之自上”的道路已經走不通，必須走“變之自下”的道路。維新派的激進分子雖然認識到武裝造反的重要性，卻又感到自身力量的不足，於是開始聯絡哥老會。為此，他們按照哥老會結盟拜會的方式“開堂放票”，開設“富有山堂”，印刻“富有票”。在組織形式上完全仿照哥老會，立有“四柱”即山堂香水，稱作富有山、樹義堂、萬國香、天下水，內口號為“日新其德”，外口號為“業精於勤”，並有一首詩：“萬象陰霾打不開，紅陽劫運日相催。頂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轉來。”也仿照哥老會設有內、外八堂。康有為是“正龍頭”，梁啟超是“副龍頭”。在富有山堂的13個正龍頭中，有11人是幫會的大頭目。然而，自立會的宗旨依然模糊，既認為清統治者“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反對“低首腥膻，自幹奴隸”，卻又囿於“君臣之義，如何能廢”的窠臼。為了發動起義，唐才常以長江流域的哥老會為基礎組成了“自立軍”，擁有十萬之眾。但是，由於康、梁從國外的匯款遲遲未到，起義行動被迫一再延期，加之各路自立軍未能互通信息，難以統一行動。秦力山在安徽大通發動的起義，很快失敗。唐才常與林圭計劃在武漢的起義也隨之流產，唐才常、林圭等20餘名被捕遇害，骨幹百餘人遇難。
（2）革命派對湖南幫會的聯絡和湘贛萍瀏醴起義
革命黨人畢永年早年即從事聯絡幫會的工作，並且投身哥老會中，被封為“龍頭”。他曾在香港召開興中會、三合會與哥老會三方會議，提出興中會與三合會、哥老會三大團體公推孫中山為三會的總會長，提議改會名為“興漢會忠和堂”，並“定綱三則”，以興中會的綱領“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合眾政府”作為總會的綱領，促成了興中會與粵港三合會、兩湖哥老會的合作。後因哥老會首領楊鴻鈞等見利忘義，不足共事，畢永年遂憤然削發，自投普陀山為僧，興漢會也隨之瓦解。
1906年春夏之際，長江中遊各省發生嚴重水災，造成大批流離失所的饑民，萍瀏醴地區的饑民便大量加入哥老會的分支洪江會。是年七月，蔡紹南、魏宗銓與龔春台等在萍鄉縣的慧曆寺開會，商討武裝起義事宜。後來起義計劃被官府探知，設在慧曆寺的總部也遭查抄，洪江會的激進派廖叔寶遂率領兩三千人宣布起義。蔡紹南、魏宗銓、龔春台等隻好在尚未準備充分的情況下決定投入起義。起義失敗後，大量幫會首領被殺，被害群眾多達萬人。
3.四川
四川是哥老會的發祥地。哥老會在四川被稱為“袍哥”，在晚清時期，又有江湖會、孝義會、洪江會、紅幫等分支別名。辛亥革命時期，四川的哥老會十分活躍，既對革命作出了貢獻，也給革命造成了不小損失。
（1）同盟會對哥老會的聯絡
辛亥革命時期，四川籍的革命黨人熊克武等根據同盟會總會的指示精神，提出四川幫會的力量很大，是必須爭取的社會力量。由於四川哥老會的許多著名首領都先後加入了同盟會，因而革命黨人在聯絡幫會方麵具有十分有利的條件。其中著名人物如佘英、張樹三、李紹伊、張百祥等，後來都成了辛亥革命時期四川革命的領導或骨幹。
（2）哥老會參加辛亥前的武裝起義
辛亥革命前夕同盟會在四川發動的武裝起義，都是由同盟會策劃，以袍哥群眾為基本力量，由於起義大多采取突襲式的軍事冒險行動，往往旋起旋敗，但擴大了革命的影響，為辛亥革命在四川的成功開展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瀘州乃是川南重鎮，這裏幫會勢力強大，駐紮在該處的鹽務巡防營和川南道巡防營皆與哥老會相通氣，可以作為起義的內應。革命黨人佘競成首先聯絡了江安巡防營的哨官（相當於連長）楊安幫和川滇黔邊區的幫會首領劉天成及所部的劉子成、劉希成等，預定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十月先期在江安起事，襲擊縣城，然後順流而下，直取瀘州。瀘州城內有佘競成召集的3000名袍哥弟兄作為內應，並有同盟會員謝奉琦、席成之、楊兆蓉率領革命黨人與之策應。但是，在起義的準備過程中發生了炸藥爆炸，引起了官府的注意。加之幫會分子入城後，使城內突然增加了幾千人，他們又說話隨便，民間一時盛傳革命黨人即將舉事，使當局加強了防範。知州楊兆龍下令緊閉城門，斷絕交通，禁止外出。在城外待命的起義軍又無法與城內取得聯絡，起義遂沒成功。
