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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橋的所謂特務問題--何新的學問應嚴謹些
任憑（民聲網 www.mshw.org）
一、今天應該如何對待曆史問題
在中共黨內鬥爭中，曆史問題，尤其是“叛徒”、“特務”之類問題往往涉及到一個政治人物的政治操守，也涉及到其政治生命的生死存亡。對這些問題一定要慎之又慎。文革中最大的問題是，一些別有用心的投機分子將矛盾鬥爭擴大化，比如，明明是黨內矛盾，投機分子偏要搞成敵我矛盾。再比如，非常普遍的是，在很多單位，明明是內部個人之間的矛盾，但是有些人偏要借文革之機上綱上線，搞成政治鬥爭，把對手打成走資派，正如黨史專家金衝及所形容的，文革大民主運動，給了人性之醜惡成分一次大爆發的機會。更重要的是，明明是政見不同、路線鬥爭，但非要給對方扣上“叛徒”、“特務”的罪名。
筆者完全不同意文革期間對劉少奇 “叛徒”“內奸”“工賊”之類的定性及相關材料。但曆史事實是，《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及附件相當大程度影響了毛澤東對劉少奇的看法，並導致了劉最終的悲劇命運。鄧小平被毛澤東保下來並在文革中複出並在文革結束後主導中國政局，其與劉命運完全不同，關鍵是沒有曆史問題。相信如果不是所謂曆史問題，在文革中被啟用複出的頭號人物，肯定是劉少奇。
曆史問題是毛澤東對劉態度轉變的關鍵。文革爆發後，在長達近兩年的時間裏，毛澤東一直力保劉少奇：
【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劉少奇受到批評不再參與中央領導工作；10月全國開展了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運動。但在這時以及之後的一段時間裏，許多事實證明，毛澤東仍把劉少奇作為黨內問題和人民內部矛盾對待，並非要打倒劉少奇，也沒有要對他立案審查。
1966年11月3日，在接見紅衛兵的群眾大會上，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特地走到劉少奇跟前，詢問了他的工作、生活情況。1967年1月初，北京建築工業學院兩派紅衛兵組織幾次“勒令”劉少奇到該院檢查。毛澤東獲悉後派人轉告劉少奇不要去。1月13日，毛澤東把劉少奇接到人民大會堂談話，要他“好好學習，保重身體”。2月12日至18日，毛澤東在同張春橋、姚文元的三次談話中講到：劉少奇看來九大還要選他當中央委員。】（詳見光明網 毛澤東為何同意立案審理劉少奇http://www.gmw.cn/content/2004-11/28/content_137143.htm）
1967年1月，毛劉最後一次談話時，雙方還十分和諧、十分高興：
【毛澤東和劉少奇的最後一次談話
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澤東和劉少奇在人民大會堂進行了他們兩個人之間的最後一次會麵和談話。在這次會見和談話中，毛澤東推薦給劉少奇幾本書，後來劉少奇身邊的一些工作人員和其子女對此有一些回憶。如劉少奇的衛士長李太和在《衛士長的回憶》中說：“大概時間不到一個小時，主席把他送出來，在門口跟他握手，說‘你要好好學習’。回來後他告訴秘書給他找三本書，一本是黑格爾寫的，一本是費爾巴哈寫的，還有一個叫什麽。當時主席還讓少奇同誌‘好好學習，保重身體’。回來以後，我看他麵容很高興。”劉少奇的女兒劉愛琴在《我的父親劉少奇》一書中說：“1月13日，毛主席派秘書徐業夫接我父親到人民大會堂談話。——毛澤東對我父親提出的兩點意見，沉思一會兒後，並沒有表態，而是建議我父親讀幾本書，他還特別介紹了德國動物學家海格爾寫的《機械唯物主義》和狄德羅寫的《機械人》兩本書。分手時，毛澤東要我父親‘回去後好好學習，保重身體’。”】（見北京日報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0_06/08/1596468_0.shtml）
實際上，正是所謂曆史問題，徹底改變了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態度：
【1967年3月，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印發了關於61人出獄問題的材料，在批語中用了“劉少奇策劃和決定”、“劉少奇、張聞天這個叛變的決定”等嚴厲的字眼。3月21日，毛澤東同意調查劉少奇的曆史問題。在這段時間裏，戚本禹的批劉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稱劉少奇為“假革命、反革命”。這篇文章經毛澤東批準，於3月30日公開發表。】（詳見光明網 毛澤東為何同意立案審理劉少奇
http://www.gmw.cn/content/2004-11/28/content_137143.htm）
遺憾的是，文革結束後，資改派又將文革中的錯誤做法發揚到了極致，搞鬥爭擴大化，改革初期對文革造反派和所謂文革三種人的鬥爭，是中共曆史上規模最大、涉及人數最多、專政最殘酷的政治整肅運動。他們借反文革把很多真正堅持社會主義堅持群眾路線的幹部打倒，而一批投機分子即（資改派人馬）得到重用，這批人卻熱衷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新自由主義改革”，把中國社會搞成了新自由主義社會，搞成了原始資本主義社會。對於文革時期，《決議》認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盡管遭到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破壞，但終於戰勝了他們。黨、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和整個社會的性質都沒有改變。】但改革開放時期，資改派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卻改變了國家的性質，其危害比文革更嚴重，但直到今天為止人民還未戰勝資改派。
