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夢——追憶《甲午風雲》 Zt

當前欄目：甲午戰爭　作者：孫建軍　文章來源：本站原創 　點擊數：1548 　更新時間：2011/4/16 7:13:32





狂濤惡浪的大海上，一艘鼓輪怒駛的戰艦，一位怒目而立高呼殺敵的軍人，雙手握拳並舉胸前……
幾十年來，上述的壯烈影像影響了一代代中國人，成為一代代中國人心中永恒的英雄夢，這就是電影《甲午風雲》。
“此日漫揮天下淚，有公足壯海軍威！”
夢起
人的一生中，會有許許多多美好的憧憬，許許多多色彩斑斕的夢，有關乎友誼的，還有關於愛情的，更有讓人為之熱血沸騰的英雄夢，這一切都是被譽為造夢工廠的電影工業所樂此不疲表現的內容，不斷地造夢、圓夢。銀幕上的一出出光影變幻，將遙遠、模糊的夢境轉化為觸手可及的真實視聽感受，這種特有的夢工廠功能，使得一部優秀的電影，往往會對人產生十分深遠的影響。
1949年新中國成立，和新生的國家一樣，中國電影事業也經曆了徹頭徹尾的改造，一改往昔的風格，革命、愛國、英雄成為新時代影視作品的主旋律，一批批相關題材的影片應運而生，對整個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在諸多表現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題材的影片中，1959年公映的，由上海電影製片廠拍攝的彩色曆史故事片《林則徐》，猶如一股清新的空氣，帶給世人耳目一新的感受。與眾不同的故事，加之演員的出色表演，立刻引起舉國轟動，贏得滿堂喝彩。人們開始注意到，傳統認識中昏天黑地的晚清封建時代，原來也不乏熠熠生輝的閃光點和鐵骨錚錚的英雄，由電影推動，普通大眾對中國近代史乃至更遠曆史的關注和興趣，成了一時的流行。
電影《林則徐》大獲成功帶來了榜樣和啟發作用，當時中國另一家重要的電影製作基地，位於北國大地的長春電影製片廠追逐潮流，決定也要拍攝一部近代史題材的影片，內容則選定為當時大眾並不十分了解，尚屬冷門的中日甲午戰爭。
發生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異常重要的命運轉折點，關於這段曆史的研究，實際在學術界內自清末以來一直不絕如縷，在清末、民國時代研究的基礎上，新中國成立後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對甲午戰爭的研究日益重視：1954年，新中國成立後第一部關於甲午戰爭的論文集出版；1955年，北京、上海兩地各出版了一本名為《甲午中日戰爭》的通俗讀物；1956年，對甲午戰爭史研究起著重要作用的基礎史料集七冊本《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爭》出版。作為學術走向大眾的一個重要途徑，1958年《電影文學》雜誌發表了葉楠、希儂、陳穎等人集體創作的電影劇本《甲午海戰》，引起很大反響，長春電影製片廠新片的劇本原型就來源於此。
1959年，長春電影製片廠正式籌備影片拍攝，影片劇本在原《甲午海戰》基礎上進行修改，最終影片定名《甲午風雲》。
1960年春暖花開的4月，由林農執導，李默然主演的《甲午風雲》在北方重要的海軍軍港大連正式開機，這是自1958年日本新東寶株式會社拍攝《天皇、皇後和日清戰爭》之後，世界上又一部反映甲午戰爭的電影作品，也是中國第一部關於甲午戰爭的電影。
