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惲仁祥：小崗村典型的樹起是鄧小平的又一場浮誇風
惲仁祥：小崗村典型的樹起是鄧小平掀起的又一場浮誇風
作者：惲仁祥 文章來源：烏有之鄉
鄧xp再刮浮誇風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xp等對1958年的浮誇風、“共產風”，給予了徹底揭露，引起社會一片宣囂聲，毛主席成了“眾矢之的”，創了中共史上栽贓誣陷最成功的案例。但假的就是假的，張宏誌等不少優秀的共產黨幹部、革命知識分子，…，化了很大精力，才還了毛主席的清白。揭露了1958年的浮誇風、“共產風”的風源來自劉少奇、鄧xp，其中人民不會忘記吳冷西在還曆史本來麵目所作貢獻。鄧xp在“勝利”麵前，忘乎所以，舊戲重演，在小崗村再次刮起浮誇風、“共產風”， 以小崗村為樣板，硬行在全國砍掉了人民公社，扳倒了“三麵紅旗”，使農村的社會主義革命成果，毀於一旦，倒退二十多年。我們今天實事求是地解剖小崗村這個反麵教材，不僅具現實意義，更具深遠的曆史意義。
有媒體報導：
一組《中國政府白皮書》“中國糧食問題”的統計數字：
第一階段為1950—1978年。1949年，中國糧食總產量隻有1.132億噸，1978年達到3.048億噸，２9年間年均遞增3.5％。
第二階段為1979—1984年。１９８４年，中國糧食總產量達到4.073億噸，６年間年均遞增4.9％，是新中國建立以來糧食增長最快的時期。
第三階段為1985年至今。1995年，中國糧食總產量達到4.666億噸，11年間年均遞增1.2％。
這裏的“第二階段”正是顯示“大包幹”成效的時期。（到1984年底,全國已有1.8億農戶實行了家庭承包，占全國農戶總數的98％）。第一，我們可以從這裏看到，其總的增產效果隻是略高於第一階段的合作化時期，而決不是小崗村的三點幾倍；第二，這個階段的糧食增產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袁隆平的雜交水稻正式推廣並發揮效能的時期，其增產效果如何，再看一看下麵的數字：現為中國工程院院士的袁隆平，從60年代開始致力於雜交水稻的研究，經過12年的努力，成功培育出了“三係雜交稻”。1976至1987年間，他培育的雜交水稻種植麵積累計達到11億畝，增產稻穀1000億公斤(參見新華網《感動中國袁隆平：‘雜交水稻之父’》。由此我們可以大致地推算，在第二階段的六年間，袁隆平的科技成果增產了500億公斤的稻穀，即0.5億噸。而這六年總的糧食增長量（以1978年的3.048億噸為基數，按平均增長率推算）為0.876億噸，也就是說，袁隆平的雜交水稻增長因素已占其中的57.1%,若扣除這一因素，這一階段的糧食年均增長率隻有2.1%，（其它的科技因素如化肥農藥家農機等還未計入）這就是說還沒有合作化、公社化時期的增長率高（3.5%）！再綜合第三階段的年增長率（1.2%），我們可以看出，在農村推行私有化以後，中國的糧食增長其實是呈現遞減態式！
那麽農民的經濟狀況又如何呢？資料顯示：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８０年代初的１.８比１擴大到２００３年的３.２３比１。農民的相對貧困狀態日益嚴重，有許多地方還存在著絕對貧困。
從上述報導，使我們對農村分田到戶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有一個理性和量化的認識。再看看鄧xp對農村“改革”樹的典型小崗村，他是如何重刮劉、鄧在1958年的浮誇風的。大量的史實記載，1958年的浮誇風和一平二調的“共產風”源頭是劉、鄧二人。鄧xp利用職權，用所謂決議的形式，栽贓給了毛主席，煽動了一些人刮起了反毛、非毛的歪風。但正如我們常說的，有的人裝成正麵人物，怎麽裝也裝不像。小崗村這個反麵典型，又複製了鄧xp1958年原汁原味的浮誇風風源舊貌。
