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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劉少奇、林彪、鄧小平等人的接班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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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史林】劉少奇、林彪、鄧小平等人的接班問題

發表於:2013-06-13 08: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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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林彪、鄧小平等人的接班問題
——節選自穀成、伯強著《毛澤東的光輝晚年》
曆史地看,劉少奇對中國革命的貢獻主要是從長征勝利後主持北方局工作開始。抗戰開始後我黨能迅速在華北地區站住腳並建立根據地,與劉少奇大力恢複並發展北方黨組織是分不開的。從那時起毛澤東就開始注意培養劉少奇,並對劉少奇在此後一段時間裏的工作表現比較滿意,加上他曆史上與各種“左”、右傾宗派沒有瓜葛,從而逐漸使其成長為黨內的主要負責人之一。
從延安時代開始,劉少奇曾多次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文獻中正式記載的,就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中共七大舉行後不久。1945年8月,毛澤東飛赴重慶同蔣介石舉行和談,由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職務。當年在延安還有過這樣的說法:毛澤東去重慶談判臨行前,曾在黨內交代,真要有個三長兩短,我不怕,有少奇同誌嘛!萬一我回不來,你們就跟少奇同誌幹。毛澤東的這些話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記錄,現在也無從考證,但當年在延安的很多老革命都聽到過這些話。
第二次是在建國之初,毛澤東出訪蘇聯期間。中共中央在毛澤東主持下召開政治局會議,正式作出決定:在毛澤東出訪蘇聯期間,由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職務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職務。毛澤東在蘇聯逗留了近三個月。這期間,劉少奇集黨政事務於一身,全麵負起了領導責任。
第三次是在1953年年底,毛澤東到杭州主持新憲法的起草工作。在毛澤東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特別作出決定:毛澤東不在北京期間,由劉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劉少奇在毛澤東外出期間,曾經受毛澤東委托主持召開了中共七屆四中全會。
劉少奇是於1942年延安整風以後進入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的。對於劉少奇進入最高領導層,高級幹部特別是在軍內的很多高級幹部是不服氣的。早在1945年七大時,就有人提出他的叛徒問題。當時毛澤東說:證據不足。把他保下來了。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正式成為中共排名第二的領導人物。
1953年,在中央開始劃分一線和二線時,高崗就認為劉少奇功勞不大,也不成熟,不能主持中央第一線工作。彭德懷、林彪`、饒漱石等人都同意高崗的意見。
1966年10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批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最積極的也主要是軍內的高級幹部,他們是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楊成武等人,林彪就更不用說了。
作為一代偉人,毛澤東在培養接班人的問題上,始終考慮的是多幾道“防風林”比較好。所以,他並沒有把接班人人選僅僅局限於劉少奇一個人身上,而是設計了一個接班人序列。
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屆五中全會上,林彪和鄧小平同時被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次人事變動與毛澤東對接班人問題的考慮是密切相關的。林彪的這次升遷,意味著他與鄧小平同時進入了毛澤東選擇接班人的視野。
1957年11月,毛澤東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蘇聯,在一次宴席間,毛澤東用莊重的口氣對赫魯曉夫說:“我準備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了。”
赫魯曉夫並不感覺意外,因為半年前伏羅希洛夫已經帶回了這個信息。他問:“有人接替嗎?”
毛澤東說:“有。我們黨裏有幾位同誌,他們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條件。”毛澤東扳動手指:“第一是劉少奇。這個人在北京和保定參加了五四運動,後來到你們這裏學習,1921年轉入共產黨,無論能力、經驗還是聲望,都完全具備條件了。他的長處是原則性很強,弱點是靈活性不夠。”“第二是鄧小平。”毛澤東扳下指頭,繼續說:“這個人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是難得的人才。”
赫魯曉夫點頭:“是啊,我也感覺到這個人很厲害。”(1956年匈牙利事件時,他與鄧小平打過交道)毛澤東繼續扳動第三個指頭:“第三是周恩來,這個同誌在大的國際活動方麵比我強,善於處理各種複雜的矛盾。他是非常精明強幹的人,有弱點能自我批評,是個好人。”
對於鄧小平,毛澤東1951年在同一位民主人士談話中作了這樣的評價:“無論是政治,還是軍事,論文論武,鄧小平都是一把好手。”1956年八大前夕,毛澤東開始考慮把鄧小平作為又一個接班人來加以培養。1956年,在七屆七中全會的一次講話中,毛澤東特別就鄧小平的情況向中央委員們作了介紹:“至於秘書長改為總書記,那隻是中國話變成外國話。(鄧小平插話:我還是比較安於擔任秘書長這個職務。)他願意當中國的秘書長,不願意當外國的總書記。其實外國的總書記就相當於中國的秘書長,中國的秘書長就相當於外國的總書記。他說不順,我可以宣傳宣傳,大家如果都讚成,就順了。……”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開。在八屆一中全會上,由於毛澤東鼎力推薦,鄧小平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新設立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毛澤東把他作為接班人之一來培養和考察的意圖已清晰可見。林彪雖然沒有進入政治局常委,但他在政治局委員中的排名,僅在六位常委之後,這同樣也顯示出了他在黨內非同一般的地位,意味著他進入政治局常委也隻是遲早的事了。更重要的是,在八屆一中全會上選舉中央主席時,毛澤東未得全票,少了一票。這一票就是毛澤東自己的一票,毛澤東這一票投給誰了呢?他沒有投給自己,也沒有投給黨內第二號人物劉少奇,而是投給了林彪。
1957年夏,毛澤東在上海,聽說林彪也在上海療養,就親自登門看望,發現林彪紅光滿麵,了無病態,認為林彪可用。1958年5月,在八屆五中全會上,經毛澤東提名,林彪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在黨的領導人中名列第六,排在鄧小平和彭德懷的前麵。從此,林彪成了中共中央領導核心的重要成員。
1959年4月27日,劉少奇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成為繼毛澤東之後中國的第二個“主席”,春風得意,躊躇滿誌。
1960年5月,英國前陸軍元帥蒙哥馬利,踏上了新中國的土地。在這次訪問中,他先後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陳毅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見了麵,“聽”他們談了許多關於這個國家的情況。
1960年5月這次訪華,蒙哥馬利在中國隻呆了5天。後來他感到在華時間太短,提出1961年9月5日由香港到廣州,再次訪問中國,9月26日,由廣州經香港返英。
對於蒙哥馬利這一要求,周恩來原則同意,並由外交部作了具體安排計畫。
1961年9月5日,蒙哥馬利與副官錢英少校從香港抵達廣州,第二次進入了新中國,受到了中國人民國防體育協會主任李達上將的熱烈歡迎。6日,飛抵北京。
在中國期間,蒙哥馬利除會見中國領導人外,還去了中國許多地方。所到之處,他注意到所有的人們一開口總會帶出一句非常普遍的口頭禪:“毛主席說……”
他在訪問洛陽拖拉機廠時,一位負責人說:“毛主席說: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他在訪問一個醫療部門時,醫生說:“我們是在照毛主席說的做,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他走到哪裏,人們在向他介紹自己所取得的工作成就時,總會加上——句:“我們是在毛主席的正確指引下取得這些成就的。”
於是,蒙哥馬利在一次訪問中這樣問道:“如果你是毛主席,你對你們公社有什麽想法?你將采取怎樣的變革和改進?”
