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西方"民主人權輸出"的背後
分類：時事
400年前起，西方國家用堅船利炮先後轟開了美洲和印度；200年前起，西方國家用商品來征服“野蠻人”；20年前起，西方國家用民主人權來占領巴比倫的空中花園、埃及的金字塔。標簽在變，口號愈發“動人”，但對於這上演了幾百年的醜劇，全世界人民早已是能夠清楚看出其中“門道”的內行了。
西方"民主人權輸出"的背後
作者: 侯惠勤/辛向陽/金民卿 (中國)
來源:《環球視野》第469 期
1920年7月19日，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作了《關於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基本任務的報告》。那時，全世界的人口是17.5億，其中被壓迫的殖民地人口是12.5億。 列寧講，殖民主義使世界上大多數人受奴役，“我們懂得，125000萬人依附於一小撮富翁，處於無法生存的境地，這是意味著什麽。”意味著“人民群眾，首先是125000萬人，即全世界70%的人口的貧困、破產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今天的世界又怎樣呢？我們看到，一些西方國家正在通過“民主人權輸出” 等各種新的手段繼續幹涉、控製、支配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力圖建立以自身利益為核心的、確保其“獨家處在整個社會生物鏈的最高端”的國際秩序。
一、西方“民主人權輸出”的曆史由來
從曆史轉向世界曆史開始，資本開始了原始積累的過程。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就是早期殖民主義興起的曆史。馬克思曾經說過：“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肮髒的東西。”殖民主義正是這種血和肮髒的東西的產物。為了1%人的利益，早期殖民主義者用野蠻的血與火在世界範圍內對99%的人民進行征服和掠奪。
依靠軍事力量，殖民主義者在世界各地進行掠奪。正是憑借著殖民擴張，葡萄牙和西班牙在16世紀實現了自己經濟的繁榮和霸權。如葡萄牙在1493—1600年間，從非洲運回了27.6萬公斤的黃金；在對巴西300年的統治中，又運回了價值6億美元的黃金和3億美元的鑽石。葡萄牙對拉美國家300年的殖民擴張中，共運回黃金250萬公斤，白銀1億公斤。而西班牙在1521—1544年中從美洲運回的黃金，每年平均為2900公斤，白銀 30700公斤；1545—1560年，則上升到每年黃金5500公斤，白銀24.6萬公斤。
依靠軍事力量，殖民主義者在非洲販賣黑人奴隸，上演了人類曆史上最野蠻的暴行。據黑人著名曆史學家W.E.B.杜波依斯估計，被殖民主義者從非洲販賣到美洲大陸的黑人奴隸，16世紀為90萬人，17世紀為275萬人，18世紀為700萬人，19世紀為400萬人，共計約1500萬人。這隻是活著到達美洲大陸的奴隸人數，在運輸過程中被折磨致死的人數更是達到活著人數的數倍，很多學者認為奴隸貿易使非洲損失了1.5億人口。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利物浦是靠奴隸貿易發展起來的。奴隸貿易是它進行原始積累的方法。”
殖民者完成了資本的積累，工業開始發展起來。進一步占領世界市場、傾銷本國商品成為19世紀殖民主義的新要求。1818—1836年，英國輸往印度的棉紗增加了5200倍。1850年，英國對印度的棉紡織品輸出占英國棉紡織品輸出總值的65％。殖民當局規定，英國輸入印度的貨物隻收極低的稅，甚至免稅，印度紡織品在本國銷售，卻要交極高的內地稅。在英國控製下，印度棉織工業急劇衰敗，著名紡織業中心達卡，人口從15萬減少到3—4萬，無數手工業者因此破產，掙紮在死亡線上。當時的印度總督本廷克也不得不承認：“這種災難，在商業史上幾乎是絕無僅有的。棉織工人的白骨使印度平原都白成一片了。”英國為了獲得中國的茶葉，從19世紀初開始對中國進行鴉片傾銷。1800年，輸入中國的鴉片是2000箱，1820年為 5147箱，1821年為7000箱，1824年為12639箱，1834年為21785箱，1837年為39000箱，1856年已經超過56000箱（總值3500萬美元，是英國政府1856年財政收入的1/6）。傾銷鴉片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災難，馬克思在《鴉片貿易史》中引用英國人蒙哥馬利•馬丁的話說：“不是嗎，‘奴隸貿易’比起‘鴉片貿易’來，都要算是仁慈的。我們沒有毀滅非洲人的肉體，因為我們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們的生命；我們沒有敗壞他們的品格、腐蝕他們的思想，也沒有毀滅他們的靈魂。”但鴉片貿易這兩點都做到了。
