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記》——一部活生生的教科書 楊愛國 倪士幹 Zt
(2012-12-18 22:4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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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記》——一部活生生的教科書
楊愛國 倪士幹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曆經8年的抗日戰爭,終於取得了全麵勝利。為了落實國共兩黨簽定的《雙十協定》⑴,當年秋冬,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四軍一師部隊主動從蘇南、浙東、浙西北撤到達蘇中東台等地休整。蘇中區黨委調蘇中軍區前線劇團,在東台城中山劇場演出《甲申記》招待官兵。50多年後的1998年4月,在上海市委宣傳部的支持下,主演陳圓圓的陳均等新四軍老戰士編輯出版了《<甲申記>演出紀念文集》。幾十年來,無論是演職人員還是觀眾,一提起《甲申記》都是讚不絕口,感慨萬分。一出《甲申記》,何以贏得如此讚譽,且又令人回味?在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取得重大成就的曆史時期,在反腐倡廉的新形勢下,我們回顧與研究《甲申記》編演經過及其產生的巨大影響,無論從曆史和現實的兩個層麵來看,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一、《甲申記》編演的時代背景
1644年是農曆甲申年,明王朝被李自成領導的農民大起義推翻,而李自成僅僅做了42天皇帝,又被迅速滅亡。三百年後的1944年,國民黨禦用文人以研究明王朝滅亡的原因為名發表文章,企圖用李自成起義軍影射攻擊中國共產黨,叫囂“攘外必先安內”。這時,在國民黨統治中心戰鬥的郭沫若⑵立即撰寫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對國民黨禦用文人的論調,作了有力的駁斥和回擊。文章初稿於1944年3月10日寫成,經董必武審閱,於3月19日至22日在《新華日報》連載。但是,國民黨政府卻對《甲申三百年祭》的發表非常惱火,指責該文“影射當局”。1944年3月24日,《中央日報》還專門發表了題為《糾正一種思想》的社論,攻擊郭文“鼓吹戰敗主義和亡國思想”。國民黨當局的指責和詛咒並未能阻擋這篇文章的巨大影響,反而更清楚地暴露出其虛偽和腐敗的本質。
《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發表時,國內外形勢進一步好轉,中國正處於抗日戰爭開始走向勝利的關鍵時刻。經過長期的艱苦抗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和革命軍隊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敵後戰場開始了局部反攻,抗戰勝利的曙光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在新的形勢下,克服革命隊伍中滋長的自滿情緒,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認識和借鑒李自成農民大起義失敗的教訓是奪取抗日戰爭全麵勝利並進而戰勝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必須認真思考和對待的重大課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非常重視《甲申三百年祭》這篇文章。《新華日報》刊出之後,6月7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和總政治部聯合發出通知,要求全黨全軍作為整風文件認真學習。通知指出《甲申三百年祭》“對我們的重大意義,就是要我們全黨,首先是高級領導同誌,無論遇到何種形勢與實際勝利,無論自己功勞多大,德高望重,必須永遠保持清醒與學習態度,萬萬不可衝昏頭腦,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轍。”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發表的《學習和時局》的演講中,特別講到這篇文章,並深刻闡述了《新華日報》發表這篇文章的深遠政治意義。毛澤東指出:“我黨曆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全黨同誌對於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借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誌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⑶接著延安《解放日報》於4月18日、19日轉載該文,並發表按語,說明轉載的目的是幫助同誌們整風。此後不久,延安又出了單行本。同年11月21日,毛澤東在致郭沫若的信中再次肯定了《甲申三百年祭》,信中寫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⑷據有關資料記載,在當時學習的許多文件中,毛澤東特別要求幹部必讀《甲申三百年祭》。各地都出版了小冊子,在解放區的革命幹部和國統區的進步人士幾乎是人手一冊。
