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李澤厚與“告別革命”的謬誤
2013-02-26
核心提示：從“告別革命”到“告別辛亥革命”，李澤厚先生在“從應然推導出實然”的“逆向自然主義謬誤”上起了很壞的示範作用，這是一種“以願望代替現實”、“以改造世界混淆解釋世界”的錯誤，也是我們要“告別李澤厚思想”的原因。
辛亥革命百周年前夕，曾於1995年發表了《告別革命》一書的李澤厚先生又推出了“告別辛亥革命”。《告別革命》是李澤厚先生與劉再複先生的對話錄，“告別辛亥革命”則是馬國川先生對李澤厚先生的采訪錄[1]。李先生采訪中說：
“我提出的‘告別革命’，就是要告別辛亥革命。……革命其實並不容易，而改良則的確更難。梁啟超當年是為了改良而講革命，今天我講告別革命是為了能夠慢慢改良，現在革命已經沒有什麽意義，關鍵就是怎麽樣推動執政者進一步改革。……以經濟發展推動政治製度逐步地改變，比較可靠”。
1980年代，中國曾經有過一段“言必稱李澤厚”的時期，但從最近一段時間李先生的言論看，特別是從“告別辛亥革命”采訪錄的觀點看，“告別李澤厚思想”的時刻已經到來。
在“告別辛亥革命”裏，李先生的觀點集中在兩個方麵：一是關於曆史和政治分析的方法論，二是對辛亥革命前後曆史的分析評論。本文認為，李先生在這兩個方麵的觀點都有非常嚴重的錯誤，是一種“以願望代替現實”、“以改造世界混淆解釋世界”的錯誤。
1，“經濟前提論”、“經濟發展必然論”與“政治偶然論”
李先生說：“直到現在我還是堅持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前提。經濟基礎是最重要的，經濟是前提，但不是經濟決定一切。我提出社會發展的四順序：經濟發展，個人自由，社會正義，政治民主”。辛亥革命之後，民主共和的思想始終沒有落實成為政治製度，“因為沒有建立新製度的基礎。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勢力的基礎”。
“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非常偶然的。……如果沒有毛澤東會有‘文化大革命’嗎？沒有秦始皇中國會統一嗎？不一定，世界上也沒有那麽多必然的事情。曆史就是這樣的，有時候一兩個人就可以決定曆史。特別是在軍事、政治上，偶然性很大。隻有經濟發展是必然的”。
我這裏要質疑的，不是關於“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誰決定誰”的問題，而是李先生的“經濟前提論”、“經濟發展必然論”和“曆史偶然論”到底是一種對曆史的解釋，還是一種對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願望。李先生所說的“要告別辛亥革命”給人們一個強烈的印象，那就是，他從當代中國政治經濟發展中，看到了他主觀願望裏對應的理想發展圖景，然後從這個主觀願景出發，倒推出一種分析和解釋中國曆史的方法論。
李先生說：“現在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很多人都是情緒左右自己的判斷。不管是對現實問題，還是曆史問題，都帶有情緒，尤其是以對現實的情緒來研究曆史問題，這是得不到真正的客觀真理的。我們要理智地、冷靜地、客觀地對待曆史和現實。不能因為今天的問題而否定曆史，也不能因為曆史而無視現實的問題”。
李先生顯然是針對“右的革命觀”提出這個批評的，但人們從這個批評裏，卻讀出了另外一種“對現實的情緒”，那就是李先生身上存在的，被馬國川先生在采訪中直言不諱出來的“保守和守舊”的情緒。注意，我這裏關心的，不是一般想象的哪種情緒更對更好的問題；我關心的是學術研究中“從情緒出發”的普遍問題，是李先生所說的那個“很大的問題”，也是李先生自己不幸未能避免的“以對現實的情緒來研究曆史”的問題。我從李先生的情緒和觀點裏看到的，恰恰就是李先生自己在批評別人時提出的警告：“這是得不到真正的客觀真理的”。
具體的觀點涉及下麵將討論的“關於辛亥革命前後曆史的分析評論”，這裏要先指出的是方法論問題。李先生的“經濟前提論”、“社會發展的四順序論”和“經濟發展必然論”通通都是願望。我這裏所說的“願望”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那個含義，我要說的是：李先生的“經濟前提論”、“社會發展的四順序論”和“經濟發展必然論”，是一種以“改造世界”為基準的“政治哲學”和“價值規範”，不是一種以“解釋世界”為基準的“曆史哲學”和“實證分析”。“以經濟發展推動政治製度逐步地改變”是一種善良的設想，這個“現代化命題”早就被“經濟發展不必然導致民主化”的事實所否定[2]。“經濟發展必然論”更是被“低效製度長期存在”的事實所證偽。
