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用毛逼蔣抗日策略預防馬英九脫變
作者：午夜星辰1968/應縣章春成
11月6日，馬英九出席由台灣《遠見》雜誌主辦的“華人企業領袖高峰論壇”，台灣紅十字會前總會長陳長文詢問了馬英九有關兩岸關係的問題。
馬英九在回答中沒有提及有關 “統一”問題，隻是表示，若他到大陸訪問，就隻有“中華民國總統”一個身份，“不可能是馬教授或馬主席”。
馬英九的言論中雖然沒有帶半個“台獨”字眼，但這是一個赤裸裸的台獨宣言，已經很明白地表達了他決心要搞台獨的立場。正如假佛教徒用“超度”稱殺人一樣。
請問馬英九，你準備用“中華民國總統的身份”訪問什麽國家？你以“中華民國總統”身份去訪問一個被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的國家，以一個“中國”元首的身份去訪問另一個“中國”，這與承認“兩個中國”，直接宣布台獨有什麽不同？
但是國家相關部門對馬英九這一言論沒有作出任何反應。國家對這一言論保持沉默意圖很明顯，就是不願意打亂兩岸之間剛剛有點進展的關係。
但縱容是不利於兩岸關係長遠發展的。縱容必然會為的兩岸關係埋下禍根，縱容極有可能讓馬英九蛻變為漢奸。
當前，馬英九正在“民族大義”和帝國主義幫凶的十字路口徘徊，進一步就會走向民族大義這條正確的道路，成為維護中華民族利益的民族英雄；退一步就會走向帝國主義的幫凶的台獨路線，變為出賣中華民族利益的漢奸。
但如何讓馬英九“進一步”而不是“退一步”？我們有的人認為為了不讓馬英九退向帝國主義的懷抱，應當對馬英九的一些錯誤做法采取縱容的態度。但縱容不僅不能讓馬英九更進一步，而且會使馬英九失去方向，滑向罪惡的深淵。正如溺愛的孩子多不孝一樣。正確的方法應當是：對馬英九維護中華民族利益、維護中華民族統一方麵所做的事情堅決給予支持，對馬英九勾結外國勢力出賣中華民族利益、與台獨分子同流合汙要堅決鬥爭，絕不妥協。
現在的馬英九和抗日戰爭時期的蔣介石的是非常相似的。抗日戰爭時期，蔣介石也是在抗日和投降這個十字路口徘徊，是中國共產黨人對蔣介石采用了既團結、又鬥爭的策略，讓蔣介石走向抗日這條光明大道路，避免了蔣介石走向漢奸的這條不歸之路的。
日本全麵侵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主動放棄與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之間的仇恨，向蔣介石和國民黨發出團結抗日的呼籲。
１９３６年５月５日，中國共產黨向國民黨政府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致書國民黨，再次呼籲停止內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36年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變爆發。中國共產黨以德報怨，向西安派出以周恩來為團長的代表團。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努力，張學良、楊虎城釋放了蔣介石，為中國實現團結抗日奠定了基礎。
為了能夠實現與國民黨團結抗日，中國共產黨主動撤銷了由中國共產黨創建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承認中國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認蔣介石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在西安事變中，中國共產黨派往西安的代表團，不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代表團的稱謂，而用中國共產黨代表團的稱謂。
在民族大義麵前，中國共產黨不惜犧牲自己政黨的利益，主動承認國民黨政府為中央政府，將自己創建的政府降格為地方政府。這一點，與台灣馬英九政府自私自利形成鮮明的對比。
但是，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的投降傾向和搞摩擦打內戰卻毫不妥協，進行堅決的鬥爭，並沒有因為要團結而妥協。
在抗日戰爭期間，蔣介石一直沒有放棄和日本勾勾搭搭，投降這個念頭一直盤旋在蔣介石的大腦裏。下麵是幾個蔣介石集團企圖投降日本的例子：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５日，日本通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向蔣介石遞送了日本提出的“和平條件”，其綱要是：“事實上承認‘滿洲國’；締結日華防共協定；停止反日；停止特殊貿易、自由飛行。”１２月２日，蔣召集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顧祝同等黨政軍首腦開會，全體一致認為，隻要不再有其他條件，原則上同意以此為“和平談判”的基礎。
１９３９年春到１９４０年冬之間，日、蔣接觸、會談極為頻繁，其規模最大的是１９３９年底的所謂“桐工作”計劃。日方的首席代表是今井武夫，中方首席代表是重慶行營參謀處中將副處長陳超霖。日、蔣代表先後在香港、澳門舉行了１５次會談，形成了“意見書”，並整理了“備忘錄”，其要點是：中國以承認“滿洲國”為原則，日本對中國尊重主權獨立及領土完整；中國立即放棄抗日容共政策，在停戰同時發表聲明；日華兩國締結防共協定……；日本於恢複和平之同時，盡可能迅速撤兵等。
