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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5月13日 10:31 新浪讀書



毛澤東與鄧小平何時開始出現了矛盾(圖)
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5月13日 10:31 新浪讀書
  文章摘自《難忘這八年》
  作者:程中原 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
  本書簡介:200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2009年是共和國建國60周年。在黨與共和國的曆史上,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裏程碑的“偉大轉折”無疑是最為重大的曆史事件。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從根本上衝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連載內容]


1974年毛澤東和鄧小平在北京
  1975年整頓的挫折,發生在整頓進入科技領域特別是教育領域的時候。這時毛澤東開始改變他對整頓支持的態度,他與鄧小平的矛盾開始顯現並很快尖銳起來。

  9月27日,毛遠新向毛澤東匯報遼寧情況,談話中對鄧小平主持下的這一段工作頗多否定,並提到肯定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高度。9月28日,恰好是這次談話後第二天,鄧小平把經過修改的《科學院匯報提綱》報給毛澤東。毛澤東看後不滿意,並特別指出,文件中引用的“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句話,他不記得曾經講過。[1]而恰恰就在毛澤東對鄧小平整頓科學、教育的方針有所不滿之時,10月15日左右,鄧小平又把劉冰等人揭發遲群、謝靜宜的信轉到毛澤東的案頭。[2]鄧小平希望由此推動教育的整頓。不想結果適得其反。毛澤東認為“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的動機不純,是想打倒遲群和小謝,而且矛頭是對著我的”,而“小平偏袒劉冰”;並說“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3]就在毛澤東形成這些看法的時候,毛遠新在新疆參加慶祝活動後回到北京,於11月2日上午到毛澤東處大談當前形勢,攻擊鄧小平主持的整頓,說現在有一股風,要否定“文化大革命”。於是,形勢逆轉,一場“批鄧、反右擊傾翻案風”的運動發動起來。不過,毛澤東認為鄧小平“還是人民內部問題”,“批是要批的,但不應一棍子打死”。毛澤東同“四人幫”的矛盾這時雖然隨之下降,但毛澤東也沒有再重用他們。毛澤東對江青依然有批評,也沒有讓王洪文再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出麵主持“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並擔任代總理的也不是張春橋,而是華國鋒。

  1975年整頓中斷的命運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在肯定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上,在以階級鬥爭為綱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政治路線問題上,在什麽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上,鄧小平和毛澤東確有矛盾和分歧。

  其一,在實踐層麵上,是肯定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鄧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頓,確實是在總體保持“文化大革命”外殼的情況下,從工交、文藝、科技、軍隊等方麵,局部地對“文化大革命”進行撥亂反正,發展下去,勢必要係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並導致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這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毛澤東提出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是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到11月中在政治局內批評鄧小平時,毛澤東還希望鄧小平主持對“文化大革命”做個決議。但鄧小平在原則問題上毫不妥協,推辭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由此,矛盾不可調和。

  其二,在路線層麵上,是“以階級鬥爭為綱”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鄧小平提出“三項指示為綱”,既強調三項指示是一個“整體”,又指出“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是“大局”,從而突出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毛澤東批評鄧小平:“什麽‘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4]據此,“四人幫”批判鄧小平的“三項指示為綱”是“故意把安定團結和發展國民經濟這些屬於‘目’的東西,擺進‘綱’裏,就是為了以目亂綱,以目代綱”。[5]其實,鄧小平並沒有否定階級鬥爭,他在主持一九七五年整頓中,突出地抓了反對資產階級派性,打擊各種經濟犯罪和破壞活動,促使安定團結的實現和把生產搞上去。他甚至對本應允許的所謂農村資本主義傾向的一些表現,也進行了批評。毛澤東也沒有否定經濟建設,他提出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要求,支持為此而作出的整頓措施,進行的種種努力。問題的焦點在於社會主義製度在我國基本上建立起來以後,國內主要矛盾是否仍然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毛澤東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範圍內存在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以階級鬥爭為綱”背離了“八大”的路線,導致“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全局性的錯誤。鄧小平後來批評毛澤東,說:“毛澤東同誌是偉大的領袖,中國革命是在他的領導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個重大的缺點,就是忽視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是說他不想發展生產力,但方法不都是對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了,還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忽視發展生產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極端”。[6]

  其三,在理論層麵上,對什麽是社會主義的認識有差異。

  毛澤東過於強調社會主義的純和公,而不大注重社會主義的富,忽視社會主義社會可以或容許存在的私。對社會主義製度下的商品生產、貨幣交換不是致力於促進其得到應有的發展,而是強調進行限製。對按勞分配也不是促使其充分實現並臻於完善,而是著眼於限製。“四人幫”則把它推到極端,在上層建築領域鼓吹“全麵專政”論,在經濟領域把商品經濟、按勞分配視為產生資本主義的土壤加以反對,把發展生產力視為“唯生產力論”加以批判。鄧小平則指出,限製資產階級法權要有豐富的物質基礎,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物質極大豐富,才能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原則。[7]後來,他更進一步指明,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搞平均主義也不行。一個公有製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鄧小平沒有把本來屬於社會主義的東西,或社會主義社會容許存在或發展的東西,當作資本主義來反對或限製;也沒有把一些共產主義高級階段才能做到的東西,當作現實的社會主義必須做到的來要求。

  在個人迷信盛行、權力高度集中的時代,鄧小平領導一九七五年整頓雖然反映了“曆史的必然要求”,但同時也注定了“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8]這對於毛澤東和鄧小平,對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都是一個不願其發生而又無力避免的悲劇。

  [1] 毛澤東對《匯報提綱》的意見,鄧小平於1975年10月14日轉告胡喬木。據胡喬木當天的日記。

  [2] 劉冰等人的信寫於10月7日。10月13日晚由教育部負責人李琦交給胡喬木。胡喬木當晚即交給了鄧小平的秘書王瑞林。

  [3]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121頁。

  [4] 《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1976年1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486頁。

  [5] 梁效、任明:《評“三項指示為綱”》,《人民日報》1976年2月29日。

  [6]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6、141頁。

  [7]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71頁。

  [8] 借用恩格斯1859年5月18日致斐·拉薩爾信中的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0頁。

(編輯:xiaoting)

文章摘自 《難忘這八年》 作者:程中原 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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