瀘州起義夭折後，革命黨人紛紛潛至成都，欲乘農曆十月初九日慈禧皇太後誕辰全省高級官員聚集舉行慶祝之機，占領省城成都，再號召各府州縣響應。當時，在成都聚集的袍哥有五六千人，並準備了周密的起義計劃，約定起義時派人在四門放火為號，將全城主要官員一網打盡。屆期因當局臨時改變了慶祝的地點，並且於附近臨時戒嚴，起義者所縱的火也被撲滅，各路等待消息的起義者因得不到行動的信號，知道發生變故，隻好各自散去，起義遂沒成功。
廣安、嘉定（樂山）的起義，也是由同盟會領導，而以哥老會、孝義會為基本群眾。起義隊伍分為兩支：一支由佘競成召集渠河運鐵船幫400名幫會分子，先期在縣城東門外河街集合，並由廖雲從、劉慎終等數十人潛入城內，以便內應外合攻打保安營，奪取槍彈；另一支由熊克武指揮，率秦炳等人在東門外河壩，攻打知州衙門。但是，在出發之前，突然發生變故，起義夭折。
（3）參與保路運動
辛亥（1911）年五月至九月，四川爆發了震驚全國的“保路運動”，保衛川漢鐵路的路權。四川的川漢鐵路主要是通過對全省人民的攤派、收取租股的辦法籌集資金而興辦的，同全省人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因而四川的保路運動具有深厚的群眾基礎。哥老會作為四川一股強大的社會勢力，首當其衝地卷入到鬥爭中來，出現了“眾哥弟振臂一呼，四方響應”的局麵。1911年6月17日，四川成立“保路同誌會”，公推立憲派的蒲殿俊、羅綸分別擔任正副會長，會上發表了《保路同誌會宣言》。由於四川袍哥的勢力很大，不僅在下層群眾中擁有廣泛的群眾基礎，而且已經滲透到了當局的衙門、軍隊和團練之中。於是，在各地建立保路同誌會分會時，革命黨人便利用當地袍哥的碼頭，把群眾吸引到同誌會中來。
當時，同盟會沒有武裝，難以獨立發動武裝起義，為了把保路運動從“文明爭路”引導到武裝鬥爭方麵來，同盟會聯絡各地的袍哥，建立以袍哥為主的“保路同誌軍”。
1911年9月，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將保路同誌會的頭麵人物蒲殿俊、羅綸騙到總督衙門逮捕，下令搜查川漢鐵路公司，封閉鐵路學堂和股東招待所，查封了與保路運動有關的報刊，並下令向抗議群眾開槍，釀成“成都血案”，導致各地同誌軍紛紛起義。
重慶起義成功後，建立了四川軍政府，哥老會的勢力也乘機膨脹。尹昌衡為了利用哥老會的勢力，在就任軍政府都督後，在軍政府門口掛出了一個“大漢公”的招牌，而且自任“舵把子”。最初幾天，他每天都要到成都各個袍哥的公口、碼頭去拜客，各個公口、碼頭也都為他掛紅進酒。周駿在就任軍政部長後，也在軍政部掛出一個“大陸公”的招牌，參謀部也有人要求組織“大參公”，因為部長不同意才作罷。這樣，哥老會也就更加不可一世。
由於得到四川軍政府首腦的倡導和支持，成都及川西一帶的哥老會組織迅猛發展，人數呈幾十倍的速度增加，僅成都及其附近幾個縣的袍哥公口便增加了300多個。在廣漢一帶的袍哥也是“紅極一時”，“隻要你有點點（即加入袍哥）就算走運”。當時人稱之為“袍哥翻身”，以致人人都想當袍哥，袍哥的人數，比過去增加了幾十倍。哥老會成員的頭腦中大多充滿著君主專製意識，不少袍哥分子僅僅把革命看做是“要門檻”即各霸一方做土皇帝。不少袍哥“大爺”、“舵把子”拒絕與革命黨人合作，有的袍哥首領甚至與清朝當局相勾結，殺害革命黨人，袍哥首領的這些所作所為，也給四川辛亥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4.陝西