聽話的人一下子給震呆在那裏,好一陣子回不過神來。
年輕的公社社長隨即說:“元帥先生,我不能設想我是毛主席,所以我無法回答你的問題。”
全屋子的人都笑了。
作為一個久經沙場的戰將,蒙哥馬利深知領袖權威的重要性,他認為,領袖人物的言行必須產生有效的影響,至於他做到什麽程度,取決於他的個性——感情“白熱”的能力,也就是說領袖人物的內心要燃燒著激情之焰,要有抓住人心的吸引力。毛澤東的吸引力他已略知一二,其他領導人的呢?比如劉少奇、周恩來等人。在鄭州的賓館裏,蒙哥馬利向服務員提了許多日常生活的問題,諸如每月工資多少、休息幾天之類,幾個女服務員覺得這個洋老頭很和氣,也樂於回答他的問題。
忽然,他提了一個看來莫名其妙的問題:“在當今中國的領導人當中,你最擁護誰?最聽誰的指揮?”
“毛主席!”幾個人不約而同地答道。
蒙哥馬利看得出,幾個人的回答是由衷的,不是別人強迫,也不是因為什麽壓力。
在天津附近的楊村某步兵師參觀,看完新兵打靶,他同戰士進行了簡單的交談,問戰士為什麽來當兵,問戰土的生活怎樣。等到戰士覺得這位英國元帥並不可怕之後,他又突然提出了這個問題:“在中國的領袖當中,你最聽誰的命令?你最擁護誰?”
“毛主席!”異口同聲,不容質疑。
“除了毛主席以外,你們還最擁護誰?還最聽誰的指揮?”
戰士們你看我,我看你,遲疑了好一陣子,有的說是朱德,有的說是劉少奇,有的說是周恩來。
問者有意,答者也不能說無心,蒙哥馬利跑了許多小城鎮、鄉村,不厭其煩地提出類似的問題,得到的回答是一致的。 他得出的結論隻能是:在這個國家裏,威望最高、能指揮所有人的人隻有一個人——毛澤東。
9月20日傍晚,供蒙哥馬利參觀的專機從武漢飛抵北京。21日淩晨2時許,周恩來聽取了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熊向暉匯報蒙哥馬利到各地參觀、訪問的情況。匯報持續近兩小時。最後,周恩來問:“你看,他腦子裏對我們還有什麽疑問?他還可能提出什麽戰略性的問題?”
熊向暉說:“他對毛主席十分欽佩,但似乎想探詢毛主席的繼承人是誰?他可能認為,毛主席百年之後,中國不能保持穩定。他沒有直接提出這個問題,我是從一些跡象揣測出來的。”周恩來問:“有哪些跡象?”熊向暉說:蒙哥馬利很願同群眾談話,問這問那。在包頭和太原,他都用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分別在不同場合隨意向三個人(工人、農民、學生或服務員)突然提問:“你最擁護誰,你最聽誰的指揮?”回答都很快,而且都一樣:“毛主席”。他好像是在作“抽樣調查”。在延安,參觀一所醫院,他開玩笑似地說,聽說中醫、中藥很神奇,你們應該鼓勵中醫為毛主席發明一種長生不老的藥,中國需要他,中國人民離不開他。在西安和三門峽,他又在不同場合分別向三個普通群眾作“抽樣調查”,但改了題目,突然問:“除毛主席以外,你最擁護誰,你最聽誰的指揮?”回答的人有點猶豫,回答的也不一樣。在洛陽,他同我閑談時說,中國古代的帝王很聰明,在位的時候就確定了繼承人,雖然有的不成功,但多數是成功的,這就可以保持穩定。以前英國常為爭奪王位而打仗,後來平靜了,因為有了王位繼承法,也許是從中國學來的。現在許多國家的政治領袖不像中國古代帝王那樣聰明,沒有遠見,沒有足夠的勇氣和權威確定自己的繼承人,這是不幸的。在鄭州,他對我說,斯大林是一位有權威的政治領袖,但缺少遠見,生前沒有明確提出自己的繼承人,死後出現了“三駕馬車”,局勢很亂,貝利亞被殺掉,結果讓隻會用皮鞋敲桌子的赫魯曉夫取得權力,他的統治是不會長久的。
熊向輝說完後,周恩來問,他同你講這些話,你說了些什麽。
熊向暉答:我什麽也沒說,也不好說,隻是聽,然後把話題岔開。
周恩來沉默了一會,讓熊向暉回家休息。
9月22日蒙哥馬利被告知:毛澤東準備23日在武漢同他會見。
9月23日,熊向暉和總理辦公室秘書浦壽昌向毛澤東作了匯報。熊向琿說:“蒙哥馬利對主席很欽佩,對中國很友好,但也在對中國進行戰略觀察。”然後,熊向暉講了他向周總理匯報過的情況和跡象。
主席連續抽煙,有時插幾句。
熊向暉講完後,毛澤東問:“英文裏‘繼承人’是什麽?”
熊向暉說:“successor”。
毛澤東叫熊向暉在一張紙上寫出來。
毛澤東看了一會說:“‘success’這個字我知道,意思是‘成功’,怎麽加上‘or’就變成‘繼承人’了?”
浦壽昌解釋說:“英文裏沒有同‘接班人’意思相近的字,‘接班人’翻成英文,還是‘successor’,習慣上理解為繼承人。”
毛澤東接著說:“這個名詞不好,我一無土地,二無房產,銀行裏也沒有存款,繼承我什麽呀?‘紅領巾’唱歌:‘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叫‘接班人’好,這是無產階級的說法。”
毛澤東說:“這個元帥是講英語的,不懂漢語,他是客人,就用繼承人吧,這個元帥過去打仗很勇敢,打敗了隆美爾,這次在北京也很勇敢,講了三原則,誰是我的繼承人,為什麽他不敢問啊?是不是也像中國人那樣怕犯忌諱。”
熊向暉謹慎地回答道:“也許是吧。”
毛澤東說:“你講他是來搞戰略觀察的,我看他對我們的觀察不敏銳。這也難怪,他是英國元帥,是子爵,不是共產黨,對共產黨的事情不那麽清楚。共產黨沒有王位繼承法,但也並非不如中國古代皇帝那樣聰明。斯大林是立了繼承人的,不過呢,他立得太晚了。蒙哥馬利講的也有點道理,斯大林生前沒有公開宣布他的繼承人是馬林科夫,也沒有寫遺囑。馬林科夫是個秀才,水準不高。1953年斯大林嗚呼哀哉,秀才頂不住,於是乎,隻好來個三駕馬車。其實,不是三駕馬車,是三馬駕車,三匹馬駕一輛車,又沒有人拉韁繩,不亂才怪。赫魯曉夫利用機會,陰謀篡權,此人的問題不在於用皮鞋敲桌子,他是兩麵派:斯大林活著的時候,歌功頌德;死了,不能講話了,他作秘密報告,把斯大林說得一塌糊塗。幫助帝國主義掀起了12級台風,全世界共產黨搖搖欲墜,這股風也在中國吹,我們有防風林,頂住了。”
毛澤東繼續說道:“這位元帥到底是外國人,他對我們的事情究竟有一些不了解,我們和蘇聯不同,比斯大林有遠見。在延安,我們就注意到這個問題,1945年召開的‘七大’就明朗了。當時延安是個窮山溝,洋人們的鼻子聞不到。這也難怪,當時共產黨還在被國民黨四處追著打,誰能料到四五年後他們就打到北京穩穩當當地坐起了江山,對一個還在戰場上被執政黨的軍隊四處圍剿的黨派的接班人問題怎麽會關心呢?1956年開‘八大’,那是大張旗鼓開的,請了民主黨派,還請了那麽多洋人參加。從頭到尾,完全公開,毫無秘密。”毛澤東又說:“八大通過新黨章,裏頭有一條:必要時中央委員會設名譽主席一人。為什麽要有這一條呀?必要時誰當名譽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當名譽主席,誰當主席呀,美國總統出缺,副總統當總統。我們的副主席有六個,排頭的是誰呀,劉少奇。我們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實際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線工作。劉少奇不是馬林科夫。前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改名換姓了,不再姓毛名澤東,換成姓劉名少奇,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出來的。以前兩個主席都姓毛,現在,一個姓毛,一個姓劉。過一段時間,兩個主席都姓劉。要是馬克思不請我,我就當那個名譽主席。”
毛澤東最後說:“誰是我的繼承人?何需戰略觀察!這裏頭沒有鐵幕,沒有竹幕,隻隔一層紙,不是馬糞紙,不是玻璃紙,是鄉下糊窗子的那種薄薄的紙,一捅就破。我們沒有搞‘抽樣調查’,英國元帥搞了,一搞,發現了問題。中國一些群眾也沒有捅破這層紙。這位元帥講了三原則,又對中國友好,就讓他來捅。捅破了有好處,讓國內外上下都能看清楚。什麽長生不老藥!連秦始皇都找不到。沒有那回事,根本不可能。這位元帥是好意,我要告訴他,我隨時準備見馬克思。沒有我,中國照樣前進,地球照樣轉。”
23日中午,蒙哥馬利在李達上將等陪同下,從北京坐專機抵達武漢,住在漢口勝利飯店。晚上6時半,蒙哥馬利來到了風景秀麗的東湖,在東湖賓館的紅色地毯上,毛澤東與蒙哥馬利的手握在了一起。
這次會見,蒙哥馬利著重談了他提出的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三大基本原則”,即:“第一,大家都承認隻有一個中國;第二,大家都承認有兩個德國——東德和西德;第三,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裝部隊都撤退到他們自己的國土上去。”他們還談到共產主義問題。蒙哥馬利非常敏感地提出:“主席先生,你在談話中經常提到社會主義,而很少提到共產主義,中國難道不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嗎?”
