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口述｜趙稷華 整理｜劉火雄
“本文原載於《文史參考》2011年第12期，轉載請注明出處”
趙稷華 1935 年生，北京人。曆任外交部美國處副處長、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公使銜參讚、外交部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首席代表、外交部駐香港公署副特派員等職。
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鬆對中國進行了曆史性的“破冰之旅”。中美雙方經過艱苦談判，於上海錦江飯店發表了《聯合公報》 （通常稱為“上海公報”），美國宣布將從台灣撤軍，並謀求兩國關係正常化。尼克鬆訪華前後，趙稷華在外交部歐美司任職，參加了“上海公報”談判的中方工作班子，擔任部分會談簡報和公報中英文本的管理工作。趙稷華當時所見所聞雖然有限，但也見證了部分曆史，他從自己的角度盡量回憶，記錄下來，對已有資料是一個很好的補充。
乒乓球打到了周恩來胸上
上世紀70年代，隨著世界格局的變化，中美關係逐步好轉。1971年3月，“乒乓外交”突破性地將中美關係帶入了一個新階段。很快，尼克鬆指派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作為總統特使，啟動了秘密訪華計劃，先行探路。
為了接待基辛格一行，周恩來成立了專門的工作班子：包括葉劍英元帥、黃華（後為中國首任駐聯合國代表）、外交部歐美司司長章文晉、周恩來特別助理熊向暉、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王海容等人，還有一些擔負具體工作的成員。
“文革”初，我曾在外交部翻譯室工作，章文晉挑選我參加迎接基辛格秘密來訪的工作組，由此我得以見證這一劃時代的曆史事件。
1971年4月間，工作組進駐釣魚台國賓館4號樓，有20多人。剛開始，我們內部稱“4號樓工作小組”，周恩來後改為“對美工作小組”。附近的5號樓用於接待基辛格一行。
小組成員首先翻閱、分析先前中美大使級會談的大量記錄資料，尼克鬆的著作《六次危機》也被研讀。另外，對尼克鬆、基辛格的個人曆史、興趣愛好等都做了研究，如尼克鬆喜歡看電影《巴頓將軍》。
平時主要由葉劍英坐鎮釣魚台，周恩來每周來幾次，大多在晚上，有時開會通宵達旦。周恩來偶爾也與小組成員打乒乓球調節一下工作生活。有一次，周恩來與一位新到的速記女孩對打。這位女孩算得上業餘級選手，技術不錯，而且年少氣盛，求勝心強。她有時連續有力地扣球，年逾古稀的周恩來有些招架不住。突然，乒乓球“啪”的一聲，直接打到總理胸上。眾人見狀，轟然大笑。周恩來也笑了，直說小姑娘“厲害，厲害”。
對基辛格說“電傳稿看完得還我”
1971年7月1日清晨，基辛格帶著一群助手登上飛機，開始了他自稱為“一生中最重要不過的一次旅行”。此前，白宮放出話來，基辛格此行是到亞洲各國“了解情況”，在曆時10餘天的行程中，將訪問越南南方、泰國、印度，然後轉道巴基斯坦，最後飛赴法國巴黎與越南北方的談判代表會談，對這次出訪的真正目的地北京秘而不宣。
7月9日正午12時，基辛格一行6人在章文晉等人陪同下，乘巴基斯坦專機抵達北京南苑機場，葉劍英、黃華、熊向暉、外交部禮賓司司長韓敘到機場迎接。當時，沿途通往國賓館的馬路上，到處可見“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反動走狗”的標語，誰也不會想到美國的高官會來訪。
7月9日至11日下午1時，周恩來與基辛格先後進行了6次會談，地點在釣魚台5號樓或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我方參加的人員有：周恩來、葉劍英、黃華、章文晉、熊向暉和王海容。美方參加的人員有：基辛格、霍爾德裏奇、洛德等。在場的還有中方的翻譯、速記員，美方有速記員和保護文件的安全官，但沒帶譯員。
我當時擔任雙方聯絡員，主要工作是在5號樓下守著一台電話，以便有事時及時聯係。一次，霍爾德裏奇跑下樓來，對我說需要兩個信封，也不知做何用。