關於對待“四人幫”的問題，筆者觀點跟黨內元老陳雲的觀點完全一致，事實上我黨也是基本上按照陳雲的意見做的：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200711/1127_335_312964_1.shtml
【陳雲力主不殺江青
陳雲雖然讚成對“四人幫”采取斷然措施，但卻堅決反對對他們用死刑。為了清算“四人幫”，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特別法庭，對他們進行立案審理。
在“國人皆曰可殺”的氣氛中，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對主犯江青量刑。許多人主張判處死刑，陳雲卻力主“不能殺”，認為同“四人幫”的鬥爭終究是一次黨內鬥爭。有人提出黨內鬥爭也可以殺，陳雲依然堅持說“黨內鬥爭不能開殺戒，否則後代不好辦”。
陳雲甚至最後說，你們堅決要殺，請在會議記錄裏寫上“陳雲同誌不同意”。】
但在今天中國資改派控製的媒體語境裏，文革時期是史無前例的浩劫，比日本統治時期、國民黨統治時期更黑暗，而四人幫比八國聯軍、蔣介石、汪精衛、日帝、美帝還要壞……其目的當然不是我黨堅持的汲取曆史教訓，而是借反文革來反毛、反共、反黨。
主流輿論沒有實事求是地評價文革的功過得失，那些真正在文革中幹壞事的人，比如毒打老舍使老舍投河自盡的女八中紅衛兵正是西糾頭目秦曉的手下，秦曉不但沒有為老舍之死承擔任何責任，反而在改革年代搖身一變成為極右的資改派、新自由主義改革派、普世價值派，風光無限獲得極大的權力、攫取極大的財富。對文革的妖魔化運動，嚴重幹擾和破壞了社會主義改革的正常進行。
按照陳雲等元老的定性，中國人民及中國共產黨同四人幫的鬥爭，是一次黨內鬥爭。顯然，我黨今天與西化勢力、與美中情局、與資改派、與新自由主義官員和學者的鬥爭，則是敵我矛盾。
文革最大的失誤，就是傷害了對社會主義、對毛主席、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的老幹部、老同誌，當然，茅於軾之類的資改派除外。
筆者反對文革，反對那些投機分子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幹部群眾的迫害。但是，筆者也反對資改派借反文革來反毛反共反黨，搞複辟資本統治秩序的新自由主義改革。
二、何新撰文稱張春橋是特務且鐵定無疑
2011年10月17日，國家主義者何新發表《文革悲劇之謎的解釋：張春橋是藍衣社（華蒂社）特務而非叛徒》一文。詳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712d230102dt2l.html
何新文章中說：
【張春橋本人是證據確鑿的國民黨藍衣社（軍統前身）係屬“華蒂社”（即“中華法西斯蒂會社”縮寫）成員（參閱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幫的文件關於張春橋曆史的附件）。張春橋於1937年自山東神秘地潛入延安臥底做特務（參閱沈醉等人的回憶錄，詳看葉永烈的《張春橋傳》）。】
何新文章之依據主要是讓讀者去參閱當年的曆史文件及葉永烈的相關著作，而葉永烈的《張春橋傳》同樣主要依據當年的曆史文件。何新文章本身所舉論據十分可笑，比如沈醉在其自傳《我這三十年》一書中提到他在上海《大晚報》編輯崔萬秋（特務）家裏見過藍蘋和狄克。在何新看來，這就是張春橋是特務的鐵證，按照這種論斷，江青也是特務了。難道去過崔萬秋家的都是特務？難道和特務接觸過的人都是特務？崔萬秋既然奉軍統指令冒充左派在文化界搞情報，他自然會極力聯係當時的左翼文化人士，其向藍蘋、狄克搞關係搞情報，不剛好證明藍蘋、狄克是真正的左派嗎？
另外，何新所肯定的葉永烈的相關書籍也是極不可信的。關於張春橋特務身份的詳細材料見：
http://www.mshw.org/review/history/2011-10-18/5493.html
三、理性分析何新及葉永烈們的證據是否可靠
認定張春橋是特務的材料主要是兩點。第一，張春橋參加的華蒂社。第二，是特務趙福成的供詞。
1、張春橋與華蒂社
關於張春橋參加華蒂社的材料，首先是1934年的原始資料：
【一九三四年上海《文學》月刊七月號報道的濟南消息：
“華蒂社：成立於一九三三年春天。最初社友有二三十個人．如李樹慈、金燦然、馬峰、吳稚聲、張春橋、孫任生等，都是發起人。華蒂社最發達的時候，社友達六十餘人，出版了兩個周刊，一個月刊。”
此外，一九三四年天津《當代文學》一卷五期刊登的《濟南通訊》上也報道過：“從前有很久曆史的‘華蒂社’，曾一度出過三期的月刊，社員有五六十人。馬吉峰、張春橋等，他們在從前都是華蒂社的中堅。”】
其次是李樹慈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馬吉峰於一九六八年六月廿七日寫的材料。顯而易見，這些材料是當時林彪集團搞的。
李樹慈寫道：
【我是一九三三年在濟南由黃僖棠介紹。參加‘中華革命同誌會’的，後轉為複興社。在山東省的國民黨複興社正副頭目是秦啟榮、黃僖棠。一九三三年春夏，黃僖棠授意我，以編文藝刊物為誘餌，收買拉攏一批青年學生，成立了‘華蒂社’。這個組織是由我和張春橋、馬吉峰等人發起的，刊物也以《華蒂》為名。‘華蒂’暗含‘中華法西斯蒂’之意，以便這個反動組織的政治性質更加明確。我是‘華蒂社’的負責人，也是刊物的主編。開始，在國民黨報紙《曆下新聞》副本刊上出版《華蒂》周刊，後由黃僖棠向複興社要求，批準每月三十元的印刷津貼，編印出版單行本《華蒂》月刊，出版了三期，均由複興社經營的午夜書店印刷、發行。《華蒂》周刊出版後，黃僖棠就叫我寫一份‘華蒂社’社員名單交給他，以便上報複興社南京總部。名單中有張春橋、馬吉峰等十餘人。‘華蒂社’的任務是為複興社的反動政治服務的。其宗旨是：鼓吹所謂‘民族主義文學’，反對以魯迅為旗手的左翼文藝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強調‘國家統一、民族統一’，擁護蔣介石反共、配合反革命的‘圍剿’。複興社給我的任務是：利用編這個所謂文藝刊物，為國民黨反動派跟共產黨爭奪青年，抵製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青年運動；通過分發、推銷《華蒂》月刊跟學生聯係，探聽共產黨領導的學生運動情況，為複興社提供情報。張春橋是‘華蒂社’中堅分子，積極為‘華蒂社’發展組織，介紹了陳慶璋參加‘華蒂社’。張還模仿被魯迅一再痛斥的‘第三種人’的情調，給《華蒂》刊物寫了五、六篇稿子。他還拿著《華蒂》刊物到各學校去分發、推銷。】