電影裏的故事
電影的故事背景設定在1894年的夏季，中日兩國因朝鮮問題引發矛盾，局勢日益緊張之時。與電影的原型劇本《甲午海戰》相比，《甲午風雲》在事件上著重表現了甲午豐島海戰與黃海海戰兩大戰役，《甲午海戰》劇本中最後的威海保衛戰，以及劉公島軍民上山抗日打遊擊的故事則予以刪除。
修改後的《甲午風雲》劇本整體上顯得更為簡潔洗練，主題更加突出，改變了原作略嫌平直的敘事，而以甲午戰爭史中北洋海軍 “致遠”艦管帶鄧世昌的英雄史跡為重心，著重突出鄧世昌的高大形象，與之相對應，也格外突出了北洋大臣李鴻章、“定遠”艦管帶劉步蟾、“濟遠”艦管帶方伯謙等人，以此作為反麵的典型。影片名為《甲午風雲》，實際以《鄧世昌》為名更貼切。
全片主要由3大部分構成，分別是豐島海戰、李鴻章校閱海軍、黃海海戰，鄧世昌的故事則融合在這幾幕大曆史事件中。
影片一開始，在戰雲即將到來的劉公島上，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召集各艦管帶商議護送運兵船 “高升”等事，在全軍護航或是個別艦船護航問題上，鄧世昌與劉步蟾等當堂辯論。在提督丁汝昌已經支持全軍護航時，因為北洋大臣的一紙電令而被取消。
緊接而至的豐島海戰，表現了“濟遠”艦管帶方伯謙貪生怕死，不顧僚艦和運兵船，擅自掛白旗逃跑，而愛國水兵王國成等則自發開尾炮擊退日本軍艦“吉野”。
豐島海戰後，“濟遠”艦管帶方伯謙謊報軍情，將尾炮退敵之功占為己有，開除了知情人王國成。經曆一番周折，王國成投入“致遠”艦作水兵，將豐島海戰的戰況如實報告了管帶鄧世昌。鄧世昌對此事義憤填膺，在提督丁汝昌為方伯謙舉行的慶功會上揭露豐島之戰真相，更分明地劃分了鄧世昌、愛國水兵，和劉步蟾、方伯謙等的界限。
之後的劇情中，又加入了鄧世昌晉見李鴻章，痛陳海軍需要添購軍械情形，被李鴻章喝退；李鴻章檢閱北洋海軍，“致遠”艦發現炮彈內實有泥沙，鄧世昌就此報告李鴻章，並要求處置百姓抓獲的日本間諜等事，李鴻章惱羞成怒革去鄧世昌頂戴花翎，鄧世昌滿懷憂憤在寓所彈奏琵琶曲《十麵埋伏》等。進一步襯托鄧世昌人格的高大，和投降派代表李鴻章的鮮明區別。
作為該片的尾聲，《甲午風雲》電影最後的故事是1894年9月17日爆發的黃海海戰，由於劉步蟾貪生怕死，擅自下令更改旗語，使得全艦隊變成了橫陣，導致北洋艦隊失利。而“致遠”艦管帶鄧世昌力挽狂瀾，重創敵艦，因為彈藥告罄最終選擇了與日本軍艦“吉野”同歸於盡。
黃海的怒濤之上，“致遠”艦管帶鄧世昌召集全艦官兵，在“撞沉‘吉野’”的齊聲高呼中影片到了最高潮，最終“致遠”艦接連躲過日本軍艦發射的2枚魚雷後，不幸被第3枚魚雷擊中……
1962年，電影《甲午風雲》拍攝完成，在全國公映。
影院裏燈光逐漸熄滅，人聲歸於安靜，舞台上帷幕緩緩退去，全場的目光都聚焦到銀幕上，伴隨著一段悲壯的民族音樂，那場甲午年的曆史風雲來到了人們麵前……
電影VS曆史
《甲午風雲》一經上映，立刻在全國引發轟動，雖然經曆了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禁映，但是20世紀80年代再度公映時，依舊是風采不減。
由這部電影開始，原本局限在史學界內研究的甲午戰爭史開始為大眾所知，鄧世昌開始成為大眾熟悉的英雄，甲午故地威海也一舉聞名，而有關炮彈裏裝著沙子、“濟遠”艦掛白旗、水兵王國成尾炮退敵、“致遠”勇撞“吉野”等海戰故事，也到了盡人皆知的程度。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以嚴謹的學術研究看，尤其是近年來有關北洋海軍、甲午戰爭的新研究發現下，電影《甲午風雲》中除了黃海海戰中鄧世昌指揮“致遠”勇撞日艦等某些主幹情節有史料可以稽考外，影片中的其他很多故事都存在與曆史事實相矛盾的情況。