問題當然不在於一個學者可以有自己的“政治哲學”，問題在於，如果一個學者有意無意地把自己的“政治哲學”，偷偷地轉化為一種貌似“曆史哲學”的方法論去分析曆史和現實，他就不再是在“客觀或盡可能客觀地”解釋曆史和現實，他就是在規範地和主觀願景地解釋曆史和現實。在現實的層麵，李先生當然可以設想這樣去“改造世界”，但那就不再是對現實的分析，而是對現實的願望；在曆史的層麵，他就不是在“解釋世界”，而是在讓曆史按照他的主觀願景推進。如此，李先生就不得不對已經發生的事實做出“反曆史的假說”，他就不得不以“曆史偶然論”和“個人作用論”來分析已經發生的事實。
下麵我們會馬上看到，李先生在“關於辛亥革命前後曆史的分析評論”中正是這麽做的，而這麽做的最大問題是：中國政治文化的本來曆史麵目是不是被掩蓋了？當一個學者硬把自己的“價值規範”鑲嵌到曆史事實中，當曆史事實沒有“價值規範”就不存在時，曆史還是本來的那個曆史嗎？加入了願望難道不是使我們更遠離真實了嗎？
2，“告別當代革命”還是“告別辛亥革命”？
李先生說：“我提出的‘告別革命’，就是要告別辛亥革命”。但是他要發出的信息卻給人以倒過來的印象，那就是：當代中國應該告別革命，所以我們也要告別辛亥革命。用李先生自己的話說：“有些人反對我的‘告別革命’，我就反問，現在革命怎麽‘革’法？上山打遊擊、城市大暴動，還是哄搶企業家的財產？這樣革命就會成功？不，我看會徹底失敗”。
我們有理由認為，李先生是“從告別當代革命推導到告別辛亥革命”的。當然，李先生的真正想法也可能是雙向的，甚至可能是“告別任何革命”。但李先生的“價值規範”不是我的關注點，我關注的是他這種情緒對曆史分析的影響。
不難想象，李先生會說：“我對辛亥革命的評價很低”。但是，他接著說的卻是他的“政治哲學”轉換為“曆史哲學”後更成問題的看法：
“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非常偶然的”。
“如果沒有辛亥革命，中國可能會通過漸進改良的方式實現社會的轉型”。
“辛亥革命留下的主要是思想上的意義。遺憾的是，民主共和的思想始終沒有落實下去，沒有成為政治製度。……因為沒有建立新製度的基礎。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勢力的基礎”。
“辛亥革命不一定成功，戊戌變法不一定失敗”。
“慈禧死後，清廷搞皇室內閣，是非常愚蠢的。慈禧太後不會幹這種蠢事，她在世時是重用漢人的。重用李鴻章，重用張之洞，談判都是讓李鴻章出馬。慈禧太後也不會推出‘鐵路國有化’，引起保路風潮”。
“如果她早死十年就好了，戊戌變法就成功了；如果她晚死十年也好了，就不會有辛亥革命了”。
“慈禧廢科舉是不得了的事情，誰也不敢做，她做了。廢科舉，斬斷了一切士大夫的傳統道路，等於斬斷了皇權製度的基礎啊。她能夠做出這等大事，還有什麽不可設想的呢？那真是向世界看齊啊”。
在李先生的這些“反曆史假說”、“曆史偶然論”和“個人作用論”背後，包含的已經不僅僅是對辛亥革命史的論說，而是更一般的曆史觀點，包括中國曆代王朝的興衰原因，清廷君主立憲成功的可能性，政治革命的原因等等。
如果我們要分析具體一場政治革命的原因，我們應該象李先生在批評別人時說的那樣，不讓“情緒左右自己的判斷”。但是，李先生自己分析革命原因的角度，卻不幸就是“告別革命”的角度。他是這麽說的：“如果不革命，社會本身可以更好。法國大革命那麽多年，結果讓英國跑到前麵去了，因為英國政權穩定，建立了比法國更穩定、鞏固和適應性強的政治體係和製度，發展更平穩。但是因為沒有經過革命，英國人的等級觀念很強”。
問題來了。是因為英國人具有“等級觀念很強”等方麵的特征，才導致了“沒有大革命、發展更平穩”，還是象李先生說的反過來呢？我對李先生的最大質疑就是這一點：李先生用“政治哲學”替換“曆史哲學”，從價值願望的角度觀察曆史和現實，把主觀願景附著到曆史事實上，結果出現了“以結果為原因”的“顛倒因果”錯誤，即把具體曆史文化主體的特征，說成了“告別革命”的結果，而事實卻是：英國人之所以“沒有大革命、發展更平穩”，完全離不開英國人“等級觀念很強”等方麵的政治文化特征。
“保守的民族性”與“保守的革命”也許確實是互為因果的，但這個結論是從“告別革命”的願望、還是從“冷酷實證”的觀察得到的，含義卻大不一樣。“告別革命”的願望會高估“曆史偶然性”，這時，“曆史偶然性”變成了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曆史偶然性”，它不再需要具體的製度文化特征為依托。而如果從“冷酷實證”的觀察出發，“曆史偶然性”就隻是加達默爾式“解釋學”含義的“曆史偶然性”，是一種製度文化情境中的“曆史偶然性”。
