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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索改革初衷
胡德平先生的《中國為什麽要改革——思憶父親胡耀邦》一書，是作者近年所撰文章的集成，所涉問題的時間跨度從上世紀60年代直至整個80年代，追憶了耀邦對改革的各種觀點及思想發展過程。作者在前言中說：“我國人民對改革事業的真切感受究竟如何？人民群眾中的整體利益和局部利益應該如何區分？在黨中央崗位上工作的同誌對改革事業的根本思考是什麽？人們都非常希望得到真實的答案。”
中國為什麽要改革？書名開宗明義，提出了一個無法回避的命題，並力圖通過還原曆史，追索改革的初衷。胡耀邦逝世22年後的今天，經曆過那個意氣風發時代的人們，依舊懷念這位改革先驅者，緬懷他在思想解放、平反冤假錯案、解放生產力等方麵的巨大貢獻。同時由於對曆史的屏蔽，年輕人已很少知道，執政黨曆史上曾出現過一位深得民心的總書記。
書中披露：耀邦曾向毛澤東直言，全民所有製企業必須要改，全民所有製要有實際內容：“害怕破除那個實際上並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個全民皆無，或者全民皆困；丟掉那個把人們頭腦縛得死死的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倒反而能夠實實在在地比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
耀邦力推富民政策，關注人民的衣食住行，主張地盡其利，資源向全民開放，同時強調保護生態。這些思想，在今天國有企業壟斷資源的經濟大背景下，顯得尤為可貴。書中回顧了一段被長期忽略的史實：1979年耀邦發起“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大討論。在他建議下發表的《要真正弄清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一文指出：“生產的目的是滿足社會不斷增長的需要。因此，應當在可能的範圍內最大限度地滿足這種需要。我國有九億人口，人民生活需要不斷得到滿足，又反過來刺激生產。”
身為改革思想家和實幹家，耀邦主張對“消費”與“浪費”作出區分，高度重視社會就業與商品消費、住房等內需問題。他提出當代世界經濟建設的三種模式：一種是蘇聯和東歐的模式，即高積累，加重群眾的負擔，或者大量向外國借款，壓縮群眾的消費，強製發展生產。第二種資本主義的模式，即追逐高額利潤，加強對群眾的剝削，“大魚吃小魚”，互相兼並，進行你死我活的競爭。他探討第三種模式，即中國的、社會主義的模式：不是先有第一部類的發展，而是第二部類的發展促進第一部類的發展，因為人民的需要和消費總是走在前頭。
有人將這場大討論譽為繼“真理標準”大討論後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實不為過。毛時代以革命手段實現的，隻是傳統意義上的“均貧富”“以俄為師”的經濟建設，並未解放生產力，其結果是全民“均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以廉價勞動力製造商品輸出，拉動的是富裕國家的消費；國內則腐敗盛行，政績工程不斷，資源浪費嚴重。當今“中國模式”下的社會分配，仍停留在資本原始積累階段。隻要權貴繼續壟斷財富資源，改革紅利未被全民公平分享，“拉動內需”就仍是一句空話。
發展是硬道理，但不是惟一道理，經濟發展需有民主法製監督護航。耀邦的民主政治理念曾遭到保守勢力的圍攻，但他堅持：“我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製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希望大家都在憲法的保護下享有最大的自由。”他下台後，改革仍以慣性前行。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提出了政治體製改革目標：實現黨政分開，黨應當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1989年胡耀邦逝世，中國政改在重大曆史事件後停擺。不久蘇東劇變發生，斯大林主義模式終結。
耀邦重視“人的全麵發展”，主張“新事新辦，特事特辦，立場不變，方法全新”；解放思想、解放生產力，最終實現人的解放，也是啟動改革的朝野共識。當今主流媒體上，充斥著對經濟成就的自大宣傳，鮮見提及改革的初衷。能否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要看其人民享有怎樣的權益。當改革逐漸被利益集團劫持，異化為食人怪獸；當社會兩極分化加劇，基尼指數達到0.5危險指標，“改革”一詞在公眾心中已經變味。“虎兔相逢大夢歸”，若改革共識徹底破裂，另一場劇變就為時不遠了。迷醉於盛世幻象者，不僅缺乏曆史感，連現實感也喪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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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索改革初衷