李樹慈說華蒂社宗旨是“鼓吹所謂‘民族主義文學’，反對以魯迅為旗手的左翼文藝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強調‘國家統一、民族統一’，擁護蔣介石反共、配合反革命的‘圍剿’。……”之類，明顯是拙劣的編造。這種話語明顯是事後補充，是共產黨對國民黨對當時文藝界右翼勢力的描述。如果當時華蒂社真的是國民黨明確的特務組織，有明確的反共任務和宗旨，那麽李樹慈應該能按照國民黨內部的口吻寫出其宗旨。
而馬吉峰寫到：
【“抗戰前李樹慈(束絲)、孫耀南(任生)組織‘華蒂社’，是要把濟南各學校的文藝團體統一起來，把濟南各學校的愛好文藝的青年都集中在他們的領導下。這種情形是與山東濟南的國民黨反動派內部的‘CC派’與‘複興社’的鬥爭有密切關係。因為當時國民黨反動派的‘複興社’抬頭了，它要把它的魔爪伸到各個角落去。‘華蒂社’就是在這種目的下組織起來的。當時參加的正誼中學張春橋、第一師範的孫耀南，濟南高級中學的李束絲(樹慈)、金燦然(欣聲)等等。”
“金燦然(欣聲)在‘華蒂’快垮台的時候，大概是一九三三年，對我說：‘吉峰，你知道‘華蒂’是什麽意思？’‘它不是what的譯音嗎？’‘你把它看得這麽簡單了，華蒂，這是中華法西斯蒂的含義！’‘這成了複興社的組織了！’這就是他們的組織，不然的話，黃華棠、黃僖棠他們能出錢！’”
“上述所供事實，完全屬實。”】
既然馬吉峰也是華蒂社的骨幹，但是他的供詞說：到華蒂社快垮台時，他都不知到這是個特務組織，還一直認為華蒂是what的音譯，這說明起碼華蒂社的很多骨幹當時都不知道華蒂社是個特務組織。這如何證明當時16歲的文學青年張春橋就是特務？
另外，除了這些供詞外，沒有其他任何證據證明華蒂社是特務組織，或者張春橋知道華蒂社是特務組織。
2、證明張春橋是特務的所謂鐵證
對張春橋特務身份最直接的指控是趙福成的供詞。然而，理性分析這些供詞所得的結論更加讓葉永烈及何新們難堪：
趙福成一九五零年六月十六日供詞：
【張春橋是同鄉同事張君之少君，七七前在上海是左翼青年作家，來濟圖安全住我家，日寇占濟南以前，張春橋去延安，臨走，我曾送其大衣，那時我是複興社，已受命留濟南待機打入敵偽工作，我知張，張不知我。】
1976年11月13日，趙福成寫下這樣的材料：
【“我叫趙福成，又名趙群弼，今年七十一歲，山東巨野人，家庭地主。一九三零年，在國民黨北平警官高等學校畢業後去日本內務省警察講習所留學，一九三一年回國，在濟南山東警察教練所當教官，一九三六年去南京中央警官學校受訓，同年底，回濟南充任警察局東關分局長，總務科長，兼防空司令部總幹事。日寇侵占濟南後，我曾擔任濟南市警察局長，章丘縣人，曹州道尹，山東省政府宣傳處長甲汪偽孫良誠部參議等漢奸職務。”
“一九三六年，我在京中央警官學校受訓時，自該調查統計主任王泰興介紹我參加了國民黨複興社特務組織，化名趙用明。回濟南後，我的複興社關係轉到濟南，由複興社山東省負責人秦啟榮領導，和我一同進行特務括動的複興社分子有柏俊生等人。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不久。秦啟榮曾委任我為冀魯邊區遊擊司令部警衛大隊長。我參加複興社後，因到濟南進行特務活動的任務是：了解韓複菜政治動態；刺探日本人和共產黨八路軍的情報；以我家為據點，掩護複興社在濟工作人員和過拄人員的活動並保障安全。後來我曾經掩護過一些複興社特務在濟南的活動。還掩護過複興社特務張春橋過往濟南混人延安。’
“一九三七年九月中旬，我到複興社特務柏浚生家，柏的大老婆趙氏轉給我一封密信，內有兩隻密令：第一隻密令寫著警衛大隊長趙福成留在濟南，相機打人日偽組織，以資掩護麵便工作，另有聯絡人員去取情報；第二隻密令寫：茲有張春橋去住你家，希一切關照，注意安全。”
“我看到密令，就明白張春橋也是複興社特務。過了一個星期，張春橋到了我家，在我家住了兩個多月。張春橋在濟南是有家的，他有家不住，要到我家住，這是秦啟榮安排的，因為山東是韓複集的地盤，蔣韓有矛盾，韓不允許蔣特活動，住在我家可以掩護他的活動，保障他的安全。張春橋住在我家期間，不願談他的經曆和他在濟南的活動情況，他總是單獨出去活動，從未帶別人來過我家，也投有人到我家來找過他，行蹤詭異。他曾向我打聽過韓複集的政治動向，我告訴他，日本鬆並大將曾來濟勾結韓複渠。張春橋還分析日本人來後的形勢，他說：‘日本人對在家豐以青幫)的，如能利用就利用，不能利用就鏟除。’事後，我把張的這些話告訴了柏俊生。”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日寇占領濟南前夕，張春橋突然對我說，他要去延安，我因為知道他是複興社的人所以對他說：
‘你去吧，我得留下來幹。’張說：‘你留下千吧，我到延安看看如何，如果幹好叮，就幹下去，如果幹不好，就回來。我聽了這些話以後，就明白了他去延安是負有任務的。張春橋去延安臨走時，他說路上缺一件大衣，我就把自己的棉大衣脫給他穿走了。他還向我說：‘我算是從山東走的。’他這樣說的目的是為了迷人耳聞，掩護其身份。他還托付我關照他父親，後來我當警察局長時，就提拔他父親張開益當了庶務主任。”】
趙福成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四日重寫說明裏說：
