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如何看毛澤東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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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 陽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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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一、準戰爭年代
二、用民族利益衡量一切
三、冷戰時期中華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
四、毛澤東時代的序幕
五、特殊條件下的特殊鬥爭方式
六、曆史性分水嶺
七、咬定青山不放鬆
八、最偉大的陽謀
九、高手過招
十、陽謀的副產品
十一、今天來自昨天
十二、駁對毛澤東的三大誹謗
十三、一場空前的民族危機
十四、毛澤東的旗幟永遠飄揚
附錄：
關於“畝產萬斤”評價一下思聞和天父的材料
毛、劉大躍進前後言論對比錄
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
一、準戰爭年代
所謂“毛澤東時代”，是指從新中國成立的1949年到毛澤東逝世的1976年這27年。
這27年是個“準戰爭年代”——從頭至尾不是打仗就是準備打仗。主要包括：
（一）不流血的大戰
1、冷戰（1945～1990）——貫穿整個毛澤東時代（1949～1976）。
2、反封鎖、禁運、顛覆、包圍的“超限戰”——貫穿整個毛澤東時代（1949～1976）。
（二）流血的小戰（局部戰爭）
1、反台灣國民黨軍隊對大陸沿海的封鎖破壞（1949～），其高峰時段為1949～1955，比較著名的有：
——舟山群島之戰（1949.8～1950.5）：打掉台灣國民黨軍隊封鎖長江口、上海、江浙沿海的基地
——萬山群島之戰（1950.5～1950.8）：打掉台灣國民黨軍隊封鎖珠江口、廣州、廣東沿海的基地
——上海保衛戰（1950）：製止台灣國民黨空軍轟炸上?
——海南島之戰（1950）：製止海南島變成第二個台灣，奠定中國收複南海諸島基礎。
——東山島之戰（1953）：反擊台灣國民黨軍隊進攻東山島
——東海海戰（1954）：爭奪東海製海權
——一江山島之戰（1955）：占領一江山島和大陳島，打掉台灣國民黨軍隊在浙江沿海的最後一個基地——大陸沿海地區製空權爭奪戰（1949～）
——炮擊金門（1958）
——挫敗台灣國民黨軍隊大規模反攻大陸的圖謀（1962）
——反台灣國民黨軍隊特工登陸騷擾（1962～1963）
——“八·六”海戰與崇武以東海戰（1965）
2、抗美援朝（1950～1953）
3、國內剿匪（1949～1962）
4、西藏平叛（1959）
5、中印邊界保衛戰（1959，1962）
6、中緬邊界勘界作戰（1960）
7、援越抗美（1960～1975）
8、中蘇邊界衝突（1969）
9、西沙之戰（1974）
10、對美國和台灣國民黨空軍的反偵察、反襲擾作戰（1949～1972）
整個毛澤東時代就是在這樣“流血的大戰不打、不流血的大戰不斷、流血的小戰（局部戰爭）接二連三、一切按最壞的情況做準備”的準戰爭氣氛、準戰爭環境中過來的。評論毛澤東時代，就不能脫離“準戰爭年代”這個曆史實際。
二、用民族利益衡量一切
評價曆史，看的是結果。評價曆史人物，看的是對民族利益的貢獻。隻有堅持“民族利益超越意識形態、超越個人恩怨，超越個人好惡，超越個人私利”的原則，才能做到如實公正客觀，達到全民族的最大共識。否則一切評論隻不過是少數人謀求私利的鼓噪喧囂和廣告表演而已。
評價毛澤東時代，關鍵是看毛澤東時代開始時中國是什麽狀況，毛澤東逝世時中國又是什麽狀況。評價毛澤東，關鍵是看毛澤東時代開始時中華民族最根本的根本利益是什麽，毛澤東逝世時這些根本利益實現得如何。
毛澤東時代發生了那麽多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戰爭，發生過那麽多那麽天翻地覆的變革，所有這一切是對是錯，是功是過，同樣隻能用中華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為標準來衡量才能弄清。
三、冷戰時期中華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
整個毛澤東時代都處在“冷戰”期間。要評論毛澤東時代決不能脫離“冷戰”這個大前提，一切都必須從“冷戰”這個基本現實出發。
“冷戰”導致世界分為“兩大陣營”。現實迫使世界各主要國家必須作出自己的判斷和選擇，二者必擇其一。《大國的興衰》作者保羅•肯尼迪說：“一個國家不站在美國領導的陣營內，便站在蘇聯領導的陣營內，不存在中間道路。在斯大林和齊•麥卡錫時代，那種走中間道路的想法是很不明智的。”
中國尤其如此。中國的地理位置及其1945年的虛弱狀況使中國對冷戰既無法逃避又無法免受其害。
冷戰甚至還沒有正式開始，中國就已經成了冷戰的犧牲品。1945年雅爾塔會議上，中國的主權被美國作為交易的籌碼讓給了蘇聯。而蘇聯堅持要得到這些權益（確保外蒙古從中國分裂出去、占有旅大基地和中長鐵路）歸根到底是出於冷戰的需要。1945年冷戰開始時的中國，是百年積弱又飽受八年戰火蹂躪的中國，是滿目瘡痍、遍體鱗傷、國弱民貧的中國，是對美蘇兩強中的任何一個均毫無抵抗能力、“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任其宰割的中國。作為弱者，夾在美蘇冷戰夾縫中的中國無論怎樣都要倒黴：你向美國“一邊倒”，蘇聯要收拾你。你向蘇聯“一邊倒”，美國要收拾你。你誰也不向，兩家一塊收拾你：一家扯住你的一部分使勁往自己那邊拽，直到把你扯成兩半，一家分一半，分裂中國——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得到，至少得不到個全的（設想一下兩隻狼撕搶一隻羊的情景）。顯然，這對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是最大的威脅。冷戰期間中華民族最根本最頭號的民族利益就是避免這種命運。這就必須徹底改變中國民族利益遭受美蘇冷戰主宰的命運，不當美蘇冷戰的犧牲品。
但隻要冷戰還沒有結束，隻要中國還不夠強大，中國就無法抵禦美蘇的主宰，就無法避免成為冷戰犧牲品的命運。這就發生了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難題：中國不強大，就不能擺脫當冷戰犧牲品的命運；不擺脫當冷戰犧牲品的命運，中國就不能強大。
由此可見，衡量冷戰期間一切中國領導人曆史功過的唯一標準，就是看其是否解開了這個死結，是否粉碎了美蘇為自己的冷戰需要而犧牲中國民族利益的一切舉措，是否讓中國從美蘇兩大陣營的左右夾擊中突出了重圍。一句話，是否使中國擺脫了冷戰。做到了這條的就是捍衛了中華民族最根本民族利益的英雄，就應該肯定。否則就是中華民族的罪人，就應該否定。其他一切都是廢話。
四、毛澤東時代的序幕
——中國避免了第二個、第三個“外蒙古”
蔣介石選擇了向美國“一邊倒”。在他看來隻要傍上美國，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美國強，美國富，美國反共。世界上沒人敢惹美國。傍上美國金票大大的，實惠多多的，有美國撐腰蘇聯就不敢亂說亂動，自己就可以放手消滅共產黨，就不用擔心東北、西北出問題。
實際呢？
據《蔣經國自述》，斯大林當麵明確告訴蔣經國蘇聯為什麽一定要把外蒙古從中國分裂出去：“倘使有一個軍事力量，從外蒙古向蘇聯進攻，西伯利亞鐵路一被切斷，俄國就完了。”“日本和中國都沒有力量占領外蒙古來打俄國；但是，不能說就沒有第三個力量出來這樣做。”
蔣經國問這“第三個力量”是不是美國，斯大林回答說：“當然！”
斯大林更特別警告蔣經國：“不能讓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隻要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東北問題就很難解決了。”
斯大林的這番話充分說明蘇聯的戰略圖謀和夾在美蘇兩大國之間的中國在冷戰中的處境。
中國與蘇聯有世界上最漫長的邊境線。蘇聯麵對中國的部分正是蘇聯最地廣人稀、力量最薄弱、最無險可守的“柔軟的腹部”。如果有“軍事強國”從這個方向進攻蘇聯，就可能把蘇聯橫著切開，“大卸八塊”。斯大林對蔣經國說的“西伯利亞鐵路一被切斷，俄國就完了”並非杞人憂天。“軍事強國”即便不進攻，隻要沿著中蘇邊界駐軍與蘇聯對峙，就足以產生足夠的威懾，讓蘇聯日夜精神緊張，防不勝防，不知道要部署多少兵力才敢放心。蘇聯向來把來自這個戰略方向的軍事威脅視為心腹之患，從不敢掉以輕心。1941年夏秋蘇聯在蘇德戰場那麽吃緊，明斯克戰役損兵41萬，斯摩棱斯克戰役損兵76萬，基輔戰役損兵70萬，維亞茲馬戰役損兵66萬，一線部隊幾乎打光了，預備隊供不上了，莫斯科都快門戶洞開了，蘇聯仍然不敢動用西伯利亞的駐軍。直到獲得佐爾格的確切情報、得知日本將“南進”而不“北進”、不會威脅西伯利亞時，斯大林才敢把西伯利亞駐軍西調，在“最後一分鍾”趕到前線守住了莫斯科。要知道，蘇聯早在1939年的哈勒欣河戰役中就已經把日本最精銳的關東軍打了個落花流水，已經知道日軍的綜合戰鬥力比蘇軍差得不是一星半點，對蘇聯的威脅跟德軍沒法比。即便如此，蘇聯對這個戰略方向仍不敢掉以輕心，仍千方百計保持重兵。可見確保中蘇邊界的安全在蘇聯的戰略思想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既然蘇聯視這個方向為戰略要害，視這個方向上的軍事威脅為心腹之患，那麽蘇聯為對付這種威脅自然會不惜一切，決不會有任何顧忌，受任何束縛。
蔣介石顯然沒聽出斯大林的弦外之音：如果中國向美國“一邊倒”，蘇聯就要把中國的東北、西北變成第二個、第三個“外蒙古”——“不能讓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隻要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東北問題就很難解決了。”
其實仔細推敲一下斯大林的話的內在邏輯就不難看出蘇聯的戰略意圖：“西伯利亞鐵路一被切斷，俄國就完了”——如果要靠“緩衝國”這種辦法來確保西伯利亞鐵路不被切斷，光一個外蒙古夠用嗎？從中國的東北、西北不照樣可以“切斷西伯利亞鐵路”嗎？既然確保西伯利亞鐵路不被切斷對蘇聯那麽重要，那對蘇聯而言合乎邏輯的結論就是把中國的東北和西北變成第二個、第三個“外蒙古”——對此蘇聯毫無顧忌：戰略利益的考量永遠超越意識形態，超越個人恩怨，超越個人好惡，超越個人利益。
蘇聯的這種戰略意圖自沙俄時代就已經形成了。1902年10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他主持召開的禦前會議上說：滿洲將來必須並入俄國，至少要成為完全依附俄國的屬國。這就是史稱“黃俄羅斯計劃”的核心內容。由此又產生了“中國邊界不過在長城”之類論調。雖然日俄戰爭妨礙了沙俄實現這個戰略，但從沙俄到蘇聯都一直沒有放棄把中國的東北、正北和西北這“三北”都變成“緩衝國”的戰略設想——所以有了外蒙古獨立，所以有了蘇聯在抗日戰爭期間對“滿洲國”的承認，以換取日本對外蒙古的承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反法西斯大國裏隻有蘇聯承認了“滿洲國”）。新疆也曾差一點“獨立”出去。也就是說，正當中國為民族生存跟日本浴血奮戰的時候，蘇聯幾乎實現了把中國的“三北”全部從中國分裂出去的戰略意圖。所有這一切都出於蘇聯極端重視確保西伯利亞安全、防範來自中國方麵的任何可能的軍事威脅這一戰略總目標的需要。雅爾塔協議使蘇聯有權在中國的旅大駐軍，控製了連通中蘇邊界和旅順的鐵路。憑這兩條，加上蘇聯二戰後巨大的國際政治威望，蘇聯有能力在東北培植親蘇分裂勢力，製造第二個“外蒙古獨立”。1945年蘇聯在新疆的影響勢力同樣不可小視，要製造第三個“外蒙古獨立”也並非不可能。
如果蘇聯真這麽幹，以中國1945年的國力無論如何也阻止不了。那麽向美國“一邊倒”能阻止得了嗎？
白日做夢。當日本製造“滿洲國”的時候，美國向日本宣戰了嗎？美國能在雅爾塔會議上把中國的外蒙古當籌碼送給蘇聯，同意蘇軍占領旅大，本身就說明美國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當回事，更不用說為此犧牲自己的士兵跟蘇聯開戰了。
不管中國如何向美國“一邊倒”，美國的戰略重點始終是歐洲，中國總是排在後麵。二次大戰中隻要歐洲戰場一吃緊，美國總是把給中國的物資扣下轉運歐洲方向。解放戰爭三大戰役時正趕上“柏林危機”，美國全力以赴保歐洲方向，對蔣介石的支持力度與此根本沒法比。
不管中國如何向美國“一邊倒”，美國頂多保你的政權而不保你的主權，更不會為了保你的主權而犧牲自己。——美國從來隻在中國內戰的問題上跟蔣介石站在一起。但碰上中國主權問題時，比如外蒙古，“滿洲國”、麥克馬洪線，釣魚島，西沙南沙等等，美國何曾為蔣介石“兩肋插刀”過？
“冷戰”其實就是美蘇兩家又要打仗又怕死，自己不上陣，雇別人去賣命。也就是說，讓別人為自己的利益送死，而非相反。指望美國保衛你的主權，就等於要求美國為別人的主權而犧牲自己——這是美國打“冷戰”的本意嗎？這不是本末倒置嗎？
更廣義一點講，國家關係再好不過如此。即便結盟，那也隻管政權不管主權。除非蓄意挑起戰爭，否則決不會因為“友好國家”的主權如邊界領土糾紛之類而卷入戰爭。
比如，不管是美國還是蘇聯，不管跟印度關係有多好，肯為克什米爾這樣的主權和領土爭端為印度向巴基斯坦宣戰嗎？中國能為克什米爾歸屬問題為巴基斯坦向印度宣戰嗎？
蘇聯把中國向美國“一邊倒”視為“致命的威脅”，對此將毫不猶豫地利用自己的地理優勢、政治影響和壓倒的軍事實力建立第二個、第三個“外蒙古”以應對，決不在乎因此而肢解中國。美國把中國向蘇聯“一邊倒”視為“嚴重的威脅”但不是“致命的威脅”，對此寧願封鎖圍堵禁運而不願直接對華用兵。曆史已經證明，美國對中國的分裂並不在意，隻要自己能分得一杯羹。也就是說，處在1945年美蘇冷戰夾縫中的中國向蘇聯“一邊倒”固然沒好果子吃，向美國“一邊倒”則隻能落得個國家被肢解的下場。這就是當年的現實。
而蔣介石的賬卻不這樣算。他覺得自己跟蘇聯做成的那筆交易已經解決了一切：“在蘇聯尊重東北的主權、領土完整，不幹涉新疆的內部事務，不援助中共等三個條件下，允許外蒙古獨立”。——用外蒙古換得東北和新疆，再加上蘇聯保證不援助中共——這就去掉了“蔣委員長”最大的心病：美國已經宣布不跟中國共產黨合作，隻跟他合作。現在連蘇聯這個世界頭號共產黨也同意跟他合作而不支持中共，那中國境內就沒有任何力量能妨礙他消滅中共了。他的政權就坐穩了。犧牲主權保政權，這筆買賣劃得來——隻是為了顯得不那麽丟人，在宋子文、王世傑1945年8月14日簽署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走了個“公民投票”的過場：“鑒於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獨立願望，中國政府同意，將在日本戰敗後舉行公民投票以確定外蒙的獨立。”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當局一手操辦了“公民投票”。國民黨政府派內政部常務次長雷法章前往“觀察”（不折不扣“叫人賣了，還幫著數票子”）。
“公民投票”結果：外蒙古獨立。
1946年1月5日，中國的國民黨政府正式承認外蒙古的獨立。
顯然，蔣介石做這筆交易時最優先的考量不是民族利益，而是意識形態——反共，是個人私利，是個人好惡，是個人恩怨，是有形的、眼前的好處——不折不扣“浙江奸商”兼股票交易所“上海小開”的投機本色：聰明不英明，精明不高明，見小利忘大義，顧眼前不顧長遠，隻知算小賬，不知算大賬。
蔣介石隻顧打自己的如意算盤，卻把曆史的教訓、蘇聯的戰略意圖和斯大林的弦外之音等等一股腦扔到了九霄雲外。人家早有言在先：“隻要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東北問題就很難解決了。”——你既然堅持向美國“一邊倒”，還能指望蘇聯信守承諾？何況條約規定的是蘇聯“不援助中共”，並沒有規定蘇聯有義務幫蔣介石“取締中共”、“禁止中共進入東北”，更沒有規定蘇聯不得另起爐灶、就地取材培植當地親蘇勢力。蔣介石在國內一貫翻雲覆雨，縱橫捭闔，把別人都玩弄於股掌之上，而跟超級大國打起交道來卻如此無能。說他“外戰外行、內戰內行”真是一點不假。看來他的聰明勁隻用在“保政權”上，不用在“保主權”上。
今天的中國人很難想象1945年冷戰剛開始時中國的處境是何等險惡危急：蔣介石向美國“一邊倒”，立刻將古老孱弱的中國置於美蘇兩大超級大國冷戰的“交叉火力”之下：美國將不費吹灰之力在中國取得最能威懾蘇聯要害的戰略要地，蘇聯將不惜一切凶狠反擊，利用蘇聯二次世界大戰後如日中天的威望，利用蘇聯在東北駐軍的優勢，培植、支持親蘇勢力，把中國東北變成第二個“外蒙古”；在新疆如法炮製，製造出第三個“外蒙古”；美蘇為避免直接軍事衝突，將再來一次“雅爾塔協議”，劃分出各自在中國的“勢力範圍”，讓中國變成第二個朝鮮、第二個德國。中國的“三北”（東北、正北、西北）俱失，民族利益將遭到毀滅性傷害，從此被分割肢解，綁在美蘇冷戰的戰車上永世不得翻身……更有甚者，千裏長堤一旦決了口，崩潰就難避免了；外來勢力操縱下的國土分裂一旦開了頭，爾後的進展就殊難預料了。在那種情況下，誰敢擔保中國不會被分裂分裂再分裂，變成又一個奧匈帝國，又一個阿拉伯世界，又一個南斯拉夫，又一次“春秋戰國”，又一次“五胡十六國”？誰敢說屆時中國老百姓的日子會比今日貝魯特、伊拉克、阿富汗的老百姓的日子更好過？
中國之所以避免了這種不堪設想的命運，原因隻有一個：毛澤東。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1945年的曆史關鍵時刻眼明手快地抓住了稍縱即逝的曆史機遇，扭轉了曆史進程。
不僅蔣介石和美國的如意算盤裏沒有中國共產黨人的位置，蘇聯也一樣。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結束了王明等“百分之百”聽從蘇聯指揮的“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的瞎指揮。此後蘇聯與中共的關係便冷淡而微妙。1944年6月，斯大林在與美國駐蘇大使哈裏曼的談話中公開說中共不是真正的共產黨，而是“人造黃油”式的共產黨（意即“代用品”、“冒牌貨”）。抗日戰爭時蘇聯給中國的一切援助都隻給蔣介石，不給中共。蘇聯在與蔣介石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明確承諾不支援中共，同意將中國東北交國民黨人接收。這一切事先跟中共連個招呼都不打，倒是打電報要毛澤東去重慶談判，甚至還提出要中共學法國共產黨，交出武裝去做官。