然而,對於黨中央、毛澤東同誌的高瞻遠矚,並不是所有同誌一下子就能深刻理解的。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為了配合黨的整風運動,以《甲申三百年祭》為題材,運用文藝這一喜聞樂見的形式,將明末李自成農民起義軍失敗的經驗教訓搬上舞台,編演一出曆史劇,對廣大官兵和地方幹部開展思想教育,無疑成為各個解放區中共黨組織和廣大文藝工作者的當務之急與首要任務。因此,《甲申記》也就自然而然地應運而生了。
二、《甲申記》的編演經過
蘇中公學是蘇中區黨委專門培養連以上幹部的學校,當時校部駐水鄉偏僻小村的寶應縣金吾莊,1944年6月1日開學,夏征農時任教育長⑸。《甲申三百年祭》作為整風文件下發後,蘇中公學在組織學員學習的同時,決定編寫創作一部曆史劇《甲申記》,以配合整風運動。夏征農提出全劇創作方針與總體要求,教育科長吳天石⑹寫出故事梗概,一師戰地服務團(劇團)沈西蒙⑺執筆,3人共同編寫創作,王嘯平⑻擔任導演,從編劇到演出不過1個多月時間。全劇為五幕古裝曆史話劇,由蘇中軍區前線劇團演出。劇中《征潼關》、《勸賑歌》、《慶元宵》、《祝太平》、《迎闖王》、《圓圓曲》等插曲,吳開石作詞,音樂家沈亞威⑼作曲。詞曲膾灸人口,演出後即在當地和幹部戰士中流傳,特別是《圓圓曲》幾乎人人會唱。不少當年看過此劇的人,至今仍能哼唱其詞曲。
《甲申記》的編寫創作體現了劇作者高度的政治性,始終圍繞“李自成農民大起義失敗的經驗教訓”這一主線而展開,以期達到教育之目的與效果。夏征農1945年3月19日在《新華日報》發表文章說,“這個劇本的演出,能夠使觀眾從中得以從曆史的教訓中,引起對今天時局的更大警惕,就算是我們的收獲了!”編劇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要廣大觀眾受到教育,吸取李自成農民起義失敗的教訓,在勝利麵前莫要“昏昏然”,始終保持其清醒的頭腦,奪取革命的最後勝利。編劇之一的吳天石當年也撰文說:“我們的劇本題名為《甲申記》,《甲申記》者記‘甲申’年之事也。記崇禎之禍國殃民,記李自成之驕傲致敗。我們把曆史從舞台上請觀眾來判斷功罪。我們希望看過戲的人,一方麵對崇禎這樣的民族罪人加深了解,另一方麵對三百年前農民革命留給我們的教訓,加深警惕。”當然,要把極其複雜的史實,以戲劇的形式表現出來,沒有豐富的曆史知識及高度的戲劇修養是不易成功的。劇作者以《甲申三百年祭》為題材,以《明季北略》及《通鑒輯覽》作參考書,緊緊把握著以曆史還曆史的創作方針,真正還曆史的本來麵目。全劇的布局結構及材料的處理上,完全是采取的對比法:把黑暗與光明對照起來;把崇禎與李自成,崇禎的官僚統治與在饑餓中的廣大人民,崇禎皇朝內部的忠與奸對照起來。對於李自成後來的昏昏然,有著充分的暴露。也特別表現了李岩、宋獻策和真正的農民張正才等幾個清醒人物,劇本從編寫到演出修改達5次之多。
《甲申記》的排練也麵臨諸多困難,首先是演員,主配角近40人,從戰地服務團和蘇中公學的學員中挑選文藝骨幹,加以輔導與培訓;沒有舞台,在廣場上壘起土台子;沒有服裝道具,走訪民間的戲曲劇團,商借古裝戲袍,發動演員自己動手,仿製“宮服”、“朝靴”和農民起義軍的“戎裝”;沒有燈光設備,反複試製燈光箱,在汽油燈上蒙一彩式玻璃紙,宣染氣氛。
《甲申記》於1945年5月4日在蘇中公學校部為蘇中青年代表會議首演,然後在其駐地附近及東台城、如皋城、阜寧羅橋及淮陰等地演出共50多場,其中演出時間之長,場數之多、影響之大,當數在東台城的演出。抗日戰爭勝利後,東台縣城一時變成了蘇中軍區的軍政中心。為了歡迎粟裕司令、葉飛、鍾期光率大軍勝利北撤,蘇中軍區管文蔚司令以《甲申記》慰問部隊。《甲申記》陣容強大,又是古裝大戲,插曲優美動聽,首場演出就轟動東台城鄉,人人爭相觀看,有的人連看幾場還不滿足,當時東台縣公安局也不得不組織人員維持秩序。結果連演數日不下,演出一演再演,盛況空前。據1945年編印的《<甲申記>演出特刊》記載,從10月28日至11月19日連演17場,觀看的北撤官兵及東台縣各機關和地方人士達25000多人次。為了配合演出,東台電燈廠每天延長至12點,每晚多消耗油兩擔,計七千元(當時的貨幣)。
三、《甲申記》編演的重大意義
