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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文家劉洪波：《舊製度與大革命》對現實的啟示
2012年12月19日08:50 來源：南方日報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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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30日，中紀委召開了一次專家學者座談會。座談會不念稿，不客套，無顧慮，放開講。而後，人們知道會議上論及了“選擇性反腐”、官員財產公開製度、借鑒香港廉政公署經驗、反腐製度設計、限製公權力等問題。
近幾天，媒體又報道，座談會結束時，中紀委書記王岐山總結，講到反腐“更希望潤物細無聲，不大搞動靜，但是也不能有困難就不做”，並推薦了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的《舊製度與大革命》一書，稱“我們現在很多學者看的是後資本主義時期的書，應該看一下前期的東西”。
《舊製度與大革命》，在近些年的思想界其實已被廣泛閱讀。托克維爾一本《論美國的民主》，一本《舊製度與大革命》，兩部政治曆史著作，分別給人“美國何以是美國”和“法國何以是法國”的思考。近百年來，人們已經了解到國家政治現代化過程有英美方式與法國方式，兩者的差異尤其優劣也大致被認為得到了答案。在這一背景下，如果說《論美國的民主》主要被視為順利轉型的經驗尋思，《舊製度與大革命》則主要被視為提供了成功與頓挫分別有之的警策與借鑒。
以一個法國人的身份，托克維爾寫作《舊製度與大革命》，並不像寫作《論美國的民主》那樣，主要隨著旅行與觀察所獲得的材料去展開思考，而是通過“身在其中”的體驗來追溯大革命之所以產生的原因。這種體驗，也包括人作為曆史環節的體驗，例如搜集包括土地清冊、賦稅簿籍、政權內的奏章、指示、通信、會議記錄等檔案。
結論發人深省，法國大革命作為一場激烈的社會政治革命，進步性不容置疑；大革命並非在完全停滯的狀態下發生，而是在改革已經啟動，統治已經顯得開明，社會已經看起來繁榮的條件下發生，“對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因為舊製度的某些已經廢除時，人們對餘下的部分更加不能忍受，也更加懷抱鏟除的希望。這種社會政治變革的背景，既呈現了與舊製度決裂的烈性，也體現出長時間的反複性，代價高昂。
我不準備在這裏寫閱讀感受，事實上太短的篇幅也很難道出閱讀所帶來的複雜頭緒。有一點卻不能不提及，《舊製度與大革命》在閱讀中完全可能產生想到反逆的解讀。有人從中看到革命在一定形勢下的不可避免，也有人會從中看到大革命的進步內含的巨大悲劇。但也有一點是能夠形成共識的，就是在曆史的某些處境下，存在著革命與改革的賽跑，哪一個在社會政治的現實中領先，將對國家曆史和生活現實產生深遠的影響。
毫無疑問，《舊製度與大革命》的意涵，不隻是腐敗和反腐，而是對一場影響到世界的波瀾壯闊的社會政治運動的總體思索。它在中紀委的專家學者座談會上被推薦，雖然可以被理解為讓人們對反腐的緊迫性、反腐效果關乎政權生死存亡有更為深切和宏闊的認識，但反腐本身就不隻是懲罰貪腐官員，隻有提高製度的整體有效性為基礎，腐敗的預防和懲罰才能有所成效。那麽推薦《舊製度與大革命》也可以被認為具有超出反腐本身的指向。
今日中國，正處在社會轉型、製度轉型的時期。腐敗蔓延，形勢嚴峻，很大程度與“改革進入深水區”、“改革進入攻堅階段”有關。深水區和攻堅階段，說到底無非是改革到達了體製的硬核部分、製度的核心區域，到達了權力自身要受約束的階段，而權力並不容易對自己痛下決心。於是現實呈現了一種曆史性的相似，製度和體製已經改革有年，而那些遺留的硬核部分成了人們比改革未曾開始時更加不能忍受的對象。
這樣的時候，處理社會政治矛盾既有技術問題，如“潤物細無聲”還是“搞出大動靜”，也有遠在技術問題之上的本質問題，就是權力將要受到怎樣的製度約束。近段時間，人們紛紛議論“新變化”，包括會風文風作風的變化、改革被不斷強調並被視為尚未充分利用的“紅利”、“民族複興”被反複強調以重新凝聚共識等等。在反腐上，則有網絡實名舉報、查處行動加速並且“選擇性反腐”色彩減弱等跡象，令人感受到一些變化。
可以說，新的領導集體的產生，以及風格差異，使人們燃起了新的希望。對於社會政治向前走來說，這可能是一個新的時機窗口。這個時機窗口能延續多長，能擴展到多大，則視乎能否有不斷的前進來印證。新的改革如何啟動，新的製度頂層設計如果展開，人們正在期待中。
我們每個人都處在現實之中，都正在經驗類似托克維爾的那種“法國體驗”。人們需要一個好社會，這是根本。經由改革達成代價最小，問題在於改革怎樣推進、製度怎樣變革，《舊製度與大改革》這本書能帶給我們一些啟示。
(作者劉洪波 為國內著名雜文家)