（1）革命黨人對哥老會的引導與聯絡
辛亥革命時期，哥老會在陝西已經成為一股重要的社會力量，建立了許多“山堂”，比較著名的大約有十來個，其中以張雲山創立的“通統山”最為突出。“通統山”以新軍士兵作為主要發展對象，而且與同盟會有密切關係，在山堂開設時所吸收的1000多名哥弟，絕大部分是新軍士兵。新軍中重要的哥老會首領除張雲山外還有朱福勝、吳世昌、萬炳南、馬玉貴、劉世傑等。由於哥老會並非統一的組織，所以在新軍中哥老會的山堂雖多，首領也不少，但並沒有統一的領導，各個山堂雖然在反對清朝統治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但在組織上卻各自為政，互不統屬。經過同盟會對哥老會的積極聯絡與引導，哥老會才得以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同盟會員與哥老會的聯絡與合作中，井勿幕等人發揮了重要作用。
井勿幕（1888—1918）在日本加入了同盟會。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秋，他回到陝西進行革命活動。因為在日本時受到孫中山、黃興等人聯絡三點會、致公堂等洪門組織的影響，他主張在陝西聯絡哥老會和刀客等幫會，但受到一些革命黨人的反對。經過一番艱苦的工作，革命黨內統一了認識，同盟會陝西分會成立後，決定聯合新軍和哥老會、慕親會、刀客的力量推動革命。為此，同盟會還擬定了一個類似幫會的名稱“同盟堂”，並且模仿哥老會的做法，也編了一個“四柱”即：通統山、同盟堂、梁山水、桃源香，成為一個同盟會與哥老會合流的秘密革命團體。
在革命黨人聯合哥老會的工作中，同盟會員錢定三也起了重要作用。他負責軍界和幫會的聯絡之責。為此，他親自加入哥老會並成為首領，與新軍中的哥老會首領張雲山、吳世昌、劉世傑等建立了密切關係。為了推動同盟會和哥老會的進一步合作，雙方於清宣統二年（1910）農曆六月初三日（7月8日）在西安南郊大雁塔舉行了一次“結盟儀式”，使雙方的聯合進入了實質性階段。參加結盟的約有30多人，號稱36人。大雁塔結盟進一步鞏固了同盟會與哥老會的團結，為日後的武裝起義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2）哥老會參與辛亥西安起義
在辛亥西安起義中，哥老會起了重要作用。起義開始後，新軍攻占了巡撫衙門，哥老會首領萬炳南率領眾哥弟占據了軍事參議官的衙署，督隊官錢定三率領新軍中的起義者迅速占據了全城的製高點——鼓樓，並派人占領了藩台衙門，城內其他衙門也幾乎都被哥老會的大小首領所占據。同盟會的張鳳翽率領哥老會首領陳殿卿來到軍裝局，建立了起義軍的總司令部。在攻打滿城的戰鬥中，哥老會頭目劉世傑（俊生）、馬玉貴（青山）等率部跟隨起義總指揮張鳳翽衝了進去。戰鬥勝利後起義軍在著手恢複社會秩序時，便遇到了新的問題。由於哥老會在起義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起義中的有組織行動，如攻打滿城和東西路抗擊清軍的戰鬥以及外縣的起義，幾乎都是以哥老會為主進行的。因此起義成功後，哥老會的各級“舵把子”和資深頭目，便成為實權人物。而同盟會員卻一直沒有建立自己獨立的武裝力量，直到起義成功後，同盟會才開始招兵買馬，建立自己的軍隊，所以實力上處於劣勢。在建立軍政府的過程中，哥老會憑借在軍隊中的優勢，首領萬炳南和張雲山皆爭著要做大官。在軍政府裏，除了“大統領”張鳳翽是同盟會員、副大統領錢定三是同盟會員兼哥老會首領外，其餘高層領導人皆為哥老會成員。總之，在軍政府成立初期，軍事實權基本上掌握在哥老會手中。一些哥老會首領熱衷於發展個人勢力，各地的哥老會在得知他們的首領在省城當了“大官”，就更加有恃無恐，遍地設碼頭，派款勒捐，甚至招兵買馬，另組軍隊。哥老會的隊伍多不服從調遣，更不願接受同盟會的指揮，但聞洪會命令，幾致不知有其他，對於軍政府的公文告示，視若無睹。以致革命黨人歎息：“不意兩月之久，竟變成會黨世界矣！”
