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這個甲午年春天的昆明“3·1”事件，震動了整個中國。
根據中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的報道，2014年 3月1日晚9時20分，在位於中國西南邊陲的雲南省昆明市火車站，多名統一著裝的暴徒蒙麵持刀，突然對無辜旅客砍殺行凶。截至3月2日下午2點，受傷人數 達143人，遇難者29人。昆明當地官方當天發布的消息稱，該事件是由中國新疆的分裂勢力所策劃。
3月3日，新華社發布進一步消息，稱公安 部已於當日下午“成功告破”昆明火車站暴力恐怖案，稱“該案是以阿不都熱依木·庫爾班為首的暴力恐怖團夥所為”，該團夥共有8人（6男2女），現場被公安 機關擊斃4名，擊傷抓獲1名（女），其餘3名已落網。該消息並未披露該團夥隸屬哪個恐怖組織，不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在3月3日主持的例行記者會上回 答相關提問時稱，根據中國警方初步公布的有關情況，在現場確實發現了“東突”恐怖勢力旗幟等證據。目前尚無進一步確切信息證實襲擊者的動機和所屬組織。
對 於此次昆明暴力襲擊事件，中國官方已經定性為一起恐怖主義事件。一般而言，恐怖主義行動是有政治訴求的、有組織的暴徒對毫無防備的無辜平民實施暴力襲擊， 由此將社會置於恐怖之中，以此達到其某種政治目的或者實現恐怖威懾。昆明“3·1”事件可以說基本具備了這幾個恐怖主義襲擊的要素，雖然襲擊者的具體政治 訴求——官方宣布的分裂勢力——有待進一步證實。
無論如何，在昆明發生的針對無辜平民的暴徒行徑是必須加以遣責的。有爭議的是導致恐怖主義 襲擊的根源。如果說2001年美國的“9·11”事件、2004年西班牙的“3·11”大爆炸等發生在西方國家的恐怖主義襲擊，是出於不同文明、宗教信 仰，以及西方卓越主義和霸權主義與伊斯蘭反世俗、反西方勢力之間的衝突，那麽，發生在中國的由極少數極端暴力分子發起的恐怖襲擊，就更多地帶有政治和宗教 壓製的背景。
近年來，新疆地區暴力襲擊事件頻發，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特別是2009年7月5日發生在新疆首府烏魯木齊市的維吾爾族針 對漢族的屠殺事件，造成至少197位無辜平民死亡，上千人受傷。而該事件的導火索則是當年6月26日，廣東省韶關市的港資玩具廠發生了一起漢、維工人群體 鬥毆事件，導致兩名維吾爾族工人死亡。不滿於當局對該事件的處理，烏魯木齊市的維族人舉行了數天之久的抗議，直至“7·5”流血事件爆發。該事件兩天後， 上萬名持有自製武器的漢人又走上烏魯木齊市的大街，與警察和維吾爾族民眾發生了衝突。
“7·5”之後，中共對新疆的治理政策進行了一係列調 整，包括撤換以保守著稱的王樂泉，取而代之以相對開明派人物張春賢，並加大發展新疆經濟的力度，比如在位於新疆南部的喀什設立了中國最高級別的第六個經濟 特區（此前的五個經濟特區深圳、廈門、珠海、汕頭，以及海南島，全是沿海開放地區），喀什是新疆維吾爾民族傳統的聚居城市，而且是被國際公認的恐怖主義組 織"東突"的活躍區。
但顯然，中共在新疆的政策調整並沒有（實際上也不可能）解決固有的民族問題，恐怖主義賴以生存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製 度根源均難以消除。因此，盡管"7·5"事件之後新疆經曆了一段時期的高壓，恐怖主義活動很快又頻繁加劇。自2011年以來，僅中國官方媒體有報道的恐怖 主義暴力事件就有10餘起，其中包括引起國內外輿論巨大關注的2012年和田劫機未遂事件。與此同時，新疆警方也加強了控製，最近幾個月，當地政府的鎮壓 已經導致一係列血腥衝突，致使100多人喪生，死者多為維吾爾族。衝突在進一步加劇。
昆明“3·1”事件之後，很多人都在反思此次恐怖主義襲擊的根源問題，試圖通過解決民族問題來消除恐怖主義。
