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3年和臨沂市結緣之後，年年都有機會故地重遊。也從而見證了臨沂從一個長期落後的革命老區到山東發達地區之一的曆史性轉變，現正全力打造省會和半島外的黃金三角經濟第三極。到今天，臨沂擁有的國家級榮譽舉不勝舉：全國文明城市（2011年地級市全國第一名）、中國優秀旅遊城市、全國雙擁模範城、國家環保模範城市、國家園林城市、中國市場名城、 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優秀城市、全國平安家庭創建活動先進市、 全國衛生城市、全國最大物流城、全國最大的城市濕地公園——濱河公園、 全國最大國際文化城 、全國最大的板材基地、全國最大的複合肥生產基地。可以說，每一個來到臨沂的遊客都會被其吸引和征服。2012年的臨沂之行是和一位法國朋友共享。晚上朋友駕車陪同觀看美不勝收的夜景，一個多小時的遊覽令這位同樣來自巴黎的法國朋友深深折服和讚歎不已。就在幾天前，我剛剛從香港回來，論感受，恐怕還要勝於香港之行。
臨沂的巨變雖然和曆任領導人的努力密不可分，但最被臨沂百姓所感激和讚不絕口的則是李群。這位曾在美國做過市長助理的新生代政治才俊，大手筆開發臨沂，成為臨沂巨變的轉折點，也奠定了臨沂今天在山東的地位。我在臨沂幾天間，刻意與各階層（出租車司機、企業高管、工人、機關幹部）交流，均一邊倒的對李群表達了敬佩和感謝之情，今天的臨沂人談到自己的城市無不充滿自豪感。在遊覽結束時，陪同人員還頗為謙遜的說：“我們臨沂算的上三線城市吧”。
在法國和西方，臨沂這幾年也頗為出名，但出名的原因卻和臨沂的迅速進步、發展毫無關係----事實上，臨沂的驚人進步根本沒有得到西方媒體的任何報道，而是和今天中國相對最為落後地區農村的一位村民有關。也就是因為此人，曾經造福一千多萬臨沂百姓的時任領導也被西方妖魔化（國內的自由派如南方報係的長平先生就曾在有關文章中借他人之口說出這樣的話：“可能是剛好遇到幾任市委書記都特別壞”。長平先生顯然沒有做過調查，是在濫用他的發言權）。誠然，從理論上講，每一個人的權利都不能忽視，但現實世界絕非完美，一個能讓絕大多數讚同、肯定和感謝的政治人物，怎麽可能就因為一個人、一件事而被否定呢？ 就是現在，這位村民已登上西方各大媒體的頭條，但其貢獻遠遠無法和臨沂百姓高度支持的地方官相比。隻不過，這位村民可以被西方用來攻擊中國，而這位地方官卻以普遍提高百姓生活水平、增強中國實力而不被西方所喜甚至所懼罷了。
談到這裏，還是要離題談一下西方的新聞自由。在香港看到一位二十多年前、畢業於北京大學心理學專業的一位女性風雲人物的回憶錄。其中一段談到美國的媒體----盡管此事發生在十多年前，但在其筆下仍可看到時光都消減不掉的憤懣：“我很震驚，我無法相信這是一篇來自於《紐約時報》的文章”……“在經曆了六年的讚揚學生們的勇敢和批評中國政府……之後，這些報紙很顯然感覺到他們找到了一個新的角度去抓住眾人的眼球。到底事情是真還是假就已經無關緊要了”……“我覺的難以置信。這就是我們崇拜……的自由媒體嗎？這些‘自由’的報道和共產主義控製下的黨的報紙究竟有什麽區別呢？”……“我再一次被美國的備受讚譽的製度驚訝住了：首先，它的政治並不真正致力於自由；然後它的私人公司並非不受中國方麵的壓力；現在的媒體也在走向封閉。”
真是曆經滄海的肺腑之言啊！值得所有自由派人士好好的體味體味。
到現在這位村民據說已經到了西方頭號大國的使館，但奇怪的是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努蘭在例行記者會上竟然8次拒絕就此事發表評論！是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後又據報道，華府官員被下令封口，白宮這兩天再次強調絕對禁止對此公開發言，國務院也佯裝一切如常。而美國之音致電美駐華使館求證，接聽電話的新聞官熊女士回答：“我們沒有任何消息可以提供。”----這不就是中國地方政府經常上演的無可奉告嗎？