在辛亥革命的過程中，其他各省，如貴州、山西、內蒙、新疆、西藏、福建等，哥老會均作出了重要貢獻，但同時也給革命帶來不少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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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老會：參與各省的武裝起義
三 哥老會：參與各省的武裝起義
1.浙江
辛亥革命前夕，浙江的幫會大多屬於哥老會係統，主要有終南會、伏虎會、雙龍會、龍華會等。革命黨人為了聯絡浙江的幫會黨，做了大量工作，最為突出的是陶成章和魏蘭。1903年冬，陶成章和魏蘭經《白話報》主筆孫翼中介紹，會見了被囚於仁和縣監獄的白布會首領濮振聲。濮振聲為他們出具介紹函數通，名片數十紙，以便於二人聯絡幫會之用。次年正月初四日兩人分頭前往各地“曆探各種秘密會之內狀”，結交各地幫會首領。
革命黨人敖嘉熊在聯絡幫會方麵也作出了重要貢獻。敖嘉熊字夢薑，浙江平湖人，寄居嘉興，於1904年6月建立溫台處會館，聯絡江、浙、皖三省交界處十餘府的幫會。繼敖嘉熊之後有計劃聯絡幫會的是革命黨人徐錫麟。徐錫麟字伯蘇，浙江山陰人，1904年冬在上海與蔡元培、陶成章等組織“光複會”。次年2月，徐錫麟與弟子數人前往諸暨、嵊縣、義烏、東陽四縣，然後由東陽到縉雲，與當地幫會中人結交。又在紹興成立了大通學校，作為聯絡幫會的重要據點，大通學校“遂為草澤英雄聚會之淵藪矣”。
革命黨人秋瑾也在聯絡會黨方麵也非常出色。秋瑾（1875—1907）字璿卿，別號競雄，又號鑒湖女俠，浙江會稽人（祖籍山陰，今紹興）。她不顧家庭和丈夫的反對，自籌旅費隻身赴日本留學，在橫濱參加了革命黨人馮自由等組織的“洪門天地會”，受封為“紙扇”（軍師），並結識了陶成章等浙籍革命黨人，後加入同盟會。回國後聯係幫會首領敖嘉熊、呂熊祥等，運動長江下遊一帶幫會，又與蔣樂山、沈鹿珊、張恭、周華昌等組織浙江幫會舉行武裝起義。1907年3月，秋瑾親曆金華、處州兩次聯絡幫會，並函召各處的幫會分子來紹興大通學校，學習兵操。又邀請王金發、竺紹康、張恭、呂熊祥等幫會首領來到大通學堂，商討在各地起義的具體步驟，議定由金華幫會首先起義，處州幫會響應，將清軍誘至杭州，再由紹興幫會直攻杭州，與徐錫麟會合。秋瑾運動幫會先後在金華、嵊縣、武義等地舉行了起義。
2.兩湖
湖南和湖北兩省的哥老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辛亥革命時期，湖南的哥老會及其分支江湖會，在革命黨人的運動和聯絡下，逐步在組織上聯合為“嶽麓山”和共進會。
（1）維新派激進分子對哥老會的聯絡與自立軍起義
戊戌變法失敗後，維新派中一部分激進分子如唐才常、林圭、沈藎等人，認識到“變之自上”的道路已經走不通，必須走“變之自下”的道路。維新派的激進分子雖然認識到武裝造反的重要性，卻又感到自身力量的不足，於是開始聯絡哥老會。為此，他們按照哥老會結盟拜會的方式“開堂放票”，開設“富有山堂”，印刻“富有票”。在組織形式上完全仿照哥老會，立有“四柱”即山堂香水，稱作富有山、樹義堂、萬國香、天下水，內口號為“日新其德”，外口號為“業精於勤”，並有一首詩：“萬象陰霾打不開，紅陽劫運日相催。頂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轉來。”也仿照哥老會設有內、外八堂。康有為是“正龍頭”，梁啟超是“副龍頭”。