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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軍“三支兩軍”工作的重要貢獻
東方紅網編者點評：為了使大家了解文革中人民解放軍“三支兩軍”工作的真實曆史，編者從網上選編了這篇具有一定史料價值的文章。此文作者不詳。原文中的若幹觀點，帶有鄧小平主導製訂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痕跡。因此，編者做了部分刪節，並對個別字句做了修改。如稱文革為“動亂”等。此文雖然有這些瑕疵，但所引用和闡述的大量史料，大多還是可信的，有些認識也不錯，對於我們研究文革史，特別是“三支兩軍”史，還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人民解放軍的“三支兩軍”工作是在毛主席的號召與親自領導下進行的。曆史已經證明，文革沒有軍隊“三支兩軍”地支持，就不可能順利開展下去，更不可能取得與劉鄧、林彪兩次錯誤路線鬥爭的勝利。軍隊的“三支兩軍”工作，雖然有劉鄧和林彪錯誤路線的幹擾，但由於有最高統帥毛主席的親自指揮，成績是主要的，主流是好的，總的看是堅定地執行和捍衛了毛主席革命路線，因而是正確的。這一點，不能否定，也不應否定。否定了人民軍隊的“三支兩軍”工作，在一定意義上講，就等於否定了文革。因此，對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不可糊塗。至於一些部隊，一些地區和單位在“三支兩軍”工作中出現的某些錯誤和問題，這對於一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來說，也是在所難免的。這些問題與錯誤，在全局上看，還是支流，不是主流。所以，我們一定要在路線上分清是非，分清西安和延安，分清毛澤東與劉鄧林，分清支流和主流。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左派同誌對有些有關文革的野史資料的引用要慎重，要分析，要盡量考證。許多右派、極右派所撰寫的有關文革論文、回憶錄和文革史，除了立場和世界觀上的問題外，水分很大，假貨不少，有的斷章取義，有的肆意篡改，甚至無中生有、造謠惑眾、胡編亂造。所以，應該防止以訛傳訛。
來源：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 08-07-23 15:35:00 ]作者：未知
原題：試析“三支兩軍”興起的原因
【內容提要】“三支兩軍”興起的現實原因是為保證文化大革命繼續進行；解放軍能夠承擔“三支兩軍”的使命，是由它所具有的“三大任務”職能形態決定的；“文化大革命”前解放軍就是全國“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榜樣，這種榜樣的作用切合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思想革命”的需要。從這些因素出發，本文力圖對“三支兩軍”的功過是非作客觀的評價。
1967年3月，中共中央軍委作出《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中國人民解放軍由此正式、公開、全麵地介入“文化大革命”。“三支兩軍”前後持續了近六年時間，有280多萬解放軍指戰員參與其中，涉及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從曆時之久、人數之多、任務之重、影響之大認識此問題，“三支兩軍”無疑是國史、黨史、軍史上的一件大事，值得史學界認真研究。就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論，大多集中在對背景描述、過程梳理、效用評價上，而對它興起的原因則涉及不多。本文擬從現實、曆史和思想淵源三方麵對此作一探討。
一、現實原因：穩定混亂局麵，保證“文化大革命”繼續進行
從現實原因看，“三支兩軍”是在“文化大革命”過程中，軍隊卻始終保持著相對穩定的產物。
1966年5月，發動“文化革命”的綱領性文獻《五·一六通知》，以“文化領域”的思想批判為突破口，奪取黨、政、軍和文化領域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手中掌握的權力，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注：《人民日報》1966年5月17日。）。隨後，全國各部門開始按照《通知》精神部署本部門的文化革命工作。5月25日，解放軍總政治部向全軍發出《關於執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明確規定：全軍各級黨委對運動要加強領導，在連隊和一般機關幹部中，著重進行正麵教育，並規定要點名批判的人，由各大單位黨委批準。
《五·一六通知》發表後，文化大革命主要是通過在報刊發表政治批判文章，采取組織措施撤銷少數人的領導職務等方式而展開的。對此，毛澤東並不滿意，因為這些方式不足以引起人們對文化大革命的高度重視，所以當他看到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時，認為找到了一種開展運動的新方式，要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廣播大字報的內容。隨即以大中學校革命師生為主力軍，以各種學術權威和各類牛鬼蛇神為革命對象，以大字報、大批判為主要形式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全國展開。麵對形勢的變化，6月14日，中央軍委向全國縣團級以上單位發出《關於部隊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幾項措施的請示報告》，明確規定軍隊一律不準上街遊行，一般不參加地方的批判大會；文化大革命主要在宣傳、文化等少數部門進行；在連隊和師以下戰鬥部隊中著重進行正麵教育。21日，中央軍委下發軍隊文化大革命“六條指示”，要求對各大院校的情況具體分析，區別對待，並規定整風徹底的院校不開展“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7月8日，總政治部要求軍隊文化大革命隻限於23所高等技術學校中進行。
8月1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同日，他給清華附中紅衛兵寫信，讚頌他們“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8月8日，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要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要“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運動的重點是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單位和黨政領導機關；“革命”的主力軍是廣大的工農兵、革命的知識分子和革命幹部，特別是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但現在已經成了勇敢的闖將革命青少年。在毛澤東的鼓舞下，千百萬紅衛兵衝出校園，走向社會。8月下旬起，紅衛兵運動開始形成大串聯浪潮。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中央軍委常委會繼續強調軍隊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性，要求運動必須在黨委領導下進行，不能隨便揪鬥、處分幹部；“罷官”問題留到運動後期處理；未經批準，不能查閱軍委和總部機關檔案。9月3日，總政治部發出不準軍隊院校師生來京串聯的三條指示。9月23日，軍委常委會要求各大軍區工作重點應立即轉到抓好部隊工作上來，保證部隊正常秩序（注：參見《葉劍英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第568～569頁。）。10月5日，在林彪、全軍“文化大革命小組”下發了《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要求取消“束縛群眾運動的條條框框”，取消院校黨委領導運動的規定，取消不與軍校外的地方院校串聯的規定。
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提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會後，8月5日毛澤東親自寫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向全黨全國公布，全國興起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浪潮。12月，中共中央發出了有關工交係統和農村文化大革命的兩個文件。文化大革命由此從大中城市的文教係統和黨政機關向生產領域擴展。軍隊院校的造反派們開始大規模的串聯。