進入20世紀，伴隨著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建立，拉開了反殖民主義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鬥爭的大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歐亞誕生了一批人民民主國家，形成了社會主義陣營，為戰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民族獨立迅猛發展創造了有利的國際環境。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使得西方殖民主義體係終於土崩瓦解。但是，一些西方國家並不甘心在世界反殖民主義運動中的失敗，而是更多地依賴“軟實力”大行其道，向外輸出西方的文化和價值觀念、社會製度、發展模式、生活方式。冷戰結束後，一些西方人士宣稱冷戰的勝利是自由民主的勝利，是“曆史的終結”，證明西式的自由、民主、人權是不可抗拒的“普世價值”。
打著所謂“普世價值”的幌子，一些西方國家試圖壟斷別國的發展思路，控製別國的金融命脈，幹涉別國的政治進程，切碎別國的文化傳統，幹預別國的內政，它們用普世主義的價值觀抹殺文化多樣化的現實，用經濟全球化否定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用西式民主模式冒充“普世民主”，用人權打壓國權。它們先是從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理想上抽象地宣傳自由、民主、人權，而後借助強大的文化軟實力和輿論控製力，壟斷對自由、民主、人權的解釋權，把西方資產階級的自由人權觀和民主製度幻化為全人類共同追求的普世價值觀和政治製度模式，誘導人們以西方價值觀和政治製度來檢視本國價值觀和政治製度，發現本國的“差距”和“缺陷”，在質疑和批判本國價值觀和政治製度的同時成為西方的“自覺”追隨者。
二、“民主人權輸出”是為了維護西方國家對世界的統治
“民主人權輸出”輸出的首要價值理念就是“人權高於主權”。“人權高於主權”意味著什麽？意味著西方國家和壟斷資本對世界的統治。因為權利來自國家製定的法律，它反映了作為社會基礎的經濟關係。一個國家喪失了主權，人民就沒有尊嚴和地位，更談不上人權。沒有主權，就沒有安居樂業的環境，更沒有充滿歡笑的家。家沒有了，遮風避雨的茅屋都沒有，何談人權？怎能想象一個沒有國家主權的人會有“世界警察”來保障他的人權的實現？削弱了發展中國家的主權，隨著而來的就是西方“資本的主權”。1999年為了發動科索沃戰爭，西方打出了“人權高於主權”的牌，結果正如有的學者所講：到2000年底，在東歐銀行業，外資控股比例最高的達97%，最低的也超過50%，所謂社會轉型不過是西方的Bank（銀行）取代蘇聯的Tank（坦克），美國的M（Macdonald麥當勞）代替蘇聯的M（Missiles導彈）。人民不僅失去了原來的社會福利，而且遭受著西方資本的多重盤剝。“人權高於主權”帶來的不是什麽革命，而是血與火、死亡和淚水；這種“革命”通向的 不會是繁榮之路，而是資本奴役之路。
“人權高於主權”的本質就是西方國家及其壟斷資本的權利高於發展中國家的主權，這就是霸權主義的邏輯。說“人權高於主權”，那麽是誰的人權高於誰的主權？自然是西方國家的“人權”高於發展中國家人民的人權，也高於這些國家的主權。誰在高唱“人權高於主權”的論調？我們看到，他們無一例外都是近幾百年來的殖民主義國家、霸權主義國家和強權國家。美國《新聞周刊》文章就說：“如果富國認為保護受壓迫者而對任何地方實行幹預都是正確的，那麽怎麽能避免被指責為帝國主義呢？上個世紀法國和英國發動殖民戰爭的部分理由就是要把歐洲之光帶到黑暗的非洲和亞洲。”與曆史不同的是，“歐洲之光”變成了“普世之光”或者叫“美國之光”。“人權高於主權”的“光明之光”是什麽呢？是人格化裝束的“資本之光”。
“人權高於主權”是一種霸權邏輯，但為什麽還有那麽多的人跟著高唱這一論調呢？因為它“新”，所以能夠在世界上迷惑很多人。