在富有山堂的13個正龍頭中，有11人是幫會的大頭目。然而，自立會的宗旨依然模糊，既認為清統治者“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反對“低首腥膻，自幹奴隸”，卻又囿於“君臣之義，如何能廢”的窠臼。為了發動起義，唐才常以長江流域的哥老會為基礎組成了“自立軍”，擁有十萬之眾。但是，由於康、梁從國外的匯款遲遲未到，起義行動被迫一再延期，加之各路自立軍未能互通信息，難以統一行動。秦力山在安徽大通發動的起義，很快失敗。唐才常與林圭計劃在武漢的起義也隨之流產，唐才常、林圭等20餘名被捕遇害，骨幹百餘人遇難。
（2）革命派對湖南幫會的聯絡和湘贛萍瀏醴起義
革命黨人畢永年早年即從事聯絡幫會的工作，並且投身哥老會中，被封為“龍頭”。他曾在香港召開興中會、三合會與哥老會三方會議，提出興中會與三合會、哥老會三大團體公推孫中山為三會的總會長，提議改會名為“興漢會忠和堂”，並“定綱三則”，以興中會的綱領“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合眾政府”作為總會的綱領，促成了興中會與粵港三合會、兩湖哥老會的合作。後因哥老會首領楊鴻鈞等見利忘義，不足共事，畢永年遂憤然削發，自投普陀山為僧，興漢會也隨之瓦解。
1906年春夏之際，長江中遊各省發生嚴重水災，造成大批流離失所的饑民，萍瀏醴地區的饑民便大量加入哥老會的分支洪江會。是年七月，蔡紹南、魏宗銓與龔春台等在萍鄉縣的慧曆寺開會，商討武裝起義事宜。後來起義計劃被官府探知，設在慧曆寺的總部也遭查抄，洪江會的激進派廖叔寶遂率領兩三千人宣布起義。蔡紹南、魏宗銓、龔春台等隻好在尚未準備充分的情況下決定投入起義。起義失敗後，大量幫會首領被殺，被害群眾多達萬人。
3.四川
四川是哥老會的發祥地。哥老會在四川被稱為“袍哥”，在晚清時期，又有江湖會、孝義會、洪江會、紅幫等分支別名。辛亥革命時期，四川的哥老會十分活躍，既對革命作出了貢獻，也給革命造成了不小損失。
（1）同盟會對哥老會的聯絡
辛亥革命時期，四川籍的革命黨人熊克武等根據同盟會總會的指示精神，提出四川幫會的力量很大，是必須爭取的社會力量。由於四川哥老會的許多著名首領都先後加入了同盟會，因而革命黨人在聯絡幫會方麵具有十分有利的條件。其中著名人物如佘英、張樹三、李紹伊、張百祥等，後來都成了辛亥革命時期四川革命的領導或骨幹。
（2）哥老會參加辛亥前的武裝起義
辛亥革命前夕同盟會在四川發動的武裝起義，都是由同盟會策劃，以袍哥群眾為基本力量，由於起義大多采取突襲式的軍事冒險行動，往往旋起旋敗，但擴大了革命的影響，為辛亥革命在四川的成功開展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瀘州乃是川南重鎮，這裏幫會勢力強大，駐紮在該處的鹽務巡防營和川南道巡防營皆與哥老會相通氣，可以作為起義的內應。革命黨人佘競成首先聯絡了江安巡防營的哨官（相當於連長）楊安幫和川滇黔邊區的幫會首領劉天成及所部的劉子成、劉希成等，預定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十月先期在江安起事，襲擊縣城，然後順流而下，直取瀘州。瀘州城內有佘競成召集的3000名袍哥弟兄作為內應，並有同盟會員謝奉琦、席成之、楊兆蓉率領革命黨人與之策應。但是，在起義的準備過程中發生了炸藥爆炸，引起了官府的注意。加之幫會分子入城後，使城內突然增加了幾千人，他們又說話隨便，民間一時盛傳革命黨人即將舉事，使當局加強了防範。知州楊兆龍下令緊閉城門，斷絕交通，禁止外出。在城外待命的起義軍又無法與城內取得聯絡，起義遂沒成功。