1)、當年小崗村十八戶農民按手印的真相
有報導說：“當年新聞捧得所謂的18戶農民按手印也是假的。那個著名的18個農民按手印的條子原件存於中國革命博物館。人們如果注意小崗村‘大包幹’功勞簿，這張按手印的條子，從前言到簽名，都是一個人的手筆。據小崗村的村長嚴宏昌說，那是‘承包’以後的事。有個名叫王影東的高級記者，來拍電視。王影東說，有個按手印的條子，北京很重視，中國革命博物館要陳列展覽。這可給小崗村出了難題，時間這麽久了，也沒有這回事，還到哪裏去找按手印的條子呢。於是，從前言到簽名，都由村長嚴宏昌一手包辦，寫了一張假的按手印的條子。至於手印，也不是真的，而是亂按的”。
2)、分田到戶頭一年糧食增產3.67倍的神話破滅
小崗村分田到戶單幹一年，糧食就增產好幾倍，在58年劉、鄧的高產衛星，被熟練地搬到了農村“改革春天”。
有媒體報導說：“小崗村，‘中國改革第一村’，是中國農村改革的先鋒，也是中國改革的先鋒。三十年過去了，小崗村近況如何？三十年前，小崗村是有名的‘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的‘三靠村’，實行‘大包幹’後，1979年秋收，小崗村的糧食總產由1978年的3.6萬斤猛增到13.2萬斤，這是一個驚人的增長速度，增幅達到3.67倍！由此人們便得出了一個結論：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沒有前途，隻有個體經濟、私有化才能推動生產力的發展。也由此，私有化運動也即以急風暴雨之勢在全中國推廣開來”。
有人發表文章說：“長期以來,我一直對1978年小崗村18戶農民敢為天下先的氣概而感動,但是後來看到當時帶頭人嚴宏昌在中央電視台介紹當時的一些資料,說當時“18戶人家，115人，全村耕地550畝”，又說：“60年代初糧食產量1.5萬公斤，而1979年產量13萬公斤，相當於1965-1969年5年總和”，“我就有了疑心。第一，當時安徽約5000萬人，人口密度約400人/平方公裏，而鳳陽又是在人口稠密的淮海平原，怎麽在鳳陽還有人均耕地接近5畝的平原村莊？一個村莊人均耕地接近5畝而吃不飽，那全中國人不是早都餓死光了？還有，平原地區耕地居然平均畝產不到28公斤”？“這些迷團直到9月26日看《人民日報》第四版才解開，因為上麵一篇關於小崗村的報道上說：現在小崗村108戶，428人，我吃了一驚，難道26年裏，小崗村人口居然翻了2番？忽然記起以前也有資料隱約說過，1978年偷偷搞包產到戶的小崗村民隻有一個生產隊，18戶人家。也就是說，事實很清楚，小崗村可能象別的中國農村一樣，一個自然村裏分幾處聚居，每處在當時劃為一個生產隊，而嚴宏昌當時率領的隻是其中一個生產隊，考慮到改革以來中國農村人口增長速度嚴重停滯，尤其是人口稠密的安徽省，大約10%左右，可以推測，1978年整個小崗村人口在380人左右，而嚴宏昌當時率領的生產隊人口大約占整個小崗村人口30%。再簡單推測，他們所占有的耕地大約也是整個小崗村的30%，約165畝”。“這樣一來，對於嚴宏昌所介紹的改革小崗村神話就有了新的解讀：事實真相是，在改革前，嚴宏昌所率領的生產隊擁有耕地大約165畝，人口115人，人均不到1.5畝，由於小崗村地處黃淮海區域，自然災害頻繁，土地鹽堿化嚴重，在改革前生產隊每年生產糧食大約3萬公斤左右，人均不到300公斤。這才有了遇到災年村民外出的事情。而1979年的變化卻不是以嚴宏昌這個生產隊為範圍的，很顯然，以當時小崗村的生產技術和土壤肥力，光嚴宏昌的生產隊是不會實現平均畝產接近1噸的,也就是說,所謂1979年小崗村糧食產量13萬公斤，是小崗全村的產量，而不僅僅是實行了包產到戶的嚴宏昌那個生產隊的產量。”.