如果當時中共一切乖乖聽蘇聯的，那中國的命運可想而知：毛澤東被纏在重慶沒完沒了地扯皮，整個中共的中心都放在等待與國民黨討價還價的結果上而無所作為。蔣介石在美國支持下從容不迫調兵遣將對付中共。蘇聯趁美蔣與中共鬥得不可開交之際從容不迫在東北扶植“百分之百”聽命於蘇聯的親蘇勢力。（前蘇聯將軍、1945～1946年奉天[沈陽]警備司令А•И•科夫通－斯坦克維奇將軍在回憶錄中說：“1946年3月9日，我們接到撤出奉天的命令，要把所有權力在3月11日前移交給中國人。這個命令使我們有些感到意外。要知道，在3月5日，抵達奉天的Р•Я•馬利諾夫斯基元帥在與我的談話中，叫我好好安排一下，因為我將在奉天長期駐守。而3月9日，我們就突然接到緊急撤離奉天的命令，警備司令部全體人員撤往哈爾濱。”——注意這句話：“我將在奉天長期駐守”——可見蘇軍原來的確打算要在東北長期待下去。）如果當真如此，那等美蔣把中共收拾得差不多了，蘇聯在東北製造第二個“外蒙古”的條件也成熟得差不多了：蘇聯並沒有違約支援中共，隻是趁美蔣忙著對付中共的時候做了一點“群眾工作”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歐國家的政權不都有類似的經曆嗎？
然而美蔣蘇三家的如意算盤全被毛澤東打了個稀爛。毛澤東來了個“針鋒相對”：“打的隻管打，談的隻管談”，“人民的武裝，一枝槍、一粒子彈，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不管蘇聯態度如何，毛澤東自有主張：爭分奪秒，見縫插針，大舉進軍東北，戰略上搶到了先機——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8月11日朱德即下令進軍東北；8月28日毛澤東赴重慶談判，8月30日第一支中共武裝即抵達東北，抓住了蘇聯最高層對中共如此迅速進入東北毫無思想準備、來不及下達明確指示而導致蘇軍中下層官兵自行其是的機會，於8月31日占領山海關，9月5日進駐沈陽——這一下就使美蔣蘇三方把中共排除在東北之外“就地解決”的戰略計劃完全破產，各方馬上全亂了套，各種猜忌、矛盾立刻激化，形勢頓時改觀：蔣介石認定蘇聯違約支持中共搶占東北，於是不顧一切請美軍直接出動。美軍也什麽都顧不得了，於中共軍隊進駐沈陽後不到兩周的1945年9月13日在青島登陸，緊接著於9月30日在天津登陸，10月1日在秦皇島登陸。美軍同時大規模為國民黨軍隊運送軍隊，親自出馬打通、搶修通往東北的交通線。美國大兵步步緊逼，美蘇間“蘇軍不入關，美國不登陸”的默契隨之破滅。蘇聯立刻直接感受到了蔣介石向美國“一邊倒”帶來的威脅，迫不及待急於反擊。但“遠水不解近渴”，於是蘇聯不得不放棄原先“利用中共拖住美蔣、在東北‘就地取材’培植親蘇勢力、把東北變成第二個外蒙古”的念頭，對“不請自來”的中共從排斥轉為默認——蘇聯最高層對中共的態度在美軍登陸前後大不相同，根本原因就在於此。
毛澤東一箭雙雕：明抗美蔣，暗拒蘇聯——利用美蘇矛盾，逼蘇聯不得不改弦更張，這就不動聲色堵死了蘇聯在東北培植“第二個外蒙古”力量的機會。毛澤東就這樣未雨綢繆，連打帶消，不知不覺間便一舉消除了嚴重威脅中華民族民族利益的這一大隱患。
蘇聯對中共之所以不得不改弦更張，是因為美軍突然登陸。美軍之所以突然登陸，是因為蔣介石為爭奪東北迫不及待。蔣介石之所以迫不及待，是因為毛澤東的軍隊搶先進了東北。毛澤東的軍隊之所以能搶先進入東北，是因為毛澤東的軍隊與東北近在咫尺，而蔣介石的部隊全遠在西南。毛澤東的軍隊之所以與東北近在咫尺，是因為毛澤東領導中共堅持敵後抗戰，在華北、山東、內蒙建立了敵後抗日根據地。中共能建立並堅持敵後抗日根據地，是因為中共的作戰目標是長期抗戰，是消耗敵人，打的是人民戰爭，沒有外援也能堅持下去。蔣介石的軍隊之所以全遠在西南，一是蔣介石的部隊在敵後呆不下去，二是因為蔣介石的作戰目標是打通對外交通線第一。打通對外交通線，是為了取得美援——說到底作戰目標是撈錢第一。結果：進入東北時中共軍隊近水樓台，蔣介石軍隊望塵莫及，不得不求美國直接插手，引起美蘇間的一連串連鎖反應，讓毛澤東抓住了曆史的機遇。
毛澤東之所以能抓住這曆史機遇，除了眼疾手快、當機立斷之外更多的是靠了無數先前做的紮紮實實的基礎性工作：建黨、建軍、人民戰爭、持久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敵後抗日根據地……一切默默耕耘在此時此地都得到了回報。許多看起來似乎雜亂無章互不相幹的東西，實際卻是環環相扣、因果關係嚴密的統一體。——毛澤東能抓住這曆史機遇看似偶然，實際包含著必然。沒有基礎，抓不住機遇。要抓機遇，先打好基礎。
今天為台灣而焦慮的中國人能想象到1945年的中國差一點就丟掉東北和新疆嗎？能想象得出失去了外蒙古之外還要失去東北、新疆、國土被美蘇兩強分別駐軍占領、甚至走向四分五裂的中國會是個什麽樣嗎？對沒有發生的事雖然難有切膚之痛，但隻要知道這種情況差一點就發生這個事實本身就夠令人震驚的了。而這一切之所以沒有發生，全虧了毛澤東在刻不容緩的千鈞一發之際當機立斷巧妙利用了美蔣蘇的矛盾扭轉了乾坤，又曆經三年的血戰才使中國避免了這一命運。國民黨總是一口咬定自己失敗是因為毛澤東的中共得到了蘇聯的支持，這純粹是失敗者為掩飾自己的無能而編造出來的拙劣借口。蘇聯瞞著毛澤東跟蔣介石做了交易，一點風聲都不漏，明擺著要給毛澤東一個措手不及。而後又是逼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又是讓毛澤東交出武裝，說蘇聯支持蔣介石還差不多。對蘇聯來說這場戰爭最理想的結果不是中共統一中國，而是國共劃江而治，再來一次“南北朝”——這樣既能防止美軍出現在中蘇邊境又能防止將來中國強大起來威脅蘇聯。如果中共真是靠蘇聯支持才能打贏，那蘇聯隻要在中共打到長江邊時切斷對中共的供應就行了。實際呢？蘇聯隻能“勸說”，聽不聽全在中共。這足以證明蘇聯控製不了中共，毛澤東保持了完全的獨立自主。把解放戰爭說成“國共內戰”不正確。這實際是一場毛澤東領導的中國人抗擊美蘇兩強肢解中國的民族解放戰爭，是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抵抗把中國當冷戰犧牲品的第一仗。
這場戰爭的勝利者並不僅僅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而是中華民族，是中華民族的根本民族利益。毛澤東時代先聲奪人，還沒開始就已經先消除了一場不亞於“九·一八事變”的民族危機，為捍衛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作出了無可估量的貢獻。
五、特殊條件下的特殊鬥爭方式
——“一邊倒”
在毛澤東時代開始的1949年，中國是什麽狀況？
——百年積弱的農業古國，軍閥混戰、八年抗戰蹂躪之餘又經曆了一場明為國共內戰、實為抗擊美蘇冷戰肢解中國的民族解放戰爭，實實在在已經國窮民貧、遍體鱗傷、滿目瘡痍。
——西北、西南、東南戰事正酣。國內尚有大量土匪、殘敵在大肆破壞搗亂。
——農業產值占國民經濟的80%。農業靠天吃飯，靠人力畜力，靠鐵鍁木犁，靠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生產力低下而不穩定，天公稍不作美就鬧災，全國年年都有地區不是旱就是澇。
——工業殘破不全，不成體係，重工業不值一提。全國大部分地區在工業、交通、通訊等方麵實際處於原始狀態。一切關鍵都得靠進口：設備靠進口，原材料靠進口，石油靠進口，武器靠進口，汽車飛機靠進口，橡膠靠進口，醫藥靠進口……連造罐頭的馬口鐵都得靠進口。
——僅有的黃金外匯全被蔣介石運走了。能創匯的隻有為數不多的農副產品、土特產、原料礦產。有限的歐美海外市場大都掌握在當時親蔣親台的人的手裏。“來料加工”、“勞務輸出”等創匯方式更無從談起。文盲占總人口77%、被赫魯曉夫形容為“一堆肉”的中國，要資本沒資本，要技術沒技術，要外匯沒外匯，要海外市場沒海外市場，有的隻是國民黨留下的天文數字般的通貨膨脹——老百姓上街買菜得用麻袋裝鈔票。
——西方國家和蔣介石對中國大陸的封鎖禁運已經開始。《美國1949年出口管製法》規定：“那些有助於增強共產黨國家的經濟和軍事潛力而有損於美國國家安全的出口都予以拒絕”。1949年11月22日，“對共產黨國家出口管製統籌委員會”（“巴黎統籌委員會”）成立。新中國剛一成立便遭到美國的“對華貿易管製”，禁止向中國輸送包括軍火、鋼鐵、車船在內的戰略物資。
1949年的中國，地麵是共產黨的，天空和海洋是國民黨的。國民黨空軍隨時隨地肆意轟炸大陸城市，北京上海也不例外——1949年5月4日國民黨空軍轟炸了北京。上海自1949年5月27日解放到1950年2月，先後遭到國民黨空軍26次空襲。剛進北京時毛澤東為什麽不住中南海而住香山？——防空。開國大典為什麽定在下午三時而不是後來慣例的上午十時？——防空。
1949年6月23日，國民黨海軍永字號炮艦在天津口外炮擊英屬埃及貨輪，由此開始實施持續長達六年的對大陸港口的全麵封鎖。從1949年到1955年，先後有十六個國家的二百多艘商船遭到國民黨海軍海盜式的攔截。（誰“閉關鎖國”？誰“封閉半封閉”？誰“拒絕對外開放”？）
1949年的中國盡管已經極度虛弱，但仍然不得不在美蘇冷戰的夾縫中立即作出明確選擇：向美國“一邊倒”，向蘇聯“一邊倒”，還是不偏不向？
1949年的中國尚未解決前麵所述的“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難題——中國不強大，就不能擺脫當冷戰犧牲品的命運；不擺脫當冷戰犧牲品的命運，中國就不能強大。因此，1949年夾在冷戰夾縫中的中國無論怎樣都免不了要付代價：向美國“一邊倒”，蘇聯要收拾你。向蘇聯“一邊倒”，美國要收拾你。誰也不向，兩家一塊收拾你。
毛澤東的選擇是：向蘇聯“一邊倒”。理由很簡單：這是當時條件下唯一行得通的最符合中華民族最大民族利益的選擇。
向美國“一邊倒”絕對行不通：這是當第二個蔣介石，而且結果絕不會比蔣介石更好：蘇聯為了確保中國方向的戰略安全是不惜一切的，包括意識形態關係。斯大林已經懷疑中國是又一個“南斯拉夫”——也就是說，隻要中國向美國“一邊倒”，蘇聯馬上就會撕破臉皮，象對待南斯拉夫那樣公開把中共當敵人對待。而美國即便有援助，也決不會比援蔣更積極——想想美國對共產黨的態度和蔣介石在美國龐大的“院外援華集團”遊說力量就夠了。實際當時美國與其說試探著和中共拉關係，不如說是故作姿態企圖加深蘇聯的猜疑：美國國務院一麵指示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試探跟中共當局接觸，一麵不批準他前往北京，什麽實際行動都不幹，最後一走了之。就這麽個姿態就讓某些人喋喋不休說美國並非想跟中共對立，全是毛澤東的“一邊倒”斷送了機會，害了中國等等等等。這些人不希望中共長腦子長記性長心眼，毛澤東卻對美國人的本性一清二楚：幾年前剛剛跟蔣介石合作上演過一邊“調解”一邊運兵殺共產黨的雙簧，直到當時也一刻沒有停止過援蔣反共的實際行動。現在故作姿態，無非是緩兵計加離間計，另外也是摸底：看中共是否有“共產黨員時刻聽從美國召喚”的味道，被人家殺著頭還願意賠笑臉、三鞠躬、“一邊倒”。如果中共想當宋江，急著受招安忙著跟美國眉來眼去，結果必定是蘇聯翻臉，美國先坐山觀虎鬥，然後出來收拾殘局，跟蘇聯再做一次交易，合夥肢解中國——如前所述，1949年的中國是那樣虛弱，那樣內外交困，抵擋得了兩個超級大國的兩麵夾攻嗎？即便抵擋得了，代價呢？
“不偏不倚”同樣行不通。夾在兩強當中的弱者“兩麵不得罪”的結果隻能是“兩麵不討好”，照樣要受到美蘇兩家的夾擊。
而在1949年的具體情況下向蘇聯“一邊倒”則不同。對蘇聯而言，中國向美國“一邊倒”是“致命的威脅”；對美國而言，中國向蘇聯“一邊倒”是“嚴重的威脅”而不是“致命的威脅”。威脅的程度不同，反擊的力度也不同。蘇聯的冷戰需要是中蘇邊境方向不受美軍威脅。中國的民族利益是把兩個超級大國最終都趕出去。在“把美軍趕走”這一點上，蘇聯的冷戰需要跟中國的民族利益不矛盾。隻要新中國沒有向蘇聯出讓主權，隻要沒有新的蘇軍進入中國，那來自蘇聯方向對中國民族利益的威脅就不比以前更大。1949年的冷戰形勢是美國包圍蘇聯，蘇聯處於守勢，對中國向自己“一邊倒”喜出望外，不願也來不及做危及這個大局的傷害中國的事。這就使中國解除了最大的後顧之憂，要麵對的隻是來自美國的經濟封鎖。這對中國民族利益的損害比被兩個超級大國肢解那樣的命運無疑小得多。“兩害相衡取其輕”，對中華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而言，毛澤東的“一邊倒”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蘇聯對中國的態度、對中共的態度從來都是國家利益第一，從來不受意識形態的束縛。毛澤東對蘇聯的態度實際也一樣：講意識形態，但更講民族利益，否則不會堅持獨立自主。盡管蘇聯在毛澤東打天下的過程中搗了不少亂，盡管蘇聯與中國有那麽多的曆史恩怨，但毛澤東堅持了一個原則：民族利益超越意識形態，超越個人好惡，超越個人利益，超越個人恩怨，決不感情用事。
毛澤東的“一邊倒”並不是無原則地一切都賴在蘇聯身上，使中國離不開蘇聯，而是堅持獨立自主靠自己。不象蔣介石，向美國“一邊倒”就讓美軍在中國如入無人之境，讓美國軍艦長驅直入中國長江內河。麵對美蔣的海空封鎖，毛澤東幾乎從零開始，現建空軍，現建海軍，現學現用，現用現打，非不得已不求於人——唯一的一次例外是上海保衛戰：1950年2月，蔣軍飛機炸毀上海發電廠，上海市電力供應下降97%，整個城市陷於癱瘓。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才同意請蘇聯暫時出兵相助，但為期僅僅幾個月——1950年2月6日蔣軍大轟炸。3月20日蘇聯巴基斯基空軍中將率防空集團驅逐機團到達上海擔任守衛。6月19日中國空軍第四混成旅到達上海。8月1日華東軍區空軍正式成立。9月3日，陸軍出身的華東軍區空軍司令聶鳳智向陳毅報告，他用僅僅一個月的時間便學會了全部空戰指揮課程，開始接手蘇軍指揮防務，蘇軍開始撤退回國。10月17日，中國空軍接收了蘇軍飛機裝備。10月19日，空4旅正式擔負起了上海的防空作戰任務——全過程一共7個月。
用一個月的時間學會空戰指揮並投入實戰——這就是毛澤東領導的軍隊在1950年的速度。中國的海防空防就是這樣從無到有爭分奪秒建立起來的。美蔣對中國大陸的封鎖就是被這樣的軍隊一步一步打破的。
——1949年8月至1950年5月：舟山群島戰役。解放軍陸軍用原始的木帆船跨海作戰，端掉了台灣國民黨軍隊封鎖上海、長江口、浙江及東海的基地。
——1950年5月至8月：萬山群島戰役。解放軍海軍第一次參戰。端掉了台灣國民黨軍隊封鎖廣州、珠江口、廣東沿海的基地。
——1950年4月至5月：海南島戰役。韓先楚指揮解放軍陸軍利用原始的木帆船跨海作戰，一舉占領中國第二大島海南島，使中國避免了第二個台灣，獲得了收複南海諸島的基地。
1950年至1953年，中國被迫將主要兵力用於抗美援朝。戰爭一結束，中國立即揮兵東南，重新開始因抗美援朝而推遲的打破美蔣封鎖的戰爭。
——1954年：解放軍與台灣國民黨軍隊爭奪東海製空權、製海權，擊沉“太平號”。1955年1月18日：攻占一江山島。2月：收複大陳島，打掉了台灣國民黨軍隊在浙江沿海的最後一個基地。至此，台灣國民黨軍隊對中國大陸的海空封鎖基本被粉碎。
與此同時，麵對金門的福建省的戰備從基礎開始有條不紊全麵展開——鷹廈鐵路1953年開始勘探設計，1954年全線施工，1957年底竣工，1958年1月通車，1958年夏解放軍大舉入閩，7月與台灣國民黨軍隊激烈空戰爭奪製空權，8月23日大規模炮擊金門。
美蔣對中國大陸的海空軍事封鎖就是這樣被毛澤東指揮的軍隊靠自己的力量一步一個腳印地逐步粉碎的。封鎖中國的包圍圈就是這樣被毛澤東領導中國人靠自己的力量、不仰仗別人、經過數年的血腥戰鬥一寸一寸地掃除的。（這些曆史事實足以證明一切汙蔑毛澤東“閉關鎖國”、“封閉半封閉”、“拒絕對外開放”的人全是恬不知恥的大騙子。）
毛澤東領導中國邊打仗邊建設。1951年，抗美援朝戰爭還如火如荼就已經開始裁軍。1952年中國財政預算中軍費比例從1951年的50%下降到33%——近代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國家經濟建設開支超過軍費開支的局麵。（國民黨的“黃金十年”中軍費開支一直占國家預算的80%，但基本用於“剿共”而不是建立獨立自主的國防工業。對外則“絕對不抵抗”。）
1953年中國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1957年順利完成。兩年之後，1959年中蘇關係破裂，“一邊倒”從此結束——中國向蘇聯“一邊倒”共10年（1949～1959）。在這10年中，中國真正用於和平建設時間隻有一個五年計劃加兩年（1953～1959）。也就是說，毛澤東僅僅用了10年的時間、一個五年計劃加兩年的建設，便使中國徹底擺脫了1945年冷戰剛開始時麵對超級大國的擺布肢解毫無反抗能力的悲慘處境，改變了中國1949年不得不夾在兩大超級大國當中“兩害相衡取其輕”的無奈地位，硬是在一個農業古國中從無到有建立起了足以抗衡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兩麵夾擊的起碼實力，使中國從此能夠不再受製於任何一個超級大國，開始走上擺脫冷戰主宰的坦途。（這樣的成果，這樣的效率，靠“市場經濟”加“民營企業家”能做到否？）
毛澤東的“一邊倒”是特殊曆史條件下的特殊鬥爭方式。其結果不是削弱了中國的獨立性，而是加強了中國的獨立性；不是危害了中國的民族利益，而是維護了中國的民族利益。
六、曆史性分水嶺
——抗美援朝
中國人裏關於抗美援朝爭論最多的大致有三：1、該不該。2、贏沒贏。3、值不值。
對這些爭論隻有用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為標準，才能得出明確的結論。
冷戰時期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什麽？——擺脫美蘇冷戰的夾擊。
抗美援朝的結果是什麽？“趕走一個，送走一個”：美軍被從鴨綠江邊趕到了三八線。蘇軍於1955年5月撤出了旅大。——趕走了美軍，蘇軍也就沒有了繼續留駐中國的理由：中國證明了自己有能力保衛自己。中國被雅爾塔協議剝奪掉的這項主權從此被中國又拿了回來。這是對中國抗美援朝的回報，是中國抗美援朝的一個間接的勝利果實，也是一個根本的標誌：把中國東北變成第二個“外蒙古”的隱患從此徹底消除。這樣的結果對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擺脫美蘇冷戰的夾擊——是更有利，還是更不利？