它借用了“普世價值”這一外衣，把西方民主人權當做是普世的自由價值來歌頌，在自己國家人權並沒有解決的時候不斷“關注”其他國家的人權。2011年4月28日，為期兩天的中美人權對話結束後，一位美國政要在當日的記者會上說，美國最資深的政府官員深切關注過去幾個月中中國的人權惡化，“保護人權是我們要考慮的一個關鍵因素，就像在美國一樣。”這真的讓人想起皇帝的新衣，美國那樣認真關注所謂中國的人權，那麽怎麽不去解決一下“占領華爾街”的那99%的人的人權問題呢？
它借用了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一些跨國壟斷資本為了更好地攫取利益，就用經濟全球化來肢解、消解民族國家。與此同時，他們提出所謂的經濟全球化就是世界一體化、民族國家的理念是落後的理念、經濟全球化終結了民族國家、世界進入了“後民族國家時代”等許多觀點。這些理論在實踐上造成“冷戰”結束後不少民族國家的主權被削弱或者碎片化，出現了一係列勢力非常弱小的國家，很多國家的GDP甚至不及一些國際跨國公司收入的1/10甚至1/100。弱小國家的存在有利於壟斷資本更好地實現自身的利益。
它借用了西方話語體係的隱身衣。西方文化多元主義倡導所謂的“普遍人權”，呼籲人權國際化，實際上就是要由西方國家來為其他國家的人權提供所謂“國際保護”，幹涉他國內政；後現代主義理論也不甘寂寞，提出“人權中心論”，認為現代人權觀念之所以屢屢觸礁，個中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主要的是由於“國家主權”概念在作祟，去除了國家主權，就有了“人權的新生”。這裏去除的無非是發展中國家的主權，新生的是資本的人權。
它巧用了文化軟實力。西方國家利用它在經濟科技方麵的優勢，打造出了以好萊塢文化為代表的文化軟實力。他們憑借夢幻般的故事、炫目的技巧、宏大的敘事、動人的情感，把其所謂自由民主博愛的價值觀滲透其中。在人們欣賞變幻多端故事的同時，就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了其價值觀念。但是所有這一切，都掩蓋不了一個基本事實，西方所謂自由民主人權的不斷輸出，並沒有改善接受國人民的生活，而始終不變的隻有資本的急劇膨脹，以及財富集聚在隻占人口1%人手裏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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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人權輸出”是沒有硝煙的戰爭
輸出民主人權似乎是當代西方國家的一個嗜好。冷戰結束後的一些西方政要都相信：輸出民主人權是西方國家義不容辭的責任。美國明確把在國外促進“民主”，作為國家戰略的三大目標之一，進而提出：尋求並支持世界各國和各種文化背景下成長的民主運動，尋求並支持各國民主的製度化。西方國家為什麽如此熱衷於輸出民主人權呢？因為它們相信，輸出了民主人權就會使世界上的人們認可西方國家的經濟政治製度。這樣一來，西方國家就會便利地把自己的利益置於他國人民的利益之上，民主人權輸送的正是壟斷資本的利益。
輸出了這種弊端叢生的所謂民主人權製度和體係帶來的是什麽呢？
“民主人權輸出”，輸出的是西方的經濟與金融掠奪。輸出民主人權就是輸出用最不平等的手段來獲取利益的權利。可以說，“民主人權輸出”對資本而言是代價最小、獲利最多的途徑。打著自由人權民主的旗號，西方國家一直在一些國家推行所謂的“援助”。這些“援助”的背後都隱藏著苛刻的條件，例如實行金融自由化、貿易自由化，等等。2007年10月，美國批準了對蒙古提供2.85億美元的援助，這項公共援助是所謂“世紀挑戰”計劃的一部分，該計劃是小布什政府為鼓勵經濟自由化、促進人權而提出的動議。有了經濟自由化，西方國家的企業和金融機構就可以暢通地進入這些國家的市場，攫取自己的利益。不僅如此，新興市場國家通過出口得到的美元儲備因受到種種限製而無法順利地在美國實現直接投資和並購美國企業，隻好大量購買美國國債、政府機構債券和其他金融產品，這些金融產品往往成為金融危機的犧牲品。
“民主人權輸出”輸出的是西方國家的軍事存在。借助21世紀初的所謂“顏色革命”，美國等國家在獨聯體國家和中亞地區建立了軍事基地，在吉爾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凱克設立過馬納斯空軍基地。利用打擊恐怖主義和推行大中東民主計劃，美國先後軍事占領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國家。美國在阿富汗周圍多個鄰國建立了10多個軍事基地。利用“阿拉伯之春”，美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已經軍事打擊了利比亞等國家，並在一些國家進行了新的軍事擴張。