瀘州起義夭折後，革命黨人紛紛潛至成都，欲乘農曆十月初九日慈禧皇太後誕辰全省高級官員聚集舉行慶祝之機，占領省城成都，再號召各府州縣響應。當時，在成都聚集的袍哥有五六千人，並準備了周密的起義計劃，約定起義時派人在四門放火為號，將全城主要官員一網打盡。屆期因當局臨時改變了慶祝的地點，並且於附近臨時戒嚴，起義者所縱的火也被撲滅，各路等待消息的起義者因得不到行動的信號，知道發生變故，隻好各自散去，起義遂沒成功。
廣安、嘉定（樂山）的起義，也是由同盟會領導，而以哥老會、孝義會為基本群眾。起義隊伍分為兩支：一支由佘競成召集渠河運鐵船幫400名幫會分子，先期在縣城東門外河街集合，並由廖雲從、劉慎終等數十人潛入城內，以便內應外合攻打保安營，奪取槍彈；另一支由熊克武指揮，率秦炳等人在東門外河壩，攻打知州衙門。但是，在出發之前，突然發生變故，起義夭折。
（3）參與保路運動
辛亥（1911）年五月至九月，四川爆發了震驚全國的“保路運動”，保衛川漢鐵路的路權。四川的川漢鐵路主要是通過對全省人民的攤派、收取租股的辦法籌集資金而興辦的，同全省人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因而四川的保路運動具有深厚的群眾基礎。哥老會作為四川一股強大的社會勢力，首當其衝地卷入到鬥爭中來，出現了“眾哥弟振臂一呼，四方響應”的局麵。1911年6月17日，四川成立“保路同誌會”，公推立憲派的蒲殿俊、羅綸分別擔任正副會長，會上發表了《保路同誌會宣言》。由於四川袍哥的勢力很大，不僅在下層群眾中擁有廣泛的群眾基礎，而且已經滲透到了當局的衙門、軍隊和團練之中。於是，在各地建立保路同誌會分會時，革命黨人便利用當地袍哥的碼頭，把群眾吸引到同誌會中來。
當時，同盟會沒有武裝，難以獨立發動武裝起義，為了把保路運動從“文明爭路”引導到武裝鬥爭方麵來，同盟會聯絡各地的袍哥，建立以袍哥為主的“保路同誌軍”。
1911年9月，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將保路同誌會的頭麵人物蒲殿俊、羅綸騙到總督衙門逮捕，下令搜查川漢鐵路公司，封閉鐵路學堂和股東招待所，查封了與保路運動有關的報刊，並下令向抗議群眾開槍，釀成“成都血案”，導致各地同誌軍紛紛起義。
重慶起義成功後，建立了四川軍政府，哥老會的勢力也乘機膨脹。尹昌衡為了利用哥老會的勢力，在就任軍政府都督後，在軍政府門口掛出了一個“大漢公”的招牌，而且自任“舵把子”。最初幾天，他每天都要到成都各個袍哥的公口、碼頭去拜客，各個公口、碼頭也都為他掛紅進酒。周駿在就任軍政部長後，也在軍政部掛出一個“大陸公”的招牌，參謀部也有人要求組織“大參公”，因為部長不同意才作罷。這樣，哥老會也就更加不可一世。
由於得到四川軍政府首腦的倡導和支持，成都及川西一帶的哥老會組織迅猛發展，人數呈幾十倍的速度增加，僅成都及其附近幾個縣的袍哥公口便增加了300多個。在廣漢一帶的袍哥也是“紅極一時”，“隻要你有點點（即加入袍哥）就算走運”。當時人稱之為“袍哥翻身”，以致人人都想當袍哥，袍哥的人數，比過去增加了幾十倍。哥老會成員的頭腦中大多充滿著君主專製意識，不少袍哥分子僅僅把革命看做是“要門檻”即各霸一方做土皇帝。不少袍哥“大爺”、“舵把子”拒絕與革命黨人合作，有的袍哥首領甚至與清朝當局相勾結，殺害革命黨人，袍哥首領的這些所作所為，也給四川辛亥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4.陝西
（1）革命黨人對哥老會的引導與聯絡
辛亥革命時期，哥老會在陝西已經成為一股重要的社會力量，建立了許多“山堂”，比較著名的大約有十來個，其中以張雲山創立的“通統山”最為突出。“通統山”以新軍士兵作為主要發展對象，而且與同盟會有密切關係，在山堂開設時所吸收的1000多名哥弟，絕大部分是新軍士兵。新軍中重要的哥老會首領除張雲山外還有朱福勝、吳世昌、萬炳南、馬玉貴、劉世傑等。由於哥老會並非統一的組織，所以在新軍中哥老會的山堂雖多，首領也不少，但並沒有統一的領導，各個山堂雖然在反對清朝統治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但在組織上卻各自為政，互不統屬。經過同盟會對哥老會的積極聯絡與引導，哥老會才得以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同盟會員與哥老會的聯絡與合作中，井勿幕等人發揮了重要作用。