有人說因為中國抗美援朝，所以美軍才幹預台灣。中國是幫了朝鮮，丟了台灣。
這樣說的人是瞪著眼說瞎話。朝鮮內戰於1950年6月25日爆發。美國於兩天之後的1950年6月27日派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公開幹預中國內部事務。中國於4個月後的1950年10月19日派遣誌願軍入朝參戰。美國幹預台灣在前，中國出兵抗美援朝在後。這一切不是什麽機密。這樣說的人與其說是無知，不如說是無賴。
有人說中國抗美援朝是多餘，因為美軍沒有越過鴨綠江進攻中國的計劃。
不知道這樣說的人跟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或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是什麽樣的鐵哥們，對人家的心思如此有把握。對這樣的說法，最好的答複是薩蘇先生在《尊嚴，不是無代價的——評抗美援朝》中的一段話：
“在日本，閱讀了大量關於甲午戰爭的史料——出乎意料的是，戰爭爆發之前，日軍不但沒有打到山海關的思想準備，甚至沒有打過鴨綠江的作戰計劃！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雖然知道它的軟弱，幾百年前豐臣秀吉在大明的炮聲中憂病而死留下的恐懼，依然使日本邁不開侵略的步伐。”
“是誰讓日本軍隊殺進了中國？”
“日本人的記載有些荒唐——因為在平壤繳獲了葉誌超丟棄的大量裝備，日軍士氣大振。清軍陸軍的行營炮和連發槍比日軍的裝備還要先進，卻一觸即潰，令日軍對中國有了‘新的認識’。然而，他們還是遵令在鴨綠江停了下來，並沒有敢輕易渡江。”
“這時，對岸卻來了一支清軍騎兵——這就是所謂的‘八旗鐵騎’了。日軍隻有三十人的先鋒部隊隔江開槍射擊，並且就地準備掘壕防守。不料清軍幾百人的馬隊立即蜂擁而逃，丟盔棄甲！於是日軍小隊長就自作主張渡江追擊……後續的日軍隨即跟上。”
“違抗命令如何？勝利者是不受責備的。確切地說，這些違抗命令的日本兵隻是發現了一個事實。”
“從那一刻，中國的尊嚴，在日本人的心中已經蕩然無存了。”
“朝鮮戰爭之前，這種事幾乎每年都在發生的。而朝鮮戰爭之後，再沒有一個國家認真地準備‘征服中國’。即便對於中國的那個政府不滿，想要推翻它，也要想出種種製衡的辦法來，從政治上，經濟上，從各個方麵想辦法。”
“要是能用戰爭解決問題，不是比這些複雜而麻煩的方法簡單得多？”
“正因為無法征服，我們才有了和這些曾被稱作‘列強’的國家坐在一張桌子旁平等說話的機會。”
“而我們這些普通中國人因為這種尊嚴得到的，就是幾十年來不再有戰爭來破壞我們的家園。”
1950年統帥“聯合國軍”的麥克阿瑟就是個堅信“勝利者不受責難”、誰也不尿的主：不準越過三·八線？老子偏過。不準使用美軍占領中朝邊境地區？老子偏用。不準把朝鮮戰爭跟蔣介石扯上？老子偏訪問台灣。怕引起中國幹涉？有什麽了不起？中國人不過一群廚子裁縫，隻會洗衣做飯，哪敢打仗？如果他們敢跟美國軍隊較量，那將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大屠殺”——對這樣的將領而言，“沒有越過鴨綠江進攻中國的計劃”有什麽關係？隨時製定就是了。如果中國還像“李中堂”時代那樣當縮頭烏龜、一哄而散，誰能擔保當年甲午戰爭的曆史不會重演？
如果麥克阿瑟把“鴨綠江不是不可逾越的邊界”的威脅付諸實施，當真過江入侵中國，根據《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蘇軍有權出兵。最壞的結果：又一次“日俄戰爭”——外國軍隊在中國的土地上大打出手。不論誰勝誰負，戰爭的破壞都落在中國人頭上。
即便美軍不過鴨綠江，隻是與中國軍隊沿江對峙，那又如何？中國必須隨時隨地防備美軍打過來，必須在中朝邊境處處設防，當時中國最大的重工業基地——東北的工廠必須內遷，整個中國的經濟建設都要被打亂。更關鍵的是：蘇聯便有理由長期保持在旅大的駐軍。這就使中國被牢牢綁死在美蘇冷戰的棋盤上愈陷愈深，離擺脫冷戰這個根本目標越來越遠。
抗美援朝最大最深遠的影響：1840年以來西方列強第一次得出結論：“不要進攻中國大陸”、“不要在陸地上跟中國較量”。
列強如果1840年就有這個結論，就不會有鴉片戰爭了。如果甲午戰爭前就有這個結論，就不會有馬關條約了。如果1900年就有這個結論，就不會有八國聯軍了。如果七·七事變前就有這個結論，就不會有八年抗戰，尤其不會有“南京大屠殺”了。可見這個結論何等寶貝。
然而，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列強得出的卻是另一個結論：“中國不堪一擊，不打白不打”。
俾斯麥說：“當代的重大政治問題不是用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所能決定的，而必須用鐵和血來解決。”
“中國不堪一擊、不打白不打”這個結論是列強“用鐵和血”得出來的，不是“用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決定出來的。
於是有了一係列的侵略戰爭，有了中國一係列的失敗屈辱，有了滿清七十多年內簽訂的一千多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差不多平均每年14個，每月攤上一個還多。
百年來不知多少中國人試圖靠“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而不靠“鐵和血”來改變這個結論。無論是舉人進士出身、八股文倍兒溜的曾國藩、李鴻章，還是留過洋的“蔣委員長”，身邊都不乏能言善辯之士，“說空話”、打筆墨官司個個不外行。結果呢？“妙筆生花”和“三寸不爛之舌”改變了列強的“中國不堪一擊、不打白不打”的結論了嗎？僅以1931年到1937年這6年為例：
——1931年9月18日，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占領了東北。國民黨政府“絕對不抵抗”，請西方列強“調停”：“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怒含憤，暫持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
列強調停建議：中日兩國都從中國東北撤出武裝力量，中國東北由西方列強各國共管。《國聯》通過了“多數派決議”，“不承認”日本占領東北。結果：日本退出《國聯》，日本在東北建立“滿洲國”。“多數派決議”一文不值。
——1932年1月28日，日軍發動“1·28事變”，進攻上海。5月5日國民黨政府簽《上海停戰協定》，劃上海為非武裝區，中國不得在上海至蘇州、昆山一帶地區駐軍。
——1933年5月31日國民黨政府簽《塘沽協定》，承認了日本對東北、熱河的占領，劃綏東、察北、冀東為日軍自由出入地區。“長城線以南由中國方麵警察機關擔任之上述警察機關，不可利用刺激日軍感情的武力團體”。
——1935年7月國民黨政府簽《何梅協定》，中國河北省主權大部喪失。
——1935年6月27日國民黨政府簽《秦土協定》，中國喪失了在察哈爾省的大部分主權。
……
指望“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的結果，是用“漂亮的書法”在一個又一個喪權辱國的協定上簽字畫押。——“鐵和血”得出來的結論，隻有“鐵和血”才能改變。
中國人不是沒有試過用“鐵和血”來改變——八年抗戰中國人付出的“鐵和血”還少嗎？但是那些“鐵和血”硬不過列強的“鐵和血”：當美軍介入朝鮮、幹預台灣、兵臨鴨綠江時，滿腦子仍然是列強1840年以來“鐵和血”的老結論：“中國不堪一擊，不打白不打”。
抗美援朝的“鐵和血”徹底改變了1840年以來列強的“鐵和血”的結論——從此不再是“中國不堪一擊、不打白不打”，而是“不要進攻中國大陸”、“不要在陸地上跟中國較量”——中國人百年奮鬥、八年抗戰、犧牲幾千萬人、不知付出多少“鐵和血”都沒能做到的，毛澤東領導的抗美援朝用“鐵和血”一舉做到了——就憑這一條，能說中國抗美援朝失敗了嗎？
還不止於此呢。
既然推翻列強“中國不堪一擊、不打白不打”的結論“不是用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所能決定的，而必須用鐵和血來解決”——這就意味著非打一仗不可。如果在中國領土上打這一仗，即便中國贏了，那中國本土也要飽受戰爭破壞。而抗美援朝卻使中國既用“鐵和血”推翻了舊結論，又使中國本土免遭戰爭破壞——就憑這一條，能說中國抗美援朝虧了嗎？
中國大陸在抗美援朝之前戰亂不斷，從來沒消停過。但自抗美援朝之後，中國大陸就再也沒遭受過任何大規模戰爭。對於中國，1949年是分水嶺：1949年之前的中國是戰亂的中國，1949年以後的中國是和平的中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既是“準戰爭時代”的中國，又是免遭戰禍的中國。扭轉乾坤之舉是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是當代世界認識中國的曆史性分水嶺。
俞可平說“1949年後”的中國沒有了“以人為本”、否定了“人道主義”、“人們的正常情理和心態受到嚴重的扭曲”——言外之意：1949年以前的中國是“以人為本”的中國，充滿“人道主義”的中國，人們的“正常情理和心態不受到嚴重的扭曲”的中國——比起充滿戰爭的“1949年前”，沒有戰爭的“1949年後”居然是沒有“以人為本”，可見俞可平不承認讓中國人民免遭戰爭苦難是最大的“以人為本”，最大的“人道主義”，最大限度地保護了人民的“正常情理和心態”。——也就是說，俞可平口中“以人為本”的那個“人”指的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像他那樣的“精英”。充滿殺戮、死亡和破壞的戰爭不算破壞“以人為本”，“精英”感受不自在才算，可見“精英”的幸福感比讓中國老百姓免遭戰爭苦難更重要——這條日本鬼子就能滿足：當中國普通老百姓慘遭屠殺搶掠時，給日本鬼子當走狗的漢奸們不是過的很滋潤嗎？雖然在“太君”麵前是條狗，但在“不是人”的老百姓麵前卻是“高等華人”，能充分享受“以人為本”、免受戰爭苦難的“人道主義”。可見俞可平的“以人為本”中的那個“人”隻包括戰爭中能免受死亡苦難威脅的“高等精英”而不包括普通老百姓。用老百姓的俗話說，這小子就倆字——欠揍：如果這廝領教過日本鬼子的皮鞭耳光拳打腳踢的滋味，領教過南京大屠殺的滋味，領教過戰火紛飛朝不保夕忍饑挨餓的滋味，那他就知道讓中國老百姓免受戰亂之苦算不算真正的“以人為本”了，就知道他一臉不屑的“1949年後”對中國人民意味著什麽了。
有人說中國抗美援朝是上了蘇聯的當，為蘇聯當替死鬼，連武器都得自己掏錢，可見中國當了冤大頭。
如前所述，中國抗美援朝是因為它符合中國的民族利益。既然符合中國的民族利益，那中國就是在為自己而戰而不是在為別人而戰，就不存在上當受騙當替死鬼的問題。當時中國和蘇聯的利益在抗美援朝這一點上一致，蘇聯提供的武器不少是要錢的，但白給的也不是沒有。比如1951年誌願軍攻占漢城後蘇聯就一次無償贈送了米格～15殲擊機372架。不過如果蘇聯一切都白給，那反而未必是好事：國與國的關係如同人與人的關係，寧可欠債，不可欠情。欠債算得清，欠情算不清。一旦有變，欠債可還，欠情難纏。比如兩人戀愛，一方為另一方犧牲了一切：前途、機會、專業、工作、財產、親情……卻被對方占足了便宜後一腳踢開，那將會如何？搞不好能出人命。中蘇分裂後蘇聯人對中國雖然惱火，卻並不恨之入骨，因為當初中國並沒有虧待蘇聯，隻欠債，不欠情。赫魯曉夫撕合同撤專家把事都幹絕了又有點懊悔，很有點戀戀不舍當初能從中國得到的好處。結果：對美國聯手幹掉中國核力量的建議猶豫了一陣子。就這麽一猶豫的功夫，中國的原子彈爆炸成功了。相反的例子是越南：跟中國打交道時一切白撈，占盡了便宜，很有點沾沾自喜洋洋得意：看我多能耐。越南不理會“寧可欠債、不可欠情”那一套，當為傍蘇聯過河拆橋跟中國翻了臉時，中國人從上到下立刻個個恨得咬牙切齒，同仇敵愾根本不用動員，說打就打毫不留情。兩相比較，到底誰更吃虧？
最精於算計的當屬“蔣委員長”：抗日戰爭時吃定了美國的底牌是不能讓中國垮掉，隻要國民黨沒有投降日本，不管打不打、打得有多爛美國照樣得給錢給援助。這竹杠不敲白不敲。於是一天到晚向美國叫苦要援助。但東西一到手就全留著對付共產黨，不對日本動真格的。不管美國如何催促，“委員長”總是“以不變應萬變”——要東西來勁，打仗不來勁：給我援助可以，要我跟日軍拚命不幹。小算盤是反正美國早晚能打敗日本，自己可以穩搭“順風船”，犯不著拚命，不如趁機發一筆，留著將來消滅共產黨用——不愧“浙江奸商”兼“上海小開”，算盤精，“拎得清”。（據羅斯福的兒子艾利沃特回憶，“羅斯福終於明白了：‘中國軍隊一心隻放在監視共產軍上，根本無心和日軍作戰。’”）1944年日軍到處吃敗仗，唯獨打通中國大陸交通線之役大獲全勝，打得“國軍”一潰千裏，望風而逃。美軍駐華代表史迪威將軍急了，要蔣介石趕緊調兵挽救戰局。蔣介石說無兵可調。史迪威說你的胡宗南有四十萬大軍正閑著呢。蔣介石說那是對付共產黨的，不能動。史迪威說既然你沒兵那何不讓我用美國武器裝備共產黨的八路軍，由我帶出去打日本。蔣介石勃然大怒，立即以“不撤換史迪威中美兩國即無法合作”為最後通牒逼羅斯福調走了史迪威——表麵上看“蔣委員長”大獲全勝：趕走了對共產黨有好感的史迪威將軍，自己繼續過“仗不打，美援白拿”的好日子，光占便宜不吃虧，讓美國當冤大頭。結果呢？美國立馬放棄了陸地上靠中國軍隊打敗日軍的打算，轉身求助於蘇聯。蘇聯正中下懷：求我可以，得有甜頭——中國的主權。美國滿口答應（這才是最狠的報複）。於是有了雅爾塔協議，有了蘇聯出兵東北。最後的結局：小算盤最精、最“拎得清”的“蔣委員長”被趕出了大陸，到台灣小島上斤斤計較“拎得清”去了——隻知算小帳，隻知貪小便宜，見小利忘大義，總想白撈油水，有此下場奇怪嗎？
整天拿抗美援朝“虧不虧”、“合算不合算”說事的人其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找借口妖魔化毛澤東而已：現在中國“公款吃喝”每年有多少？貪官弄到國外的贓款每年有多少？“國有資產流失”每年有多少？中國的買辦讓外國老板從中國人身上榨取的血汗每年有多少？怎麽從來也不見他們著急？怎麽從來也不見他們象對抗美援朝那樣斤斤計較、“拎得清”？
有人專拿中國抗美援朝的傷亡說事。首先，戰爭的目標是勝利。看勝利與否不是看代價大小，而是看是否實現了戰爭的戰略目標。實現了就是勝利，否則就是失敗。——能說蘇聯衛國戰爭中的犧牲比德國大，所以蘇聯是戰敗國而德國是戰勝國嗎？能說中國抗日戰爭的犧牲比日本大，所以中國是戰敗國而日本是戰勝國嗎？其次，根據中國的統計，武器裝備絕對劣勢的誌願軍抗美援朝的傷亡總數並不比“聯合國軍”的傷亡總數高。某些人論及中方的傷亡數字不用中國的統計而用美軍的估計，這本身就是偏見的表現。而對比傷亡數字時，故意用美國一家的傷亡總數來對比誌願軍的傷亡總數，這實際在耍流氓：跟誌願交手的有十六個國家（包括南朝鮮）的軍隊，這十六家的傷亡數字加在一起與中國一家的傷亡數字相比才能說明問題。中國出兵時北朝鮮的軍隊基本打光了，那些傷亡數字不能算在中國頭上。隱瞞所有這些事實，用美軍一家的傷亡數字和美軍估計的中朝雙方的傷亡數字做對比，這難道不是玩弄數字遊戲搞詐騙？
有人說抗美援朝招致美國對中國長達二十多年的封鎖禁運，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困難和損失，可見抗美援朝沒好處。
前麵已經說過，隻要中國還沒有擺脫冷戰，那就不可避免要吃冷戰的虧。美國幹預台灣是因為冷戰。封鎖中國也是因為冷戰。這就是冷戰給中國帶來的傷害，是中國向蘇聯“一邊倒”的代價。問題的性質是這樣的向蘇聯“一邊倒”的代價與中國的東北、西北變成第二個、第三個“外蒙古”、整個國土被美蘇肢解那樣的向美國“一邊倒”的代價孰輕孰重；是“兩害相衡取其輕”的問題，而不是在“有害”與“無害”之間作選擇的問題。
美國的封鎖禁運是一柄雙刃劍，能傷人也能傷己。本來美國的算盤是封鎖禁運能使毛澤東的政權即便不垮也發展不起來。但美國沒想到毛澤東的中共是在被封鎖被圍剿的根據地這種環境中長大的，自力更生慣了，封鎖禁運別人受不了，中國不但頂得住，而且摸索出經驗來了，發展的路子步伐誰也幹預不了。隨著中國實力的不斷增長，美國越來越坐不住了：
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美國對古巴實行海上封鎖，禁止向古巴運進“進攻性武器”（導彈、轟炸機）。當時美國海軍對駛往古巴的中國輪船概不搜查——不是尊重，而是一種無言的輕蔑：諒你中國船上沒有“進攻性武器”。但僅僅過了兩年，中國原子彈試驗成功（1964年）。又過了兩年，中國導彈核武器試驗成功（1966年）。再過了一年，中國氫彈試驗成功（1967年）——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後僅僅5年，美國就再也沒法對中國保持“諒你也沒有進攻性武器”那種悠然的心情了。相反，美國不得不扒耳撓腮發愁：如果中國向“不友好國家、勢力、地區”提供“進攻性武器”如導彈甚至核武器，那可怎麽辦？（實際上，利比亞總統卡紮菲確實曾提出願意花大價錢向中國買原子彈，但周恩來總理彬彬有禮地拒絕了：原子彈是不供出售的。）要求中國同意不出口“進攻性武器”？處於敵對狀態的中國會聽你的？向中國施加壓力？已經封鎖禁運了二十年，能施的壓力全施完了，再沒什麽可施的了。向中國開戰？又不是沒較量過。除非核大戰，否則還能怎麽樣？設法讓中國改變政策？美國與中國敵對二十年，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幾乎是零，吃裏扒外替美國效勞的“基金會學者”一個都沒有，能指望誰說得上話？被封鎖被隔絕的中國成了“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不受任何條約規定的製約。不管是美國還是聯合國，不管是國際組織還是“民權團體”，中國可以概不買賬。誰也休想對中國內部事務指手畫腳，說三道四。美國越來越痛感對中國的封鎖禁運對美國利益的損害簡直不亞於對中國利益的損害，越來越急著改變這種狀況。尼克鬆說美國決不能讓“幾億中國人生活在憤怒的孤立之中”，潛台詞是：一個憤怒而孤立的中國更能給美國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害，還不如趕緊解除封鎖禁運，恢複美國對中國社會、對中國“精英”的影響力。所以到後來美國解除對中國封鎖禁運的心情其實比中國人自己更迫切，而且更徹底：以後再也不這麽幹了。典型的例子是1989年，老布什堅決拒絕對中國重新施行嚴厲的封鎖禁運。表麵上說“不願意孤立中國人民”，實際是曆史的教訓領教夠了：對中國搞封鎖禁運不但無效，而且到頭來“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如果封鎖禁運管用，美國才不會在乎是否“孤立人民”呢。比如對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那就封鎖到底，毫不手軟。）