每當蔣介石和日本達成妥協的時刻，蔣介石便放棄聯合抗日，暴露出積極反共的本來麵目。自1939年4月開始，山東、河北、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先後千餘名共產黨軍隊人員被國民黨軍隊殘殺，各解放區也遭到了來自國民黨軍隊的直接軍事進攻。1941年1月，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新四軍大約九千多人被國民黨屠殺。
對國民黨軍隊的進攻，中國共產黨多次發表聲明，嚴厲批評了國民黨這種破壞聯合抗日的行為。中共中央先後幾次發文指出“在有理又有利的條件下堅決反抗之”。中國共產黨一次又一次打退了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進攻。對蔣介石的投降行為，中國共產黨更是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堅決鬥爭。蔣介石的投降和發動內戰的行為，受到了全國愛國人民的嚴厲譴責，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蔣介石集團在政治上陷入了空前的孤立，蔣介石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放棄投降和發動全麵內戰的念頭，重新走向聯合抗日的道路。
蔣介石終於沒有走上漢奸之路，這個與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堅持鬥爭是分不開的。如果按照王明等人的意見，無條件接受蔣介石命令，對蔣介石的投降和反共行為無條件妥協，那蔣介石就會走向投降日寇的漢奸之路。
當前，馬英九也在民族大義和帝國主義幫凶十字路口徘徊，黨和政府要向毛澤東等老一輩領導人學習，拿出老一輩領導人處理與蔣介石國民黨聯合抗日問題的智慧。既要適當作出讓步，也要為維護基本原則而進行堅決鬥爭，決不能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妥協。
隻有這樣，馬英九才不至於脫變成為帝國主義的幫凶，台灣才不至於走向台獨，台灣問題才可能和平解決。單純的妥協會讓馬英九脫變了台獨分子，單純的妥協還會助長台獨的囂張氣焰，就會讓台灣在和平統一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午夜星辰1968/應縣章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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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午夜星辰1968/應縣章春成
11月6日，馬英九出席由台灣《遠見》雜誌主辦的“華人企業領袖高峰論壇”，台灣紅十字會前總會長陳長文詢問了馬英九有關兩岸關係的問題。
馬英九在回答中沒有提及有關 “統一”問題，隻是表示，若他到大陸訪問，就隻有“中華民國總統”一個身份，“不可能是馬教授或馬主席”。
馬英九的言論中雖然沒有帶半個“台獨”字眼，但這是一個赤裸裸的台獨宣言，已經很明白地表達了他決心要搞台獨的立場。正如假佛教徒用“超度”稱殺人一樣。
請問馬英九，你準備用“中華民國總統的身份”訪問什麽國家？你以“中華民國總統”身份去訪問一個被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的國家，以一個“中國”元首的身份去訪問另一個“中國”，這與承認“兩個中國”，直接宣布台獨有什麽不同？
但是國家相關部門對馬英九這一言論沒有作出任何反應。國家對這一言論保持沉默意圖很明顯，就是不願意打亂兩岸之間剛剛有點進展的關係。
但縱容是不利於兩岸關係長遠發展的。縱容必然會為的兩岸關係埋下禍根，縱容極有可能讓馬英九蛻變為漢奸。
當前，馬英九正在“民族大義”和帝國主義幫凶的十字路口徘徊，進一步就會走向民族大義這條正確的道路，成為維護中華民族利益的民族英雄；退一步就會走向帝國主義的幫凶的台獨路線，變為出賣中華民族利益的漢奸。
但如何讓馬英九“進一步”而不是“退一步”？我們有的人認為為了不讓馬英九退向帝國主義的懷抱，應當對馬英九的一些錯誤做法采取縱容的態度。但縱容不僅不能讓馬英九更進一步，而且會使馬英九失去方向，滑向罪惡的深淵。正如溺愛的孩子多不孝一樣。正確的方法應當是：對馬英九維護中華民族利益、維護中華民族統一方麵所做的事情堅決給予支持，對馬英九勾結外國勢力出賣中華民族利益、與台獨分子同流合汙要堅決鬥爭，絕不妥協。
現在的馬英九和抗日戰爭時期的蔣介石的是非常相似的。抗日戰爭時期，蔣介石也是在抗日和投降這個十字路口徘徊，是中國共產黨人對蔣介石采用了既團結、又鬥爭的策略，讓蔣介石走向抗日這條光明大道路，避免了蔣介石走向漢奸的這條不歸之路的。
日本全麵侵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主動放棄與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之間的仇恨，向蔣介石和國民黨發出團結抗日的呼籲。