【關於我在一九五零年在濟南勞改隊寫的交代材料中提到的‘我知張，張不知我’這句話的含意，現在我說明一下：解放後一九五零年，我在濟南勞改隊寫思想情況匯報時，我曾寫過我與張春橋認識，寫的詞句中有這樣的話：‘我知張，張不知我’。我這句話是指什麽說的呢?就是說一九三七年九月，複興社黃啟榮密令我留下，準備打人日偽組織，同時還有個密件，通知我關照張春橋住我家，注意安全。一周以後，張春橋就果然到我家居住了。這年十二月初張去延安了。複興社山東負責人秦啟榮秘密通知我關照張住我家，我當然就了解張也是複興社分子。但張並不知我是複興社分子。因為我沒有告訴他，所以我寫‘我知張，張不知我’。一九五零年我在濟南勞改隊，那時才交代了曆史問題，尚不知如何判刑，不揭張又怕將來露了底，落個知情不舉。揭了他又怕他不承認(我把複興社給我的原信當時燒了，手中無證據)反而弄成誣陷革命人員，罪上加罪，所以我隻寫我知張，張不知我，等待將來再說吧，這是那時的想法。】
葉永烈、何新等人把趙福成這三份材料當做證明張春橋是特務的主要、關鍵證據。其實，這三份材料恰恰證明張春橋不是特務：
A、趙福成一九五零年六月十六日供詞是：
【張春橋是同鄉同事張君之少君，七七前在上海是左翼青年作家，來濟圖安全住我家，日寇占濟南以前，張春橋去延安，臨走，我曾送其大衣，那時我是複興社，已受命留濟南待機打入敵偽工作，我知張，張不知我。】
這份供詞明顯在證明自己在曆史上在抗日時期做過有益於左翼、有益於共產黨的事，以減輕罪責，求共產黨對其寬大處理。趙福成明確將當時的張春橋說成是左翼作家，即親共的作家，這說明，到1950年時，趙福成絲毫沒有指認張春橋是特務的用意，而是極力想沾張春橋這個當年左翼作家的光。趙福成說【我知張，張不知我】，顯然是指，作為國民黨特務，他知道張是左翼作家，跟共產黨有聯係，但是張卻不知道他是特務。
B、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趙福成又說：
【一九五零年我在濟南勞改隊，那時才交代了曆史問題，尚不知如何判刑，不揭張又怕將來露了底，落個知情不舉。揭了他又怕他不承認(我把複興社給我的原信當時燒了，手中無證據)反而弄成誣陷革命人員，罪上加罪，所以我隻寫我知張，張不知我，等待將來再說吧，這是那時的想法。】
這時趙福成又將【我知張，張不知我】說成是對張春橋的隱性揭發和暗示，這種說法和其1950年10月16日供詞是完全矛盾的。如果1950年趙福成真有揭發心理，他絕地不會說類似【張春橋是……左翼青年作家，來濟圖安全住我家，日寇占濟南以前，張春橋去延安，臨走，我曾送其大衣……】之類的話。
即使是要搞模糊策略，兩麵討好，趙福成完全沒必要強調張春橋左翼作家的身份，類似以下這樣的供詞，才符合趙福成的那種矛盾的揭發心理：
【張春橋是同鄉同事張君之少君，來濟圖安全住我家，日寇占濟南以前，張春橋去延安，臨走，我曾送其大衣，那時我是複興社，已受命留濟南待機打入敵偽工作，我知張，張不知我。】
1950年時，張春橋還沒有發跡成國家領導人，僅僅是華東新聞出版局副局長，這不算太大的官職，當時知道張春橋是什麽人的，也微乎其微。對於這種級別的官員，趙福成如果真的知道他是特務，肯定會毫不猶豫地揭發。即使他自己沒有證據，也會估計到別人必定會有證據，而不會太擔心弄成“誣陷革命人員”，因為當時張春橋遠遠沒有那個勢力和影響。
如果趙福成知道張是特務，但是又擔心沒有證據惹火燒身，那麽最好的辦法就是不提這件事。因為所謂為在抗日背景下，為一個普通的左翼作家提供幫助這件事，不是什麽大的功績。趙福成1976年說“一九五零年我在濟南勞改隊，那時才交代了曆史問題，尚不知如何判刑，不揭張又怕將來露了底，落個知情不舉”，這完全是事後的胡說，因為他1950年的供詞，沒有任何揭發的含義，當時也沒有起到任何揭發的作用，任何時刻看這份供詞，他都是在和左翼作家和共產黨套近乎。假如他真的知道張是特務，那麽這份1950年的供詞，仍然是【知情不舉】。“我知張，張不知我”之類的話在當時語境中是十分明確的。毫無疑問，趙福成1976年的供詞在說謊。
總而言之，趙福成從1950到1976年這三份供詞，被葉永烈和何新們認定為證明張春橋是特務的鐵證。但恰恰相反，這三份供詞其實已經充分證明，張春橋不是特務。
某些人費盡心機想把張春橋定成特務，他們將張春橋的曆史翻了個底朝天，結果就是以上這些材料。其實仔細分析這些材料，恰恰為張洗清了特務罪名。這一切充分說明，張不是特務。當然，張春橋和江青的背景都比較複雜，在上海時，他們活動的圈子魚龍混雜，而共產黨國民黨都要影響文化青年。因此這些背景很容易被某些人產生聯想，但是出身那個年代的人，誰不是背景複雜呢，難道都是特務？
3、另外，文靜問題是否是疑點？
還有一點，就是張春橋的妻子文靜曾經叛變的問題。
文靜(原名李淑芳)一九一六年三月廿六日出生在一個資產階級家庭，年輕的時候追求革命，十七歲就參加了共青團。後來在天津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九四二年，她到了晉察冀邊區，先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黨校學習，然後到北嶽區黨委宣傳部擔任宣傳幹事。一九四三年秋，張春橋和李淑芳準備向組織上打報告，申請結婚。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八日，日寇大掃蕩時在園坊村負傷被敵人抓走。她由平山被押解到石家莊，先關在日寇憲兵司令部，後又押到日寇一四一七部隊，在監獄裏關了半年以後，她動搖自首，叛變了革命，為敵人作宣傳工作，達半年之久。
可以想象，後來張春橋選擇與文靜結婚時內心相當矛盾。
葉永烈如此描述張春橋當時的情況：
【看來兩者不能兩全，張春橋眼珠子一轉，想出了兩全之計：隻要李淑芳隱瞞那段曆史，如同他隱瞞了“狄克”、“華蒂社”一樣，不就用“紅皮”遮住了“白心”？】
其實張春橋如果真是國民黨特務，選擇文靜是大忌，這完全不符合一個特務的心理和行為。葉永烈解釋說，張春橋以為隱瞞了剛剛發生的曆史就會萬事大吉，那麽，剛剛發生的投降日本的事件就那麽容易隱瞞？假如葉永烈們所述是真，那麽從中共建黨到毛澤東去世，無數隱藏很深的特務被我黨社會部、調查部清查出去了，而張春橋卻潛伏下來進入高層，主導了文革，徹底改變了中國和人類的命運。人類有史以來隱藏最深、潛伏最成功、影響最大的特工，就這個水平？文靜事件恰恰證明張春橋內心坦蕩，不是特務。
