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蛇添足
“畫龍點睛”與“畫蛇添足”是兩個意義完全相反的典故。前者出於《水衡記》，後者出於《戰國策，齊策》。人們都希望自己寫文章、講話時在關鍵的地方多加一兩句傳神之筆或揭示主旨的話能達到《畫龍點睛》的效果，而不希望成為“畫蛇添足”。可是在實踐中，“畫龍點睛”結果變成“畫蛇添足”並不少見。因為人們往往立於丘而跌於垤，這樣的事常發生在不介意間。
例如我最近看到一篇兩個文摘報都摘登的文章就是這種情況。它本來是一篇好文章，但由於加了一條不應該有的結尾，就有了“畫蛇添足”的結果，同時又把我推向了兩難的境地：不評論吧，於心不安，我們過去就吃了違心地默認、表態、一邊倒、不實事求是的大虧；評論吧，又會不可避免地觸及他們在59年的傷痛，使他們在九泉下感到不安，同時也可能會使自己背上對他們不尊的罪過。但是既已發生了，就不能不說，好在現在黨中央堅持黨的思想路線就是實事求是。
這篇文章的題目是“從馬寅初的那個夜晚說起”（原載《書摘》2001年第10期，轉載《作家文摘》2001年10月30日第439期，作者謝雲），它首先介紹了馬寅初1959年堅持自己的人口理論，謝絕好朋友周恩來的勸告，拒不寫檢討。馬寅初當時是人大常委委員、北京大學校長，“講幾句話”既下了台階，又保住了名位，但是他把真理、原則、尊嚴看得比任何其他東西（威武、貧賤、富貴，還有那種位尊權貴、可敬可愛、偉人兼朋友兼恩人的充滿善意的規勸，以及種種大道理）都貴重或者他根本不相信放棄真理、自貶人格、拋棄尊嚴，去違心地認錯、檢討，會有利於什麽大局。他在頂禮膜拜的不正常年代，為中國知識分子和中國人民寫下了可圈可點的一頁，使我們的後人不至於恥笑那幾十年間，竟沒有了鐵骨錚錚的大丈夫。中間說到了彭德懷和張文天。然後，文章的後部分，比較詳細地寫了黃克誠從不願意揭發、檢討到為“顧大局”做了違心的檢討。最後作者把他和馬寅初拉在一起作了一個比較和評價：“馬寅初麵對善意的、以‘顧全大局’名義的規勸，堅守真理和尊嚴，拒絕認錯，黃克誠和他在一起罹難諸位老革命家在類似的情況下被迫做了違心的檢討，這與長期受熏陶，所處的環境有關，可以說足與馬寅初貔美。”
筆者認為最後的比較和評價完全是畫蛇添足，文章應該在此之前打住。這裏所添的那個“足”不是有關筆墨的功底，而是一個涉及政治的是非問題。
首先，馬寅初與彭黃張周不是那麽好比較的。一個是知識更分子、學者、黨外人士，另一些人則是久經沙場的老革命家、久負盛名黨的高級幹部。他們在59年受到批判的原因也不同。馬寅初是因人口論（一種學術觀點），彭黃張周是因為毛澤東的三麵紅旗（純政治問題）。另外他們堅持真理、頂住壓力的程度和結果也不同。馬寅初是堅持到底決不動搖，而彭黃張周則在泰山壓頂的情況下作了違心的檢討。
其次，把馬寅初和彭黃張周放在一起評論也不是那麽簡單。馬寅初在59年寫下了可圈可點的一頁，成了很難得的鐵骨錚錚的大丈夫（謝文的話），而彭黃張周違心地作了檢討，留下了終身的遺憾和痛苦。對於這樣的反差不能用“可以說足與馬寅初貔美”來概括。這樣說的結果是自相矛盾、自己打自己嘴巴，把作了檢討與堅決不作檢討說成半斤八兩。
現在正在播出的電視劇《大法官》中有一句話說得好，“認識錯誤、改正錯誤是作人的準則，不是作人的美德。”我覺得這句話說得好。“過則無憚改，善莫大焉”，但不可把它作為美德來讚譽。如果知錯必改，算是美德，那堅持正確、永不向謬誤投降的行為算什麽呢？我覺得這樣說對馬寅初不公平。
不好把馬寅初與彭黃張周放在一起比較、評價並不是說完全不可以比較、評論。因為他們雖有很大的差異，但也有共同點。比如都發生在59年，都是與毛澤東的觀點相左、總的精神相同等等. 我是說這樣比較、評論對彭黃張周很難堪。為了尊重彭黃張周，我們最好不要作這樣的比較、評論。對於他們違心地作檢討這個曆史的過去有必要涉及的時候，我主張實事求是地敘述它，也最好不要說東說西，包括開脫的話。如果需要比較、評論的話，則要審慎周密，不可失之偏頗。
張聞天在檢討中“表示他認識到了：毛澤東的威信，不是他個人的威信，是全黨的威信；損害毛澤東的威信，就是損害全黨的威信，就是損害黨和全國人民的利益。”我覺得，這不是為了熄領袖的雷霆之怒，就是一種封建“愚忠”。殊不知這種順從會種下多麽嚴重的後果。它給後來個人迷信、個人崇拜和家長製作風留下了發展到登峰造極的機會，使林彪、“四人邦”篡黨奪權有了可以利用的空間。如果59年糾正了黨內的這種不正常現象，遏止了毛澤東的神化，也許中國共產黨的曆史要重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史要重寫。為什麽撥亂反正要在毛澤東逝世之才成為可能呢？原因就是毛澤東已變成了神，變成真理的化身，黨性變成迷信、盲從，誰違背他的意誌，誰就沒有好日子過。如尚鉞、楊獻珍等受批判也是如此。