1966年底，毛澤東感到僅靠紅衛兵的活動無法達到文化大革命預期的目標。因此，他把目光轉向工人階級，11月發生在上海的“安亭事件”引起他的極大關注。1967年《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的元旦社論一方麵提出1967年“將是全國全麵展開階級鬥爭”，即“全麵奪權”的一年；另一方麵強調，文化大革命也會按照“從學生運動開始，發展為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發展為革命的知識分子同工人農民運動相結合”的規律發展（注：《人民日報》1967年1月1日。）。於是，繼“紅衛兵”之後，工人階級成為文化大革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1月4日至6日，上海市工人造反組織經過三天行動奪取了上海市的黨政大權，毛澤東對這一行動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受此鼓舞，“奪權”鬥爭迅速在全國範圍內展開。
進入全麵奪權階段，軍隊內的文化大革命興起高潮，一半軍區、若幹軍隊院校在搞運動。1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不得把鬥爭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18日，軍委又製定了《關於各軍區開展文化大革命步驟問題的決定》，強調軍隊擔負的重任，以及保持軍隊穩定的重要意義，軍隊開展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性，等等。22日，毛澤東在接見參加軍委碰頭會的高級領導時，獲悉軍隊受到運動衝擊的情形後，強調軍隊要抓緊戰備，要穩定，要團結。28日，中央軍委向全軍頒布“八條命令”，要求全軍指戰員不得擅離職守；不得隨便抓人、抄家、封門、體罰和變相體罰；外出串聯人員應迅速回本地區、本單位；不得衝擊軍事機關；不得衝擊和串聯軍內戰備和保密係統；軍以下單位堅持正麵教育的方針；各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嚴格教育好自己的子女（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第262頁）。為貫徹“八條命令”，軍委於2月初又製定了《關於軍以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幾項規定》等“七項規定”。
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之後，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展開，軍隊開始擔負起維持社會穩定的重任。196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了《關於對大中學校革命師生進行短期軍政訓練的通知》，開始對大中院校師生進行政治和軍事訓練。1967年1月11日開始，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先後發出《關於保護銀行的通知》、《關於保護糧食、物資倉庫和監獄等問題的決定》、《關於廣播電台問題的補充指示》、《關於民用航空係統由軍隊接管的命令》、《對需要實行軍事管製的廠礦的布告》，開始對全國部分單位實行軍管。2月至3月，中央軍委向全軍連續發出《關於軍隊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產的指示》、《關於軍隊院校、文藝團體、體工大隊等支左支農、工業問題的通知》，3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給全國廠礦企業革命職工、革命幹部的信》，明確提出軍隊在工農業生產中擔負的任務。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作出的《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宣告“軍隊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階段結束，“以後，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滿足他們的要求”（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第258頁。）。
1967年1月興起“奪權”鬥爭。3月19日，中央軍委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作出了《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人民解放軍由此正式、公開、全麵地介入“文化大革命”。
需要說明的是，以中央軍委名義作出的“三支兩軍”決定，並不意味著“文化大革命”開始發生方向性轉變，而是為了保證“文化大革命”在既定方向下有一個能夠完成任務的環境，這個環境隻能通過軍隊的幫助才能創造出來。因為，從總體上說，毛澤東在當時對“全麵奪權”這一革命大方向是持肯定和支持態度的，認為混亂局麵是暫時的、難以避免的。此外，軍隊對地方文化大革命由“不介入”，到“部分介入”，到“全麵介入”，也不意味著軍隊由此成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從當時全麵介入的初衷，到“三支兩軍”實施的過程，以及最後撤出看，它始終隻是處在配角、輔助位置上，真正的主力還是工人階級和革命群眾。
二、曆史淵源：人民軍隊“三大任務”的自然延續
從曆史淵源看，人民解放軍之所以能夠承擔起“三支兩軍”的重任，是由它的階級屬性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建軍宗旨、建軍原則，特別是它的職能形態決定的。
建軍初期，毛澤東就強調中國工農紅軍是無產階級的軍隊，它的宗旨是求得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徹底解放，必須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因此，“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它不僅是打仗消滅敵人的軍事力量，還要擔負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於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注：《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頁。）。此外，當時紅軍在給養上沒有任何外來的援助，隻能靠自己設法籌措軍費。所以在軍隊初創和土地革命時期，打仗、籌款、做群眾工作便成了紅軍“三位一體”的任務。抗戰期間，盡管八路軍、新四軍的編製發生了變化，但是它們依然保持著紅軍時代的階級性質、建軍宗旨和“黨指揮槍”的原則，所以它們“三位一體”的職能並沒有改變，稍有不同的是在“籌款”的具體方式方麵，在邊區政府的稅收遇到困難的時候，為減輕人民負擔，黨號召軍隊開展了以自給為目的的大生產運動。新中國成立前後，人民軍隊“三位一體”的職能形態表述得更為明確，即“戰鬥隊、工作隊、生產隊”。“就是在全國勝利以後，在國內沒有消滅階級和世界上存在著帝國主義製度的曆史時期內，我們的軍隊還是一個戰鬥隊。”“人民解放軍又是一個工作隊”，而且“隨著戰鬥的逐步減少，工作隊的作用就增加了”（注：《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26頁。），它麵臨著接管大中城市、恢複生產，發動新解放區農民進行土地改革運動等艱巨的任務。此外，《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隊在和平時期，在不妨礙軍事任務的條件下，應有計劃地參加農業和工業的生產，幫助國家的建設工作。”（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6～7頁。）“人民解放軍不僅是一支國防軍，而且是一支生產軍”（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第67頁。）。
從建國到文化大革命之前，人民解放軍在黨的領導下一直履行著“戰鬥隊、工作隊、生產隊”的職責。在“戰鬥隊”方麵，解放軍完成了軍管新解放的城市、清剿國民黨殘餘力量、抗美援朝、鎮壓局部地區軍事叛亂等任務。在“工作隊”方麵，解放軍在各項政治和社會活動中，都積極地向群眾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並以自己模範形象推進了黨的各項工作的順利開展。在“生產隊”方麵，1950年6月到1952年4月，解放軍有60餘萬人轉為工程部隊、屯墾部隊，參加農業、工業、交通、水利工程的建設。“一五”期間，軍隊抽調了35個建製師參加了國家694個大中型項目的建設（注：軍事科學院曆史研究部：《中國人民解放軍七十年》，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397頁。）。