抗美援朝導致的封鎖禁運是壞事不假。但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把這種壞事變成了好事，反而使美國從此以後再也沒胃口對中國用這招了。一勞永逸——1989年中國就沾了毛澤東的光——這難道不是壞事變成了好事嗎？這難道不是有利於中國的民族利益嗎？
七、咬定青山不放鬆
——中蘇分裂
中蘇分裂表麵上是因為意識形態，實際真正的原因是民族利益——民族利益超越意識形態、超越個人恩怨，超越個人好惡，超越個人私利。
五十年代初，中國的民族利益與蘇聯的冷戰需要基本不衝突，加上有共同的意識形態，所以兩國關係很熱火。
艾森豪威爾上台後，變美國的戰略從“遏製”為“大規模報複”，一切跟核戰爭掛鉤：放棄過去認為在有限戰爭中不應使用核武器的想法，決定隻要軍方認為軍事上需要就可以使用核武器，包括使用戰略核武器和戰術核武器，讓“潛在的敵人由於確信美國將以它願意的方式——首先是核手段——還擊侵略而受到威懾，因而不敢輕舉妄動”。
麵對美國以核優勢為後盾的“大規模報複”戰略和“戰爭邊緣”政策，蘇聯決定“緩和冷戰”。1954年1月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宣布“大規模報複戰略”。兩年之後，1956年2月的蘇共二十大便提出了“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總路線。這實際是要求已經當政的共產黨不要得罪美國，沒當政的共產黨別再走暴力革命的道路。潛台詞：既然“一顆小小的火星就可以引起核大戰”，那象抗美援朝那樣的麻煩今後不能沾，免得惹火燒身，為了你的國家統一把我蘇聯拖進核戰爭。
這樣一來，中國收複台灣、維護領土完整和統一的民族利益就跟蘇聯的冷戰需要矛盾了：要統一台灣就必須反掉美國的幹涉。經過麥卡錫主義肆虐、頑固堅持冷戰理論、敵視中國的美國堅決拒絕跟中國做任何妥協，甚至根本不承認中國政府，隻承認在台灣的蔣介石當局代表全中國。最典型的事例就是1954年日內瓦會議上杜勒斯拒絕與周總理握手——敵視到這個份上，怎麽“緩和”？即使中國放棄統一台灣美國都不會答應，更不用說中國堅持收複台灣了。毛澤東麵臨的問題是：是為蘇聯的冷戰需要而犧牲中國的民族利益，放棄收複台灣的努力，還是為中國的民族利抵製蘇聯的冷戰需要？毛澤東“咬定青山不放鬆”——咬定中國的民族利益絕不鬆口。這才是中蘇決裂的根本原因。
1958年蘇聯提出在中國建立長波電台、與中國建立聯合艦隊，被毛澤東一口回絕。毛澤東為什麽發那麽大脾氣，反應那麽激烈？因為這兩個建議將嚴重危害中國的民族利益。
成立聯合艦隊、平分指揮權不僅意味著中國軍權旁落，破壞毛澤東“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一根本原則，而且等於要封鎖中國海岸線：當時中國海軍力量很小。要成立聯合艦隊，中國的軍艦都得填進去。蘇聯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隨便掃掃庫底子就行了，自己另外仍然有完全屬於自己的艦隊。聯合艦隊表麵是指揮權一家一半，實際上是讓蘇聯擁有了對中國海軍的否決權——隻要不符合蘇聯的冷戰需要，那聯合艦隊就甭想動。中國不管是收複台灣、護航護漁還是收複西沙南沙之類，都得事先經過蘇聯批準。這樣一來，沒有蘇聯的同意，中國的海軍等於說沒就沒了——沒了海軍，中國的海岸線豈不等於被封鎖了？理論上中國對聯合艦隊同樣有否決權，實際那個否決權對中國沒什麽意思：當時中國沒什麽遠洋權益，當務之急是沿海近海。中國近海的事跟蘇聯的冷戰沒多大關係，蘇聯卻要管；遠洋的事跟中國沒多大關係，中國怎麽否決？根據什麽理由否決？實際的結果是蘇聯說了算，讓中國當冤大頭。而且即便中國行使了否決權蘇聯也不在乎：蘇聯除了聯合艦隊還有得是軍艦可用，你聯合艦隊出不出動對蘇聯無關緊要。
建立長波電台的名堂就更大了。長波電台是為潛艇作戰服務的。而在中國成立長波電台隻能是為遠洋作戰服務——蘇聯本土的長波電台已經足夠蘇聯潛艇近海作戰用的。當時中國有多少遠洋權益？這長波電台實際是為蘇聯海軍遠洋活動服務。而蘇聯海軍到遠洋活動隻可能是跟美國較量，百分之百屬於蘇聯冷戰的需要，對中國的民族利益沒什麽好處。當時中蘇是同盟國。理論上，一方遭到攻擊時另一方有義務參戰。但如果一方主動攻擊別人呢？另一方就沒有參戰義務。在陸地上誰遭受攻擊一目了然，在海上，尤其在遠洋，軍艦與軍艦之間誰攻擊了誰哪那麽容易查清楚？這樣一來，如果蘇聯與美國發生了海上衝突，不管是誰攻擊誰，隻要蘇聯宣稱自己是遭到攻擊的一方，那中國就得站在蘇聯一方參戰，自己一點作不了主。當時美國堅持的是“大規模報複戰略”，又把中國蘇聯看成鐵板一塊，有了抗美援朝結的“梁子”，恨中國勝過恨蘇聯。而當時中國的防衛力量又遠不如蘇聯，萬一美國跟蘇聯衝突，十之八九“老太太買柿子——專揀軟的捏”，首先衝著中國來。如果蘇聯想暗中使壞借刀殺人，通過製造個海上衝突借美國的力量重創中國也不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表麵上是個長波電台，實際是一張賣身契，要中國把和、戰的選擇權拱手交給蘇聯。
蘇聯關於聯合艦隊和長波電台的建議的真正效果是把中國牢牢綁在蘇聯的冷戰戰車上，休想擺脫蘇聯陣營。這跟中國的民族利益完全對立，毛澤東為此大動肝火一點沒有錯。
蘇共二十大的路線、聯合艦隊和長波電台的建議標誌著中蘇關係已經走到了轉折點：蘇聯的冷戰需要跟中國的民族利益已經不能再兼容了。盡管如此，毛澤東還是竭力挽救兩國關係，試圖勸說蘇聯不要因美國的戰略訛詐而改變總路線。赫魯曉夫說美國現在碰不得，一碰就要打核大戰，為小衝突把自己全賠上不值得。毛澤東說美國的“大規模報複”戰略和“戰爭邊緣”政策是嚇唬人的，實用性很有限。它隻立足於正麵衝突、全麵大打。但碰上小打小鬧，特別是不牽涉到美國人的局部衝突就不知所措了——你能因為南越一支共產黨的遊擊隊伏擊了親美的政府軍就往那裏扔原子彈嗎？不跟美國正麵衝突不等於碰都不敢碰，頂多不正麵突破就是了，側麵迂回仍然行得通。
毛澤東如此主張並非頭腦發熱。美國提出“大規模報複”戰略後，毛澤東專門針對其搞了兩次火力偵察：一江山島之戰和炮擊金門。回顧一下這兩次戰役的大概經過，不難看出毛澤東膽識驚人，獨具匠心。
——1954年12月1日，美台簽訂“共同防禦條約”，規定美國幫助台灣當局協防台灣和澎湖列島；美國有“依共同協議之決定在台灣、澎湖及其附近為其防衛所需要而部署美國陸海空軍之權利。”48天後，1955年1月18日，解放軍發起一江山島戰役，迅速攻占該島。艾森豪威爾馬上於1月24日向美國國會提出特別谘文宣稱：“如果台灣和澎湖列島落入不友好者的手裏”，那就會“在西太平洋的島嶼鎖鏈中造成一個缺口”，“中共對大陳群島的炮擊是共產黨征服台灣的序幕，美國必須對此采取行動”。美國國會眾參兩院迅速於1月25日和1月28日分別通過“授權總統在台灣海峽使用武裝部隊的緊急決議”即《福摩薩決議案》。美軍隨即先後出動6個航空母艦群、400餘架飛機全麵封鎖浙東海域，掌握了大陳島——台灣——衝繩三角地帶的製空權，控製了台灣對大陳島嶼的運輸線。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命令戰略空軍指揮部“以緊急情況為基礎”，開始為大規模使用核武器攻擊中國大陸選定目標。毛澤東針鋒相對，於1月28日接見芬蘭大使時說：“我們有兩條：第一，我們不要戰爭；第二，如果有人來侵略我們，我們就予以堅決回擊。”“美國的原子訛詐，嚇不倒中國人民。”兩天後（1月30日）解放軍空軍猛烈轟炸大陳島。當天（1月30日），美國命令第7艦隊準備幫助國民黨部隊從大陳撤退，並通過蘇聯向中國轉達這一信息，希望在美軍幫助國民黨軍撤退時，中國人民解放軍不要采取行動。中國政府接到蘇聯轉達的這一信息後指示解放軍對從大陳撤退的美、蔣軍不要攻擊。2月5日，美國命令第7艦隊和其他部隊幫助國民黨軍隊從大陳島撤退。2月25日，解放軍占領大陳列島中最後一個島嶼。浙東沿海全部島嶼均被解放，大陳島至金門數百公裏海岸和近海海域全部被解放軍控製，國民黨軍在大陸沿海所控製的島嶼僅剩下了金門和馬祖。自1949年以來國民黨對大陸的海空封鎖基本被粉碎。（毛澤東冒著核威脅的風險發動一江山島之戰，就是為了打破對大陸的封鎖。說毛澤東“閉關鎖國”、“封閉半封閉”的人要臉不要？）
——1958年8月23日，毛澤東下令炮擊金門。數日後宣布暫停炮擊，允許國民黨軍艦向金門運送補給，條件是美國軍艦不得護航，否則立即開炮。美國無視這一禁令，公然為國民黨軍艦護航。毛澤東立即下令開炮，命令隻打國民黨軍艦，不打美國軍艦。但如果美艦開火，則允許還擊。炮聲一響，美艦立即拋下被護航的國民黨軍艦而去，一炮未放。
這兩次戰役說明了什麽？
1、美台的“共同防禦條約”不適用於大陸沿海島嶼。美國隻對台灣本島感興趣。
2、美國的原則是讓蔣介石替美國賣命，不是讓美國替蔣介石賣命，更談不上“舍己救人”。
3、美國人的決心並沒有表麵上講得那麽嚇人，並不是稍微一碰就當真要“大規模報複”打核大戰。美國的戰略實際是消極防守的戰略，不是主動尋釁找岔子找機會跟中國打核戰爭的積極作戰的攻勢戰略。美國雖然嘴上很硬，但並不打算主動發起對華戰爭。
4、美國的那個“大規模報複戰略”太絕對，碰上小規模局部衝突這樣的“擦邊球”的複雜情況就不知所措：打又不是，不打又不是，左右為難。這樣的戰略完全對付不了毛澤東最拿手的遊擊戰。
5、“正麵攻不動，側麵迂回”。中國沒有力量硬打台灣，但可以在其他地方挑戰美國利益，讓美國沒好日子過，最後逼美國有求於中國。
6、美台的“共同防禦條約”既不準大陸進攻台灣，也不準台灣“反攻大陸”。其客觀效果是讓台灣與大陸徹底隔離，最後勢必導致台獨。美國壓蔣介石放棄金門，把所有兵力全收縮到台灣，讓大陸台灣老死不相往來。這證明美國在圖謀製造“台灣獨立”。而蔣介石堅持保留金門這最後的“反攻大陸”的基地，證明美蔣之間的戰略目標並不一致。
7、蔣介石堅持“反攻大陸”就意味著堅持承認台灣屬於中國，就意味著反台獨。如果大陸收複金門，蔣介石就更難以在美國人麵前堅持“反攻大陸”的主張。當短期內沒有力量收複台灣時，可以利用蔣介石“反攻大陸”的主張來遏製台獨，辦法就是炮擊金門，保持適當的緊張局勢，給蔣介石以“中國內戰尚未結束，不能示弱”的借口頂住美國人要他從金門撤退的壓力。金門炮戰最後演變成“雙日不打單日打”，實際是毛澤東、蔣介石在製止台獨這個民族大義麵前共同放棄了黨派私利，聯手上演的一出對付美國人製造台獨陰謀的悲喜劇，從不同的立場、用不同的方式遵循了“民族利益高於意識形態、高於個人恩怨、高於個人好惡、高於個人私利”的共同原則。
8、美國雖然口口聲聲“美國利益”，但對“美國利益”的要害所在並不清楚。美軍登陸黎巴嫩後，中國大陸向金門一開炮，美國就趕緊把航空母艦從中東調往台灣海峽。等弄清楚大陸並不準備攻占金門，又趕緊把航空母艦開回去。哪裏吃緊往哪裏跑，證明美國的戰略雖然是“守勢戰略”，但對哪裏是要害、哪裏是重點心中無數，所以全球到處伸手。這樣的對手容易被調動。
毛澤東通過這兩次戰略偵察基本摸清了美國的老底和真實意圖，心中有了底，跟赫魯曉夫爭論起來底氣十足。但赫魯曉夫根本聽不進去。他隻知道按自己的冷戰需要來衡量一切：我這裏正跟美國人講緩和，你那裏炮擊金製造緊張空氣；我正要訪問美國談和平，你那裏跟印度發生了邊界衝突。全世界都把中蘇看成是一氣的，你這一打等於讓我在美國人麵前顯成了個一邊談和平一邊動手打仗的騙子，美國人對我的緩和呼籲不買賬全是你給鬧的。你再堅持就要攪黃我的和平共處的總路線。所以你中國無論如何不能打，台灣丟了就丟了，印度要邊界領土你讓給他就是。總之我的冷戰需要高於你的民族利益。
要堅持中國的民族利益，就不能不對蘇聯的冷戰需要說“不”。既說了“不”，那就意味著從“一邊倒”走向“誰也不向”。當毛澤東堅決拒絕為蘇聯的冷戰需要犧牲中國的民族利益時，赫魯曉夫明白了：中國不再“一邊倒”了。一直以為中國除了把自己綁在蘇聯冷戰戰車上別無出路的赫魯曉夫之驚訝惱怒可想而知，立刻開始懲戒中國，再也顧不上意識形態、國家關係了。這就是中蘇關係破裂的真正原因。
如前所述，處於美蘇冷戰夾縫的大格局下，中國“向這邊‘一邊倒’，那邊要收拾你；向那邊‘一邊倒’，這邊要收拾你；誰也不向，則兩邊一起收拾你——除非中國自己足夠強”。1949年的中國極端虛弱，根本經受不起“誰也不向、兩家一起收拾你”的局麵。然而過了十年，僅僅十年，毛澤東已經帶領中國建立起了足以抵禦兩大超級大國兩麵夾攻的必要實力，可以向“誰也不向”、“掙脫冷戰夾擊”的總目標進軍了。
八、最偉大的陽謀
——中蘇論戰+援越抗美
1959年中蘇分裂。中國結束了向蘇聯“一邊倒”，從此對美蘇“誰也不向”。如前所述，隻要中國不夠強大，中國在冷戰中就始終處於夾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夾縫中受欺負的地位：“向美國‘一邊倒’，蘇聯要收拾你。向蘇聯‘一邊倒’，美國要收拾你。誰也不向，兩家一起收拾你”。中國在中蘇分裂之後遭到美蘇兩麵夾攻一點也不奇怪：“誰也不向，兩家一起收拾你”。
在一般人看來，當時的中國實在是毫無希望：外有強敵，內乏糧草，壓力空前巨大，處境極端艱難，“黑雲壓城城欲摧”。中國既沒有力量對抗蘇聯，更沒有力量對抗美國，又沒有辦法勸說美蘇改弦易轍改變對中國的敵對態度。（別忘了俾斯麥的名言：“當代的重大政治問題不是用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所能決定的，而必須用鐵和血來解決。”）在如此絕望的情況下，中國除了屈服投降還有別的出路嗎？
曆史結果是：13年後的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從敵對走向緩和，從聯蘇反華走向聯華製蘇。中國的“誰也不向，兩家一起收拾你”的處境被徹底扭轉，從被前後夾擊走向左右逢源。對中國的封鎖禁運包圍孤立從此土崩瓦解。世界政治格局從兩極走向“三國演義”，整個冷戰局勢徹底改觀了。
如此天翻地覆的變化是怎麽來的？是天上突然自己掉了個大餡餅，讓中國白揀了個大便宜嗎？是美國突然良心發現，洗心革麵痛改前非，從此跟中國講友好親善了嗎？是中國運氣太好，啥也沒幹世道就突然之間變好了嗎？
如果當真如此，那這個世界就是個童話世界。然而童話不是現實。現實中的這一切變化都不是偶然的，更不是白來的，而是一場驚心動魄空前絕後大較量的結果。
尼克鬆為什麽訪華？因為美國改變了對華戰略。美國為什麽改變對華戰略？因為第一，美國終於認識到真正威脅美國利益的不是中國；第二，美國有求於毛澤東——幫助美國“體麵地撤出越南”。美國為什麽會改變對中國的認識，為什麽會有求於毛澤東？因為美國陷入了越南戰爭的泥潭。美國為什麽會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潭？因為當時美國認為越南事關美國的核心利益。為什麽當時美國認為越南事關美國的核心利益？第一，中蘇論戰。第二，援越抗美——中蘇論戰使美國認為毛澤東領導的中國是美國的最大威脅，援越抗美使美國認為越南是中國破壞美國利益的突破口。結論：美國必須在越南跟毛澤東較量。在越南取勝就等於打敗了毛澤東，就保住了美國的核心利益。
今天的美國政要精英們一說到越南戰爭，幾乎全部心照不宣地避免提及毛澤東。而整天絞盡腦汁標新立異的中國曆史學者“精英”們雖然連“一個章子怡頂一萬個孔夫子”這樣的匪夷所思的命題都能挖空心思想得出來，但在美國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潭和毛澤東的關係這個問題上卻對美國人非常“體貼入微”、“為尊者諱”，絕不在這個方向上做任何研究和發掘。中外“學者”們在此空前一致，千方百計抹殺美國在越南戰爭的失敗與毛澤東的關係——否認了美國在越南戰爭的失敗是毛澤東的傑作，自然也就否認了美國改變對華戰略、尼克鬆訪華是毛澤東的勝利這一曆史事實。這樣一來就可以讓普通人以為整個中美關係的曆史性變化、中國戰略環境根本性改善等等全是美國單方麵的恩賜，與毛澤東沒什麽關係。曆史就這樣偽造出來了。
判斷曆史，真正有價值的是當時的事實，而不是“事後諸葛亮”們的信口開河。判斷美國當年卷入越南戰爭的真正目的，看看當年美國政要的們為美國卷入越南戰爭辯護時的各種講話、宣言、文件、決定等等白紙黑字的事實就夠了。好在這些資料基本都已解密，花不了太大功夫就能查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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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 陽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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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一、準戰爭年代
二、用民族利益衡量一切
三、冷戰時期中華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
四、毛澤東時代的序幕
五、特殊條件下的特殊鬥爭方式
六、曆史性分水嶺
七、咬定青山不放鬆
八、最偉大的陽謀
九、高手過招
十、陽謀的副產品
十一、今天來自昨天
十二、駁對毛澤東的三大誹謗
十三、一場空前的民族危機
十四、毛澤東的旗幟永遠飄揚
附錄：
關於“畝產萬斤”評價一下思聞和天父的材料
毛、劉大躍進前後言論對比錄
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
一、準戰爭年代
所謂“毛澤東時代”，是指從新中國成立的1949年到毛澤東逝世的1976年這27年。
這27年是個“準戰爭年代”——從頭至尾不是打仗就是準備打仗。主要包括：
（一）不流血的大戰
1、冷戰（1945～1990）——貫穿整個毛澤東時代（1949～1976）。
2、反封鎖、禁運、顛覆、包圍的“超限戰”——貫穿整個毛澤東時代（1949～1976）。
（二）流血的小戰（局部戰爭）
1、反台灣國民黨軍隊對大陸沿海的封鎖破壞（1949～），其高峰時段為1949～1955，比較著名的有：
——舟山群島之戰（1949.8～1950.5）：打掉台灣國民黨軍隊封鎖長江口、上海、江浙沿海的基地
——萬山群島之戰（1950.5～1950.8）：打掉台灣國民黨軍隊封鎖珠江口、廣州、廣東沿海的基地
——上海保衛戰（1950）：製止台灣國民黨空軍轟炸上?