不僅如此，就是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和來訪的日本首相共同舉行記者招待會時，也拒絕證實和評論，甚至連此人的名字都提也不提。更誇張的是美國主管亞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坎貝爾在4月29日突然抵達北京，住進北京“萬豪酒店”，被記者拍到相片，美國務院都不願證實他到了中國。現在應該可以明白哪位風雲人物的感受了吧。所謂公開、透明，是有前提的，要看是否符合國家利益，還要看是否符合政黨和主要政治人物的利益：畢竟今年是美國大選年啊，你看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已經開始拿此事件來忽悠選票了。所以事件發生後，才出現這樣一個令人倍感荒唐的趣事：堂堂的美國之音竟然要通過中國的一位自由派人士來確認真假，而無法從他們民選的政府得到任何信息。而美聯社卻竟然隻能通過私人關係得到消息，但正式報道卻又不得不說是“沒有從美國駐華使館處得到證實”，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中國還是要反躬自身。首先，我們應該明白，在全球化時代，在中國已經崛起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今天，中國發生的任何事件都已經具備全球性的影響力。哪怕它發生在最閉塞、最落後、最不為人知的地方。如果地方官員還以為某件事隻是他們自己的事，哪可就太落伍了。前村長錢雲會事件、烏坎村事件，都是發生在最基層的單位，但瞬間都會成為全球聚焦的熱點。中國再小的人物（如這位村民），也都有可能令中美這世界兩強衝突或者不得不分心解決。
其次，中國正處於社會轉型期，正麵臨“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處理各種社會矛盾，避免將內部矛盾上升為敵我矛盾應是各級政府首要考慮的問題。古代追求愛民如子，現代社會要求在法律的基礎上平等對待百姓----怎樣對待自己的百姓已成為衡量一個製度優劣的標準之一。這種轉變----從理念到現實----顯然還需要相當漫長的時間。從海外看來，一個村民，竟然能夠成為西方利用的籌碼，成為西方抹黑中國的素材，實在是非常不值得。從這個角度講，地方官員不僅缺乏法律意識，未能在法律的框架下解決問題（且不說對之判刑是否正確，過程是否尊重律師的權宜，既然服刑完畢為何還要限製其自由？），更缺乏國際視野，實是難辭其咎。所以如果說此事件還有積極意義的話，就在於官員要反思，再密的網也有疏漏，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還在於與時俱進的改變方式。
當然中央同樣需要反思。事件之初，中央應該不知情或者不掌握完整的信息，等到事情升級到國際層麵，已無法亡羊補牢。顯然，在給予地方發展自主權的同時，如何使之不濫用權力同樣是新一代領導人的重大課題。特別是在西方的製度模式不適合中國已有共識的情況下，如何走出一條中國的道路迫在眉睫。或許重慶和臨沂都是切入的契機。
這位村民的事件和中國的國策計劃生育有關。在一個有著根深蒂固重男輕女、多子多福傳統的國度，推行計劃生育之難可想而知。在許多情況下，一些強製和非人道的行為發生難以避免（比如強行對育齡婦女進行絕育手術、對生二胎的孕婦強行墮胎、引產，甚至抓捕親屬、逼迫家人交納巨額罰金）。這就是兩害取其輕的道理，中國假如不進行計劃生育，現在的人口數量將會達到18億，將出現糧食儲備不足的危機，社會將麵臨饑餓與動蕩的危險，事實上盡管中國對計劃生育采取一票否決，但事實上仍然漏洞很多。1998年長江大水，一位名叫江珊的小女孩被救，其父母不到40歲就已經生育了五個孩子。而臨沂，是一個有著一千多萬人口的地級市，名列山東之首，而且長期是經濟欠發達地區，人類的生育規律表明，越是貧窮地區生育率越高，由此臨沂市計生壓力可想而知。在這個背景下，出現更多的極端事件可以想象。其實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理解，否則會有無數個江姍式家庭出現。或許正是由於事涉計劃生育的國策，才使得此事件長期得不到解決。畢竟這可能在全國都不同程度存在的現象，處理稍有不慎，就極有可能撼動此國策。而計劃生育失敗的後果，看看印度就會明白。1966年，印度還隻有5億人，盡管印度算的上是世界第一個搞計劃生育的國家，但由於百姓擁有選票並用選票懲罰主張計劃生育的政黨而失敗，如今印度人口漲到12億人。也難怪耶魯大學教授保羅·肯尼迪評價道：“中國和印度人口減少一半才有可能成為強國。”w