正是因為誇大了“曆史偶然性”，李先生可以斷言：“辛亥革命不一定成功，戊戌變法不一定失敗”。然而，真正的問題卻不在誇大“曆史偶然性”本身。曆史已經那麽發展過來了，現在站出來說“不一定必然那樣”，這並不能增加我們對曆史的理解，因為，關鍵是為什麽“不一定必然那樣”？而這就要涉及到“王朝的興衰原因”和“清廷君主立憲成功的可能性”這樣的問題了。
3，“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非常偶然的”嗎？
我們當然不能期望李先生在一個簡短的訪談裏涉及這些問題，但不管李先生的所有著述包含什麽樣的答案，我們有理由從李先生當下的言論中，探測到他對這些問題的當下理解。明確地說，在我看來，“辛亥革命不一定成功，戊戌變法不一定失敗”是錯誤的觀點；“如果她早死十年就好了，戊戌變法就成功了；如果她晚死十年也好了，就不會有辛亥革命了”也是錯誤的觀點。
問題出在李先生的“個人作用論”上。政治家在曆史關節點上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正如胡克在《曆史中的英雄》（1943）一書中把“事變創造型人物”從 “事變型人物”中區別開來那樣。然而，李先生在強調慈禧的作用時，片麵地突出了慈禧在導致“辛亥革命不成功，戊戌變法不失敗”上的作用。
關於慈禧可能使辛亥革命不成功，李先生強調慈禧太後不會搞“皇室內閣”，也不會推出“鐵路國有化”。李先生這裏假定的是慈禧的“統治能力連續性”，我對王朝政治中的這個假定表示高度懷疑。我自己曾經用“基因悲劇”的概念，來描述王朝統治者在“終身專權”和“獨斷繼承”中出現的政治遺產學意義上的“統治能力”不確定性[3]。我們也許能斷言慈禧太後在清醒時不會搞“皇室內閣”和“鐵路國有化”，但我們至少無法確定她在老邁昏庸時也不會這麽搞，畢竟中國曆史上老邁昏庸的皇帝幹出的蠢事太多了。
不僅如此，我們還驚奇地發現，李先生居然把“廢科舉”此等“斬斷皇權製度基礎”之舉，當成了慈禧太後政治魄力的表現，並讚歎她“真是向世界看齊啊”。實際上，在促使大清滅亡的原因中，“廢科舉”至少與搞“皇室內閣”及“鐵路國有化”同等重要。作為一種選官製度，科舉是朝廷與知識分子聯係在一起的利益機製和忠誠機製。相應的文官考試製度一旦缺位，現存政治體製與意識形態對新生知識分子便毫無吸引力，其離心傾向和反叛意識也隨局勢的惡化而增強，新軍隊因為這些人的加入也加劇了與朝廷的對立。後科舉時代的無格可依，給親貴擅權、買官賣官等腐敗現象提供了方便之門。所以，“廢科舉”是推動“保路運動”中士紳階層與朝廷決裂的起點，而士紳階層的轉向，則是之前其他暴動失敗和“武昌起義”成功的一個關鍵。
片麵強調慈禧能使辛亥革命不成功，李先生的邏輯就陷入了上述困境。可更加重要的，是李先生忽視的“慈禧能使辛亥革命成功”的因素，這就是慈禧太後為了自己的“終身專權”所導演的“獨斷繼承”。
按照“基因悲劇論”的觀點，“終身專權”和“獨斷繼承”導致的“統治能力”的斷裂，是王朝製度走向滅亡的最根本原因。在清王朝統治中原的267年間（1644-1911），王朝的繼承製度，從努爾哈赤、皇太極和順治的“貴族公推製”，演變到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鹹豐的“先皇遺詔製”（包含“秘密立儲製）；而從同治、光緒到宣統，先製又變成了以“垂簾聽政”為目的的“太後定位製”。我們不能說“先皇遺詔製”沒有問題，但“太後定位製”的“兒皇帝”結果肯定包含了更大的風險，這種風險在太後清醒時可能不明顯，可一但太後歸西而去，朝廷“震懾能力”的弱化或崩潰就無可挽回。
結論是清楚的，李先生所忽視的“慈禧能使辛亥革命成功”的因素，恰恰要比“慈禧能使辛亥革命不成功”的因素更加重要。而由此反映的，也恰恰是李先生在中國王朝製度興衰原因上的模糊。
正是出於這種模糊，李先生斷言“戊戌變法不一定失敗”，中國的“君主立憲”有可能成功。“基因悲劇論”的觀點正好相反，“基因悲劇”和決定統治能力的“家族繼承終身製”解釋了王朝的崩潰，但中國曆史上的“朝代輪回”卻還另有信念上的原因，這就是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天命觀”。“天命觀”就是相信王朝的“氣數”，相信“皇帝輪流當”，相信“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而這又與中國人講究純血統、傳男不傳女，講究賢德、績效、強權等等息息相關，中國的“君權崇拜”完全不同於日本和英國的“君位崇拜”。
