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仰：大曆史，小曆史——評阮大仁的《蔣中正日記揭秘》 Zt

大曆史，小曆史——評阮大仁的《蔣中正日記揭秘》


劉仰 　



近年來，中國大陸出版了不少關於蔣介石的書，華文出版社的《蔣中正日記揭秘》是比較特別的一種。說這本書之前，先說一下蔣介石日記。蔣介石從西曆1917年起，幾乎每天記日記，前後連續55年。這樣一件事情，一般人確難做到。蔣介石去世前，這些日記由他本人保管，沒有公開。當然不排除蔣介石在寫日記的時候有為將來公開而留下的曲筆、掩飾，此為後話。西曆1975年蔣介石去世後，日記由其兒子蔣經國保管。西曆1988年蔣經國去世後，該日記由蔣經國的兒子蔣孝勇保管。蔣孝勇於西曆1996年去世，蔣介石日記轉為由蔣孝勇的夫人蔣方智怡保管。西曆2004年，蔣方智怡等有關人員同意把蔣介石日記寄存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寄存時間為50年。
之所以要寄存到研究機構，原因之一是蔣介石日記經曆了很長時間，有些已經黴爛受損。交給研究機構，可以做一些修複等技術處理，還可以製作副本。為何要把蔣介石日記放到美國研究機構寄存，而不交給台灣的研究機構?這可能與蔣經國之後台灣的政治生態有關。蔣介石日記寄存到斯坦福大學後，過了兩年，有關方麵對其做了少量的技術處理，西曆2006年3月，蔣介石日記第一次向公眾開放。第一批開放的是西曆1918年-1931年部分。第二年4月，蔣介石日記西曆1945年以前的部分也向公眾開放。此後，又陸續開放其他部分。因此，從西曆2006年開始，蔣介石日記成為曆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對象，也形成了一個研究小高潮。
胡佛研究院規定，對於開放的蔣介石日記不可拍照，不可影印。研究者或公眾閱讀蔣介石日記隻能自己抄寫。從西曆2006年至今，各地的曆史研究者紛紛前往美國研究這份日記，其中以大陸和台灣的研究者最為投入。迄今為止，把蔣介石日記全部讀完的人並不多，可能隻有一二個人。我覺得，全部讀完蔣介石日記的人可能把主要時間都用於閱讀和摘要抄寫了，並沒有時間深入研究。相反，某些研究者隻選擇性閱讀和抄寫自己感興趣的部分，可能倒有時間在某些話題和個別問題上做一些深入的研究。《蔣中正日記揭秘》一書的作者阮大仁先生屬於後者。
阮大仁的父親身前曾任蔣介石的侍從秘書。阮大仁先生本人並非曆史研究科班出身，他原先是台灣大學數學係畢業，後來在美國拿了數學博士、企業管理碩士、計算機碩士。也許由於家庭背景的關係，阮大仁先生經常跳出自己的理工專業領域，寫一些政論文章，也寫一些曆史方麵的研究文章。蔣介石日記逐步開放後，定居美國的阮大仁先生近水樓台先得月，加之退休，有較多的空閑時間開展自己感興趣的、與蔣介石有關的曆史研究，其主要成果便是這本《蔣中正日記揭秘》。
我翻看了此書，其中有200多篇蔣介石日記的全文，雖然在蔣介石日記龐大的內容中隻是鳳毛麟角的一小部分，但可以同其他研究蔣介石日記的作品形成參照。阮大仁先生選擇蔣介石日記的這部分內容，同他自己感興趣的研究對象也是相關的。翻看之後，在關於蔣介石日記的曆史研究中，我想說一個自己的觀點。研究曆史大致有兩種方式，一是宏觀的大曆史角度，二是微觀的小曆史視角。前者，如黃仁宇先生《從大曆史角度解讀蔣介石日記》，而阮大仁先生的這本書屬於後者，即從微觀的視角切入曆史。應該說，兩種曆史研究的方式各有利弊。大曆史角度容易把握曆史的來龍去脈，對曆史的必然性容易產生清晰的認識和理解;小曆史的角度便於了解重大曆史事件背後的隱秘，抓住一些偶然性事件對曆史的影響。
