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高」到「三不」 亞洲剩女特別多

一、「剩女」問題並非香港獨有，是亞洲多國共有的現象。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候選人、南韓的黃誌修女士，去月上旬發表題為〈家庭主婦，「金小姐」和均等—亞洲及美國受教育女性的角色進化〉（Jisoo Hwang:〈Housewife, 'Gold Miss' and Equal-The Evolution of Educated Women's Role in Asia ＆ the U.S。〉）的論文，對此問題有相當全麵的剖析，有助大家了解何以亞洲「剩女」突增及其對社會影響的深層原因。七十年代以還，相對中學程度以下的女性，美國具大專教育程度（college graduate）女性結婚的比率上升，但亞洲諸國的情況反是，這即是說，受過高等教育女性的結婚比率不升反降，而且情形相當嚴重。這類「高年紀」（約三十五歲至四十歲左右）、高教育和高入息的「三高」女性，人數日多且形成普遍社會現象，一些形容此一「新興階級」的專有名詞因而應叨???已杆儷蔀欏賦閉Z」，比如中國（和香港）的「剩女」（Shengnu或Sheng Nu〔leftover women〕，論文誤植Shengu）、南韓的「金小姐」（受過四年大專教育年齡、三十五以上的未婚職業女性）和日本的「花子族」（Hanako-zoku，按《花子》是一本以單身女性為對象的暢銷雜誌），情況同樣明顯的台灣和新加坡，是否亦有類似的專有名詞，論文似未提及。黃小姐以「金小姐」入題，並無獨尊祖家女性之意，隻是因為此詞具有「富足和能幹」的意涵，顯然頗為恰切。如果稱本港上年紀而待字閨中（落筆後才覺此成語不合適，以這類女性不少根本不恨嫁、不想結婚，「待字」因此與現實有距離）的女性為「金小姐」，諒「剩女」不會不同意。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遲婚，舉世皆然，惟以亞洲的情況最突出。由於社會傳統和道德標準不同，亞洲「金小姐」付出的代價遠比西方國家的同輩高。在西方國家，男女同居是常象，未婚生子觸目可見（單親家庭隨處都有），這等於說她們雖不結婚，卻可享受「正當」性生活、生兒育女及家庭（同居等如去來隨意的「自由之家」）之樂，同時受社會認同與尊重；但亞洲人比較「保守」，不婚而同居當然有，但因受社會大多數白眼而不普遍，婚外生子固難獲社會同情，亦不能獲政府相助，因此更為罕見—亞洲最低單親家庭的國家是日本和南韓，隻有百分之二嬰兒屬「婚外生產」，比起美國的百分之三十八、瑞典百分之五十五和冰島百分之六十六，亞洲國家真是「大落後」。二、亞洲女性遲婚，據二○○九年的資料，平均女性的婚齡，香港三十歲、日本二十九歲、台灣及新加坡俱二十八歲，而根本不婚成為「金小姐」者更多。同期的統計顯示，在一千名三十五歲至三十九歲女性中，日本結婚的隻有百分之九點二、南韓則為百分之十二點二（在這二個國家，女性結婚的「黃金年齡」在二十五至二十九歲之間）。女性遲婚與經濟獨立關係匪湥??@是經濟快速增長下的必然現象。「亞洲四小龍」自六十年代以還，ＧＤＰ平均年增幅達百分之七，經濟蓬勃對勞工需求殷切，有工作能力的女性便紛紛被吸納進勞工隊伍，其在勞動人口中所佔比例亦因而大幅增加。聯合國的統計顯示，在一九八五年，二十五至三十四歲女性的「勞動參與」（ＬＦＰ）率，美國為百分之七十左右，新加坡、日本和南韓，依次為百分之五十八點三、五十六點六和三十九點二；其後逐年上升，隻是速度大有區別，至二○○六年，這三個亞洲國家女性ＬＦＰ分別增約十七個百分點，而美國的增幅不足五個百分點。