“民主人權輸出”，輸出的是政治混亂、民族仇恨和國家動蕩。一些西方國家一直把馬裏列為良治和民主的典範。20多年來，馬裏搞了多黨製，大量援助資金紛至遝來。但是，這些資金並沒有轉化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馬裏始終沒有摘掉非洲最貧困國家的帽子。2010年，馬裏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隻有600美元。今年3月21日，馬裏部分軍人發動政變，使這個西非國家陷入困境。這是對西方民主製度的一個響亮的耳光。上世紀90年代，許多國家舉行自由選舉後，便立即進入戰爭狀態：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開打、厄瓜多爾和秘魯開打、埃塞俄比亞和厄立特裏亞開打，還有布隆迪—盧旺達的大屠殺，導致100多萬人喪生。這並不是圖景的全部，可以說，“民主人權輸出”造成的仇殺每天都在世界範圍內上演著。20多年來，“民主人權輸出”產生的惡果越來越為世界人民所認識，白骨、鮮血、淚水催生著抗擊“民主人權輸出”運動的發展。
400年前起，在“開拓新疆界”的利益驅動下，西方國家用堅船利炮先後轟開了美洲的阿茲台克神廟和印度的泰姬陵；200年前起，在“自由貿易”的隆隆炮聲中，西方國家開始用價格低廉的商品“來摧毀一切萬裏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20年前起，在“普世價值”煙幕下呼嘯而至的製導炸彈硝煙中，西方國家開始用民主人權來占領巴比倫的空中花園、埃及的金字塔。民主人權開路、巡航導彈開炸、壟斷企業開業，幾乎成為了一些西方國家的新戰略。標簽在變，口號愈發“動人”，但為達此目的交叉使用的軟硬兩手不變。對於一出上演了幾百年的醜劇，全世界人民早已經不是 “看熱鬧”的外行，而是能夠清楚地看出其中“門道”的內行了。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69期，摘自2012年第10期《紅旗文稿》）
分類：時事
400年前起，西方國家用堅船利炮先後轟開了美洲和印度；200年前起，西方國家用商品來征服“野蠻人”；20年前起，西方國家用民主人權來占領巴比倫的空中花園、埃及的金字塔。標簽在變，口號愈發“動人”，但對於這上演了幾百年的醜劇，全世界人民早已是能夠清楚看出其中“門道”的內行了。
西方"民主人權輸出"的背後
作者: 侯惠勤/辛向陽/金民卿 (中國)
來源:《環球視野》第469 期
1920年7月19日，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作了《關於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基本任務的報告》。那時，全世界的人口是17.5億，其中被壓迫的殖民地人口是12.5億。 列寧講，殖民主義使世界上大多數人受奴役，“我們懂得，125000萬人依附於一小撮富翁，處於無法生存的境地，這是意味著什麽。”意味著“人民群眾，首先是125000萬人，即全世界70%的人口的貧困、破產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今天的世界又怎樣呢？我們看到，一些西方國家正在通過“民主人權輸出” 等各種新的手段繼續幹涉、控製、支配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力圖建立以自身利益為核心的、確保其“獨家處在整個社會生物鏈的最高端”的國際秩序。
一、西方“民主人權輸出”的曆史由來
從曆史轉向世界曆史開始，資本開始了原始積累的過程。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就是早期殖民主義興起的曆史。馬克思曾經說過：“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肮髒的東西。”殖民主義正是這種血和肮髒的東西的產物。為了1%人的利益，早期殖民主義者用野蠻的血與火在世界範圍內對99%的人民進行征服和掠奪。