“不是!”毛澤東回答之幹脆,令蒙哥馬利驚訝。毛澤東說:“在所有製、分配等問題上,人人按其所勞取所得,所以叫社會主義,什麽時候達到了按其所需的分配,才能算共產主義。”
毛澤東的話令蒙哥馬利想起他1947年訪問蘇聯同斯大林的談話,斯大林的解釋同毛澤東的解釋如出一轍。他把當時談話的情景告訴了毛澤東。
毛澤東很感興趣地說:“是嗎?看來你已了解不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東西。”蒙哥馬利還是很不理解,他又問毛澤東“既然你們現在還不是共產主義,那麽,你們為什麽把自己的黨叫做共產黨呢?”
他沒有想到,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如此的耐人尋味:“我們喜歡把名稱同最終目標聯係在一起。”
24日這一天,正是中國的傳統節日——中秋節。這天,毛澤東決定再同蒙哥馬利會談一次,並共進午餐。
1962年,倫敦考林斯書店出版了蒙哥馬利的《三大洲》一書,在這本書裏,他詳細地記述了他1961年第2次訪華時的見聞和觀感,特別是在武漢與毛澤東進行的一次會談中的內容。其中這樣寫道:
“涉及的問題之一是年齡。我說,自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12年中,他排除了混亂,取得了偉大成就,但是要做的事情仍然很多,他必須健康地活下去,保持精力,以便使這個國家堅定地沿著他所安排的道路前進。他的答複是有趣的,他說:‘中國有句老話,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叫自己去。誰要連續闖過這兩關,就能活到一百歲。’他本人不想活到一百歲,那就是還有4年。此後他希望去陪伴卡爾·馬克思,這是他的英雄,幾乎是他的上帝。我強烈地抗議說,中國人民需要他,他至少活到84歲這一關。他說,不,他有很多事情要同馬克思討論,而在這裏,再有4年就足夠了!我說,如果我知道馬克思在什麽地方,我要就這一問題同他談幾句。這話把他逗得大笑!我接著就問到他的繼承人。我的經驗是,國家領袖們非常討厭提出他們的繼承人,我舉出幾個例子——印度的尼赫魯,葡萄牙的薩拉查,聯邦德國的阿登納,英國的麥克米倫,法國的戴高樂,誰將繼承他呢?他說,在中國,繼承是清楚的,並且已經確定了——那將是劉少奇。我問,劉以後又是誰呢?他說他不知道,也不過問;他本人將同卡爾·馬克思在一起,他們在中國能夠為自己解決這件事。”
應當說劉少奇在黨和國家的政治地位的取得是與毛澤東的支持所分不開的。那麽,究竟是什麽原因導致了後來的變化呢?
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和兒子劉源合寫了一本《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該書明白無誤的承認新中國成立之後就存在著一條與毛澤東相對立的路線,即“劉鄧路線”。書中說:“劉少奇的麵目真正恢複了,劉鄧路線被肯定了”。(王光美 劉源:《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第122頁)他母子認為毛、劉分歧從新中國成立就開始了。也許,王光美母子所述的新中國成立後一直存在的劉鄧路線,就是毛澤東後來提出的“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最好注釋。
如前文所述,在劉少奇等人和高崗、饒漱石、彭德懷之間,毛澤東選擇了保護劉少奇和周恩來的立場。毛澤東曾對江青和田家英等人說過:“我是誠懇地希望少奇同誌能夠認識自己的錯誤的,並非高崗同誌的意見一切都錯了,而是他的做法有錯誤,動機不純。劉少奇同誌的意見和立場雖然屬於資產階級的,但是他是守紀律的,願意改正自己的錯誤,……”可以說,毛澤東在1964年前並沒有認為黨內有一條劉、鄧路線的存在。毛澤東對劉少奇的評價是:“思想上有點右傾,但是他是服從紀律和基本上聽話的。有他自己的思想好,工作會有一定的創造性。我們現在需要這樣的領導同誌。”所以,他不斷地寬容著劉少奇,寬容著他的許多和自己意見不一致的言論,隻是偶爾地批評他幾句。絕大多數的時候,都是劉少奇自己在修正著自己的觀點。
還在三年自然災害尚未結束的1961年,劉少奇已經急不可耐要砍農村合作化,推行他的“三自一包”了。“三自一包”和人民公社的分歧本來就是劉少奇和毛澤東二人最根本最長久的政見分歧之一,兩者之間究竟孰高孰下階級傾向如何?在今天農村大麵積破敗的今天,我們已經看的很清楚了。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澤東開始著手解決國家政權機關中的機構臃腫和官僚主義作風問題。當時,他隻是想通過采取一些改革措施,精簡機構,強化幹部的為人民服務意識,並沒有打算改變政權組織機構的形式和名稱。此後,中央的一些決定,解決了中央和地方一些機關中存在的人浮於事和官僚主義的問題。但是這些問題解決得並不徹底,有些地方還在解決中產生了新的問題。這使毛澤東不得不深入地思考發生問題的原因,尋找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
這一時期,毛澤東親自組織了一個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小組,主要成員有陳伯達、胡繩、田家英、鄧力群等。毛澤東組織這個讀書小組的目的,一是為了探索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問題,二是為了借鑒蘇聯的教訓。在借鑒蘇聯教訓的過程中,毛澤東特別注意分析蘇聯所以變修的原因。他認為,蘇聯的政權名義上是全體人民的,可是人民並沒有管理國家的權力。其變修的根本原因在於其政權已經失去了人民性。
同時,毛澤東對於改革國家政權機關,又是十分慎重的。當時他的想法是要在保持國家政權機關基本性質的前提下進行一些改革,也就是要實行緩變的原則。他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他說:“猴子變人後,人是不斷進步的。人類一代比一代聰明,一代比一代長得漂亮。這就是進步,是緩慢的進步。這種進步是在改革中的進步。如果放棄這種進步,搞突變式的,那樣大的變化,變成的就不是人了,就變成別的什麽東西了。”
那麽,怎樣對國家機關進行改革呢?毛澤東曾在1958年有過一些初步的設想,人民公社就是其中一種改革形式。當時,毛澤東的秘書陳伯達在7月出版的《紅旗》雜誌第3期上發表了一篇《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接著,他又在《紅旗》雜誌第4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在毛澤東的旗幟下》的文章。在這兩篇文章中,陳伯達傳達了毛澤東改革國家政權機關的構想:“把合作社變成為一個既有農業合作又有工業合作的基層組織單位,實際上是農業和工業相結合的人民公社。”“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農、商、學、兵’組成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為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在這樣的公社裏麵,工業、農業和交換是人們的物質生活;全民武裝是為著保衛這種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在世界上人剝削人的製度還沒有徹底消滅之前,這種全民武裝是完全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的這個構想,不隻是指農村,而是包括全國,要改革全國的政權機關。因此,他實際上就是要用人民公社這種形式,對國家政權機關進行徹底的改革。
60年代初期,由於國家執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毛澤東的上述改革設想隻好暫時擱置下來。到1964年,他對國家政權中存在問題的性質作了新的估計。他認為,目前已經有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中,而被“資產階級代理人”篡奪了,要通過“四清”來解決這些問題。
1966年,毛澤東有過這樣的反思:“十七年來,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原來的意思考慮到國家安全,鑒於蘇聯斯大林的教訓,搞了一線,二線。我處在二線,別的同誌在一線。現在看來不那麽好,結果很分散,一進城就不能集中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我處在二線日常工作不主持,許多事讓別人去主持,培養別人的威信,以便我見上帝的時候,國家不會出現那麽大的震動,大家讚成我這個意見”。“我想在我沒死之前樹立他們的威信,沒有想到會走到反麵。”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就形勢、階級、階級鬥爭問題在大會上作了多次講話。全會的公報上有這樣一大段話:
“八屆十中全會指出,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曆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曆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滅亡,他們總是企圖複辟。同時,社會上還存在著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著一部分小生產者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因此,在人民中,還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數不多,隻占人口的百分之幾,但一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些情況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了的一條曆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存在,是黨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在對國內外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各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廬山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的重大曆史意義,在於它勝利地粉碎了右傾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的進攻,維護了黨的路線和黨的團結。無論在現在和在將來,我們黨都必須提高警惕,正確地進行在兩條戰線上的鬥爭,既要反對修正主義,也要反對教條主義。隻有這樣,才能永遠保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純潔性,不斷地加強黨的團結,不斷地提高黨的戰鬥力。”