曆史是一麵鏡子,“以史為鑒可以知興衰”。身處重慶國統區的曆史學家、思想家的郭沫若撰寫《甲申三百年祭》,毛澤東大力推崇,作為整風文件,曆史證明這是極具政治遠見的深謀遠慮。而身處蘇中農村水寨的夏征農、吳天石、沈西蒙及演職人員編演《甲申記》,一篇文章,一個故事,一出戲,具有異曲同工之處,都是以愛國愛民、憂國憂民之心,借曆史教育今人。因而,《甲申記》一經演出,就在黨的文化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第一、《甲申記》的編演,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之後,華中戲劇運動中的成功之作。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猶如精神燈塔,給廣大文藝工作者指明了方向,明確了新的任務。他指出:“在我們為中國人民解放的鬥爭中,有各種的戰線,就中也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線,這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裏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他又指出:“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鬥爭”。1944年,郭沫若發表《甲申三百年祭》,猶如在國統區投下了一顆震天雷,振聾發聵。與《講話》發表僅僅隻有兩年時間,夏征農等人正是在《講話》精神的鼓舞下,審時度勢,運用文藝武器,編演《甲申記》,以此來喚醒與教育人民大眾,取得革命鬥爭的最後勝利。無獨有偶,戰鬥在鹽阜和淮海地區的文化人阿英⑽和李一氓⑾,也不約而同地以《甲申三百年祭》為藍本,分別創作出大型古裝曆史話劇《李闖王》和新編大型京劇《九宮山》,並分別由新四軍三師八旅文工隊和淮海區實驗京劇團排演。1946年4月,三劇同時在淮陰、阜寧等地舉行會演,引起相當大的轟動,這決不是偶然的巧合,它是解放區所特有的文化現象,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之後,華中戲劇運動中的成功之作。在抗日戰爭勝利進城,又轉入解放戰爭年代的轉折關頭,針對可能出現的傾向,各地運用史論《甲申三百年祭》,編演戲劇,深入思想教育,搞好思想練兵,已成為光輝的篇章載入史冊。而演出《甲申記》的前線劇團,始終發揚優良傳統,雖經多次整編,“前線”的牌子一直保留至今,成為南京軍區前線歌舞團。
第二、《甲申記》的編演,配合全黨整風運動開展思想教育,對幹部和廣大指戰員上了一堂形象通俗而又生動的大課。全劇歌頌李自成農民起義軍的勝利,但也盡顯進城後農民起義領袖被勝利衝昏頭腦,鬥誌鬆懈,腐敗蛻化的場景,充分揭示了這支起義軍從勝利到失敗的沉痛教訓,造成了千古悲劇,這正是對即將勝利的人民革命大軍饋贈的一帖及時清醒劑。新四軍一師、蘇中軍區直屬隊以及各個連隊、學校的官兵、學員觀看《甲申記》後,專門組織漫談,討論反省自己。抗戰後,有不少官兵以為勝利了,甚至有的人認為可以打起被包回家“享太平”了。某團幹部說:“過去老是在口頭上講講,就是聽不進去,看了戲才恍然大悟,那種享樂的思想實在要不得。”當時出版的《<甲申記>演出特刊》曾登載過一位部隊幹部的觀後感說:“原來我以功臣自居,因打過不少仗,沒有受到提拔而產生不滿情緒,經過整風學習,最近又看到了《甲申記》,使我認識到居功自傲的錯誤和危險性,克服了不滿情緒。我一定牢牢記住,永遠不當劉宗敏。”各級部隊幹部,不擺功勞,不計得失,正確對待職務的高低,順利完成了整編工作,為蘇中戰役和淮海戰役乃至解放戰爭的勝利,打下了思想基礎。半個世紀後,許多老同誌回顧過去深情地說:“1945年和1949年的兩次進城,我們所以能夠保持清醒頭腦,就是闖王進京的教訓和毛主席‘丙個務必’的教導,在我們這一代人頭腦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時任東台縣公安局長張複回憶說:“觀看<甲申記>深受教育。縣委、縣政府機關開展小組漫談,要求幹部以史為鑒討論、檢查‘劉宗敏思想’,並聯係自己的思想實際加以糾正。當有人居功自傲時,就向他敲警鍾,不要學劉宗敏,昏昏然,紛紛然。同時,清查違法亂紀行為,嚴加處理。當時東台解放不久,妓院尚未取締,執法隊拿著狎客簿到妓院查夜,每發現幹部戰士嫖娼,一律拘捕。那時我們津貼很少,如果在茶館酒樓發現有誰飲酒作樂,就押回審查,查他是否貪汙勒索,是否在戰場搜腰包。有一鎮長吸食毒品被查獲,經公開審訊後將其槍決,確保革命隊伍的純潔。”
第三、重溫《甲申記》的編演,今天仍具有極其現實而又深遠的教育意義。江蘇南通的一位老同誌胡覺民曾於1945年5月4日出席蘇中青年代表會議,他說:“觀看《甲申記》所受到的教育幾十年來總是銘記在心。每當在工作中取得成績的時候,總要回想起《甲申記》,告誡自己和部屬任何時候都不能驕傲,不能當李自成,不能學劉宗敏,《甲申記》成了長鳴警鍾。”曾在蘇中觀看過《甲申記》的貴州的一位老同誌,前幾年將劇中所有插曲的唱詞全憑記憶背下來,幾十年歲月流逝,仍然記得相當準確,居然一字不差。東台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吳廷青說:“1945年東台城解放時,我還是個剛進小學的兒童團員,我們小夥伴一天幾次到前線劇團住地,看排演,學唱歌。今天,《甲申記》裏的插曲字字句句我全沒忘,對我的教育終生難忘。”《甲申記》其影響力,可見一斑。在《<甲申記>演出紀念文集》首發式上,夏征農已95歲高齡,他語重心長地說:“在勝利麵前要戒驕戒躁,切莫重演明末李自成農民革命的曆史悲劇……”
