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是誰隱瞞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圖文編輯/默人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當中，讀書最多的當屬毛主席，自然，讀史書是毛主席的最愛。
毛主席在讀《明史》的時候，針對官僚腐敗、欺上瞞下等種種惡習引出感慨批道：“今猶存此弊。”(見《毛澤東讀文史古藉批語集》第284頁)。毛主席雖是布衣出身，卻熟知史實，對於官僚們的把戲是再清楚不過了。1959年3月29日，他在一封黨內通訊中，批評中層幹部說：“上麵的指示不合他們口胃的、他們即陽奉陰違，或者簡直置之不理。”“下情不能上達，上情不能下達，危險之至。”因此.需要經常開會。“上層基層，夾攻中層，中層幹部的錯誤觀點才能改正。”4月29日，毛主席又寫了一封直達小隊幹部的公開信，對當時的共產風進行了相當嚴厲的批評，其中寫道：“上麵'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麵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同現在流行的一種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裏唱的是低調，目的在於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這封信以黨主席身份，越過各級官僚機構，直接發到省級、地級、縣級、社隊、隊級、小隊級。這樣就能夠衝破官僚集團的封鎖嗎?
據已知的史料，當時的四川第一把手李井泉把《黨內通信》收回，繼續搞他的密植高產，解散公共食堂四川搞到最後，體製下放一拖再拖，四川組還要求主要體會《報告》的精神，“不聯係實際”。曹為平回憶：“在四川南充，我問了不少黨員，長期以來答案都是從沒聽說過。而且許多人一口咬定決不會有那樣的事。最近我才聽說，南充在很小的範圍裏--隻限於各單位領導，還是傳達過。並且馬上把文件收了，並說不許說出去，要'承擔責任'”。
不要說地方官僚，就連身邊親信也不可靠。1965年末，毛主席在談話中提到了《海瑞罷官》的一些事，毛主席說：“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對戲劇界、曆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整理紀要的任務，落到了毛身邊的幾個秀才身上。由於艾思奇、關鋒的記錄最詳細，田家英轉請他倆整理記錄。關鋒和艾思奇連夜整理，幹了一通宵，就寫出了紀要。他倆把紀要交給了田家英。田家英看後，刪去了毛主席對姚文元、戚本禹的評論那段話。艾思奇知道了，曾好意地提醒他：“主席的談話，恐怕不便於刪。”田家英答道：“那幾句話是談文藝問題的，與整個談話關係不大，所以我把它刪去了。”以田家英在毛主席身邊的閱曆，他會認為這段話是毛主席的信口之言嗎?田家英當然是有自己用意的。其用意之好壞，我們也不去評價，但即使是在今天的中國社會，一個隨意刪除更改領導談話內容的秘書，恐怕也不能說是職業典範吧?據說田還做了一些別的事，例如把毛主席的言行私下通報劉少奇，最後自殺了事。這條人命又算在毛主席的頭上了，毛主席真是冤大頭。
到了文革時期，毛主席的威信達到曆史最高點。那時經常有毛主席最新指示發表，一旦高音喇叭聽到最新指示發表，人們總會敲鑼打鼓上街遊行慶祝，但在當時就發生了這麽一件事：
1966年6月，工作組傳達了毛主席關於一些單位出現群眾打人事件的指示：如果是壞人，那麽打了你活該;如果是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如果是好人打好人，那是誤會，不打不相識嘛。……這次傳達是全國統一傳達的。這條“最高指示”一傳達，全國各學校頓時打人成風：毛主席都批準打人，誰說“黑幫”打不得?然而時隔很久人們才知道，毛主席當時嚴厲批評了這個“傳達”：為什麽偏偏刪掉了我最關鍵的最後一句話：“今後不準打人”?!毛主席的原話說得很明確：“黨的政策不主張打人。但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今後再不許打人。要擺事實講道理。”
1966 年12月27日，毛主席專門為此給周恩來寫了親筆信：“最近，不少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來信問我，給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臉、遊街是否算武鬥?我認為：這種作法應該算是武鬥的一種形式。這種作法不好。這種作法達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這裏我強調一下，在鬥爭中一定要堅持文鬥，不用武鬥，因為武鬥隻能觸及人的身體，不能觸及人的靈魂。隻有堅持文鬥，不用武鬥，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才能鬥出水平來，才能真正達到教育人民的目的。應該分析，武鬥絕大多數是少數別有用心的資產階級反動分子挑動起來的，他們有意破壞黨的政策，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降低黨的威信。凡是動手打人的，應該依法處之。請轉告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毛主席接見張春橋姚文元同誌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時說：“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號是反動的。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人一定走向反麵。一定被人家打倒，幹不了幾天。
之後公布的“十六條”規定“要用文鬥、不用武鬥”，但“二次反右”已經造成了群眾的嚴重對立，歪曲傳達的“打人指示”已經先入為主，暴力之風已形成。“要用文鬥，不用武鬥”等規定在文革中幾乎無人理睬。這正是“不準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這一理論的需要。各學校打人成風，豈不證明了“沒有工作組就要大亂”、廣播北大大字報就是“敢動黨內'當權派'，就必然天下大亂”? 在受害者及家屬心裏種下對文革、對毛主席的仇恨種子。把群眾的注意力吸引到打人，不再關注“黨內走資派”。
從古到今，官吏們最擅長的就是陽奉陰違，或者“打著紅旗反紅旗”，還說這叫“最忠”。
(來源：風之穀書院 作者：劉琅 2012年12月20日 摘編並配圖/默人)
是誰隱瞞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2012-12-21 15:16:29)轉載▼
圖文編輯/默人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當中，讀書最多的當屬毛主席，自然，讀史書是毛主席的最愛。
毛主席在讀《明史》的時候，針對官僚腐敗、欺上瞞下等種種惡習引出感慨批道：“今猶存此弊。”(見《毛澤東讀文史古藉批語集》第284頁)。毛主席雖是布衣出身，卻熟知史實，對於官僚們的把戲是再清楚不過了。1959年3月29日，他在一封黨內通訊中，批評中層幹部說：“上麵的指示不合他們口胃的、他們即陽奉陰違，或者簡直置之不理。”“下情不能上達，上情不能下達，危險之至。”因此.需要經常開會。“上層基層，夾攻中層，中層幹部的錯誤觀點才能改正。”4月29日，毛主席又寫了一封直達小隊幹部的公開信，對當時的共產風進行了相當嚴厲的批評，其中寫道：“上麵'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麵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同現在流行的一種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裏唱的是低調，目的在於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這封信以黨主席身份，越過各級官僚機構，直接發到省級、地級、縣級、社隊、隊級、小隊級。這樣就能夠衝破官僚集團的封鎖嗎?