會談中，周恩來談到，幾天前，尼克鬆在堪薩斯城對美國中西部新聞機構高級人士做了一場演說，稱世界出現了5個力量中心，即美國、西歐、蘇聯、中國和日本，這是美國總統第一次公開承認新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基辛格因這些天正在出訪，沒能及時得知相關消息，他非常希望馬上看到尼克鬆演說的內容或有關新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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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一時找不到合適文本，周恩來立即指示從新華社調用英文電傳稿，以便讓基辛格“一睹為快”。電傳稿要來後，我一看字跡模模糊糊，當時還沒有複印機，這是份“孤本”。我把電傳稿交給基辛格時，特別補充了一句：“電傳稿隻有這一份，看完還得還我。”基辛格笑了，表示理解。
此次秘密訪華，雙方著重討論了尼克鬆訪華之事，需要擬定一個中美雙方都認可的公告。經過反複討論，《公告》主要內容定為：尼克鬆總統曾經表示希望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邀請尼克鬆總統於1972年5月以前的適當時間訪問中國，尼克鬆總統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邀請。
7月11日下午，基辛格一行帶著此次秘密訪問的圓滿成果飛回巴基斯坦。他們按照預先商量好的密碼向尼克鬆發出了一個代表成功的信號——“Eureka”（希臘語“我發現了”）。
基辛格提出搞公報，草案“各說各的”
1971年10月20日至27日，基辛格第二次來華，這一次身份已公開，專為尼克鬆訪華“鋪路”。雙方除就總的形勢和原則問題交換意見外，大部分時間和精力花在了商談聯合公報的草案，基本談成了公報的框架和大部分實質內容，剩下一些未決分歧留待以後再談，可以通過其他渠道或基辛格再來一次。
據我的了解，起初，對於是否需要發表一個共同文件，談判雙方的心態明顯不同。美方迫切需要有個公報，以示尼克鬆中國之行是成功的、“值得”的；我方認為尼克鬆親自登門此舉本身就有重大意義，有個公報當然好，沒有也無所謂。所以，搞公報是基辛格首先提出的，他在同周恩來第二次會談時就提交了美方草案，顯然是有備而來。
美方草案主要包括訪問情況、兩國關係的一般準則、國際形勢的看法和台灣問題等部分，是按老一套格調起草的。其中強調了一些含糊其辭的共同點，掩蓋了雙方的分歧，並在台灣問題上有意回避美“一個中國”和撤軍問題，反而要中方承諾隻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美方草案避重就輕，根本不能作為談判基礎，須推倒重來。
周恩來提出聯合公報可以采取“各說各的”原則。在總理直接指揮下，由章文晉和熊向暉親自起草重要段落。我與其他工作組成員有時也負責部分語句的草擬。兩天後中方提出了一份結構和內容麵目一新的草案。
當年，我們工作的物質條件相當“原始”。在文字處理上，不僅沒有電腦，連複印機也很少。我們還在使用圓珠筆和複寫紙，完全手工操作，費時費力。上呈文件還需送印刷廠排版，也頗費時，大家戲稱，我們是在用“小米加步槍”與美帝鬥爭。
中方的公報草稿讓基辛格大吃了一驚。它采用了雙方各自發表聲明和共同聲明相結合的獨特形式，其中旗幟鮮明地重申我國對總的國際形勢和各地區爭端的原則立場。然後，留下了空白由美國方麵闡述他們的觀點。這讓基辛格這位飽經國際政壇風雲的外交家頗感意外，他從未見過這樣的聯合公報。
中方原設想由代理外長姬鵬飛出麵與美方談公報。鑒於出現了複雜局麵，周恩來決定親自出麵主持談判。近年，我曾看到有回憶文章稱，一開始公報即是由副外長喬冠華與基辛格談的。這不符合事實，喬冠華當時尚未參加中美會談工作。
雙方圍繞究竟應該搞一個什麽樣的文件，很快又展開了激烈的交鋒。基辛格強調，尼克鬆不能跨越1.2萬英裏來中國聽取“批判”，美國更不能“被審判”。
對於中美雙方的分歧，周恩來首先努力說服美方接受中方草案的基本架構，強調列出雙方的不同立場，正好說明雙方的基本立場都沒有改變，恰恰可以表明美方沒有“背叛”自己的盟友，這對美方也是有利的；在擺明分歧的基礎上謀求的共同點才會更加真實，更有價值。基辛格終於被說服了，同意以中方草案作為基礎。接著周恩來和基辛格連日緊張磋商，雙方先後各提出了3份草案。基辛格最後不得不推遲一天離京。當日清晨，雙方才就草案的大部分內容取得共識，未談妥的集中於台灣問題的措詞，隻能留待以後解決。