綜上所述，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人民解放軍始終保持著建軍初期的性質、宗旨、原則，保持著“三位一體”的功能定位。也正是因為人民軍隊的這一特色和傳統，所以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奪權鬥爭的關鍵時刻，毛澤東必然會動用集多種功能於一身的人民軍隊來保證奪權鬥爭的順利進行，保證社會的基本穩定和經濟活動的基本運轉。從“三支兩軍”的執行情況看，也集中反映了人民解放軍“三位一體”職能定位特色，反映出軍隊性質和建軍宗旨的基本要求。
從做群眾工作，即“工作隊”的職能要求看，它貫穿“三支兩軍”的方方麵麵，而尤以“支左”最能體現其特征。1967年1月23日《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發出後，解放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開始由於分不清群眾造反組織中“左”、“中”、“右”之間的界限，加之受《八條命令》的影響，且從情感上對“打、砸、搶”行為的抵製，造成某些地方軍隊與革命造反派的矛盾和衝突。4月6日，毛澤東批發林彪起草的《中央軍委命令》否定了《八條命令》精神，要求“支左”部隊“正確對待群眾”，且“隻能進行政治工作”，“支左”工作的方向隨之調整。從此引發了某些激進的造反組織對軍隊的報複，“揪軍內一小撮”的言行甚囂塵上，且各派之間的派性衝突加劇，導致了某些地方武鬥的發生。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一方麵采取措施堅決維護軍隊的穩定，另一方麵號召各地“革命”群眾實現革命的“大聯合”。於是從9月開始在持續一年的時間裏，“支左”工作進入“支群”(或“支左不支派”)階段，主要任務是製止武鬥，收繳武器，安定群眾生活，維護社會秩序；舉辦多種形式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統一思想，消除派性，促進群眾組織之間的“大聯合”，推動“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的成立。這些工作完成後，“支左”告一段落。從“支左”的過程看，它凸現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最終“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於建立共產黨的組織”任務特色（注：1968年9月，全國(除台灣外)29個省級行政區劃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而且全國縣以上“革委會”中“支左”人員擔任第一、二把手的約有5000餘人，擔任委員的近5萬人，這足以說明“支左”人員在政權重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同樣，在“支農”活動中，解放軍首先奔赴全國農村宣傳《給全國農村人民公社貧下中農和各級幹部信》，協助地方領導機關和農村人民公社開好春耕生產會議；說服動員各級幹部擔負起春耕生產的責任；動員外出串聯、武鬥的農民回鄉參加生產。在“支工”活動中，自軍委下達“三支兩軍”決定後，解放軍在一個月的時間裏迅速抽調幾萬指戰員組成“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深入廠礦企業，宣傳《給全國廠礦企業革命職工、革命幹部的信》，宣傳“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要求職工群眾堅持8小時工作製，工餘時間鬧革命，同外流、曠工、停產、擅離職守、敷衍了事等現象作鬥爭。在“軍訓”的政治訓練工作方麵，解放軍集中受訓人員學習毛澤東著作和語錄，學習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學習馬列著作，學唱革命歌曲，以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懂得黨的政策和策略，敢於和善於鬥爭，學會做群眾工作，達到軍民一致，團結對敵的目的。拋開宣傳和教育的內容極左特征不論，僅就形式而言，這些活動無不反映人民軍隊做群眾工作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方法。
在執行支持和促進經濟建設任務，即履行“生產隊”職能方麵，就“支農”而言，1967年3月後，全國縣一級成立了以軍代表為主的“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統籌農村勞動力，狠抓農業增產措施，狠抓其他部門對農業生產的支持；各地駐軍還采取定點掛鉤形式，派出大批人員和機械，深入田間地頭，與社員實行“三同”，以保證生產不誤農時。僅1967年2月下旬到3月下旬的一個月時間裏，全軍“支農”部隊就達73.9萬餘人，第二季度達50萬人以上，接收“支農”的縣達2072個，公社2萬多個。就“支工”而言，在1967、1968年間，解放軍“支工”人數達十幾萬，即使在1972年結束時仍有四五萬（注：鄧禮峰：《“三支兩軍”論述》，《當代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6期，第47、46頁。）。此外，解放軍還直接參加了工業建設，使國家一些亟需工程和重點項目在“文化大革命”混亂中得以繼續建設和發展。工程兵、鐵道兵近百萬人參加了成昆、襄渝、南疆、青藏等鐵路的建設，參加了武漢鋼鐵公司、第二汽車製造廠、遼陽化工廠、南京長江大橋等建設。這些活動無一不體現出人民軍隊“生產隊”的特色。
在發揮人民解放軍“戰鬥隊”，即無產階級專政曆史條件下專政工具職能方麵，就“軍管”而言，它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而呈現範圍擴大趨勢。在“三支兩軍”全麵展開之前，大多對公安、郵電、電台、報社、銀行、倉庫、監獄等部門和單位實行“軍管”，後來擴大到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的單位，被走資派和壞人篡奪了領導權的單位，邊防、沿海、交通要道、專政機構、機密要害部門、國防企事業單位。1967年5月後，對國家部委陸續實行“軍管”，甚至對一些部隊院校、總政治部實行過“軍管”。有些省級領導機構在“奪權”過程中一度出現過權力真空，也曾實行過“軍管”。“軍管”基本有兩種方式，一是派“軍管”代表或部隊進駐被管製單位，一是在被管製單位設立軍事管製委員會或小組。後一種方式比較突出，一般在“軍管會”內設“抓革命”和“促生產”兩套班子，前者的任務是促進“大聯合”，實現“三結合”，後者統領業務工作。在“軍管會”或“軍管小組”中，軍內各級黨組織起領導核心作用。這樣，通過軍隊強製力的威懾作用，迅速扭轉了若幹單位的混亂狀況，使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組織得以維持基本運轉。
就“軍訓”的軍事內容而言，起初側重在隊列動作訓練上，目的是為加強戰備，保衛國防，培養軍隊後備力量，地點在各大中學校內部。196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分配一部分大專院校畢業生到解放軍農場去鍛煉的通知》後，“軍訓”又增加了新的形式，即學生直接到部隊農場接受教育。對在校學生進行軍事訓練，不管采取何種形式，它的結果都對學生的組織、紀律意識，對無產階級國家機器的權威認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從人民軍隊職能定位和“三支兩軍”活動開展的實際情況看，“三支兩軍”活動的內容和形式無疑是人民軍隊“三位一體”功能形態及建軍傳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完全反映。值得注意的是，從整個“三支兩軍”的實行過程及其後果看，由軍隊全方位地介入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並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而且最終又有序退出，這隻能說明建軍初期就確立而且長期堅持的“黨指揮槍”的原則、人民軍隊的性質，以及長期形成的人民軍隊的崇高威信和形象，在“三支兩軍”活動中起了關鍵性作用。
三、思想因素：學習解放軍，“把全國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
文化大革命既是一場“奪權”運動，也是一場思想運動，它的目的是使全黨、全軍、全民的思想統一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文化大革命破除一切舊思想，樹立毛澤東思想。用毛澤東思想武裝人的頭腦，實現人的思想革命化，帶動業務，帶動經濟建設，帶動各項工作。（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第82頁。）換言之，就是要樹立毛澤東思想的權威。如上文所述，在“三支兩軍”中，“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其目的都是通過組織群眾學習毛主席著作和語錄，以統一思想認識。可以說，宣傳和學習毛澤東思想是“三支兩軍”的一項極為重要的工作，而人民解放軍則是這一使命的承擔者和執行者。