江澤民總書記在任時,在與省、市、自治區黨委秘書長座談時說:“我們必須跟群眾保持血肉聯係,一天也不能脫離群眾。我們快進城時,演<甲申記>。這個戲裏有首歌,是陳圓圓對著李闖王的大將劉宗敏唱的,歌詞是:‘今朝呀今朝,舊江山換了新主,正要把基業穩固,莫因妾逼反了兒夫。’當時這個歌詞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就是我們進城接管,不要一道宮牆和人民隔絕了。這個曆史教訓很值得我們深思。現在,我們黨強調要發揚優良傳統,密切同人民群眾聯係,包括廉政,這是很有深刻意義的……”江澤民同誌在50年後重提《甲申記》,這是對全黨的警示與殷切希望。 胡錦濤總書記在中紀委十七屆七次全會上強調:“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當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麵臨不少新情況新問題,反腐敗鬥爭形勢依然嚴峻、任務依然艱巨。我們一定要充分認識反腐敗鬥爭的長期性、複雜性、艱巨性,進一步堅定信心、加大力度,繼續把反腐倡廉工作做深、做細、做實,做出成效。”《甲申記》是一部活生生的教科書,今天我們重溫《甲申記》,就是要以史為鑒,不當李自成,不做劉宗敏,永遠做一個頭腦清醒的革命者。
(作者簡介: 楊愛國 東台市委黨史辦主任 倪士幹 東台市委黨史辦退休老幹部。)
注釋:
⑴《雙十協定》,又稱為《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旨在結束國共分裂局麵,建立民主政權而發表的會談紀要,全稱《國共雙方代表會談紀要》,簽定於1945年10月10日,是在重慶談判之後兩黨達成的具有曆史意義的一份協議。
⑵郭沫若(1892-1978),四川樂山人。時任中共領導下的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著名文學家,劇作家,詩人,曆史學家,古文字學家,書法家,學者,社會活動家。著述頗豐。致力於世界和平運動。中國新詩奠基人。是繼魯迅之後公認的文化領袖。
⑶《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901——902頁。
⑷《毛澤東書信選集》第241頁。
⑸夏征農(1904—2008),江西豐城市人。曾任新四軍政治部民運部部長、中共蘇中四地委宣傳部部長、蘇中公學校長、蘇中建設大學副校長、中共濟南市委宣傳部部長。建國後,任中共濟南市委副書記,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宣傳部部長,中共山東省委、濟南市委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部長,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上海市社聯、文聯主席,複旦大學黨委書記,上海大學首席顧問,《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辭海》、《大辭海》主編。
⑹吳天石(1916—1966),江蘇南通人,時任蘇中公學教育處副主任兼宣教科長,建國後曾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兼教育廳長、黨委書記。
⑺沈西蒙,1919年出生於上海,著名劇作家。1941年2月任魯藝華中分院院部秘書兼戲劇幹事,新四軍一師服務團戲劇部主任等職。建國後曾任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兼任總政文工團團長,南京軍區文化部部長,上海警備區副政委等職。
⑻王嘯平(1919——2003),著名導演藝術家。祖籍福建同安,出生於新加坡。早年投身抗日救亡活動,1940年回國後繼續從事抗戰宣傳工作。建國後,曾在華東軍區政治部劇院、總政駐南京話劇團、南京軍區政治部話劇團、南京軍區前線話劇團及江蘇電影製片廠、江蘇省話劇團等單位擔任編導與領導工作,1962年任上海人民藝術劇院導演。
⑼沈亞威(1920-1992),江蘇吳興人,作曲家。曆任前線歌舞團團長,南京軍區文化部部長,江蘇省文聯副主席,中國音協第四屆副主席、江蘇分會副主席等職。
⑽阿英(1900-1977) ,即錢杏邨,安徽蕪湖人。1926年參加中國共產黨,1927年從蕪湖逃亡到武漢後到上海,長期從事革命文藝活動,與蔣光慈等發起組織“太陽社”,編輯《太陽月刊》、《海風周報》等。抗日戰爭期間,在上海從事救亡文藝活動,曾任《救亡日報》編委,《文獻》雜誌主編。1941年去蘇北參加新四軍革命文藝工作,並參與宣傳、統戰工作的領導。
⑾李一氓(1903-1990),四川省彭州市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著名詩人和書法家。
【2012-11-7 15:1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