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007年10月18日星期四
毛澤東為何否定上海公社
1967年年初，上海文革進入後來成為“一月風暴”的高潮，張春橋領導的造反派對市委市政府的奪權成功，並在1 967年2月5日舉行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宣告：上海的臨時權力機構——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會上宣讀了《一月革命勝利萬歲——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並通令：一切權力歸上海人民公社。
但是，上海方麵在上海公社宣布成立後，一直在等待中央的《人民日報》發消息，這通常意味著中央支持上海公社。但令人意外的是，《人民日報》沒有任何反應，第三天第四天，還是這樣。直到2月14日，“貴州省革命委員會”成立，《人民日報》發了社論：《西南的春雷》，對上海人民公社仍是毫無反應。
敏感的上海市民意識到，北京並不支持上海人民公社。
到了2月中旬，張春橋和姚文元從北京返回上海，在上海群眾大會上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見文革資料選編——毛澤東未公開發表的指示)。
張春橋說：“毛主席說人民公社成立以來，一係列問題你們考慮沒有？如果全國成立公社，那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不要改名？改的話就改成中華人民公社，人家會承認你嗎？”
張春橋說：“主席建議：上海還是改一下，改成革命委員會，或者改成市委或市人委。”
這段話後來被廣泛傳播，並濃縮成“革命委員會好”的最高指示。但顯然，這中間隻是講到了毛澤東提出的名稱一改外國會不承認。但“革命委員會”這個名稱也是新名字，為何就不擔心外國不承認了呢？
因此，毛澤東否認上海公社，理應還有更深一步的含義。
筆者不久前收藏到的文革時期編印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內部學習文件——毛澤東1961年-1968年談話》(為正式出版，但文革期間廣泛發行)中，毛澤東對張姚有關上海人民公社名稱問題的談話的記錄。
根據上麵述及的《文革資料匯編》，毛澤東在2月12日-18日，三次接見張春橋和姚文元，談上海公社的名稱問題。
在毛澤東的談話記錄稿中，毛澤東談到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這是因為上海之所以取名上海公社，就是模仿巴黎公社的名稱。
而馬克思的著作，使得巴黎公社在中國廣為人知。巴黎公社的實質就是主張人人平等的高度民主組織形式。公社的官員是被選舉出來的，他們絕對服從選民的意誌。他們失去選民的廣泛支持時隨時可以被罷免、被代替。(約翰加德納:《毛澤東與他的繼承者》)
毛澤東在談話中說：“巴黎公社，不是我們講巴黎公社是個新政權嗎？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到現在96年了，如果巴黎公社如果不是失敗了，而是勝利了，那麽據我看呢，現在已經變成資產階級的公社了，因為法國資產階級不可能允許法國的工人階級掌握政權那麽大。”
他連續舉例蘇聯、英國、美國、越南、柬埔寨、印度、尼泊爾，以及中國的三皇五帝、太平天國等中外名稱為例後說：“名稱不宜改得太多，我們不在名詞，而在實際，不在形式，而在內容。”
接著毛澤東談了張春橋傳達的“政體論”。
毛澤東接著說：“如果都改公社，黨怎麽辦呢？黨放在哪裏？公社裏的委員有黨員和非黨員，黨委放在哪裏呢？總該有個黨嘛！要有一個核心，不管叫什麽，叫共產黨也好，叫社會民主黨也好。叫社會民主工黨也好，叫國民黨也好，叫一貫道也好，它總得有個黨。公社總要有個黨，公社能代替黨嗎？”
在談話中，毛澤東也表示，上海公社不能登《人民日報》，一登就會造成全國都改名公社了。
這段談話很長，限於篇幅，筆者不能全文輸入。但從上述談話來看，毛澤東之所以反對用公社的名字，實際上考慮得更多的是，上海能不能用“徹底的一人一票”的巴黎公社的結構？這樣做現實嗎？如果全國都搞巴黎公社，全國都搞一人一票嗎？
但毛澤東沒有明說，卻用“政體論”和“黨論”暗示了巴黎公社式的上海人民公社走得太遠。但，我們在中文的各類文革曆史書籍中，對這一段關鍵的原因完全沒有交代，均以“政體論”和“革命委員會好”一筆帶過。
最近，筆者閱讀英國對華專家的約翰加德納的著作《毛澤東與他的繼承者》中譯本(農村讀物出版社1989年5月版)，裏麵倒是花了很大的篇幅對毛澤東反對上海公社作了深入的分析。
作者詳細分析了巴黎公社的特征，並指出，在巴黎公社95周年的1966年3月，《紅旗》雜誌就發表了社論指出，在公社裏，群眾廣泛地對重大決策進行討論，最大限度地參與公社的工作。而文革領袖們和《十六條》都主張按照巴黎公社的選舉方式，選舉文化革命領導機構。