人民解放軍之所以能夠擔當這一任務是與它在文化大革命前幾年全黨、全國興起的“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高潮中的突出作用分不開的。黨的七大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思想地位，但是在建國之後的很長時間裏，由於修正主義路線的幹擾，黨的文獻乃至八大黨章都不再提及“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隨著毛澤東對國內、黨內形勢判斷的變化，“毛澤東思想”又漸漸地出現在報刊文章和領導人的講話裏。在這個過程中，林彪起了很大的作用，且直接影響了軍隊的思想政治工作，影響了軍隊的建設和發展。
1959年9月，剛剛接任國防部長的林彪在全軍高級幹部會議上提出了學習馬列主義的“捷徑”問題，“我們學習馬列主義怎樣學呢？我向同誌們提議，主要是學習毛澤東同誌的著作。這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捷徑……我們學毛澤東同誌的著作容易學，學了馬上可以用，好好學習，是一本萬利的事情”。1960年9月至10月，軍委擴大會議作出了《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明確提出了毛澤東思想是人民解放軍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理論基礎，進而向全軍提出了“學習和貫徹毛澤東思想”、“開展對毛澤東思想的研究工作”的任務。在此影響下，從全軍開始到全黨、全國形成了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高潮。在這次會議上林彪還提出了“頂峰論”，“現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什麽？就是我們毛主席的思想。他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時代思想的頂峰”。
1962年1月29日，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與諸多中央領導人總結工作教訓，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不同，林彪在講話中認為，“在困難時期，要更加依靠中央的領導，更加依靠毛主席的領導，相信毛主席的領導。……過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時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幹擾的時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幹擾時，就會出毛病。幾十年的曆史，就是這個曆史”。他介紹了軍隊的做法，“廬山會議以後，軍委一致的精神，就是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方針，處處按毛主席的意圖、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的指示來辦事，向毛主席請示，向毛主席報告，以毛主席的思想來統一我們的思想。……這一著，就一通百通，各個方麵的事情都辦得正確，辦得好，辦得有效果”。（注：《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197頁。），從此軍隊內學習毛澤東著作形成高潮。
1963年12月16日，毛澤東給林彪等軍委負責人寫信，提出工業部門要學習解放軍，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以振奮整個工業部門(還有商業部門、農業部門)成千上萬的幹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他還建議：從解放軍中抽調一批政治幹部和懂政治的軍事幹部到這些部門中去；由工業及其他部門派得力的同誌到解放軍軍師團中學習幾個月；由這些部門派人到政治學院學習，按期畢業，回去工作；這些部門把解放軍的一套思想政治工作條例、辦法，拿去略作改變，加以運用（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454～455頁。）。遵照毛澤東這封信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人民解放軍各部門部署這項工作。1964年2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全國都要學習解放軍》。社論指出：全國學習解放軍，就是要學習解放軍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澤東思想掛帥；學習解放軍大抓思想政治工作，堅持“四個第一”的原則；學習解放軍堅持革命軍隊的優良傳統“三八作風”；學習解放軍注重創造“四好”連隊，加強基層建設等。真正活學活用這些寶貴經驗，全國就會向解放軍那樣，做到更加無產階級化，更加戰鬥化。隨後，在全國範圍內各行各業興起了學習解放軍的熱潮，而學習又是以怎樣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為主要內容。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在林彪的總後勤部的報告中批示(即“五·七指示”)，提出要把人民解放軍辦成“軍學、軍農、軍工、軍民”的大學校，同時全國各行各業在以本行業工作為主外，都要學軍事、政治、文化，都要批判資產階級，等等（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53～54頁。）。8月1日，《人民日報》在建軍39年紀念日發表社論《全國都應該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高度評價了毛澤東批示的內容，認為按照毛澤東同誌說的去做，全國就都是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都是共產主義的大學校，而且全國各行各業“都要以解放軍為榜樣，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十六條”強調：“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實行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全會的公報中充分肯定了林彪長期在部隊推行的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經驗，認為“林彪同誌號召人民解放軍在全軍開展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群眾運動，為全黨全國樹立了光輝的榜樣”。（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第80頁。）
從1959年之後林彪對部隊的影響看，從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思想革命”的角度看，在文化大革命中宣傳毛澤東思想，樹立毛澤東思想的權威，解放軍從中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說這是“三支兩軍”發起的思想因素。需要說明的是，林彪所說的“毛澤東思想”既不是七大初步概括的毛澤東思想體係，甚至也不完全是1967年11月6日“兩報一刊”的《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中所概括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而是采取實用主義的方法剪輯毛澤東的警句、名言，以及最高、最新指示的內容，在宣傳和實踐中強調的是“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這種風氣不僅在部隊，而且在全國造成了很壞的影響。
如果把“三支兩軍”放在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考察，我們就會對此有更深的認識。
參加“三支兩軍”的絕大多數都是從部隊挑選出來的思想、政治成熟和比較成熟的指戰員。他們在當時極為複雜和困難的形勢下，保持了人民解放軍的光榮傳統，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群眾工作，甚至麵對群眾的誤解、造反派的衝擊，做到了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保持著來自於人民、服務於人民的人民子弟兵形象，維護了軍隊的威信，得到了人民群眾的理解、愛護和支持。正是由於這些有效的群眾工作，才保證了文化大革命的順利開展和最後勝利。
如果我們能從曆史發展的邏輯聯係出發，從現實、曆史、思想因素探索，從人民軍隊的性質宗旨、任務使命和建軍的根本原則出發，就可以看到，“三支兩軍”所起的積極作用是人民軍隊光榮傳統在特定曆史背景下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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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軍, 毛主席, 鄧小平, 勝利,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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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軍“三支兩軍”工作的重要貢獻