其實，農村的朋友很清楚，如真一單幹就靈，那還用得著共產黨嗎？農村從封建社會起就一直是單幹。
3)、一平二調“共產風”回潮
朱榕基示察安徽一個糧庫，一見“糧滿倉” ，就說大話：中國農民三年不種糧，照樣有飯吃。真的要調糧食，才發現糧庫是空的。原來“糧滿倉”是假的，是為他去示察而東揍西揍揍出來的。這些活生生的事實，本該對當時浮誇盛行引起警惕了。然而仍一股勁吹捧一單幹“就靈”。更嚴重的是一些人又刮起了一平二調的“共產風”，使原本的假，更上一層樓，變得更假。。
有媒體報導說：“今天的小崗村依舊是30年前的小崗村，村門口，是利用財政資金建立起來的高大牌坊，政府投資幫助小崗村建設了寬闊道路”。“1978年以前，小崗村是有名的“三靠村”。那麽改革後的情況如何呢？又說：“1998年，為了紀念“大包幹”二十周年，安徽省委省政府、鳳陽縣委縣政府帶領有關部門聯合出資，給他們建了一所小學，建了一座自來水塔，改造了小崗村住房，電信局還為村民家裝上了程控電話。三個月時間，小崗就這樣擁有了作為新農村應該擁有的主要公共品。更有諷刺意味的是，張家港市的長江村為小崗鋪了友誼大道、綠化，幫助發展小崗的葡萄業和其他農副業，給村民送彩電。人家也隻是個村啊！可小崗村還是“三靠”村。可問題在於，這樣一個落後典型是如何成為先進典型，並在全中國強製推廣的？‘小崗現象’說明了什麽問題？這正是需要我們進一步剖析的”。
據2006年3月10日《作家文摘》報報道，標題為：“嚴俊昌與他的小崗村之路”。報道說：“1979年7月，鄧xp來到安徽，對小崗和安徽率先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農村改革給予了肯定和支持。從此帶村民按手印分田地的生產隊長嚴俊昌成了名人。嚴俊昌回憶說，大包幹後的第一年，小崗村的人均收入當年就達到400元。此後，糧食連年大豐收，至少有五年時間，小崗村都屬於比較富裕的生產隊。嚴說的‘富裕’標準就是有飯吃，當地村民也都這麽認為”、“然而，令嚴俊昌沒有想到的是，日益高熾的名氣並不是小崗村發展的機遇，而‘改革旗幟’這一稱號反成了對小崗的禁錮和限製”、“1987年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溫家寶到安徽調研，希望看看小崗村。當地官員聞訊後擔心小崗人亂說話，毀了好不容易樹起來的形象。鳳陽縣一主要領導先與他談：‘老嚴該說的說，不該說的就不說’”、“1995年後，當地政府提拔嚴到鎮裏當農委主任。嚴表示，如果他當時繼續在小崗村幹，他會把村民組織起來，帶領村民集體致富”、“嚴走後，官方派外地幹部到小崗當‘村官’，…這個‘改革第一村’結束了自我管理的時代，不再‘崗人治崗’。而一些曆史遺留問題，如村內的宗族矛盾也逐漸公開化，引發內耗，到1997年上半年，小崗人還裝不起一部電話”、“由《解放日報》記者牽線…，江蘇張家港市長江村與小崗建立了友好關係，長江村一來就支援小崗120萬元…”、“1998年，是小崗村‘大包幹’20周年，各級官員都很重視。這年6月起，在三個月內，小崗有了水塔，…，有了希望小學和展覽館…，各家牆皮刷了塗料，各戶改建了茅房…”、“但是，他（指嚴）對官方搞的一些項目還是頗有微詞，……路過‘別墅區’的工地，他指著那些建築物對記者說：‘搞了20多年了，還要搞虛假的形象工程，這樣下去會害了小崗的，不談發展，隻講形象，小崗怎麽能發展上去’”？
4)、分田單幹使小崗村兩極分化走上了資本主義的回頭路
據最新報導：“嚴富昌是村長嚴宏昌（當時是副隊長，‘承包’的帶頭人之一）的親弟弟，他說：“村長沒有幫過我家一分錢。現在一家一戶各顧各，哪有什麽先富幫後富。實話對你說，我家沒有脫貧致富。”“他指著草房一角的屋頂讓我們看。這裏有一個大窟窿，通過窟窿，晴天可以看見藍天白雲，晚上可以看見月亮星星，一到雨天，這裏就漏個不停”。