“天命觀”也是中國近代君主立憲失敗的一個原因。英國與日本也不能避免“基因悲劇”，但在英國與日本的君主能力弱的時候，“君位崇拜”能與宗教和貴族製衡一道起作用，最終能以君主妥協告終。而中國的“天命觀”則使無能的統治以“皇帝輪流當”或混戰告終。君主立憲本身就在削弱皇權，所以，在中國搞君主立憲，要麽是假立憲，要麽是真滅亡，滿清的異族統治更強化了取代而不是妥協的邏輯。世襲虛君要能保證政局穩定、不發生“皇帝輪流當”的王位之爭，其前提條件就是君主享有來自某種宗教信仰般的神聖性，而中國人崇拜的偏偏是世俗的“皇權”而非神聖的“皇位”。
“權力崇拜”而不是“製度崇拜”，決定了中國君主立憲的虛假和破產，這對李先生的“經濟前提論”也是一種有力的否定。另外，李先生抱怨“對康有為的評價很不夠，很不公平”，從上述對“中國古代王朝的興衰原因”和“清廷君主立憲成功的可能性”的分析看，實際上人們對康有為的評價已經有過之而無不及了。
4，結語：告別“告別革命”及其“逆向自然主義謬誤”
在更加本質的含義上，我所要告別的，其實是李先生前後幾代學者身上的“規範衝動”。我不是要否定學者身上應有的“價值理念”，本文感興趣的也不是各種“價值理念”的好壞，我反對的是學者們把自己的“價值理念”不恰當地添加到對曆史和現實的解釋中。李先生在“從應然推導出實然”的“逆向自然主義謬誤”上起了很壞的示範作用，這或許與他積極入世的“人類學曆史本體論”或“曆史本體論”有關，但“從應然推導出實然”的“逆向自然主義謬誤”擾亂了人們對曆史和現實的真實認識，這是人們應該“告別李澤厚思想”的真正原因。
實際上，中國也許早就已經進入了“言不稱李澤厚”的時代，而這也可能與要不要“告別革命”無關。但在“告別革命”的背後，包含的是“告別李澤厚思想”的全部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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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馬國川：“李澤厚：告別辛亥革命”，胡耀邦史料信息網，2011-9-22。
[2]方紹偉：“產權國家論：經濟發展的邏輯與中國模式的前景”，《領導者》2010年10月。
[3]方紹偉：“統治商數論：專製崩潰的一般邏輯”，《領導者》201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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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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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樓] 評論人： 朱正陽 查看評論專輯
借用一句流行歌詞翻唱：革命不是你想買想買就能賣!
2013/2/26 22:18:59
[5樓] 評論人： 朱正陽 查看評論專輯
【管中窺豹-是告別革命還應親近革命】革命是被壓迫被剝削者的專利權和銳利武器，是一切統治階級和寄生蟲所畏懼的風暴與浪濤。你站在什麽立場就對革命一詞有相同或對立的理解與期望。
2013/2/26 22:13:27
[4樓] 評論人： laobaixing'a 查看評論專輯
李澤厚早已背叛了馬克思主義，這有目共睹。
辛亥革命沒有成功，魯迅的《阿Q正傳》做了很好的總結。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完成的，他雖然屬於辛亥革命的繼續，但不屬於辛亥革命。這樣的曆史怎麽既可以公然篡改？
2013/2/26 16:45:48
[3樓] 評論人： sqllfw 查看評論專輯
會重啟革命，會對黑心官僚非法致富者和無良文化漢奸來一次總清算。
2013/2/26 15:22:53
[2樓] 評論人： a581206b 查看評論專輯
當今世界是創造革命人的世界,隻要有革命人的存在,人為的偶然就會成為必然!資本主義之所以必然失敗,就在於它在不斷的製造自己的掘墓人!
2013/2/26 13:35:57
[1樓] 評論人： a581206b 查看評論專輯
表麵上看是革命的難度大了!其實是革命的成功性更高校,更容易!占山為王不現實,打遊擊也根本不可能,難道就沒有軍隊革命的可能?一旦高科技的軍事應運在革命裏,其摧枯拉朽之勢是不言而譽的!
如果共產黨繼續蒙騙人民,人民的軍隊完全可能挾共產黨以令諸侯,行正名順,光有幾個空的軍權,無異於孤家寡人的皇帝,不要忘記中國革命的老祖宗就是共產黨之綱領.