依靠軍事力量，殖民主義者在世界各地進行掠奪。正是憑借著殖民擴張，葡萄牙和西班牙在16世紀實現了自己經濟的繁榮和霸權。如葡萄牙在1493—1600年間，從非洲運回了27.6萬公斤的黃金；在對巴西300年的統治中，又運回了價值6億美元的黃金和3億美元的鑽石。葡萄牙對拉美國家300年的殖民擴張中，共運回黃金250萬公斤，白銀1億公斤。而西班牙在1521—1544年中從美洲運回的黃金，每年平均為2900公斤，白銀 30700公斤；1545—1560年，則上升到每年黃金5500公斤，白銀24.6萬公斤。
依靠軍事力量，殖民主義者在非洲販賣黑人奴隸，上演了人類曆史上最野蠻的暴行。據黑人著名曆史學家W.E.B.杜波依斯估計，被殖民主義者從非洲販賣到美洲大陸的黑人奴隸，16世紀為90萬人，17世紀為275萬人，18世紀為700萬人，19世紀為400萬人，共計約1500萬人。這隻是活著到達美洲大陸的奴隸人數，在運輸過程中被折磨致死的人數更是達到活著人數的數倍，很多學者認為奴隸貿易使非洲損失了1.5億人口。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利物浦是靠奴隸貿易發展起來的。奴隸貿易是它進行原始積累的方法。”
殖民者完成了資本的積累，工業開始發展起來。進一步占領世界市場、傾銷本國商品成為19世紀殖民主義的新要求。1818—1836年，英國輸往印度的棉紗增加了5200倍。1850年，英國對印度的棉紡織品輸出占英國棉紡織品輸出總值的65％。殖民當局規定，英國輸入印度的貨物隻收極低的稅，甚至免稅，印度紡織品在本國銷售，卻要交極高的內地稅。在英國控製下，印度棉織工業急劇衰敗，著名紡織業中心達卡，人口從15萬減少到3—4萬，無數手工業者因此破產，掙紮在死亡線上。當時的印度總督本廷克也不得不承認：“這種災難，在商業史上幾乎是絕無僅有的。棉織工人的白骨使印度平原都白成一片了。”英國為了獲得中國的茶葉，從19世紀初開始對中國進行鴉片傾銷。1800年，輸入中國的鴉片是2000箱，1820年為 5147箱，1821年為7000箱，1824年為12639箱，1834年為21785箱，1837年為39000箱，1856年已經超過56000箱（總值3500萬美元，是英國政府1856年財政收入的1/6）。傾銷鴉片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災難，馬克思在《鴉片貿易史》中引用英國人蒙哥馬利•馬丁的話說：“不是嗎，‘奴隸貿易’比起‘鴉片貿易’來，都要算是仁慈的。我們沒有毀滅非洲人的肉體，因為我們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們的生命；我們沒有敗壞他們的品格、腐蝕他們的思想，也沒有毀滅他們的靈魂。”但鴉片貿易這兩點都做到了。
進入20世紀，伴隨著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建立，拉開了反殖民主義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鬥爭的大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歐亞誕生了一批人民民主國家，形成了社會主義陣營，為戰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民族獨立迅猛發展創造了有利的國際環境。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使得西方殖民主義體係終於土崩瓦解。但是，一些西方國家並不甘心在世界反殖民主義運動中的失敗，而是更多地依賴“軟實力”大行其道，向外輸出西方的文化和價值觀念、社會製度、發展模式、生活方式。冷戰結束後，一些西方人士宣稱冷戰的勝利是自由民主的勝利，是“曆史的終結”，證明西式的自由、民主、人權是不可抗拒的“普世價值”。
打著所謂“普世價值”的幌子，一些西方國家試圖壟斷別國的發展思路，控製別國的金融命脈，幹涉別國的政治進程，切碎別國的文化傳統，幹預別國的內政，它們用普世主義的價值觀抹殺文化多樣化的現實，用經濟全球化否定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用西式民主模式冒充“普世民主”，用人權打壓國權。它們先是從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理想上抽象地宣傳自由、民主、人權，而後借助強大的文化軟實力和輿論控製力，壟斷對自由、民主、人權的解釋權，把西方資產階級的自由人權觀和民主製度幻化為全人類共同追求的普世價值觀和政治製度模式，誘導人們以西方價值觀和政治製度來檢視本國價值觀和政治製度，發現本國的“差距”和“缺陷”，在質疑和批判本國價值觀和政治製度的同時成為西方的“自覺”追隨者。
二、“民主人權輸出”是為了維護西方國家對世界的統治