原任老支書嚴俊昌（當時是隊長，“承包”的帶頭人）說：“就說今年(2006年？)，因為天旱，簡直像放鴨子，各顧各，爭著用水。塘裏有水的，就能收稻穀八、九百斤，沒水的，就隻能收稻穀二、三百斤。要是組織一下，也不致於像今年這樣減產。”嚴俊昌說到這裏，不禁長歎一聲：“搞成這個樣子，我實在睡不著覺啊！”（來源：《小崗村:一條越走越窄的小農經濟“老路”》）
最近另有媒體報導：“發展小崗村村級集體經濟，迫在眉睫的是人的問題。正因為缺少一個堅強的村級班子，小崗村才屢失良機。從省財政廳選派來的現任村黨支部書記沈浩認為。…一位村幹部與沈浩的觀點也不謀而合：上級非常重視村裏的發展，但因為村班子思想不統一而難以落實。講到最後，這位村幹部垂下頭，長歎了一口氣：‘二十多年過去了，按常理，小崗村早就應該發展得很富裕了。而現在……我們自己都覺得丟人。…沈浩說：2004年2月，村裏為歡迎我寫標語的墨水、紙張都是借錢買的。村集體沒有一分錢，還欠4萬多元債。‘大包幹’展覽館陳舊不堪，村小學門窗桌椅破破爛爛。國家投資辦起來的自來水、有線電視也停了。唯一的資本——‘名氣’，如‘小崗’、‘小崗村’、‘大包幹’等也都被別人注冊了。”…“到了鳳陽不到小崗，是一生遺憾；到了鳳陽去了小崗，是遺憾終生。”“今天小崗村農民已經明顯地分化成窮富兩派。小崗村農民徐家鬆說，現在差不多有50％以上的農民借了債，少則六、七千，多則一、二萬。他家因蓋房、娶媳婦等等，就背了兩萬元的債。沒有辦法，他隻好讓兒子、媳婦出去打工。現在，小崗村出去打工的人越來越多，單是大嚴家自然村，就有20幾家。更出人意外的是，那個背著鳳陽花鼓要飯的現象又出現了。繆夕五家，為了讓兩個孩子上學，借了五、六千元的債還不說，因為今年歉收，生活過不下去，隻好讓老婆背著花鼓出去要飯了”。
可見，分田單幹，是條死胡同，此路不通。小崗村到河南，參覌了頂住了單幹歪風，而沿著毛主席指引的集體化道路走下來的南亍村後，他們深情地表示要走集體化道路，悔不該當初搞單幹！
惲仁祥
2008年2月
惲仁祥：小崗村典型的樹起是鄧小平的又一場浮誇風
惲仁祥：小崗村典型的樹起是鄧小平掀起的又一場浮誇風
作者：惲仁祥 文章來源：烏有之鄉
鄧xp再刮浮誇風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xp等對1958年的浮誇風、“共產風”，給予了徹底揭露，引起社會一片宣囂聲，毛主席成了“眾矢之的”，創了中共史上栽贓誣陷最成功的案例。但假的就是假的，張宏誌等不少優秀的共產黨幹部、革命知識分子，…，化了很大精力，才還了毛主席的清白。揭露了1958年的浮誇風、“共產風”的風源來自劉少奇、鄧xp，其中人民不會忘記吳冷西在還曆史本來麵目所作貢獻。鄧xp在“勝利”麵前，忘乎所以，舊戲重演，在小崗村再次刮起浮誇風、“共產風”， 以小崗村為樣板，硬行在全國砍掉了人民公社，扳倒了“三麵紅旗”，使農村的社會主義革命成果，毀於一旦，倒退二十多年。我們今天實事求是地解剖小崗村這個反麵教材，不僅具現實意義，更具深遠的曆史意義。
有媒體報導：
一組《中國政府白皮書》“中國糧食問題”的統計數字：
第一階段為1950—1978年。1949年，中國糧食總產量隻有1.132億噸，1978年達到3.048億噸，２9年間年均遞增3.5％。
第二階段為1979—1984年。１９８４年，中國糧食總產量達到4.073億噸，６年間年均遞增4.9％，是新中國建立以來糧食增長最快的時期。
第三階段為1985年至今。1995年，中國糧食總產量達到4.666億噸，11年間年均遞增1.2％。