作者針對毛澤東的“政體論”指出：“乍眼看去，毛澤東似乎在考慮外交方麵的微妙問題，實際上毛澤東是在關係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家的存在問題。毛這時已經清楚地意識到，聽任‘公社’的蔓延下去，勢必對國家造成威脅。”
“1871年的巴黎公社，隻是在巴黎的範圍內活動，並不對整個國家發生作用。實際上，在當時和當代的情況下，這種模式對整個國家是不合適的。在毛看來，沒有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威的自製公社的集合體，意味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家停止存在。”加德納寫道。
他還指出，當時在文革時期，毛澤東並不打算把共產黨徹底毀掉；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解放軍怎麽辦？按照公社的原則，應該廢除常設軍隊，”而當時解放軍在文革中，正擔負著重要的政治作用。
更重要的是，“巴黎公社的民主選舉的原則也向毛提出了問題。”
“馬克思根據巴黎公社這一原則得出結論說，任何社會主義的政權，都應該民主選舉產生。然而，在1967年初的形勢下，實行民主選舉，對毛是極為不利的。”
加德納的這本著作的中譯本，是由中國官方出版社出版的，因此其言論相信為官方所容忍。
雖然加德納的分析隻是一家之言，但卻是中文著作中，少有的對毛澤東否定上海公社的深沉原因的一種分析，值得重視。
實際上，毛澤東否定上海公社，並沒有失去對張姚的信任。而且毛在和張姚的談話中還提出解決“上海公社”名稱的三個方式，讓張姚選擇。其中一種方式就是不改名稱，還叫“上海人民公社”，但其他省份則不用“公社”的名稱。但毛澤東覺得這樣會造成全國反彈：“為什麽準上海叫，我們不能叫？”
這段上海公社名稱的曆史，雖說在各種回憶錄和文革史的記載都輕輕帶過，但筆者認為其實對中共黨史來說，具有重要的意義，值得持續關注和討論。
注：本文為筆者的讀書筆記。原來沒有打算成文。但不久前看到香港特首曾蔭權因為談及“文革”和“民主”的關係遭炮轟，就有了將這塊“磚”拋出來的想法，遂寫成此篇筆記，求教於有興趣者。
[圖片來自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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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為何否定上海公社
1967年年初，上海文革進入後來成為“一月風暴”的高潮，張春橋領導的造反派對市委市政府的奪權成功，並在1 967年2月5日舉行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宣告：上海的臨時權力機構——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會上宣讀了《一月革命勝利萬歲——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並通令：一切權力歸上海人民公社。
但是，上海方麵在上海公社宣布成立後，一直在等待中央的《人民日報》發消息，這通常意味著中央支持上海公社。但令人意外的是，《人民日報》沒有任何反應，第三天第四天，還是這樣。直到2月14日，“貴州省革命委員會”成立，《人民日報》發了社論：《西南的春雷》，對上海人民公社仍是毫無反應。
敏感的上海市民意識到，北京並不支持上海人民公社。
到了2月中旬，張春橋和姚文元從北京返回上海，在上海群眾大會上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見文革資料選編——毛澤東未公開發表的指示)。
張春橋說：“毛主席說人民公社成立以來，一係列問題你們考慮沒有？如果全國成立公社，那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不要改名？改的話就改成中華人民公社，人家會承認你嗎？”
張春橋說：“主席建議：上海還是改一下，改成革命委員會，或者改成市委或市人委。”
這段話後來被廣泛傳播，並濃縮成“革命委員會好”的最高指示。但顯然，這中間隻是講到了毛澤東提出的名稱一改外國會不承認。但“革命委員會”這個名稱也是新名字，為何就不擔心外國不承認了呢？
因此，毛澤東否認上海公社，理應還有更深一步的含義。
筆者不久前收藏到的文革時期編印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內部學習文件——毛澤東1961年-1968年談話》(為正式出版，但文革期間廣泛發行)中，毛澤東對張姚有關上海人民公社名稱問題的談話的記錄。
根據上麵述及的《文革資料匯編》，毛澤東在2月12日-18日，三次接見張春橋和姚文元，談上海公社的名稱問題。