2013/2/26 13:3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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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2-26
核心提示：從“告別革命”到“告別辛亥革命”，李澤厚先生在“從應然推導出實然”的“逆向自然主義謬誤”上起了很壞的示範作用，這是一種“以願望代替現實”、“以改造世界混淆解釋世界”的錯誤，也是我們要“告別李澤厚思想”的原因。
辛亥革命百周年前夕，曾於1995年發表了《告別革命》一書的李澤厚先生又推出了“告別辛亥革命”。《告別革命》是李澤厚先生與劉再複先生的對話錄，“告別辛亥革命”則是馬國川先生對李澤厚先生的采訪錄[1]。李先生采訪中說：
“我提出的‘告別革命’，就是要告別辛亥革命。……革命其實並不容易，而改良則的確更難。梁啟超當年是為了改良而講革命，今天我講告別革命是為了能夠慢慢改良，現在革命已經沒有什麽意義，關鍵就是怎麽樣推動執政者進一步改革。……以經濟發展推動政治製度逐步地改變，比較可靠”。
1980年代，中國曾經有過一段“言必稱李澤厚”的時期，但從最近一段時間李先生的言論看，特別是從“告別辛亥革命”采訪錄的觀點看，“告別李澤厚思想”的時刻已經到來。
在“告別辛亥革命”裏，李先生的觀點集中在兩個方麵：一是關於曆史和政治分析的方法論，二是對辛亥革命前後曆史的分析評論。本文認為，李先生在這兩個方麵的觀點都有非常嚴重的錯誤，是一種“以願望代替現實”、“以改造世界混淆解釋世界”的錯誤。
1，“經濟前提論”、“經濟發展必然論”與“政治偶然論”
李先生說：“直到現在我還是堅持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前提。經濟基礎是最重要的，經濟是前提，但不是經濟決定一切。我提出社會發展的四順序：經濟發展，個人自由，社會正義，政治民主”。辛亥革命之後，民主共和的思想始終沒有落實成為政治製度，“因為沒有建立新製度的基礎。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勢力的基礎”。
“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非常偶然的。……如果沒有毛澤東會有‘文化大革命’嗎？沒有秦始皇中國會統一嗎？不一定，世界上也沒有那麽多必然的事情。曆史就是這樣的，有時候一兩個人就可以決定曆史。特別是在軍事、政治上，偶然性很大。隻有經濟發展是必然的”。
我這裏要質疑的，不是關於“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誰決定誰”的問題，而是李先生的“經濟前提論”、“經濟發展必然論”和“曆史偶然論”到底是一種對曆史的解釋，還是一種對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願望。李先生所說的“要告別辛亥革命”給人們一個強烈的印象，那就是，他從當代中國政治經濟發展中，看到了他主觀願望裏對應的理想發展圖景，然後從這個主觀願景出發，倒推出一種分析和解釋中國曆史的方法論。
李先生說：“現在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很多人都是情緒左右自己的判斷。不管是對現實問題，還是曆史問題，都帶有情緒，尤其是以對現實的情緒來研究曆史問題，這是得不到真正的客觀真理的。我們要理智地、冷靜地、客觀地對待曆史和現實。不能因為今天的問題而否定曆史，也不能因為曆史而無視現實的問題”。
李先生顯然是針對“右的革命觀”提出這個批評的，但人們從這個批評裏，卻讀出了另外一種“對現實的情緒”，那就是李先生身上存在的，被馬國川先生在采訪中直言不諱出來的“保守和守舊”的情緒。注意，我這裏關心的，不是一般想象的哪種情緒更對更好的問題；我關心的是學術研究中“從情緒出發”的普遍問題，是李先生所說的那個“很大的問題”，也是李先生自己不幸未能避免的“以對現實的情緒來研究曆史”的問題。我從李先生的情緒和觀點裏看到的，恰恰就是李先生自己在批評別人時提出的警告：“這是得不到真正的客觀真理的”。
具體的觀點涉及下麵將討論的“關於辛亥革命前後曆史的分析評論”，這裏要先指出的是方法論問題。李先生的“經濟前提論”、“社會發展的四順序論”和“經濟發展必然論”通通都是願望。我這裏所說的“願望”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那個含義，我要說的是：李先生的“經濟前提論”、“社會發展的四順序論”和“經濟發展必然論”，是一種以“改造世界”為基準的“政治哲學”和“價值規範”，不是一種以“解釋世界”為基準的“曆史哲學”和“實證分析”。“以經濟發展推動政治製度逐步地改變”是一種善良的設想，這個“現代化命題”早就被“經濟發展不必然導致民主化”的事實所否定[2]。“經濟發展必然論”更是被“低效製度長期存在”的事實所證偽。