——海南島之戰（1950）：製止海南島變成第二個台灣，奠定中國收複南海諸島基礎。
——東山島之戰（1953）：反擊台灣國民黨軍隊進攻東山島
——東海海戰（1954）：爭奪東海製海權
——一江山島之戰（1955）：占領一江山島和大陳島，打掉台灣國民黨軍隊在浙江沿海的最後一個基地——大陸沿海地區製空權爭奪戰（1949～）
——炮擊金門（1958）
——挫敗台灣國民黨軍隊大規模反攻大陸的圖謀（1962）
——反台灣國民黨軍隊特工登陸騷擾（1962～1963）
——“八·六”海戰與崇武以東海戰（1965）
2、抗美援朝（1950～1953）
3、國內剿匪（1949～1962）
4、西藏平叛（1959）
5、中印邊界保衛戰（1959，1962）
6、中緬邊界勘界作戰（1960）
7、援越抗美（1960～1975）
8、中蘇邊界衝突（1969）
9、西沙之戰（1974）
10、對美國和台灣國民黨空軍的反偵察、反襲擾作戰（1949～1972）
整個毛澤東時代就是在這樣“流血的大戰不打、不流血的大戰不斷、流血的小戰（局部戰爭）接二連三、一切按最壞的情況做準備”的準戰爭氣氛、準戰爭環境中過來的。評論毛澤東時代，就不能脫離“準戰爭年代”這個曆史實際。
二、用民族利益衡量一切
評價曆史，看的是結果。評價曆史人物，看的是對民族利益的貢獻。隻有堅持“民族利益超越意識形態、超越個人恩怨，超越個人好惡，超越個人私利”的原則，才能做到如實公正客觀，達到全民族的最大共識。否則一切評論隻不過是少數人謀求私利的鼓噪喧囂和廣告表演而已。
評價毛澤東時代，關鍵是看毛澤東時代開始時中國是什麽狀況，毛澤東逝世時中國又是什麽狀況。評價毛澤東，關鍵是看毛澤東時代開始時中華民族最根本的根本利益是什麽，毛澤東逝世時這些根本利益實現得如何。
毛澤東時代發生了那麽多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戰爭，發生過那麽多那麽天翻地覆的變革，所有這一切是對是錯，是功是過，同樣隻能用中華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為標準來衡量才能弄清。
三、冷戰時期中華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
整個毛澤東時代都處在“冷戰”期間。要評論毛澤東時代決不能脫離“冷戰”這個大前提，一切都必須從“冷戰”這個基本現實出發。
“冷戰”導致世界分為“兩大陣營”。現實迫使世界各主要國家必須作出自己的判斷和選擇，二者必擇其一。《大國的興衰》作者保羅•肯尼迪說：“一個國家不站在美國領導的陣營內，便站在蘇聯領導的陣營內，不存在中間道路。在斯大林和齊•麥卡錫時代，那種走中間道路的想法是很不明智的。”
中國尤其如此。中國的地理位置及其1945年的虛弱狀況使中國對冷戰既無法逃避又無法免受其害。
冷戰甚至還沒有正式開始，中國就已經成了冷戰的犧牲品。1945年雅爾塔會議上，中國的主權被美國作為交易的籌碼讓給了蘇聯。而蘇聯堅持要得到這些權益（確保外蒙古從中國分裂出去、占有旅大基地和中長鐵路）歸根到底是出於冷戰的需要。1945年冷戰開始時的中國，是百年積弱又飽受八年戰火蹂躪的中國，是滿目瘡痍、遍體鱗傷、國弱民貧的中國，是對美蘇兩強中的任何一個均毫無抵抗能力、“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任其宰割的中國。作為弱者，夾在美蘇冷戰夾縫中的中國無論怎樣都要倒黴：你向美國“一邊倒”，蘇聯要收拾你。你向蘇聯“一邊倒”，美國要收拾你。你誰也不向，兩家一塊收拾你：一家扯住你的一部分使勁往自己那邊拽，直到把你扯成兩半，一家分一半，分裂中國——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得到，至少得不到個全的（設想一下兩隻狼撕搶一隻羊的情景）。顯然，這對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是最大的威脅。冷戰期間中華民族最根本最頭號的民族利益就是避免這種命運。這就必須徹底改變中國民族利益遭受美蘇冷戰主宰的命運，不當美蘇冷戰的犧牲品。
但隻要冷戰還沒有結束，隻要中國還不夠強大，中國就無法抵禦美蘇的主宰，就無法避免成為冷戰犧牲品的命運。這就發生了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難題：中國不強大，就不能擺脫當冷戰犧牲品的命運；不擺脫當冷戰犧牲品的命運，中國就不能強大。
由此可見，衡量冷戰期間一切中國領導人曆史功過的唯一標準，就是看其是否解開了這個死結，是否粉碎了美蘇為自己的冷戰需要而犧牲中國民族利益的一切舉措，是否讓中國從美蘇兩大陣營的左右夾擊中突出了重圍。一句話，是否使中國擺脫了冷戰。做到了這條的就是捍衛了中華民族最根本民族利益的英雄，就應該肯定。否則就是中華民族的罪人，就應該否定。其他一切都是廢話。
四、毛澤東時代的序幕
——中國避免了第二個、第三個“外蒙古”
蔣介石選擇了向美國“一邊倒”。在他看來隻要傍上美國，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美國強，美國富，美國反共。世界上沒人敢惹美國。傍上美國金票大大的，實惠多多的，有美國撐腰蘇聯就不敢亂說亂動，自己就可以放手消滅共產黨，就不用擔心東北、西北出問題。
實際呢？
據《蔣經國自述》，斯大林當麵明確告訴蔣經國蘇聯為什麽一定要把外蒙古從中國分裂出去：“倘使有一個軍事力量，從外蒙古向蘇聯進攻，西伯利亞鐵路一被切斷，俄國就完了。”“日本和中國都沒有力量占領外蒙古來打俄國；但是，不能說就沒有第三個力量出來這樣做。”
蔣經國問這“第三個力量”是不是美國，斯大林回答說：“當然！”
斯大林更特別警告蔣經國：“不能讓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隻要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東北問題就很難解決了。”
斯大林的這番話充分說明蘇聯的戰略圖謀和夾在美蘇兩大國之間的中國在冷戰中的處境。
中國與蘇聯有世界上最漫長的邊境線。蘇聯麵對中國的部分正是蘇聯最地廣人稀、力量最薄弱、最無險可守的“柔軟的腹部”。如果有“軍事強國”從這個方向進攻蘇聯，就可能把蘇聯橫著切開，“大卸八塊”。斯大林對蔣經國說的“西伯利亞鐵路一被切斷，俄國就完了”並非杞人憂天。“軍事強國”即便不進攻，隻要沿著中蘇邊界駐軍與蘇聯對峙，就足以產生足夠的威懾，讓蘇聯日夜精神緊張，防不勝防，不知道要部署多少兵力才敢放心。蘇聯向來把來自這個戰略方向的軍事威脅視為心腹之患，從不敢掉以輕心。1941年夏秋蘇聯在蘇德戰場那麽吃緊，明斯克戰役損兵41萬，斯摩棱斯克戰役損兵76萬，基輔戰役損兵70萬，維亞茲馬戰役損兵66萬，一線部隊幾乎打光了，預備隊供不上了，莫斯科都快門戶洞開了，蘇聯仍然不敢動用西伯利亞的駐軍。直到獲得佐爾格的確切情報、得知日本將“南進”而不“北進”、不會威脅西伯利亞時，斯大林才敢把西伯利亞駐軍西調，在“最後一分鍾”趕到前線守住了莫斯科。要知道，蘇聯早在1939年的哈勒欣河戰役中就已經把日本最精銳的關東軍打了個落花流水，已經知道日軍的綜合戰鬥力比蘇軍差得不是一星半點，對蘇聯的威脅跟德軍沒法比。即便如此，蘇聯對這個戰略方向仍不敢掉以輕心，仍千方百計保持重兵。可見確保中蘇邊界的安全在蘇聯的戰略思想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既然蘇聯視這個方向為戰略要害，視這個方向上的軍事威脅為心腹之患，那麽蘇聯為對付這種威脅自然會不惜一切，決不會有任何顧忌，受任何束縛。
蔣介石顯然沒聽出斯大林的弦外之音：如果中國向美國“一邊倒”，蘇聯就要把中國的東北、西北變成第二個、第三個“外蒙古”——“不能讓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隻要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東北問題就很難解決了。”
其實仔細推敲一下斯大林的話的內在邏輯就不難看出蘇聯的戰略意圖：“西伯利亞鐵路一被切斷，俄國就完了”——如果要靠“緩衝國”這種辦法來確保西伯利亞鐵路不被切斷，光一個外蒙古夠用嗎？從中國的東北、西北不照樣可以“切斷西伯利亞鐵路”嗎？既然確保西伯利亞鐵路不被切斷對蘇聯那麽重要，那對蘇聯而言合乎邏輯的結論就是把中國的東北和西北變成第二個、第三個“外蒙古”——對此蘇聯毫無顧忌：戰略利益的考量永遠超越意識形態，超越個人恩怨，超越個人好惡，超越個人利益。
蘇聯的這種戰略意圖自沙俄時代就已經形成了。1902年10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他主持召開的禦前會議上說：滿洲將來必須並入俄國，至少要成為完全依附俄國的屬國。這就是史稱“黃俄羅斯計劃”的核心內容。由此又產生了“中國邊界不過在長城”之類論調。雖然日俄戰爭妨礙了沙俄實現這個戰略，但從沙俄到蘇聯都一直沒有放棄把中國的東北、正北和西北這“三北”都變成“緩衝國”的戰略設想——所以有了外蒙古獨立，所以有了蘇聯在抗日戰爭期間對“滿洲國”的承認，以換取日本對外蒙古的承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反法西斯大國裏隻有蘇聯承認了“滿洲國”）。新疆也曾差一點“獨立”出去。也就是說，正當中國為民族生存跟日本浴血奮戰的時候，蘇聯幾乎實現了把中國的“三北”全部從中國分裂出去的戰略意圖。所有這一切都出於蘇聯極端重視確保西伯利亞安全、防範來自中國方麵的任何可能的軍事威脅這一戰略總目標的需要。雅爾塔協議使蘇聯有權在中國的旅大駐軍，控製了連通中蘇邊界和旅順的鐵路。憑這兩條，加上蘇聯二戰後巨大的國際政治威望，蘇聯有能力在東北培植親蘇分裂勢力，製造第二個“外蒙古獨立”。1945年蘇聯在新疆的影響勢力同樣不可小視，要製造第三個“外蒙古獨立”也並非不可能。
如果蘇聯真這麽幹，以中國1945年的國力無論如何也阻止不了。那麽向美國“一邊倒”能阻止得了嗎？
白日做夢。當日本製造“滿洲國”的時候，美國向日本宣戰了嗎？美國能在雅爾塔會議上把中國的外蒙古當籌碼送給蘇聯，同意蘇軍占領旅大，本身就說明美國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當回事，更不用說為此犧牲自己的士兵跟蘇聯開戰了。
不管中國如何向美國“一邊倒”，美國的戰略重點始終是歐洲，中國總是排在後麵。二次大戰中隻要歐洲戰場一吃緊，美國總是把給中國的物資扣下轉運歐洲方向。解放戰爭三大戰役時正趕上“柏林危機”，美國全力以赴保歐洲方向，對蔣介石的支持力度與此根本沒法比。
不管中國如何向美國“一邊倒”，美國頂多保你的政權而不保你的主權，更不會為了保你的主權而犧牲自己。——美國從來隻在中國內戰的問題上跟蔣介石站在一起。但碰上中國主權問題時，比如外蒙古，“滿洲國”、麥克馬洪線，釣魚島，西沙南沙等等，美國何曾為蔣介石“兩肋插刀”過？
“冷戰”其實就是美蘇兩家又要打仗又怕死，自己不上陣，雇別人去賣命。也就是說，讓別人為自己的利益送死，而非相反。指望美國保衛你的主權，就等於要求美國為別人的主權而犧牲自己——這是美國打“冷戰”的本意嗎？這不是本末倒置嗎？
更廣義一點講，國家關係再好不過如此。即便結盟，那也隻管政權不管主權。除非蓄意挑起戰爭，否則決不會因為“友好國家”的主權如邊界領土糾紛之類而卷入戰爭。
比如，不管是美國還是蘇聯，不管跟印度關係有多好，肯為克什米爾這樣的主權和領土爭端為印度向巴基斯坦宣戰嗎？中國能為克什米爾歸屬問題為巴基斯坦向印度宣戰嗎？
蘇聯把中國向美國“一邊倒”視為“致命的威脅”，對此將毫不猶豫地利用自己的地理優勢、政治影響和壓倒的軍事實力建立第二個、第三個“外蒙古”以應對，決不在乎因此而肢解中國。美國把中國向蘇聯“一邊倒”視為“嚴重的威脅”但不是“致命的威脅”，對此寧願封鎖圍堵禁運而不願直接對華用兵。曆史已經證明，美國對中國的分裂並不在意，隻要自己能分得一杯羹。也就是說，處在1945年美蘇冷戰夾縫中的中國向蘇聯“一邊倒”固然沒好果子吃，向美國“一邊倒”則隻能落得個國家被肢解的下場。這就是當年的現實。
而蔣介石的賬卻不這樣算。他覺得自己跟蘇聯做成的那筆交易已經解決了一切：“在蘇聯尊重東北的主權、領土完整，不幹涉新疆的內部事務，不援助中共等三個條件下，允許外蒙古獨立”。——用外蒙古換得東北和新疆，再加上蘇聯保證不援助中共——這就去掉了“蔣委員長”最大的心病：美國已經宣布不跟中國共產黨合作，隻跟他合作。現在連蘇聯這個世界頭號共產黨也同意跟他合作而不支持中共，那中國境內就沒有任何力量能妨礙他消滅中共了。他的政權就坐穩了。犧牲主權保政權，這筆買賣劃得來——隻是為了顯得不那麽丟人，在宋子文、王世傑1945年8月14日簽署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走了個“公民投票”的過場：“鑒於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獨立願望，中國政府同意，將在日本戰敗後舉行公民投票以確定外蒙的獨立。”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當局一手操辦了“公民投票”。國民黨政府派內政部常務次長雷法章前往“觀察”（不折不扣“叫人賣了，還幫著數票子”）。
“公民投票”結果：外蒙古獨立。
1946年1月5日，中國的國民黨政府正式承認外蒙古的獨立。
顯然，蔣介石做這筆交易時最優先的考量不是民族利益，而是意識形態——反共，是個人私利，是個人好惡，是個人恩怨，是有形的、眼前的好處——不折不扣“浙江奸商”兼股票交易所“上海小開”的投機本色：聰明不英明，精明不高明，見小利忘大義，顧眼前不顧長遠，隻知算小賬，不知算大賬。
蔣介石隻顧打自己的如意算盤，卻把曆史的教訓、蘇聯的戰略意圖和斯大林的弦外之音等等一股腦扔到了九霄雲外。人家早有言在先：“隻要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東北問題就很難解決了。”——你既然堅持向美國“一邊倒”，還能指望蘇聯信守承諾？何況條約規定的是蘇聯“不援助中共”，並沒有規定蘇聯有義務幫蔣介石“取締中共”、“禁止中共進入東北”，更沒有規定蘇聯不得另起爐灶、就地取材培植當地親蘇勢力。蔣介石在國內一貫翻雲覆雨，縱橫捭闔，把別人都玩弄於股掌之上，而跟超級大國打起交道來卻如此無能。說他“外戰外行、內戰內行”真是一點不假。看來他的聰明勁隻用在“保政權”上，不用在“保主權”上。
今天的中國人很難想象1945年冷戰剛開始時中國的處境是何等險惡危急：蔣介石向美國“一邊倒”，立刻將古老孱弱的中國置於美蘇兩大超級大國冷戰的“交叉火力”之下：美國將不費吹灰之力在中國取得最能威懾蘇聯要害的戰略要地，蘇聯將不惜一切凶狠反擊，利用蘇聯二次世界大戰後如日中天的威望，利用蘇聯在東北駐軍的優勢，培植、支持親蘇勢力，把中國東北變成第二個“外蒙古”；在新疆如法炮製，製造出第三個“外蒙古”；美蘇為避免直接軍事衝突，將再來一次“雅爾塔協議”，劃分出各自在中國的“勢力範圍”，讓中國變成第二個朝鮮、第二個德國。中國的“三北”（東北、正北、西北）俱失，民族利益將遭到毀滅性傷害，從此被分割肢解，綁在美蘇冷戰的戰車上永世不得翻身……更有甚者，千裏長堤一旦決了口，崩潰就難避免了；外來勢力操縱下的國土分裂一旦開了頭，爾後的進展就殊難預料了。在那種情況下，誰敢擔保中國不會被分裂分裂再分裂，變成又一個奧匈帝國，又一個阿拉伯世界，又一個南斯拉夫，又一次“春秋戰國”，又一次“五胡十六國”？誰敢說屆時中國老百姓的日子會比今日貝魯特、伊拉克、阿富汗的老百姓的日子更好過？
中國之所以避免了這種不堪設想的命運，原因隻有一個：毛澤東。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1945年的曆史關鍵時刻眼明手快地抓住了稍縱即逝的曆史機遇，扭轉了曆史進程。
不僅蔣介石和美國的如意算盤裏沒有中國共產黨人的位置，蘇聯也一樣。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結束了王明等“百分之百”聽從蘇聯指揮的“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的瞎指揮。此後蘇聯與中共的關係便冷淡而微妙。1944年6月，斯大林在與美國駐蘇大使哈裏曼的談話中公開說中共不是真正的共產黨，而是“人造黃油”式的共產黨（意即“代用品”、“冒牌貨”）。抗日戰爭時蘇聯給中國的一切援助都隻給蔣介石，不給中共。蘇聯在與蔣介石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明確承諾不支援中共，同意將中國東北交國民黨人接收。這一切事先跟中共連個招呼都不打，倒是打電報要毛澤東去重慶談判，甚至還提出要中共學法國共產黨，交出武裝去做官。
如果當時中共一切乖乖聽蘇聯的，那中國的命運可想而知：毛澤東被纏在重慶沒完沒了地扯皮，整個中共的中心都放在等待與國民黨討價還價的結果上而無所作為。蔣介石在美國支持下從容不迫調兵遣將對付中共。蘇聯趁美蔣與中共鬥得不可開交之際從容不迫在東北扶植“百分之百”聽命於蘇聯的親蘇勢力。（前蘇聯將軍、1945～1946年奉天[沈陽]警備司令А•И•科夫通－斯坦克維奇將軍在回憶錄中說：“1946年3月9日，我們接到撤出奉天的命令，要把所有權力在3月11日前移交給中國人。這個命令使我們有些感到意外。要知道，在3月5日，抵達奉天的Р•Я•馬利諾夫斯基元帥在與我的談話中，叫我好好安排一下，因為我將在奉天長期駐守。而3月9日，我們就突然接到緊急撤離奉天的命令，警備司令部全體人員撤往哈爾濱。”——注意這句話：“我將在奉天長期駐守”——可見蘇軍原來的確打算要在東北長期待下去。）如果當真如此，那等美蔣把中共收拾得差不多了，蘇聯在東北製造第二個“外蒙古”的條件也成熟得差不多了：蘇聯並沒有違約支援中共，隻是趁美蔣忙著對付中共的時候做了一點“群眾工作”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歐國家的政權不都有類似的經曆嗎？