事實上，人類曆史上對於人口的龐大壓力也並無良策。被稱為《人口論》（被視為政治經濟學的經典之作）奠基人的馬爾薩斯，其提出的解決之道就是戰爭、瘟疫、饑荒、罪惡（殺嬰，謀殺，節育和同性戀）。相對於這位西方人，中國今天的做法實是盡可能的付出低人權成本了。而且中央政府也一向對此等做法表示反對，國家計生委也對這位村民反映的情況進行調查。當然，正如習近平訪美時所說的，人權沒有最好，隻有更好。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進一步改善人權是必由之路。僅就計劃生育而言，今天的中國與三十多年前剛實行計劃生育時的中國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盡管在許多人看來，這還遠遠不夠。
其實這位村民在關注計劃生育之前的所有維權行動都取得了成功而且也得到當地政府的讚許，如外地盲人在北京免費乘地鐵（2003年）、殘疾人依法減免稅收（1996年），為此2003年還獲選臨沂“2003年度十大新聞人物”。這也顯示了計劃生育的複雜和敏感。事實上，包括西方在內的國際社會對中國計劃生育中出現的問題已持相當的默許或理解態度。這種態度和立場也體現在這位村民身上：西方隻關注這位村民的命運而完全忽視這位村民關注的計劃生育問題。
這位村民的事件對今天的中國還有一個影響，即可能起到平衡已經失衡的左右力量對比的作用。在重慶風雲之前，中國社會的左右相持處於某種平衡狀態，但隨著王立軍進入美國領事館，左派遭到重創，右派則是一片叫好之聲。但現在右派不得不對這位村民力挺----他們無法保持沉默，否則將失去在右派陣營的影響力和公信力（香港媒體人北風就聲稱公共知識分子有責任就此事發出自己的聲音，是為了挽救自己，挽救這個社會，挽救這個國家），但這又會反過來招致主流派的遏製。其實今日中共領導核心集體早已超越路線和派係，大局共識壓倒一切。誰影響到大局，誰就必然會被整肅。這裏，還要談一下自由派的雙麵立場。每當他們要聲援一位沒有自由的反體製人士時，都會聲稱援助他就是援助你自己。可是當仍然有人大代表身份的體製內人士（如現在的薄熙來）失去自由時，他們或者保持沉默，或者予以支持。顯然在他們眼裏，每一個公民並不是平等的，是完全按立場劃線的。這又和他們反對的對象有何區別呢？“如果中國的自由派與一切左派有什麽共識的話，那就是他們對人權言行不一的解讀沒有分歧”。（此為仿政治學學者劉軍寧之句：“如果中國的自由派與一切左派有什麽共識的話，那就是他們對世界上什麽地方最安全，沒有分歧”。）
當然我不相信這起事件是西方的陰謀，因為這一次顯然不符合西方的利益：從美國如此封鎖消息來看，它和中國一樣視為燙手山芋。對美國來說，此事件長期拖下去才更符合它的利益，可以隔三差五拿出來和中國討價還價，還可做一下人權秀，騙騙選票。但這位村民的做法不僅令此事件必須有個了斷（隻歎這種了斷方式代價太高，真的希望中國的官員不要再犯這樣低級的錯誤，兩年間就竟然找不出解決之道，終釀成國際事件），還把美國卷入其中，令其處於是為了他國人權付出自己利益還是為了自己利益放棄人權理念的艱難境地。
臨沂的發展和出現的問題其實也是今天中國的寫照。成績固然不能掩蓋問題，但問題同樣也無法否定中國整體上的進步。一個村民代表不了臨沂，一千多萬個百姓的口碑才能代表臨沂。十幾個所謂異議人士代表不了中國，十三億百姓的心聲才代表中國。我們不妨想想烏坎事件，百姓高舉的橫幅是“擁護共產黨”（隻可惜這樣的鏡頭在西方的媒體上是永遠被隱藏）。他們麵臨這樣的不公不義時，仍然沒有改變對執政黨的信任，這才是真正的中國民意。