“民主人權輸出”輸出的首要價值理念就是“人權高於主權”。“人權高於主權”意味著什麽？意味著西方國家和壟斷資本對世界的統治。因為權利來自國家製定的法律，它反映了作為社會基礎的經濟關係。一個國家喪失了主權，人民就沒有尊嚴和地位，更談不上人權。沒有主權，就沒有安居樂業的環境，更沒有充滿歡笑的家。家沒有了，遮風避雨的茅屋都沒有，何談人權？怎能想象一個沒有國家主權的人會有“世界警察”來保障他的人權的實現？削弱了發展中國家的主權，隨著而來的就是西方“資本的主權”。1999年為了發動科索沃戰爭，西方打出了“人權高於主權”的牌，結果正如有的學者所講：到2000年底，在東歐銀行業，外資控股比例最高的達97%，最低的也超過50%，所謂社會轉型不過是西方的Bank（銀行）取代蘇聯的Tank（坦克），美國的M（Macdonald麥當勞）代替蘇聯的M（Missiles導彈）。人民不僅失去了原來的社會福利，而且遭受著西方資本的多重盤剝。“人權高於主權”帶來的不是什麽革命，而是血與火、死亡和淚水；這種“革命”通向的 不會是繁榮之路，而是資本奴役之路。
“人權高於主權”的本質就是西方國家及其壟斷資本的權利高於發展中國家的主權，這就是霸權主義的邏輯。說“人權高於主權”，那麽是誰的人權高於誰的主權？自然是西方國家的“人權”高於發展中國家人民的人權，也高於這些國家的主權。誰在高唱“人權高於主權”的論調？我們看到，他們無一例外都是近幾百年來的殖民主義國家、霸權主義國家和強權國家。美國《新聞周刊》文章就說：“如果富國認為保護受壓迫者而對任何地方實行幹預都是正確的，那麽怎麽能避免被指責為帝國主義呢？上個世紀法國和英國發動殖民戰爭的部分理由就是要把歐洲之光帶到黑暗的非洲和亞洲。”與曆史不同的是，“歐洲之光”變成了“普世之光”或者叫“美國之光”。“人權高於主權”的“光明之光”是什麽呢？是人格化裝束的“資本之光”。
“人權高於主權”是一種霸權邏輯，但為什麽還有那麽多的人跟著高唱這一論調呢？因為它“新”，所以能夠在世界上迷惑很多人。
它借用了“普世價值”這一外衣，把西方民主人權當做是普世的自由價值來歌頌，在自己國家人權並沒有解決的時候不斷“關注”其他國家的人權。2011年4月28日，為期兩天的中美人權對話結束後，一位美國政要在當日的記者會上說，美國最資深的政府官員深切關注過去幾個月中中國的人權惡化，“保護人權是我們要考慮的一個關鍵因素，就像在美國一樣。”這真的讓人想起皇帝的新衣，美國那樣認真關注所謂中國的人權，那麽怎麽不去解決一下“占領華爾街”的那99%的人的人權問題呢？
它借用了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一些跨國壟斷資本為了更好地攫取利益，就用經濟全球化來肢解、消解民族國家。與此同時，他們提出所謂的經濟全球化就是世界一體化、民族國家的理念是落後的理念、經濟全球化終結了民族國家、世界進入了“後民族國家時代”等許多觀點。這些理論在實踐上造成“冷戰”結束後不少民族國家的主權被削弱或者碎片化，出現了一係列勢力非常弱小的國家，很多國家的GDP甚至不及一些國際跨國公司收入的1/10甚至1/100。弱小國家的存在有利於壟斷資本更好地實現自身的利益。
它借用了西方話語體係的隱身衣。西方文化多元主義倡導所謂的“普遍人權”，呼籲人權國際化，實際上就是要由西方國家來為其他國家的人權提供所謂“國際保護”，幹涉他國內政；後現代主義理論也不甘寂寞，提出“人權中心論”，認為現代人權觀念之所以屢屢觸礁，個中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主要的是由於“國家主權”概念在作祟，去除了國家主權，就有了“人權的新生”。這裏去除的無非是發展中國家的主權，新生的是資本的人權。
它巧用了文化軟實力。西方國家利用它在經濟科技方麵的優勢，打造出了以好萊塢文化為代表的文化軟實力。他們憑借夢幻般的故事、炫目的技巧、宏大的敘事、動人的情感，把其所謂自由民主博愛的價值觀滲透其中。在人們欣賞變幻多端故事的同時，就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了其價值觀念。但是所有這一切，都掩蓋不了一個基本事實，西方所謂自由民主人權的不斷輸出，並沒有改善接受國人民的生活，而始終不變的隻有資本的急劇膨脹，以及財富集聚在隻占人口1%人手裏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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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人權輸出”是沒有硝煙的戰爭