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並且說:“我們的幹部……絕大多數不懂社會主義,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對於毛澤東在這次全會上的講話,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均表示完全讚成,積極回應,堅決貫徹。
但是關於會議的傳達,劉少奇幾次找毛澤東建議:“傳達要有一個範圍,不要對下麵傳達,免得把什麽問題都和所謂的階級鬥爭聯係起來分析,弄得許多同誌的神經高度緊張;同時也免得把全黨的力量都用去對付階級鬥爭。這樣搞,對恢複經濟形勢和戰勝三年的自然災害,沒有什麽好處。”
毛澤東聽了劉少奇的建議,微微笑道:“那好,我看這次會議的精神,就隻傳達到行政十七級以上的幹部。我們就不要因為階級鬥爭而妨礙了經濟工作和其他工作。”
1963年2月,毛澤東看了湖南省零陵地委關於“大揭階級鬥爭的蓋子”的經驗,對鄧小平和陶鑄等人說:“我看湖南零陵地委的經驗很好,就是要把各地的階級鬥爭的蓋子徹底揭開,讓人們都認識到我們的國家和單位裏還有這麽多的牛鬼蛇神,認識到被打倒的階級敵人並不會甘心於他們自己的失敗,他們總是要進行垂死的掙紮和拚命的反撲的。這個經驗用一句話來說就是: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你們要讓華國鋒來北京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介紹這個經驗。”
鄧小平和陶鑄在麻將桌上談到這一點的時候,陶鑄說:“我看不要讓華國鋒在大會上介紹什麽經驗了,隻是在小會上談談算了。大會上一講,就容易在全黨造成大的影響。全國都來抓階級鬥爭,弄得人心惶惶,不利於我們進一步恢複經濟秩序的整體工作。”鄧小平點點頭說:“毛主席的這些話,盡量應付一下就行了,不要太認真。太認真了容易出問題。現在形勢剛剛好了一些,就這麽折騰,豈不是左上加左,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要完全聽他的。”
在毛澤東看來,他所采取和主張的這些東西,是他建國以來始終堅持的原則。“你們這些秀才們最大的特點就是喜歡動搖。”毛澤東曾對陳伯達說,“每到關鍵的時候,我不站出來給你們敲警鍾,你們就有可能摔下去。社會主義是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我們在前進中出現一些彎路算得了什麽?別說我們在前進中沒有犯什麽大的錯誤,就是真有什麽錯誤也是革命中的錯誤,前進中的錯誤。這和那些搞倒退的人、搞資本主義複辟的人的錯誤是性質根本不同的錯誤。認識不到這一點,你就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1964年8月5日,中共中央成立“四清”指揮部,劉少奇親自掛帥,成為四清運動的第一線指揮。
《觀察》雜誌主編陳奎德說:“劉少奇搞‘四清’,實際上比毛還要左一些。劉少奇和王光美那個所謂的‘桃園經驗’,他們把基層幹部分類呀,實際上是人人自危,人人都生活在恐懼之中。”毛澤東估計“我們這個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掌握在我們手裏”。劉少奇則更激進地說,“三分之一打不住。”
澳門大學的副教授程惕潔博士在談到當年的親身經曆時說:“在文革之前就開始要建立自己話語權的人,都被作為反革命分子,都一個一個清除,一個一個開除。這是指的高校社教‘四清’,就是63年、64年。我自己就是受害者之一。隻是,(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沒有貼大字報,我們早就被開除了。這個運動是劉少奇和鄧小平搞的。”
劉少奇主導的四清運動主要覆蓋了中國三分之一的縣的農村地區。在這場運動中,一共有大約500多萬人被整,其中7萬多人被整死。在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這些案子的絕大多數,包括劉少奇宣導的四清典型經驗中的全部案子,都作為冤、假、錯案得到徹底平反。
1964年12月到1965年1月期間,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鄧小平曾以毛澤東身體不適為由未通知毛澤東參加會議。毛澤東知道後拿著《中國共產黨黨章》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走進會場說:“有兩本書,一本是憲法,我有公民權;一本是黨章,我有黨員的權利。我有參加會議和發言的權利。可是一個人不讓我開會。一個人不讓我講話。為什麽剝奪黨章、憲法給我的權利?”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四清的重點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劉少奇則堅持說是“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在會議上,劉少奇多次打斷毛澤東的插話,兩人發生了爭執。毛澤東的擔憂在加重……
至此,毛澤東對劉少奇的認識開始發生根本性的轉變。
1965年夏天,戴高樂派特使馬爾洛訪華,毛澤東會見時,馬爾洛又談到接班人問題。毛澤東說:“象戴高樂和我這樣的人,是沒有接班人的。”
1965年秋,周恩來曾與王稼祥進行過一次重要的談話。王稼祥後來回憶說:“那次周總理和我談話,告訴我,近期人事變動很大,黨中央主席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彪,或者是鄧小平。”
1970年12月,毛澤東在回答斯諾關於“你什麽時候明顯地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的問題時,毛澤東說:“那就早囉。1965年1月,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發表。‘二十三條’中,第一條就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
“文革”發動以前相當一段時間,中央工作是由劉少奇主持的。在這段時間內,中國的經濟仍在持續發展著,但是也出現一些不良苗頭,其中之一就是中國社會逐漸出現貧農與富農,城市與鄉村地區間的差異,這主要體現在醫療、教育和人員收入上(如果對當時社會現狀缺乏了解,可以看看今天我們身邊發生的事情,今天比那段時間更具有說服力)。毛澤東對此是有很明確的意見的,建議劉少奇要多考慮農村,多考慮工人和農民,不要有老爺思想。
但是這樣的社會發展歧變直到1965年仍然沒有明顯的改善,心懷天下窮苦人的毛澤東隻能考慮使用向人民歸還權力的方式來製約越來越嚴重的精英化思想,並在1966年號召全國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開展“文革”,毛澤東與包括劉少奇在內的所有中央領導都交換過意見,隻有劉少奇等少數人反對人民權力過大,他不同意毛澤東提出的讓人民監督政府、製約政府的思想,並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這場“文革”是把政府一定級別官員排除在外的“群眾鬥群眾式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對劉少奇這種思想深惡痛絕,特別重申這場文革就是要求人民起來指出政府以及政府官員錯誤的運動。劉少奇最後接受了毛澤東的提議,同意人民群眾對政府上層也推行“文革”。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下達《關於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的通知》,標誌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展開。
應當承認,劉少奇對文革的發動,對文革的開展做出了他獨特的貢獻。也就是說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整個中國共產黨的集體決定,而這個集體決定是劉少奇主持通過的。在《5·16通知》以後那段時間,毛澤東就在6、7、8三個月離開北京,到南方去了。這段時間之內主要是劉少奇在領導文革。
確實,劉少奇等人是同意搞文化大革命的,貫徹是積極的。他們和毛澤東所不同的是要搞的對象不同。毛澤東要整走資派,這在劉少奇主持通過的《5.16通知》裏說得很清楚。劉少奇不是不知道,但他是要整群眾,這是在文革初期大家都能夠感受到的。劉少奇在文革初期延續了“反右”和“四清”的經驗。當時他批轉的15個文件中間,有一個中南局的報告,這個報告說,在中學生中間和在大學生中間要抓百分之一的右派。當時的中學生是好幾千萬,高中生大概就有兩千萬,大學生150萬。按百分之一算,這個數字不得了。1966年的6月和7月劉少奇領導的“文革”期間,全中國學校的老師和校長都受到衝擊。有人統計,僅在首都24所高等學校裏就有1萬多個學生被打成右派,兩千多名教師被打成反革命。
這個期間,還拋出了彭、羅、陸、楊問題。劉少奇在1966年6月27日說:彭真“反對周總理,也反對陳毅、小平同誌,也反對我。彭真是長期隱藏在我們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者……這次彭、羅、陸、楊來不及搞政變,就被揭露了……”
毛澤東也許可以容忍劉少奇在執政方麵的失誤,也可以容忍他在處理事務上的錯誤,但是毛澤東卻決不能容忍劉少奇發動的群眾鬥群眾行為,尤其是在文革中借群眾之手鬥群眾隻為保障自己的地位不受動搖,在毛澤東看來這就是對人民的背叛。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在北京召開,毛澤東親自主持了會議。會議前一段林彪幷沒有參加會議,仍然在大連休息。會議期間,毛澤東問周恩來:“看來劉少奇不行了,我觀察了他21年,完全失望了。對鄧小平也觀察了7年,也失望了。要把劉少奇拿下來,現在怎麽辦”。周恩來回答說:“那就隻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劉少奇最合適。”周恩來說完後,毛澤東點了點頭說:“好,那就把林彪接來北京吧。”
8月5日,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發表。兩天之後, 8月7日晚九時,周恩來電話指示時任空軍司令員的吳法憲於8月8日上午派專機去大連把林彪、葉群接回北京。周恩來還特別交待吳法憲:“要絕對保密。這件事情隻準你一個人知道,不能告訴任何人。”同時規定:飛機返回北京後在西郊機場降落的時間,要直接報告他。他親自去接。從大連接回林彪後的當天晚上,也就是8月8日晚,由周恩來親自電話通知召集楊成武、張愛萍、蕭華、許光達、蘇振華、吳法憲等中央各部門負責人共20多人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開會。周恩來在會上宣讀了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宣讀之後,周恩來說:“現在看來,多年的事實證明,劉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來想培養劉少奇當接班人,現在看來不行了,他辜負了毛主席的希望。中央決定,把林彪接回北京接替劉少奇,擔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現在先通知你們,暫時不要往下傳。”當時在毛澤東開列的中央副主席、常委的名單上,副主席是兩個,一個是林彪、一個是周恩來。名單傳到周恩來那裏時,周恩來把自己的名字圈掉了。這樣林彪就成了當時唯一的中央副主席。可見,當時罷免劉少奇、鄧小平還是履行了某種組織程序的,周恩來不僅是決策者之一,而且是重要的監督執行者。