張春橋的所謂特務問題--何新的學問應嚴謹些
任憑（民聲網 www.mshw.org）
一、今天應該如何對待曆史問題
在中共黨內鬥爭中，曆史問題，尤其是“叛徒”、“特務”之類問題往往涉及到一個政治人物的政治操守，也涉及到其政治生命的生死存亡。對這些問題一定要慎之又慎。文革中最大的問題是，一些別有用心的投機分子將矛盾鬥爭擴大化，比如，明明是黨內矛盾，投機分子偏要搞成敵我矛盾。再比如，非常普遍的是，在很多單位，明明是內部個人之間的矛盾，但是有些人偏要借文革之機上綱上線，搞成政治鬥爭，把對手打成走資派，正如黨史專家金衝及所形容的，文革大民主運動，給了人性之醜惡成分一次大爆發的機會。更重要的是，明明是政見不同、路線鬥爭，但非要給對方扣上“叛徒”、“特務”的罪名。
筆者完全不同意文革期間對劉少奇 “叛徒”“內奸”“工賊”之類的定性及相關材料。但曆史事實是，《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及附件相當大程度影響了毛澤東對劉少奇的看法，並導致了劉最終的悲劇命運。鄧小平被毛澤東保下來並在文革中複出並在文革結束後主導中國政局，其與劉命運完全不同，關鍵是沒有曆史問題。相信如果不是所謂曆史問題，在文革中被啟用複出的頭號人物，肯定是劉少奇。
曆史問題是毛澤東對劉態度轉變的關鍵。文革爆發後，在長達近兩年的時間裏，毛澤東一直力保劉少奇：
【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劉少奇受到批評不再參與中央領導工作；10月全國開展了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運動。但在這時以及之後的一段時間裏，許多事實證明，毛澤東仍把劉少奇作為黨內問題和人民內部矛盾對待，並非要打倒劉少奇，也沒有要對他立案審查。
1966年11月3日，在接見紅衛兵的群眾大會上，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特地走到劉少奇跟前，詢問了他的工作、生活情況。1967年1月初，北京建築工業學院兩派紅衛兵組織幾次“勒令”劉少奇到該院檢查。毛澤東獲悉後派人轉告劉少奇不要去。1月13日，毛澤東把劉少奇接到人民大會堂談話，要他“好好學習，保重身體”。2月12日至18日，毛澤東在同張春橋、姚文元的三次談話中講到：劉少奇看來九大還要選他當中央委員。】（詳見光明網 毛澤東為何同意立案審理劉少奇http://www.gmw.cn/content/2004-11/28/content_137143.htm）
1967年1月，毛劉最後一次談話時，雙方還十分和諧、十分高興：
【毛澤東和劉少奇的最後一次談話
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澤東和劉少奇在人民大會堂進行了他們兩個人之間的最後一次會麵和談話。在這次會見和談話中，毛澤東推薦給劉少奇幾本書，後來劉少奇身邊的一些工作人員和其子女對此有一些回憶。如劉少奇的衛士長李太和在《衛士長的回憶》中說：“大概時間不到一個小時，主席把他送出來，在門口跟他握手，說‘你要好好學習’。回來後他告訴秘書給他找三本書，一本是黑格爾寫的，一本是費爾巴哈寫的，還有一個叫什麽。當時主席還讓少奇同誌‘好好學習，保重身體’。回來以後，我看他麵容很高興。”劉少奇的女兒劉愛琴在《我的父親劉少奇》一書中說：“1月13日，毛主席派秘書徐業夫接我父親到人民大會堂談話。——毛澤東對我父親提出的兩點意見，沉思一會兒後，並沒有表態，而是建議我父親讀幾本書，他還特別介紹了德國動物學家海格爾寫的《機械唯物主義》和狄德羅寫的《機械人》兩本書。分手時，毛澤東要我父親‘回去後好好學習，保重身體’。”】（見北京日報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0_06/08/1596468_0.shtml）
實際上，正是所謂曆史問題，徹底改變了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態度：
【1967年3月，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印發了關於61人出獄問題的材料，在批語中用了“劉少奇策劃和決定”、“劉少奇、張聞天這個叛變的決定”等嚴厲的字眼。3月21日，毛澤東同意調查劉少奇的曆史問題。在這段時間裏，戚本禹的批劉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稱劉少奇為“假革命、反革命”。這篇文章經毛澤東批準，於3月30日公開發表。】（詳見光明網 毛澤東為何同意立案審理劉少奇
http://www.gmw.cn/content/2004-11/28/content_137143.htm）
遺憾的是，文革結束後，資改派又將文革中的錯誤做法發揚到了極致，搞鬥爭擴大化，改革初期對文革造反派和所謂文革三種人的鬥爭，是中共曆史上規模最大、涉及人數最多、專政最殘酷的政治整肅運動。他們借反文革把很多真正堅持社會主義堅持群眾路線的幹部打倒，而一批投機分子即（資改派人馬）得到重用，這批人卻熱衷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新自由主義改革”，把中國社會搞成了新自由主義社會，搞成了原始資本主義社會。對於文革時期，《決議》認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盡管遭到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破壞，但終於戰勝了他們。黨、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和整個社會的性質都沒有改變。】但改革開放時期，資改派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卻改變了國家的性質，其危害比文革更嚴重，但直到今天為止人民還未戰勝資改派。