雙方為“台灣問題”激烈爭論
在外人看來，似乎雙方的主要精力應花在共同點上，這部分必須協商一致；而分歧部分反正是各自發表聲明，各說各的，這部分就無需多談了。實際上，情況正好相反。雙方談成的公報初稿中，凡是“雙方聲明”、“雙方同意”的段落，爭議都不算大，花的時間不多，反而是分歧部分爭議最多，耗時甚長。爭論的重點集中在中方關於全球和各地區的形勢和政策的一段文字以及美方關於台灣問題的聲明部分。
中方對當時國際形勢特點的概括提法是：“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曆史潮流。”這一標準提法當然寫入了中方聲明之中。而美方對“革命”一詞十分害怕，認為這是號召世界人民“推翻美帝”。基辛格說，此詞對美方來說是一付“苦藥”，他要求改為“人民要正義”。最後中方表示可以用“人民要進步”來表述。
當時，印支問題是最大的熱點，也是中美會談中的重點議題。中方聲明中重申了我國支持越南人民抗美鬥爭的鮮明立場，使用了諸如“不惜做出最大的民族犧牲”，“誓做堅強後盾”和“可靠後方”之類的慣用的公開提法。基辛格對這一段反應最為激烈，說中方措詞“過於尖銳”，“帶有挑釁性”。最後，中方同意把中方立場簡化為“堅決支持”印支人民“為實現自己的目標所作的努力” 。
在關鍵的台灣問題上，中方首先要求美方明確承認“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方草案開始根本不提此事，隻強調台灣問題應“和平解決”。雖然中方強烈堅持，美方總是不願直截了當地寫上這句話。經過相當長時間的交鋒，才談成了那句後來廣為人知的、繞圈子的表述：“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美國是“認識到……”，不接受更明確的“承認”一詞；“認識到”在英文本中用“recognize”，還是“acknowledge”，也磨了許久，中方人員還查閱了許多大詞典，最後中方接受了後者。記得基辛格曾說，這個著名的表達措詞是洛德出的點子。
另外，中方要求美方明確承諾從台灣撤軍的最終目標。公報有關的幾句話更是反複爭論，拖時甚久。焦點是，“和平解決”和“美軍撤台”兩件事是否要聯係起來以及用什麽“詞”（強或弱）來表述。中方同意，美國可以“支持”或“希望”和平解決，美方則要用“不放棄關心”或“強調中國人應該……”。中方不同意把兩件事聯係起來，美方則要把前者作為後者的“前提”條件，即台灣問題和平解決了美國才能撤軍。這是中方絕不能接受的。
1972年1月3日，基辛格的助理黑格率美方先遣組來華，為尼克鬆訪華做禮賓、安全等技術方麵的準備，他同時帶來美方對公報草案遺留問題的新建議，美方的措詞反而有所倒退，雙方分歧未能解決。
我給領導寫簡報，寒暄的話也要記
1972年2月21日，尼克鬆偕夫人帕特裏夏，在國務卿羅傑斯和基辛格等人的陪同下，乘美國總統專機於11點半抵達北京，尼克鬆入住釣魚台8號樓，基辛格等住5號樓，開啟了對中國為期7天的曆史性訪問。
尼克鬆訪華期間，為了照顧美方內部關係和有利於公報談判過程的保密，雙方安排了5種不同範圍和層次的會談：毛澤東主席和尼克鬆總統會晤（談“哲學”）；以周恩來和尼克鬆為首的雙方全體人員大會（禮節性地在京期間首尾各一次）；周恩來和尼克鬆的限製性會談（共5次，就大的問題“務虛”）；姬鵬飛外長和羅傑斯國務卿的會談（主要談雙邊交流事項）；喬冠華副外長和基辛格的談判（專門談聯合公報，共11輪之多）。另外還有一些單獨的接觸。如此複雜的安排頗為罕見。喬冠華和基辛格每天下午要參加周恩來與尼克鬆的限製性會談，他們隻能抽空每天上午、中午甚至夜裏會晤，要在人民大會堂和釣魚台國賓館之間來往穿梭，頗為辛苦。