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取消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出席政治局會議的資格。 至此,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劃上了終結的句號。
10月23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做了檢討:
“我完全擁護主席和林彪同誌在會議中間所作的指示,完全讚成陳伯達同誌10月16日的講話。
這次會議深入的檢查全黨在文化革命運動中的方針和政策,以便於進一步肅清以劉少奇同誌和我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錯誤路線的影響,更好地貫徹執行八屆十一中全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貫徹執行毛主席親自製訂和領導的代表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確路線,是十分重要的。
現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這場偉大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同過去所有重要階段的革命運動一樣,始終貫徹著兩個階級和兩條路線的尖銳鬥爭,即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正確路線和代表資產階級的反動的錯誤路線的鬥爭。而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資產階級反動錯誤路線的,在中央領導同誌中,在全黨範圍內,就是少奇同誌和我兩人。為了貫徹十一中全會的決議和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就必須徹底批判我們兩人所犯的錯誤,肅清以我們兩人為代表的錯誤路線的影響。因為我們兩人不但對十一中全會以前一段負有完全的責任,而且對十一中全會以後各地各部門由於我們所代表的錯誤路線的影響,也負有直接的責任。
在十一中全會中,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就是炮轟劉少奇同誌和我兩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這張大字報中,一針見血的指出我們所犯的錯誤的性質是‘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毛主席這一炮打得很準,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錯誤中,由於派工作組的結果,實際上起到了壓製左派、打擊左派,壓製不同意見,扼殺了剛剛起來的,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發生學生鬥學生,群眾鬥群眾的現象,把運動引導到了邪路上去。這種群眾對立的狀況,主要是派工作組的結果,而在工作組撤離之後,還難於扭轉,特別是在十一中全會之後,我們所犯的錯誤,仍然在全國範圍內繼續產生很壞的影響,可見其後果之嚴重。這說明,我們所犯的不是什麽簡單的錯誤,而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
當時的情況是,在北京大中學校革命師生員工普遍起來之後,直接目標對準資產階級當權派,許多學校黨委和領導人壓製革命群眾,被批判被推翻,當時我們把派工作組當作萬應靈藥,對大中學校普遍派,有的學校的工作隊人數很多,而工作組一去就取得了黨和行政的領導地位,加之又普遍用農村或工廠四清運動中曾經主席批判過的方法工作,有的甚至用錯誤的舊思想方法去工作,實際上是讓工作組去控製群眾運動,把群眾當做阿鬥,把工作組當做諸葛亮,結果扼殺了已經起來的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普遍地發生打擊左派、學生鬥學生,反而放鬆了甚至放棄了一鬥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務。特別嚴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嚴重現象已經明顯的表現出來,理應及時得到糾正。當時中央會議上就有陳伯達等同誌正確地分析了運動的情況,反複提出了撤銷工作組、由群眾自己幹革命的主張,可是我們頑固的拒絕了這個指導運動的大方向的正確的主張,一再堅持保留工作組,延續了五十多天,結果發展成為路線錯誤。由於我們犯了路線錯誤,使許多工作組同誌遭到了很大的困難,跟著犯了一些缺點和錯誤。因此,必須講清楚,工作組的絕大多數是好同誌,在這段工作中所犯的錯誤,除了個別人外,主要責任不應由他們來負擔,而應由我和劉少奇同誌來負擔。不少工作組同誌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誌受了委屈,特別是由於我們錯誤的影響,使一些部門一些地方的同誌犯了程度不同的錯誤,對此,我感到非常抱愧。
由於派工作組,還在學生群眾中產生了對工作組態度上的嚴重對立,不少師生員工擁護工作組,或者又擁護反批評工作組,有的甚至在我們的錯誤思想指導下,提出了‘反對工作組就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極其錯誤的口號。但是,這些師生員工絕大多數是革命的,積極擁護和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責怪他們,不能說他們是保皇派。名符其實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誌。
在北京兩個多月運動中,中央常委經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誌和我兩人,當時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組之後,不久就出了壓製打擊左派,群眾鬥群眾,群眾反對工作組的情況,前麵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同誌中,以陳伯達同誌為代表,就提出了撤銷工作組的正確意見,但是我們聽不進,而對另一方麵適合自己主觀需要的錯誤情況和錯誤主張,卻又很聽得進,積極支持。陳伯達等同誌的正確意見是從群眾中來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眾路線的,是緊跟主席思想、抓住運動主流的,而我們卻脫離主席思想,對運動的主流認識錯誤,完全是違反毛主席的群眾路線的,完全是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的。特別嚴重的是,對於運動中的重要情況,對於指導運動的不同意見,沒有及時向毛主席報告,取得指示,以致這個錯誤延續了五十多天,發展成為路線錯誤,給運動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可以肯定地說,如果當時我們虛心一些,善於聽取不同意見,特別是向主席隨時提出報告和請示,是一定會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幫助的,是可以使錯誤得到及時糾正的,因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隊的意見。我們對這個指示沒有體會,而且違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當然隻會犯嚴重錯誤而不能自拔。
我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當然不隻是派工作組的問題,派工作組不過是錯誤的一種表現方式。我所犯錯誤的實質是,在群眾路線問題上,不是站在信任群眾、支持群眾革命的一邊,而是站在反對群眾革命的一邊;在階級鬥爭問題上,不是站在革命的無產階級一邊。總之,這一條嚴重的錯誤路線是完全違背毛澤東同誌的指導方針的。
無產階級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提出、親自領導的。正如十一中全會指出的,這‘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這場偉大革命的目的,不但在於大中學校實現一鬥二批三改的任務,他的更深遠的意義還在於‘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麵貌。’‘批判資產階級和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製度。’這是一個興無滅資,保證我國永不變色、避免修正主義、資本主義複辟危險的偉大革命運動。這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壯舉。這樣偉大的革命運動,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導,不是‘敢’字當頭,而是‘怕’字當頭,不是無限信任群眾,充分發動群眾,依靠最廣大的革命師生員工、革命工農群眾、革命幹部來自己動手地進行這場革命,讓群眾在大風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可能達到目的的。