這裏的“第二階段”正是顯示“大包幹”成效的時期。（到1984年底,全國已有1.8億農戶實行了家庭承包，占全國農戶總數的98％）。第一，我們可以從這裏看到，其總的增產效果隻是略高於第一階段的合作化時期，而決不是小崗村的三點幾倍；第二，這個階段的糧食增產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袁隆平的雜交水稻正式推廣並發揮效能的時期，其增產效果如何，再看一看下麵的數字：現為中國工程院院士的袁隆平，從60年代開始致力於雜交水稻的研究，經過12年的努力，成功培育出了“三係雜交稻”。1976至1987年間，他培育的雜交水稻種植麵積累計達到11億畝，增產稻穀1000億公斤(參見新華網《感動中國袁隆平：‘雜交水稻之父’》。由此我們可以大致地推算，在第二階段的六年間，袁隆平的科技成果增產了500億公斤的稻穀，即0.5億噸。而這六年總的糧食增長量（以1978年的3.048億噸為基數，按平均增長率推算）為0.876億噸，也就是說，袁隆平的雜交水稻增長因素已占其中的57.1%,若扣除這一因素，這一階段的糧食年均增長率隻有2.1%，（其它的科技因素如化肥農藥家農機等還未計入）這就是說還沒有合作化、公社化時期的增長率高（3.5%）！再綜合第三階段的年增長率（1.2%），我們可以看出，在農村推行私有化以後，中國的糧食增長其實是呈現遞減態式！
那麽農民的經濟狀況又如何呢？資料顯示：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８０年代初的１.８比１擴大到２００３年的３.２３比１。農民的相對貧困狀態日益嚴重，有許多地方還存在著絕對貧困。
從上述報導，使我們對農村分田到戶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有一個理性和量化的認識。再看看鄧xp對農村“改革”樹的典型小崗村，他是如何重刮劉、鄧在1958年的浮誇風的。大量的史實記載，1958年的浮誇風和一平二調的“共產風”源頭是劉、鄧二人。鄧xp利用職權，用所謂決議的形式，栽贓給了毛主席，煽動了一些人刮起了反毛、非毛的歪風。但正如我們常說的，有的人裝成正麵人物，怎麽裝也裝不像。小崗村這個反麵典型，又複製了鄧xp1958年原汁原味的浮誇風風源舊貌。
1)、當年小崗村十八戶農民按手印的真相
有報導說：“當年新聞捧得所謂的18戶農民按手印也是假的。那個著名的18個農民按手印的條子原件存於中國革命博物館。人們如果注意小崗村‘大包幹’功勞簿，這張按手印的條子，從前言到簽名，都是一個人的手筆。據小崗村的村長嚴宏昌說，那是‘承包’以後的事。有個名叫王影東的高級記者，來拍電視。王影東說，有個按手印的條子，北京很重視，中國革命博物館要陳列展覽。這可給小崗村出了難題，時間這麽久了，也沒有這回事，還到哪裏去找按手印的條子呢。於是，從前言到簽名，都由村長嚴宏昌一手包辦，寫了一張假的按手印的條子。至於手印，也不是真的，而是亂按的”。
2)、分田到戶頭一年糧食增產3.67倍的神話破滅
小崗村分田到戶單幹一年，糧食就增產好幾倍，在58年劉、鄧的高產衛星，被熟練地搬到了農村“改革春天”。
有媒體報導說：“小崗村，‘中國改革第一村’，是中國農村改革的先鋒，也是中國改革的先鋒。三十年過去了，小崗村近況如何？三十年前，小崗村是有名的‘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的‘三靠村’，實行‘大包幹’後，1979年秋收，小崗村的糧食總產由1978年的3.6萬斤猛增到13.2萬斤，這是一個驚人的增長速度，增幅達到3.67倍！由此人們便得出了一個結論：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沒有前途，隻有個體經濟、私有化才能推動生產力的發展。也由此，私有化運動也即以急風暴雨之勢在全中國推廣開來”。