恐 怖主義並非中國特有的問題，民族問題、分裂主義等等也不是中國獨有的社會現象，俄羅斯的車臣、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英國的北愛爾蘭等都曾或至今麵臨著這樣 的挑戰。但中國的問題有其自身的矛盾性，即其專製政權本身就帶有強烈的國家暴力主義色彩，事實上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門在漠視民眾的權利乃至生命方麵，表現也 未必輸於恐怖分子，比如常被媒體報道的強製拆遷、刑訊逼供，以及強製墮胎等等，過去幾年不乏個別民眾采用極端的暴力和類似恐怖行動來報複社會和政府公權力 的案例，有些作案情節還相當嚴重。在對國家暴力主義的反抗中，可能導致恐怖主義力量的積聚。再加上社會階層分化越來越嚴重，填平民生鴻溝並非簡單的一蹴而 就。這也是為什麽西方國家對中國政府認定的恐怖主義行動常持保留態度，特別是在新疆問題上，中國政府的政治和宗教壓製常被指責為導致恐怖主義行動的根源， 這背後便有意識形態和民主製度對立的因素。
恐怖主義活動的特點之一是，要引起社會關注甚至是製造社會混亂，才能實現其政治訴求。但由於新疆距中國內地較偏遠，加上中國執政當局對信息傳播的管控，發生在新疆的恐怖主義暴力活動的影響力其實是被有效（至少也是部分有效的）隔離的。
在這種情況下，暴力活動向內地，尤其是向人口稠密的大城市滲透，可能是一個趨勢。2013年10月28日發生在北京的一個維族家庭駕車衝擊天安門廣場金水橋事件，造成包括駕車者在內五人死亡，40人受傷，可以看作是序幕開啟。
但此次“3·1”事件為什麽發生在昆明還存在諸多爭議。襲擊發生在北京，大家可能會覺得正常。因為從製造影響力的角度出發，北京作為中國的政治中心，象征意義很大。不過這樣的城市也必然是執政當局嚴防死守的要地。
可 以猜測的原因很多，比如昆明是雲南這個多民族大省的首府，高度的民族融合是其一大特點。中國很少有內地城市像昆明乃至整個雲南這樣，各民族混雜聚居，且相 安無事。這種民族融合反過來也會為那些極端的少數民族恐怖勢力提供行動的便利。另外，自2011年以來，昆明警方加大了對新疆籍在昆人員的犯罪團夥（主要 是從事盜竊、搶劫以及販毒等行為）的打擊力度，根據昆明當地媒體的報道，為有針對性解決語言不通、情況不明等問題，昆明警方在2011年還專門商請烏魯木 齊市警方派出維族警員到昆明協助工作。警方的打擊招致報複性行動的可能性也存在。此外，雲南地處邊陲，與東南亞多個國家接壤，恐怖主義分子活動起來也會更 加方便。
當然，以上種種分析隻是事後的邏輯推演，除非政府提供進一步的真實信息，公眾將很難了解事實的真相。
“3·1”事件 造成了巨大傷亡，也讓整個昆明陷入哀慟。但如此嚴重的事件，在中國官方媒體尤其是最主要的媒體上，卻無法成為形式上最重要的新聞。可以預見，隨著全國“兩 會”的召開，昆明“3·1”事件將進一步在所謂主流新聞上被邊緣化，不排除官方通過嚴格禁令壓製媒體報道的方式來淡化此事件的輿論影響，以確保“兩會”的 “隆重召開”和“勝利閉幕”。事實上，中國政府對輿論、對公開深入討論的管控和壓製，以及信息的不透明，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促使社會缺乏應對心理，不滿情緒 難以釋放，社會公正難以落實的助推力。
恐怖主義行動就像一場綁架，以平民的生命作為要挾，企圖迫使執政者妥協。但問題在於，當對平民的傷害 實實在在發生以後，民眾的仇恨也容易被綁架，發動者本來的訴求及其產生的背景反而得不到關注甚至直接被忽略。目前在中國的網絡上廣為傳播，眾多老百姓都在 轉的一段話即可說明問題：“我反對一切針對平民的恐怖主義行為，無論你的命運是多麽悲慘動機是多麽高尚，當你把傷害無辜的普通人作為手段時，你就是人類的 敵人、可恥的懦夫和人人可誅的罪犯。我沒有興趣聽你的任何故事，不會在乎你的訴求，不可能跟你談判並妥協，唯一要做的事就是：當場格殺，事後追剿，絕不原 諒。”
從這個意義而言，類似昆明“3·1”恐怖襲擊的事件將是一個三輸的結局：社會更加分裂，政府更加高壓，恐怖主義行動也會更加喪心病狂，而民眾，隻能自求多福……
可以說，在目前的政治體製下，恐怖主義賴以形成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製度根源，在中國短期內都無法消除，由此，反恐注定將是一場長期的戰爭。這種情況下，作為普通人，可能需要調整心態切實學會麵對恐怖，如何更好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