破四舊、立四新的偉大任務,隻有依靠他們的革命熱情和智慧才能實現,因為隻有他們熟悉情況,具有這種才智和本領,而我們這種人,是既不了解情況,也沒有這種本領的。本來,北京大中學校運動起來之後,形勢極好,群眾普遍運動起來,衝擊著一切牛鬼蛇神,衝擊著黨內的資產階級當權派,聶元梓等七同誌的一張大字報,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偉大的號召作用。當時看起來有些‘亂’,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亂’,是好得很的‘亂’。而我們呢,把這種好得很,看成是糟得很,被所謂‘亂’嚇昏了,怕字當頭,亂下藥方,急於讓工作組去控製運動,名為加強領導,實際起了扼殺運動的破壞作用,其結果是把轟轟烈烈的運動變得冷冷清清,群眾鬥群眾,打擊了左派,牛鬼蛇神暗自高興。毛主席說這是實行白色恐怖,是長資產階級誌氣,滅無產階級的威風,是一點也不冤枉的。現在看得很清楚,我們所犯的錯誤,一經主席和中央糾正,就出現了非常廣泛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出現了紅衛兵這樣旗幟鮮明的革命戰鬥組織,革命師生員工氣勢磅礴,由學校發展到社會,由本地發展到外地,以雷霆萬鈞之勢,破四舊,立四新,衝擊一切牛鬼蛇神,戰果輝煌,立下了豐功偉業,無疑這對教育和鍛煉年輕一代,引導全國人民革命化,保證我國不變顏色,不但對中國,而且對全世界,都具有劃時代的極其深遠的偉大意義。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反動派對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證明我們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由毛主席親自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對了。而我們呢,身居中央領導工作的高位,對毛主席的戰略思想,對毛主席的群眾路線,沒有學好,沒有領會,在自己的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戰略思想,不信任群眾,反而壓製了革命群眾,損害了偉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這不但是沒有舉起毛澤東思想紅旗,而且直接違反了毛主席的教導,違反了毛澤東思想。
我這次犯這樣嚴重的路線錯誤,當然不是偶然的,這是有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風的根源。在思想方麵,最根本的一條是,長期以來,不但沒有高舉,簡直可以說沒有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按理說,我的工作崗位是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經常地知道毛主席的教誨和指示,但我卻對毛澤東思想學得最差,宣傳最少,用得也最不活。毛澤東思想是我們一切工作的靈魂,掌握毛澤東思想多少,是鑒別我們究竟有多少馬列主義、多少無產階級思想的標準。不進則退,既然學得很差,非無產階級的東西就會多起來,就必然在這個問題那個問題上,脫離毛澤東思想的軌道,犯這樣那樣的錯誤,一直發展到這次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這是必然的。回想起來,這些年來,我的思想和工作,都是退步的,由於學習不力,沒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錯誤。我主持的中央書記處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好的,書記處直接管轄的中央各部門,問題也最多。在對待階級鬥爭問題上,在對待黨內鬥爭問題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
在毛主席炮轟司令部的大字報中所說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傾錯誤,我是有份的,對於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實右的錯誤,我雖然有些不同的意見,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方麵的。至於一九六二年以前,還有不少錯誤,應該利用這次機會,嚴肅地加以檢討和清理。沒有跟好主席,學習毛澤東思想很差,是與我的嚴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作風,密切相連。長期高高在上,做官當老爺,下去的少,同群眾接觸少,同幹部接觸少,同負責同誌之間接觸也少,對待工作不夠勤謹,沒有認真地向群眾做過調查研究,日常解決問題的方法又很簡單,有時還很生硬,這就隻能把自己置於非常閉塞的地位,發展了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這樣,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得常常犯嚴重的錯誤,常常脫離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然要發展到同毛澤東思想相抵觸的地步。而我自己,又長期不自覺,產生並發展了驕傲自滿、自以為是的情緒,結果處理事情往往不夠認真,向同誌、向群眾請教很少,特別是向主席的請示報告很少,這不但是錯誤的重要原因,在組織紀律上也是不容許的。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曾批評我是一個獨立王國,這個嚴肅的批評,對我有所震動,但以自己不是一個擅權的人來寬解自己,並沒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錯誤思想和錯誤作風,沒有得到改正,這次犯路線錯誤當然是不可避免的,這次不犯以後也必然要犯的。總之,我的思想和作風,同毛澤東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沒有緊跟毛主席,這就嚴重地脫離了領導,加之又嚴重地脫離群眾和脫離實際,完全暴露了我這個人,不是一個毛主席的好學生、是完全不適合擔任重要領導工作的。這次犯路線錯誤,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證明我是一個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小知識份子,是一個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個沒有過好社會主義關的人。現在初步用鏡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以我現在的思想作風和政治水準,擔任中央領導工作,對黨對人民的事業是不利的,我自己應該深刻反省,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錯誤,保持晚節力求做一點有利於黨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補過於萬一。我有這樣的信心,在自己的積極努力和同誌們積極幫助之下,在一個相當時間內,錯誤是會得到改正的。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應該自己努力站起來。
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確定林彪同誌作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並且選拔了一些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的同誌到中央的主要崗位上來,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對我國對世界都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我衷心地表示擁護。林彪同誌是我們學習的典範,正是他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正是他把毛澤東思想舉得最高,學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於吃透兩頭,對重大問題即時向主席請示報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圖,也最了解群眾和下麵的情況,所以他的思想水準和領導水準很高,成為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他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成為全國學習的榜樣。對於我這樣犯錯誤的人,應該老老實實地向林彪同誌學習,學習他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學習他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這是我改正錯誤,力求做一點對黨對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徑。
我的上述檢討,當然隻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誌們的批評和指正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
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鄧小平向中央寫了《我的自述》,全文約三萬言。他在這個材料中,比較全麵地敘述了他的政治曆史和工作經曆,檢查了他的錯誤: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別是被‘八大’選為中央總書記的十年中,我的頭腦中,無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少,資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多,由量變到質變,一直發展到推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變成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之一。”
“準備黨的‘八大’時,指定我主持修改黨章。在修改的黨章中,刪去了‘七大’黨章中以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內容,這個重大原則問題雖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讚成的。我的這個罪過,對於黨和人民,對於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極大的損害。‘八大’會上,我代表中央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錯誤地評價了蘇共二十大的作用,錯誤地提到反對個人崇拜問題。這個報告是幾個人集體起草的,這一段也不是由我寫的,似乎記得還是參照一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寫的,但作為主持起草的我應負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這是一個喪失原則立場的錯誤。”