東方紅網編者點評：為了使大家了解文革中人民解放軍“三支兩軍”工作的真實曆史，編者從網上選編了這篇具有一定史料價值的文章。此文作者不詳。原文中的若幹觀點，帶有鄧小平主導製訂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痕跡。因此，編者做了部分刪節，並對個別字句做了修改。如稱文革為“動亂”等。此文雖然有這些瑕疵，但所引用和闡述的大量史料，大多還是可信的，有些認識也不錯，對於我們研究文革史，特別是“三支兩軍”史，還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人民解放軍的“三支兩軍”工作是在毛主席的號召與親自領導下進行的。曆史已經證明，文革沒有軍隊“三支兩軍”地支持，就不可能順利開展下去，更不可能取得與劉鄧、林彪兩次錯誤路線鬥爭的勝利。軍隊的“三支兩軍”工作，雖然有劉鄧和林彪錯誤路線的幹擾，但由於有最高統帥毛主席的親自指揮，成績是主要的，主流是好的，總的看是堅定地執行和捍衛了毛主席革命路線，因而是正確的。這一點，不能否定，也不應否定。否定了人民軍隊的“三支兩軍”工作，在一定意義上講，就等於否定了文革。因此，對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不可糊塗。至於一些部隊，一些地區和單位在“三支兩軍”工作中出現的某些錯誤和問題，這對於一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來說，也是在所難免的。這些問題與錯誤，在全局上看，還是支流，不是主流。所以，我們一定要在路線上分清是非，分清西安和延安，分清毛澤東與劉鄧林，分清支流和主流。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左派同誌對有些有關文革的野史資料的引用要慎重，要分析，要盡量考證。許多右派、極右派所撰寫的有關文革論文、回憶錄和文革史，除了立場和世界觀上的問題外，水分很大，假貨不少，有的斷章取義，有的肆意篡改，甚至無中生有、造謠惑眾、胡編亂造。所以，應該防止以訛傳訛。
來源：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 08-07-23 15:35:00 ]作者：未知
原題：試析“三支兩軍”興起的原因
【內容提要】“三支兩軍”興起的現實原因是為保證文化大革命繼續進行；解放軍能夠承擔“三支兩軍”的使命，是由它所具有的“三大任務”職能形態決定的；“文化大革命”前解放軍就是全國“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榜樣，這種榜樣的作用切合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思想革命”的需要。從這些因素出發，本文力圖對“三支兩軍”的功過是非作客觀的評價。
1967年3月，中共中央軍委作出《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中國人民解放軍由此正式、公開、全麵地介入“文化大革命”。“三支兩軍”前後持續了近六年時間，有280多萬解放軍指戰員參與其中，涉及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從曆時之久、人數之多、任務之重、影響之大認識此問題，“三支兩軍”無疑是國史、黨史、軍史上的一件大事，值得史學界認真研究。就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論，大多集中在對背景描述、過程梳理、效用評價上，而對它興起的原因則涉及不多。本文擬從現實、曆史和思想淵源三方麵對此作一探討。
一、現實原因：穩定混亂局麵，保證“文化大革命”繼續進行
從現實原因看，“三支兩軍”是在“文化大革命”過程中，軍隊卻始終保持著相對穩定的產物。
1966年5月，發動“文化革命”的綱領性文獻《五·一六通知》，以“文化領域”的思想批判為突破口，奪取黨、政、軍和文化領域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手中掌握的權力，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注：《人民日報》1966年5月17日。）。隨後，全國各部門開始按照《通知》精神部署本部門的文化革命工作。5月25日，解放軍總政治部向全軍發出《關於執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明確規定：全軍各級黨委對運動要加強領導，在連隊和一般機關幹部中，著重進行正麵教育，並規定要點名批判的人，由各大單位黨委批準。
《五·一六通知》發表後，文化大革命主要是通過在報刊發表政治批判文章，采取組織措施撤銷少數人的領導職務等方式而展開的。對此，毛澤東並不滿意，因為這些方式不足以引起人們對文化大革命的高度重視，所以當他看到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時，認為找到了一種開展運動的新方式，要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廣播大字報的內容。隨即以大中學校革命師生為主力軍，以各種學術權威和各類牛鬼蛇神為革命對象，以大字報、大批判為主要形式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全國展開。麵對形勢的變化，6月14日，中央軍委向全國縣團級以上單位發出《關於部隊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幾項措施的請示報告》，明確規定軍隊一律不準上街遊行，一般不參加地方的批判大會；文化大革命主要在宣傳、文化等少數部門進行；在連隊和師以下戰鬥部隊中著重進行正麵教育。21日，中央軍委下發軍隊文化大革命“六條指示”，要求對各大院校的情況具體分析，區別對待，並規定整風徹底的院校不開展“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7月8日，總政治部要求軍隊文化大革命隻限於23所高等技術學校中進行。
8月1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同日，他給清華附中紅衛兵寫信，讚頌他們“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8月8日，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要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要“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運動的重點是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單位和黨政領導機關；“革命”的主力軍是廣大的工農兵、革命的知識分子和革命幹部，特別是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但現在已經成了勇敢的闖將革命青少年。在毛澤東的鼓舞下，千百萬紅衛兵衝出校園，走向社會。8月下旬起，紅衛兵運動開始形成大串聯浪潮。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中央軍委常委會繼續強調軍隊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性，要求運動必須在黨委領導下進行，不能隨便揪鬥、處分幹部；“罷官”問題留到運動後期處理；未經批準，不能查閱軍委和總部機關檔案。9月3日，總政治部發出不準軍隊院校師生來京串聯的三條指示。9月23日，軍委常委會要求各大軍區工作重點應立即轉到抓好部隊工作上來，保證部隊正常秩序（注：參見《葉劍英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第568～569頁。）。10月5日，在林彪、全軍“文化大革命小組”下發了《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要求取消“束縛群眾運動的條條框框”，取消院校黨委領導運動的規定，取消不與軍校外的地方院校串聯的規定。
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提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會後，8月5日毛澤東親自寫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向全黨全國公布，全國興起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浪潮。12月，中共中央發出了有關工交係統和農村文化大革命的兩個文件。文化大革命由此從大中城市的文教係統和黨政機關向生產領域擴展。軍隊院校的造反派們開始大規模的串聯。