問題當然不在於一個學者可以有自己的“政治哲學”，問題在於，如果一個學者有意無意地把自己的“政治哲學”，偷偷地轉化為一種貌似“曆史哲學”的方法論去分析曆史和現實，他就不再是在“客觀或盡可能客觀地”解釋曆史和現實，他就是在規範地和主觀願景地解釋曆史和現實。在現實的層麵，李先生當然可以設想這樣去“改造世界”，但那就不再是對現實的分析，而是對現實的願望；在曆史的層麵，他就不是在“解釋世界”，而是在讓曆史按照他的主觀願景推進。如此，李先生就不得不對已經發生的事實做出“反曆史的假說”，他就不得不以“曆史偶然論”和“個人作用論”來分析已經發生的事實。
下麵我們會馬上看到，李先生在“關於辛亥革命前後曆史的分析評論”中正是這麽做的，而這麽做的最大問題是：中國政治文化的本來曆史麵目是不是被掩蓋了？當一個學者硬把自己的“價值規範”鑲嵌到曆史事實中，當曆史事實沒有“價值規範”就不存在時，曆史還是本來的那個曆史嗎？加入了願望難道不是使我們更遠離真實了嗎？
2，“告別當代革命”還是“告別辛亥革命”？
李先生說：“我提出的‘告別革命’，就是要告別辛亥革命”。但是他要發出的信息卻給人以倒過來的印象，那就是：當代中國應該告別革命，所以我們也要告別辛亥革命。用李先生自己的話說：“有些人反對我的‘告別革命’，我就反問，現在革命怎麽‘革’法？上山打遊擊、城市大暴動，還是哄搶企業家的財產？這樣革命就會成功？不，我看會徹底失敗”。
我們有理由認為，李先生是“從告別當代革命推導到告別辛亥革命”的。當然，李先生的真正想法也可能是雙向的，甚至可能是“告別任何革命”。但李先生的“價值規範”不是我的關注點，我關注的是他這種情緒對曆史分析的影響。
不難想象，李先生會說：“我對辛亥革命的評價很低”。但是，他接著說的卻是他的“政治哲學”轉換為“曆史哲學”後更成問題的看法：
“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非常偶然的”。
“如果沒有辛亥革命，中國可能會通過漸進改良的方式實現社會的轉型”。
“辛亥革命留下的主要是思想上的意義。遺憾的是，民主共和的思想始終沒有落實下去，沒有成為政治製度。……因為沒有建立新製度的基礎。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勢力的基礎”。
“辛亥革命不一定成功，戊戌變法不一定失敗”。
“慈禧死後，清廷搞皇室內閣，是非常愚蠢的。慈禧太後不會幹這種蠢事，她在世時是重用漢人的。重用李鴻章，重用張之洞，談判都是讓李鴻章出馬。慈禧太後也不會推出‘鐵路國有化’，引起保路風潮”。
“如果她早死十年就好了，戊戌變法就成功了；如果她晚死十年也好了，就不會有辛亥革命了”。
“慈禧廢科舉是不得了的事情，誰也不敢做，她做了。廢科舉，斬斷了一切士大夫的傳統道路，等於斬斷了皇權製度的基礎啊。她能夠做出這等大事，還有什麽不可設想的呢？那真是向世界看齊啊”。
在李先生的這些“反曆史假說”、“曆史偶然論”和“個人作用論”背後，包含的已經不僅僅是對辛亥革命史的論說，而是更一般的曆史觀點，包括中國曆代王朝的興衰原因，清廷君主立憲成功的可能性，政治革命的原因等等。
如果我們要分析具體一場政治革命的原因，我們應該象李先生在批評別人時說的那樣，不讓“情緒左右自己的判斷”。但是，李先生自己分析革命原因的角度，卻不幸就是“告別革命”的角度。他是這麽說的：“如果不革命，社會本身可以更好。法國大革命那麽多年，結果讓英國跑到前麵去了，因為英國政權穩定，建立了比法國更穩定、鞏固和適應性強的政治體係和製度，發展更平穩。但是因為沒有經過革命，英國人的等級觀念很強”。
問題來了。是因為英國人具有“等級觀念很強”等方麵的特征，才導致了“沒有大革命、發展更平穩”，還是象李先生說的反過來呢？我對李先生的最大質疑就是這一點：李先生用“政治哲學”替換“曆史哲學”，從價值願望的角度觀察曆史和現實，把主觀願景附著到曆史事實上，結果出現了“以結果為原因”的“顛倒因果”錯誤，即把具體曆史文化主體的特征，說成了“告別革命”的結果，而事實卻是：英國人之所以“沒有大革命、發展更平穩”，完全離不開英國人“等級觀念很強”等方麵的政治文化特征。
“保守的民族性”與“保守的革命”也許確實是互為因果的，但這個結論是從“告別革命”的願望、還是從“冷酷實證”的觀察得到的，含義卻大不一樣。“告別革命”的願望會高估“曆史偶然性”，這時，“曆史偶然性”變成了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曆史偶然性”，它不再需要具體的製度文化特征為依托。而如果從“冷酷實證”的觀察出發，“曆史偶然性”就隻是加達默爾式“解釋學”含義的“曆史偶然性”，是一種製度文化情境中的“曆史偶然性”。