“在考慮‘八大’中央委員人選時,對過去曾有叛變行為,以後又在長期工作中有所表現的人,是否可以當中委的問題,我當時認為,對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況處理,提為中委候選人。隨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個文件,這個文件是完全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是極端錯誤的,它給一些人混入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大開方便之門。我是籌備‘八大’的一個重要負責人,我是讚成這個文件的,應負嚴重的責任。回想日本投降後,我和薄一波違反黨的組織原則,介紹叛徒劉岱峰入黨,雖然此事在組織上是經過上級批準的,回想起來,也是犯了與上述問題同一性質的政治錯誤。 這直接違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論政策》這個指示中規定的‘對於叛徒,……如能回頭革命,還可予以接待,但不準重新入黨,這樣明確的原則的。”
“我在擔任總書記的十年中,最根本、最嚴重的罪行,是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傳播毛澤東思想,長期不認識毛澤東思想在國內和國際革命中的偉大意義。沒有認真學習,認真宣傳,還講過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中不要簡單化這類的話。”
“一九五八年實現人民公社化,我確實高興,但在我的思想中,從此滋長了階級鬥爭減弱的觀點,所以在後來的長時期中,我在處理階級鬥爭的問題上,總是比較右的,無論在兩條路線和兩條道路的鬥爭方麵,或者在黨內鬥爭(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方麵,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參與製定了工業企業管理條例(草案)七十條,這個文件不是強調政治掛帥、即毛澤東思想掛帥的,是包含許多嚴重錯誤的東西,我對此要負主要責任。”
“一九六二年刮單幹風的時候,我讚成安徽搞‘包產到戶’這種破壞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其實就是搞單幹的罪惡主張,說過‘不管黃貓黑貓,抓得住老鼠就是好貓’等極其錯誤的話。這幾年,還存在著高估產、高征購的錯誤,每年征購任務的確定,我都是參與了的。基本建設項目,有些不該退的也退了。我作為總書記,對這些錯誤負有更多的責任。”
“一九六三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有了主席親自主持製定的前十條,明確地以階級鬥爭、兩條道路的鬥爭為綱,規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確的理論、方針、政策和方法,完全沒有必要再搞一個第二個十條。第二個十條是完全錯誤的。在杭州搞這個文件的時候,我是參加了的,我完全應該對這個文件的錯誤,負重大的責任。”
“我主持書記處工作十年之久,沒有係統地總結問題和提出問題,向毛主席報告和請示,這在組織上也是絕不允許的,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一九六五年初,偉大領袖毛主席批評我是一個獨立王國,我當時還以自己不是一個擅權的人來寬解,這是極其錯誤的。近來才認識到,獨立王國不可能沒有政治和思想內容的,不可能隻是工作方法的問題。既是獨立王國,就隻能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王國。書記處成員前後就有彭真、黃克誠、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多人出了問題,這是與我長期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突出毛澤東思想的錯誤密切關連的,結果我自己最後也墮落到這個修正主義份子的隊伍中了。在書記處裏,我過分地信任彭真,許多事情都交給他去處理,對楊尚昆安竊聽器,我處理得既不及時,又不認真,對此我應負嚴重的政治責任。在處理對羅瑞卿鬥爭的問題上,我同樣犯了不能容忍的嚴重錯誤。
大量事實表明,在每個重要關節,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我不是站在無產階級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麵;不是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社會主義道路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路線和資本主義道路方麵。”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同劉少奇提出了一條打擊革命群眾、打擊革命左派、扼殺群眾運動、扼殺文化大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出來後,我才開始感到自己問題的嚴重。接著,革命群眾大量揭發了我多年來在各方麵的錯誤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來。我誠懇地、無保留地接受黨和革命群眾對我的批判和指責。當我想到自己的錯誤和罪行給革命帶來的損害時,真是愧悔交集,無地自容。我完全擁護把我這樣的人作為反麵教員,進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肅清我多年來散布的流毒和影響。對於我本人來說,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惡的深淵。
我入黨四十多年,由於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結果墮落成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派。革命群眾揭發的大量事實,使我能夠重新拿著一麵鏡子來認識我自己的真正麵貌。我完全辜負了黨和毛主席長期以來對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顧我的過去。我願在我的餘年中,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分。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請求黨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一個小小的工作,給我以補過從新的機會。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鄧小平對十七年工作作了全麵的檢討,並且表示“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原來“死不悔改的走資派“的原始出處竟然是鄧小平自己。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舉行。九屆一中全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共中央主席,林彪為副主席。與此同時,毛澤東也從未讓鄧小平遊離出他的視線。在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開幕式上,毛澤東指出:“鄧小平這個人,我總是替他說一點話,就是鑒於他在抗日戰爭跟解放戰爭中間都是打了敵人的,又沒有查出他的別的曆史問題來。”閉幕會上,毛澤東又說:“鄧小平,大家要開除他,我對這一點還有一點保留。我覺得這個人嘛,總要使他跟劉少奇有點區別,事實上是有些區別的。要開除一個人很容易呀,我看還是慎重一點。”要說失誤,這可能是毛澤東晚年的最大失誤。
1970年至1971年間發生了林彪事件。
1972年5月,周恩來被確診患有膀胱癌,仍繼續主持極為繁重的中央日常工作,但他的健康狀況已趨惡化。就在這個時候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1972年8月2日,鄧小平在給毛澤東的信中寫道(摘錄):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體職工一塊,聽了關於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陰謀叛亂的罪證,和關於陳伯達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份子的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廣大深入的群眾運動這麵無比巨大的照妖鏡,這樣迅速地把這幫牛鬼蛇神的原形顯照出來,特別是如果不是主席這樣從他們的世界觀以及他們的政治觀點和陰謀活動,及時地查覺出他們的反動本質和極大的危害性,並迅速地把他們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們完全掌握了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那不但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會變到資本主義複辟,而且會使我們的國家重新淪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
沒有疑問的,那時,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產黨人最終會起來把他們打倒,恢複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製度,但是這要經過多長的痛苦的曆史反複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劉少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打倒了林彪、陳伯達這個反革命集團,再一次為黨和國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險,使我不禁歡呼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主席知道,林彪、陳伯達對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後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護,我不知會變成什麽樣子的了。
我同全黨全國人民一道,熱情地慶祝在摧毀了劉少奇反革命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摧毀了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的偉大勝利!