我作為工作人員，這時主要負責這兩輪會談的簡報工作。毛澤東、周恩來等上級領導雖然可以聽口頭或電話匯報，但對談判的進展、公報的修改情況，主要還是看簡報。那時簡報並不“簡”，基本上相當於實錄，有時連雙方寒暄的話語都記錄在案，因為這些話語也可能有政治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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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在北京的5天談判（共20多個小時），雙方終於達成協議。雙方把草案全文逐字逐句捋了兩遍，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略作了文字調整。中方要求恢複“人民要革命”的提法。喬冠華指出美國獨立戰爭也是一場革命，美方不應害怕“革命”一詞。基辛格被說服了。
中方建議把共同聲明中關於“任何一方都不在……謀求霸權”一句改為“都不應該……”。（因為事實上美國在搞霸權，隻能加以約束，原措詞有“美化”之嫌。）美方也接受了。
最為關鍵的關於“美國自台灣撤軍”一句，到了最後一天，中方仍堅持“本著這一希望（和平解決）”這樣的連接措詞。基辛格又提出了尼克鬆本人的建議，仍堅持用“基於這一前提，美國展望”自台撤軍的提法。中方堅決不同意。磨到了當天深夜，雙方才達成妥協，同意用“考慮到這一前景”這一較弱的說法。用“前景”而不說“前提”，這是章文晉提出的妙招。“前景”隻是一種可能或願望，“前提”則是一種條件。一詞之差體現了原則性與靈活性的巧妙運用。這一天喬冠華、基辛格會晤了4次之多，基辛格還單獨約晤周恩來兩次。喬冠華和基辛格都是風格獨特的外交家，談起來唇槍舌劍，火花四濺。走到邊緣時，喬冠華會以“不要公報也可以”來施壓，基辛格則往往麵紅耳赤，強壓怒火，把鉛筆咬在口中或摔在桌上，但雙方都沒有拍過桌子。
印廠老工人被召回來排印“上海公報”英文版
基辛格表示，次日到達杭州後才會把協議文本給羅傑斯等國務院官員看。2月26日，雙方人員帶著輕鬆的心情離京飛往杭州。公報已經雙方最高層批準，大家都以為大局已定。沒料到，杭州之夜又起波瀾，羅傑斯等國務院官員看了文本後提出了許多修改意見，重要修改處竟有10多處。此前，鑒於國務院有阻力，基辛格向周恩來建議離京前再安排毛澤東與尼克鬆會晤一次，讓羅傑斯也參加，以示安撫。周恩來沒有接受這一建議，但表示他“可以用別的辦法幫忙”。周恩來對尼克鬆執政以來白宮與國務院的矛盾有所了解；他或許由此聯想到，按職務，羅傑斯該排在基辛格前麵，毛澤東會見尼克鬆時，羅傑斯沒能去，難怪人家有意見。這大概就是後來周恩來到上海錦江飯店專門看望羅傑斯等國務院官員一幕的由來。
喬冠華對美方的“變卦”立即做出了強烈的反應，指出問題嚴重，沒時間再談了，否則明天不能發表公報了。後經請示，毛澤東指示，台灣問題部分不能改，其他文字可以考慮。最後，中方沒有接受美國務院涉及實質內容的修改意見。
當天夜裏，中方班子開會時，周總理得知文本中關於雙方“不應該”謀求地區霸權一句英文本中仍用“neither will seek”，而非“neither should seek”，助動詞不對，沒有“不應該”之意。他十分生氣，嚴肅批評了工作班子，責令喬冠華一定向美方提出糾正過來。當晚，喬冠華即以翻譯上的疏忽為由向基辛格提出此事，基辛格倒認為是“小問題”，馬上同意了，但表示他看得出中方是想“保留譴責美方謀求霸權的權利”。後來，基辛格還表示希望中方不要公開解釋“should”（“應該”）的含義。
2月27日到了上海，下午雙方在錦江飯店核對全部文本，最終完成了《聯合公報》。由於美方沒帶印刷設備，便由中方承擔中英文兩種文本的印刷工作，以備28日發表時向新聞界分發。當時處於“文革”時期，上海的外文印刷廠仍處於癱瘓狀態，市政府緊急行動，把幾位外文排版的老工人召回來，臨時上陣。工作班子也派出好幾位英文翻譯去校對清樣。奮鬥了一通宵，終於完成了任務。
關於《聯合公報》，我個人認為有一個技術性問題需要澄清。中美兩國政府於1972年2月28日在上海發表的《聯合公報》，後來人們習慣稱之為“上海公報”，但這不是正式名稱。所以嚴格說，“上海公報”不應加書名號。另外，應是“發表”公報，而非“簽署”，因為雙方領導人沒有在公報上署名。
“上海公報”可以說改變了世界戰略格局。中美關係實現“破冰”後，中國很快迎來建交高峰，英國、荷蘭與中國建立的外交關係升格為大使級；接著，中國同希臘、日本、聯邦德國、澳大利亞等許多國家建交。“上海公報”也為1979年中美“建交公報”及1982年“八一七公報”奠定了基礎，美國在三個聯合公報中均接受了“一個中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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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新玲）
