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加諾夫論“8•19”事件 Zt

久加諾夫論“8•19”事件


康晏如 編譯 　



2011年8月18日，俄共網站發表了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的長文：《謊言的深淵——蘇聯反蘇政變20年》。文章指出，“8•19”事件已經過去20年了，但時至今日，涉入此事件的國家緊急委員會成員代表誰、他們是否有機會成功、他們失敗的原因等種種問題仍引起廣泛爭論。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行動的主要動因是為終止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等“民主派”所推行的路線，阻止蘇聯解體。但其行動卻被“民主派”所利用並成為20世紀的政治陰謀。此外，由於當時國內輿論被“民主派”操縱以及俄共健康勢力的完全枯竭，加上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自身模棱兩可的立場和虎頭蛇尾的行動，這一事件注定以悲劇結束。

從改革到政變

20年前，以蘇聯副總統Г.И.亞納耶夫為首的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立。它號召同胞們關注祖國命運和蘇聯人民的命運，當時我們偉大祖國正麵臨致命的威脅。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成員包括：О.Д.巴克拉諾夫（蘇聯國防委員會第一副主席）、В.А.克留奇科夫（克格勃主席）、В.С.帕夫洛夫（蘇聯總理）、Б.К.普戈（內務部部長）、В.А.斯塔羅杜布采夫（蘇聯農民聯盟主席）、А.И.季賈科夫（蘇聯工業國營企業和聯合公司、建築、交通與郵電協會主席）、Д.Т.亞佐夫（蘇聯國防部部長）。
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行動的主要原因是：戈爾巴喬夫主導的社會生活民主化政策本應成為國家加速發展的工具，結果卻走入絕境。這一政策沒有對政治體製進行深刻的改革，取而代之的是對社會實行一套表麵的、遠離現實和缺乏深思熟慮的措施。公開性和民主化方針成為一種對國家製度進行改革的掩護，而這種改革與社會主義毫無共同之處。針對蘇共和蘇聯社會政治體製的謊言和誹謗以及經“重塑”的大眾媒體發出的濁流，妨礙了人民認清“民主派”的言行矛盾。一些人用“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吸引選民們，承諾“真正”的民主時代就要到來，將從“黨的壓迫”下解放出來。實際上，改革的“設計師”既痛恨黨，也痛恨蘇維埃。在關於全人類價值觀的蠱惑人心的陳辭濫調之下，等待蘇聯公民的完全是另外一種命運：另一個國家、另一個社會經濟體製和建立在蘇聯人民感到陌生的道德精神價值觀之上的另一個社會。
1989年5月開始的人民代表大會跨地區議員團的行動表現出“民主派”更加反動的趨勢。正是跨地區議員團承擔起“第五縱隊”的角色，不僅在意識上和物質上支持內部的反革命，還從內部支持反蘇力量。正是跨地區議員團推動了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和謝瓦爾德納澤的背叛行為，詆毀蘇維埃體製，展開對列寧和斯大林的無恥誹謗。而大多數代表雖然真誠地關心國家命運，但卻對反革命發起的針對蘇聯政治經濟製度的瘋狂攻擊毫無準備。