１９３６年５月５日，中國共產黨向國民黨政府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致書國民黨，再次呼籲停止內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36年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變爆發。中國共產黨以德報怨，向西安派出以周恩來為團長的代表團。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努力，張學良、楊虎城釋放了蔣介石，為中國實現團結抗日奠定了基礎。
為了能夠實現與國民黨團結抗日，中國共產黨主動撤銷了由中國共產黨創建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承認中國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認蔣介石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在西安事變中，中國共產黨派往西安的代表團，不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代表團的稱謂，而用中國共產黨代表團的稱謂。
在民族大義麵前，中國共產黨不惜犧牲自己政黨的利益，主動承認國民黨政府為中央政府，將自己創建的政府降格為地方政府。這一點，與台灣馬英九政府自私自利形成鮮明的對比。
但是，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的投降傾向和搞摩擦打內戰卻毫不妥協，進行堅決的鬥爭，並沒有因為要團結而妥協。
在抗日戰爭期間，蔣介石一直沒有放棄和日本勾勾搭搭，投降這個念頭一直盤旋在蔣介石的大腦裏。下麵是幾個蔣介石集團企圖投降日本的例子：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５日，日本通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向蔣介石遞送了日本提出的“和平條件”，其綱要是：“事實上承認‘滿洲國’；締結日華防共協定；停止反日；停止特殊貿易、自由飛行。”１２月２日，蔣召集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顧祝同等黨政軍首腦開會，全體一致認為，隻要不再有其他條件，原則上同意以此為“和平談判”的基礎。
１９３９年春到１９４０年冬之間，日、蔣接觸、會談極為頻繁，其規模最大的是１９３９年底的所謂“桐工作”計劃。日方的首席代表是今井武夫，中方首席代表是重慶行營參謀處中將副處長陳超霖。日、蔣代表先後在香港、澳門舉行了１５次會談，形成了“意見書”，並整理了“備忘錄”，其要點是：中國以承認“滿洲國”為原則，日本對中國尊重主權獨立及領土完整；中國立即放棄抗日容共政策，在停戰同時發表聲明；日華兩國締結防共協定……；日本於恢複和平之同時，盡可能迅速撤兵等。
每當蔣介石和日本達成妥協的時刻，蔣介石便放棄聯合抗日，暴露出積極反共的本來麵目。自1939年4月開始，山東、河北、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先後千餘名共產黨軍隊人員被國民黨軍隊殘殺，各解放區也遭到了來自國民黨軍隊的直接軍事進攻。1941年1月，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新四軍大約九千多人被國民黨屠殺。
對國民黨軍隊的進攻，中國共產黨多次發表聲明，嚴厲批評了國民黨這種破壞聯合抗日的行為。中共中央先後幾次發文指出“在有理又有利的條件下堅決反抗之”。中國共產黨一次又一次打退了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進攻。對蔣介石的投降行為，中國共產黨更是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堅決鬥爭。蔣介石的投降和發動內戰的行為，受到了全國愛國人民的嚴厲譴責，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蔣介石集團在政治上陷入了空前的孤立，蔣介石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放棄投降和發動全麵內戰的念頭，重新走向聯合抗日的道路。
蔣介石終於沒有走上漢奸之路，這個與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堅持鬥爭是分不開的。如果按照王明等人的意見，無條件接受蔣介石命令，對蔣介石的投降和反共行為無條件妥協，那蔣介石就會走向投降日寇的漢奸之路。
當前，馬英九也在民族大義和帝國主義幫凶十字路口徘徊，黨和政府要向毛澤東等老一輩領導人學習，拿出老一輩領導人處理與蔣介石國民黨聯合抗日問題的智慧。既要適當作出讓步，也要為維護基本原則而進行堅決鬥爭，決不能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妥協。
隻有這樣，馬英九才不至於脫變成為帝國主義的幫凶，台灣才不至於走向台獨，台灣問題才可能和平解決。單純的妥協會讓馬英九脫變了台獨分子，單純的妥協還會助長台獨的囂張氣焰，就會讓台灣在和平統一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午夜星辰1968/應縣章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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