阮大仁先生的《蔣中正日記揭秘》一書中，用較多的篇幅講述了外蒙古成為聯合國成員國的幕後細節，當年，這在台灣也屬於機密內容。外蒙古的獨立與《雅爾塔協定》有關。該協定形成之後，西曆1945年，蔣介石政府與蘇聯簽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其中同意以公民投票的結果決定是否承認外蒙古獨立。當時蔣介石政府的立法院以95人讚成、4人反對的結果，通過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當年10月，外蒙古進行公民投票，蔣介石政府派專人前往觀察，沒有做任何宣傳方麵的工作，結果，支持外蒙獨立的票數為100%。西曆1946年1月5日，蔣介石政府發布公告，承認外蒙獨立。西曆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遷往台灣的蔣介石政府宣布廢除有關條約，不再承認外蒙獨立。此後相當長的時期內，外蒙古沒能成為聯合國的成員國。由於當時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中國席位由台灣占據，為阻擋外蒙進入聯合國，蔣介石台灣政府甚至使用了否決權。然而，西曆1961年，外蒙古終於成為聯合國的成員國，台灣蔣介石政府並沒有再次行使否決權。其中內幕，在阮大仁先生的《蔣中正日記揭秘》一書中有較為清晰的闡述。
阮大仁先生的書中根據蔣介石日記的內容，講述了蔣介石對當時台灣政府“駐美大使”葉公超的不滿。葉公超不願在外蒙獨立問題上行使否決權，蔣介石在日記中斥之為“內奸”、“賣國漢奸”、“葉奸”、“詐欺”、“葉逆”等等，再三顯示出蔣介石想用否決權將外蒙古擋在聯合國大門外的心態。我認為，蔣介石日記中的此部分內容不能排除蔣介石故意留給後人察看的心態，以顯示自己是一個愛國者，不願放棄外蒙古，造成外蒙獨立的“罪魁”是葉公超這樣的“漢奸”。阮大仁先生基於自己的特殊經曆，也比較願意在這個問題上不對蔣介石加以深責。從而使讀者感覺到，允許外蒙進入聯合國實在是蔣介石迫於無奈。我覺得，這種觀感就是小曆史的結果，它在一些細節上很容易營造令人同情的傾向。但是，如果在大曆史的立場上，誰都會非常清楚，沒有蔣介石的同意，葉公超也不敢擅自決定不使用否決權，葉公超不過是蔣介石為了保持自己愛國形象的替罪羊。而蔣介石最終決定放棄使用否決權，恰恰是因為他以不讓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作為同美國的交換，徹底同意了外蒙古的獨立。
從大曆史觀的角度，我們完全可以說，蔣介石是基於一種狹隘的判斷，沒有站在中華民族大局的立場上，才做出了這個決定。其實，美國當時承諾蔣介石不讓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最終也沒有兌現，蔣介石認為自己被美國欺騙了，也完全可以理解。但這個結論恰恰是站在蔣介石的立場、台灣的立場，以小曆史的角度觀察問題的結果。如果說蔣介石能夠有大曆史觀，清楚地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席位是不可抗拒的曆史必然，蔣介石是否還會做這樣的交換?蔣介石當年狹隘判斷的結果，其實就是“偷雞不成蝕把米”。如果他有大曆史觀，曆史的結果可能不會像今天這樣，蔣介石還真有可能成為中華民族的功臣之一。而作者在解讀這一曆史細節的同時，也欠缺了大曆史觀，沒有把蔣介石注定成為悲劇的真正原因揭示出來。當然，小曆史也有它引人入勝的地方，隻不過，讀者在跟隨作者陷入曆史的微小細節時，也應該時常跳出細節，從大曆史的角度多想一想。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06期，網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