反蘇力量曾利用打壓和恐嚇戰術展開聲勢浩大的工作。例如，1989年9月，在莫斯科選民聯合俱樂部的秘密會議上，波波夫指示自己的同謀者：“我們有機會勝利，這需要每一個俄羅斯聯邦代表的力量。代表應該清楚，如果他不是按照跨地區議員團的指示投票，那麽他在這個國家將無法存活。”
90年代初空蕩蕩的商店並非如反對派現在喜歡高談闊論的那樣是蘇聯政權政策的結果，他們以為人們的記憶都很短暫。我們清楚地記得，“民主派”如何親手造成商品的全麵短缺和不穩定的局勢，又如何將自己的無恥計劃變為現實，對此，雷日科夫回憶道：“商店貨架上空蕩蕩的，而在港口上停泊著載滿了食品和消費品的船舶，有人願意參與卸貨，卻被用錢打發走了。鐵路出現堵塞，實際是有人封鎖了國家鐵路。田地裏的莊稼和蔬菜爛掉，果園裏的水果腐壞。國內的一切瞬間坍塌下來：全麵的短缺，犯罪率上升，民族關係尖銳，罷工。實際上國內經濟和政治生活開始動蕩。這對誰有利呢？對那些毫無顧忌地一味損害國家政權威信的人有利，對那些覬覦政權的人有利。結果政權癱瘓了。從此，在超過15年的時間裏，為了以後‘民主派’能順利奪取政權，電視上不斷重複同樣的畫麵：商店裏空蕩蕩的貨架。但是現在，那些‘獨立的’大眾媒體的掌權者卻羞於講出商店被掏空的原因……在國內，暴民奪取了政權。”
類似事件在多起民族衝突的背景下接連爆發，這必然導致悲劇結局。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在1991年8月18日通過的《告蘇聯人民書》中沉痛宣布，人們過去曾有的積極性和希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懷疑、冷漠和失望。各級政權都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政客們令社會不再關心祖國和人民的命運，開始灌輸對國家所有製度的強烈蔑視，本質上國家成了不可控的。
正如在《告蘇聯人民書》中宣布的那樣，極端勢力采取了消滅蘇聯、毀滅國家和不惜任何代價奪取政權的路線。政治冒險主義者建立起道德政治恐怖態勢並試圖以人民的信任作為盾牌，他們並不認為，被他們譴責和分裂的民族關係是建立在人民的廣泛支持基礎上，並經過多個世紀的曆史檢驗的。那些本質上顛覆了憲法體製的人，應該在母親和父親們麵前為民族衝突而犧牲的生命負責任。
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將克服深刻而全麵的政治危機、民族對抗的危機和混亂與無政府狀態的危機視為自己的任務，這些危機威脅著蘇聯人民的生命和安全，威脅著主權和領土的完整，威脅著自由和我們民族的獨立。
人民在1991年3月進行的全蘇聯全民公決中就保持聯盟與否的意見應得到支持，人民的意見清楚而無爭議：76%的公民支持保留蘇聯。這一重大結果甚至是在15個加盟共和國中的6個加盟共和國——波羅的海三國、格魯吉亞、亞美尼亞、摩爾多瓦——拒絕參加表決的情況下得出的。
戈爾巴喬夫的“民主派”班子當時正在所謂的新奧加廖沃進程中準備新的聯盟條約。將於8月20日簽署的秘密起草的條約方案中，一切有關社會主義製度的提法都不見了。毫無疑問，該條約推翻了我國的憲法體製，必然導致統一國家的消失，通過這樣的條約意味著背著人民進行反蘇政變。
然而，戈爾巴喬夫所倡議的新奧加廖沃條約被另外一種陰影即葉利欽所籌劃的政變陰影所籠罩。在與戈爾巴喬夫爭奪政權的過程中，他極力想要更快更凶狠地消滅蘇聯，要知道葉利欽能迅速戰勝戈爾巴喬夫的主要條件就是蘇聯的解體。為此，葉利欽派最大程度地利用了1990年7月12日通過的《俄羅斯聯邦國家主權宣言》，宣言宣布俄羅斯法律高於聯盟法律。
我當時就確信，經過20年現在仍不懷疑，俄羅斯獲得的主權是一個撬棍，遲早會撬開蘇聯所有的內部邊界。遺憾的是，許多俄羅斯共產黨員犯了嚴重錯誤，沒有及時看清這一決定預示著什麽後果。連鎖反應很快接踵而至，眾所周知的“各主權國家的閱兵式”開始了。