據已知的史料，當時的四川第一把手李井泉把《黨內通信》收回，繼續搞他的密植高產，解散公共食堂四川搞到最後，體製下放一拖再拖，四川組還要求主要體會《報告》的精神，“不聯係實際”。曹為平回憶：“在四川南充，我問了不少黨員，長期以來答案都是從沒聽說過。而且許多人一口咬定決不會有那樣的事。最近我才聽說，南充在很小的範圍裏--隻限於各單位領導，還是傳達過。並且馬上把文件收了，並說不許說出去，要'承擔責任'”。
不要說地方官僚，就連身邊親信也不可靠。1965年末，毛主席在談話中提到了《海瑞罷官》的一些事，毛主席說：“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對戲劇界、曆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整理紀要的任務，落到了毛身邊的幾個秀才身上。由於艾思奇、關鋒的記錄最詳細，田家英轉請他倆整理記錄。關鋒和艾思奇連夜整理，幹了一通宵，就寫出了紀要。他倆把紀要交給了田家英。田家英看後，刪去了毛主席對姚文元、戚本禹的評論那段話。艾思奇知道了，曾好意地提醒他：“主席的談話，恐怕不便於刪。”田家英答道：“那幾句話是談文藝問題的，與整個談話關係不大，所以我把它刪去了。”以田家英在毛主席身邊的閱曆，他會認為這段話是毛主席的信口之言嗎?田家英當然是有自己用意的。其用意之好壞，我們也不去評價，但即使是在今天的中國社會，一個隨意刪除更改領導談話內容的秘書，恐怕也不能說是職業典範吧?據說田還做了一些別的事，例如把毛主席的言行私下通報劉少奇，最後自殺了事。這條人命又算在毛主席的頭上了，毛主席真是冤大頭。
到了文革時期，毛主席的威信達到曆史最高點。那時經常有毛主席最新指示發表，一旦高音喇叭聽到最新指示發表，人們總會敲鑼打鼓上街遊行慶祝，但在當時就發生了這麽一件事：
1966年6月，工作組傳達了毛主席關於一些單位出現群眾打人事件的指示：如果是壞人，那麽打了你活該;如果是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如果是好人打好人，那是誤會，不打不相識嘛。……這次傳達是全國統一傳達的。這條“最高指示”一傳達，全國各學校頓時打人成風：毛主席都批準打人，誰說“黑幫”打不得?然而時隔很久人們才知道，毛主席當時嚴厲批評了這個“傳達”：為什麽偏偏刪掉了我最關鍵的最後一句話：“今後不準打人”?!毛主席的原話說得很明確：“黨的政策不主張打人。但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今後再不許打人。要擺事實講道理。”
1966 年12月27日，毛主席專門為此給周恩來寫了親筆信：“最近，不少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來信問我，給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臉、遊街是否算武鬥?我認為：這種作法應該算是武鬥的一種形式。這種作法不好。這種作法達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這裏我強調一下，在鬥爭中一定要堅持文鬥，不用武鬥，因為武鬥隻能觸及人的身體，不能觸及人的靈魂。隻有堅持文鬥，不用武鬥，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才能鬥出水平來，才能真正達到教育人民的目的。應該分析，武鬥絕大多數是少數別有用心的資產階級反動分子挑動起來的，他們有意破壞黨的政策，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降低黨的威信。凡是動手打人的，應該依法處之。請轉告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毛主席接見張春橋姚文元同誌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時說：“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號是反動的。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人一定走向反麵。一定被人家打倒，幹不了幾天。
之後公布的“十六條”規定“要用文鬥、不用武鬥”，但“二次反右”已經造成了群眾的嚴重對立，歪曲傳達的“打人指示”已經先入為主，暴力之風已形成。“要用文鬥，不用武鬥”等規定在文革中幾乎無人理睬。這正是“不準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這一理論的需要。各學校打人成風，豈不證明了“沒有工作組就要大亂”、廣播北大大字報就是“敢動黨內'當權派'，就必然天下大亂”? 在受害者及家屬心裏種下對文革、對毛主席的仇恨種子。把群眾的注意力吸引到打人，不再關注“黨內走資派”。
從古到今，官吏們最擅長的就是陽奉陰違，或者“打著紅旗反紅旗”，還說這叫“最忠”。
(來源：風之穀書院 作者：劉琅 2012年12月20日 摘編並配圖/默人)
是誰隱瞞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2012-12-21 15:16:29)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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