正是因為誇大了“曆史偶然性”，李先生可以斷言：“辛亥革命不一定成功，戊戌變法不一定失敗”。然而，真正的問題卻不在誇大“曆史偶然性”本身。曆史已經那麽發展過來了，現在站出來說“不一定必然那樣”，這並不能增加我們對曆史的理解，因為，關鍵是為什麽“不一定必然那樣”？而這就要涉及到“王朝的興衰原因”和“清廷君主立憲成功的可能性”這樣的問題了。
3，“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非常偶然的”嗎？
我們當然不能期望李先生在一個簡短的訪談裏涉及這些問題，但不管李先生的所有著述包含什麽樣的答案，我們有理由從李先生當下的言論中，探測到他對這些問題的當下理解。明確地說，在我看來，“辛亥革命不一定成功，戊戌變法不一定失敗”是錯誤的觀點；“如果她早死十年就好了，戊戌變法就成功了；如果她晚死十年也好了，就不會有辛亥革命了”也是錯誤的觀點。
問題出在李先生的“個人作用論”上。政治家在曆史關節點上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正如胡克在《曆史中的英雄》（1943）一書中把“事變創造型人物”從 “事變型人物”中區別開來那樣。然而，李先生在強調慈禧的作用時，片麵地突出了慈禧在導致“辛亥革命不成功，戊戌變法不失敗”上的作用。
關於慈禧可能使辛亥革命不成功，李先生強調慈禧太後不會搞“皇室內閣”，也不會推出“鐵路國有化”。李先生這裏假定的是慈禧的“統治能力連續性”，我對王朝政治中的這個假定表示高度懷疑。我自己曾經用“基因悲劇”的概念，來描述王朝統治者在“終身專權”和“獨斷繼承”中出現的政治遺產學意義上的“統治能力”不確定性[3]。我們也許能斷言慈禧太後在清醒時不會搞“皇室內閣”和“鐵路國有化”，但我們至少無法確定她在老邁昏庸時也不會這麽搞，畢竟中國曆史上老邁昏庸的皇帝幹出的蠢事太多了。
不僅如此，我們還驚奇地發現，李先生居然把“廢科舉”此等“斬斷皇權製度基礎”之舉，當成了慈禧太後政治魄力的表現，並讚歎她“真是向世界看齊啊”。實際上，在促使大清滅亡的原因中，“廢科舉”至少與搞“皇室內閣”及“鐵路國有化”同等重要。作為一種選官製度，科舉是朝廷與知識分子聯係在一起的利益機製和忠誠機製。相應的文官考試製度一旦缺位，現存政治體製與意識形態對新生知識分子便毫無吸引力，其離心傾向和反叛意識也隨局勢的惡化而增強，新軍隊因為這些人的加入也加劇了與朝廷的對立。後科舉時代的無格可依，給親貴擅權、買官賣官等腐敗現象提供了方便之門。所以，“廢科舉”是推動“保路運動”中士紳階層與朝廷決裂的起點，而士紳階層的轉向，則是之前其他暴動失敗和“武昌起義”成功的一個關鍵。
片麵強調慈禧能使辛亥革命不成功，李先生的邏輯就陷入了上述困境。可更加重要的，是李先生忽視的“慈禧能使辛亥革命成功”的因素，這就是慈禧太後為了自己的“終身專權”所導演的“獨斷繼承”。
按照“基因悲劇論”的觀點，“終身專權”和“獨斷繼承”導致的“統治能力”的斷裂，是王朝製度走向滅亡的最根本原因。在清王朝統治中原的267年間（1644-1911），王朝的繼承製度，從努爾哈赤、皇太極和順治的“貴族公推製”，演變到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鹹豐的“先皇遺詔製”（包含“秘密立儲製）；而從同治、光緒到宣統，先製又變成了以“垂簾聽政”為目的的“太後定位製”。我們不能說“先皇遺詔製”沒有問題，但“太後定位製”的“兒皇帝”結果肯定包含了更大的風險，這種風險在太後清醒時可能不明顯，可一但太後歸西而去，朝廷“震懾能力”的弱化或崩潰就無可挽回。
結論是清楚的，李先生所忽視的“慈禧能使辛亥革命成功”的因素，恰恰要比“慈禧能使辛亥革命不成功”的因素更加重要。而由此反映的，也恰恰是李先生在中國王朝製度興衰原因上的模糊。
正是出於這種模糊，李先生斷言“戊戌變法不一定失敗”，中國的“君主立憲”有可能成功。“基因悲劇論”的觀點正好相反，“基因悲劇”和決定統治能力的“家族繼承終身製”解釋了王朝的崩潰，但中國曆史上的“朝代輪回”卻還另有信念上的原因，這就是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天命觀”。“天命觀”就是相信王朝的“氣數”，相信“皇帝輪流當”，相信“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而這又與中國人講究純血統、傳男不傳女，講究賢德、績效、強權等等息息相關，中國的“君權崇拜”完全不同於日本和英國的“君位崇拜”。