然而美蔣蘇三家的如意算盤全被毛澤東打了個稀爛。毛澤東來了個“針鋒相對”：“打的隻管打，談的隻管談”，“人民的武裝，一枝槍、一粒子彈，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不管蘇聯態度如何，毛澤東自有主張：爭分奪秒，見縫插針，大舉進軍東北，戰略上搶到了先機——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8月11日朱德即下令進軍東北；8月28日毛澤東赴重慶談判，8月30日第一支中共武裝即抵達東北，抓住了蘇聯最高層對中共如此迅速進入東北毫無思想準備、來不及下達明確指示而導致蘇軍中下層官兵自行其是的機會，於8月31日占領山海關，9月5日進駐沈陽——這一下就使美蔣蘇三方把中共排除在東北之外“就地解決”的戰略計劃完全破產，各方馬上全亂了套，各種猜忌、矛盾立刻激化，形勢頓時改觀：蔣介石認定蘇聯違約支持中共搶占東北，於是不顧一切請美軍直接出動。美軍也什麽都顧不得了，於中共軍隊進駐沈陽後不到兩周的1945年9月13日在青島登陸，緊接著於9月30日在天津登陸，10月1日在秦皇島登陸。美軍同時大規模為國民黨軍隊運送軍隊，親自出馬打通、搶修通往東北的交通線。美國大兵步步緊逼，美蘇間“蘇軍不入關，美國不登陸”的默契隨之破滅。蘇聯立刻直接感受到了蔣介石向美國“一邊倒”帶來的威脅，迫不及待急於反擊。但“遠水不解近渴”，於是蘇聯不得不放棄原先“利用中共拖住美蔣、在東北‘就地取材’培植親蘇勢力、把東北變成第二個外蒙古”的念頭，對“不請自來”的中共從排斥轉為默認——蘇聯最高層對中共的態度在美軍登陸前後大不相同，根本原因就在於此。
毛澤東一箭雙雕：明抗美蔣，暗拒蘇聯——利用美蘇矛盾，逼蘇聯不得不改弦更張，這就不動聲色堵死了蘇聯在東北培植“第二個外蒙古”力量的機會。毛澤東就這樣未雨綢繆，連打帶消，不知不覺間便一舉消除了嚴重威脅中華民族民族利益的這一大隱患。
蘇聯對中共之所以不得不改弦更張，是因為美軍突然登陸。美軍之所以突然登陸，是因為蔣介石為爭奪東北迫不及待。蔣介石之所以迫不及待，是因為毛澤東的軍隊搶先進了東北。毛澤東的軍隊之所以能搶先進入東北，是因為毛澤東的軍隊與東北近在咫尺，而蔣介石的部隊全遠在西南。毛澤東的軍隊之所以與東北近在咫尺，是因為毛澤東領導中共堅持敵後抗戰，在華北、山東、內蒙建立了敵後抗日根據地。中共能建立並堅持敵後抗日根據地，是因為中共的作戰目標是長期抗戰，是消耗敵人，打的是人民戰爭，沒有外援也能堅持下去。蔣介石的軍隊之所以全遠在西南，一是蔣介石的部隊在敵後呆不下去，二是因為蔣介石的作戰目標是打通對外交通線第一。打通對外交通線，是為了取得美援——說到底作戰目標是撈錢第一。結果：進入東北時中共軍隊近水樓台，蔣介石軍隊望塵莫及，不得不求美國直接插手，引起美蘇間的一連串連鎖反應，讓毛澤東抓住了曆史的機遇。
毛澤東之所以能抓住這曆史機遇，除了眼疾手快、當機立斷之外更多的是靠了無數先前做的紮紮實實的基礎性工作：建黨、建軍、人民戰爭、持久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敵後抗日根據地……一切默默耕耘在此時此地都得到了回報。許多看起來似乎雜亂無章互不相幹的東西，實際卻是環環相扣、因果關係嚴密的統一體。——毛澤東能抓住這曆史機遇看似偶然，實際包含著必然。沒有基礎，抓不住機遇。要抓機遇，先打好基礎。
今天為台灣而焦慮的中國人能想象到1945年的中國差一點就丟掉東北和新疆嗎？能想象得出失去了外蒙古之外還要失去東北、新疆、國土被美蘇兩強分別駐軍占領、甚至走向四分五裂的中國會是個什麽樣嗎？對沒有發生的事雖然難有切膚之痛，但隻要知道這種情況差一點就發生這個事實本身就夠令人震驚的了。而這一切之所以沒有發生，全虧了毛澤東在刻不容緩的千鈞一發之際當機立斷巧妙利用了美蔣蘇的矛盾扭轉了乾坤，又曆經三年的血戰才使中國避免了這一命運。國民黨總是一口咬定自己失敗是因為毛澤東的中共得到了蘇聯的支持，這純粹是失敗者為掩飾自己的無能而編造出來的拙劣借口。蘇聯瞞著毛澤東跟蔣介石做了交易，一點風聲都不漏，明擺著要給毛澤東一個措手不及。而後又是逼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又是讓毛澤東交出武裝，說蘇聯支持蔣介石還差不多。對蘇聯來說這場戰爭最理想的結果不是中共統一中國，而是國共劃江而治，再來一次“南北朝”——這樣既能防止美軍出現在中蘇邊境又能防止將來中國強大起來威脅蘇聯。如果中共真是靠蘇聯支持才能打贏，那蘇聯隻要在中共打到長江邊時切斷對中共的供應就行了。實際呢？蘇聯隻能“勸說”，聽不聽全在中共。這足以證明蘇聯控製不了中共，毛澤東保持了完全的獨立自主。把解放戰爭說成“國共內戰”不正確。這實際是一場毛澤東領導的中國人抗擊美蘇兩強肢解中國的民族解放戰爭，是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抵抗把中國當冷戰犧牲品的第一仗。
這場戰爭的勝利者並不僅僅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而是中華民族，是中華民族的根本民族利益。毛澤東時代先聲奪人，還沒開始就已經先消除了一場不亞於“九·一八事變”的民族危機，為捍衛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作出了無可估量的貢獻。
五、特殊條件下的特殊鬥爭方式
——“一邊倒”
在毛澤東時代開始的1949年，中國是什麽狀況？
——百年積弱的農業古國，軍閥混戰、八年抗戰蹂躪之餘又經曆了一場明為國共內戰、實為抗擊美蘇冷戰肢解中國的民族解放戰爭，實實在在已經國窮民貧、遍體鱗傷、滿目瘡痍。
——西北、西南、東南戰事正酣。國內尚有大量土匪、殘敵在大肆破壞搗亂。
——農業產值占國民經濟的80%。農業靠天吃飯，靠人力畜力，靠鐵鍁木犁，靠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生產力低下而不穩定，天公稍不作美就鬧災，全國年年都有地區不是旱就是澇。
——工業殘破不全，不成體係，重工業不值一提。全國大部分地區在工業、交通、通訊等方麵實際處於原始狀態。一切關鍵都得靠進口：設備靠進口，原材料靠進口，石油靠進口，武器靠進口，汽車飛機靠進口，橡膠靠進口，醫藥靠進口……連造罐頭的馬口鐵都得靠進口。
——僅有的黃金外匯全被蔣介石運走了。能創匯的隻有為數不多的農副產品、土特產、原料礦產。有限的歐美海外市場大都掌握在當時親蔣親台的人的手裏。“來料加工”、“勞務輸出”等創匯方式更無從談起。文盲占總人口77%、被赫魯曉夫形容為“一堆肉”的中國，要資本沒資本，要技術沒技術，要外匯沒外匯，要海外市場沒海外市場，有的隻是國民黨留下的天文數字般的通貨膨脹——老百姓上街買菜得用麻袋裝鈔票。
——西方國家和蔣介石對中國大陸的封鎖禁運已經開始。《美國1949年出口管製法》規定：“那些有助於增強共產黨國家的經濟和軍事潛力而有損於美國國家安全的出口都予以拒絕”。1949年11月22日，“對共產黨國家出口管製統籌委員會”（“巴黎統籌委員會”）成立。新中國剛一成立便遭到美國的“對華貿易管製”，禁止向中國輸送包括軍火、鋼鐵、車船在內的戰略物資。
1949年的中國，地麵是共產黨的，天空和海洋是國民黨的。國民黨空軍隨時隨地肆意轟炸大陸城市，北京上海也不例外——1949年5月4日國民黨空軍轟炸了北京。上海自1949年5月27日解放到1950年2月，先後遭到國民黨空軍26次空襲。剛進北京時毛澤東為什麽不住中南海而住香山？——防空。開國大典為什麽定在下午三時而不是後來慣例的上午十時？——防空。
1949年6月23日，國民黨海軍永字號炮艦在天津口外炮擊英屬埃及貨輪，由此開始實施持續長達六年的對大陸港口的全麵封鎖。從1949年到1955年，先後有十六個國家的二百多艘商船遭到國民黨海軍海盜式的攔截。（誰“閉關鎖國”？誰“封閉半封閉”？誰“拒絕對外開放”？）
1949年的中國盡管已經極度虛弱，但仍然不得不在美蘇冷戰的夾縫中立即作出明確選擇：向美國“一邊倒”，向蘇聯“一邊倒”，還是不偏不向？
1949年的中國尚未解決前麵所述的“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難題——中國不強大，就不能擺脫當冷戰犧牲品的命運；不擺脫當冷戰犧牲品的命運，中國就不能強大。因此，1949年夾在冷戰夾縫中的中國無論怎樣都免不了要付代價：向美國“一邊倒”，蘇聯要收拾你。向蘇聯“一邊倒”，美國要收拾你。誰也不向，兩家一塊收拾你。
毛澤東的選擇是：向蘇聯“一邊倒”。理由很簡單：這是當時條件下唯一行得通的最符合中華民族最大民族利益的選擇。
向美國“一邊倒”絕對行不通：這是當第二個蔣介石，而且結果絕不會比蔣介石更好：蘇聯為了確保中國方向的戰略安全是不惜一切的，包括意識形態關係。斯大林已經懷疑中國是又一個“南斯拉夫”——也就是說，隻要中國向美國“一邊倒”，蘇聯馬上就會撕破臉皮，象對待南斯拉夫那樣公開把中共當敵人對待。而美國即便有援助，也決不會比援蔣更積極——想想美國對共產黨的態度和蔣介石在美國龐大的“院外援華集團”遊說力量就夠了。實際當時美國與其說試探著和中共拉關係，不如說是故作姿態企圖加深蘇聯的猜疑：美國國務院一麵指示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試探跟中共當局接觸，一麵不批準他前往北京，什麽實際行動都不幹，最後一走了之。就這麽個姿態就讓某些人喋喋不休說美國並非想跟中共對立，全是毛澤東的“一邊倒”斷送了機會，害了中國等等等等。這些人不希望中共長腦子長記性長心眼，毛澤東卻對美國人的本性一清二楚：幾年前剛剛跟蔣介石合作上演過一邊“調解”一邊運兵殺共產黨的雙簧，直到當時也一刻沒有停止過援蔣反共的實際行動。現在故作姿態，無非是緩兵計加離間計，另外也是摸底：看中共是否有“共產黨員時刻聽從美國召喚”的味道，被人家殺著頭還願意賠笑臉、三鞠躬、“一邊倒”。如果中共想當宋江，急著受招安忙著跟美國眉來眼去，結果必定是蘇聯翻臉，美國先坐山觀虎鬥，然後出來收拾殘局，跟蘇聯再做一次交易，合夥肢解中國——如前所述，1949年的中國是那樣虛弱，那樣內外交困，抵擋得了兩個超級大國的兩麵夾攻嗎？即便抵擋得了，代價呢？
“不偏不倚”同樣行不通。夾在兩強當中的弱者“兩麵不得罪”的結果隻能是“兩麵不討好”，照樣要受到美蘇兩家的夾擊。
而在1949年的具體情況下向蘇聯“一邊倒”則不同。對蘇聯而言，中國向美國“一邊倒”是“致命的威脅”；對美國而言，中國向蘇聯“一邊倒”是“嚴重的威脅”而不是“致命的威脅”。威脅的程度不同，反擊的力度也不同。蘇聯的冷戰需要是中蘇邊境方向不受美軍威脅。中國的民族利益是把兩個超級大國最終都趕出去。在“把美軍趕走”這一點上，蘇聯的冷戰需要跟中國的民族利益不矛盾。隻要新中國沒有向蘇聯出讓主權，隻要沒有新的蘇軍進入中國，那來自蘇聯方向對中國民族利益的威脅就不比以前更大。1949年的冷戰形勢是美國包圍蘇聯，蘇聯處於守勢，對中國向自己“一邊倒”喜出望外，不願也來不及做危及這個大局的傷害中國的事。這就使中國解除了最大的後顧之憂，要麵對的隻是來自美國的經濟封鎖。這對中國民族利益的損害比被兩個超級大國肢解那樣的命運無疑小得多。“兩害相衡取其輕”，對中華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而言，毛澤東的“一邊倒”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蘇聯對中國的態度、對中共的態度從來都是國家利益第一，從來不受意識形態的束縛。毛澤東對蘇聯的態度實際也一樣：講意識形態，但更講民族利益，否則不會堅持獨立自主。盡管蘇聯在毛澤東打天下的過程中搗了不少亂，盡管蘇聯與中國有那麽多的曆史恩怨，但毛澤東堅持了一個原則：民族利益超越意識形態，超越個人好惡，超越個人利益，超越個人恩怨，決不感情用事。
毛澤東的“一邊倒”並不是無原則地一切都賴在蘇聯身上，使中國離不開蘇聯，而是堅持獨立自主靠自己。不象蔣介石，向美國“一邊倒”就讓美軍在中國如入無人之境，讓美國軍艦長驅直入中國長江內河。麵對美蔣的海空封鎖，毛澤東幾乎從零開始，現建空軍，現建海軍，現學現用，現用現打，非不得已不求於人——唯一的一次例外是上海保衛戰：1950年2月，蔣軍飛機炸毀上海發電廠，上海市電力供應下降97%，整個城市陷於癱瘓。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才同意請蘇聯暫時出兵相助，但為期僅僅幾個月——1950年2月6日蔣軍大轟炸。3月20日蘇聯巴基斯基空軍中將率防空集團驅逐機團到達上海擔任守衛。6月19日中國空軍第四混成旅到達上海。8月1日華東軍區空軍正式成立。9月3日，陸軍出身的華東軍區空軍司令聶鳳智向陳毅報告，他用僅僅一個月的時間便學會了全部空戰指揮課程，開始接手蘇軍指揮防務，蘇軍開始撤退回國。10月17日，中國空軍接收了蘇軍飛機裝備。10月19日，空4旅正式擔負起了上海的防空作戰任務——全過程一共7個月。
用一個月的時間學會空戰指揮並投入實戰——這就是毛澤東領導的軍隊在1950年的速度。中國的海防空防就是這樣從無到有爭分奪秒建立起來的。美蔣對中國大陸的封鎖就是被這樣的軍隊一步一步打破的。
——1949年8月至1950年5月：舟山群島戰役。解放軍陸軍用原始的木帆船跨海作戰，端掉了台灣國民黨軍隊封鎖上海、長江口、浙江及東海的基地。
——1950年5月至8月：萬山群島戰役。解放軍海軍第一次參戰。端掉了台灣國民黨軍隊封鎖廣州、珠江口、廣東沿海的基地。
——1950年4月至5月：海南島戰役。韓先楚指揮解放軍陸軍利用原始的木帆船跨海作戰，一舉占領中國第二大島海南島，使中國避免了第二個台灣，獲得了收複南海諸島的基地。
1950年至1953年，中國被迫將主要兵力用於抗美援朝。戰爭一結束，中國立即揮兵東南，重新開始因抗美援朝而推遲的打破美蔣封鎖的戰爭。
——1954年：解放軍與台灣國民黨軍隊爭奪東海製空權、製海權，擊沉“太平號”。1955年1月18日：攻占一江山島。2月：收複大陳島，打掉了台灣國民黨軍隊在浙江沿海的最後一個基地。至此，台灣國民黨軍隊對中國大陸的海空封鎖基本被粉碎。
與此同時，麵對金門的福建省的戰備從基礎開始有條不紊全麵展開——鷹廈鐵路1953年開始勘探設計，1954年全線施工，1957年底竣工，1958年1月通車，1958年夏解放軍大舉入閩，7月與台灣國民黨軍隊激烈空戰爭奪製空權，8月23日大規模炮擊金門。
美蔣對中國大陸的海空軍事封鎖就是這樣被毛澤東指揮的軍隊靠自己的力量一步一個腳印地逐步粉碎的。封鎖中國的包圍圈就是這樣被毛澤東領導中國人靠自己的力量、不仰仗別人、經過數年的血腥戰鬥一寸一寸地掃除的。（這些曆史事實足以證明一切汙蔑毛澤東“閉關鎖國”、“封閉半封閉”、“拒絕對外開放”的人全是恬不知恥的大騙子。）
毛澤東領導中國邊打仗邊建設。1951年，抗美援朝戰爭還如火如荼就已經開始裁軍。1952年中國財政預算中軍費比例從1951年的50%下降到33%——近代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國家經濟建設開支超過軍費開支的局麵。（國民黨的“黃金十年”中軍費開支一直占國家預算的80%，但基本用於“剿共”而不是建立獨立自主的國防工業。對外則“絕對不抵抗”。）
1953年中國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1957年順利完成。兩年之後，1959年中蘇關係破裂，“一邊倒”從此結束——中國向蘇聯“一邊倒”共10年（1949～1959）。在這10年中，中國真正用於和平建設時間隻有一個五年計劃加兩年（1953～1959）。也就是說，毛澤東僅僅用了10年的時間、一個五年計劃加兩年的建設，便使中國徹底擺脫了1945年冷戰剛開始時麵對超級大國的擺布肢解毫無反抗能力的悲慘處境，改變了中國1949年不得不夾在兩大超級大國當中“兩害相衡取其輕”的無奈地位，硬是在一個農業古國中從無到有建立起了足以抗衡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兩麵夾擊的起碼實力，使中國從此能夠不再受製於任何一個超級大國，開始走上擺脫冷戰主宰的坦途。（這樣的成果，這樣的效率，靠“市場經濟”加“民營企業家”能做到否？）
毛澤東的“一邊倒”是特殊曆史條件下的特殊鬥爭方式。其結果不是削弱了中國的獨立性，而是加強了中國的獨立性；不是危害了中國的民族利益，而是維護了中國的民族利益。
六、曆史性分水嶺
——抗美援朝
中國人裏關於抗美援朝爭論最多的大致有三：1、該不該。2、贏沒贏。3、值不值。
對這些爭論隻有用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為標準，才能得出明確的結論。
冷戰時期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什麽？——擺脫美蘇冷戰的夾擊。
抗美援朝的結果是什麽？“趕走一個，送走一個”：美軍被從鴨綠江邊趕到了三八線。蘇軍於1955年5月撤出了旅大。——趕走了美軍，蘇軍也就沒有了繼續留駐中國的理由：中國證明了自己有能力保衛自己。中國被雅爾塔協議剝奪掉的這項主權從此被中國又拿了回來。這是對中國抗美援朝的回報，是中國抗美援朝的一個間接的勝利果實，也是一個根本的標誌：把中國東北變成第二個“外蒙古”的隱患從此徹底消除。這樣的結果對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擺脫美蘇冷戰的夾擊——是更有利，還是更不利？