“本文原載於《文史參考》2011年第12期，轉載請注明出處”
趙稷華 1935 年生，北京人。曆任外交部美國處副處長、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公使銜參讚、外交部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首席代表、外交部駐香港公署副特派員等職。
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鬆對中國進行了曆史性的“破冰之旅”。中美雙方經過艱苦談判，於上海錦江飯店發表了《聯合公報》 （通常稱為“上海公報”），美國宣布將從台灣撤軍，並謀求兩國關係正常化。尼克鬆訪華前後，趙稷華在外交部歐美司任職，參加了“上海公報”談判的中方工作班子，擔任部分會談簡報和公報中英文本的管理工作。趙稷華當時所見所聞雖然有限，但也見證了部分曆史，他從自己的角度盡量回憶，記錄下來，對已有資料是一個很好的補充。
乒乓球打到了周恩來胸上
上世紀70年代，隨著世界格局的變化，中美關係逐步好轉。1971年3月，“乒乓外交”突破性地將中美關係帶入了一個新階段。很快，尼克鬆指派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作為總統特使，啟動了秘密訪華計劃，先行探路。
為了接待基辛格一行，周恩來成立了專門的工作班子：包括葉劍英元帥、黃華（後為中國首任駐聯合國代表）、外交部歐美司司長章文晉、周恩來特別助理熊向暉、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王海容等人，還有一些擔負具體工作的成員。
“文革”初，我曾在外交部翻譯室工作，章文晉挑選我參加迎接基辛格秘密來訪的工作組，由此我得以見證這一劃時代的曆史事件。
1971年4月間，工作組進駐釣魚台國賓館4號樓，有20多人。剛開始，我們內部稱“4號樓工作小組”，周恩來後改為“對美工作小組”。附近的5號樓用於接待基辛格一行。
小組成員首先翻閱、分析先前中美大使級會談的大量記錄資料，尼克鬆的著作《六次危機》也被研讀。另外，對尼克鬆、基辛格的個人曆史、興趣愛好等都做了研究，如尼克鬆喜歡看電影《巴頓將軍》。
平時主要由葉劍英坐鎮釣魚台，周恩來每周來幾次，大多在晚上，有時開會通宵達旦。周恩來偶爾也與小組成員打乒乓球調節一下工作生活。有一次，周恩來與一位新到的速記女孩對打。這位女孩算得上業餘級選手，技術不錯，而且年少氣盛，求勝心強。她有時連續有力地扣球，年逾古稀的周恩來有些招架不住。突然，乒乓球“啪”的一聲，直接打到總理胸上。眾人見狀，轟然大笑。周恩來也笑了，直說小姑娘“厲害，厲害”。
對基辛格說“電傳稿看完得還我”
1971年7月1日清晨，基辛格帶著一群助手登上飛機，開始了他自稱為“一生中最重要不過的一次旅行”。此前，白宮放出話來，基辛格此行是到亞洲各國“了解情況”，在曆時10餘天的行程中，將訪問越南南方、泰國、印度，然後轉道巴基斯坦，最後飛赴法國巴黎與越南北方的談判代表會談，對這次出訪的真正目的地北京秘而不宣。
7月9日正午12時，基辛格一行6人在章文晉等人陪同下，乘巴基斯坦專機抵達北京南苑機場，葉劍英、黃華、熊向暉、外交部禮賓司司長韓敘到機場迎接。當時，沿途通往國賓館的馬路上，到處可見“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反動走狗”的標語，誰也不會想到美國的高官會來訪。
7月9日至11日下午1時，周恩來與基辛格先後進行了6次會談，地點在釣魚台5號樓或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我方參加的人員有：周恩來、葉劍英、黃華、章文晉、熊向暉和王海容。美方參加的人員有：基辛格、霍爾德裏奇、洛德等。在場的還有中方的翻譯、速記員，美方有速記員和保護文件的安全官，但沒帶譯員。
我當時擔任雙方聯絡員，主要工作是在5號樓下守著一台電話，以便有事時及時聯係。一次，霍爾德裏奇跑下樓來，對我說需要兩個信封，也不知做何用。