輸出民主人權似乎是當代西方國家的一個嗜好。冷戰結束後的一些西方政要都相信：輸出民主人權是西方國家義不容辭的責任。美國明確把在國外促進“民主”，作為國家戰略的三大目標之一，進而提出：尋求並支持世界各國和各種文化背景下成長的民主運動，尋求並支持各國民主的製度化。西方國家為什麽如此熱衷於輸出民主人權呢？因為它們相信，輸出了民主人權就會使世界上的人們認可西方國家的經濟政治製度。這樣一來，西方國家就會便利地把自己的利益置於他國人民的利益之上，民主人權輸送的正是壟斷資本的利益。
輸出了這種弊端叢生的所謂民主人權製度和體係帶來的是什麽呢？
“民主人權輸出”，輸出的是西方的經濟與金融掠奪。輸出民主人權就是輸出用最不平等的手段來獲取利益的權利。可以說，“民主人權輸出”對資本而言是代價最小、獲利最多的途徑。打著自由人權民主的旗號，西方國家一直在一些國家推行所謂的“援助”。這些“援助”的背後都隱藏著苛刻的條件，例如實行金融自由化、貿易自由化，等等。2007年10月，美國批準了對蒙古提供2.85億美元的援助，這項公共援助是所謂“世紀挑戰”計劃的一部分，該計劃是小布什政府為鼓勵經濟自由化、促進人權而提出的動議。有了經濟自由化，西方國家的企業和金融機構就可以暢通地進入這些國家的市場，攫取自己的利益。不僅如此，新興市場國家通過出口得到的美元儲備因受到種種限製而無法順利地在美國實現直接投資和並購美國企業，隻好大量購買美國國債、政府機構債券和其他金融產品，這些金融產品往往成為金融危機的犧牲品。
“民主人權輸出”輸出的是西方國家的軍事存在。借助21世紀初的所謂“顏色革命”，美國等國家在獨聯體國家和中亞地區建立了軍事基地，在吉爾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凱克設立過馬納斯空軍基地。利用打擊恐怖主義和推行大中東民主計劃，美國先後軍事占領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國家。美國在阿富汗周圍多個鄰國建立了10多個軍事基地。利用“阿拉伯之春”，美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已經軍事打擊了利比亞等國家，並在一些國家進行了新的軍事擴張。
“民主人權輸出”，輸出的是政治混亂、民族仇恨和國家動蕩。一些西方國家一直把馬裏列為良治和民主的典範。20多年來，馬裏搞了多黨製，大量援助資金紛至遝來。但是，這些資金並沒有轉化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馬裏始終沒有摘掉非洲最貧困國家的帽子。2010年，馬裏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隻有600美元。今年3月21日，馬裏部分軍人發動政變，使這個西非國家陷入困境。這是對西方民主製度的一個響亮的耳光。上世紀90年代，許多國家舉行自由選舉後，便立即進入戰爭狀態：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開打、厄瓜多爾和秘魯開打、埃塞俄比亞和厄立特裏亞開打，還有布隆迪—盧旺達的大屠殺，導致100多萬人喪生。這並不是圖景的全部，可以說，“民主人權輸出”造成的仇殺每天都在世界範圍內上演著。20多年來，“民主人權輸出”產生的惡果越來越為世界人民所認識，白骨、鮮血、淚水催生著抗擊“民主人權輸出”運動的發展。
400年前起，在“開拓新疆界”的利益驅動下，西方國家用堅船利炮先後轟開了美洲的阿茲台克神廟和印度的泰姬陵；200年前起，在“自由貿易”的隆隆炮聲中，西方國家開始用價格低廉的商品“來摧毀一切萬裏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20年前起，在“普世價值”煙幕下呼嘯而至的製導炸彈硝煙中，西方國家開始用民主人權來占領巴比倫的空中花園、埃及的金字塔。民主人權開路、巡航導彈開炸、壟斷企業開業，幾乎成為了一些西方國家的新戰略。標簽在變，口號愈發“動人”，但為達此目的交叉使用的軟硬兩手不變。對於一出上演了幾百年的醜劇，全世界人民早已經不是 “看熱鬧”的外行，而是能夠清楚地看出其中“門道”的內行了。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69期，摘自2012年第10期《紅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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