1966年底，毛澤東感到僅靠紅衛兵的活動無法達到文化大革命預期的目標。因此，他把目光轉向工人階級，11月發生在上海的“安亭事件”引起他的極大關注。1967年《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的元旦社論一方麵提出1967年“將是全國全麵展開階級鬥爭”，即“全麵奪權”的一年；另一方麵強調，文化大革命也會按照“從學生運動開始，發展為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發展為革命的知識分子同工人農民運動相結合”的規律發展（注：《人民日報》1967年1月1日。）。於是，繼“紅衛兵”之後，工人階級成為文化大革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1月4日至6日，上海市工人造反組織經過三天行動奪取了上海市的黨政大權，毛澤東對這一行動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受此鼓舞，“奪權”鬥爭迅速在全國範圍內展開。
進入全麵奪權階段，軍隊內的文化大革命興起高潮，一半軍區、若幹軍隊院校在搞運動。1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不得把鬥爭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18日，軍委又製定了《關於各軍區開展文化大革命步驟問題的決定》，強調軍隊擔負的重任，以及保持軍隊穩定的重要意義，軍隊開展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性，等等。22日，毛澤東在接見參加軍委碰頭會的高級領導時，獲悉軍隊受到運動衝擊的情形後，強調軍隊要抓緊戰備，要穩定，要團結。28日，中央軍委向全軍頒布“八條命令”，要求全軍指戰員不得擅離職守；不得隨便抓人、抄家、封門、體罰和變相體罰；外出串聯人員應迅速回本地區、本單位；不得衝擊軍事機關；不得衝擊和串聯軍內戰備和保密係統；軍以下單位堅持正麵教育的方針；各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嚴格教育好自己的子女（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第262頁）。為貫徹“八條命令”，軍委於2月初又製定了《關於軍以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幾項規定》等“七項規定”。
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之後，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展開，軍隊開始擔負起維持社會穩定的重任。196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了《關於對大中學校革命師生進行短期軍政訓練的通知》，開始對大中院校師生進行政治和軍事訓練。1967年1月11日開始，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先後發出《關於保護銀行的通知》、《關於保護糧食、物資倉庫和監獄等問題的決定》、《關於廣播電台問題的補充指示》、《關於民用航空係統由軍隊接管的命令》、《對需要實行軍事管製的廠礦的布告》，開始對全國部分單位實行軍管。2月至3月，中央軍委向全軍連續發出《關於軍隊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產的指示》、《關於軍隊院校、文藝團體、體工大隊等支左支農、工業問題的通知》，3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給全國廠礦企業革命職工、革命幹部的信》，明確提出軍隊在工農業生產中擔負的任務。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作出的《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宣告“軍隊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階段結束，“以後，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滿足他們的要求”（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第258頁。）。
1967年1月興起“奪權”鬥爭。3月19日，中央軍委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作出了《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人民解放軍由此正式、公開、全麵地介入“文化大革命”。
需要說明的是，以中央軍委名義作出的“三支兩軍”決定，並不意味著“文化大革命”開始發生方向性轉變，而是為了保證“文化大革命”在既定方向下有一個能夠完成任務的環境，這個環境隻能通過軍隊的幫助才能創造出來。因為，從總體上說，毛澤東在當時對“全麵奪權”這一革命大方向是持肯定和支持態度的，認為混亂局麵是暫時的、難以避免的。此外，軍隊對地方文化大革命由“不介入”，到“部分介入”，到“全麵介入”，也不意味著軍隊由此成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從當時全麵介入的初衷，到“三支兩軍”實施的過程，以及最後撤出看，它始終隻是處在配角、輔助位置上，真正的主力還是工人階級和革命群眾。
二、曆史淵源：人民軍隊“三大任務”的自然延續
從曆史淵源看，人民解放軍之所以能夠承擔起“三支兩軍”的重任，是由它的階級屬性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建軍宗旨、建軍原則，特別是它的職能形態決定的。
建軍初期，毛澤東就強調中國工農紅軍是無產階級的軍隊，它的宗旨是求得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徹底解放，必須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因此，“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它不僅是打仗消滅敵人的軍事力量，還要擔負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於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注：《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頁。）。此外，當時紅軍在給養上沒有任何外來的援助，隻能靠自己設法籌措軍費。所以在軍隊初創和土地革命時期，打仗、籌款、做群眾工作便成了紅軍“三位一體”的任務。抗戰期間，盡管八路軍、新四軍的編製發生了變化，但是它們依然保持著紅軍時代的階級性質、建軍宗旨和“黨指揮槍”的原則，所以它們“三位一體”的職能並沒有改變，稍有不同的是在“籌款”的具體方式方麵，在邊區政府的稅收遇到困難的時候，為減輕人民負擔，黨號召軍隊開展了以自給為目的的大生產運動。新中國成立前後，人民軍隊“三位一體”的職能形態表述得更為明確，即“戰鬥隊、工作隊、生產隊”。“就是在全國勝利以後，在國內沒有消滅階級和世界上存在著帝國主義製度的曆史時期內，我們的軍隊還是一個戰鬥隊。”“人民解放軍又是一個工作隊”，而且“隨著戰鬥的逐步減少，工作隊的作用就增加了”（注：《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26頁。），它麵臨著接管大中城市、恢複生產，發動新解放區農民進行土地改革運動等艱巨的任務。此外，《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隊在和平時期，在不妨礙軍事任務的條件下，應有計劃地參加農業和工業的生產，幫助國家的建設工作。”（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6～7頁。）“人民解放軍不僅是一支國防軍，而且是一支生產軍”（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第67頁。）。
從建國到文化大革命之前，人民解放軍在黨的領導下一直履行著“戰鬥隊、工作隊、生產隊”的職責。在“戰鬥隊”方麵，解放軍完成了軍管新解放的城市、清剿國民黨殘餘力量、抗美援朝、鎮壓局部地區軍事叛亂等任務。在“工作隊”方麵，解放軍在各項政治和社會活動中，都積極地向群眾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並以自己模範形象推進了黨的各項工作的順利開展。在“生產隊”方麵，1950年6月到1952年4月，解放軍有60餘萬人轉為工程部隊、屯墾部隊，參加農業、工業、交通、水利工程的建設。“一五”期間，軍隊抽調了35個建製師參加了國家694個大中型項目的建設（注：軍事科學院曆史研究部：《中國人民解放軍七十年》，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397頁。）。