被挾為人質

想要理清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立時已形成的非比尋常的政治現實並不容易。1991年夏天到來之際，在蘇共組織框架內最終形成了獨立和無法調和的兩個黨派：操縱者與賣國賊的一派，強國主義者與愛國主義者的一派。二者分裂的進程不僅僅像戈爾巴喬夫常說的剛剛“開始”，而是早已“發生”。
國內，普通群眾的政治傾向的分裂加深，而且人們選擇相信那些簡單化的和粗陋原始的克服深遠經濟發展危機的綱領。此種情況下，越來越多的人遠離共產黨員並信任“民主派”，他們真誠地相信，所有積聚的問題可以在500天內解決。軍隊的思想動蕩加劇，已經結束的阿富汗戰爭被大肆利用來詆毀軍隊的信譽。
“民主派”的領導人雅科夫列夫、謝瓦爾德納澤、波波夫、索布恰克、沙塔林、沃爾斯基在1991年6月初發起新一輪猛烈攻擊，宣稱要發起民主改革運動。遺憾的是，蘇共中央沒有作出合理而有建設性的回應，取而代之的是第二天宣布了如下消息：蘇共領導人“不排除黨員在民主改革運動框架內進行建設性合作的可能性，如果該運動宣稱的目標能夠被其行動實踐所證明的話”。隨即，謝瓦爾德納澤在當選為民主改革運動組織委員會主席後立即宣稱退出蘇共。
鑒於雅科夫列夫不急於摘下自己的麵具，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替他這麽做了。1991年8月15日，中央監察委員會審查其公開演講的問題後，作出“鑒於其行為違反了蘇共章程並旨在分裂黨，認為雅科夫列夫不能繼續保留蘇共黨員身份”的決定。大多數共產黨員評價這一決定為首個不可避免的報應。
然而在八月事件前夕，黨內健康勢力的思想立場越來越模糊，因而越來越少的人相信蘇共或者其他什麽信仰社會主義的力量能夠扭轉事態。
清楚的是，在為保衛社會主義和蘇維埃政權而進行的鬥爭中，有能力打擊修正主義者和叛徒的共產黨人表現出超出許可的忍耐，經常采取錯誤的妥協和合作，時常誤解黨的紀律。因此戈爾巴喬夫才能穩坐在自己的位置直到一切崩潰為止，上演了一出摧毀蘇聯和蘇共的鬧劇。
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采取行動和行動失敗的主要原因都可歸咎於上述狀況。支持緊急狀態委員會的黨政人士，早已無望地喪失了戰略創意，沒有戰略創意想要達成任何積極成果都顯天真。而且更困難的是，實際上在那一曆史時刻想要扭轉社會輿論已無可能，“民主派”在雅科夫列夫大眾傳媒的支持下事實上完全掌控了局勢。
1991年6月25—26日，蘇共曆史上最後一屆中央全會非常平靜地召開了。盡管國內局勢極其緊張，之前葉利欽發布了國家機關非黨化命令，蘇共中央委員仍要把黨內“攤牌”一直拖到年底即代表大會召開之前。這再一次表現出不可容忍的慣性的力量，而且是在每一天的拖延都是向死亡靠近的時刻。
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8月19日的文件性質完全符合當時的氣氛和政權高層的相互關係。不難發現，在文件中沒有描述任何現實中應為國家困境負責的個人或者勢力，也沒有號召勞動者為保衛祖國和社會主義而參與某一具體行動。“戰術”如此奇怪，可以說完全沒有對群眾展開組織工作，結果自然看不到在首都和其他城市有任何重大的有組織的支持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行動了。
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主要失誤是遠離人民，他們沒有想到讓人民支持自己的行動，甚至沒有提出發動罷工、遊行、集會的問題，而這些行動才能夠讓群眾抵製“民主派”。擔負起恢複國內憲法秩序的責任的那些黨和蘇維埃領導人以為，一切問題依舊可以由高層幹部的重新配置成功解決。