會談中，周恩來談到，幾天前，尼克鬆在堪薩斯城對美國中西部新聞機構高級人士做了一場演說，稱世界出現了5個力量中心，即美國、西歐、蘇聯、中國和日本，這是美國總統第一次公開承認新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基辛格因這些天正在出訪，沒能及時得知相關消息，他非常希望馬上看到尼克鬆演說的內容或有關新聞報道。
【1】 【2】 【3】 【4】
由於一時找不到合適文本，周恩來立即指示從新華社調用英文電傳稿，以便讓基辛格“一睹為快”。電傳稿要來後，我一看字跡模模糊糊，當時還沒有複印機，這是份“孤本”。我把電傳稿交給基辛格時，特別補充了一句：“電傳稿隻有這一份，看完還得還我。”基辛格笑了，表示理解。
此次秘密訪華，雙方著重討論了尼克鬆訪華之事，需要擬定一個中美雙方都認可的公告。經過反複討論，《公告》主要內容定為：尼克鬆總統曾經表示希望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邀請尼克鬆總統於1972年5月以前的適當時間訪問中國，尼克鬆總統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邀請。
7月11日下午，基辛格一行帶著此次秘密訪問的圓滿成果飛回巴基斯坦。他們按照預先商量好的密碼向尼克鬆發出了一個代表成功的信號——“Eureka”（希臘語“我發現了”）。
基辛格提出搞公報，草案“各說各的”
1971年10月20日至27日，基辛格第二次來華，這一次身份已公開，專為尼克鬆訪華“鋪路”。雙方除就總的形勢和原則問題交換意見外，大部分時間和精力花在了商談聯合公報的草案，基本談成了公報的框架和大部分實質內容，剩下一些未決分歧留待以後再談，可以通過其他渠道或基辛格再來一次。
據我的了解，起初，對於是否需要發表一個共同文件，談判雙方的心態明顯不同。美方迫切需要有個公報，以示尼克鬆中國之行是成功的、“值得”的；我方認為尼克鬆親自登門此舉本身就有重大意義，有個公報當然好，沒有也無所謂。所以，搞公報是基辛格首先提出的，他在同周恩來第二次會談時就提交了美方草案，顯然是有備而來。
美方草案主要包括訪問情況、兩國關係的一般準則、國際形勢的看法和台灣問題等部分，是按老一套格調起草的。其中強調了一些含糊其辭的共同點，掩蓋了雙方的分歧，並在台灣問題上有意回避美“一個中國”和撤軍問題，反而要中方承諾隻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美方草案避重就輕，根本不能作為談判基礎，須推倒重來。
周恩來提出聯合公報可以采取“各說各的”原則。在總理直接指揮下，由章文晉和熊向暉親自起草重要段落。我與其他工作組成員有時也負責部分語句的草擬。兩天後中方提出了一份結構和內容麵目一新的草案。
當年，我們工作的物質條件相當“原始”。在文字處理上，不僅沒有電腦，連複印機也很少。我們還在使用圓珠筆和複寫紙，完全手工操作，費時費力。上呈文件還需送印刷廠排版，也頗費時，大家戲稱，我們是在用“小米加步槍”與美帝鬥爭。
中方的公報草稿讓基辛格大吃了一驚。它采用了雙方各自發表聲明和共同聲明相結合的獨特形式，其中旗幟鮮明地重申我國對總的國際形勢和各地區爭端的原則立場。然後，留下了空白由美國方麵闡述他們的觀點。這讓基辛格這位飽經國際政壇風雲的外交家頗感意外，他從未見過這樣的聯合公報。
中方原設想由代理外長姬鵬飛出麵與美方談公報。鑒於出現了複雜局麵，周恩來決定親自出麵主持談判。近年，我曾看到有回憶文章稱，一開始公報即是由副外長喬冠華與基辛格談的。這不符合事實，喬冠華當時尚未參加中美會談工作。
雙方圍繞究竟應該搞一個什麽樣的文件，很快又展開了激烈的交鋒。基辛格強調，尼克鬆不能跨越1.2萬英裏來中國聽取“批判”，美國更不能“被審判”。
對於中美雙方的分歧，周恩來首先努力說服美方接受中方草案的基本架構，強調列出雙方的不同立場，正好說明雙方的基本立場都沒有改變，恰恰可以表明美方沒有“背叛”自己的盟友，這對美方也是有利的；在擺明分歧的基礎上謀求的共同點才會更加真實，更有價值。基辛格終於被說服了，同意以中方草案作為基礎。接著周恩來和基辛格連日緊張磋商，雙方先後各提出了3份草案。基辛格最後不得不推遲一天離京。當日清晨，雙方才就草案的大部分內容取得共識，未談妥的集中於台灣問題的措詞，隻能留待以後解決。
雙方為“台灣問題”激烈爭論