關於對待“四人幫”的問題，筆者觀點跟黨內元老陳雲的觀點完全一致，事實上我黨也是基本上按照陳雲的意見做的：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200711/1127_335_312964_1.shtml
【陳雲力主不殺江青
陳雲雖然讚成對“四人幫”采取斷然措施，但卻堅決反對對他們用死刑。為了清算“四人幫”，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特別法庭，對他們進行立案審理。
在“國人皆曰可殺”的氣氛中，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對主犯江青量刑。許多人主張判處死刑，陳雲卻力主“不能殺”，認為同“四人幫”的鬥爭終究是一次黨內鬥爭。有人提出黨內鬥爭也可以殺，陳雲依然堅持說“黨內鬥爭不能開殺戒，否則後代不好辦”。
陳雲甚至最後說，你們堅決要殺，請在會議記錄裏寫上“陳雲同誌不同意”。】
但在今天中國資改派控製的媒體語境裏，文革時期是史無前例的浩劫，比日本統治時期、國民黨統治時期更黑暗，而四人幫比八國聯軍、蔣介石、汪精衛、日帝、美帝還要壞……其目的當然不是我黨堅持的汲取曆史教訓，而是借反文革來反毛、反共、反黨。
主流輿論沒有實事求是地評價文革的功過得失，那些真正在文革中幹壞事的人，比如毒打老舍使老舍投河自盡的女八中紅衛兵正是西糾頭目秦曉的手下，秦曉不但沒有為老舍之死承擔任何責任，反而在改革年代搖身一變成為極右的資改派、新自由主義改革派、普世價值派，風光無限獲得極大的權力、攫取極大的財富。對文革的妖魔化運動，嚴重幹擾和破壞了社會主義改革的正常進行。
按照陳雲等元老的定性，中國人民及中國共產黨同四人幫的鬥爭，是一次黨內鬥爭。顯然，我黨今天與西化勢力、與美中情局、與資改派、與新自由主義官員和學者的鬥爭，則是敵我矛盾。
文革最大的失誤，就是傷害了對社會主義、對毛主席、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的老幹部、老同誌，當然，茅於軾之類的資改派除外。
筆者反對文革，反對那些投機分子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幹部群眾的迫害。但是，筆者也反對資改派借反文革來反毛反共反黨，搞複辟資本統治秩序的新自由主義改革。
二、何新撰文稱張春橋是特務且鐵定無疑
2011年10月17日，國家主義者何新發表《文革悲劇之謎的解釋：張春橋是藍衣社（華蒂社）特務而非叛徒》一文。詳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712d230102dt2l.html
何新文章中說：
【張春橋本人是證據確鑿的國民黨藍衣社（軍統前身）係屬“華蒂社”（即“中華法西斯蒂會社”縮寫）成員（參閱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幫的文件關於張春橋曆史的附件）。張春橋於1937年自山東神秘地潛入延安臥底做特務（參閱沈醉等人的回憶錄，詳看葉永烈的《張春橋傳》）。】
何新文章之依據主要是讓讀者去參閱當年的曆史文件及葉永烈的相關著作，而葉永烈的《張春橋傳》同樣主要依據當年的曆史文件。何新文章本身所舉論據十分可笑，比如沈醉在其自傳《我這三十年》一書中提到他在上海《大晚報》編輯崔萬秋（特務）家裏見過藍蘋和狄克。在何新看來，這就是張春橋是特務的鐵證，按照這種論斷，江青也是特務了。難道去過崔萬秋家的都是特務？難道和特務接觸過的人都是特務？崔萬秋既然奉軍統指令冒充左派在文化界搞情報，他自然會極力聯係當時的左翼文化人士，其向藍蘋、狄克搞關係搞情報，不剛好證明藍蘋、狄克是真正的左派嗎？
另外，何新所肯定的葉永烈的相關書籍也是極不可信的。關於張春橋特務身份的詳細材料見：
http://www.mshw.org/review/history/2011-10-18/5493.html
三、理性分析何新及葉永烈們的證據是否可靠
認定張春橋是特務的材料主要是兩點。第一，張春橋參加的華蒂社。第二，是特務趙福成的供詞。
1、張春橋與華蒂社
關於張春橋參加華蒂社的材料，首先是1934年的原始資料：
【一九三四年上海《文學》月刊七月號報道的濟南消息：
“華蒂社：成立於一九三三年春天。最初社友有二三十個人．如李樹慈、金燦然、馬峰、吳稚聲、張春橋、孫任生等，都是發起人。華蒂社最發達的時候，社友達六十餘人，出版了兩個周刊，一個月刊。”
此外，一九三四年天津《當代文學》一卷五期刊登的《濟南通訊》上也報道過：“從前有很久曆史的‘華蒂社’，曾一度出過三期的月刊，社員有五六十人。馬吉峰、張春橋等，他們在從前都是華蒂社的中堅。”】
其次是李樹慈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馬吉峰於一九六八年六月廿七日寫的材料。顯而易見，這些材料是當時林彪集團搞的。
李樹慈寫道：
【我是一九三三年在濟南由黃僖棠介紹。參加‘中華革命同誌會’的，後轉為複興社。在山東省的國民黨複興社正副頭目是秦啟榮、黃僖棠。一九三三年春夏，黃僖棠授意我，以編文藝刊物為誘餌，收買拉攏一批青年學生，成立了‘華蒂社’。這個組織是由我和張春橋、馬吉峰等人發起的，刊物也以《華蒂》為名。‘華蒂’暗含‘中華法西斯蒂’之意，以便這個反動組織的政治性質更加明確。我是‘華蒂社’的負責人，也是刊物的主編。開始，在國民黨報紙《曆下新聞》副本刊上出版《華蒂》周刊，後由黃僖棠向複興社要求，批準每月三十元的印刷津貼，編印出版單行本《華蒂》月刊，出版了三期，均由複興社經營的午夜書店印刷、發行。《華蒂》周刊出版後，黃僖棠就叫我寫一份‘華蒂社’社員名單交給他，以便上報複興社南京總部。名單中有張春橋、馬吉峰等十餘人。‘華蒂社’的任務是為複興社的反動政治服務的。其宗旨是：鼓吹所謂‘民族主義文學’，反對以魯迅為旗手的左翼文藝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強調‘國家統一、民族統一’，擁護蔣介石反共、配合反革命的‘圍剿’。複興社給我的任務是：利用編這個所謂文藝刊物，為國民黨反動派跟共產黨爭奪青年，抵製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青年運動；通過分發、推銷《華蒂》月刊跟學生聯係，探聽共產黨領導的學生運動情況，為複興社提供情報。張春橋是‘華蒂社’中堅分子，積極為‘華蒂社’發展組織，介紹了陳慶璋參加‘華蒂社’。張還模仿被魯迅一再痛斥的‘第三種人’的情調，給《華蒂》刊物寫了五、六篇稿子。他還拿著《華蒂》刊物到各學校去分發、推銷。】