有人發表文章說：“長期以來,我一直對1978年小崗村18戶農民敢為天下先的氣概而感動,但是後來看到當時帶頭人嚴宏昌在中央電視台介紹當時的一些資料,說當時“18戶人家，115人，全村耕地550畝”，又說：“60年代初糧食產量1.5萬公斤，而1979年產量13萬公斤，相當於1965-1969年5年總和”，“我就有了疑心。第一，當時安徽約5000萬人，人口密度約400人/平方公裏，而鳳陽又是在人口稠密的淮海平原，怎麽在鳳陽還有人均耕地接近5畝的平原村莊？一個村莊人均耕地接近5畝而吃不飽，那全中國人不是早都餓死光了？還有，平原地區耕地居然平均畝產不到28公斤”？“這些迷團直到9月26日看《人民日報》第四版才解開，因為上麵一篇關於小崗村的報道上說：現在小崗村108戶，428人，我吃了一驚，難道26年裏，小崗村人口居然翻了2番？忽然記起以前也有資料隱約說過，1978年偷偷搞包產到戶的小崗村民隻有一個生產隊，18戶人家。也就是說，事實很清楚，小崗村可能象別的中國農村一樣，一個自然村裏分幾處聚居，每處在當時劃為一個生產隊，而嚴宏昌當時率領的隻是其中一個生產隊，考慮到改革以來中國農村人口增長速度嚴重停滯，尤其是人口稠密的安徽省，大約10%左右，可以推測，1978年整個小崗村人口在380人左右，而嚴宏昌當時率領的生產隊人口大約占整個小崗村人口30%。再簡單推測，他們所占有的耕地大約也是整個小崗村的30%，約165畝”。“這樣一來，對於嚴宏昌所介紹的改革小崗村神話就有了新的解讀：事實真相是，在改革前，嚴宏昌所率領的生產隊擁有耕地大約165畝，人口115人，人均不到1.5畝，由於小崗村地處黃淮海區域，自然災害頻繁，土地鹽堿化嚴重，在改革前生產隊每年生產糧食大約3萬公斤左右，人均不到300公斤。這才有了遇到災年村民外出的事情。而1979年的變化卻不是以嚴宏昌這個生產隊為範圍的，很顯然，以當時小崗村的生產技術和土壤肥力，光嚴宏昌的生產隊是不會實現平均畝產接近1噸的,也就是說,所謂1979年小崗村糧食產量13萬公斤，是小崗全村的產量，而不僅僅是實行了包產到戶的嚴宏昌那個生產隊的產量。”.
其實，農村的朋友很清楚，如真一單幹就靈，那還用得著共產黨嗎？農村從封建社會起就一直是單幹。
3)、一平二調“共產風”回潮
朱榕基示察安徽一個糧庫，一見“糧滿倉” ，就說大話：中國農民三年不種糧，照樣有飯吃。真的要調糧食，才發現糧庫是空的。原來“糧滿倉”是假的，是為他去示察而東揍西揍揍出來的。這些活生生的事實，本該對當時浮誇盛行引起警惕了。然而仍一股勁吹捧一單幹“就靈”。更嚴重的是一些人又刮起了一平二調的“共產風”，使原本的假，更上一層樓，變得更假。。
有媒體報導說：“今天的小崗村依舊是30年前的小崗村，村門口，是利用財政資金建立起來的高大牌坊，政府投資幫助小崗村建設了寬闊道路”。“1978年以前，小崗村是有名的“三靠村”。那麽改革後的情況如何呢？又說：“1998年，為了紀念“大包幹”二十周年，安徽省委省政府、鳳陽縣委縣政府帶領有關部門聯合出資，給他們建了一所小學，建了一座自來水塔，改造了小崗村住房，電信局還為村民家裝上了程控電話。三個月時間，小崗就這樣擁有了作為新農村應該擁有的主要公共品。更有諷刺意味的是，張家港市的長江村為小崗鋪了友誼大道、綠化，幫助發展小崗的葡萄業和其他農副業，給村民送彩電。人家也隻是個村啊！可小崗村還是“三靠”村。可問題在於，這樣一個落後典型是如何成為先進典型，並在全中國強製推廣的？‘小崗現象’說明了什麽問題？這正是需要我們進一步剖析的”。
據2006年3月10日《作家文摘》報報道，標題為：“嚴俊昌與他的小崗村之路”。報道說：“1979年7月，鄧xp來到安徽，對小崗和安徽率先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農村改革給予了肯定和支持。從此帶村民按手印分田地的生產隊長嚴俊昌成了名人。嚴俊昌回憶說，大包幹後的第一年，小崗村的人均收入當年就達到400元。此後，糧食連年大豐收，至少有五年時間，小崗村都屬於比較富裕的生產隊。嚴說的‘富裕’標準就是有飯吃，當地村民也都這麽認為”、“然而，令嚴俊昌沒有想到的是，日益高熾的名氣並不是小崗村發展的機遇，而‘改革旗幟’這一稱號反成了對小崗的禁錮和限製”、“1987年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溫家寶到安徽調研，希望看看小崗村。