（責任編輯：劉蘭(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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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9日08:50 來源：南方日報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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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30日，中紀委召開了一次專家學者座談會。座談會不念稿，不客套，無顧慮，放開講。而後，人們知道會議上論及了“選擇性反腐”、官員財產公開製度、借鑒香港廉政公署經驗、反腐製度設計、限製公權力等問題。
近幾天，媒體又報道，座談會結束時，中紀委書記王岐山總結，講到反腐“更希望潤物細無聲，不大搞動靜，但是也不能有困難就不做”，並推薦了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的《舊製度與大革命》一書，稱“我們現在很多學者看的是後資本主義時期的書，應該看一下前期的東西”。
《舊製度與大革命》，在近些年的思想界其實已被廣泛閱讀。托克維爾一本《論美國的民主》，一本《舊製度與大革命》，兩部政治曆史著作，分別給人“美國何以是美國”和“法國何以是法國”的思考。近百年來，人們已經了解到國家政治現代化過程有英美方式與法國方式，兩者的差異尤其優劣也大致被認為得到了答案。在這一背景下，如果說《論美國的民主》主要被視為順利轉型的經驗尋思，《舊製度與大革命》則主要被視為提供了成功與頓挫分別有之的警策與借鑒。
以一個法國人的身份，托克維爾寫作《舊製度與大革命》，並不像寫作《論美國的民主》那樣，主要隨著旅行與觀察所獲得的材料去展開思考，而是通過“身在其中”的體驗來追溯大革命之所以產生的原因。這種體驗，也包括人作為曆史環節的體驗，例如搜集包括土地清冊、賦稅簿籍、政權內的奏章、指示、通信、會議記錄等檔案。
結論發人深省，法國大革命作為一場激烈的社會政治革命，進步性不容置疑；大革命並非在完全停滯的狀態下發生，而是在改革已經啟動，統治已經顯得開明，社會已經看起來繁榮的條件下發生，“對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因為舊製度的某些已經廢除時，人們對餘下的部分更加不能忍受，也更加懷抱鏟除的希望。這種社會政治變革的背景，既呈現了與舊製度決裂的烈性，也體現出長時間的反複性，代價高昂。
我不準備在這裏寫閱讀感受，事實上太短的篇幅也很難道出閱讀所帶來的複雜頭緒。有一點卻不能不提及，《舊製度與大革命》在閱讀中完全可能產生想到反逆的解讀。有人從中看到革命在一定形勢下的不可避免，也有人會從中看到大革命的進步內含的巨大悲劇。但也有一點是能夠形成共識的，就是在曆史的某些處境下，存在著革命與改革的賽跑，哪一個在社會政治的現實中領先，將對國家曆史和生活現實產生深遠的影響。
毫無疑問，《舊製度與大革命》的意涵，不隻是腐敗和反腐，而是對一場影響到世界的波瀾壯闊的社會政治運動的總體思索。它在中紀委的專家學者座談會上被推薦，雖然可以被理解為讓人們對反腐的緊迫性、反腐效果關乎政權生死存亡有更為深切和宏闊的認識，但反腐本身就不隻是懲罰貪腐官員，隻有提高製度的整體有效性為基礎，腐敗的預防和懲罰才能有所成效。那麽推薦《舊製度與大革命》也可以被認為具有超出反腐本身的指向。
今日中國，正處在社會轉型、製度轉型的時期。腐敗蔓延，形勢嚴峻，很大程度與“改革進入深水區”、“改革進入攻堅階段”有關。深水區和攻堅階段，說到底無非是改革到達了體製的硬核部分、製度的核心區域，到達了權力自身要受約束的階段，而權力並不容易對自己痛下決心。於是現實呈現了一種曆史性的相似，製度和體製已經改革有年，而那些遺留的硬核部分成了人們比改革未曾開始時更加不能忍受的對象。
這樣的時候，處理社會政治矛盾既有技術問題，如“潤物細無聲”還是“搞出大動靜”，也有遠在技術問題之上的本質問題，就是權力將要受到怎樣的製度約束。近段時間，人們紛紛議論“新變化”，包括會風文風作風的變化、改革被不斷強調並被視為尚未充分利用的“紅利”、“民族複興”被反複強調以重新凝聚共識等等。在反腐上，則有網絡實名舉報、查處行動加速並且“選擇性反腐”色彩減弱等跡象，令人感受到一些變化。
可以說，新的領導集體的產生，以及風格差異，使人們燃起了新的希望。對於社會政治向前走來說，這可能是一個新的時機窗口。這個時機窗口能延續多長，能擴展到多大，則視乎能否有不斷的前進來印證。新的改革如何啟動，新的製度頂層設計如果展開，人們正在期待中。
我們每個人都處在現實之中，都正在經驗類似托克維爾的那種“法國體驗”。人們需要一個好社會，這是根本。經由改革達成代價最小，問題在於改革怎樣推進、製度怎樣變革，《舊製度與大改革》這本書能帶給我們一些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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