“天命觀”也是中國近代君主立憲失敗的一個原因。英國與日本也不能避免“基因悲劇”，但在英國與日本的君主能力弱的時候，“君位崇拜”能與宗教和貴族製衡一道起作用，最終能以君主妥協告終。而中國的“天命觀”則使無能的統治以“皇帝輪流當”或混戰告終。君主立憲本身就在削弱皇權，所以，在中國搞君主立憲，要麽是假立憲，要麽是真滅亡，滿清的異族統治更強化了取代而不是妥協的邏輯。世襲虛君要能保證政局穩定、不發生“皇帝輪流當”的王位之爭，其前提條件就是君主享有來自某種宗教信仰般的神聖性，而中國人崇拜的偏偏是世俗的“皇權”而非神聖的“皇位”。
“權力崇拜”而不是“製度崇拜”，決定了中國君主立憲的虛假和破產，這對李先生的“經濟前提論”也是一種有力的否定。另外，李先生抱怨“對康有為的評價很不夠，很不公平”，從上述對“中國古代王朝的興衰原因”和“清廷君主立憲成功的可能性”的分析看，實際上人們對康有為的評價已經有過之而無不及了。
4，結語：告別“告別革命”及其“逆向自然主義謬誤”
在更加本質的含義上，我所要告別的，其實是李先生前後幾代學者身上的“規範衝動”。我不是要否定學者身上應有的“價值理念”，本文感興趣的也不是各種“價值理念”的好壞，我反對的是學者們把自己的“價值理念”不恰當地添加到對曆史和現實的解釋中。李先生在“從應然推導出實然”的“逆向自然主義謬誤”上起了很壞的示範作用，這或許與他積極入世的“人類學曆史本體論”或“曆史本體論”有關，但“從應然推導出實然”的“逆向自然主義謬誤”擾亂了人們對曆史和現實的真實認識，這是人們應該“告別李澤厚思想”的真正原因。
實際上，中國也許早就已經進入了“言不稱李澤厚”的時代，而這也可能與要不要“告別革命”無關。但在“告別革命”的背後，包含的是“告別李澤厚思想”的全部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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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馬國川：“李澤厚：告別辛亥革命”，胡耀邦史料信息網，2011-9-22。
[2]方紹偉：“產權國家論：經濟發展的邏輯與中國模式的前景”，《領導者》2010年10月。
[3]方紹偉：“統治商數論：專製崩潰的一般邏輯”，《領導者》201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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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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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樓] 評論人： 朱正陽 查看評論專輯
借用一句流行歌詞翻唱：革命不是你想買想買就能賣!
2013/2/26 22:18:59
[5樓] 評論人： 朱正陽 查看評論專輯
【管中窺豹-是告別革命還應親近革命】革命是被壓迫被剝削者的專利權和銳利武器，是一切統治階級和寄生蟲所畏懼的風暴與浪濤。你站在什麽立場就對革命一詞有相同或對立的理解與期望。
2013/2/26 22:13:27
[4樓] 評論人： laobaixing'a 查看評論專輯
李澤厚早已背叛了馬克思主義，這有目共睹。
辛亥革命沒有成功，魯迅的《阿Q正傳》做了很好的總結。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完成的，他雖然屬於辛亥革命的繼續，但不屬於辛亥革命。這樣的曆史怎麽既可以公然篡改？
2013/2/26 16:45:48
[3樓] 評論人： sqllfw 查看評論專輯
會重啟革命，會對黑心官僚非法致富者和無良文化漢奸來一次總清算。
2013/2/26 15:22:53
[2樓] 評論人： a581206b 查看評論專輯
當今世界是創造革命人的世界,隻要有革命人的存在,人為的偶然就會成為必然!資本主義之所以必然失敗,就在於它在不斷的製造自己的掘墓人!
2013/2/26 13:35:57
[1樓] 評論人： a581206b 查看評論專輯
表麵上看是革命的難度大了!其實是革命的成功性更高校,更容易!占山為王不現實,打遊擊也根本不可能,難道就沒有軍隊革命的可能?一旦高科技的軍事應運在革命裏,其摧枯拉朽之勢是不言而譽的!
如果共產黨繼續蒙騙人民,人民的軍隊完全可能挾共產黨以令諸侯,行正名順,光有幾個空的軍權,無異於孤家寡人的皇帝,不要忘記中國革命的老祖宗就是共產黨之綱領.
2013/2/26 13:3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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