有人說因為中國抗美援朝，所以美軍才幹預台灣。中國是幫了朝鮮，丟了台灣。
這樣說的人是瞪著眼說瞎話。朝鮮內戰於1950年6月25日爆發。美國於兩天之後的1950年6月27日派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公開幹預中國內部事務。中國於4個月後的1950年10月19日派遣誌願軍入朝參戰。美國幹預台灣在前，中國出兵抗美援朝在後。這一切不是什麽機密。這樣說的人與其說是無知，不如說是無賴。
有人說中國抗美援朝是多餘，因為美軍沒有越過鴨綠江進攻中國的計劃。
不知道這樣說的人跟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或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是什麽樣的鐵哥們，對人家的心思如此有把握。對這樣的說法，最好的答複是薩蘇先生在《尊嚴，不是無代價的——評抗美援朝》中的一段話：
“在日本，閱讀了大量關於甲午戰爭的史料——出乎意料的是，戰爭爆發之前，日軍不但沒有打到山海關的思想準備，甚至沒有打過鴨綠江的作戰計劃！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雖然知道它的軟弱，幾百年前豐臣秀吉在大明的炮聲中憂病而死留下的恐懼，依然使日本邁不開侵略的步伐。”
“是誰讓日本軍隊殺進了中國？”
“日本人的記載有些荒唐——因為在平壤繳獲了葉誌超丟棄的大量裝備，日軍士氣大振。清軍陸軍的行營炮和連發槍比日軍的裝備還要先進，卻一觸即潰，令日軍對中國有了‘新的認識’。然而，他們還是遵令在鴨綠江停了下來，並沒有敢輕易渡江。”
“這時，對岸卻來了一支清軍騎兵——這就是所謂的‘八旗鐵騎’了。日軍隻有三十人的先鋒部隊隔江開槍射擊，並且就地準備掘壕防守。不料清軍幾百人的馬隊立即蜂擁而逃，丟盔棄甲！於是日軍小隊長就自作主張渡江追擊……後續的日軍隨即跟上。”
“違抗命令如何？勝利者是不受責備的。確切地說，這些違抗命令的日本兵隻是發現了一個事實。”
“從那一刻，中國的尊嚴，在日本人的心中已經蕩然無存了。”
“朝鮮戰爭之前，這種事幾乎每年都在發生的。而朝鮮戰爭之後，再沒有一個國家認真地準備‘征服中國’。即便對於中國的那個政府不滿，想要推翻它，也要想出種種製衡的辦法來，從政治上，經濟上，從各個方麵想辦法。”
“要是能用戰爭解決問題，不是比這些複雜而麻煩的方法簡單得多？”
“正因為無法征服，我們才有了和這些曾被稱作‘列強’的國家坐在一張桌子旁平等說話的機會。”
“而我們這些普通中國人因為這種尊嚴得到的，就是幾十年來不再有戰爭來破壞我們的家園。”
1950年統帥“聯合國軍”的麥克阿瑟就是個堅信“勝利者不受責難”、誰也不尿的主：不準越過三·八線？老子偏過。不準使用美軍占領中朝邊境地區？老子偏用。不準把朝鮮戰爭跟蔣介石扯上？老子偏訪問台灣。怕引起中國幹涉？有什麽了不起？中國人不過一群廚子裁縫，隻會洗衣做飯，哪敢打仗？如果他們敢跟美國軍隊較量，那將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大屠殺”——對這樣的將領而言，“沒有越過鴨綠江進攻中國的計劃”有什麽關係？隨時製定就是了。如果中國還像“李中堂”時代那樣當縮頭烏龜、一哄而散，誰能擔保當年甲午戰爭的曆史不會重演？
如果麥克阿瑟把“鴨綠江不是不可逾越的邊界”的威脅付諸實施，當真過江入侵中國，根據《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蘇軍有權出兵。最壞的結果：又一次“日俄戰爭”——外國軍隊在中國的土地上大打出手。不論誰勝誰負，戰爭的破壞都落在中國人頭上。
即便美軍不過鴨綠江，隻是與中國軍隊沿江對峙，那又如何？中國必須隨時隨地防備美軍打過來，必須在中朝邊境處處設防，當時中國最大的重工業基地——東北的工廠必須內遷，整個中國的經濟建設都要被打亂。更關鍵的是：蘇聯便有理由長期保持在旅大的駐軍。這就使中國被牢牢綁死在美蘇冷戰的棋盤上愈陷愈深，離擺脫冷戰這個根本目標越來越遠。
抗美援朝最大最深遠的影響：1840年以來西方列強第一次得出結論：“不要進攻中國大陸”、“不要在陸地上跟中國較量”。
列強如果1840年就有這個結論，就不會有鴉片戰爭了。如果甲午戰爭前就有這個結論，就不會有馬關條約了。如果1900年就有這個結論，就不會有八國聯軍了。如果七·七事變前就有這個結論，就不會有八年抗戰，尤其不會有“南京大屠殺”了。可見這個結論何等寶貝。
然而，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列強得出的卻是另一個結論：“中國不堪一擊，不打白不打”。
俾斯麥說：“當代的重大政治問題不是用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所能決定的，而必須用鐵和血來解決。”
“中國不堪一擊、不打白不打”這個結論是列強“用鐵和血”得出來的，不是“用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決定出來的。
於是有了一係列的侵略戰爭，有了中國一係列的失敗屈辱，有了滿清七十多年內簽訂的一千多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差不多平均每年14個，每月攤上一個還多。
百年來不知多少中國人試圖靠“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而不靠“鐵和血”來改變這個結論。無論是舉人進士出身、八股文倍兒溜的曾國藩、李鴻章，還是留過洋的“蔣委員長”，身邊都不乏能言善辯之士，“說空話”、打筆墨官司個個不外行。結果呢？“妙筆生花”和“三寸不爛之舌”改變了列強的“中國不堪一擊、不打白不打”的結論了嗎？僅以1931年到1937年這6年為例：
——1931年9月18日，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占領了東北。國民黨政府“絕對不抵抗”，請西方列強“調停”：“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怒含憤，暫持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
列強調停建議：中日兩國都從中國東北撤出武裝力量，中國東北由西方列強各國共管。《國聯》通過了“多數派決議”，“不承認”日本占領東北。結果：日本退出《國聯》，日本在東北建立“滿洲國”。“多數派決議”一文不值。
——1932年1月28日，日軍發動“1·28事變”，進攻上海。5月5日國民黨政府簽《上海停戰協定》，劃上海為非武裝區，中國不得在上海至蘇州、昆山一帶地區駐軍。
——1933年5月31日國民黨政府簽《塘沽協定》，承認了日本對東北、熱河的占領，劃綏東、察北、冀東為日軍自由出入地區。“長城線以南由中國方麵警察機關擔任之上述警察機關，不可利用刺激日軍感情的武力團體”。
——1935年7月國民黨政府簽《何梅協定》，中國河北省主權大部喪失。
——1935年6月27日國民黨政府簽《秦土協定》，中國喪失了在察哈爾省的大部分主權。
……
指望“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的結果，是用“漂亮的書法”在一個又一個喪權辱國的協定上簽字畫押。——“鐵和血”得出來的結論，隻有“鐵和血”才能改變。
中國人不是沒有試過用“鐵和血”來改變——八年抗戰中國人付出的“鐵和血”還少嗎？但是那些“鐵和血”硬不過列強的“鐵和血”：當美軍介入朝鮮、幹預台灣、兵臨鴨綠江時，滿腦子仍然是列強1840年以來“鐵和血”的老結論：“中國不堪一擊，不打白不打”。
抗美援朝的“鐵和血”徹底改變了1840年以來列強的“鐵和血”的結論——從此不再是“中國不堪一擊、不打白不打”，而是“不要進攻中國大陸”、“不要在陸地上跟中國較量”——中國人百年奮鬥、八年抗戰、犧牲幾千萬人、不知付出多少“鐵和血”都沒能做到的，毛澤東領導的抗美援朝用“鐵和血”一舉做到了——就憑這一條，能說中國抗美援朝失敗了嗎？
還不止於此呢。
既然推翻列強“中國不堪一擊、不打白不打”的結論“不是用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所能決定的，而必須用鐵和血來解決”——這就意味著非打一仗不可。如果在中國領土上打這一仗，即便中國贏了，那中國本土也要飽受戰爭破壞。而抗美援朝卻使中國既用“鐵和血”推翻了舊結論，又使中國本土免遭戰爭破壞——就憑這一條，能說中國抗美援朝虧了嗎？
中國大陸在抗美援朝之前戰亂不斷，從來沒消停過。但自抗美援朝之後，中國大陸就再也沒遭受過任何大規模戰爭。對於中國，1949年是分水嶺：1949年之前的中國是戰亂的中國，1949年以後的中國是和平的中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既是“準戰爭時代”的中國，又是免遭戰禍的中國。扭轉乾坤之舉是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是當代世界認識中國的曆史性分水嶺。
俞可平說“1949年後”的中國沒有了“以人為本”、否定了“人道主義”、“人們的正常情理和心態受到嚴重的扭曲”——言外之意：1949年以前的中國是“以人為本”的中國，充滿“人道主義”的中國，人們的“正常情理和心態不受到嚴重的扭曲”的中國——比起充滿戰爭的“1949年前”，沒有戰爭的“1949年後”居然是沒有“以人為本”，可見俞可平不承認讓中國人民免遭戰爭苦難是最大的“以人為本”，最大的“人道主義”，最大限度地保護了人民的“正常情理和心態”。——也就是說，俞可平口中“以人為本”的那個“人”指的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像他那樣的“精英”。充滿殺戮、死亡和破壞的戰爭不算破壞“以人為本”，“精英”感受不自在才算，可見“精英”的幸福感比讓中國老百姓免遭戰爭苦難更重要——這條日本鬼子就能滿足：當中國普通老百姓慘遭屠殺搶掠時，給日本鬼子當走狗的漢奸們不是過的很滋潤嗎？雖然在“太君”麵前是條狗，但在“不是人”的老百姓麵前卻是“高等華人”，能充分享受“以人為本”、免受戰爭苦難的“人道主義”。可見俞可平的“以人為本”中的那個“人”隻包括戰爭中能免受死亡苦難威脅的“高等精英”而不包括普通老百姓。用老百姓的俗話說，這小子就倆字——欠揍：如果這廝領教過日本鬼子的皮鞭耳光拳打腳踢的滋味，領教過南京大屠殺的滋味，領教過戰火紛飛朝不保夕忍饑挨餓的滋味，那他就知道讓中國老百姓免受戰亂之苦算不算真正的“以人為本”了，就知道他一臉不屑的“1949年後”對中國人民意味著什麽了。
有人說中國抗美援朝是上了蘇聯的當，為蘇聯當替死鬼，連武器都得自己掏錢，可見中國當了冤大頭。
如前所述，中國抗美援朝是因為它符合中國的民族利益。既然符合中國的民族利益，那中國就是在為自己而戰而不是在為別人而戰，就不存在上當受騙當替死鬼的問題。當時中國和蘇聯的利益在抗美援朝這一點上一致，蘇聯提供的武器不少是要錢的，但白給的也不是沒有。比如1951年誌願軍攻占漢城後蘇聯就一次無償贈送了米格～15殲擊機372架。不過如果蘇聯一切都白給，那反而未必是好事：國與國的關係如同人與人的關係，寧可欠債，不可欠情。欠債算得清，欠情算不清。一旦有變，欠債可還，欠情難纏。比如兩人戀愛，一方為另一方犧牲了一切：前途、機會、專業、工作、財產、親情……卻被對方占足了便宜後一腳踢開，那將會如何？搞不好能出人命。中蘇分裂後蘇聯人對中國雖然惱火，卻並不恨之入骨，因為當初中國並沒有虧待蘇聯，隻欠債，不欠情。赫魯曉夫撕合同撤專家把事都幹絕了又有點懊悔，很有點戀戀不舍當初能從中國得到的好處。結果：對美國聯手幹掉中國核力量的建議猶豫了一陣子。就這麽一猶豫的功夫，中國的原子彈爆炸成功了。相反的例子是越南：跟中國打交道時一切白撈，占盡了便宜，很有點沾沾自喜洋洋得意：看我多能耐。越南不理會“寧可欠債、不可欠情”那一套，當為傍蘇聯過河拆橋跟中國翻了臉時，中國人從上到下立刻個個恨得咬牙切齒，同仇敵愾根本不用動員，說打就打毫不留情。兩相比較，到底誰更吃虧？
最精於算計的當屬“蔣委員長”：抗日戰爭時吃定了美國的底牌是不能讓中國垮掉，隻要國民黨沒有投降日本，不管打不打、打得有多爛美國照樣得給錢給援助。這竹杠不敲白不敲。於是一天到晚向美國叫苦要援助。但東西一到手就全留著對付共產黨，不對日本動真格的。不管美國如何催促，“委員長”總是“以不變應萬變”——要東西來勁，打仗不來勁：給我援助可以，要我跟日軍拚命不幹。小算盤是反正美國早晚能打敗日本，自己可以穩搭“順風船”，犯不著拚命，不如趁機發一筆，留著將來消滅共產黨用——不愧“浙江奸商”兼“上海小開”，算盤精，“拎得清”。（據羅斯福的兒子艾利沃特回憶，“羅斯福終於明白了：‘中國軍隊一心隻放在監視共產軍上，根本無心和日軍作戰。’”）1944年日軍到處吃敗仗，唯獨打通中國大陸交通線之役大獲全勝，打得“國軍”一潰千裏，望風而逃。美軍駐華代表史迪威將軍急了，要蔣介石趕緊調兵挽救戰局。蔣介石說無兵可調。史迪威說你的胡宗南有四十萬大軍正閑著呢。蔣介石說那是對付共產黨的，不能動。史迪威說既然你沒兵那何不讓我用美國武器裝備共產黨的八路軍，由我帶出去打日本。蔣介石勃然大怒，立即以“不撤換史迪威中美兩國即無法合作”為最後通牒逼羅斯福調走了史迪威——表麵上看“蔣委員長”大獲全勝：趕走了對共產黨有好感的史迪威將軍，自己繼續過“仗不打，美援白拿”的好日子，光占便宜不吃虧，讓美國當冤大頭。結果呢？美國立馬放棄了陸地上靠中國軍隊打敗日軍的打算，轉身求助於蘇聯。蘇聯正中下懷：求我可以，得有甜頭——中國的主權。美國滿口答應（這才是最狠的報複）。於是有了雅爾塔協議，有了蘇聯出兵東北。最後的結局：小算盤最精、最“拎得清”的“蔣委員長”被趕出了大陸，到台灣小島上斤斤計較“拎得清”去了——隻知算小帳，隻知貪小便宜，見小利忘大義，總想白撈油水，有此下場奇怪嗎？
整天拿抗美援朝“虧不虧”、“合算不合算”說事的人其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找借口妖魔化毛澤東而已：現在中國“公款吃喝”每年有多少？貪官弄到國外的贓款每年有多少？“國有資產流失”每年有多少？中國的買辦讓外國老板從中國人身上榨取的血汗每年有多少？怎麽從來也不見他們著急？怎麽從來也不見他們象對抗美援朝那樣斤斤計較、“拎得清”？
有人專拿中國抗美援朝的傷亡說事。首先，戰爭的目標是勝利。看勝利與否不是看代價大小，而是看是否實現了戰爭的戰略目標。實現了就是勝利，否則就是失敗。——能說蘇聯衛國戰爭中的犧牲比德國大，所以蘇聯是戰敗國而德國是戰勝國嗎？能說中國抗日戰爭的犧牲比日本大，所以中國是戰敗國而日本是戰勝國嗎？其次，根據中國的統計，武器裝備絕對劣勢的誌願軍抗美援朝的傷亡總數並不比“聯合國軍”的傷亡總數高。某些人論及中方的傷亡數字不用中國的統計而用美軍的估計，這本身就是偏見的表現。而對比傷亡數字時，故意用美國一家的傷亡總數來對比誌願軍的傷亡總數，這實際在耍流氓：跟誌願交手的有十六個國家（包括南朝鮮）的軍隊，這十六家的傷亡數字加在一起與中國一家的傷亡數字相比才能說明問題。中國出兵時北朝鮮的軍隊基本打光了，那些傷亡數字不能算在中國頭上。隱瞞所有這些事實，用美軍一家的傷亡數字和美軍估計的中朝雙方的傷亡數字做對比，這難道不是玩弄數字遊戲搞詐騙？
有人說抗美援朝招致美國對中國長達二十多年的封鎖禁運，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困難和損失，可見抗美援朝沒好處。
前麵已經說過，隻要中國還沒有擺脫冷戰，那就不可避免要吃冷戰的虧。美國幹預台灣是因為冷戰。封鎖中國也是因為冷戰。這就是冷戰給中國帶來的傷害，是中國向蘇聯“一邊倒”的代價。問題的性質是這樣的向蘇聯“一邊倒”的代價與中國的東北、西北變成第二個、第三個“外蒙古”、整個國土被美蘇肢解那樣的向美國“一邊倒”的代價孰輕孰重；是“兩害相衡取其輕”的問題，而不是在“有害”與“無害”之間作選擇的問題。
美國的封鎖禁運是一柄雙刃劍，能傷人也能傷己。本來美國的算盤是封鎖禁運能使毛澤東的政權即便不垮也發展不起來。但美國沒想到毛澤東的中共是在被封鎖被圍剿的根據地這種環境中長大的，自力更生慣了，封鎖禁運別人受不了，中國不但頂得住，而且摸索出經驗來了，發展的路子步伐誰也幹預不了。隨著中國實力的不斷增長，美國越來越坐不住了：