當地官員聞訊後擔心小崗人亂說話，毀了好不容易樹起來的形象。鳳陽縣一主要領導先與他談：‘老嚴該說的說，不該說的就不說’”、“1995年後，當地政府提拔嚴到鎮裏當農委主任。嚴表示，如果他當時繼續在小崗村幹，他會把村民組織起來，帶領村民集體致富”、“嚴走後，官方派外地幹部到小崗當‘村官’，…這個‘改革第一村’結束了自我管理的時代，不再‘崗人治崗’。而一些曆史遺留問題，如村內的宗族矛盾也逐漸公開化，引發內耗，到1997年上半年，小崗人還裝不起一部電話”、“由《解放日報》記者牽線…，江蘇張家港市長江村與小崗建立了友好關係，長江村一來就支援小崗120萬元…”、“1998年，是小崗村‘大包幹’20周年，各級官員都很重視。這年6月起，在三個月內，小崗有了水塔，…，有了希望小學和展覽館…，各家牆皮刷了塗料，各戶改建了茅房…”、“但是，他（指嚴）對官方搞的一些項目還是頗有微詞，……路過‘別墅區’的工地，他指著那些建築物對記者說：‘搞了20多年了，還要搞虛假的形象工程，這樣下去會害了小崗的，不談發展，隻講形象，小崗怎麽能發展上去’”？
4)、分田單幹使小崗村兩極分化走上了資本主義的回頭路
據最新報導：“嚴富昌是村長嚴宏昌（當時是副隊長，‘承包’的帶頭人之一）的親弟弟，他說：“村長沒有幫過我家一分錢。現在一家一戶各顧各，哪有什麽先富幫後富。實話對你說，我家沒有脫貧致富。”“他指著草房一角的屋頂讓我們看。這裏有一個大窟窿，通過窟窿，晴天可以看見藍天白雲，晚上可以看見月亮星星，一到雨天，這裏就漏個不停”。
原任老支書嚴俊昌（當時是隊長，“承包”的帶頭人）說：“就說今年(2006年？)，因為天旱，簡直像放鴨子，各顧各，爭著用水。塘裏有水的，就能收稻穀八、九百斤，沒水的，就隻能收稻穀二、三百斤。要是組織一下，也不致於像今年這樣減產。”嚴俊昌說到這裏，不禁長歎一聲：“搞成這個樣子，我實在睡不著覺啊！”（來源：《小崗村:一條越走越窄的小農經濟“老路”》）
最近另有媒體報導：“發展小崗村村級集體經濟，迫在眉睫的是人的問題。正因為缺少一個堅強的村級班子，小崗村才屢失良機。從省財政廳選派來的現任村黨支部書記沈浩認為。…一位村幹部與沈浩的觀點也不謀而合：上級非常重視村裏的發展，但因為村班子思想不統一而難以落實。講到最後，這位村幹部垂下頭，長歎了一口氣：‘二十多年過去了，按常理，小崗村早就應該發展得很富裕了。而現在……我們自己都覺得丟人。…沈浩說：2004年2月，村裏為歡迎我寫標語的墨水、紙張都是借錢買的。村集體沒有一分錢，還欠4萬多元債。‘大包幹’展覽館陳舊不堪，村小學門窗桌椅破破爛爛。國家投資辦起來的自來水、有線電視也停了。唯一的資本——‘名氣’，如‘小崗’、‘小崗村’、‘大包幹’等也都被別人注冊了。”…“到了鳳陽不到小崗，是一生遺憾；到了鳳陽去了小崗，是遺憾終生。”“今天小崗村農民已經明顯地分化成窮富兩派。小崗村農民徐家鬆說，現在差不多有50％以上的農民借了債，少則六、七千，多則一、二萬。他家因蓋房、娶媳婦等等，就背了兩萬元的債。沒有辦法，他隻好讓兒子、媳婦出去打工。現在，小崗村出去打工的人越來越多，單是大嚴家自然村，就有20幾家。更出人意外的是，那個背著鳳陽花鼓要飯的現象又出現了。繆夕五家，為了讓兩個孩子上學，借了五、六千元的債還不說，因為今年歉收，生活過不下去，隻好讓老婆背著花鼓出去要飯了”。
可見，分田單幹，是條死胡同，此路不通。小崗村到河南，參覌了頂住了單幹歪風，而沿著毛主席指引的集體化道路走下來的南亍村後，他們深情地表示要走集體化道路，悔不該當初搞單幹！
惲仁祥
200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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