胡德平先生的《中國為什麽要改革——思憶父親胡耀邦》一書，是作者近年所撰文章的集成，所涉問題的時間跨度從上世紀60年代直至整個80年代，追憶了耀邦對改革的各種觀點及思想發展過程。作者在前言中說：“我國人民對改革事業的真切感受究竟如何？人民群眾中的整體利益和局部利益應該如何區分？在黨中央崗位上工作的同誌對改革事業的根本思考是什麽？人們都非常希望得到真實的答案。”
中國為什麽要改革？書名開宗明義，提出了一個無法回避的命題，並力圖通過還原曆史，追索改革的初衷。胡耀邦逝世22年後的今天，經曆過那個意氣風發時代的人們，依舊懷念這位改革先驅者，緬懷他在思想解放、平反冤假錯案、解放生產力等方麵的巨大貢獻。同時由於對曆史的屏蔽，年輕人已很少知道，執政黨曆史上曾出現過一位深得民心的總書記。
書中披露：耀邦曾向毛澤東直言，全民所有製企業必須要改，全民所有製要有實際內容：“害怕破除那個實際上並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個全民皆無，或者全民皆困；丟掉那個把人們頭腦縛得死死的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倒反而能夠實實在在地比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
耀邦力推富民政策，關注人民的衣食住行，主張地盡其利，資源向全民開放，同時強調保護生態。這些思想，在今天國有企業壟斷資源的經濟大背景下，顯得尤為可貴。書中回顧了一段被長期忽略的史實：1979年耀邦發起“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大討論。在他建議下發表的《要真正弄清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一文指出：“生產的目的是滿足社會不斷增長的需要。因此，應當在可能的範圍內最大限度地滿足這種需要。我國有九億人口，人民生活需要不斷得到滿足，又反過來刺激生產。”
身為改革思想家和實幹家，耀邦主張對“消費”與“浪費”作出區分，高度重視社會就業與商品消費、住房等內需問題。他提出當代世界經濟建設的三種模式：一種是蘇聯和東歐的模式，即高積累，加重群眾的負擔，或者大量向外國借款，壓縮群眾的消費，強製發展生產。第二種資本主義的模式，即追逐高額利潤，加強對群眾的剝削，“大魚吃小魚”，互相兼並，進行你死我活的競爭。他探討第三種模式，即中國的、社會主義的模式：不是先有第一部類的發展，而是第二部類的發展促進第一部類的發展，因為人民的需要和消費總是走在前頭。
有人將這場大討論譽為繼“真理標準”大討論後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實不為過。毛時代以革命手段實現的，隻是傳統意義上的“均貧富”“以俄為師”的經濟建設，並未解放生產力，其結果是全民“均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以廉價勞動力製造商品輸出，拉動的是富裕國家的消費；國內則腐敗盛行，政績工程不斷，資源浪費嚴重。當今“中國模式”下的社會分配，仍停留在資本原始積累階段。隻要權貴繼續壟斷財富資源，改革紅利未被全民公平分享，“拉動內需”就仍是一句空話。
發展是硬道理，但不是惟一道理，經濟發展需有民主法製監督護航。耀邦的民主政治理念曾遭到保守勢力的圍攻，但他堅持：“我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製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希望大家都在憲法的保護下享有最大的自由。”他下台後，改革仍以慣性前行。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提出了政治體製改革目標：實現黨政分開，黨應當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1989年胡耀邦逝世，中國政改在重大曆史事件後停擺。不久蘇東劇變發生，斯大林主義模式終結。
耀邦重視“人的全麵發展”，主張“新事新辦，特事特辦，立場不變，方法全新”；解放思想、解放生產力，最終實現人的解放，也是啟動改革的朝野共識。當今主流媒體上，充斥著對經濟成就的自大宣傳，鮮見提及改革的初衷。能否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要看其人民享有怎樣的權益。當改革逐漸被利益集團劫持，異化為食人怪獸；當社會兩極分化加劇，基尼指數達到0.5危險指標，“改革”一詞在公眾心中已經變味。“虎兔相逢大夢歸”，若改革共識徹底破裂，另一場劇變就為時不遠了。迷醉於盛世幻象者，不僅缺乏曆史感，連現實感也喪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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