彭黃張周59年上書失敗的教訓是極其深刻的。它反映我黨在黨的建設上的嚴重失誤。中國是一個封建統治很長久的國家，封建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影響著我黨的建設。黨的建設理論中不能不夾雜封建陳腐的道德觀念。比如馴服工具論、愚忠論等。還有一些模棱兩可、似是而非的為人之道幹擾黨的思想建設，如“顧大局”，“忍辱負重”，隨波逐流，明哲保身、少說為佳等。毛澤東提出的既有自由又有紀律、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政治局麵沒有很好地成，個人迷信、個人崇拜、家長製的作風很有市場。黨內的民主生活流如形式，黨內不容許不同的意見存在，批評與自我批評難於開展，隻能吹，不能批，有的黨的負責人甚至老虎屁股摸不得，有些人以為黨就是黨的負責人或者領袖，以至發展到“已閱。毛澤東”出現在黨中央文件的頭頂上這樣個人淩駕在黨中央之上的咄咄怪事。更加可悲的是給這些封建東西吹喇叭抬轎的人紅極一時，當接班人，當副統帥，而那些心知肚明的人還在那裏忍讓，顧全大局，隨波逐流，隨聲附和。57年明明是左動員右動員號召幫助黨整風卻演變成了右派向黨發動猖狂地進攻，59年彭德懷上書毛主席本是一件黨內生活中正常而又正常的是事卻被打成了反黨集團。這還有民主自由的章法嗎？人家是提意見，講自己的看法呀！壞事就壞在黨內沒有監督機製，唱頌歌的人太多了，發表不同意見的太少了，堅持己見就是毛鱗鳳角了，像彭黃張周那樣反潮流的就絕無僅有了。曆史唯物主義者並不否定領袖在曆史上的作用，但曆史經驗告訴我們，把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黨交由一個人來主宰，總是凶多吉少。因為真理和謬誤、辯證與詭辯往往隻有一步之遙；世界、社會是那麽紛繁複雜，一個人主宰總是危險係數高。隻有發揮集體知慧才是最保險的。最發人深醒的是，這其中不少人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有的受盡折磨，有的白白地丟掉了性命。現在認真地思索起來文化大革命不是毛澤東一時頭腦發熱，而是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一些人也是自受其咎，自食其果。
為什麽無數在敵人的法庭裏、刑場上、屠刀下，始終高昂著自己的頭顱不肯屈服的英雄好漢，在“自己人”的無理又非法的判、鬥爭、勸說下，經過一定的抗爭和堅持，卻終於在“從大局出發”這類說詞下，不得不置原則是非（也可以說是真理）、人格尊嚴於不顧，違心地認錯呢？（這是謝文提出的又一問題）我看原因就是，和平時期的黨內鬥爭比戰爭年代的敵我鬥爭要複雜得多、艱巨得多。戰爭時期我們麵對的是明火執仗的敵人，和平時期的黨內鬥爭，我們麵對的是黨的同誌、黨的領袖。特別是個人迷信、個人崇拜、家長製、愚忠在黨內風行，幾乎已到了“指鹿為馬”、“輿論一律”的程度的時候，沒有那種泰山壓頂不彎腰的錚錚鐵骨，沒有吾愛領袖吾更愛真理非凡的膽量，沒有讓曆史和實踐來檢驗的求是精神，沒有抵製同誌的善意的規勸和堂而皇之的大道理的原則性，沒有為真理而獻身的精神（像張誌新那樣），肯定是吃不住的。
作者在文章結尾用上“貔美”之詞，我想也許是為了告慰黃克誠及有關老革命家，但卻是弄巧成拙了，他們未必會接受。黃克誠在生命的最後日子裏寫成的《自述》就是證明。請讓我引用謝文中引用的一句“等我冷靜下來時，我認識到：違心地做檢查違心地同意‘決議草案’，這才是我在廬山會議上真正的錯誤。使我後來一想起就非常痛苦。”我們涉及到這段曆史的時候要采取老老實實、實事求是的態度，一分為二地看待它，決不要嘩眾取寵，畫蛇添足。黃克誠本人都已光明磊落地承認，違心地檢討是錯誤的，你還說是美德，這不恭維尊敬過頭了麽？
作者把違心檢討說成美德，有一個充足的理由：“與長期所受熏陶，與所處環境的不同有關。”（對比馬寅初而言）這很值得商榷。《矛盾論》中有一句名言：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一個卵石無論在什麽條件都不會孵化出小雞。果真是頂天立地、堅定不屈的共產黨人，就應該是非明，拒絕不正確的熏陶，不當環境的奴隸，不一邊倒，不隨大流。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事實上他們向毛澤東上書就是這種共產黨人的英雄本色的充分體現。他們之所以違心地作檢討主要不是“與長期所受熏陶，與所處環境有關”，而是自身的原因：屈服於壓力，有僥幸心理。1969年10月13—31日中共八屆擴大十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已經完全神化了的毛澤東主持會議。但是在表決《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審查報告》的時候還是有一人（陳少敏）沒有舉手。毛澤東為什麽能戰勝形形色色的左右傾，領導中國人民的實現全國的解放？難道他所受的熏陶、所處的環境就沒有影響？難道他就沒有壓力？否。把違心地作檢討推之於客觀是對曆史、對人民、對子孫後代不負責任的說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