綜上所述，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人民解放軍始終保持著建軍初期的性質、宗旨、原則，保持著“三位一體”的功能定位。也正是因為人民軍隊的這一特色和傳統，所以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奪權鬥爭的關鍵時刻，毛澤東必然會動用集多種功能於一身的人民軍隊來保證奪權鬥爭的順利進行，保證社會的基本穩定和經濟活動的基本運轉。從“三支兩軍”的執行情況看，也集中反映了人民解放軍“三位一體”職能定位特色，反映出軍隊性質和建軍宗旨的基本要求。
從做群眾工作，即“工作隊”的職能要求看，它貫穿“三支兩軍”的方方麵麵，而尤以“支左”最能體現其特征。1967年1月23日《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發出後，解放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開始由於分不清群眾造反組織中“左”、“中”、“右”之間的界限，加之受《八條命令》的影響，且從情感上對“打、砸、搶”行為的抵製，造成某些地方軍隊與革命造反派的矛盾和衝突。4月6日，毛澤東批發林彪起草的《中央軍委命令》否定了《八條命令》精神，要求“支左”部隊“正確對待群眾”，且“隻能進行政治工作”，“支左”工作的方向隨之調整。從此引發了某些激進的造反組織對軍隊的報複，“揪軍內一小撮”的言行甚囂塵上，且各派之間的派性衝突加劇，導致了某些地方武鬥的發生。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一方麵采取措施堅決維護軍隊的穩定，另一方麵號召各地“革命”群眾實現革命的“大聯合”。於是從9月開始在持續一年的時間裏，“支左”工作進入“支群”(或“支左不支派”)階段，主要任務是製止武鬥，收繳武器，安定群眾生活，維護社會秩序；舉辦多種形式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統一思想，消除派性，促進群眾組織之間的“大聯合”，推動“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的成立。這些工作完成後，“支左”告一段落。從“支左”的過程看，它凸現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最終“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於建立共產黨的組織”任務特色（注：1968年9月，全國(除台灣外)29個省級行政區劃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而且全國縣以上“革委會”中“支左”人員擔任第一、二把手的約有5000餘人，擔任委員的近5萬人，這足以說明“支左”人員在政權重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同樣，在“支農”活動中，解放軍首先奔赴全國農村宣傳《給全國農村人民公社貧下中農和各級幹部信》，協助地方領導機關和農村人民公社開好春耕生產會議；說服動員各級幹部擔負起春耕生產的責任；動員外出串聯、武鬥的農民回鄉參加生產。在“支工”活動中，自軍委下達“三支兩軍”決定後，解放軍在一個月的時間裏迅速抽調幾萬指戰員組成“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深入廠礦企業，宣傳《給全國廠礦企業革命職工、革命幹部的信》，宣傳“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要求職工群眾堅持8小時工作製，工餘時間鬧革命，同外流、曠工、停產、擅離職守、敷衍了事等現象作鬥爭。在“軍訓”的政治訓練工作方麵，解放軍集中受訓人員學習毛澤東著作和語錄，學習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學習馬列著作，學唱革命歌曲，以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懂得黨的政策和策略，敢於和善於鬥爭，學會做群眾工作，達到軍民一致，團結對敵的目的。拋開宣傳和教育的內容極左特征不論，僅就形式而言，這些活動無不反映人民軍隊做群眾工作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方法。
在執行支持和促進經濟建設任務，即履行“生產隊”職能方麵，就“支農”而言，1967年3月後，全國縣一級成立了以軍代表為主的“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統籌農村勞動力，狠抓農業增產措施，狠抓其他部門對農業生產的支持；各地駐軍還采取定點掛鉤形式，派出大批人員和機械，深入田間地頭，與社員實行“三同”，以保證生產不誤農時。僅1967年2月下旬到3月下旬的一個月時間裏，全軍“支農”部隊就達73.9萬餘人，第二季度達50萬人以上，接收“支農”的縣達2072個，公社2萬多個。就“支工”而言，在1967、1968年間，解放軍“支工”人數達十幾萬，即使在1972年結束時仍有四五萬（注：鄧禮峰：《“三支兩軍”論述》，《當代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6期，第47、46頁。）。此外，解放軍還直接參加了工業建設，使國家一些亟需工程和重點項目在“文化大革命”混亂中得以繼續建設和發展。工程兵、鐵道兵近百萬人參加了成昆、襄渝、南疆、青藏等鐵路的建設，參加了武漢鋼鐵公司、第二汽車製造廠、遼陽化工廠、南京長江大橋等建設。這些活動無一不體現出人民軍隊“生產隊”的特色。
在發揮人民解放軍“戰鬥隊”，即無產階級專政曆史條件下專政工具職能方麵，就“軍管”而言，它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而呈現範圍擴大趨勢。在“三支兩軍”全麵展開之前，大多對公安、郵電、電台、報社、銀行、倉庫、監獄等部門和單位實行“軍管”，後來擴大到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的單位，被走資派和壞人篡奪了領導權的單位，邊防、沿海、交通要道、專政機構、機密要害部門、國防企事業單位。1967年5月後，對國家部委陸續實行“軍管”，甚至對一些部隊院校、總政治部實行過“軍管”。有些省級領導機構在“奪權”過程中一度出現過權力真空，也曾實行過“軍管”。“軍管”基本有兩種方式，一是派“軍管”代表或部隊進駐被管製單位，一是在被管製單位設立軍事管製委員會或小組。後一種方式比較突出，一般在“軍管會”內設“抓革命”和“促生產”兩套班子，前者的任務是促進“大聯合”，實現“三結合”，後者統領業務工作。在“軍管會”或“軍管小組”中，軍內各級黨組織起領導核心作用。這樣，通過軍隊強製力的威懾作用，迅速扭轉了若幹單位的混亂狀況，使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組織得以維持基本運轉。
就“軍訓”的軍事內容而言，起初側重在隊列動作訓練上，目的是為加強戰備，保衛國防，培養軍隊後備力量，地點在各大中學校內部。196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分配一部分大專院校畢業生到解放軍農場去鍛煉的通知》後，“軍訓”又增加了新的形式，即學生直接到部隊農場接受教育。對在校學生進行軍事訓練，不管采取何種形式，它的結果都對學生的組織、紀律意識，對無產階級國家機器的權威認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從人民軍隊職能定位和“三支兩軍”活動開展的實際情況看，“三支兩軍”活動的內容和形式無疑是人民軍隊“三位一體”功能形態及建軍傳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完全反映。值得注意的是，從整個“三支兩軍”的實行過程及其後果看，由軍隊全方位地介入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並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而且最終又有序退出，這隻能說明建軍初期就確立而且長期堅持的“黨指揮槍”的原則、人民軍隊的性質，以及長期形成的人民軍隊的崇高威信和形象，在“三支兩軍”活動中起了關鍵性作用。
三、思想因素：學習解放軍，“把全國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
文化大革命既是一場“奪權”運動，也是一場思想運動，它的目的是使全黨、全軍、全民的思想統一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文化大革命破除一切舊思想，樹立毛澤東思想。用毛澤東思想武裝人的頭腦，實現人的思想革命化，帶動業務，帶動經濟建設，帶動各項工作。（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第82頁。）換言之，就是要樹立毛澤東思想的權威。如上文所述，在“三支兩軍”中，“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其目的都是通過組織群眾學習毛主席著作和語錄，以統一思想認識。可以說，宣傳和學習毛澤東思想是“三支兩軍”的一項極為重要的工作，而人民解放軍則是這一使命的承擔者和執行者。