問題還在於，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對戈爾巴喬夫及其周圍人的政策的態度不明朗。很長時間他們都處於一個班子內並支持戈爾巴喬夫，其中一些人非常冷靜地洞察到政治和經濟改革的危險性，知道這些改革與國家在社會主義框架內擺脫發展危機的任務無任何共同點。對蘇聯正疾速滑向資本主義、國內正在確立資產階級專政很難視而不見。然而，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成員，像許多蘇共其他誠實的領導人一樣，並無勇氣堅決並及時地中斷戈爾巴喬夫的狂歡。
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與戈爾巴喬夫的親近，在很大程度上緣於他們個人對他的忠誠，希望他終能幡然醒悟並阻止國內局勢繼續惡化，這導致委員會成員淪為他人最終實現瓦解蘇聯和蘇共意圖的工具。在對黨政一把手的縱容下，自由民主派高層得以成功利用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實現了自己的目的。
我們並不懷疑委員會成員對人民的忠誠，然而事實終歸是事實，他們被無恥地利用了。同樣，他們由於自身行為的優柔寡斷和立場的令人費解，使幾千名共產黨員及支持他們的中央和地方領導人備受打擊。
現在已經很清楚了，這一行動經過了長時間的精密籌備：要知道戈爾巴喬夫第一次說出有必要采取緊急措施是在1991年2月。當然，雅科夫列夫在春夏兩次“警告”“國家政變”不可避免並非偶然，最後一次是在8月17日。2010年5月18日在接受《獨立報》的采訪時，前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А.И.盧基揚諾夫強調，對於有些情況大家都長期緘默不語。例如，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是戈爾巴喬夫本人成立的，相應的成員也是戈爾巴喬夫開會確定的。這次會議於1991年3月28日召開，盧基揚諾夫出席了會議。當時提議成立委員會的一些成員在準備關於實行緊急狀態秩序的法律，而克格勃的幾位將軍起草《告人民書》。一切就是這麽實施的。
現在越來越清楚為什麽在宣布實行緊急狀態前夕，即8月18日，О.巴克拉諾夫、В.博爾金、О.舍寧、В.瓦連尼科夫和Ю.普列漢諾夫去福羅斯拜訪戈爾巴喬夫（戈爾巴喬夫8月4日提前飛去福羅斯度假）和征得戈爾巴喬夫原則上同意他們采取堅決行動了。他們的態度眾所周知：這就是要預先得到戈爾巴喬夫對於在國內實行緊急狀態的許可並推遲新奧加廖沃條約的通過，因為這些條約沒有任何法律根據。要知道，經過一係列修改，最後的條約草案於1991年7月23日在新奧加廖沃進行了討論。根據三組專家的結論，這不僅意味著聯邦國家的原則被放棄，還意味著要建立的甚至不是邦聯製，而是荒謬的“國家俱樂部”。這一方案在很多方麵缺乏邏輯，雜亂無章，自相矛盾。在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看來，新的聯盟條約應由將在9月舉行的人民代表大會決定。
福羅斯會麵的參與者一致回憶道，戈爾巴喬夫聽了他們的話，擺了擺手說：“你們幹吧，你們見鬼去吧！”這一事實被法庭記錄。沒有對戈爾巴喬夫采取任何封鎖措施：要知道一共去了五個人，而他大約有100人保護著。法庭後來甚至證實，當時一切通訊設施都正常運行著。
瓦連尼科夫簡明扼要地總結了戈爾巴喬夫在福羅斯的態度：他同意實行緊急狀態，但他自己不願宣布實行。