李樹慈說華蒂社宗旨是“鼓吹所謂‘民族主義文學’，反對以魯迅為旗手的左翼文藝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強調‘國家統一、民族統一’，擁護蔣介石反共、配合反革命的‘圍剿’。……”之類，明顯是拙劣的編造。這種話語明顯是事後補充，是共產黨對國民黨對當時文藝界右翼勢力的描述。如果當時華蒂社真的是國民黨明確的特務組織，有明確的反共任務和宗旨，那麽李樹慈應該能按照國民黨內部的口吻寫出其宗旨。
而馬吉峰寫到：
【“抗戰前李樹慈(束絲)、孫耀南(任生)組織‘華蒂社’，是要把濟南各學校的文藝團體統一起來，把濟南各學校的愛好文藝的青年都集中在他們的領導下。這種情形是與山東濟南的國民黨反動派內部的‘CC派’與‘複興社’的鬥爭有密切關係。因為當時國民黨反動派的‘複興社’抬頭了，它要把它的魔爪伸到各個角落去。‘華蒂社’就是在這種目的下組織起來的。當時參加的正誼中學張春橋、第一師範的孫耀南，濟南高級中學的李束絲(樹慈)、金燦然(欣聲)等等。”
“金燦然(欣聲)在‘華蒂’快垮台的時候，大概是一九三三年，對我說：‘吉峰，你知道‘華蒂’是什麽意思？’‘它不是what的譯音嗎？’‘你把它看得這麽簡單了，華蒂，這是中華法西斯蒂的含義！’‘這成了複興社的組織了！’這就是他們的組織，不然的話，黃華棠、黃僖棠他們能出錢！’”
“上述所供事實，完全屬實。”】
既然馬吉峰也是華蒂社的骨幹，但是他的供詞說：到華蒂社快垮台時，他都不知到這是個特務組織，還一直認為華蒂是what的音譯，這說明起碼華蒂社的很多骨幹當時都不知道華蒂社是個特務組織。這如何證明當時16歲的文學青年張春橋就是特務？
另外，除了這些供詞外，沒有其他任何證據證明華蒂社是特務組織，或者張春橋知道華蒂社是特務組織。
2、證明張春橋是特務的所謂鐵證
對張春橋特務身份最直接的指控是趙福成的供詞。然而，理性分析這些供詞所得的結論更加讓葉永烈及何新們難堪：
趙福成一九五零年六月十六日供詞：
【張春橋是同鄉同事張君之少君，七七前在上海是左翼青年作家，來濟圖安全住我家，日寇占濟南以前，張春橋去延安，臨走，我曾送其大衣，那時我是複興社，已受命留濟南待機打入敵偽工作，我知張，張不知我。】
1976年11月13日，趙福成寫下這樣的材料：
【“我叫趙福成，又名趙群弼，今年七十一歲，山東巨野人，家庭地主。一九三零年，在國民黨北平警官高等學校畢業後去日本內務省警察講習所留學，一九三一年回國，在濟南山東警察教練所當教官，一九三六年去南京中央警官學校受訓，同年底，回濟南充任警察局東關分局長，總務科長，兼防空司令部總幹事。日寇侵占濟南後，我曾擔任濟南市警察局長，章丘縣人，曹州道尹，山東省政府宣傳處長甲汪偽孫良誠部參議等漢奸職務。”
“一九三六年，我在京中央警官學校受訓時，自該調查統計主任王泰興介紹我參加了國民黨複興社特務組織，化名趙用明。回濟南後，我的複興社關係轉到濟南，由複興社山東省負責人秦啟榮領導，和我一同進行特務括動的複興社分子有柏俊生等人。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不久。秦啟榮曾委任我為冀魯邊區遊擊司令部警衛大隊長。我參加複興社後，因到濟南進行特務活動的任務是：了解韓複菜政治動態；刺探日本人和共產黨八路軍的情報；以我家為據點，掩護複興社在濟工作人員和過拄人員的活動並保障安全。後來我曾經掩護過一些複興社特務在濟南的活動。還掩護過複興社特務張春橋過往濟南混人延安。’
“一九三七年九月中旬，我到複興社特務柏浚生家，柏的大老婆趙氏轉給我一封密信，內有兩隻密令：第一隻密令寫著警衛大隊長趙福成留在濟南，相機打人日偽組織，以資掩護麵便工作，另有聯絡人員去取情報；第二隻密令寫：茲有張春橋去住你家，希一切關照，注意安全。”
“我看到密令，就明白張春橋也是複興社特務。過了一個星期，張春橋到了我家，在我家住了兩個多月。張春橋在濟南是有家的，他有家不住，要到我家住，這是秦啟榮安排的，因為山東是韓複集的地盤，蔣韓有矛盾，韓不允許蔣特活動，住在我家可以掩護他的活動，保障他的安全。張春橋住在我家期間，不願談他的經曆和他在濟南的活動情況，他總是單獨出去活動，從未帶別人來過我家，也投有人到我家來找過他，行蹤詭異。他曾向我打聽過韓複集的政治動向，我告訴他，日本鬆並大將曾來濟勾結韓複渠。張春橋還分析日本人來後的形勢，他說：‘日本人對在家豐以青幫)的，如能利用就利用，不能利用就鏟除。’事後，我把張的這些話告訴了柏俊生。”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日寇占領濟南前夕，張春橋突然對我說，他要去延安，我因為知道他是複興社的人所以對他說：
‘你去吧，我得留下來幹。’張說：‘你留下千吧，我到延安看看如何，如果幹好叮，就幹下去，如果幹不好，就回來。我聽了這些話以後，就明白了他去延安是負有任務的。張春橋去延安臨走時，他說路上缺一件大衣，我就把自己的棉大衣脫給他穿走了。他還向我說：‘我算是從山東走的。’他這樣說的目的是為了迷人耳聞，掩護其身份。他還托付我關照他父親，後來我當警察局長時，就提拔他父親張開益當了庶務主任。”】
趙福成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四日重寫說明裏說：