在毛澤東的談話記錄稿中，毛澤東談到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這是因為上海之所以取名上海公社，就是模仿巴黎公社的名稱。
而馬克思的著作，使得巴黎公社在中國廣為人知。巴黎公社的實質就是主張人人平等的高度民主組織形式。公社的官員是被選舉出來的，他們絕對服從選民的意誌。他們失去選民的廣泛支持時隨時可以被罷免、被代替。(約翰加德納:《毛澤東與他的繼承者》)
毛澤東在談話中說：“巴黎公社，不是我們講巴黎公社是個新政權嗎？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到現在96年了，如果巴黎公社如果不是失敗了，而是勝利了，那麽據我看呢，現在已經變成資產階級的公社了，因為法國資產階級不可能允許法國的工人階級掌握政權那麽大。”
他連續舉例蘇聯、英國、美國、越南、柬埔寨、印度、尼泊爾，以及中國的三皇五帝、太平天國等中外名稱為例後說：“名稱不宜改得太多，我們不在名詞，而在實際，不在形式，而在內容。”
接著毛澤東談了張春橋傳達的“政體論”。
毛澤東接著說：“如果都改公社，黨怎麽辦呢？黨放在哪裏？公社裏的委員有黨員和非黨員，黨委放在哪裏呢？總該有個黨嘛！要有一個核心，不管叫什麽，叫共產黨也好，叫社會民主黨也好。叫社會民主工黨也好，叫國民黨也好，叫一貫道也好，它總得有個黨。公社總要有個黨，公社能代替黨嗎？”
在談話中，毛澤東也表示，上海公社不能登《人民日報》，一登就會造成全國都改名公社了。
這段談話很長，限於篇幅，筆者不能全文輸入。但從上述談話來看，毛澤東之所以反對用公社的名字，實際上考慮得更多的是，上海能不能用“徹底的一人一票”的巴黎公社的結構？這樣做現實嗎？如果全國都搞巴黎公社，全國都搞一人一票嗎？
但毛澤東沒有明說，卻用“政體論”和“黨論”暗示了巴黎公社式的上海人民公社走得太遠。但，我們在中文的各類文革曆史書籍中，對這一段關鍵的原因完全沒有交代，均以“政體論”和“革命委員會好”一筆帶過。
最近，筆者閱讀英國對華專家的約翰加德納的著作《毛澤東與他的繼承者》中譯本(農村讀物出版社1989年5月版)，裏麵倒是花了很大的篇幅對毛澤東反對上海公社作了深入的分析。
作者詳細分析了巴黎公社的特征，並指出，在巴黎公社95周年的1966年3月，《紅旗》雜誌就發表了社論指出，在公社裏，群眾廣泛地對重大決策進行討論，最大限度地參與公社的工作。而文革領袖們和《十六條》都主張按照巴黎公社的選舉方式，選舉文化革命領導機構。
作者針對毛澤東的“政體論”指出：“乍眼看去，毛澤東似乎在考慮外交方麵的微妙問題，實際上毛澤東是在關係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家的存在問題。毛這時已經清楚地意識到，聽任‘公社’的蔓延下去，勢必對國家造成威脅。”
“1871年的巴黎公社，隻是在巴黎的範圍內活動，並不對整個國家發生作用。實際上，在當時和當代的情況下，這種模式對整個國家是不合適的。在毛看來，沒有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威的自製公社的集合體，意味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家停止存在。”加德納寫道。
他還指出，當時在文革時期，毛澤東並不打算把共產黨徹底毀掉；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解放軍怎麽辦？按照公社的原則，應該廢除常設軍隊，”而當時解放軍在文革中，正擔負著重要的政治作用。
更重要的是，“巴黎公社的民主選舉的原則也向毛提出了問題。”
“馬克思根據巴黎公社這一原則得出結論說，任何社會主義的政權，都應該民主選舉產生。然而，在1967年初的形勢下，實行民主選舉，對毛是極為不利的。”
加德納的這本著作的中譯本，是由中國官方出版社出版的，因此其言論相信為官方所容忍。
雖然加德納的分析隻是一家之言，但卻是中文著作中，少有的對毛澤東否定上海公社的深沉原因的一種分析，值得重視。
實際上，毛澤東否定上海公社，並沒有失去對張姚的信任。而且毛在和張姚的談話中還提出解決“上海公社”名稱的三個方式，讓張姚選擇。其中一種方式就是不改名稱，還叫“上海人民公社”，但其他省份則不用“公社”的名稱。但毛澤東覺得這樣會造成全國反彈：“為什麽準上海叫，我們不能叫？”
這段上海公社名稱的曆史，雖說在各種回憶錄和文革史的記載都輕輕帶過，但筆者認為其實對中共黨史來說，具有重要的意義，值得持續關注和討論。
注：本文為筆者的讀書筆記。原來沒有打算成文。但不久前看到香港特首曾蔭權因為談及“文革”和“民主”的關係遭炮轟，就有了將這塊“磚”拋出來的想法，遂寫成此篇筆記，求教於有興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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