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美國對古巴實行海上封鎖，禁止向古巴運進“進攻性武器”（導彈、轟炸機）。當時美國海軍對駛往古巴的中國輪船概不搜查——不是尊重，而是一種無言的輕蔑：諒你中國船上沒有“進攻性武器”。但僅僅過了兩年，中國原子彈試驗成功（1964年）。又過了兩年，中國導彈核武器試驗成功（1966年）。再過了一年，中國氫彈試驗成功（1967年）——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後僅僅5年，美國就再也沒法對中國保持“諒你也沒有進攻性武器”那種悠然的心情了。相反，美國不得不扒耳撓腮發愁：如果中國向“不友好國家、勢力、地區”提供“進攻性武器”如導彈甚至核武器，那可怎麽辦？（實際上，利比亞總統卡紮菲確實曾提出願意花大價錢向中國買原子彈，但周恩來總理彬彬有禮地拒絕了：原子彈是不供出售的。）要求中國同意不出口“進攻性武器”？處於敵對狀態的中國會聽你的？向中國施加壓力？已經封鎖禁運了二十年，能施的壓力全施完了，再沒什麽可施的了。向中國開戰？又不是沒較量過。除非核大戰，否則還能怎麽樣？設法讓中國改變政策？美國與中國敵對二十年，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幾乎是零，吃裏扒外替美國效勞的“基金會學者”一個都沒有，能指望誰說得上話？被封鎖被隔絕的中國成了“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不受任何條約規定的製約。不管是美國還是聯合國，不管是國際組織還是“民權團體”，中國可以概不買賬。誰也休想對中國內部事務指手畫腳，說三道四。美國越來越痛感對中國的封鎖禁運對美國利益的損害簡直不亞於對中國利益的損害，越來越急著改變這種狀況。尼克鬆說美國決不能讓“幾億中國人生活在憤怒的孤立之中”，潛台詞是：一個憤怒而孤立的中國更能給美國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害，還不如趕緊解除封鎖禁運，恢複美國對中國社會、對中國“精英”的影響力。所以到後來美國解除對中國封鎖禁運的心情其實比中國人自己更迫切，而且更徹底：以後再也不這麽幹了。典型的例子是1989年，老布什堅決拒絕對中國重新施行嚴厲的封鎖禁運。表麵上說“不願意孤立中國人民”，實際是曆史的教訓領教夠了：對中國搞封鎖禁運不但無效，而且到頭來“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如果封鎖禁運管用，美國才不會在乎是否“孤立人民”呢。比如對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那就封鎖到底，毫不手軟。）
抗美援朝導致的封鎖禁運是壞事不假。但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把這種壞事變成了好事，反而使美國從此以後再也沒胃口對中國用這招了。一勞永逸——1989年中國就沾了毛澤東的光——這難道不是壞事變成了好事嗎？這難道不是有利於中國的民族利益嗎？
七、咬定青山不放鬆
——中蘇分裂
中蘇分裂表麵上是因為意識形態，實際真正的原因是民族利益——民族利益超越意識形態、超越個人恩怨，超越個人好惡，超越個人私利。
五十年代初，中國的民族利益與蘇聯的冷戰需要基本不衝突，加上有共同的意識形態，所以兩國關係很熱火。
艾森豪威爾上台後，變美國的戰略從“遏製”為“大規模報複”，一切跟核戰爭掛鉤：放棄過去認為在有限戰爭中不應使用核武器的想法，決定隻要軍方認為軍事上需要就可以使用核武器，包括使用戰略核武器和戰術核武器，讓“潛在的敵人由於確信美國將以它願意的方式——首先是核手段——還擊侵略而受到威懾，因而不敢輕舉妄動”。
麵對美國以核優勢為後盾的“大規模報複”戰略和“戰爭邊緣”政策，蘇聯決定“緩和冷戰”。1954年1月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宣布“大規模報複戰略”。兩年之後，1956年2月的蘇共二十大便提出了“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總路線。這實際是要求已經當政的共產黨不要得罪美國，沒當政的共產黨別再走暴力革命的道路。潛台詞：既然“一顆小小的火星就可以引起核大戰”，那象抗美援朝那樣的麻煩今後不能沾，免得惹火燒身，為了你的國家統一把我蘇聯拖進核戰爭。
這樣一來，中國收複台灣、維護領土完整和統一的民族利益就跟蘇聯的冷戰需要矛盾了：要統一台灣就必須反掉美國的幹涉。經過麥卡錫主義肆虐、頑固堅持冷戰理論、敵視中國的美國堅決拒絕跟中國做任何妥協，甚至根本不承認中國政府，隻承認在台灣的蔣介石當局代表全中國。最典型的事例就是1954年日內瓦會議上杜勒斯拒絕與周總理握手——敵視到這個份上，怎麽“緩和”？即使中國放棄統一台灣美國都不會答應，更不用說中國堅持收複台灣了。毛澤東麵臨的問題是：是為蘇聯的冷戰需要而犧牲中國的民族利益，放棄收複台灣的努力，還是為中國的民族利抵製蘇聯的冷戰需要？毛澤東“咬定青山不放鬆”——咬定中國的民族利益絕不鬆口。這才是中蘇決裂的根本原因。
1958年蘇聯提出在中國建立長波電台、與中國建立聯合艦隊，被毛澤東一口回絕。毛澤東為什麽發那麽大脾氣，反應那麽激烈？因為這兩個建議將嚴重危害中國的民族利益。
成立聯合艦隊、平分指揮權不僅意味著中國軍權旁落，破壞毛澤東“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一根本原則，而且等於要封鎖中國海岸線：當時中國海軍力量很小。要成立聯合艦隊，中國的軍艦都得填進去。蘇聯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隨便掃掃庫底子就行了，自己另外仍然有完全屬於自己的艦隊。聯合艦隊表麵是指揮權一家一半，實際上是讓蘇聯擁有了對中國海軍的否決權——隻要不符合蘇聯的冷戰需要，那聯合艦隊就甭想動。中國不管是收複台灣、護航護漁還是收複西沙南沙之類，都得事先經過蘇聯批準。這樣一來，沒有蘇聯的同意，中國的海軍等於說沒就沒了——沒了海軍，中國的海岸線豈不等於被封鎖了？理論上中國對聯合艦隊同樣有否決權，實際那個否決權對中國沒什麽意思：當時中國沒什麽遠洋權益，當務之急是沿海近海。中國近海的事跟蘇聯的冷戰沒多大關係，蘇聯卻要管；遠洋的事跟中國沒多大關係，中國怎麽否決？根據什麽理由否決？實際的結果是蘇聯說了算，讓中國當冤大頭。而且即便中國行使了否決權蘇聯也不在乎：蘇聯除了聯合艦隊還有得是軍艦可用，你聯合艦隊出不出動對蘇聯無關緊要。
建立長波電台的名堂就更大了。長波電台是為潛艇作戰服務的。而在中國成立長波電台隻能是為遠洋作戰服務——蘇聯本土的長波電台已經足夠蘇聯潛艇近海作戰用的。當時中國有多少遠洋權益？這長波電台實際是為蘇聯海軍遠洋活動服務。而蘇聯海軍到遠洋活動隻可能是跟美國較量，百分之百屬於蘇聯冷戰的需要，對中國的民族利益沒什麽好處。當時中蘇是同盟國。理論上，一方遭到攻擊時另一方有義務參戰。但如果一方主動攻擊別人呢？另一方就沒有參戰義務。在陸地上誰遭受攻擊一目了然，在海上，尤其在遠洋，軍艦與軍艦之間誰攻擊了誰哪那麽容易查清楚？這樣一來，如果蘇聯與美國發生了海上衝突，不管是誰攻擊誰，隻要蘇聯宣稱自己是遭到攻擊的一方，那中國就得站在蘇聯一方參戰，自己一點作不了主。當時美國堅持的是“大規模報複戰略”，又把中國蘇聯看成鐵板一塊，有了抗美援朝結的“梁子”，恨中國勝過恨蘇聯。而當時中國的防衛力量又遠不如蘇聯，萬一美國跟蘇聯衝突，十之八九“老太太買柿子——專揀軟的捏”，首先衝著中國來。如果蘇聯想暗中使壞借刀殺人，通過製造個海上衝突借美國的力量重創中國也不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表麵上是個長波電台，實際是一張賣身契，要中國把和、戰的選擇權拱手交給蘇聯。
蘇聯關於聯合艦隊和長波電台的建議的真正效果是把中國牢牢綁在蘇聯的冷戰戰車上，休想擺脫蘇聯陣營。這跟中國的民族利益完全對立，毛澤東為此大動肝火一點沒有錯。
蘇共二十大的路線、聯合艦隊和長波電台的建議標誌著中蘇關係已經走到了轉折點：蘇聯的冷戰需要跟中國的民族利益已經不能再兼容了。盡管如此，毛澤東還是竭力挽救兩國關係，試圖勸說蘇聯不要因美國的戰略訛詐而改變總路線。赫魯曉夫說美國現在碰不得，一碰就要打核大戰，為小衝突把自己全賠上不值得。毛澤東說美國的“大規模報複”戰略和“戰爭邊緣”政策是嚇唬人的，實用性很有限。它隻立足於正麵衝突、全麵大打。但碰上小打小鬧，特別是不牽涉到美國人的局部衝突就不知所措了——你能因為南越一支共產黨的遊擊隊伏擊了親美的政府軍就往那裏扔原子彈嗎？不跟美國正麵衝突不等於碰都不敢碰，頂多不正麵突破就是了，側麵迂回仍然行得通。
毛澤東如此主張並非頭腦發熱。美國提出“大規模報複”戰略後，毛澤東專門針對其搞了兩次火力偵察：一江山島之戰和炮擊金門。回顧一下這兩次戰役的大概經過，不難看出毛澤東膽識驚人，獨具匠心。
——1954年12月1日，美台簽訂“共同防禦條約”，規定美國幫助台灣當局協防台灣和澎湖列島；美國有“依共同協議之決定在台灣、澎湖及其附近為其防衛所需要而部署美國陸海空軍之權利。”48天後，1955年1月18日，解放軍發起一江山島戰役，迅速攻占該島。艾森豪威爾馬上於1月24日向美國國會提出特別谘文宣稱：“如果台灣和澎湖列島落入不友好者的手裏”，那就會“在西太平洋的島嶼鎖鏈中造成一個缺口”，“中共對大陳群島的炮擊是共產黨征服台灣的序幕，美國必須對此采取行動”。美國國會眾參兩院迅速於1月25日和1月28日分別通過“授權總統在台灣海峽使用武裝部隊的緊急決議”即《福摩薩決議案》。美軍隨即先後出動6個航空母艦群、400餘架飛機全麵封鎖浙東海域，掌握了大陳島——台灣——衝繩三角地帶的製空權，控製了台灣對大陳島嶼的運輸線。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命令戰略空軍指揮部“以緊急情況為基礎”，開始為大規模使用核武器攻擊中國大陸選定目標。毛澤東針鋒相對，於1月28日接見芬蘭大使時說：“我們有兩條：第一，我們不要戰爭；第二，如果有人來侵略我們，我們就予以堅決回擊。”“美國的原子訛詐，嚇不倒中國人民。”兩天後（1月30日）解放軍空軍猛烈轟炸大陳島。當天（1月30日），美國命令第7艦隊準備幫助國民黨部隊從大陳撤退，並通過蘇聯向中國轉達這一信息，希望在美軍幫助國民黨軍撤退時，中國人民解放軍不要采取行動。中國政府接到蘇聯轉達的這一信息後指示解放軍對從大陳撤退的美、蔣軍不要攻擊。2月5日，美國命令第7艦隊和其他部隊幫助國民黨軍隊從大陳島撤退。2月25日，解放軍占領大陳列島中最後一個島嶼。浙東沿海全部島嶼均被解放，大陳島至金門數百公裏海岸和近海海域全部被解放軍控製，國民黨軍在大陸沿海所控製的島嶼僅剩下了金門和馬祖。自1949年以來國民黨對大陸的海空封鎖基本被粉碎。（毛澤東冒著核威脅的風險發動一江山島之戰，就是為了打破對大陸的封鎖。說毛澤東“閉關鎖國”、“封閉半封閉”的人要臉不要？）
——1958年8月23日，毛澤東下令炮擊金門。數日後宣布暫停炮擊，允許國民黨軍艦向金門運送補給，條件是美國軍艦不得護航，否則立即開炮。美國無視這一禁令，公然為國民黨軍艦護航。毛澤東立即下令開炮，命令隻打國民黨軍艦，不打美國軍艦。但如果美艦開火，則允許還擊。炮聲一響，美艦立即拋下被護航的國民黨軍艦而去，一炮未放。
這兩次戰役說明了什麽？
1、美台的“共同防禦條約”不適用於大陸沿海島嶼。美國隻對台灣本島感興趣。
2、美國的原則是讓蔣介石替美國賣命，不是讓美國替蔣介石賣命，更談不上“舍己救人”。
3、美國人的決心並沒有表麵上講得那麽嚇人，並不是稍微一碰就當真要“大規模報複”打核大戰。美國的戰略實際是消極防守的戰略，不是主動尋釁找岔子找機會跟中國打核戰爭的積極作戰的攻勢戰略。美國雖然嘴上很硬，但並不打算主動發起對華戰爭。
4、美國的那個“大規模報複戰略”太絕對，碰上小規模局部衝突這樣的“擦邊球”的複雜情況就不知所措：打又不是，不打又不是，左右為難。這樣的戰略完全對付不了毛澤東最拿手的遊擊戰。
5、“正麵攻不動，側麵迂回”。中國沒有力量硬打台灣，但可以在其他地方挑戰美國利益，讓美國沒好日子過，最後逼美國有求於中國。
6、美台的“共同防禦條約”既不準大陸進攻台灣，也不準台灣“反攻大陸”。其客觀效果是讓台灣與大陸徹底隔離，最後勢必導致台獨。美國壓蔣介石放棄金門，把所有兵力全收縮到台灣，讓大陸台灣老死不相往來。這證明美國在圖謀製造“台灣獨立”。而蔣介石堅持保留金門這最後的“反攻大陸”的基地，證明美蔣之間的戰略目標並不一致。
7、蔣介石堅持“反攻大陸”就意味著堅持承認台灣屬於中國，就意味著反台獨。如果大陸收複金門，蔣介石就更難以在美國人麵前堅持“反攻大陸”的主張。當短期內沒有力量收複台灣時，可以利用蔣介石“反攻大陸”的主張來遏製台獨，辦法就是炮擊金門，保持適當的緊張局勢，給蔣介石以“中國內戰尚未結束，不能示弱”的借口頂住美國人要他從金門撤退的壓力。金門炮戰最後演變成“雙日不打單日打”，實際是毛澤東、蔣介石在製止台獨這個民族大義麵前共同放棄了黨派私利，聯手上演的一出對付美國人製造台獨陰謀的悲喜劇，從不同的立場、用不同的方式遵循了“民族利益高於意識形態、高於個人恩怨、高於個人好惡、高於個人私利”的共同原則。
8、美國雖然口口聲聲“美國利益”，但對“美國利益”的要害所在並不清楚。美軍登陸黎巴嫩後，中國大陸向金門一開炮，美國就趕緊把航空母艦從中東調往台灣海峽。等弄清楚大陸並不準備攻占金門，又趕緊把航空母艦開回去。哪裏吃緊往哪裏跑，證明美國的戰略雖然是“守勢戰略”，但對哪裏是要害、哪裏是重點心中無數，所以全球到處伸手。這樣的對手容易被調動。
毛澤東通過這兩次戰略偵察基本摸清了美國的老底和真實意圖，心中有了底，跟赫魯曉夫爭論起來底氣十足。但赫魯曉夫根本聽不進去。他隻知道按自己的冷戰需要來衡量一切：我這裏正跟美國人講緩和，你那裏炮擊金製造緊張空氣；我正要訪問美國談和平，你那裏跟印度發生了邊界衝突。全世界都把中蘇看成是一氣的，你這一打等於讓我在美國人麵前顯成了個一邊談和平一邊動手打仗的騙子，美國人對我的緩和呼籲不買賬全是你給鬧的。你再堅持就要攪黃我的和平共處的總路線。所以你中國無論如何不能打，台灣丟了就丟了，印度要邊界領土你讓給他就是。總之我的冷戰需要高於你的民族利益。
要堅持中國的民族利益，就不能不對蘇聯的冷戰需要說“不”。既說了“不”，那就意味著從“一邊倒”走向“誰也不向”。當毛澤東堅決拒絕為蘇聯的冷戰需要犧牲中國的民族利益時，赫魯曉夫明白了：中國不再“一邊倒”了。一直以為中國除了把自己綁在蘇聯冷戰戰車上別無出路的赫魯曉夫之驚訝惱怒可想而知，立刻開始懲戒中國，再也顧不上意識形態、國家關係了。這就是中蘇關係破裂的真正原因。
如前所述，處於美蘇冷戰夾縫的大格局下，中國“向這邊‘一邊倒’，那邊要收拾你；向那邊‘一邊倒’，這邊要收拾你；誰也不向，則兩邊一起收拾你——除非中國自己足夠強”。1949年的中國極端虛弱，根本經受不起“誰也不向、兩家一起收拾你”的局麵。然而過了十年，僅僅十年，毛澤東已經帶領中國建立起了足以抵禦兩大超級大國兩麵夾攻的必要實力，可以向“誰也不向”、“掙脫冷戰夾擊”的總目標進軍了。
八、最偉大的陽謀
——中蘇論戰+援越抗美
1959年中蘇分裂。中國結束了向蘇聯“一邊倒”，從此對美蘇“誰也不向”。如前所述，隻要中國不夠強大，中國在冷戰中就始終處於夾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夾縫中受欺負的地位：“向美國‘一邊倒’，蘇聯要收拾你。向蘇聯‘一邊倒’，美國要收拾你。誰也不向，兩家一起收拾你”。中國在中蘇分裂之後遭到美蘇兩麵夾攻一點也不奇怪：“誰也不向，兩家一起收拾你”。
在一般人看來，當時的中國實在是毫無希望：外有強敵，內乏糧草，壓力空前巨大，處境極端艱難，“黑雲壓城城欲摧”。中國既沒有力量對抗蘇聯，更沒有力量對抗美國，又沒有辦法勸說美蘇改弦易轍改變對中國的敵對態度。（別忘了俾斯麥的名言：“當代的重大政治問題不是用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所能決定的，而必須用鐵和血來解決。”）在如此絕望的情況下，中國除了屈服投降還有別的出路嗎？
曆史結果是：13年後的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從敵對走向緩和，從聯蘇反華走向聯華製蘇。中國的“誰也不向，兩家一起收拾你”的處境被徹底扭轉，從被前後夾擊走向左右逢源。對中國的封鎖禁運包圍孤立從此土崩瓦解。世界政治格局從兩極走向“三國演義”，整個冷戰局勢徹底改觀了。
如此天翻地覆的變化是怎麽來的？是天上突然自己掉了個大餡餅，讓中國白揀了個大便宜嗎？是美國突然良心發現，洗心革麵痛改前非，從此跟中國講友好親善了嗎？是中國運氣太好，啥也沒幹世道就突然之間變好了嗎？
如果當真如此，那這個世界就是個童話世界。然而童話不是現實。現實中的這一切變化都不是偶然的，更不是白來的，而是一場驚心動魄空前絕後大較量的結果。
尼克鬆為什麽訪華？因為美國改變了對華戰略。美國為什麽改變對華戰略？因為第一，美國終於認識到真正威脅美國利益的不是中國；第二，美國有求於毛澤東——幫助美國“體麵地撤出越南”。美國為什麽會改變對中國的認識，為什麽會有求於毛澤東？因為美國陷入了越南戰爭的泥潭。美國為什麽會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潭？因為當時美國認為越南事關美國的核心利益。為什麽當時美國認為越南事關美國的核心利益？第一，中蘇論戰。第二，援越抗美——中蘇論戰使美國認為毛澤東領導的中國是美國的最大威脅，援越抗美使美國認為越南是中國破壞美國利益的突破口。結論：美國必須在越南跟毛澤東較量。在越南取勝就等於打敗了毛澤東，就保住了美國的核心利益。
今天的美國政要精英們一說到越南戰爭，幾乎全部心照不宣地避免提及毛澤東。而整天絞盡腦汁標新立異的中國曆史學者“精英”們雖然連“一個章子怡頂一萬個孔夫子”這樣的匪夷所思的命題都能挖空心思想得出來，但在美國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潭和毛澤東的關係這個問題上卻對美國人非常“體貼入微”、“為尊者諱”，絕不在這個方向上做任何研究和發掘。中外“學者”們在此空前一致，千方百計抹殺美國在越南戰爭的失敗與毛澤東的關係——否認了美國在越南戰爭的失敗是毛澤東的傑作，自然也就否認了美國改變對華戰略、尼克鬆訪華是毛澤東的勝利這一曆史事實。這樣一來就可以讓普通人以為整個中美關係的曆史性變化、中國戰略環境根本性改善等等全是美國單方麵的恩賜，與毛澤東沒什麽關係。曆史就這樣偽造出來了。
判斷曆史，真正有價值的是當時的事實，而不是“事後諸葛亮”們的信口開河。判斷美國當年卷入越南戰爭的真正目的，看看當年美國政要的們為美國卷入越南戰爭辯護時的各種講話、宣言、文件、決定等等白紙黑字的事實就夠了。好在這些資料基本都已解密，花不了太大功夫就能查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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