【關於我在一九五零年在濟南勞改隊寫的交代材料中提到的‘我知張，張不知我’這句話的含意，現在我說明一下：解放後一九五零年，我在濟南勞改隊寫思想情況匯報時，我曾寫過我與張春橋認識，寫的詞句中有這樣的話：‘我知張，張不知我’。我這句話是指什麽說的呢?就是說一九三七年九月，複興社黃啟榮密令我留下，準備打人日偽組織，同時還有個密件，通知我關照張春橋住我家，注意安全。一周以後，張春橋就果然到我家居住了。這年十二月初張去延安了。複興社山東負責人秦啟榮秘密通知我關照張住我家，我當然就了解張也是複興社分子。但張並不知我是複興社分子。因為我沒有告訴他，所以我寫‘我知張，張不知我’。一九五零年我在濟南勞改隊，那時才交代了曆史問題，尚不知如何判刑，不揭張又怕將來露了底，落個知情不舉。揭了他又怕他不承認(我把複興社給我的原信當時燒了，手中無證據)反而弄成誣陷革命人員，罪上加罪，所以我隻寫我知張，張不知我，等待將來再說吧，這是那時的想法。】
葉永烈、何新等人把趙福成這三份材料當做證明張春橋是特務的主要、關鍵證據。其實，這三份材料恰恰證明張春橋不是特務：
A、趙福成一九五零年六月十六日供詞是：
【張春橋是同鄉同事張君之少君，七七前在上海是左翼青年作家，來濟圖安全住我家，日寇占濟南以前，張春橋去延安，臨走，我曾送其大衣，那時我是複興社，已受命留濟南待機打入敵偽工作，我知張，張不知我。】
這份供詞明顯在證明自己在曆史上在抗日時期做過有益於左翼、有益於共產黨的事，以減輕罪責，求共產黨對其寬大處理。趙福成明確將當時的張春橋說成是左翼作家，即親共的作家，這說明，到1950年時，趙福成絲毫沒有指認張春橋是特務的用意，而是極力想沾張春橋這個當年左翼作家的光。趙福成說【我知張，張不知我】，顯然是指，作為國民黨特務，他知道張是左翼作家，跟共產黨有聯係，但是張卻不知道他是特務。
B、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趙福成又說：
【一九五零年我在濟南勞改隊，那時才交代了曆史問題，尚不知如何判刑，不揭張又怕將來露了底，落個知情不舉。揭了他又怕他不承認(我把複興社給我的原信當時燒了，手中無證據)反而弄成誣陷革命人員，罪上加罪，所以我隻寫我知張，張不知我，等待將來再說吧，這是那時的想法。】
這時趙福成又將【我知張，張不知我】說成是對張春橋的隱性揭發和暗示，這種說法和其1950年10月16日供詞是完全矛盾的。如果1950年趙福成真有揭發心理，他絕地不會說類似【張春橋是……左翼青年作家，來濟圖安全住我家，日寇占濟南以前，張春橋去延安，臨走，我曾送其大衣……】之類的話。
即使是要搞模糊策略，兩麵討好，趙福成完全沒必要強調張春橋左翼作家的身份，類似以下這樣的供詞，才符合趙福成的那種矛盾的揭發心理：
【張春橋是同鄉同事張君之少君，來濟圖安全住我家，日寇占濟南以前，張春橋去延安，臨走，我曾送其大衣，那時我是複興社，已受命留濟南待機打入敵偽工作，我知張，張不知我。】
1950年時，張春橋還沒有發跡成國家領導人，僅僅是華東新聞出版局副局長，這不算太大的官職，當時知道張春橋是什麽人的，也微乎其微。對於這種級別的官員，趙福成如果真的知道他是特務，肯定會毫不猶豫地揭發。即使他自己沒有證據，也會估計到別人必定會有證據，而不會太擔心弄成“誣陷革命人員”，因為當時張春橋遠遠沒有那個勢力和影響。
如果趙福成知道張是特務，但是又擔心沒有證據惹火燒身，那麽最好的辦法就是不提這件事。因為所謂為在抗日背景下，為一個普通的左翼作家提供幫助這件事，不是什麽大的功績。趙福成1976年說“一九五零年我在濟南勞改隊，那時才交代了曆史問題，尚不知如何判刑，不揭張又怕將來露了底，落個知情不舉”，這完全是事後的胡說，因為他1950年的供詞，沒有任何揭發的含義，當時也沒有起到任何揭發的作用，任何時刻看這份供詞，他都是在和左翼作家和共產黨套近乎。假如他真的知道張是特務，那麽這份1950年的供詞，仍然是【知情不舉】。“我知張，張不知我”之類的話在當時語境中是十分明確的。毫無疑問，趙福成1976年的供詞在說謊。
總而言之，趙福成從1950到1976年這三份供詞，被葉永烈和何新們認定為證明張春橋是特務的鐵證。但恰恰相反，這三份供詞其實已經充分證明，張春橋不是特務。
某些人費盡心機想把張春橋定成特務，他們將張春橋的曆史翻了個底朝天，結果就是以上這些材料。其實仔細分析這些材料，恰恰為張洗清了特務罪名。這一切充分說明，張不是特務。當然，張春橋和江青的背景都比較複雜，在上海時，他們活動的圈子魚龍混雜，而共產黨國民黨都要影響文化青年。因此這些背景很容易被某些人產生聯想，但是出身那個年代的人，誰不是背景複雜呢，難道都是特務？
3、另外，文靜問題是否是疑點？
還有一點，就是張春橋的妻子文靜曾經叛變的問題。
文靜(原名李淑芳)一九一六年三月廿六日出生在一個資產階級家庭，年輕的時候追求革命，十七歲就參加了共青團。後來在天津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九四二年，她到了晉察冀邊區，先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黨校學習，然後到北嶽區黨委宣傳部擔任宣傳幹事。一九四三年秋，張春橋和李淑芳準備向組織上打報告，申請結婚。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八日，日寇大掃蕩時在園坊村負傷被敵人抓走。她由平山被押解到石家莊，先關在日寇憲兵司令部，後又押到日寇一四一七部隊，在監獄裏關了半年以後，她動搖自首，叛變了革命，為敵人作宣傳工作，達半年之久。
可以想象，後來張春橋選擇與文靜結婚時內心相當矛盾。
葉永烈如此描述張春橋當時的情況：
【看來兩者不能兩全，張春橋眼珠子一轉，想出了兩全之計：隻要李淑芳隱瞞那段曆史，如同他隱瞞了“狄克”、“華蒂社”一樣，不就用“紅皮”遮住了“白心”？】
其實張春橋如果真是國民黨特務，選擇文靜是大忌，這完全不符合一個特務的心理和行為。葉永烈解釋說，張春橋以為隱瞞了剛剛發生的曆史就會萬事大吉，那麽，剛剛發生的投降日本的事件就那麽容易隱瞞？假如葉永烈們所述是真，那麽從中共建黨到毛澤東去世，無數隱藏很深的特務被我黨社會部、調查部清查出去了，而張春橋卻潛伏下來進入高層，主導了文革，徹底改變了中國和人類的命運。人類有史以來隱藏最深、潛伏最成功、影響最大的特工，就這個水平？文靜事件恰恰證明張春橋內心坦蕩，不是特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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