最早對這部電影中存在的與曆史相失實之處提出批評的，是1963年戚其章先生撰寫的影評《論‘甲午風雲’的得與失》，主要針對片中將劉步蟾塑造為負麵形象表示異議。近年來，隨著甲午戰爭史研究的不斷進步，以及愛好者數量的不斷增加，水平的不斷提高，有關對《甲午風雲》的批評也日益增多，甚至出現了因為影片的某些失實問題而有人質疑鄧世昌曆史地位的現象。
客觀而論，《甲午風雲》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與該片劇本的創作本身以及時代背景有很大關係。曆史劇不同於一般的作品，因為劇中出現的人物、事件在曆史上都曾存在和發生過，都可以在曆史檔案中找到對應的佐證依據，因而創作這類作品首要的標準就是嚴謹。
然而劇本作者和史學研究者屬於兩個學科範疇，史學研究者追求的是盡可能還原曆史，凡論說史事皆得有可靠依據，而劇作者追求的則是故事的戲劇效果。往往對於曆史劇的創作，隻是根據史學研究的成果作為主幹，而為了“豐滿”人物形象和故事情節，劇作者就會去編寫一些在他們看來屬於“合理”的故事。結果往往就會出現劇本中真實依據史料而作的情節被觀眾忽視，而編劇自己創作的有聲有色的故事卻被當作史實隨著大眾輿論而傳播，最後弄假成真。更為嚴重的就是因為發現大量故事屬於劇作者的創作，而使得大眾對原本屬於史實的某些主幹情節發生懷疑，連帶認為同樣是屬於編劇創作。至今，上述問題還是中國曆史題材影視作品的通病。
《甲午風雲》中除了方伯謙在豐島海戰中懸白旗逃跑，鄧世昌在黃海海戰中指揮“致遠”勇撞“吉野”屬於曆史事實外。其他諸如鄧世昌與劉步蟾、方伯謙辯論，水兵王國成被方伯謙勸退離艦，鄧世昌向李鴻章奏請匯報等等，全部都是編劇創作的內容。
《甲午風雲》電影的另一項問題來自劇本所參考的曆史研究成果，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有關甲午戰爭史、北洋海軍史的研究尚出於起步階段，當時的很多成果隨著曆史推移，已經被不斷修正。《甲午風雲》中很多依據那個時代史學研究成果創作的劇情，在今天來看已經是完全錯誤，其中表現最為明顯的就是有關北洋海軍“鎮遠”艦管帶劉步蟾的形象，劇中劉步蟾的白臉負麵形象，顯然受了當時影響頗廣的範文瀾著《中國近代史》的影響，影片中的很多情景都可以在範著中尋找到對應的文字，諸如“劉步蟾違反議定的陣勢，發出信號，令艦隊橫列，主力艦居中。他是卑汙的懦夫，企圖居中躲避炮火”等等。
《甲午風雲》的攝製，距離今天已近半個世紀，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可以對這部電影有很多的挑剔，但決不能把它當成一個可以進行任意批評的標靶，因為它屬於它創作的那個時代。《甲午風雲》具備的最大的價值其實是向今天的人們提了一個問號，幾十年前，一部電影將深鎖高閣的史學成果瞬間變成普及，起到了單純的學術研究所無法做到的廣泛普及作用；幾十年後，這部影響了幾代人、讓英雄的夢想在無數國人心中激昂回蕩的電影已經老了，期待出現一部新時代的《甲午風雲》，讓1894年黃海波濤上壯烈的英雄故事繼續感染新一代的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