在外人看來，似乎雙方的主要精力應花在共同點上，這部分必須協商一致；而分歧部分反正是各自發表聲明，各說各的，這部分就無需多談了。實際上，情況正好相反。雙方談成的公報初稿中，凡是“雙方聲明”、“雙方同意”的段落，爭議都不算大，花的時間不多，反而是分歧部分爭議最多，耗時甚長。爭論的重點集中在中方關於全球和各地區的形勢和政策的一段文字以及美方關於台灣問題的聲明部分。
中方對當時國際形勢特點的概括提法是：“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曆史潮流。”這一標準提法當然寫入了中方聲明之中。而美方對“革命”一詞十分害怕，認為這是號召世界人民“推翻美帝”。基辛格說，此詞對美方來說是一付“苦藥”，他要求改為“人民要正義”。最後中方表示可以用“人民要進步”來表述。
當時，印支問題是最大的熱點，也是中美會談中的重點議題。中方聲明中重申了我國支持越南人民抗美鬥爭的鮮明立場，使用了諸如“不惜做出最大的民族犧牲”，“誓做堅強後盾”和“可靠後方”之類的慣用的公開提法。基辛格對這一段反應最為激烈，說中方措詞“過於尖銳”，“帶有挑釁性”。最後，中方同意把中方立場簡化為“堅決支持”印支人民“為實現自己的目標所作的努力” 。
在關鍵的台灣問題上，中方首先要求美方明確承認“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方草案開始根本不提此事，隻強調台灣問題應“和平解決”。雖然中方強烈堅持，美方總是不願直截了當地寫上這句話。經過相當長時間的交鋒，才談成了那句後來廣為人知的、繞圈子的表述：“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美國是“認識到……”，不接受更明確的“承認”一詞；“認識到”在英文本中用“recognize”，還是“acknowledge”，也磨了許久，中方人員還查閱了許多大詞典，最後中方接受了後者。記得基辛格曾說，這個著名的表達措詞是洛德出的點子。
另外，中方要求美方明確承諾從台灣撤軍的最終目標。公報有關的幾句話更是反複爭論，拖時甚久。焦點是，“和平解決”和“美軍撤台”兩件事是否要聯係起來以及用什麽“詞”（強或弱）來表述。中方同意，美國可以“支持”或“希望”和平解決，美方則要用“不放棄關心”或“強調中國人應該……”。中方不同意把兩件事聯係起來，美方則要把前者作為後者的“前提”條件，即台灣問題和平解決了美國才能撤軍。這是中方絕不能接受的。
1972年1月3日，基辛格的助理黑格率美方先遣組來華，為尼克鬆訪華做禮賓、安全等技術方麵的準備，他同時帶來美方對公報草案遺留問題的新建議，美方的措詞反而有所倒退，雙方分歧未能解決。
我給領導寫簡報，寒暄的話也要記
1972年2月21日，尼克鬆偕夫人帕特裏夏，在國務卿羅傑斯和基辛格等人的陪同下，乘美國總統專機於11點半抵達北京，尼克鬆入住釣魚台8號樓，基辛格等住5號樓，開啟了對中國為期7天的曆史性訪問。
尼克鬆訪華期間，為了照顧美方內部關係和有利於公報談判過程的保密，雙方安排了5種不同範圍和層次的會談：毛澤東主席和尼克鬆總統會晤（談“哲學”）；以周恩來和尼克鬆為首的雙方全體人員大會（禮節性地在京期間首尾各一次）；周恩來和尼克鬆的限製性會談（共5次，就大的問題“務虛”）；姬鵬飛外長和羅傑斯國務卿的會談（主要談雙邊交流事項）；喬冠華副外長和基辛格的談判（專門談聯合公報，共11輪之多）。另外還有一些單獨的接觸。如此複雜的安排頗為罕見。喬冠華和基辛格每天下午要參加周恩來與尼克鬆的限製性會談，他們隻能抽空每天上午、中午甚至夜裏會晤，要在人民大會堂和釣魚台國賓館之間來往穿梭，頗為辛苦。
我作為工作人員，這時主要負責這兩輪會談的簡報工作。毛澤東、周恩來等上級領導雖然可以聽口頭或電話匯報，但對談判的進展、公報的修改情況，主要還是看簡報。那時簡報並不“簡”，基本上相當於實錄，有時連雙方寒暄的話語都記錄在案，因為這些話語也可能有政治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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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在北京的5天談判（共20多個小時），雙方終於達成協議。雙方把草案全文逐字逐句捋了兩遍，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略作了文字調整。中方要求恢複“人民要革命”的提法。喬冠華指出美國獨立戰爭也是一場革命，美方不應害怕“革命”一詞。基辛格被說服了。