人民解放軍之所以能夠擔當這一任務是與它在文化大革命前幾年全黨、全國興起的“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高潮中的突出作用分不開的。黨的七大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思想地位，但是在建國之後的很長時間裏，由於修正主義路線的幹擾，黨的文獻乃至八大黨章都不再提及“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隨著毛澤東對國內、黨內形勢判斷的變化，“毛澤東思想”又漸漸地出現在報刊文章和領導人的講話裏。在這個過程中，林彪起了很大的作用，且直接影響了軍隊的思想政治工作，影響了軍隊的建設和發展。
1959年9月，剛剛接任國防部長的林彪在全軍高級幹部會議上提出了學習馬列主義的“捷徑”問題，“我們學習馬列主義怎樣學呢？我向同誌們提議，主要是學習毛澤東同誌的著作。這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捷徑……我們學毛澤東同誌的著作容易學，學了馬上可以用，好好學習，是一本萬利的事情”。1960年9月至10月，軍委擴大會議作出了《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明確提出了毛澤東思想是人民解放軍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理論基礎，進而向全軍提出了“學習和貫徹毛澤東思想”、“開展對毛澤東思想的研究工作”的任務。在此影響下，從全軍開始到全黨、全國形成了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高潮。在這次會議上林彪還提出了“頂峰論”，“現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什麽？就是我們毛主席的思想。他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時代思想的頂峰”。
1962年1月29日，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與諸多中央領導人總結工作教訓，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不同，林彪在講話中認為，“在困難時期，要更加依靠中央的領導，更加依靠毛主席的領導，相信毛主席的領導。……過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時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幹擾的時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幹擾時，就會出毛病。幾十年的曆史，就是這個曆史”。他介紹了軍隊的做法，“廬山會議以後，軍委一致的精神，就是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方針，處處按毛主席的意圖、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的指示來辦事，向毛主席請示，向毛主席報告，以毛主席的思想來統一我們的思想。……這一著，就一通百通，各個方麵的事情都辦得正確，辦得好，辦得有效果”。（注：《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197頁。），從此軍隊內學習毛澤東著作形成高潮。
1963年12月16日，毛澤東給林彪等軍委負責人寫信，提出工業部門要學習解放軍，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以振奮整個工業部門(還有商業部門、農業部門)成千上萬的幹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他還建議：從解放軍中抽調一批政治幹部和懂政治的軍事幹部到這些部門中去；由工業及其他部門派得力的同誌到解放軍軍師團中學習幾個月；由這些部門派人到政治學院學習，按期畢業，回去工作；這些部門把解放軍的一套思想政治工作條例、辦法，拿去略作改變，加以運用（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454～455頁。）。遵照毛澤東這封信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人民解放軍各部門部署這項工作。1964年2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全國都要學習解放軍》。社論指出：全國學習解放軍，就是要學習解放軍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澤東思想掛帥；學習解放軍大抓思想政治工作，堅持“四個第一”的原則；學習解放軍堅持革命軍隊的優良傳統“三八作風”；學習解放軍注重創造“四好”連隊，加強基層建設等。真正活學活用這些寶貴經驗，全國就會向解放軍那樣，做到更加無產階級化，更加戰鬥化。隨後，在全國範圍內各行各業興起了學習解放軍的熱潮，而學習又是以怎樣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為主要內容。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在林彪的總後勤部的報告中批示(即“五·七指示”)，提出要把人民解放軍辦成“軍學、軍農、軍工、軍民”的大學校，同時全國各行各業在以本行業工作為主外，都要學軍事、政治、文化，都要批判資產階級，等等（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53～54頁。）。8月1日，《人民日報》在建軍39年紀念日發表社論《全國都應該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高度評價了毛澤東批示的內容，認為按照毛澤東同誌說的去做，全國就都是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都是共產主義的大學校，而且全國各行各業“都要以解放軍為榜樣，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十六條”強調：“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實行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全會的公報中充分肯定了林彪長期在部隊推行的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經驗，認為“林彪同誌號召人民解放軍在全軍開展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群眾運動，為全黨全國樹立了光輝的榜樣”。（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第80頁。）
從1959年之後林彪對部隊的影響看，從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思想革命”的角度看，在文化大革命中宣傳毛澤東思想，樹立毛澤東思想的權威，解放軍從中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說這是“三支兩軍”發起的思想因素。需要說明的是，林彪所說的“毛澤東思想”既不是七大初步概括的毛澤東思想體係，甚至也不完全是1967年11月6日“兩報一刊”的《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中所概括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而是采取實用主義的方法剪輯毛澤東的警句、名言，以及最高、最新指示的內容，在宣傳和實踐中強調的是“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這種風氣不僅在部隊，而且在全國造成了很壞的影響。
如果把“三支兩軍”放在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考察，我們就會對此有更深的認識。
參加“三支兩軍”的絕大多數都是從部隊挑選出來的思想、政治成熟和比較成熟的指戰員。他們在當時極為複雜和困難的形勢下，保持了人民解放軍的光榮傳統，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群眾工作，甚至麵對群眾的誤解、造反派的衝擊，做到了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保持著來自於人民、服務於人民的人民子弟兵形象，維護了軍隊的威信，得到了人民群眾的理解、愛護和支持。正是由於這些有效的群眾工作，才保證了文化大革命的順利開展和最後勝利。
如果我們能從曆史發展的邏輯聯係出發，從現實、曆史、思想因素探索，從人民軍隊的性質宗旨、任務使命和建軍的根本原則出發，就可以看到，“三支兩軍”所起的積極作用是人民軍隊光榮傳統在特定曆史背景下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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