預先決定的結局

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行動意味著什麽？是政變、陰謀還是篡權？要知道，正是這些關於八月事件的說法最符合自由民主派的心願，後者希望在曆史中如此詮釋這一事件。
應該弄清問題本身。如果這是陰謀，陰謀者未必會自願跑到戈爾巴喬夫身邊，即跑到一個將要被陰謀推翻的人身邊。政變意味著打碎一切國家製度，而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方案支持保留蘇聯和現存的政治體製，根本沒有也不可能有政變。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行動是為了保護現存體製，即使想象再豐富，也很難說這是篡權。
或許還是盧基揚諾夫對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行動性質的描述最為準確：這是一些國家領導人一次絕望的、組織不力的拯救聯盟的嚐試，是一些相信自己會得到總統的支持、相信總統會拖延簽署聯盟條約的人們的一次嚐試，因為條約一旦簽署，就意味著蘇聯在法律上正式瓦解。
1991年8月21日夜，在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會議上，絕大多數與會者決定不向葉利欽分子盤踞著的最高蘇維埃大廈進攻。軍隊開始從莫斯科撤離。白天，巴克拉諾夫、克留奇科夫、季賈科夫、亞佐夫，還有伊瓦什科和盧基揚諾夫又飛到福羅斯去見戈爾巴喬夫。這一天蘇聯總檢察長Н.特魯賓對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委員提起刑事訴訟，而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作出決定，認為解除戈爾巴喬夫的權力是不合法的。
8月22日，戈爾巴喬夫和此前飛到福羅斯的葉利欽分子們，以及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飛抵莫斯科。克留奇科夫在機場直接被逮捕。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同意逮捕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成員——最高蘇維埃的代表們。根據調查者的意見，與其一起被追究刑事責任的還有與委員會積極合作的人，其中包括О.С.舍寧（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Ю.А.普羅科菲耶夫（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共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В.И.瓦連尼科夫（軍隊將軍、陸軍總司令——蘇聯國防部副部長）、В.И.博爾金（蘇共中央總務部主任）。隨著А.И.盧基揚諾夫被逮捕，8月29日，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實際上徹底解散。所有支持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地方領導被就地解除職務。
正如我們已經提到的，事件的結局已被預先決定。但這一結局不僅對在亞納耶夫領導下采取行動的人是悲劇，對我們全黨都是巨大的損失，因為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表明，黨的意識形態和組織資源的健康部分實際上完全枯竭。國家的主要角色轉到那樣的政治勢力手裏，他們利用人們渴望變好的願望投機，狡猾地操縱了人們的意識，將人們推入長久的貧困與不幸中，直到今天。這是民族悲劇。
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本質和道德本性最終在8月的那些日子暴露出來。從福羅斯回到莫斯科後，他放棄黨，並建議蘇共中央自行解散。戈爾巴喬夫的立場意味著，葉利欽集團能夠取得對聯盟中央的勝利，使其高於聯盟之上。從1991年秋開始，俄羅斯聯邦憲法和法律，俄羅斯人民代表大會和最高蘇維埃，甚至是俄羅斯聯邦總統，在俄羅斯地域內得到了高於蘇聯憲法的全權。
葉利欽通往權力的道路被掃清。本質上，他不再隱藏自己最終讓蘇聯消失、從法律上和政治上解散聯盟的陰謀。再公正的曆史學家也隻能將這一目的視為葉利欽的政治野心。對葉利欽來說，與成百上千萬人的命運相比，成為夢寐以求的俄羅斯統治者意義大得多。
《別洛韋日協議》是蘇聯瓦解進程的邏輯結局。這一協議於1991年12月12日簽訂，三天之後被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直接批準。我們要指出，絕大多數議員讚成通過協議。
最近，研究者更經常地提出以下問題：蘇聯的迅速解體是否存在客觀的、首先是經濟的原因？要知道戈爾巴喬夫改革的“設計師”和“施工者”及各色“民主派”是如此喜歡引用似乎無法解決的、將蘇聯擊潰的危機和停滯現象。
著名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美國商業學院下屬的俄羅斯研究中心主任萊昂•阿隆認為，沒有任何重要的原因導致蘇聯迅速滅亡。他指出，1985年，蘇聯擁有眾多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到1985年，沒有任何一個關鍵經濟指標表明蘇聯會迅速滑向災難。從1981年至1985年，蘇聯國內總產值的增速與60—70年代相比稍慢一些，但仍達到平均每年2%的速度。從法國大革命起就一直被認為是衡量未來革命危機爆發跡象的指標之一——預算赤字，在1985年也不到國內總產值的2%。盡管預算赤字增速到1989年已經接近9%，但許多經濟學家仍認為完全在可控範圍內。
同時，1985年蘇聯國民收入增速大於2%，而工資（甚至考慮到通貨膨脹）在接下來的五年，直到1990年，仍繼續增長，平均速度為7%。
盡管總體狀態非常嚴峻，但正像威爾士大學教授彼得•拉特蘭強調的那樣，“慢性疾病最終不一定導致死亡”。俄羅斯政治和經濟領域著名專家安德斯•奧斯倫德指出，從1985年到1987年，局勢“還不那麽悲慘”。
被西方研究者加以論證的觀點再一次表明，以蘇聯80年代後半期至90年代初的進程為基礎，對國內宏觀經濟和社會政治氛圍的嚴肅分析被冒險主義、唯意誌論、個人野心、完全的外行、政治家對“新浪潮”的無知所代替，其中後者被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成幾何級數催生出來。
盡管八月事件之後蘇共狀況嚴峻，但仍是葉利欽掌握俄羅斯絕對權力和恣意妄為的主要障礙。
葉利欽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戈爾巴喬夫無條件的投降，其急切的行動益愈明了。8月23日和25日，他就下達了關於暫停蘇共和俄羅斯聯邦共產黨活動的命令，11月6日又宣布禁止蘇共和俄羅斯聯邦共產黨活動並沒收其財產。
然而“民主派”沒能利用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失敗打倒在反動派進攻和統治的艱難時期的勞動者的主要支柱——共產黨。人們沒有改變自己的信念，不害怕恐怖、鎮壓和欺淩，沒有對黨的使命產生絲毫困惑，奮起保護共產黨。在憲法法院，得益於黨的工作者、積極分子、議員、學者和廣泛的社會大眾的努力，黨被成功捍衛。
黨在憲法法院取得了來之不易的勝利：法庭宣布在俄羅斯境內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的黨組織具有合法性，它們有權建立新的中央領導機關，這為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在1993年2月的重建開辟了道路。我黨在能夠保持黨內秩序和組織性的情況下被迫後退。在反動勢力借助背叛和謊言的工具架起了從戈爾巴喬夫“改革”時代向俄羅斯野蠻資本主義複辟時代過渡的橋梁的條件下，勞動者找到了自己的政治鬥爭工具。
保存黨的戰鬥力，有能力在新的條件下工作和展開鬥爭——這是對1991年8月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集團留給共產黨人的失敗和教訓進行思考的主要成果。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07期，摘自2012年第8期《國外理論動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