中方建議把共同聲明中關於“任何一方都不在……謀求霸權”一句改為“都不應該……”。（因為事實上美國在搞霸權，隻能加以約束，原措詞有“美化”之嫌。）美方也接受了。
最為關鍵的關於“美國自台灣撤軍”一句，到了最後一天，中方仍堅持“本著這一希望（和平解決）”這樣的連接措詞。基辛格又提出了尼克鬆本人的建議，仍堅持用“基於這一前提，美國展望”自台撤軍的提法。中方堅決不同意。磨到了當天深夜，雙方才達成妥協，同意用“考慮到這一前景”這一較弱的說法。用“前景”而不說“前提”，這是章文晉提出的妙招。“前景”隻是一種可能或願望，“前提”則是一種條件。一詞之差體現了原則性與靈活性的巧妙運用。這一天喬冠華、基辛格會晤了4次之多，基辛格還單獨約晤周恩來兩次。喬冠華和基辛格都是風格獨特的外交家，談起來唇槍舌劍，火花四濺。走到邊緣時，喬冠華會以“不要公報也可以”來施壓，基辛格則往往麵紅耳赤，強壓怒火，把鉛筆咬在口中或摔在桌上，但雙方都沒有拍過桌子。
印廠老工人被召回來排印“上海公報”英文版
基辛格表示，次日到達杭州後才會把協議文本給羅傑斯等國務院官員看。2月26日，雙方人員帶著輕鬆的心情離京飛往杭州。公報已經雙方最高層批準，大家都以為大局已定。沒料到，杭州之夜又起波瀾，羅傑斯等國務院官員看了文本後提出了許多修改意見，重要修改處竟有10多處。此前，鑒於國務院有阻力，基辛格向周恩來建議離京前再安排毛澤東與尼克鬆會晤一次，讓羅傑斯也參加，以示安撫。周恩來沒有接受這一建議，但表示他“可以用別的辦法幫忙”。周恩來對尼克鬆執政以來白宮與國務院的矛盾有所了解；他或許由此聯想到，按職務，羅傑斯該排在基辛格前麵，毛澤東會見尼克鬆時，羅傑斯沒能去，難怪人家有意見。這大概就是後來周恩來到上海錦江飯店專門看望羅傑斯等國務院官員一幕的由來。
喬冠華對美方的“變卦”立即做出了強烈的反應，指出問題嚴重，沒時間再談了，否則明天不能發表公報了。後經請示，毛澤東指示，台灣問題部分不能改，其他文字可以考慮。最後，中方沒有接受美國務院涉及實質內容的修改意見。
當天夜裏，中方班子開會時，周總理得知文本中關於雙方“不應該”謀求地區霸權一句英文本中仍用“neither will seek”，而非“neither should seek”，助動詞不對，沒有“不應該”之意。他十分生氣，嚴肅批評了工作班子，責令喬冠華一定向美方提出糾正過來。當晚，喬冠華即以翻譯上的疏忽為由向基辛格提出此事，基辛格倒認為是“小問題”，馬上同意了，但表示他看得出中方是想“保留譴責美方謀求霸權的權利”。後來，基辛格還表示希望中方不要公開解釋“should”（“應該”）的含義。
2月27日到了上海，下午雙方在錦江飯店核對全部文本，最終完成了《聯合公報》。由於美方沒帶印刷設備，便由中方承擔中英文兩種文本的印刷工作，以備28日發表時向新聞界分發。當時處於“文革”時期，上海的外文印刷廠仍處於癱瘓狀態，市政府緊急行動，把幾位外文排版的老工人召回來，臨時上陣。工作班子也派出好幾位英文翻譯去校對清樣。奮鬥了一通宵，終於完成了任務。
關於《聯合公報》，我個人認為有一個技術性問題需要澄清。中美兩國政府於1972年2月28日在上海發表的《聯合公報》，後來人們習慣稱之為“上海公報”，但這不是正式名稱。所以嚴格說，“上海公報”不應加書名號。另外，應是“發表”公報，而非“簽署”，因為雙方領導人沒有在公報上署名。
“上海公報”可以說改變了世界戰略格局。中美關係實現“破冰”後，中國很快迎來建交高峰，英國、荷蘭與中國建立的外交關係升格為大使級；接著，中國同希臘、日本、聯邦德國、澳大利亞等許多國家建交。“上海公報”也為1979年中美“建交公報”及1982年“八一七公報”奠定了基礎，美國在三個聯合公報中均接受了“一個中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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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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