井勿幕（1888—1918）在日本加入了同盟會。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秋，他回到陝西進行革命活動。因為在日本時受到孫中山、黃興等人聯絡三點會、致公堂等洪門組織的影響，他主張在陝西聯絡哥老會和刀客等幫會，但受到一些革命黨人的反對。經過一番艱苦的工作，革命黨內統一了認識，同盟會陝西分會成立後，決定聯合新軍和哥老會、慕親會、刀客的力量推動革命。為此，同盟會還擬定了一個類似幫會的名稱“同盟堂”，並且模仿哥老會的做法，也編了一個“四柱”即：通統山、同盟堂、梁山水、桃源香，成為一個同盟會與哥老會合流的秘密革命團體。
在革命黨人聯合哥老會的工作中，同盟會員錢定三也起了重要作用。他負責軍界和幫會的聯絡之責。為此，他親自加入哥老會並成為首領，與新軍中的哥老會首領張雲山、吳世昌、劉世傑等建立了密切關係。為了推動同盟會和哥老會的進一步合作，雙方於清宣統二年（1910）農曆六月初三日（7月8日）在西安南郊大雁塔舉行了一次“結盟儀式”，使雙方的聯合進入了實質性階段。參加結盟的約有30多人，號稱36人。大雁塔結盟進一步鞏固了同盟會與哥老會的團結，為日後的武裝起義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2）哥老會參與辛亥西安起義
在辛亥西安起義中，哥老會起了重要作用。起義開始後，新軍攻占了巡撫衙門，哥老會首領萬炳南率領眾哥弟占據了軍事參議官的衙署，督隊官錢定三率領新軍中的起義者迅速占據了全城的製高點——鼓樓，並派人占領了藩台衙門，城內其他衙門也幾乎都被哥老會的大小首領所占據。同盟會的張鳳翽率領哥老會首領陳殿卿來到軍裝局，建立了起義軍的總司令部。在攻打滿城的戰鬥中，哥老會頭目劉世傑（俊生）、馬玉貴（青山）等率部跟隨起義總指揮張鳳翽衝了進去。戰鬥勝利後起義軍在著手恢複社會秩序時，便遇到了新的問題。由於哥老會在起義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起義中的有組織行動，如攻打滿城和東西路抗擊清軍的戰鬥以及外縣的起義，幾乎都是以哥老會為主進行的。因此起義成功後，哥老會的各級“舵把子”和資深頭目，便成為實權人物。而同盟會員卻一直沒有建立自己獨立的武裝力量，直到起義成功後，同盟會才開始招兵買馬，建立自己的軍隊，所以實力上處於劣勢。在建立軍政府的過程中，哥老會憑借在軍隊中的優勢，首領萬炳南和張雲山皆爭著要做大官。在軍政府裏，除了“大統領”張鳳翽是同盟會員、副大統領錢定三是同盟會員兼哥老會首領外，其餘高層領導人皆為哥老會成員。總之，在軍政府成立初期，軍事實權基本上掌握在哥老會手中。一些哥老會首領熱衷於發展個人勢力，各地的哥老會在得知他們的首領在省城當了“大官”，就更加有恃無恐，遍地設碼頭，派款勒捐，甚至招兵買馬，另組軍隊。哥老會的隊伍多不服從調遣，更不願接受同盟會的指揮，但聞洪會命令，幾致不知有其他，對於軍政府的公文告示，視若無睹。以致革命黨人歎息：“不意兩月之久，竟變成會黨世界矣！”
在辛亥革命的過程中，其他各省，如貴州、山西、內蒙、新疆、西藏、福建等，哥老會均作出了重要貢獻，但同時也給革命帶來不少損失。
好在國共雙方的教科書隻提辛亥革命成功，不提北洋這段往事。大家不知道，倒也皆大歡喜。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