這反映了美國經濟「早熟」，女性一早享有諸種權利，九十年代後期經濟增長放緩，女性的參與率相應下降，經濟增長高速的新興亞洲國家便迎頭趕上—亞洲諸國經濟起步起飛較遲，女性應得的「福利」亦從無到有，以日本為例，一九五五年，女大學生十分罕見（在比例上接近零），至二○○七年女大學生已佔總數百分之四十一；南韓女大學生則從一九八九年的百分之二十，增至二○○七年的百分之五十五；其他亞洲國家（和香港）亦有類似的情況。顯而易見，受過大專教育的女性進入企業管理層的比例日高，而男女同工同酬的平等機會，令女性的入息快追得上男性，換句話說，這種轉變令她們在入息上與類同工作的男性不相伯仲，等於女性經濟獨立，不必依靠男性的收入「養家」，那意味女性在家庭中地位日益重要進而社會地位有所提升，她們不願充當奉侍家翁相夫教子這種儒教賦予女性的賢妻良母（xián gī liáng mǔ）傳統角色，是很自然的事。「不幸」的是，幾乎所有的亞洲國家（包括日本和南韓），俱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有能力擺脫吃人禮教桎梏的女性，選擇不婚，是情理中事。令有稚?臼屢?躍芑櫚牧硪豁椧蛩厥牽?凇鴿p工」（夫妻均外出工作）家庭中，不論「主婦」在事業上有多大成就，家務的重擔主要落在女性身上（按黃誌修無隻字提及家傭，是明顯的疏漏），一項調查顯示，在日本及南韓，女性「公餘」做家務的時間，每天平均比男性多二小時，那應當不會在香港發生……。為了擺脫這種不平等的家庭生活，有選擇權的女性便選擇不結婚。賺錢能力與男性相若的女性，寧願不結婚成為「金小姐」，男性惟有向外發展，雖然未見統計數字，但港男—適婚的和超齡的—內地覓妻，早已蔚成潮流，可惜似無這方麵的統計數字。港男娶「內地新娘」，過剩（男少女多）的內地「光棍」則在網上「郵購」東南亞少女，昨天（十二日）曼穀出版的《大河新聞》，便報道雲南、福建、海南、四川和安徽的「光棍」，以大約每名三千五百美元的代價，郵購「緬甸新娘」（日間勞動夜當「性奴」）……。一項今年發表的調查顯示，日本、南韓、新加坡和台灣的新婚夫婦，有百分之四至三十五新娘屬「進口妻子」，而社會地位愈低的男性與外地女性結婚的比率愈高。女性有「向上結婚」（marry up）即與學識、收入比自己高男性結婚的傾向（這是另類社會向上流動），落後、新興地區的女性，因而樂於嫁給發達地區的男性；同理，由於發達地區女性在多方麵已與男性看齊，她們要「向上結婚」困難重重，因此「金小姐」多如中環路人。三、亞洲女性特別是受高等教育的，選擇不結婚不同居不生孩子（亦可說「三高」女性選擇「三不」之路），對社會結構以至人口增長均有深遠影響。顯而易見，家庭作為社會基石的傳統會慢慢被動搖，而人口負增長（出生率低於死亡率）將對工作與福利帶來重大衝擊。在勞工集約行業已進入黃昏期的現在，工作人口萎縮應該不是壞事，但人口驟降壽命日長，必對福利有負麵影響……。愈來愈多適齡女性不結婚，對婚禮業的發展當然是利淡消息；更有甚的是，一方麵不肯為同性結婚證婚，一方麵異性婚姻數量下挫，基督教會因此少了不少收入（辦婚喪事是不少教會的重要收入來源）；由於上教堂人數日少（這是普世現象，惟不等於信徒減少），意味教徒對教堂的「奉獻」相應減少。在典型的商業時代，教會的經營（美國許多教會牧師的收入與周日崇拜人數成正比）日趨困難，是不難預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