關於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
我曆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該離開紅七軍,盡管這個行為在組織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的。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我基本上執行了毛主席的正確路線,當然也犯過一些個別的錯誤。
我另一個最大的錯誤,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別是在我擔任黨中央總書記之後,犯了一係列的錯誤,一直發展到同劉少奇一塊推行了一條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書記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沒有及時地經常地向主席請示報告,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在六○、六一年困難時期,我沒有抵製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資本主義的歪風,沒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線的基本建設,使不該下馬的也下了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戰略意義的三線建設。在工業建設方麵,我主持搞的工業七十條,沒有政治掛帥,沒有把主席的鞍鋼憲法作為指標,因而是一個錯誤的東西。
在組織上,我看錯了和信任了彭真、羅瑞卿、楊尚昆這些人。特別重大的是我長期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應該的,它對於我本人也是一個挽救。我完全擁護主席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
我犯的錯誤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這裏不再一一列舉。
我的錯誤的根源是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結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給主席的信中,曾經提出要求工作的請求。我是這樣認識的:我在犯錯誤之後,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接觸已經五年多快六年了,我總想有一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我完全知道,像我這樣一個犯了很大錯誤和罪過的人,在社會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眾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麽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覺得自己身體還好,雖然已經六十八歲了,還可以作些技術性質的工作(例如調查研究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補過於萬一。我沒有別的要求,我靜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萬壽無疆!
                    鄧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在這封信中,鄧小平再一次肯定了對自己過去所犯錯誤的檢討。並且表示“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這是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的政治前提。
1972年8月14日,毛澤東在鄧小平的信上,作了批示:“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誌。鄧小平同誌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
(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注)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出麵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曆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誌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作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
這說明,毛澤東當時還是相信鄧小平的這些“檢討”、“歡呼”、和“保證”是真誠的。相信的理由除了批示中說的四點,還有一點,就是鄧小平對過去的錯誤作了“檢討”,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表示“歡呼”,對出來工作以後的立場提出了“保證”。
1973年2月,在江西居住了三年多的鄧小平接到中央要他回京的通知。
3月9日,鄧小平回京後不久,周恩來立刻將草擬的《中共中央關於恢複鄧小平同誌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送審稿)》報送給毛澤東,並在送審稿上寫道:“關於恢複鄧小平同誌的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問題,政治局會議幾次討論過,並在主席處開會時報告過。現在小平同誌已回北京。為在全國樹立這樣一位高級標兵,政治局認為需要中央作出一個決定,一直發到縣團級黨委。這樣做,是為了在全國範圍內恢複鄧小平的聲譽,便於他複出後重新工作。”同日,毛澤東閱後批示:“同意”。周恩來立刻將批件和附件送給鄧小平,征求他本人意見。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恢複鄧小平同誌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
“中央政治局討論了毛澤東的批示和鄧小平的問題,一致認為:毛主席的批示,充份體現了我們黨對待犯錯誤的同誌總是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全麵地、曆史地評價他們的功過,認真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鄧小平同誌從全國解放以來,特別是在他擔任黨中央總書記職務期間,所犯的錯誤是嚴重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全黨全軍國人民對鄧小平同誌的揭發批判是正確的,必要的。經過毛主席、黨中央的耐心教育和廣大革命群眾的揭發批判,鄧小平同誌對自己的錯誤作了認真的檢查。有了悔改的表現。我們對他的進步應當表示熱烈的歡迎,並希望他在實踐中繼續改正自己的錯誤。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決定: 恢複鄧小平同誌的黨的組織生活,恢複他的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由國務院分配他擔任適當工作。 ”
3月28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進一步商定:鄧小平“正式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工作,並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參加對外活動;有關重要政策問題,小平同誌列席政治局會議參加討論”。
8月24日至28日,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鄧小平當選為中央委員。1973年12月,毛澤東在同中央政治局幾位同誌談話中說:“現在請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發個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後來又力主讓他擔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副總理、總參謀長等重要領導職務,應該說是出於公心、非常寬容。
1975年,針對鄧小平以“全麵整頓”企圖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舉動,毛澤東指出:“永不翻案靠不住”,並在全國開展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
1976年初,在周恩來逝世後,隨著“四五天安門事件”的發生,鄧小平被撤銷了黨內外一切職務。
劉少奇、鄧小平、林彪等人的接班人地位是曆史形成的。他們的政治地位後來被相繼劃上了句號,其原因既有他們本人的曆史局限性,也有整個中國共產黨的曆史局限性。麵對接班人問題屢屢受挫的嚴酷現實,毛澤東清醒地認為,隻有最廣大的革命人民正確深刻地認識到正確路線的偉大和修正主義的極大危害時,他們才能自覺地維護革命路線。他曾經說過:接班人不能是一個人,而是一批人。
《毛澤東傳》中公布了毛澤東說過的這樣一段話:“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作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或許這是他麵對黨內的複雜情況與曆史曲折而發出的辛酸感慨。
於是七、八年就來一次的文化大革命式的群眾運動模式就成為他自己培養和選拔接班人的主要方式了,也即是說,毛澤東此時已把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眼光轉向了最廣大的人民群眾。
毛澤東關於培養接班人的戰略思想非常豐富,有人將其概括為:
在培養接班人的意義上,保證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後繼有人。毛澤東認為,對於領導者來說,主要責任是出主意,用幹部兩件事;對於一個政黨來說呢,就是要製定正確的政治路線,同時培養好能夠實現黨的政治路線的幹部隊伍。“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他總是把黨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緊密聯係在一起,把培養接班人的問題同完成黨的曆史使命,同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緊密聯係在一起。毛澤東十分警覺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他以無產階級革命家對共產主義事業的高度責任感和遠見卓識,十分重視黨的政治建設和思想建設,重視幹部的思想教育,教育幹部認真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樹立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從思想上築起防止和平演變的長城。
在黨的組織建設上,他特別提出幹部隊伍要做到老中青相結合,強調老幹部對年輕幹部的傳幫帶,使得黨的事業和黨的優良傳統、作風能夠代代相傳。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曾欣慰地說:“我們有這麽一套幹部:有建黨時期的,有北伐戰爭時期的,有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有抗日戰爭時期的,有解放戰爭時期的,有全國解放以後的,他們都是我們國家的寶貴財產。東歐一些國家不很穩,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沒有這樣一套幹部。我們有在不同時期經過考驗的這樣一套幹部,就可以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
在培養接班人的途徑上,毛澤東根據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的觀點,指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在群眾鬥爭中產生的,是在革命大風大浪的鍛煉中成長的。應當在長期的群眾鬥爭中,考察和識別幹部,挑選和培養接班人。”由此製定了一係列的培養接班人的政策,包括:任人唯賢,走群眾路線,用全麵的、發展的觀點看待幹部,關心、培養非黨幹部和知識份子幹部,等等。毛澤東還指出,“不但要關心黨的幹部,還要關心非黨的幹部。黨外存在著很多的人才,共產黨不能把他們置之度外。”他教育黨員幹部要善於和非黨幹部共事,真心誠意地幫助他們,用熱烈的同誌的態度對待他們,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
毛澤東這些關於培養接班人的戰略思想,已明顯帶有由“精英選擇”向“全民培養”的發展趨向,並且始終將社會主義政治要素放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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